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2节

　Ｐｌａｙ，即鲁迅名文 " 论 ' 费厄泼赖 ' 应该缓行 " 中的 " 费厄泼赖 " ，就是资产阶级民主中所谓 " 公平 " 或 " 机会均等 " 。这个悲剧彻底揭穿了资产阶级政治家所滔滔不绝地宣扬的所谓 " 民主 "" 自由 " 的虚伪性。但我还有更多的感触。

这个仇恨资本主义社会的传奇性的人物并不是 " 赤色分子 " ，而是一个相信上帝、经常到教堂去做弥撒的天主教徒。在美国，受迫害的不但是相信共产主义的人，不但是要求真正民主自由的人，只要要求活下去的劳动人民，就会受到残酷的压迫。这证明了在为争取面包的斗争中，信仰不同是次要的问题，因为资本家在压迫工人的时候，并不因为你相信上帝就少压迫一些的。然而相信上帝的人竟拿起了炸弹。这又证明了上帝在麦特斯基心上已经不能满足自己复仇的要求了。他懂得了要进行斗争必须依靠自己的力量。然而他又仅仅个人拿起了炸弹。走个人复仇的道路，是不能动摇这个黑暗的制度的任何一块基石的。他用 " 费厄泼赖 " 作标记，然而 " 费厄泼赖 " 在帝国主义国家里是不可能实现的幻想。他的幻想是完全落空了。资本家从来只是向劳动人民要求 " 费厄泼赖 " ，至于他们自己，则一切奸诈阴险的手段都会使出来的。迷信 " 费厄泼赖 " ，是不能求得自身解放的……不是吗？他用了 " 费厄泼赖 " 式的方法，结果还是在肺病垂危时被捕了。这是一个更深刻的悲剧……佛家说，佛眼能够从一粒沙中见大千世界。

我并没有这种 " 佛眼 " ，但如果把这件事作为一粒沙的话，我以为也可以窥见美国社会的 " 世界 " 的。我们窥见了美国的社会黑暗到了何种程度，我们也可以窥见有的工人受了资本主义思想的侵蚀，在反抗时也还是走 " 费厄泼赖 " 的道路。但我想，这也只是暂时的情形。　　这件事，美国的新闻记者们又当作 " 奇案 " 在疯狂地渲染和叫嚣了。他们必将用侦探小说的笔法将真相掩去，使人民只当作 " 奇闻 " 看。这位善良的老工人，也许会同 " 夜半歌声 " 的主角一样被说成为 " 妖怪 " 。可是对于我们，这却是一个铁证：它证明资产阶级的 " 新闻自由 " 只是一件掩盖罪恶的彩衣，它证明在资本主义国家那些整版整版的 " 奇案 "" 艳事 "" 趣闻 " 中，隐藏着多少血淋淋的控诉！ 07 读文艺报上的一篇翻案文章

姚文元 (1957.07.06)《人民日报》

我过去欢喜看文艺报，现在也还欢喜看文艺报，但那 " 欢喜 " 的原因，却有很大的改变。过去喜欢看，是因为它登载很多理论文章，想从文艺报中寻找理论上的问题；最近还喜欢看，是因为想从里面找到什么希奇古怪的事情或耸人听闻的谩骂，如 " 懒虫们 "" 老爷们 "" 身价十倍 "" 人不如狗 " ……之类。这些满含仇恨的诅咒，编者也许以为都是好文章。如果有人不满足我上面的看法，一定要我用极简洁的字眼，描绘出这十一期文艺报的最明显的特色来，我就只好用一句话来说明：翻案文章特别多。本来，翻案文章可以有各色各类的，可以用马克思主义去翻教条主义的案，也可以用 " 灵活运用 "" 马克思主义 " （借用一位先生的话）去翻马克思主义的案，还可以巧妙地用修正主义去翻教条主义的案，实际上还是要翻马列主义的案。在文艺报上，这三类文章似乎都混合着。在文艺报第十一期上有一篇翻案文章，叫做 " 从一篇杂文的遭遇谈到 ' 今不如昔 ' 的问题 " ，是用 " 真正的马克思主义 " 去翻人民日报编辑部的案的。这位作者写了一篇 " 堂鼓呀归来 " ，呼吁封建社会中的堂鼓 " 归来 " ，好为 " 老百姓 " 伸冤。

文章被人民日报编辑部退回，理由是结尾有 " 今不如昔 " 的感觉。作者于是愤而写了这篇新的文章，把他的主张坚持到底。这位作者为什么会这样羡慕封建时代的 " 堂鼓 " 呢？为什么这样恶今而爱昔呢？据说是：最近 " 各方面揭发的领导高高在上，群众诉苦无门 " 的事实，使他感到 " 今天某些干部的官僚气，已不比 ' 都堂大人 ' 逊色 " 。在社会主义社会中既然群众已陷入 " 诉苦无门 " 的地步，那么到哪里去开一个 " 门 " 为广大人民 " 诉苦 " 呢？作者就推荐封建时代的 " 堂鼓 " 了。他以最大的热情歌颂着堂鼓，他以生花之笔描绘着堂鼓的惊人的效能：" 把堂鼓摆在官府门前，让鼓槌操在老百姓手里，鼓声成为老百姓的命令，使官儿们听命于民，这才显出堂鼓的难能可贵之处。" 堂鼓，毕竟是人民意志的象征呵！ "不妨想象一下：党政机关前面，堂鼓屹立，右派分子击鼓为反革命 " 诉苦 " ， " 官儿们 " 马上 " 听命 " ，地主击鼓为他失去的土地 " 诉苦 " ， " 官儿们 " 也俯首顺从；反革命去击鼓， " 官儿 " 们也赶紧为他们开脱。

如果有哪一个 " 官儿 " 竟稍有迟疑，马上以违反 " 人民的意志 " 为理由加以革职。……这时候，作者就会再一次手舞足蹈地重复他的名言：" 堂鼓，毕竟是人民意志的象征呵！ "这幅图画是相当美妙的，可惜美妙虽美妙，但违反了工人、农民和一切爱国人民要走社会主义的利益，也只好掉到最不美妙的地方去了。这堂鼓的 " 好处 " 也确比封建社会中要大，因为照我学到的一点浅薄的政治常识，堂鼓在封建社会是维护秩序的一种手段，它能缓和人民同封建统治阶级之间的某些矛盾，并且滋长一种希望在合法范围内伸冤诉苦的幻想，不致挺而走险，采用暴力 " 造反 " 的手段，所以凡是比较有点眼光的统治者，是会利用它的。然而对于劳动人民，堂鼓起的 " 伸冤 " 的作用是极微极微的，只有偶尔碰见一个清官时才能起一点作用。多少劳动人民惨死，一百零八个好汉逼上梁山，多少次残酷的满门抄斩的屠杀……堂鼓伸了什么冤？现在这位作者把他当作 " 人民意志的象征 " ，认真地想把它搬用到社会主义社会的政治生活中来，那 " 好处 " 不是很大么？但是，到底谁的 " 好处 " 大呢？工人农民是拥护民主集中制和党的领导的。

他们知道，没有党和政府的领导，就什么事也办不好。他们有什么意见完全可以通过自己的组织上达，根本不需要 " 堂鼓 " ；一切爱国的知识分子的言论都是有自由的，他们可以公开地批评官僚主义，找领导人谈话，他们也不需要 " 堂鼓 " ，但是，现在有些反社会主义的右派分子，他们的确感到 " 不自由 " ，感到 " 诉苦无门 "-- 没有地方可以行使他们恢复资本主义统治的 " 意志 " 。有了这么一个堂鼓，二十四小时不停地狂跳狂叫而击之，使干部 " 听命 " 于他们，把工人农民和一切劳动人民都放在他们的统治之下，他们的这些 " 好处 " 倒真是无穷无尽的。然而，对于右派分子有好处，对人民就有坏处。 -- 那么，对不起。这位作者以为 " 好处 " 颇多的堂鼓，只好作为一种永不会实现的梦想。除此之外，作者还把今天干部中的官僚主义思想作风同 " 都堂大人 " 相提并论。我不知道，他到底是在恨官僚主义呢，还是把今天人民当家作主看作 " 大官僚 " 。过去人民仇恨封建统治者，今天呢，轮到极少数对社会主义社会极度反感的人来仇恨工人阶级领导的政权了。他们悲叹 " 今不如昔 " 是很自然的。

08 " 新观察 " 放出的一支毒箭

姚文元 (1957.07.19)《人民日报》

５月１６日的 " 新观察 " 上，有一篇 " 一个月来 ' 百花齐放、百家争鸣 ' 情况小记 " ，题为 " 蓓蕾满园乍开时 " ，作者为 " 本刊记者 " ，登在第一页。用一句简单的话来概括：这篇文章是向党进攻的一支毒箭。右派分子许多主要论点，都被吸收在这篇 " 小记 " （？）中了。现在摘出几条来看一看：第一条：鼓吹费孝通的 " 早春天气 " 的错误论调， " 费孝通先生的感受，是有一定的代表意义的。因为， ' 早春 ' 确实说明了知识分子当时的心情。既然是早春的气候，就不免寒暖无常。…… "中国绝大多数爱国的知识分子，早就处在时代的春天之中了。从黑暗的旧中国到光明的新中国，就沐浴在春天的阳光之中。他们根本不会以为解放以后的六七年时间是 " 严冬 " ，而现在才是 " 早春 " 。这所谓 " 早春气候 " ，其实是比较广泛地 " 代表 " 了知识分子中右派的心理状态的，他们以为，现在是反党反社会主义 " 气候 " 最适宜的时候了，他们竟狂妄地估计右派的 " 春天 " 要来了，但是信心又不充分。

心中是又喜又惧，喜的是现在大鸣大放，可以放手发动进攻，惧的是共产党和工人阶级是不是会还击，心中确有些 " 寒暖无常 " 。所以造出一个 " 早春气候 " ，想以此来解除拥护社会主义的人反击右派的发言权，如果谁要反击，就是从 " 早春 " 退到 " 严冬 " 。 -- 这巧计是颇为毒辣的，在没有揭穿之前，确能迷惑不少人。但是他们落得一场空欢喜，迎接右派分子的并不是 " 早春 " 而是 " 严冬 " 。第二条：贩卖罗隆基的毒药，反对党的领导。文章在引用了费孝通的理论之后接着就引用罗隆基的理论： " ……罗隆基先生曾经说：在老知识分子身上，有着中国旧社会中 ' 士 ' 的一套传统观念的影响。 ' 士为知己者死 ' 这句话，是能够代表一部分知识分子的特点的。 " 这段话就是要党能够放弃对知识分子的思想领导，要 " 领导干部 "" 端正这个认识 " ，他们所谓端正，就是我们所谓端歪，要党去迁就知识分子中的资本主义和封建主义的思想，放弃思想批判和思想斗争。可惜 " 领导干部 " 并未依照右派出的主意去办。第三条：借口有墙，挑拨党群关系。

" 许多人还提到领导与被领导之间，党与非党之间存在着一堵不可逾越的墙，这也是教条主义和官僚主义的结果。 "--" 许多人 " ，这 " 许多 " 两字从何而来？我听到过、看到过 " 许多人 " 提出过党群关系之间有墙，但是，恶意地把墙夸大地称做 " 不可逾越的墙 " ，却只是在极少数右派分子口中听到。人民从来没有说过 " 墙 " 是 " 不可逾越 " 的，因为党群之间某些矛盾并非对抗性的矛盾，是可以用 " 团结 -- 批评 -- 团结 " 的公式去解决的。象这篇文章的说法，不过是想把党群的矛盾扩大为对抗性的罢了。然而有一点倒是真的：党同右派分子之间确有一道 " 不可逾越 " 的墙，就是右派分子想拆，也休想拆掉，这道墙是越高越好、越坚越好的。所谓 " 许多人 " ，莫非就是极少数右派分子么？那可用错了词汇了。第四条：在反教条主义的口号下否定一切。过去各项工作中有许多缺点，有的是由于教条主义，有的并不是由于教条主义。这篇文章中不但把一切归诸教条主义，还把 " 教条主义 " 扩大为在过去某些工作中起根本作用的因素。你看： " 白浪如山那可渡！ "" 教条主义使教育机械化了。

"" 教条主义者……曾经使不少科学部门无法生存，不少学有专长的人被迫改行，不务正业。 "" 教条主义者 ' 一棍子打死 ' 的粗暴作风最可怕。一本书，一篇文章被批判了，就等于 ' 推出午门斩首 ' ，…… " 。还有 " 教条主义…… "" 教条主义…… " 总之一切问题的思想根源总是教条主义。这一条不多作辩驳了，事实俱在，可以查证。我只想说一句： " 教条主义使教育机械化了 " 这一点，同 " 人民大学是教条主义的大蜂窝 " 一样，都是想从根本上否定我们学校中的马克思主义思想指导的。新观察的记者也许可以反驳说：我不过把大鸣大放中各种人的意见 " 真实地 " 集中起来罢了，为什么要批评我呢？把各种分散的、个别的意见经过加工而变成一篇报道，其中的取舍褒贬就反映了作者的观点。把右派的言论集中整理并说成是全体知识分子的言论，这种以瓜子代表西瓜的战术，也是右派进攻的武器之一。这个 " 集中 " ，正是 " 本刊记者 " 眼光中的所谓 " 真实 " 。第五条：鼓动党内不坚定的分子 " 起义 " ，企图从内部来破坏党的组织，妄想使党在右派的猖狂进攻面前瓦解。

且听一下挑拨者的声音： " 绝大多数知识分子，不仅解了冻，而且已汹涌如潮。然而，现在毕竟还是有着尚未解冻的人。譬如某些地区的个别领导干部，某些党员知识分子。 "党员竟不肯 " 解冻 " ！这真是一件不太愉快的事。照新观察记者的希望，在右派分子 " 汹涌如潮 " 的进攻面前，最好是党员知识分子完全 " 解冻 " ，也参加到这个 " 潮 " 头中来，放弃一个党员的立场，跟在右派的屁股后面来 " 揭露黑暗 " ，从 " 沉默不语 " 转向高呼反党反社会主义的口号，于是党不成党，右派分子就完全夺取了知识分子中的领导权……。然而这样的企图也是落空了。虽然有少数党员在 " 汹涌如潮 " 的进攻面前从共产主义思想中 " 解冻 " 出来，变成了右派分子的内应，落到了反党的陷坑中去，但绝大多数党员都站稳了立场，不管右派火烧得多么厉害，也没有 " 解冻 " 。现在他们同工人阶级和一切爱国知识分子一起，向右派分子迎头痛击了。写了这几条，也够了吧！新观察这篇文章在替什么人说话，是够明白的了。新观察是作协领导的文艺性刊物之一，报刊是阶级斗争的工具。

我写这些文章的用意，就是希望这个武器能够掌握在无产阶级手中而不是掌握在资产阶级手中。这一个问题现在从 " 文汇报 " 和 " 新观察 " 两个刊物上看，应当可以明白了。（７月１１日夜） 09 平凡的新闻，伟大的道德

姚文元 (1957.09.12)《人民日报》仔细地读着那些篇幅虽小但内容生动的来自劳动人民中间的信件，常常可以得到非常深刻的教育，特别是对于知识分子中少数目光如豆只看到自己鼻子尖的人。下面是从文汇报上剪下来的一则读者来信：这是我亲眼看到的一件感人的事。７月１９日清晨，上海十六铺码头挤满了人。六时的一班船早已开向青龙港。人们在等待着下一班。忽然，人群中传来一个妇女的痛哭声。我挤过去一看，是一位五、六十岁的老大娘。她为什么哭呢？原来她买的是六点钟一班的船票。但是来迟了，船已开出，船票也失效，老大娘身边又没有多的钱，怎么办呢？这时，一个四十岁左右的人走了出来。安慰老大娘： " 不要紧，我替你买一张七时的船票吧。 " 老大娘擦干了眼泪千恩万谢。候船的人们深深被这件事感动了。纷纷赞叹。有的说： " 只有在共产党领导下，才有这样的新风气。解放前的十六铺码头，只是那些扒手、流氓的世界。 "我情不自禁地跑过去，向那位慷慨解囊的同志表示我的敬意。他却说： " 这算得什么？人家遇到意想不到的为难之事，我们应帮助解决困难。即使自己苦一点，心里总是感到愉快的。

"我问了半天，他才说出自己的姓名： " 我叫李如英。现在是上海荣丰自行车厂的工人。我也是乘船回家去探望家人的。 "江苏启东县通兴镇小学　李贤林诚然，这是平凡的，这样的事情，在新社会中每天都有吧。然而正因为平凡，却显出它并非个别的奇闻，而是社会主义社会中一种普遍的特性，因而这平凡中也闪烁着伟大的光辉。这伟大，不是任何杰出人物的丰功伟绩，而是这个社会本身的伟大。它告诉我们：在史无前例的伟大的社会主义社会中，在党的教育下，一种全新的工人阶级的道德观念已经开始渗透到日常生活的细胞中去了，这种无私的道德观念的普遍树立，固然还要经过艰苦的长久的思想革命，然而它是必将实现的，李如英的行动就给了我们这种坚定不移的信心。这种大公无私的道德观念的普遍树立，中国人民的思想就会上升到一个新的水平，在新人的全新的道德面貌中，我们也望见了共产主义的远景。李如英的语言也是平凡而朴素的。 " 人家遇到意想不到的为难之事，我们应帮助解决困难。即使自己苦一点，心里总是感到愉快的。 " 然而如果把这些平凡而朴素的话同文艺界的右派反党分子比较一下，什么 " 为人民币而奋斗！ " （吕班）什么 " 自我中心主义！

" （冯雪峰）什么 " 我犯了错误，党也不能怎样我，我在国际上有地位！ " （艾青）什么 " 写出一本书来，就谁也打他不倒了！ " （丁玲）……就立刻可以发现，这个普遍工人的心灵是如何高贵纯洁，而这些大知识分子的心灵是多么卑鄙丑恶！这种黑暗丑恶的思想如果不加以彻底革除，要过社会主义这一关是不可能的。右派 " 理论家 " 王中宣传说： " 狗咬人不是新闻，人咬狗才是新闻。 " 那么，我摘录的这条平凡的消息，在王中眼中肯定不能算 " 新闻 " 了。然而我却乐于向更广大的人 -- 特别是向知识分子介绍这条平凡的新闻，作为一面镜子，用以对照自己。我们需要更多的反映社会主义社会中共产主义道德成长的文章、消息和报道，我们需要更多的在平凡中显示着伟大的新闻。我们的生活正在朝气勃勃地前进，我们的人民正在自我改造中成长，我们的社会主义社会正在迅速地巩固起来，这是狂叫 " 揭露黑暗 " 的蛇蝎们喷尽毒液也抹杀不了的事实！10 努力反映农村生活中的新事物 -- 谈李准短篇小说的几个特点

姚文元 (1960.11.30)《人民日报》一李准同志的创作，在１９５８年大跃进之后有了新的发展。在《三月里的春风》、《一串钥匙》等作品中，特别是在今年发表的《李双双小传》和《耕云记》这两篇有强烈的革命精神和深刻的思想意义的作品中，我们看到了一幅在三面红旗照耀下社会主义农村又新又美的图画。这里用了新和美这两个字，因为李准同志创作的一个特点，就是对于新鲜事物的敏锐感觉和热烈歌颂。他所塑造的艺术形象给予读者的美感，首先就是它的新。这不是故作新奇的新，而是革命新事物的那种新鲜活泼的朝气。崭新的农村，崭新的生活，从斗争中成长起来的有着崭新的精神面貌的新人，使李准同志这一时期的作品洋溢着革命的青春气息，有一股激励人们不断前进的鼓舞力量。我们可以从他的作品中感到人民公社的强大的生命力，社会主义的新生活正冲破着各种陈腐的事物向前涌流着。善于敏锐地察觉现实斗争中的新生力量，及时地用艺术形象反映、支持、歌颂生活中的新事物，是李准同志创作的一贯的特点。这使得他的创作同现实结合得很紧。

我们看一看李准同志创作的历史，就可以看出从农业合作化到人民公社化各个主要阶段上，李准同志总是及时地创造了在剧烈斗争中前进的那些代表社会主义方向的新人物。１９５３年到１９５４年初，在农村资本主义自发势力加紧活动，阶级分化的现象已经在出现，互助合作的社会主义道路同资本主义道路的斗争日趋尖锐的时候，李准同志写了《不能走那一条路》和《白杨树》，坚决批判了农民中想走资本主义道路的自发思想，坚决支持了和歌颂了坚持互助合作道路的共产党员宋东山和董进明，并且令人信服地描写了互助组对单干的优越性，从互助合作道路的胜利中，显示出社会主义道路是引导农民走向共同富裕的唯一正确的道路。《不能走那一条路》在当时起了广泛的影响，以社会主义的阶级教育，使人们看清了应当走什么道路，向想走资本主义旧路的人敲起了警钟，成为有力地为无产阶级政治服务的一篇优秀作品。１９５４年，在合作化运动有了进一步发展后，李准同志创造了富有集体主义思想的农民和富有创造性的先进人物的形象，在他们身上集中地表现了社会主义的高尚风格，反映了合作社的优越性。

如《孟广泰老头》中的孟广泰，就是一个爱社如家、把公共利益放在个人利益之上的大公无私的农民，他爱惜合作社的每一根麦秸棍，一心一意为了集体利益而奋斗。《陈桥渡口》中的金岭，是坚持原则、同合作社内资本主义思想作风作斗争的革命青年的形象。在合作化高潮来到的１９５５年７月，李准同志在《农忙五月天》中，塑造了一个坚决要把托儿所办起来的先进人物东英。在这篇小说中，作者已经敏锐地接触到解放妇女劳动力的问题，并用艺术形象显示了办托儿所对于农业生产的重要的意义。努力反映农村中社会主义新事物，可以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