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8节

味时端着就跑。

为了开垦新的耕地，小学教师安藤雅子带着600名小学生从名古屋来到山里，在那里，他们花了13天搬开石头和树桩。她后来说：“我累得连锄头都拿不住了，我没有想所做的一切会不会对战争有什么作用。”在东京北面崎岖不平、云雾遮盖的山上，当地三浦神社的神职人员们硬是将原先认为不能耕种的土地开垦成了一片菜园。一位妈妈和她的儿子们在用风干的蚱蜢喂母鸡。在把陡峭的山坡改造成耕地之后，一户农民在小块的稻田里插秧，他们的梯田之间只有用梯子才能上下。一位身着白色制服的警察在新成立的全日本大众党（All-Japan Masses Party）的一次集会上巡视。这个党是一个由农民和劳工组织的极左组织，仅仅存在了四个月之后，就被政府取缔。锅碗瓢盆也参战僧侣们为废铁征集运动捐出了庙里的金属做的锣、缸、花瓶和烛台。东京的少年们在一辆推车上堆放收来的废铁。志愿者们回收铝质硬币以建造飞机。一个街道协会的成员们从工厂的金属废物中挑选小块的钢铁。为了缓解军事产品所需的各种金属和合金极度短缺的状况，日本政府在全国范围内发起了一场紧锣密鼓的废品征集运动。征集工作做得最好的是在大城市。

东京的装饰性铁制街灯、栏杆、黄铜的交通车道标志、建筑物的饰板以及桥梁上的金属装饰全部被拆掉了。公园和火车站的铁制凳子都被拿走，甚至连供奉着战死者的东京靖国神社的青铜大门都被拆散运到了一家兵工厂。神道教的神社捐出了他们的黄铜门栓，佛教寺庙捐出了他们的大锣，横滨一家为纪念1923年那场灾难性的大地震而修建的博物馆捐出了10吨展品，其中包括扭曲的有轨电车轨道和破碎的金属水管。数以万计的家庭主妇们交出了金属容器。每一个人都把手里的铝制货币换成了新铸造出来的锡制硬币。当供暖的燃料耗尽时，公司经理们就把他们的建筑物中的暖气片拆了下来。到1944年，铝的短缺已经严重到无以复加的地步，以致军警都被动用来进行废品征集运动。每个家庭只被允许留下一个锅来做饭，一个桶来提水。为了获取贵重金属，中学女生们从和服中抽取金线和银线。在全国性的征集运动中，广岛的一些家庭捐献出家用的器皿和装饰品。东京的商人们捐献旧自行车和多余的零件。孩子们上交塑料和金属玩具以备再循环利用。对于许多日本人来说，每天的上下班成了一个日常性的艰巨任务。

由于燃料和零件的短缺，出租车、轿车和公共汽车都无法开动，上下班的人全都挤在火车和有轨电车上。但是由于公共交通本身急剧减少，票价上升了，等车的队伍也越来越长。在许多城市里，火车和有轨电车被征用去运送军事人员和重要物资。没有了公共交通，上下班的人只能自己想办法。他们先是骑自行车，直到轮胎报废而无法找到替换时为止。最后，什么办法也没了，只有走路。穿着代替鞋子的笨重木屐，疲惫不堪地勉强赶路。尽力解决运输危机在运输能力短缺的情况下，官员们从一辆征用的有轨电车上往下分发新鲜的红萝卜。报废的公共汽车在一个临时营地里整齐地排成一排，充当那些在轰炸中失去家园的人们的栖身之处。１０５１０４１０７１０６１０９１０８１１１１１０121· 战争中的日本妇女们的工作 ·120妇女们的工作 ·一位身着白色制服的警察在新成立的全日本大众党（All-Japan Masses Party）的一次集会上巡视。这个党是一个由农民和劳工组织的极左组织，仅仅存在了四个月之后，就被政府取缔。１１３妇女们的工作女性焊工在用乙炔焊接飞机部件。截至1944年，共有400万妇女在日本的军工企业中工作。

最主要的人力补充来源厚生省大臣小泉亲彦在1942年时曾经发出过一个错误的断言：“敌国都在征用妇女，但是在日本即使不是考虑到家庭制度，我们也不会征用她们。”首相东条英机的错误甚至走得更远：“我们之所以能够尽到自己的责任，只是因为家中的妻子和母亲。”这些都是关于妇女在日本社会中地位的传统观点。人们可以接受未婚的的年轻姑娘们去纺织厂工作，去当老师或者当护士，但是一旦她们结了婚，就要辞掉工作，全身心地投入到家庭的责任中去。然而，到了1943的夏天，由于不断增长的军事需求，这个传统已经被颠覆掉了。政府的政策变成了：“男人上前线，妇女去工作。”在日本各地，妇女们全面承担起了以前由男人从事的各种工作：公共汽车司机、公司职员、收票员、理发师、厨师以及售货员。几个月后，政府又宣布年龄在12到39岁之间的未婚女性必须参加一项可征调劳力的登记，并且建立了一个名为妇女劳动志愿者协会的组织，专门负责帮助兵工厂招募员工。这个协会规定其成员要在一个工厂工作一年，但并没有要求说妇女们一定要参加这个组织。但是那些开小差的逃避者会被街道协会谴责为“不爱国”或者“贪图安逸的女人”

，街道协会的作用使工厂中挤满了志愿者，其中还包括东条英机的一个女儿。当传统性的障碍被消除之后，日本的妇女和女学生们在煤矿和钢厂中担负起繁重，有时甚至是危险的体力劳动。到1944年，有超过1400万的妇女都在挣工资。她们和极少数没有受到征募的男性技师一起工作，承担着和他们一样的艰辛：每个班次在没有供暖的工厂里工作12至16小时。一个姑娘回忆说：“上夜班的时候，我们不得不在厂里睡觉。第二天早晨我们也回不了家，所以我们在凌晨三点钟之前就回到了工厂。”尽管充满了艰辛，但妇女中有许多人对于她们新的身份感到十分高兴。有一本十分受欢迎的妇女杂志带着骄傲以及些许惊奇：“日本女性再也不会被看做是玩物了。”一家纺织厂中的女工在将原丝打包并系上标牌。这是战前极少数被认为适宜妇女工作中的一个。一群妇女和女学生在东京的一家小工厂里生产简单的飞机部件。她们被称为“增产部队”。对女学生的在职培训三个女生在教官的指导下练习操作机床的技术。这些毫无经验的新工人难以赶上被她们所取代的那些男性工人的产量，一位制造商抱怨说：“现在三个工人干的才顶得上1940年一个人干的。”

东京一所高中的女生们在观看一位教师演示如何缝制康复期士兵所穿的病服。女生们每天都利用上课时间缝制这些衣服，戴着口罩是为了防止污染病服。在一些学校，还安装了轻型机器或者简单的流水线，学习时间被缩减到了每天仅两个小时。单调枯燥的低微工作妇女们在东京北部一家光线昏暗的工厂中，将水泥袋粘在一起。在这种单调的工作中人们几乎得不到任何放松。工人们通常一天工作12个小时，一个月仅有两天休息。甚至曾经一度连这两天休息日也被取消了。妇女志愿者们在桦太（即库页岛，此时是日本最北方的占领区）的一个港口扛板条箱。随着对劳动力的需求越来越大，那些保护妇女不得从事长时间及过重劳动的法律，或者放宽或者暂停执行。被禁锢在生产线上的囚徒在九州的一家飞机制造厂中，男女工人们蜷缩在被子里睡觉，而同时另一班工人就在近在咫尺的流水线上进行着声音嘈杂的工作。按规矩，即使是生了病的工人也被教导着要“为了国家坚持下去”。妇女们在东京的一家武器工厂中检验机关枪子弹。尽管兵工厂的工作十分危险，但妇女们得到的工资却很少能超过为她们所取代的那些男性的一半。 第四章 军队的生活 一位“民族英雄”

的简朴墓碑 1943年5月21日下午，东京广播电台播发了一个语调沉重的通告：“山本五十六海军大将在今年4月于前线进行整体战略指挥期间，在与敌人交战的一架战机中壮烈牺牲。”说到这里，播音员再也读不下去了，泣不成声。几乎整个日本都在和他一起哭泣。山本五十六被视为这个国家最“伟大”的战士：他是突袭珍珠港的策划者和执行者；日本海军航空部队的创立者，正是这支部队击沉了英国的主力舰“威尔士亲王号”和“反击号”。而现在，由于他“英勇”的死亡，山本五十六已经变成了一个神。在山本五十六死讯公诸于众的第二天，国会新闻局宣布他被提升为元帅军衔，并且被追授“大勋位菊花章颈饰”，这是日本的最高荣誉。而且他还得到了国葬的殊荣，这在日本的历史上是第十二次。5月5日，数以十万计的人们站在东京的街道两旁向山本五十六默哀致敬。有1500名官方的吊唁者聚集在了海军俱乐部，山本的骨灰已经在这里摆放了两周。早上8点50分，山本五十六的旗舰“武藏号”上的船员们将他的骨灰送到了外面的一辆炮车上。然后，随着肖邦的《葬礼进行曲》的旋律，送葬者们缓缓地向位于东京中心地区的日比谷公园走去。

这时在公园中已经搭起了三个巨大的帐篷，作为一个临时的神社。在主帐篷中，有一个用未加油漆的木料搭成的祭台，上面覆着黑白两色的帷幔。由意大利独裁者本尼托·墨索里尼赠送的一瓶红色的玫瑰，成了这里惟一的一点亮色。皇室的代表在灵前进行了吊唁，但天皇本人没有出席，根据惯例他必须保持高高在上的遥远和神秘。主祭人是盐泽幸一海军大将，他是山本五十六的终身挚友，他极力推崇山本的精神，认为山本可以被列入供奉日本战死者的靖国神社。当山本的长子———22岁的山本义正进来献上一支被神道视为圣物的柏树嫩枝时，一支海军乐队奏起了进行曲《奋不顾身》。下午，东京市民们来祭台进行最后的告别。到了晚上，山本五十六一半的骨灰被置于一个六英寸见方的白色盒子里，安葬在东京近郊的多摩公墓。余下的骨灰被送到了山本五十六的家乡———距东京140公里的长冈，埋葬在了位于一座禅宗寺院中的他父亲的坟墓旁边。他的墓碑十分朴素，价值还不到70日元（相当于16美元）。上面的碑文也极为简单：“1943年死于南太平洋的战事中。”山本五十六的死最好地体现了这个国家过去的武士传统。每个日本男孩所接受的训练，都是为了使其做好准备，迎接这种死亡。

“爸爸，我要为国而死” 在全国的小学校中，6岁的孩子们最先学习的东西就是士兵们的重要性。身着蓝色校服的小学生们唱着一首表示感恩的歌曲，歌中唱道：“和我的哥哥肩并着肩/我今天可以去上学了/感谢士兵们，感谢士兵们/他们为我们的国家而战，为我们的国家而战。”初级日语读本中第一课的开头就是一张画着三个玩具士兵的图，上面的说明是：“向前，向前/士兵们向前进/太阳红彤彤/旭日红彤彤/我们的旗帜就是太阳/万岁！”为了加强这些课程的效果，日本的学校还举行了许多仪式，以培养爱国精神。天皇和皇后的画像，被置于一个祭神用的木盒中，覆以紫色的布，保存在一间专门的屋子里。在遇到全国性的节日的时候，它们就被带到学校礼堂。在那里，在唱了国歌，宣读过《教育敕语》之后，紫色幕布就会被取掉，全体师生向肖像鞠躬。学生们也会被经常带到神社中去向天皇致敬。孩子们也到附近的陆军和海军基地去参观，并带着敬畏聆听那些士兵和海员们到学校来进行了鼓舞性的讲座。当一位名叫佐久原直树的士兵问到谁愿意为国家献出自己的生命时，还没等他的问题问完，全班的学生都站了起来。

记者加藤益雄是一个谙熟世故的人，他大战前曾经住在华盛顿，他还曾经对军国主义的政治宣传进行过许多风趣的揶揄，但是当他听到他那还仅是一个小学生的儿子有一天不经意地对他说“爸爸，我要为国而死”时，他还是感到十分震惊。 “在游戏时间训练的娃娃兵们” 孩子们的游戏时间全都被那些好勇斗狠的活动占据了：柔道、队列训练以及用竹剑进行格斗的剑道。为了使这些年轻人变得更坚强，教官们命令他们脱掉上衣，然后进行室外训练，即使在酷寒的冬天也毫不例外。谁要是敢戴着手套，就会被叫做“弱虫”，意思就是懦夫，胆小鬼。温和或敏感的性格会遭到嘲弄和批评。本州北部山形地区的一个年幼的学生，因为在被命令解剖青蛙时哭了起来，遭到了严厉的惩罚。老师在他的头上狠狠打了一下，然后说：“你为什么会为了一只小小的青蛙而哭呢？等你长大后，你将要去杀死100个或者200个中国人。”当男孩们到了十二三岁，开始上中学时，对他们的教育除了语言之外，还增加了行动。学校向他们发放了军装和轻型步枪，每周都有好几个小时的军事训练。一位名叫希利斯·劳瑞的美国人在大战前曾在日本任教，这些小“战士”

的训练强度之大和他们的年龄之小，以及训练活动的逼真性都使他大吃一惊。每年秋天进行的战争游戏中，参加的学生人数多达一万人，持续时间长达两到三天，而活动范围则包括了乡村的广大地区。劳瑞说道：“步枪的枪声，头上飞机的呼啸，装甲车的轰鸣声都使这些游戏看起来和真的战争毫无二致。”课程表紧随着陆军省的一道指示进行了修改，这条指示上说：“那种智力性很强的教育方式必须抛弃。”文学、历史和其他文科课程不再受到强调，科学技术方面的课程在学生们的学习内容中所占的比例越来越大，因为它们对于武装力量和军工产业来说是更有实用价值。多年之后，一位战争期间的学生对这种教育的结果进行了总结：“老师们都是很优秀的教育者，但他们从来不让我们思考任何问题，我们只是机械地记忆所有的东西。” 鼓舞勇敢精神的神话 那些不继续上中学的少年们仍然享受了军事教育的益处。他们参加了青年训练学校，在这些学校五年的课程中，大部分都是军事训练和思想灌输。所有的学生（实际上就是所有的国民）从小就听到无数的故事，这些故事就是用来培养他们的尚武精神。

战争爆发之后，政治宣传部门出版了大量渲染战场上英雄主义精神的书籍，这些故事中几乎没有几个能经得住理性的推敲。其中的一个故事描述了一个英勇的飞行员为了将他的飞行队带回基地，竟然暂时性地战胜了死神。故事接下来说：“在最后一架飞机也返航之后，他写下了一份报告并继续向总部前进。就在他完成报告的时候，突然摔到了地板上。”“在场的军官们连忙上去扶住他，但是，哎呀，他已经死了。在检查他的尸体的时候，他们发现他已经变凉了，致命伤就是射进他胸口的一颗子弹。一个刚死的人的尸体是不可能冷掉的，然而这位队长的尸体却和冰一样冷，他肯定在很早以前就死去了，是他的灵魂写下了那份报告，能达到这样的一个奇迹，正是因为那位死去的队长拥有极为神圣的责任感。”几乎所有十几岁的男孩子们都盼望着参加军队，他们中的大多数人很快就实现了这个愿望。1941年，除了大学生之外，所有年龄为20岁的男子都受到了征召。志愿参军的年龄开始是17岁，后来变成了15岁。1943年10月2日，就在盟军进攻新几内亚之后，陆军省决定连大学生也要参军，只除去了那些学习理科和医科的男生。

对于一个社会来说，对教育的高度重视是一个巨大的进步，但是它的巨大程度还是不足以满足陆军对人力的需求。不到三个月的时间之后，普遍征兵的年龄下降到了19岁，不到六个月之后又变成了18岁。 二战中的最大一次送行会 有一张红色的明信片提醒每一个日本男性，他拥有“参加陆军为天皇陛下效忠的光荣使命”。1943年10月，有13万名年满20岁或以上的大学生都收到了这么一张通告。到这一年的年底，由于他们响应这一通告而参军，使军队的数量增加到了380万人，比1942年底多出了整整100万。应征入伍者被给予一个月的时间来报到、进行体检，体检通常都是在他们的家乡进行的，这样他们就可以很方便地祭拜祖先的坟墓。这一活动是为了在感情上对他们进行一下提醒，一旦新兵去报到参加训练，他就可能永远不能再回到家里来了。在一个男性离家前往训练营地之前，他的家人及朋友们都会聚在一起召开一个“社行会”（意为壮行会），跟他告别，鼓励他为国多立战功。一位名叫相川孝昭的中学老师在送别了许多赶赴战场的学生之后回忆说：“谁都不允许说一句悲伤或者同情的话，我们只是说：‘恭喜！

’新兵会被请喝下一杯非常珍贵的酒，吃一块特殊的鱼———或者任何能够找到的美味。”相川孝昭充满遗憾地回忆了一个深得他喜爱的学生的社行会，他写道：“除了一小袋干豆子之外，我们什么也没有了，而这是我们一家人那天的口粮，包括三个饥肠辘辘的孩子。当那个学生听到钟敲五点的时候，他站起身来，脸上带着淡淡的微笑，他悄声对我说：‘好了，我必须走了。非常感谢您在过去几年中对我的教导。现在我已经做好了必死的准备。’”在应征入伍者去往军营之后，他的家人在每顿饭的时候都会给他留出一个位置。这种做法的目的是为了表明那个缺席的服役者仍旧是家庭的一员，同时也是对他的平安归来的一种祈祷。1943年10月21日，上万名从本州的大学和学院应征入伍的学生聚集在东京明治神宫的外院中，参加二战中最大的一次送行会。在寒冷的雨水中，3.5万名年轻人静静地站着，肩头扛着他们的步枪，他们的对面是挤得满满的6.5万名送行者，其中有中学的男女学生，女子大学的学生，还有他们的家人和朋友。 新兵训练中的制度化暴行 在整整三个小时的时间里，新兵们一直保持立正的姿势，一面听着滔滔不绝的爱国主义长篇大论，这些言论都通过广播传到了全国。

江桥慎四郎在入伍前是东京帝国大学的一名学生，在调整了一下语调后，他发表了演讲：“当我们拿起枪和刺刀，开始履行我们打垮顽敌的光荣使命时，我们当然就没有打算生还。我相信，你们这些留在后方的学生们，在不久的将来，就跟着我们的脚步，踩过我们的尸体向着大东亚战争的胜利进军。”首相东条英机也进行了一个类似的演说。他说道：“决定性的时刻已经到来了，在这一时刻，我们整整一亿人都将走上战斗岗位，克服我们的祖国所面临的一切困难。”东条英机提醒新兵们美国和英国也把他们的学生送上了战场，“但是我毫不怀疑你们在精神上和作战能力上都能将他们压倒”。大会结束后，新兵们穿过东京的街道，向皇宫对面的广场进发，在那里他们向天皇三呼“万岁”。然而，还有最后一个仪式在等着这些新兵，在到达训练营地之后，军官们再一次向他们重申他们被征入陆军或海军是一种多么巨大的光荣。带队军官带他们发誓，然后又向他们宣读了明治天皇的《军人敕谕》，其中总结了他们从出生起所受的责任和爱国主义教育的一切内容。《军人敕谕》的最后一点是一个警告：“如果你不把朴实作为自己的目标，你将会变得优柔颓废，轻浮无行，就会陷入各种奢侈浪费的嗜好中不能自拔。

这种恶习一旦出现在陆军和海军的士兵中间，就一定会像传染病一样地迅速传播，尚武精神和士气就会直线下降。” 通向富士山的死亡进军 实际上，对于新兵来说，任何形式的浪费都几乎是不可能的。在12个星期的时间内，他们要忍受残酷的生活环境和训练方式，这些都是为了将他们培养成坚强的战斗者而设计的。一位海军新兵说：“海军里的人甚至没有被当做人一样对待。”另一个海军新兵附和说：“我们中的每一个人都被训练成了机器人，不假思索地服从命令。”所有军种中的新兵都处在一种被视为尘芥的地位，那些已经完成训练的老兵们还一再用各种方法来提醒他们的这种地位。老兵们讽刺地把他们称为“一钱五厘”（很小的钱），也就是他们的征兵卡的价钱。受训士兵的新家就是两层楼的营房，营房是木质结构的，涂着防腐的木馏油，刷成白色的墙上贴着标语，都是勉励士兵们为天皇战斗到死。他们睡在铁制的小床上，床上铺着稻草，放着很薄的毯子和内装锯末的圆柱形枕头。一个小木橱里放着每个士兵的少量私人物品，通常只是家人的照片和纪念物。

除了亲戚之外，所有妇女的照片都在禁止之列，在杂志被送到军营之前，所有的艺妓和女明星的图片都被剪掉了，因为它们会引起不道德的念头，会使新兵们不能专注地学习关于战争的技能。所有的士兵都穿着同样的制服：一套单调、粗糙、肥大的卡其布套装。许多农村来的新兵发现这些过肥过大的制服十分不舒服，甚至连正反面都难以区分。一位军官说：“我注意到有一个乡下孩子站在营房的角落里和他新发的制服‘搏斗’着，他以前除了宽大的和服之外什么也没有穿过。我走到他跟前的时候，他已经把裤子反着穿上了。他急得哭了，因为不能从背面系上裤子的扣子。”对于农村的新兵来说，最难适应的穿着要数陆军的那种带平头钉的军靴。在田里劳动的时候，他们穿的是“草屐”（一种稻草鞋）和橡胶底的拖鞋，这两种鞋是把大脚趾用一根带子或者一个单独的小空间与其他脚趾分开的。所以这些农村兵们受了很多天的折磨，好不容易才适应了五个脚趾并拢的军靴。尽管刚一开始新兵的伙食看上去很不错，但实际上后来就变得极为磨炼人了。

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