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12节

点，今年四月又要接见，如果又恢复接见，又会碰到问题，这是最初的想法。后来想不仅如此，真正的红卫兵站队要象样，最近这半年也懒散了，睡觉、吃饭也不规则，有些人由于工作需要天亮才睡，当然这不是主要的，但有的人就是懒散。我们讨论时，不仅军事训练，也要政治训练，红卫兵正处于初期，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半年，红卫兵八月才成立。红卫兵很勇敢、很革命，不愧为毛主席的红小兵，这是全世界公认的，但因初期，故有思想问题、作风问题。中央考虑就要政治上训练。

现在有条件了。以前看不懂的，现在能看懂了，除了 " 老三篇 " 和语录外，读一读古田会议、三大纪律八项注意、《学习和时局》，左派队伍中出现的问题与古田会议差不多，对红卫兵也完全适合。上海各红卫兵组织间，一个组织内部，查一查古田会议决议差不多都有，有的只是稍变形式，有的连形式都一样。伯达同志讲 " 老三篇 " 讨论时，主席讲，大学生对马列主义基本的要读一读，如《共产党宣言》、《国家与革命》……这是必要的。经过这一段，学习一下，总结经验，把学习主席著作与总结结合起来，时间又不能长，又要总结经验，最初北京的不同意，特别是中学生不同意。因为中学生最近才回去，认为对两条路线斗争有妨碍，这个大概讨论了一个月，开一次座谈会不同意一次。最近形势变了，北京在一周内就变了，抓西城纠察队，许多保守的也解散了，如清华好多左派组织合成了一个井冈山，在新形势下，感到要军训了，组织之间问题不怎的……清华只余下了井冈山，地院只剩下《东方红》，北航成立了革命造反委员会，先在这些左派占优势的学校搞军训。我与姚文元商量一下，能否回去一部分，学习一下，因为全国都要准备推广。

这个问题就这样，因为我们不能代替总部，我们可以向北京问一下。从我们两人在这里的意见。希望多留一点。也可能家里人少了，各地方不回来也不行。学完后也准备下厂下乡。（有人问起中日青年友好大联欢）联欢他（指日本政府）不发签证吗。准备了一年多了，来以前在加紧筹备，最后不发签证没法来。（有人提出在上海的联络站能否搞军训）因为上海学校没与他们商量过，究竟什么时候搞？你们可以向总部建议。（姚文元插话：可以提一个，也可以提两个。）关于周总理、刘宁一讲话我们没问。根据我们知道，中央准备发一个文件，征求意见稿，他们刚刚起草出来，还没征求中央意见。如果正式稿，准备在《人民日报》发表。《告上海全市人民书》、《紧急通告》，中央发社论、文件，因为全国都有类似问题。（谈到按职业成立组织问题）我们主张按阶级组织队伍，红卫兵是革命青少年组织，应该是坚决捍卫毛主席路线的，无产阶级化的队伍。一九六五年、一九六三年毕业生有各党各派，我们主张按阶级分，不按职业分。美国分裂工人队伍是按职业队伍，十六条提出是组成阶级队伍。（谈到支疆家长造反及回乡支农造反时）方向不对的。要到新疆去。到边疆去，上山下乡这是总的方向。

（谈到市场感到压力很大）这是必然的嘛。（有人插话反映百货商店情况）整个形势，经济问题，《告上海全市人民书》已作了基本分析。这个文件主席看了说：很好，又是一张马列主义大字报。《人民日报》编者按是主席的意思。对《解放日报》、《文汇报》造反很赞成。同学们过去恐怕没碰到，那时来串联谁会想到这一手。冲市委，炮打司令部，特别我们同学没搞过经济工作，我们碰到了，见见世面，我们要很重视，看到这是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新反扑，总的要藐视它，他们是没办法，最后挣扎。过去上海抓生产是举得很高的，过去到过上海的同志对我说，上海十六条只有一条 " 抓革命，促生产 " ，还有一条是 " 要文斗，不要武斗 " ，上次我来处理安亭事件时，最大压力是生产，对工人造反队是最大压力，对我也压力很大，说我拿原则做交易。这些人当时还觉得自己力量最大的，但革命没压下去，他们就连原则也抛弃了。我们没来时接电话听说，赤卫队 " 三停 " ，几万人包围了康平路衡山宾馆，几万人上北京。赤卫队来电报很多的，压中央文革派人来，我们感到这是件大事了。但也预感到赤卫队要垮台了，他搞 " 三停 " 就完全脱离上海人民，几万人上北京，你要不要生产？！

我们就与一些同志打电话赶快把抓革命、促生产旗帜举高高的，过去他们拿来压革命，现在拿来促革命，保卫毛主席路线，现在看来应该这样，把这旗帜树起来，因为这代表了广大群众眼前和长远利益，我们要有精神准备，甚至造成比这更大困难，也不要怕。为什么不要怕呢？应该相信广大工人群众不会去搞破坏，去离开生产岗位，这点要充分相信群众，他们要听主席和中央的，这点无论如何要相信，如他提出这就垮得更快。上海刚解放，问题更严重，现在码头上东西多，没法运，而过去是没东西。我们最关心粮食，第一位的是吃饭，只要上海人民有饭吃，就大胆干，饿肚子也可干，但有饭吃更好。那个钢铁厂停了，这个吓不住我们，停几天，革命照样干，以后再赶上去，当然我们不是提倡停工。但我们来上海感到左派压力大。我们没挣钱，没签字，没停工，压力不是对我们。那一天对《解放日报》也说了，报纸上要表扬一些抓革命、促生产的好事，按工厂十条搞得好的，应该登报，个人、组织、一个单位。因为这些同志在阶级斗争这个关键问题上站在正确一边，应上报。《解放日报》、《文汇报》造反了，没框框了，过去不能上报，现在统统可上报。

签字特别多的，胡开支票的，但是要找局长以上的，厂长、科厂不要，开斗争会斗他，让老工人发言揭发他，甚至让一部分觉悟的赤卫队员来控诉他。刚才讲了战略上、具体工作上要艰苦，自发的工人运动总是要搞经济问题，我们任务是把经济问题提到政治上来，提到两条路线，国家变不变颜色上来，学生与工人结合，把马列主义、毛主席基本观点带去，这是需要知识分子帮助工人，但工人同志接受比知识分子快，他们文化上有限，知识少。这是学生光荣任务。你们下去在一个厂、一个车间看到的要登报，可能发现新的劳模，代替了他们，应宣传这些新的人物。现在只能把力量投入要害部门。先稳定下来，码头已回升了，最低点是万吨，昨天达到六万吨，能把自来水、邮电、公安等部门左派真正动员起来，占了优势， " 三停 " 做不到，然后发动更多的人到工厂去，这样更加广泛结合，我们去不能光谈经济问题，要掌握斗争大方向，要把经济斗争提高到阶级斗争上来看，这斗争有什么严重恶果，在斗争中不断揭露市委，揭发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等稍稳定下来，还要回头打政治仗，现在不能不抓一下生产，但用政治、用思想教育解决，不然被人家牵着鼻子走，就要犯错误。

（大家反映了关于社会青年、下放工人的问题）马陆公社的农民为什么进城，就是宋日昌、宋季文签的字。有的家靠近城市，做些临时工，收入就比农民高，吃饭算那儿就成问题。于是就规定你在城里做工的，收入归公社一部分。签字就说全归个人，公社工业国营，于是农民就进厂，变成农业工人，闹国营农场要求。（有人说这股风刮到农村影响很大）我那天知道有一万，这完全是破坏农村文化革命的。我们要承认我们的工资制有问题。是在进城后形成的，特别上海千差万别，有的是帝国主义工业，里面重体力工人给很低，要害部门工资很高，用这分化工人。这制度对我们也有影响，所谓保留工资，还有封建主义影响，解放后苏修影响，还没有按中国情况。主席一贯主张搞一套适合中国情况自己的，有利于消灭三大差别的制度。讨论了几年始终没解决，这问题到文化革命后期一定要改。否则，也可能因为这犯错误，影响国家前途。同学们说理时要注意，不要一概否定。但也要提到，这工资不仅个人生活问题，而是关系前途问题，是按修正主义道路发展呢，还是按共产主义道路发展？

这是在文化革命中间，在批斗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决定性胜利后才能解决，领导问题解决了，左派占了优势，正确思想占上风，才能解决好。目前不要上敌人当。其中可能有一部分现实要解决的问题，目前先刹住，你们要注意哪些是合理的，现在做起来不难的，不解决就又走向另一极端，这也要注意到，否则就脱离群众了，有的搞得好也可能有利于揭露资产阶级反动路线。总之要与两条路线联系起来。最近我们还没有与基层工人接触，因为与各组织见面还没有完呢！（有人提到公安局两派问题）我刚刚接触到公安局问题，过几天，找他们谈一谈。解放军接管，或分化他们。后想解放军接管不好，不是有个基本原理吗？我们应当相信群众，我们应当相信党，这是两条根本的原理。公安局的同志大都是好同志，否则变成公安同志都不可信，这在任何时间不要动摇。这问题看来要外地帮一下。他们中间总要有人起来坚持毛主席路线的。因彭真、陆定一搞好多年，有问题。但毛主席对这抓得很紧。我们正在交换意见，都交给造反派，任务太重了，如接待站，造反了就出动串联了，后有一批造反派看不下去，眼看每天有许多人找不到地方睡，于是这些造反派找我们，我说搞一个革命的接待站行不行？

搞起来很困难，因为机构都瘫痪了。现在造反不那么简单，一造反，各种压力困难摆在面前，如《文汇报》、《解放日报》也是，给压力很重。我们考虑，有的还是要当权派干，你不是要回到主席路线上？就干嘛，给机会嘛，最近干部要来谈的就多了，他们犯错误，检讨承认给工作做，在工作中看改不改。这样对造反派有利，造反派稍机动一点。公安局问题把抓的人送去了，可以告诉造反派去监督。否则他们自己要造反了，又搞业务，忙不过来。（有人问：可不可以与公安局串联？）这问题没有研究过，原则上不采取串联。（有人提到南京解放军接管公安局）上海军事管制委员会还没有撤，陈毅还是主任，随时可以管制。还是用大民主。西城区纠察队也没什么了不起，一个小指头问题，不要都压在自己身上。那几天北京同学几个司令部都很紧张，说他们要闹大事了，也没什么。一二·九要在天安门开大会，也没有开起来。他拿这个旗帜根本号召不起来，群众不会相信他，但工作上也要重视，要积极做工作，争取群众，他也要相信群众，保爹保妈这谁听，这口号叫不起来的。（关于赤卫队）总部桌子砸烂了，思想没有砸烂，方向没有砸烂，你们的宣言、通令怎么办哪？那些事做错了，要在社会上说清。

我们来是以调查员、通讯员身份来的。一个是来不来？后来说来。来以什么身份？后来考虑以这个身份最好。这样是不是消极了呢？不是的，有些事完全可以商量的，有意见可以找我们，我们有的意见也有错误，我们刚到上海，不要迷信。有些事最好不要问我们，有的，不说一点不好办，说一点又不够，你们最好自由行动，我们也自由。如一月六日会，我们考虑不参加，要参加就要讲话。一些会也不参加，可以东跑西跑，了解情况，大会可以了解情绪。中央也给我们任务，给上海左派组织，包括外地在上海的，给以帮助。因为在北京，不管如何少，也可以一同谈谈，在上海就没有，各组织发生问题也没人帮忙一下。（北航《红旗》驻沪联络站上海工人革大《红旗》一九六七年一月十三日）32) 张春桥在上海市革命造反派座谈会上的讲话

张春桥 1967.01.11中央贺电发出后，影响很大，人们要来上海学习经验，要接待。全国在向上海市学习。中午，中央文革小组通知我，中央四个组织（中共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中央文革小组）署名发一个贺电，送到主席那儿去了，正经主席审查。《人民日报》、《红旗》杂志社论写好了，明天见报。我回电向中央表示感谢，这是中央对我们上海最大的支持，（姚文元：史无前例）以中央四个组织的名义给革命群众组织，而不是给上海市委，这是从来未有的。上海解放时，中央与中央军委发过贺电，再也没有发过贺电。这是对上海市各革命造反组织的最大关怀，最大支持，也是给了我们最大的责任。（召集大家来，讨论一下，我们怎么办）（北航红旗王健良：我们上海各组织给中央四个组织发致敬电。姚文元：给毛主席。）现在形势在回转，回到毛主席革命路线轨道上来，不管码头、工厂、市场都在回转，但不稳定，困难还是不少。（在谈到《紧急通告》上签名问题时）有些名称不妥当，本来想商量一下，来不及了。比如上海有些组织是毛泽东主义的，在北京已改正过来。毛主席不同意这个叫法。我提个意见，你们考虑考虑。（读贺电，从略）我们来上海，身份是中央文革小组的调查员。

四日来以后，开过一些座谈会，还没有在大会上和群众见面，不是怕群众，而是为了争取时间，工作从容一些。调查员顾名思义是作调查的，不是来当保姆的，不是来包办代替的。主要靠我们自己，你们有什么工作最好不要和我们商量。我们没有来以前，你们不是干得很好嘛。上海的情况，我们可以向中央汇报，中央有什么指示可以传达，我们不会对大家保密的。中央肯定了上海市革命造反派的革命经验。在市级党政机关执行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时候，但是革命群众能够按照毛主席的革命路线办事。你们现在把无产阶级专政的命运，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命运，社会主义经济的命运操纵在自己手里。只要把命运掌握在自己手里，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就会进行到底。我们应当相信上海革命工人、农民、学生的力量，上海市很短时间内就把形势扭转过来了。就港务来说，原每日八万吨，六日低潮仅三万多吨，现在回转过来了。把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猖狂进攻打退下去了。我们取得了一点成绩，中央作出了这么大的估价，说是全国的模范，而我们作的还不够。与其说是中央对我们这样高的评价，不如说是中央对我们寄托这样大的希望。我们怎么样作出行动来不辜负中央、主席对我们殷切的希望。

上海革命组织之间有些矛盾，彼此联系不紧，有些事情是不妥当的，如《紧急通告》的署名次序问题，光想争第一位、第二位签名，扬言要封《文汇报》，为了登一个广告，就想封《解放日报》。现在《文汇报》、《解放日报》是新生了，但也不是什么都可以登的。这样就推迟了《文汇报》、《解放日报》的发行。我给上海各个革命组织提出一个问题，究竟是以全局利益为重呢，还是以个人、单位的利益，局部利益为重呢？中央说上海市革命造反派形成了大联合，这是对我们的希望，但是我们这里确实有问题。我们应该在毛泽东思想原则基础上求同存异。上面谈到的事，我原来很吃惊，《文汇报》、《解放日报》的新生，是毛主席肯定了的，是一个伟大的革命事件。毛主席刚刚肯定了的，有什么理由要查封呢，这算什么革命行动呢？老实说，现在有人要查封《文汇报》、《解放日报》，包括《支部生活》的话，受到砸，我们每个革命组织都有权起来保护。砸烂狗头是对敌人，不是对同志。以后要变了，再造反，现在不行。听说小教挨了六发小口径步枪子弹，不要以为我们革命斗争成功了，斗争还会尖锐起来的，要做好准备，斗争有各种形式，敌人一手失败了，还会有另一手的。

我们要互相帮助，互相支持，如果小教挨了砸，我们能都去支援吗？我们不要互相拆台，勾心斗角，争名夺利，我们要想到现在斗争很尖锐，阶级敌人会用任何办法来对付我们的，我们要真正互相帮助，只要是一个革命的组织，革命的人，不要什么命令就要互相帮助支持。这样才能不辜负中央给我们这样高的估价，这样大的希望，才能达到上海市革命组织真正的大联合！希望同志们好好学习中央贺电，学习中央对我们的评价。已经做到的，我们要保持；还没有做到的，就去争取，以实际行动来回答中央对我们的支持。目前，保守派，我一个也不接见。昨天晚上，有二、三十个不速之客翻墙进了我的住处，自称是造反派，大概是保守派。我没接见，我是有准备的，当然不知道赤卫队什么时候会冲进我那里。希望革命造反派能够把言论权、时间安排权给我们，工作会从容一些。上一次来上海，到最后几天，是无法生活了，而且干的也不是我所愿意干的。革命造反派之间，有什么就谈什么。以后有什么问题最好是写信，托《文汇报》、《解放日报》社整理信件，我们去取。上海这几个组织不好单独接见，大会又不解决问题。（姚文元同志感冒了，他不讲了，散会。

）（北航《红旗》驻沪联络站、上海工人革命大学红旗总部一九六七年一月十三日） 33) 张春桥姚文元在上海欢呼中央贺电大会上的讲话

张春桥姚文元 1967.01.12〖上海革命造反派召开 " 欢呼中央贺电、彻底粉碎资产阶级反动路线新反扑大会 " ，张春桥、姚文元分别讲了话。〗张春桥讲话：上海的革命工人、农民、革命的学生，革命知识分子和革命干部同志们、红卫兵小将们、同志们、战友们：我代表中央文化革命小组问大家好。向你们致最热烈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敬礼！同志们：我现在来宣读中共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和中央文化革命小组对上海各个革命造反团体的贺电：（略）同志们，中央文化革命小组派姚文元同志和我到上海来，是来做调查研究工作的，是来学习上海革命造反派的经验的，是来当小学生的。我们非常高兴地参加今天的会，并且我们非常高兴地告诉大家，我们伟大的领袖毛主席的身体非常健康。毛主席的亲密战友林彪同志的身体也非常健康，这是我们全国人民最大的幸福。毛主席对于上海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一向是非常关心的。大家都还记得：这一场文化大革命的序幕，这就是从《海瑞罢官》这个反动戏的批判开始的，而这个正是毛主席亲自发动、亲自在上海揭开的。

上海市委内的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一小撮坚持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家伙，他们贪天之功，好象他们在这一方面还有什么功劳，可以拿来当作抵抗革命的挡箭牌，这是非常可耻的。毛主席同上海的革命人民是心连心的。毛主席不只是非常熟悉上海的情况，甚至于上海革命群众提出来的中心口号毛主席都能够一字不差地背得出来。上海文化革命中间，每当出现了一个新的事物，都是首先得到毛主席的最坚决最热烈的支持。以 " 安亭事件 " 为标志的上海革命工人运动的兴起，是什么人首先来支持的呢？是我们伟大的领袖毛主席。《文汇报》、《解放日报》的革命同志们造了反，夺了权，又是什么人首先出来热烈地赞扬的呢？又是我们的毛主席。上海各个革命组织发表了一月四日的《告上海全市人民书》，这一个文件一传到毛主席那里，他就立刻给予最高的评价。一月九日发表的《紧急通告》又一次受到毛主席的赞扬。这都一再地说明毛主席和上海的人民是心连心的。

毛主席最近，当我们出发以前不多久，给我们说过，他说上海很有希望，学生起来了，工人起来了，机关干部起来了，各方面都起来了，上海搞好了，就会影响华东影响全国，这是毛主席最近讲的，对上海的很高希望，那么今天刚才我宣读的昨天已经向全国广播了的中共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中央文革小组给上海市各革命造反团体的贺电更加集中地体现了毛主席对上海革命人民的关怀，这是我们伟大导师、伟大领袖、伟大统帅、伟大舵手毛主席对上海革命人民最大的希望，最大的鼓舞，最大的支持。这一个贺电也是对于一切反对上海革命人民的家伙们的最沉重的打击，上海是我国无产阶级强大的革命基地，帝国主义反动派，反革命修正主义，他们要想在中国复辟资本主义，就一定要夺取上海这个基地，上海解放以后十七、八年的历史，就是阶级斗争的历史，就是我们全国阶级斗争的一个最主要的组成部分之一。这就是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之间，社会主义道路和资本主义道路之间，以毛主席为代表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和资产阶级反动路线之间斗争的历史。在这个斗争中间，资产阶级一次又一次地捣乱，一次又一次地失败，无产阶级一次又一次地斗争，一次又一次地取得了胜利。

在这一次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中间，上海无产阶级在伟大的毛主席的领导下，在战无不胜的毛泽东思想的光芒万丈的灿烂的光辉照耀下，夺取了一个又一个的新胜利。《告上海全市人民书》和《紧急通告》就是上海的无产阶级高举毛泽东思想伟大红旗的革命宣言，它是我们已经取得的胜利的总结，又是向以陈丕显、曹荻秋为首的上海市委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发动新的进攻，粉碎资产阶级新的反扑，开展全面阶级斗争的前进的号角，是我们夺取新的胜利的进军的号角。资产阶级，他们是不会甘心于失败的，他们还会采取各种手段同我们较量。但是同志们，他们只是一小撮，他们是腐朽的力量，他们是注定要失败的。我们一定要遵循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