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39节

众结合在一块。这样，有的地方就说，老八路又来啦。可见，我们当年还是和群众在一块多一点，进城以后就隔离开了。在这次文化大革命期间，军队做了许多好事情，从最初开始，以林彪同志为代表，就从左的方面介入了。

此外，我还向同志们呼吁一下，要看到文教战线的重要性。对这个问题，我们过去认识不足，那些有问题的，能力不怎么强的干部，都被放到了文教战线上去，还不是说我们包下来的几百万资产阶级知识分子。这样，他们的资产阶级的、封建主义的东西就大量地泛滥。这方面的情况，我们就是不大清楚，也不知道这些东西的厉害。虽然在毛主席的亲自领导下，和他们交过几次锋，但是，都是个别的战役，没有象这一次这样认识深刻。意识形态文教战线这个东西可厉害哪！因为任何一个阶级，无产阶级也好，资产阶级也好，他要夺取政权，总是要先做舆论准备的。这一点，过去我就重视不够，希望军队的负责同志，这一次能真正认真地抓一抓。

这十七年来，文艺方面，也有好的、或者比较好的反映工农兵的作品，但是，大量的是名、洋、古的东西，或者是被歪曲了的工农兵形象。至于教育，那几乎全是他们的那一套，又增加了苏修的一套。所以我们在文学艺术界，培养出一些小“老艺人” ；在教育方面，培养出一些完全脱离工农兵，脱离无产阶级政治和脱离生产的知识分子，比过去还多了。要是没有这次文化大革命，那谁改得了？攻也攻不动啊！

我个人对这个问题的认识过程很长。进城的初期，总理给我安排过几次工作，接触了一些事情。后来，就辞职了。我自己思想上，只是就某一点说，是解决了这个问题的。那时候觉得挺奇怪，那些香港的电影，就是往我们这里塞，我用很大的力量，想推出去。他们却说什么，民族资产阶级，我们得照顾。当时我们确实是孤立的。

在这个思想领域里，就是不能和平共处；一和平共处，他就腐蚀你。大概总理还记得，那时候他们说，制片方针是对着华侨，你们只要不拍反共的电影，那么我们就给你们钱。他就是要钱嘛！那个时候，只认识到他要投资，没有认识到他要来毒化我们。后来推出去了，确确实实地推出去了。中间，有几年我害病，为了恢复健康，医生要我参加一些文化生活，锻炼听觉和视觉。这样，我就比较系统地接触了部分的文学艺术问题。哎呀，觉得这个问题就大呀！就舞台上、银幕上表现出来的东西，大量是资产阶级、封建主义的东西，或者是被歪曲了的工农兵形象，上层建筑是经济基础的反映，它反转过来，是要保护或者破坏经济基础的。如果象那个样子，它就会破坏我们社会主义的经济基础。大概在一九六二年，香港电影，美、英、法、意……等帝国主义国家的电影，修正主义国家的电影，出现了一大堆，那些剧团可是多啊！如京剧，我是一个习惯的欣赏者，但我知道它是衰落了，谁晓得它利用我们这个文化部，弄得全国到处都是，这连福建那个地方，也有十九个京剧团。结果，到处在演帝王将相、才子佳人。我那个家乡山东，我童年的时候，河北梆子叫大戏。近几年我调查的时候，京剧却成了主要的大戏了。

山东有四十五个京剧团，这还不讲黑剧团、业余剧团。上海的越剧也跑向全国了。就出现这样的怪事。但是，我们的工农兵，建立了这样的丰功伟绩，他们不表现。他们也不表现我们的长征、二万五千里的老红军，也不表现抗日战争。那多少英雄啊，他们都不搞。电影也有这个问题。所以我就逐渐地对这个问题有了认识。一九六二年，我同中宣部、文化部的四位正副部长谈话，他们都不听。对于那个“有鬼无害论” ，真正解决战斗的文章，是在上海请柯庆施同志帮助组织的。他是支持我们的。当时在北京，可攻不开啊！批判《海瑞罢官》也是柯庆施同志支持的。张春桥同志、姚文元同志为了这个担了很大的风险啊，还搞了保密。我在革命现代京剧会演以前，作了调查研究，并且参与了艺术实践，感觉到文艺评论也是有问题的。我那儿有一些材料，因为怕主席太累，没有给主席看。有一天，一个同志，把吴晗写的《朱元章传》拿给主席看。我说：别，主席累得很，他不过是要稿费嘛，要名嘛，给他出版，出版以后批评。我还要批评他的《海瑞罢官》哪！当时，主席就驳我说，我就要看，而且还说要保护几个历史学家。后来我才知道这是彭真提出的，他说我把整个历史学界都看成一片黑暗，毫无是处。

这真是委曲了我了。我说我能保留我的意见吗？主席说：你保留意见可以。当时彭真拼命保护吴晗，主席心里是很清楚的，但就是不明说。因为主席允许我保留意见，我才敢于去组织这篇文章，对外保密，保了七、八个月，改了不知多少次。春桥同志每来北京一次，有个反革命分子判断说，一定和批判吴晗有关。那是有点关系，但也是搞戏，听录音带，修改音乐。但是却也在暗中藏着评《海瑞罢官》这篇文章。因为一叫他们知道，他们就要扼杀这篇文章了。

同志们如果知道这些，会气愤的吧。我们这里是无产阶级专政，我们自己搞一篇评论文章，他们都不许。气愤不气愤哪！我们组织的文章在上海登了以后，北京居然可以十九天不登。后来主席生了气，说出小册子。小册子出来，北京也不给发行。当时我觉得，才怪呢，一个吴晗完全可以拿出来批嘛，有什么关系！噢，后来总理对我说，才知道，一个吴晗挖出来以后就是一堆啊！可见其难啊！人家抓住这个文教系统不放，就是专我们的政。将军们不要以为这是文教系统，我们不管他们就管。我们真管，他们还会千方百计地想管。所以我们要抓，真正的抓。如果你们都抓，那就不会出现这个局面了。当然，物极必反，所以就出现了这次文化大革命，那帮人才阳奉阴违哪 ！两面三刀地尽整人啊。一个戏，主席要改成以武装斗争为主，他就是不肯。为了这个，就要斗很久啊。试问，中国革命如果没有武装斗争，能成功吗？我们现在能够坐到这儿来开会吗？我觉得那是不能设想的。在这一方面，同志们的感受大概比我还要深刻。所以，这个文教战线，今后得要很好地抓，抓在我们自己手上。要大胆地选用革命小将。你看，要是没有他们，怎能搞出那个叛徒集团来啊？有六十几个人。他们都占了重要的领导岗位。小将们的这个功勋可大啦！

主席还健在，有些人就可以不听主席的话。在上海的时候，华东局、上海市委里头，可微妙哪 。主席的话不听，我的话更不听，但是一个什么人的话，简直捧得象圣经一样的。当时我觉得这是一种奇怪的事情，现在想来，这也不奇怪。有一位旧市委领导人过去是个红小鬼，居然会变化到这样，这我完全没有想象到。上一次开会时，我是全心全意希望他抓工作的，这一点，叶群同志可以证明，伯达同志也知道，春桥和文元同志也知道。可是他死不回头。另一个是个叛徒，变节自首分子，被搞出来了。本来写评《海瑞罢官》、评“三家村”这样的文章，是姚文元同志（还有他组织的写作班子）写的嘛，有些人却贪天之功，说是他们搞的。

我想，我略微讲这么一点我的认识过程，使大家可以对文教这方面，看出一点苗头。我要着重地向同志们呼吁，除了抓党、政、军和经济之外，这个“文也得要认真抓。当然要做调查研究，还要有一番刻苦的学习。因为各行各业，都有各自规律、特点。但是，这也不是难事，只要无产阶级的政治挂帅了，那末堡垒总是可以攻克的。几个堡垒已经都攻克了嘛。一个京剧，一个全世界都认为了不起的芭蕾舞，还有个交响乐，全都初步地攻克了嘛，没有什么难事。这对全世界都是有影响的。资产阶级是垂死的阶级，它表现现代生活，赤裸裸地用腐朽的堕落的东西来麻痹人民，腐蚀人民。倒是修正主义搞一点伪装，很使人讨厌。但是这几年，它也是赤裸裸的了，不再搞什么遮羞布，而是赤膊上阵了。我想，谈我的这个认识过程和实践过程，对同志们今后大力抓文教系统，能不能有一点帮助？

大、中学校都要改革教学制度、教学内容，都要搞斗、批、改，这个任务是很艰巨的，目前我们在这方面还没有什么经验。文学艺术也得要改造。我在一九六四年，曾经对文艺界的一些人说过，你们吃了农民的饭，穿着工人织的布，住着工人盖的房子，人民解放军警卫着国防前线，你们不表现工农兵，你们艺术家的良心何在啊！电影《南征北战》，我抓过。粟裕同志，那个时候，我记得跟你交涉过，关于服装应该怎么样。陈老总，你还记得吗？那个戏虽然有缺点，但是基本上还是个好戏。那个戏，是我具体抓的，是你组织创作的，还改过。忘啦？（陈毅同志：记得。）噢，还记得。

最后，我想简单讲一点教育子女的问题。对子女，不要看作是自己的私有财产。要把他们看作是人民的财富，人民的后代。如果对自己的子女就宝贝得上天，对人家的子女，劳动人民的子女，就不在眼下，这是不对的。但这只是一部分如此，而不是大部。大多数同志是能够正确地对待自己的子女的。如陈士榘同志，就能大义灭亲。当然也不是将孩子又怎么样，而是管起他来，让他学习学习，好好想一想，受受教育。陈士榘同志，你那孩子管起来没有？（陈士榘同志：管起来了。）在这个问题上，有个别同志，少数同志，太过分了。这也就是那个“长安君”的问题。这个“重器”是什么？位尊而无功，俸厚而无劳，而挟重器多也”。他们的“重器”是什么？自行车、照像机、收音机，有的还坐小汽车，最重要的还是他父母的级别。有的人认为，这是爱儿女，实际上是害了他们。要把我们自己的子女，教育成一个真正的革命接班人，是不太容易的。因为，一方面是我们自己的教育，另一方面有社会的影响。我们家的子女也不是那么高明的，他们虽然都到大厨房吃饭，可是他们还是觉得自己了不起，总还是有社会影响的。我们要很严格地教育他们，如果抓得紧，将来他们可能会好一些。

社会影响这一面，就拿我们的一个孩子来说，她在小学的时候，她说，我们有个教员讲，有一本什么《顿顿的静河》。误人子弟呵，是《静静的顿河》 。我说，你是不是要看这部书啊，她说“是呀，妈妈” 。我说这部书，你只能当作苏联的历史材料来看，当作苏联的战争史来看。这部书可不好啦，它把一个大叛徒、大反革命分子当做主角，这是不好的。她驳我说：“妈妈，你能这样说吗？大家都说好。”她就这样责问我，因为当时对这本书还不能够批判。我说，你不要出去说，妈妈是研究过的，是妈妈个人的意见。后来不知道她如何想法，反正为子女还是得从政治上、思想上服一点务。例如《红与黑》，法国的修正主义分子把这部小说抽掉了政治、经济内容，拍成了一部黄色电影。我们就得要研究，把所有的材料拿来研究，对身边青年、身边的工作人员讲一讲。我自己的工作，每天虽然比起同志们来做得不多，不重要，可是每天的工作量还是大的，身体也不太好，没有更多的时间来教育子女。但是，只要是我发现了的，我都进行了研究，并给他们做了一些思想工作。同时，父母对他们要平等。不是“我是老子” ，实行封建家长制。这一点，我觉得要向主席学习。我们家里可民主啦，孩子可以驳爸爸的。

有时还故意地要他们驳。他们驳了以后，当然要给他们讲道理。但是很多时间，他们不是驳斥，对父母是尊敬的。他们驳，有好处嘛。让他们造点反，有什么坏处呀，弄得老是“是，妈妈！” “是，爸爸！”有什么好处啊，我看那不好。我觉得，对自己的子女要求严格一点，就是对他们的爱护。

我这两点意见，也曾经讲过，只是供同志参考，说得不对，请同志们批评。就这样罢。087) 中央文革小组接见红代会各院校代表的讲话

江青 陈伯达 姚文元

1967.04.14

江青讲话

同志们，战友们，大概就是七、八天前，我们还在一起开会，还和和气气的，几天就吵起来了，还武斗，我心里感到很不安。

一、我首先讲一下，我们小组是一致的，我们今天全来了，就戚本禹去解决邮电大楼的武斗，过一会就来，和谢富治一起来。这个一致是表示在主流上的，不要想钻空子，你们要懂得，小心有人钻空子，挑拨离间。

二、想讲一下我个人对形势的一些看法。六号《军委十条》下来以后，革命小将，革命战友心情都飞动起来了，这一点我们是可以理解的。有一条，这十条下来后，很容易，很可能犯错误，一定要牢记1·28军委《八条》还是有效的。我认为目前的苗头是放松了对敌斗争，对党内最大的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的斗争。上次座谈提出这个问题，我也讲过，批判应该上纲，这个纲应该上到对准党内最大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可是现在矛盾不集中，很分散，很难斗倒党内最大的走资本主义道路的走资派。第二个苗头是这几天指向军队。同志们，我们不依靠我们的军队依靠什么？有人贴谢富治同志的大字报，他是军委常委。最近几天，我围城转了一下，贴李钟奇的大标语超过了刘少奇的。他（指李）我不了解，我调查了一下，他还是好同志，只是说错了话，要打倒他这对吗？一定要谨慎，有意见可以提，但不要上街，叫坏蛋，外国记者都搞去了。打倒李钟奇的大标语超过了打倒刘少奇的标语，这是反常的，有人钻空子，你们不知道，上了当，是我感觉到的。

三、有人使你们打内战（指地院和北大），还不自觉。邮电大楼已经军管，北京邮电学院东方红公社支持邮电大楼的红革会，还发生了武斗，完全不维护解放军的荣誉，已经军管了，还去武斗。二、三天前，我、伯达、戚本禹叫他们不要搞了，要树立解放军的威信。可是他们还在干，北邮东方红就是支持，就是打。谢副总理告诉我，昨天搞了一天（指北大和地院），要一起谈地院东方红不干，要单独谈，单独谈也崩了。今天我们等了好久，你们还不来，我们不是战友了吗？（澄清：红代会给地院东方红打电话晚了。）

炮打谢副总理是不妥当的，是错误的。但不能全赖在聂元梓同志身上。按她的斗争经验，生活经验应该给你们做出榜样。你（聂元梓）应当做触及灵魂的检查。但打倒谢副总理，一切都归于聂元梓，我没有证据。你们开广播车去北大是不妥当的，有意见可以提。斗王光英是好事，王光英是什么人，你们知道吗？王是天津的大资本家。斗他是好事，应该斗。北大的事情很复杂。孔凡做过邓小平的秘书，他反对聂元梓，他难免作挑拨的事，使你们不团结。总而言之，现在是一片大好形势，你们心里高兴，但放松了警惕，放松了对敌斗争，计较个人主义，小团体主义。我今天是批评你们的，特别是聂元梓同志，她斗争经验，生活经验比你们多，应该做出榜样。这次她应该负多的责任，但你们不能把大字报、大标语上街，使香港的报纸又登上了，干了亲者痛，仇者快的事。

新北大到处出刊物，净闯祸。凡属军管，那个单位就是有错误，有缺点，要维护我们自己解放军的威信，有意见可以提，不能把解放军不放在眼里。（广州对外贸易展览会被搞了。总理今天早晨乘飞机亲自去解决。康老插话：明天要开会，今天给搞了，所以那里军管了。）李钟奇也不要贴了，（谢副总理：已经让北航派人给贴掉了）他就是说错了几句话，你们就打倒，搞错了方向，放走了党内最大的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拿出革命者的气魄把北京搞好，我完全信赖你们，我们共患难，我可以坦率的提出意见，我不对也可以提。象这样我很焦虑，邮电大楼打，北大也打，这不对，乱贴标语，不能这样，矛头不能对准解放军。军委《十条》对左派是极大的支持，极大的鼓舞，不能忘了维护解放军的荣誉。你们打内战，外国人登了。现在北京红卫兵自己打自己，成不了大器，那糟了，我不希望看到这些。你们能答应我不把武斗搞出去吗？（众：能！）那就好了，我就放心了。我先退席，有点感冒。（江青同志穿衣服时说：要允许改正错误。特别是对自己的同志和战友）

要叫李钟奇、谢副总理的大标语、大字报明天就看不到，要对准党内最大的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刘少奇。请大家继续发言。

姚文元：

首先我完全拥护江青同志很重要的讲话，江青同志这些意见我们革命小将要很好思考，坚决的执行。正如江青同志所讲的，我们小组在政治上，主流上是一致的，我们紧紧地团结在以毛主席为代表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下面，为毛主席的革命路线而斗争，不允许任何人挑拨离间，不要上当。我赞同江青同志的意见，贴谢副总理的大字报是错误的，应盖上。

中央派我和张春桥同志去上海，回来两次，都感到很幸福，在北京可以听到毛主席的声音。在北京的大、中学红代会的战友们，应时刻想到自己的责任，你们的行动对全国都有很大影响。我们在上海听到北京红代会组织起来了，这是榜样。上海的红卫兵希望你们，你们的一些不好作法也会带给全国，希望同志们不要忘记，我在上海几个月是有很深感受的。

回答一个条子：昨天人民日报转载文汇报文章和消息，我认为转载的好，转载的对。听说有同学去人民日报要求解释这个问题，这与今天这个事是有关的。当前的大方向是对刘邓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对中国赫鲁晓夫的声势浩大的批判，是有伟大历史意义和现实意义的，对世界革命有很大的影响。挖掉修正主义总根子，挖掉睡在毛主席身边的赫鲁晓夫。批判刚刚开始，要深入到政治，思想各界中去，对刘邓的批判使我们更深入更全面地学习毛主席著作。毛主席著作都是和各种机会主义、修正主义特别是和刘少奇战斗的。有刘少奇这个反面教员，显得主席更伟大，革命的大批判推动革命的大联合。现在集中力量，矛头对准党内最大的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在斗争中实现无产阶级革命派大联合，这是文汇报提出的重要问题，当前大批判可使无产阶级革命派大联合，这个大批判壮大了无产阶级革命派队伍，使中间受蒙蔽的争取过来，分化瓦解保皇组织，旗帜鲜明对党内最大的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刘少奇批判，实现无产阶级革命派大联合。在其他方面这个批判也是起很大推动作用。至于有的同志有其他看法，当然是可以讨论的。

还有一点感想是局部和整体，要懂得全局（主席语录……）有人提摘桃子的问题，摘桃子只能阶级对阶级摘，对敌人是寸权必夺，夺回到毛主席手里，而不是为自己小团体夺权，这在上海有体会，在革委会成立前，有这些问题北京应按伯达、江青同志讲的自我批评来解决不要影响全局，不要影响批判党内最大的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的大局。我们希望北京建立有代表性的有权威的权力机构，一切革命同志要维护其代表性，权威性，希望也早点建立，对全国有促进作用。

还有一点感想在夺权前夕（上海），红革会要另搞一套，中央文革有电报，他们分析是假的，是王力和张春桥一起搞的，我看有些同志应从红革会吸取教训（从正面讲）我们是无产阶级革命派，从实际出发，从毛主席教导的无产阶级立场出发（看问题）无产阶级科学性是毛泽东思想，离开毛泽东思想就无科学性，应按毛主席教导去作，在重大历史转折时对我们都是考验，是否公字当头，把无产阶级革命（事业的）利益放在第一位，我希望在座的同志都很好地考虑，把北京搞好，给全国、给上海做模范。

近来对北京情况了解很少，各地各大区情况了解，青海、四川、内蒙的问题及其他大军区的问题。在支左中绝大多数是站在无产阶级正确立场上，是好的，从接触中，在某些军区少数同志，在支左中有些错误，这种错误大致有两种：一是好人做坏事，另一是坏人做坏事，如青海的赵永夫2·23事件很坏，是我们的敌人，不是同志。其他很多地方大概都是好人犯错误，在这次解决问题中，我再说一下，某些解放军个别犯错误，同志们不要动摇对解放军的信任，动摇支左、支工、支农、军训、军管。1·23毛主席的指示解放军介入文化大革命，支持左派，这是我们文化大革命有历史意义和战略措施，是保证文化大革命胜利的重要措施，这一点任何时候也不能动摇。毛主席讲，文化大革命依靠什么：1，群众；2，解放军；3，绝大多数好的比较好的干部。如果只看到解放军个别人个别事犯错误，因此动摇对解放军的信心，要犯极大错误的。（应看到1·23后的五条，28日的八条，2·11的十条）经过中央、中央军委讨论过的，对文化大革命，支左、支农、军训、军管做出了很大成绩，这是主流。

现在我们解放军担任支左、支农、支工、军训、军管，没有经验，因文化大革命是史无前例的，有些不可避免，指出改了就行了。因为解放军是毛主席亲手缔造的、林副主席亲自领导的，这一点不管我们看什么问题也不能离开这点，更不能有意无意地把斗争矛头指向解放军。我讲这些，并非说北京同学犯了这方面错误，而是讲两个问题，北京各校要纷纷到各省，特别是青海、四川，其它地方。当然青海允许有些人去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