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六章 国家间的战争

1814年后，鉴于二十年来的革命与入侵几乎要把欧洲各国的统治阶级赶下台来，因此他们颇不轻松地重新坐稳马鞍，确认拿破仑的经验不值得重现，欧洲还是应该恢复并维持18世纪时的政治平衡、社会稳定的局面。重建这样的平衡，被认为比开发由法国革命引起的处于欧洲社会表面下的政治与军事潜力更重要得多。拿破仑的强大军事力量系依赖整个社会的革命化转变，而主张复旧的其他各国君主是不愿付出这种代价的。拿破仑战争于试图推翻欧洲现有的国家制度也许具有威力，但不管对此如何评价，欧洲的政治家们并不想保留这种威力。

因此,在半个世纪内，欧洲各国的军队已恢复到18世纪的模式：军官由贵族担任，士兵均长期服役，军队与社会其他群体相隔离。为抵抗拿破仑挑战曾对本国军事结构稍作调整的国家——英国、俄国、哈布斯堡帝国(Habsburg Empire)，都毫无障碍地回到了传统方式。普鲁士由沙恩霍斯特(Scharnhorst)与其同事引进并由“1814年军队法”建立起来的征兵制(三年服现役，两年预备役，从有钱人中选举预备役军官)尚未全部废除，但改革者已湮没不显或已退休，预备役制逐渐衰变为乡村俱乐部，征兵制也尽量少用或尽可能偶一为之；贵族阶级已在军官团内重新确立了统治地位。但法国完全回到“旧时代”已不可能。拿破仑从前的军事助手古维翁·圣西尔(Gouvion St. Cyr)于1818年，苏尔特(Soult)于1832年，已把法国军队的体制建在拿破仑军队的框架上。法国的军事法规保留了征兵制的原则，但实际上只运用于买不起免税权的贫困阶级。这一征兵制度又维持了七年，以便刷新一支完全不同于革命时期“全民皆兵”模式的长期服役的专业化军队。

军官不再一律由贵族担任而改用有专业的人才，下级军官大都从列兵中提拔，他们同民间保持一定联系，他们从本世纪上半叶法国政治动荡中认识到，最明智的做法是不提问题，无条件地服从上级。法国军队同英国、普鲁士、奥地利与俄国的军队一样，也是保卫国内社会与政治秩序的可靠工具；所有这些国家的军队在四十年的大部分时间里都忙于镇压国内的暴动与革命，而不是相互打仗或准备打仗。

然而，拿破仑的经验也不容忽视。存在军队的正式理由是保卫国家，因此自然就要发动战争，必要时还要大打。拿破仑战争时期及以后，欧洲所有强国都建立了或重组了军事学校，以教育指挥官，训练参谋人员，如英国的皇家军事学院(1802年)，法国在圣西尔的军事学院(1808年)，普鲁士设在柏林的军事学院(1810年)，俄国的帝国军事学院(1832年)，教程中都包括了近期战役的教训。法国革命前已存在的军事题材文学，发展成为一股潮流，有不可阻挡之势。战事进行期间及战事结束后，每一个国家、每一种等级的军人，都急于把他们的体验记录下来，并发表种种武断的评论。最受尊重的战略，是那些强调老式战争同新式战争有连续性的战略观点，他们把拿破仑的才能同腓特烈大帝的才能相提并论，认为这两位伟大的战略家赖以获胜的基本原则可望在未来战争中也有效。

在这些人的著作中，——包括普鲁士将领冯·威利森(Willison)的《大多数战争的理论》(1840年)，英国爱德华·布鲁斯·哈姆利(E．B. Hamley)的《战争行动》(1866年)，以及最出名的瑞士安东尼·德·约米尼(A．de Jomini)的《战争艺术的价值》(1838年)，都把拿破仑指挥战争的艺术看成同18世纪的战争艺术一样，认为只是个简单的谋略问题，即在保卫本身安全的同时如何威胁敌人的两翼，如何保证交通联络畅通，保证在决战时刻有优势兵力等等。当时最伟大的军事著作——卡尔·冯·克劳塞维茨的《论战争》(1832年)也是一本探索基本战略原则的书，他关注最多的是分析与解释革命战争与老式战争的区别，而不是强调它们的相似之处。他认为战争的道义与政治因素，同军事素质同样重要，法国革命使这些因素起了变化，显而易见地改变了战争的本质，与老式战争迥然不同。由国家全力以赴并追求彻底胜利的战争，所采取的形式总是不同于那些军力有限、目标有限的战争。欧洲在革命年代假如不曾真正经历过前一类战争——“绝对的战争”，那么，或许还以为这类战争只不过是一个柏拉图式的概念、一种抽象的计算标准。

克劳塞维茨总结道：断言这类冲突决不会再现未免过于草率。“如果事实上只是忽视什么事情可能发生，从而筑起一道栅栏，那么，这道栅栏倒坍之后再要重筑可就难了；相互敌对，至少是重大利益相冲突，将以和我们今天相同的方式去表现它自己。”I.Carl von Clausewitz,Von Kreige, book VIII, Chapter3.确切不过的是，爱国热忱的爆发，对自己的危险性同对敌人的危险性同样大。王政复辟时期的政治家们不希望在活着的时候再见到这样的热忱，为此作了三十年的努力来竭力防止。但是，他们在欧洲维持和平与秩序的成功同时使工业与技术的发展成为可能，却又最终使得战争如果再起的话，其规模将使拿破仑战争相形见绌。

拿破仑战争结束的1815年至克里米亚(Crimea)战争间的四十年中，陆地与海上运输都使用了蒸气引擎。对海上战争的影响将在下章内讨论。陆上，火车的发明及其在战争中的运用，取代了有时需长达数周的长途徒步行军(即使指挥英明也会在途中损失十分之一的人)。英国1830年有一团军队由曼彻斯特开拔到利物浦(相距三十四英里)，只用了两个小时而不再是从前的两三天。与此同时，莱茵兰的德国人开始领悟到，法国复兴后，他们可以迅速集中大量军队，重演拿破仑式的入侵，这是无法预测的。最初，英国与法国对铁路感兴趣是因为可以迅速调动军队去镇压大城市中的暴动；而对普鲁士来说，铁路将给他们带来省钱的军事力量，他们四散在欧洲的领土如今可以用铁路网与新的运输制度有效地连结起来了。

头一个显示出铁路作用的战争是法国同奥地利帝国1859年在意大利北部的战争。当时法国约有十二万人，只用了十一天便到达战场，而从前越过这一距离需要两个月。

但是这次战役也暴露出铁路运输的问题。士兵与马匹可以迅速运转了，但后勤又是另一回事。法国军队发现他们没有弹药，没有药品、饲料、架桥材料或攻城设备，他们之所以能打得不错只因为奥地利军队的状况也不比他们强。普鲁士总参谋部饶有兴趣地研究这两个最大假想敌的战略，抓住这一教训，设立一个专管铁路运输的部门，但在1866年自己同奥地利的战争中仍犯了错误，经过改进，在1870年的法国—普鲁士战争中却获得不曾预料到的效果。在这期间，美国南北战争提供了更加辉煌的例子说明铁路运输对战略家提出的新问题与各种可能性。

的确，快速运转是铁路向军事提供的一个有利条件。同样重要的是，它给了战地军队长驻的力量。不再需要为一场战役预先在战场附近设立供应军需的仓库；如今，全国的经济实力可以转为军用，持续不断地提供军需。其次，军队到达战场时，精力充沛，体态良好；军队中大部分人能否既从平民生活中保持体力，又经艰苦的行军跋涉后还能勇猛地投入战斗，不是一项不重要的考虑。第三，军队可以保持良好条件：伤病员可方便转送到基地医院，并补充上新的力量；如果战役延长，军队可以调换。了解战况不再是一件遥远的事情：从前民众只能从简短的政府声明或士兵的事后叙述中了解情况；而电报的发明，使战区与基地间的联系密切多了，这种快速联络不仅使首都的政治领导人同战地指挥官们便于联系，而且在报纸的地位确立并更加雄心勃勃后，编辑与战地记者的联系也大为方便了。英国民众可以随时了解克里米亚战事(1854－1855年)的细节，其结果，使他们对这场战争比对前次威灵顿在伊比利亚半岛的战事更加关心；尽管克里米亚离英国很远，他们所知道的军事行动情况只比上一场战争略少一点。

19世纪上半叶发生的通讯革命，把欧洲人民(已变得更有文化，城市化，并有政治觉悟)带入同军队活动更加接近、更多参与的新局面，尽管政府仍企图把军队隔离开，不使他们同民众接近，因为政府认为这种接近更像会瓦解军队而不是鼓励军队。但是，军队同他们所出身的社会的关系进一步密切之后，同时也就产生一个纯粹军事的需要，即为支持军队不得不更深地榨取社会的资源。

18世纪时，普遍认为军队投入战场的规模是受到严格限制的——由于供应跟不上。18世纪的战争很少超过八万人的。正如我们已见到的，这样的限制在法国革命时期被超越过去，因此补充给养便必须依靠有组织的或无组织的抢掠，拿破仑率领六十万大军1812年进入俄罗斯遭遇的灾难说明即使如此冷酷无情的轻举妄动，也有它的极限。随着铁路的发明，这类限制消失了。一旦调动军队的复杂性由铁路解决之后(如19世纪60年代普鲁士总参谋部的例子)，管理军队的限制，剩下来只有：征召适龄的兵员人数，征兵对象的政治与经济条件，以及管理火车、装备与动员的能力。

1870年，“北部德意志同盟”与法国开战，投入的兵力是拿破仑入侵俄罗斯时的两倍：一百二十万人。1914年，德国军队倍增至三百四十万人；其邻国的军队也大大增加了。19世纪末，欧洲大陆列强保卫自身的安全看来主要(不说是全部的话)依赖能投入战场的武装力量的规模。

这一假定在很大程度上是基于1866年与1870年的德国统一战争的经验。当时，普鲁士只用了数周时间就摧毁了奥地利帝国的军队，第二次是摧毁了法国的军队。而后一次还以拿破仑方式占领了敌国首都，并对一个彻底孤立的仇敌任意开列了苛刻的媾和条件。正如克劳塞维茨预言的那样，“绝对的战争”再次出现，而这次是由克劳塞维茨的门徒、普鲁士总参谋长老赫尔姆斯·冯·莫尔特克(H．von Moltke)带回到欧洲来的。

普鲁士军队效能的基础是强制征兵制，虽然自1814年实行以来已渐式微，但从未完全放弃过。自从开始是摄政王后来成为国王的威廉一世于1858年加冕以来，这项制度便复活了。这位君王把复兴普鲁士军事力量作为他毕生的主要目标，为此不惜同国会迎头相撞。他的军事部长阿尔布雷希特·冯·罗恩(A. von Roon)重新规定：士兵服现役三年、后备役四年；此后，经过训练的士兵进入边防军，丧失独立的社会地位，受正规军的管辖。这一系统由分布在各地的军团掌握，军团指挥官负责征集现役军人与后备役军人，以及边防军，并负责训练、装备；最重要的是，还要对军队的速度、效能与作战动员负责。在动员正规军的同时，经过充分训练的后备役官兵也在被动员之列，经过细心设计的铁路系统派往总参谋部计划好的战区前线。

总参谋部也许是19世纪最伟大的军事创造。沙恩霍斯特创立的普鲁士总参谋部由莫尔特克(1857年任总参谋长)加以彻底改组。长期以来，为解决供应问题以及巨大兵力的配置问题，确有必要使总参谋部的责任膨胀，并把经过训练的参谋人员(即使还没有完全成为专家)分布到各支军队中去。发展铁路带来的军队规模的扩大，无论平时准备或战时的指挥与控制，都大大增加了难度。在法国、奥地利与英国的军队里，参谋官员人数还略多于军事官员，但因声望不高，通常受到团部同事们的排挤与轻视。莫尔特克反其道而行之，把参谋人员变为精英层，从最出色的团级军官中挑选，由他亲自训练，并让他们轮换担任参谋职务与指挥职务，以加重他们的责任心。在普鲁士军队以及日耳曼帝国(1871年诞生）的军队里，参谋官员不仅仅是“办公室主任”，而且是专业顾问，军事指挥官常常要听从他们的指导。1870年对普鲁士来说，既是政府工作方法获得胜利又是武装力量获得胜利的一年：政府设立了一个全新的社会效益标准。拿破仑时代的浪漫英雄主义在第二帝国的军队中复活了，在一些小殖民地打了几仗获得小胜。但大多数法国将领指出：英雄主义已经覆没，胜利应归功于现在的体制已使战争成为一种科学的计算、统筹规划与专业上的专门知识。

1871年后，普鲁士的体制——征兵制，具有战略意义的铁路网，动员艺术，最重要的是总参谋部——已为欧洲大陆各国所仿效。三十年后．在南非与古巴的灾难性教训之后，英国与美国也因各自的需要采用了普鲁士模式。

同管理方面的革命同时出现的是技术上的革命。我们已见到，15世纪与19世纪之间，在欧洲社会稳定的经济结构中多么缓慢地改进着武器系统；渐进的、小步小步的改良，使大炮运转较灵活些、命中率稍高些；以及如何把火绳枪变成燧火枪，长枪变成刺刀，而火枪的射程提高不多；运输方面也没有超越靠人力或马力拖拉的限制。但是，1815到1914年间，正如交通通讯革命导致战略的转变一样，武器技术的革命改变了战术。

1870年，火器有一次变化。首先是有了来福枪——枪管里有了螺旋形的来福线，既增长了射程又提高了准确性大约五倍之多。从16世纪以来，来福线原理曾用于运动枪支；18世纪以来，曾用于轻步兵火枪。但从枪口上枪弹，发射率很低；它们通常被看作是精确的武器但显太纤细，而对步兵排来说，炮火的密集比射程与准确性更重要。19世纪40年代，发明出有来福线的滑膛枪，子弹可以落进枪管里，发射时自动入槽，发射频率与旧式滑膛枪相近，但射程与准确性均有超出。同时，火燧枪的发射机制也由更可靠得多的击火帽所代替。有了这些武器，19世纪50年代，法国、英国、俄国与奥地利的军队先是在克里米亚大打，后来又在意大利大打。

普鲁士没有参加这些战斗；直到1866年，同奥地利打了一仗，近二十年才给步兵装备的德雷西“针枪”的效果始得以测定。这是头一次有来福线的后膛枪——使用笨重，射程还不如前装枪，由于枪尾散出大量烟，使发射人很不好受。但是，前装枪发射一颗子弹的时间，后膛枪可发三颗，而且，很有利的是可以卧在地上发射。这在战争历史上是头一次：步兵可以在数百码射程内无需使自己当作靶子就可以杀死敌人——普鲁士军队1866年充分利用了这一优越性，嗣后欧洲其他各国也迅速改善了本国的后膛枪。

大炮也有了同样的发展。到l860年，所有的欧洲军队都配置了各种类型的由前面装炮弹、炮管有来福线的大炮，射程在一千至三千码之间。这方面，普鲁士比奥地利、法国都落后了。1866年，各种大炮的不同表现引起一场迅速兴起的战术革命，普鲁士采用了弗雷德里希·克虏伯(F.Krupp)发明的新式后膛钢炮。这种大炮主宰了1870年的各个战常普鲁士的将领们用优秀的法国来福枪在德国军队身上试过几次以后，便把本国的军队安置在射程之外，然后用本国的枪炮痛击法国军队，直至法军投降。

因此，到1870年，一支进攻的军队想靠近敌军已很不容易。普鲁士的步兵袭击法军阵地，法国的轻骑兵进攻普鲁士的阵地，都是伤亡惨重。最后普鲁士之所以取胜，部分原因归功于他们的大炮，部分原因是由于兵力上的优势允许他们采用侧翼包抄的战术。1870年后，靠近敌人的难度更大了。19世纪80年代发明了强力爆炸物——立德炸药苦味酸组成的烈性炸药。、无烟线状火药、麦宁炸药也是苦味酸组成的另一种烈性炸药。，这些炸药与黑色火药(有烟火药)不同，是瞬间充分燃烧的，因此没有烟散出来妨碍发射者，只在枪管里有一点沉积，放慢了发射频率。但射程之远是当时所有武器都不能及的。步兵所用来福枪的有效射程如今可达一千码。枪管口径可以缩小了，使枪的重量减轻，命中率提高，并有了可能使步兵携带更多的弹药。子弹盒与金属弹的采用，使装弹更容易更快捷。所有这些武器的改进，同本世纪末装有子弹带、用水冷却枪管、一分钟能射出数百发子弹的机关枪的发明相比，都相形见绌了。用这样的武器进行攻击，阵地如何守得住？

19世纪末的—些战术家们全都同意，攻击成功只能靠发明一种更密集的炮火。当时出现的大炮的某些新发明使这一希望成为可能。射程的增长意味着战场上的大炮无需像1870年时那样只能在无障碍地用肉眼看得到的条件下打个几千码；现在，已能间隔五英里，从隐蔽处所发射，无后座力，开炮后无需再次校正方向，发射频率与准确性均有提高。重型大炮的射程达二十英里以上——某些例外的“怪物”能射五十或六十英里——并能轰坍所有现存的堡垒。1870年所预示的，在1914－1918年第一次世界大战中得到了证实——大炮将成为中心，可能成为战场上起决定作用的武器。到1918年，靠大炮来夺取滩头阵地，由步兵去守住滩头阵地，便成了惯例；而滩头阵地的重要性主要在于为炮兵观测提供了便利。

最后，最古老、最受尊敬的轻骑兵怎样了呢？它在袭击、侦察方面的重要性毫无疑问还保持着，——在新近扩大了的战场上，重要性比前更甚。在运输弹药方面也有其重要性。作为“马上的步兵”的价值，从前作为“龙”的价值，仍在南非洲的空旷地区明显地显示出来，这还未提到美国南北战争的战常但是，轻骑兵不愿接受任何暗示，说他们未来的作用只限于辅助性的，而不再是在战场上起到威风凛凛的决定性的冲击作用，以此视作他们“存在的理由”。他们希望，鉴于大炮火力的提高，可使步兵的火力不致过分突出。如果改良了马匹的品种，已大大扩大的军种间的差距也许可以部分弥补。为此，1914年可以见到欧洲所有的国家都在全力以赴地改进骑兵，配备马刀、长剑，加强马匹的训练，发挥骑兵在突围、突破方面的作用。东部欧洲未筑连续防线的广袤地区，骑兵仍发挥着有效作用，一直延续到20世纪。在西部欧洲，只需数星期就能弄明白，——除了本国某些指挥官外——重骑兵已经是代价昂贵的老古董。即使是侦察方面的作用，不久也被摩托车与装甲车所代替了。

军事思想家们并未低估新武器带来的问题。1870年的经验教训在1877－1878年的俄罗斯——土耳其战争，1899—1901年的英国——波尔战争(南非)，1904—1905年的日本——俄罗斯战争所强化了。越来越清楚地说明，步兵完全可以钻进防御良好的阵地，用现代化的武器杀伤来犯之敌。一位独立观察家：波兰银行家伊凡·布洛克(I．Bloch)在仔细分析了各种武器的性能后，在他的著作《未来的战争》(1898年)中说：鉴于从统计上来看今后的进攻战已不可能成功，战争不再成为政策的有力工具。可以理解，军事领导人不会得出这样的结论，但是，他们并不否认，任何军队发动一场敌人阵地早有防备的进攻，必须准备有沉重的伤亡；像1870年德国军队所实施的侧翼包围的战术，必须要有大量军队才行。无论何种情况，只有人力资源丰富的军队才能占据决定性的优势。无怪乎1871年至1914年间，各国的总参谋部竞相要求扩充军队。

最迫不及待的是柏林的军事计划制定者。德国总参谋部须策划好在两个战场上打仗的战争：既打法国，又打俄国。

一年一年过去，在俄罗斯帝国1890年后建立了铁路系统，俄国军队可以征到更多的兵员后，情势越来越严重了。俾斯麦(Bismarck)的政策是同俄国与奥匈帝国通好，以孤立法国；他的继承人则放弃了这一政策，法国遂于1891年同俄国重新修好；德国总参谋部认为战争只是个时间早晚的问题了。德国人要考虑的是首先把兵力集中在哪个前线？要争取一场色当模式的全面胜利，看来唯一的可能是突破狭隘的西欧地区；但是，法国前线如今碉堡林立，突破此处绝无可能。德国总参谋长阿尔弗雷德·冯·施里芬(A. vonSchlieffen)伯爵提出一个著名方案：大迂回穿过比利时侧翼包围，抄法国的后路，打一嘲轻轻松松一上午的战斗”就可摧毁法军，这样就可以使德军转向东去对付规模庞大但行动缓慢的俄军。施里芬于1905年退休，将这一想法留给了继承者，继承人越研究越觉得这一方案难以执行。后勤问题无法解决。最根本的困难是难以找到合适的人力，必须要在1912年通过一项新的军事立法来增加德国军队的规模。

法国很自然要作出反应，也延长了服役时间。但法国总参谋部不像德国总参谋部那样关心现代战争中的防御力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