第20节

深刻，就是我们毛主席始终支持群众中的新生事物，红卫兵也是毛主席首先发现给予支持。全国第一张马列主义的大字报也是毛主席亲自批准全国广播，点起文化大革命的熊熊大火，从那以后毛主席还支持很多。

从上海来说，在革命的关键时刻，都是他老人家支持的，如 " 告上海全市人民书 " ，一月九日 " 紧急通告 " ，文汇报、解放日报的夺权，直至最近（ 3 月 6 日）文汇报的反对风头主义的社论也是毛主席批准在人民日报以显要的地位刊载！大家返校闹革命会遇到许多问题，大家还要敢于革命，加强无产阶级的革命性、科学性和组织纪律性，要敢于提出革命的倡议，要敢于把运动推向前进。因为世界是决不会停止的，世界是充满矛盾的世界，事物就是在矛盾中发展的，因此同时我们还应该积极支持群众的革命首创精神。我们的革命要发展，只有依靠毛主席思想掌握群众，所以第三个愿望就是希望大家继续发扬敢于革命、善于革命的革命首创精神，树立我们无产阶级的权威。无产阶级的权威就是把千百万群众的意志集中起来。红卫兵的发展就是如此，从学校发展到社会，从一个城市发展到全国。现在大家杀回去是去闹革命，不是别的，这说明我们的文化大革命又到了一个新的阶段，关键的时刻，大家杀回去就是要把你们的革命基地建立好，真正做到毛主席说的资产阶级统治我们学校的再也没有了，那时大家还可以杀出来，只有这样我们才能对革命作出更大的贡献。

张春桥：我补充一点，现在大家回去很好，上一次在革命委员会的常委会上我讲过：最近红卫兵的劲头好似没有过去大了，有的还觉得灰溜溜，这不行。要杀回学校好好整顿再杀出来！我说的是大家现在杀回去好好整顿一下思想、整顿一下组织，将来士气更大，人数更多，还可以选择一个适当的时机杀出来，而且一定要高水平。因此，我的话是鼓励大家杀回去的，回到学校去。想不到同学的劲头很高，听到以后第二天就上南京路破四旧，把小脚管给剪了，人家有意见的跟他辩论，大概他辩论输了，问他谁叫剪的，这个学生说是张春桥叫我剪的！（大笑），我怎么会叫剪呢？现在谣言很多，我也无须辟谣。有些学校根本还没有建立一个权威的组织，怎么能杀出来？现在还是回去好好整顿，将来出去是不是我们再商量一下。其实，我们是早有建议和打算，是不是能在五月一日开一个 " 工人代表大会 " ， " 五四 " 召开 " 红卫兵代表会 " ，红五月嘛开门红，不过最近工作忙，也没有很好地搞，总的困难是不少的。刊载于《中央首长讲话》（ 3 ），北京玻璃总厂红卫兵联络站编， 1967 年 4 月。 43) 张春桥在上海市革命造反派整风大会上的讲话

张春桥 1967.03.26刚才姚文元同志已经做了系统的讲话，他的讲话我们两个是商量过的，他的讲话写了稿子，这个稿子我们两个共同修改了五次，那么我今天就没有准备稿子啦，因为说好了，他的讲话算我们两个的。刚才在这儿坐着嘛，条子很多，还提了一些问题，我想还需要补充一点。从刚才姚文元同志讲话中间，同志们可以看到我们上海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中间存在着不少问题。那么出现这些问题，我们是有责任的，首先当然我有责任。因为有些事情政治思想工作我们抓得不紧，不深入，工作不深入，有些情况不大了解，或了解不准确，有些问题，我们感觉到了，但是，是在小范围谈的，找了很多人谈过话，开了会，但是因为我们的话没有直接和全市的无产阶级的革命派的同志们一块商量，一块谈，有些话传来传去，就不晓得传成什么样子啦！有的就传得就是完全相反啦！有的是我们根本没有讲过的话。我今天在这里没有办法一一地来讲，也不需要讲，总而言之我们有责任，这一方面的事情没有做好。就是我们话讲了，或者我们的意见还对，那也不一定就能解决问题。因为有许多事是阶级斗争的规律，这个是不以人们的意志为转移的。

有一些人我帮他很多了，一再谈一再谈，但是无效，包括陈丕显、曹荻秋这些人，那我们谈过很多次话，毫无效果。我们革命派的同志们也有一些这样的情况。我们发表的这一些意见，包括姚文元同志讲的，有一些意见可能是正确的，也有一些意见可能不完全妥当，也可能是错误的，同志们可以同意，也可以不同意。为什么要说这个话呢？因为是整风嘛，整风就要敞开思想，把各种不同的意见都说出来，对我们的意见不同意，也可以提出批评，我们欢迎这种批评。我们两个人还有个共同的希望，我们还比较希望尖锐的批评，因为模棱两可的话，我们平常不大说，我们批评人也批评是尖锐的，我们也希望别人对我们如果是批评的话也是尖锐的。我们每天收到很多信，一天几百封信，从来信中间给我们提了很多很好的意见，也提了各种问题，我们当然不可能都答复，对我们都很有帮助。有的同志要求我们谈话，这个愿望我们到现在实在是无法满足，我们希望同志们不管给我们写信也好，或者谈也好，对我们可以提意见，也可以批评，这是同志之间的批评是正常的，这个不会混淆起来，就是不要在上海造成这样一种空气，好象张春桥和姚文元是不能批评的，那就糟糕啦！

批评我们，决不等于炮打中央文革，也决不等于炮打上海市革命委员会，炮打中央文革，炮打上海市革命委员会和善意的批评是两事。在批评中间，毛主席所讲的，有两种，一种是敌对的，一种是人民内部的。这个人民群众也可以分得开，我们可以分得开，对同志的批评我们欢迎，对敌人的攻击，那我们当然有对付的方法。这是我想首先说的。第二想说一下整风。我们发表的意见仅仅是我们的观察，我们的这些意见对不对，观察的正确不正确，刚才讲了。我们整风的时候，首先主要的是要靠学习毛主席著作，以毛主席著作为主要的学习文件。我们的讲话，只能作为辅助的，不是有的地方说吗，我们是市长，有毛泽东的思想作为武器来学一学，错误的思想，我们说得对不对，那还要同志们来判断。同志们自己也是要学习毛主席著作为主，以毛主席著作为主。姚文元同志讲话里已说了，有一个风气很不好，有些人是靠马路新闻过日子的，听到个风声，看到街上有张大字报，或者是北京传来的什么××首长讲话，他们也写。这个是不妥当的，要上当的。我们有我们的经验，中央同志讲话，好多大字报，我们都看过了，一看就知道，有的记录和原意根本不对头，不能靠那个。

我们在这儿，在这一点上，我们可能对同志们有所帮助，我们能够比较准确的知道中央的意见，我们一定给同志们讲，但这个也要区别开，那一些是毛主席的意见，那一些是我们的意见，这还是要区别开。至于大家在整风里边学习，还是主要学习毛主席著作。我说有的同志要我讲的需要补充的问题，大概是这样一些问题，一个是有的同志要我讲讲形势，因为说是最近比较闭塞。这些马路新闻少了，街上大字报也少了。北京的同学又大部分回去了，消息不灵通了。我们现在形势究意好不好。我们说形势是大好的，我们看形势的时候，就应该遵照毛主席历来的教导，要看清什么是主流，什么是支流。因为现在当然还有一种逆流，逆流也是一种支流吧，我们要看全国的形势，看全世界的形势，世界形势现在第一个大形势就是中国的文化大革命。中国的文化大革命不只是决定今天的世界的形势，而且是决定全世界在今后多少年的形势，究竟向什么方向发展。

那我们现在全国的文化大革命的形势，总的来看都是很好的，好不好，要看比较，我们可以和一年前比较一下，不要再和一年多了，因为昨天我们突然想到了，这个月的 29 号，再过三天，就是毛主席提出 " 打倒阎王解放小鬼 " 这个口号的一天，现在正是一周年，去年这个时候，主席到了上海（……）杨尚昆那时候住在上海，陆定一是三月八号还在上海，去年三月八号在这里，在我们上海的，彭真是二月在上海的，那时还是这些阎王飞来飞去很活跃的时候，是这么一个形势，全国那时在干什么呢？还是在贯彻执行彭真二月提纲，就是五人小组汇报提纲，一个修正主义的提纲，彭真的盖子还没有揭开，是这样一个形势。也就是去年的三月底，这个时候，毛主席就提出了要打倒阎王，解放小鬼，阎王，那时具体指的彭真，陆定一，小鬼是指的革命的青年，那时还是讲学校，文化界，因为那时文化大革命还是在准备阶段，是这样一个情况。那天主席所提出的任务，现在回过头来看，经过这一年，那天毛主席提出来要解散中宣部，中宣部已经解散了，陆定一的中宣部已经解散了，陶铸的中宣部已解散了，已经换了两个了。

要解散北京市委还有个解散那个时候的文化小组，五人小组，这三个任务都解决了，只有一个现在还没有解决，就是要把国家机关精简，他给我们谈话，但是集中起来就是那么几句话：打倒阎王，解放小鬼，解散五人小组，解散中宣部，解散北京市委、精简机构。同志们想一想啊，这一年变化多大啊，不但是彭真、陆定一，这些人打倒了，再向下发展嘛，把刘、邓的问题也揭开了，文化大革命发展到今天，全国全面的阶级斗争，发展到一月革命，开始了夺权，现在凡是夺了权的，而且经中央批准的，就是报上登的几个：上海、山西、贵州、黑龙江、山东，这都是中央已经批准了的，这些地方夺权以后的形势，虽然斗争很激烈，但都能够站得住了，山西的形势大概是这样；所有的专署地委级和市委级，比如大同市，阳泉市这些地方都夺下来了，县绝大部分夺下来了，还没有完全夺下来，贵州现在是这样，贵阳那里很好嘛，当然专署还没有完全夺下来，有些县没有夺下来，整个的形势有斗争，不要想没有斗争了，斗争都存在，但是形势都很好，别的地方也是这样，我们上海的形势同志们都看得到的，无产阶级革命派的力量在大发展，比一月革命的时候，我们的力量是强大了呢，还是减弱了呢？

当然比一月革命的时候，上海的形势好得多了嘛，有一个同学写信给我，他到外地去，到另一个地方去，他说到了别的地方，那个地方还是没有夺权的地方，就感觉到在上海是无产阶级革命派的天下，在这里过得挺舒服的，一天心情很愉快，到了另一个地方心情就感觉到不同了。我们希望我们上海永远是这样，一直是无产阶级革命派的天下，每一个跟着毛主席走的人，在上海都能心情很舒畅，过得很愉快。当然我们愉快总有人不愉快嘛，你说上海一千万人都愉快啊，那就糟糕了，一定有人不愉快的。陈丕显现在愉快嘛？当然不愉快，曹荻秋也不能愉快。还有一些人，他们总是不舒服的，有舒服的人，如果他们愉快了，那我们大概今天这个会就开不成了，那就是说在座的如果你要坚持革命的话，那大概就要打成反革命。这是已经夺了权的，夺了权得到中央同意的，这些单位都是形势很好的，还有一些呢，是条件逐渐成熟，夺权的条件逐渐成熟，或者过去夺了权，夺得不太好，有各式各样的情况，或者还没有实行三结合，是单方面夺权，是一部分单位夺权，有的地方没有夺权，现在条件逐渐成熟了，同志们从报纸上可以看见北京的条件，那就逐渐成熟了嘛。

北京大家可看到嘛，只要你把报纸仔细看一下，就可以看出来了，他们三结合的条件已经在报纸上可以看出来了，只是哪一天成立革命委员会了，因为革命领导干部的名单，后面已经有好几个了：吴德、刘建勋、高阳文、丁国珏，还有什么李清泉，市委书记处已经有五个人站出来了，因为他这个书记处跟上海书记处不一样，他是叫作北京新市委，北京新市委就是把彭真的市委推翻了，成立的新市委，新市委又犯了错误，是这样一个情况。他的军队的名单也已经有了，群众团体嘛。现在红代会了，工代会开了，贫下中农代表会也开了，主要的群众组织已经选派了代表参加市委革命委员会。所以他们的临时权力机构条件也比较成熟了。据我们知道天津的条件也比较成熟了，所以条件成熟的单位逐渐地增加，当然也有比较多的曲折的地方困难更大的地方，譬如我们最近的江浙两省现有条件都不成熟，所以全国发展是不平衡的，但是，大的方面来看都是好的，革命形势这样，生产的形势呢？也是好的，但我们比较担心的是究竟今年怎么样？

我们现在看呢，全国的生产形势根据我们从各方面看到的材料总的方面很好，譬如最使得人担心的煤矿的产量下降，因为那一阵经济风刮得好多煤矿大批工人都不在井下，都上来了，上来了到处串联，那个煤炭生产就受了影响，从一月份开始下降二月份继续下降，那几天我们是相当担心，因为上海咱们这个地方又不出煤又不出铁，如果要是煤不来呀上海的威胁就大了。从最近得到的材料都开始好转，三月下半月以后譬如说山西大同煤矿就同我们上海关系很大，因为他是全国最大煤矿之一！阳泉煤矿从夺权以后产量就回升了，所以一切问题还是革命问题还是政权问题，权不在无产阶级革命派手里，在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手里，那你就没有办法，那个产量非要下降不可，这样一夺权，条件成熟了夺权生产就恢复，所以千万不要听那个话，好象生产下降是文化大革命搞的，恰恰相反，产量的下降证明必须搞文化大革命，是那些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搞的，这个责任落不到我们身上。我们上海的局面，谁要陈丕显、曹荻秋他们继续管下去呀，如果我们一月不发生夺权，那现在上海是什么样子？所以这个经济形势开始好转这是和革命形势的发展直接联系着的，这是主流方面。

我们看到主流是这一方面，但是有逆流，有支流，支流就是说我们无产阶级革命派内部有问题，随着斗争的发展，这个小团体主义，个人主义，无政府主义这些东西发展，但这一个也是我们无产阶级革命派的支流，这也不是我们无产阶级革命派的主流，谁如果夸大了这一方面的情况来整我们，那就证明他立场错了。主流方面还是好的，这是讲我们无产阶级革命派，在另外一方面我们的对立面资产阶级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他们呢？他们当然是不甘心下台的，同志们大概注意到了为什么周恩来同志在北京职工代表会议讲话里提出了那么几个绝对不许呢？周恩来同志说阶级斗争还在十分尖锐复杂的情况下进行着，我们希望亲爱的职工同志们一定要提高革命的警惕，要实行革命的大联合，坚持革命的 " 三结合 " 的方针，坚决打退资本主义反革命的复辟逆流，下面就讲了四个绝不许，绝不许党内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复辟，绝不许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反扑，绝不许四清运动中那些下了台的分子反攻倒算，绝不许地、富、反、坏、右和其他剥削阶级的反动分子乱说乱动，我们要坚决地把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进行到底。

周恩来同志的讲话当然是有根据的，因为确实斗争还是非常激烈、非常尖锐，因为这一场斗争是生死斗争，这究竟是无产阶级在中国胜利，还是资产阶级在中国胜利？究竟是社会主义道路胜利，还是资本主义道路胜利？究竟是以毛主席为代表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胜利，还是以刘少奇邓小平为代表的资产阶级反动路线胜利？这是关系着中国的命运、关系世界命运的问题，两个阶级都是下了决心的，我们下了决心，以毛主席为代表，代表我们全国的无产阶级革命派，代表全国的革命的群众下了这个决心，一定要把这一仗打胜，一定要战胜资产阶级。资产阶级呢？他们难道说甘心失败吗？甘心退出历史舞台吗？当然也不是，不会，决不会！刘邓没有死心，象陶铸那样的人也没有死心，那也还有群众面前没有充分暴露的人，因为资产阶级他总要找出代表人物，他们会起来搞复辟搞反扑，他们不投降，那么就用各种办法来搞复辟搞反扑，就是说有的地方打算利用大联合还可以搞复辟么，在大联合中间把领导权拿过去，名义上还在无产阶级革命派或者是造反派，实际上变了。

没有经过批判斗争，没有经过检讨，群众也根本没通过，那里或者全同群众接受，这里要有一个三结合，这当然是少数的，也有的地方，利用无产阶级革命派整风，或者利用无产阶级革命派在工作里面犯了错误，就大整，抓人抓得很多，随便地宣布一个组织是反革命，这实际上是搞了白色恐怖，这样的情况下边，是姚文元同志刚才讲的话，要我们时刻警惕，是需要警惕，因为上海的形势特别好，我们就应该警惕。我们要关心国家大事，刚才姚文元同志讲了，不要只是关心一个小团体，也不要关心一个厂，要关心我们全市的工作，我们要关心整个国家的命运。我们应该有这个决心看到上海的革命派肩上的担子很重，上海的同志我们对全国人民对党中央对毛主席我们是有义务的，不能推卸的义务，一定要把上海搞好，我们现在的局面决不允许什么人来破坏，一定这个地方是无产阶级革命派的天下，什么反扑什么复辟在这个地方不能得逞。

不但是这样，我们也可以下这样的决心，现在当然中央已经通知了停止大串联，各地方夺权嘛，我们也相信各个地方的革命派他们虽然遇到了困难，我们相信他们有力量能够转变这种局面，如果需要的话，我们上海的无产阶级革命派经过整风更加强大了，只要党中央毛主席要我们支持那个地方，我们立刻可以去。当然现在没有这个要求，要有这样的决心，要把上海搞好，我们一月革命搞得早么！而且毛主席给了我们那样多的支持，我们还不应该搞好！全国的产业工人，数量最大的最集中的是在上海，我们上海的工人阶级难道不能够担负起这样的责任来吗？应该和可以的，我们过去做的工作有成绩，现在我们应该做得更有成绩，现在全国的革命和生产形势都是好的，但是有逆流，有人在那里想复辟，这也是我们预料中的事，你要革命，革命就有反革命，你要夺权就有反夺权，这才合乎辩证法，这没有什么奇怪，包括在上海我们都欢迎有些人出来要夺权就夺权，要打倒上海市革命委员会，你就打倒好了！有些赤卫队的头头，改头换面搞组织，我说你有胆量最好是不要改头换面，你把旗子拿出来，戴着袖章出来。（鼓掌）我们进行光明磊落的正义斗争。

你把你的胆量拿出来，到全市人民面前辩论，电视台可以让你发表电视演说。（鼓掌）陈丕显不是也是讲话了，为什么不可以给你：可以！我们相信上海的革命群众，会懂得如何答复你们的。我们上海一月革命以来，工作太顺利了！曲折太少了，这个不过瘾。（鼓掌）你们如果出来给大家一个机会，让我们战士多打几仗，使得我们锻炼得更强一点，我们非常感谢（鼓掌）。曲折只能锻炼我们，有复辟活动只能使得我们反对复辟的斗争搞得更彻底。使上海的革命更彻底，使得上海的资产阶级消灭得更干净一些！（鼓掌）这就是形势。再讲一个问题，就是刚才姚文元同志讲了，坚持革命的大方向，革命的大联合，革命的三结合，发表一点意见，同时答复几个问题。我们的任务很重的，我们不仅要对上海人民应当担负责任，我们要对全国人民全世界人民担负责任。不管担子多么重，我们决心下了一定要担负起来。那么靠什么呢？

靠群众，靠上海的几百万革命群众，进一步组织起来，实行大联合，我们由于有一小部分同志，好同志，但是这一个时期，的确里边风头主义，小团体主义，资产阶级思想多了，眼界就狭窄了，看不到我们的任务是多么重，看不到我们对全国全世界的责任，看不到我们还有敌人，有人还要搞复辟，不想这些事了，而结果死想着自己的小团体，那就忘记了我们今天的任务这么重我们靠什么人呢？我们的革命队伍究竟是多一点好呢，还是少一点好呢？参加革命的人多一点好呢，还是少一点好呢？我们究竟是要组织一个浩浩荡荡的大军，还是就这么几个小团体，这些事情想没想到？因为想的这些东西少了，有时候而不是讲任何时候，有的时候在处理有些问题的时候就迷失了方向，就不去担心大方向，有认为大方向搞错了，那个事情就是一个好同志也苦恼得很！我们现在还不是讲那些坏人，这样迷失了方向实在是非常痛苦的事，一切都颠倒了，方向一搞错，一切事情就颠倒了。我这个坐火车到北京，几十年前第一次到北京就迷失了方向，一到浦口我的方向全部错了，明明要上海到北京去，一过浦口铁路向北走吗！

我总觉得向南走，从北京回来的时候，一到天津我就迷失方向，就东西颠倒过来了，南北全部错了，心里知道那里南那里北，你的感觉就不对！这都颠倒了，东西南北都弄错了，这不是坐火车，不管你迷失方向不迷失方向车子总把你带回上海来，革命就不是这样了，同志，革命坐在车子上，那个车子要转变的，要摔下来的，而且会把自己的同志当敌人打，把敌人当同志看。把资产阶级思想当作无产阶级思想。把无产阶级思想当作资产阶级思想，那就是否全弄颠倒，那就糟糕了，刚才听了念了几个信，都是宣传停止内战的，这个单位实在是内战就是不停，而双方争论得有的看不出来，原则分歧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