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4节
强调“要有实权”，他说：“实权这个问题， 是最要紧的，也可以说是先决条件。日本，一日不肯让出主权，则余一日不能‘出山’。” 这表明了吴佩孚既想出任新政府首脑，但又不敢出卖国家的领土主权而受万世唾骂的心理。 日本人利用吴佩孚，当然不是心地善良地让他建立一个统一独立的中国政府，而 只是要制造一个全中国的总傀儡，从而进一步攫夺中国领土主权，使中国彻底沦为日本的殖 民地。因此，日本不可能接受吴佩孚提出的“出山”条件，而吴佩孚也不愿受日本的层层掣 肘，完全听命于日本人，说吴计划因而陷入进退两难之地。正当希望渺茫之际，南方出现了 新“希望”，对汪精卫实施诱降的“渡边工作”取得了重大成果。
1938年12月16日，汪精卫在重庆会见蒋介石，随后以参加纪念活动为由匆忙前往 成都，随后取道昆明，于21日溜到河内。28日，公开发表卖国求荣的“艳电”，投降日本当 了汉奸，心甘情愿地做了日寇最恭顺的走狗。虽然说吴工作陷入进退维谷之地，但土肥原贤二并未完全放弃对吴的拉拢。老奸 巨猾的土肥原明白，尽管汪精卫死心塌地为日本卖命，但汪手中既无军权，也没有大军阀做 后盾，政权难以维持，如果加上吴佩孚，形成汪吴合流之势与蒋介石分庭抗礼，形成既有军 权又有政权的听命于日本的“政府”，才是最为理想的。因此，他在继续加强对吴佩孚工作 的同时，也在耐心地等待。吴佩孚面对日本人的拉拢也是绞尽脑汁、瞻前顾后、犹豫不决，特别是汪精卫给 他发来约请“合作”的电文后，他更加矛盾而使他坐卧不宁。他心里很清楚，如果自己一味 地态度暧昧下去，有可能是最终导致日本人对他的抛弃和反目，这样他将失去极大的政治资 本。但是，如果他此时宣布与汪精卫合作，又恐民心向背，一着不慎，有可能使他的结局更 加悲惨。汪精卫主动与吴佩孚接触，使事情有了极大的转机。1936年6月，汪精卫先与吴 佩孚在北平吴的私宅见面。
汪精卫返回上海后，又派其心腹赵叔雍再度北上与吴佩孚商议合 作事宜。最后，吴佩孚终于与其达成协议，双方商定在未来的新政府中，党权由汪精卫控制 ，而军权则由吴佩孚一手把持。至此，土肥原贤二觉得计划终于实现，只等宣布“合作”就大功告成了，这令土 肥原升起一股无可比拟的激动和兴奋，他似乎已看到自己的“英名”被永记于日本帝国的史 册了。然而，就在此时，从北平传来的消息将土肥原贤二从兴奋的巅峰彻底摔到失望的谷底 ——吴佩孚因病猝死!据北平来的消息称，吴佩孚原本只是左下牙染疾、牙床浮肿，本无大碍，但经日 本特务介绍了一个日本牙医伊东进行诊治，却越治越糟。开始，伊东为吴拔去一颗病牙，但 病未痊愈，反而引起高烧。12月4日下午，日本军医川本芳太郎和寺田等人又来为吴佩孚治 病。寺田不顾吴的家人和部属的一再劝阻，强行为吴施行手术，导致吴佩孚“血流如注”， “一叫而绝”。土肥原心里清楚，这一定是华北方面军干的好事，他们原本就对吴佩孚不抱 好感。他不禁喟然长叹：我大日本帝国的辉煌未来全被这群百无一用的蠢材们给断送了。吴佩孚的死，使土肥原策划的汪吴合流的阴谋终于以失败告终，他的“土肥原机 关”
机关算尽而不得不关门闭户了。他心情低沉地回日本复命了，等待他的会是什么结果呢 ?只能是“机关算尽”后的“反害了卿卿性命”吧!远东国际法庭将恶贯满盈的土肥原贤二作为甲级战犯嫌疑人进行审判，无论他的辩护律师如何巧舌如簧，也未使他逃脱正义的审判 “土匪源”土肥原贤二(8) 土肥原贤二1939年3月返回东京，5月，任驻黑龙江第五军司令官。1940年，任军 事参议官，10月，兼任陆军士官学校校长。1941年4月，晋升为大将，6月，任航空总监兼航 空本部部长。1943年，任远东国际军事法庭审判席上的法官们东部军司令官。1944年3月，任新编第七方面军司令官驻新加坡，率部侵略马来 亚、苏门答腊、爪哇、婆罗洲等地。1945年4月，回日本任教育总监。8月，日本战败投降， 24日，东部军司令官田中静一大将自杀，土肥原被降职接任东部军司令官。9月12日，第一 总军司令官杉山元元帅自杀，土肥原又接任第一总军司令官。次日，盟军司令官麦克阿瑟以 战犯嫌疑对土肥原贤二发布了拘捕令，土肥原贤二被关押在横滨刑务所候审。1946年5 月3日，远东国际军事法庭开始将其列为甲级战犯予以审讯。
远东国际军事法庭对土肥原的审判是极为艰苦曲折的。土肥原虽效忠日本军国主 义，干尽了阴谋勾当，但他老奸巨猾，尽可能地不留把柄。因而在所有被告中，土肥原自始 至终都显得最为“冷静”，对于法庭的指控有恃无恐，而且还口出狂言：“我土肥原要让中 国人和美国人睁大眼睛看看，真正的日本武士在失败时，在严峻的考验面前是个什么样子! ”法庭开始的时候没有有力的证据，美国宪兵在土肥原家中搜查时一无所获，东京 法庭只好求助于中国国民党的军政部和司法部，但结果同样也是大失所望。就在审判进入僵局时，中国法官倪征燠猛然想起曾任“满洲国”奉天市市长的赵 欣伯，倪征燠为此特地亲自赶往赵欣伯被关的东北战犯监狱，希望赵欣伯提供土肥原参与策 划“满洲国”傀儡政权的材料。赵欣伯起初很痛快地答应了下来，但是他后来害怕连累自己，因为他曾接任过土 肥原的奉天市市长的职位，思前想后，最后他还是拒绝提供有关土肥原的任何材料了。中国有句俗语叫“要想人不知，除非己莫为”，土肥原在中国从事间谍活动长达 20多年之久，要找出罪证来并非难事。最后确定下来两个有力的证人：曾经与土肥原贤二签 署“秦土协定”
的秦德纯和七七事变时的宛平专员王冷斋。土肥原开始显得有些紧张，但随后便故作镇定下来。他想法庭并未抓住什么有力 的证据，没什么可怕的，还装出一副满不在乎的样子，对检察官的指控他是一概否认。按照土肥原与他的美国律师瓦伦和日本律师太田金次郎的预先谋划，首先出庭为 土肥原作证的是其老部下爱泽诚。在土肥原担任奉天特务机关长时期，爱泽诚曾追随土肥原参与制造了皇姑屯事件 ，并奉命参加实施炸毁柳条湖铁路路轨的阴谋，挑起九一八事变。爱泽诚是土肥原的走狗，自然极力粉饰土肥原的恶行。他说土肥原为人“忠厚坦 白”，广交中国朋友，还说土肥原领导的奉天特务机关只是负责搜集普通情报，纯属一般性 业务机构，并没有搞什么秘密活动。爱泽诚的伪证引起了公诉方的强烈斥责。这时，为了给爱泽诚的伪证提供佐证，土肥原的另一名日本辩护律师家崎直义拿 出一幅字画交给审判长韦伯、检察长基南和其他法官、检察官传阅。这是一幅由中国著名画 家王石谷作的山水画，重要的是上面的一段龙飞凤舞的题词：“土肥原将军年来奔走中日和 平，备极辛劳，此次另有重寄他调，赠此以作纪念。宋哲元敬赠。”
家崎直义据此告诉并不知土肥原与宋哲元之间复杂关系的审判席上的众人，宋哲 元是中国著名的政治家，连他都如此敬重土肥原将军，可见土肥原将军确实是中国人的好朋 友了。明知他说的与实情不符，该怎样驳倒这个狡辩呢?中国代表梅汝和向哲浚提出传 中方证人、时任国民政府国防部次长的秦德纯出庭作证。站在证人席上的秦德纯在宣誓过后，便接过那幅山水画，待他仔细看过后，韦伯 庭长便问道：“请问证人，这幅画是宋哲元将军赠送给土肥原的吗?”秦德纯想了想说：“我也是第一次看到这幅画，据我观察，这很可能是宋哲元将 军赠给土肥原的礼物。”全场哗然，难道说土肥原真是中国的好朋友?场内心中暗喜的就只有土肥原和他 的辩护律师——有人肯不计前嫌地替他说话了吗?秦德纯停了片刻，待全场安静后，沉着而不紧不慢地说：“审判长，我必须声明 ，我之所以判断这幅画可能是宋哲元将军所送，是因为上面的题字是宋将军的秘书长杨镇南 所书，我与杨镇南有过交往，对他的笔迹比较熟悉。”忽然，他语锋一转：“审判长，我同时更要声明，这幅画只是私人交际往来所赠 送的一种小小的纪念物品，不能用以证明国家与国家间的外交关系。”
审判长韦伯听后，为之一震，并鼓励地问道：“为什么?”秦德纯娓娓道出实情 ：“这是因为北平是中国的旧都，各国外交使节和武官留在北平的很多，当他们奉令回国时 ，与北平地方当局互相馈赠纪念物品，这是很平常的事情，纯粹是一种礼节，既不能反映彼 此间真正的感情，也不能代表外交关系的好坏。我想，稍有外交常识的人都会明白这一层道 理。” “土匪源”土肥原贤二(9) 秦德纯的这些证词有如拨云见日，极大地鼓舞了中方人员，又使土肥原及其辩护 律师们个个哑口无言。驳斥完这幅画的“证据”后，秦德纯又满怀愤怒地控诉了土肥原1935年策划的“ 张北事件”，借此蛮横要求中国部队不能驻守在张北县以北的恶行。土肥原的恶行并不止于此，中方公诉人倪征燠随后向法庭递呈了一份1933年的《 奉天特务机关报》，这张报纸的首页盖有土肥原的印章，报纸上登着日本军事使团向日本政 府邀功请赏的报道，该报道的作者正是刚刚站在证人席上的爱泽诚。事实胜于雄辩，倪征燠用铁的事实揭穿了爱泽诚的一派谎言，使爱泽诚的伪证再 也无法狡辩下去。这中间还有一小段插曲。
倪征燠所呈爱泽诚写的报道中，曾有这样一段文字：“ 华南人士一闻土肥原、板垣之名，有谈虎色变之慨。”正待倪要进一步询问爱泽诚时，土肥 原的美国律师瓦伦中校气势汹汹地走上前来，冒出了一句令众人均未想到的话：“审判长，‘谈虎色变’，这是在谈老虎，与本案被告无关。”这句令人啼笑皆非的话，使得法庭上下立即响起了一片哄笑声。倪征燠解释说：“‘谈虎色变’是中国的一句成语，这里是说土肥原、板垣二人 凶狠如虎，人们听到他俩的名字，就像提到老虎一般，害怕得脸色都变了。诸位可能有所不 知，中国老百姓都称土肥原为‘土匪源’，比喻土肥原比土匪更加凶残。在日本占领中国东 北时期，如果哪家的孩子哭闹不止，大人便会吓唬说，‘再哭，土匪源来了!’孩子便会吓 得马上止住哭声。”这一解释，原本法庭上许多不懂这句中国成语的含义的外国人也恍然大悟，纷纷 对这个蛮横无理的美国辩护律师投去嘲笑的目光。接着，中国公诉人指控土肥原参与制造“满洲国”的罪行。土肥原却说“满洲国 ”是“根据东北人民的意愿成立的”，他完全是根据关东军司令官指示和东北人意愿行事， “无可指责”。
东京法庭随即传溥仪出庭作证，溥仪详细叙述了土肥原如何以软硬兼施的手 段将其劫持到东北的经过，揭露了土肥原参与制造“满洲国”的罪行。在此之后，中国检察官向哲浚登台揭发了土肥原在中国贩卖鸦片的罪行，指出土 肥原鼓吹日本用刺刀、鸦片、特务三件“法宝”灭亡中国的邪恶企图。他义愤填膺地控诉道 ：“土肥原将鸦片和其他麻醉品作为征服中国的工具使用，这显然违背了日本已签署的《禁 止麻醉品国际公约》要求签约国所承担的责任与义务。土肥原从日本在“满洲”建立新“政 权”时期开始，后来在华北、华中和华南，都曾建立起鸦片专卖机构。土肥原之所以在中国 大肆贩卖鸦片，其险恶目的十分明显，那就是既可以破坏中国人民的坚韧精神和抵抗意志， 同时也可以敛取大笔收入供日本进行军事与经济侵略使用。”中国检察官在此基础上，继续揭露了在板垣征四郎担任陆军大臣时，土肥原曾来 华妄图促使吴(佩孚)唐(绍仪)合作，建立傀儡政权，以及血腥屠杀中国、马来亚、印尼等国 无辜百姓，虐待残害战俘等罪行。面对确凿的事实，土肥原理屈词穷，原先的嚣张气焰一扫而光，而且狼狈不堪。
他自知难以抵赖，同时也怕狡辩时被迫说出更多的情况、暴露更多的罪行，所以索性放弃了 申辩权。土肥原贤二接受审判1948年11月12日，土肥原贤二与其他甲级战犯一道被押进远东国际军事法庭接受 审判。尽管土肥原早已知道自己将受的惩罚，但一想到等待着他的将是绞刑架上的冰冷 绳索，他仍忍不住微微颤抖，他的“武士道精神”也不能使他平静面对，他迈着沉重的步伐 走向被告席。韦伯庭长代表法庭，也代表着正义的声音，庄严地宣判：“判处土肥原贤二绞首 刑!”威严的声音在冷风中久久回荡，土肥原木然呆立了许久，似乎在告诉自己这不是噩梦 ，而是真的。过了好一会儿，他才整了整衣服，向法庭规矩地弯下了腰，接受了这一判决。1948年12月22日，在教诲师的教诲声中，土肥原踏上了了结一切的刑场之路。根 据抽签，这个曾被称为“日中友好的亲善大使”的人成为七名绞首战犯中第一个走上绞刑架 的人。 元帅战犯俊六(1) 俊六出生在一个武士家庭，从小立志要成为一个大“将军”。日俄战争中，他赢得了第一枚军功章——“金”
勋章，从此开始了成为日本陆军首脑人物与侵华大将的法西斯军人生涯俊六，1879年出生于日本东京的一个武士家庭，其父俊藏曾经是会津藩士，在明治维新时期就参加过戊辰战争。俊六是这个崇拜武士道精神的家庭的第二个儿子，从小就受到“嗜战”、“尚武”思想的浸淫 。俊六后来官至陆军大元帅，一生主张对中国的侵略，为大日本帝国的扩张“建功立勋”，这与他小时候所受的军国主义思想的深重影响，可以说有极大的关系。 他的“成长”过程，与那个时代日本军方高级将领的经历大体一致：正规科班出身，在日俄 战争中初露头角，凭着“战功”步步晋升，随着日本军国主义的急剧膨胀和侵略战争的扩大 而频频高升。当然，最终也只有一种结局——接受历史的正义审判。1896年9月，17岁的俊六进入陆军中央幼年学校学习，生性聪明的他以第三名的成绩从陆幼毕业，随后进入野战炮兵部队第一联队。同年12月，进入陆军 士官学校，次年以同期660名学生中第二名的成绩毕业，正式开始他的军人生涯。1901年，俊六被晋升为炮兵少尉。日俄战争爆发后，俊六当然非常渴望能够奔赴前线，为天皇效命，成就自己的“功业”和“梦想”，这样的“机会”如愿降临到他身上了。
他被编入乃木 希典率领的第三军，赴旅顺参加对俄作战。1901年10月，日军第三军在进攻鸡冠山一役中， 打得非常艰苦。俊六作战勇猛，在战火中被子弹击中左肺，身负重伤，他的“勇敢作战精神”被日军大本营大加表彰，并授予他“金”勋章。伤愈后，俊六被送入陆军炮兵工科学校学习。从陆炮毕业之后，1907年，俊六进入培养日本陆军中高级军官的陆军大学学习。1910年，以该期学员第一名的成绩从陆大毕业，成为一名地道科班毕业的法西斯军官。鉴于俊六的优秀成绩和战功，从陆大一毕业，俊六就被分到参谋本部做战课工作。工作期间，他随队到中国进行了两个月的综合考察， 搜罗有关中国的军事、地理、政治、经济等方面的情报，为日后侵略中国做好了准备。一战前后，俊六先后担任日本驻德国使馆武官、驻瑞典使馆武官。1916年，俊六奉调回国，结束了在欧洲武官生涯的俊六继续在参谋本部工作。不久，俊六转任陆军大学教官。1920年，俊六被晋升为陆军炮兵大佐，历任野战炮兵第十六联队联队长、陆军野战炮兵学校教导队联队长。1923年，升任参谋本部做战课长兼军令部参谋 。1926年，晋升为陆军少将，担任野战炮兵第四旅旅团长。
1927年任参谋本部第四 部部长，1928年转任参谋本部做战部部长。1931年，晋升为陆军中将，担任野战炮兵总监。 自1933年起，陆续担任过第十四师团师团长、陆军航空本部长、中国台湾军总司令等。1937 年，晋升为大将，就任陆军教育总监一职，实为陆军三大首脑之一。%%%俊六任华中派遣军总司令，发动徐州会战。攻下徐州后，又进攻武汉。1938年10月26日，攻陷武汉，又立“一大功”后，他升任内阁陆 军大臣1938年2月，由于华中派遣军在原司令官松井石根的率领下，侵占南京后，烧、 杀、抢、掠，屠杀平民、奸淫妇女，无恶不作，制造了震惊世界的“南京大屠杀”，迫于国 内外的舆论压力，日军大本营不得不撤回松井石根，由俊六接任华中派遣军司令官。此时，随着日军在中国侵略地域的不断扩大，战线也越拉越长，兵力不足、资源 匮乏导致日军深陷战争泥潭。俊六上任后，即奉大本营的部署，与华北派遣军配合，集结兵力24万，从南北两个方向，对华东战略要地徐州发动进攻。日军发动徐州会战的用心在于， 占领徐州后，上可取郑州以挟华北，下可拿武汉以摄华南。中国方面，由第五战区司令官李 宗仁率部保卫徐州，抗击日军的侵犯。
中国守军虽然顽强抵抗，取得了台儿庄战役的胜利，沉重打击了日军的侵略气焰 ，但局部战场的胜利无法改变国民党军队在整个战略上的溃败态势。同时，在俊六的指挥下，日军改变策略，利用一部分兵力正面牵制中国守军的抵抗力量，而主力 则迂回向西，从侧后方包围徐州的中国守军。1938年5月中旬，俊六的部队在付出巨大代价的同时，终于完成了对徐州的四面合围。中国最高军事统帅部决定，为了 保存实力，放弃徐州，撤退。5月19日，徐州陷落。20日，日军第十三师团举行占领徐州的入城式。俊六率华中派遣军“首战告捷”，自是一番得意扬扬。占领徐州以后，华中派遣军本打算沿陇海线西进。但国民党军炸开了河南花园口 附近的黄河大堤，日军被迫向黄泛区以东撤退。在西进受阻的情况下，1938年6月13日，日 本大本营召开御前会议，做出了进攻武汉和广州的决定，目的是要通过占领中国沿海要地， 断绝中国接受国际援助的海上通道，彻底击溃国民党军队的反抗意志，迫使中国投降。6月18日，大本营根据御前会议的决定，向陆海军下达了准备武汉作战的命令： 1.应于秋初占领汉口。
2.华中派遣军司令官应于长江及淮河正面逐步向前方占据前进阵地， 准备以后之作战。3.华北方面军司令官应继续执行关于确保占据区域安定之现行任务；并 策应华中派遣军，准备进行部分作战，牵制敌人于北方。 元帅战犯俊六(2) 接到作战命令后，俊六开始积极进行进攻武汉的作战准备。他先是派兵拿下了军事重镇安庆，以方便日军的战斗机从此起飞，轰炸汉口。随后，6月底，? 俊六在“安宅”号军舰上与中国方面舰队司令官及川古志郎交换了《关于汉口攻 略作战的陆海军协定备忘录》，与海军达成共同作战的协定，由海军负责打通长江水 路交通，沿长江运送陆军。7月19日，日军进攻黄梅。7月23日，日军主攻部队在姑塘登陆。7月26日，攻占 九江。8月1日，占领黄梅。与此同时，日军进犯苏联边境的“张鼓峰事件”以日军败北、外交谈判而告终。 对苏此役，日军第十九师团几乎被全歼，但日军也探测到了苏联对日本侵占中国的实际态度 。因而，日军更加放心大胆地进行攻占汉口的准备。作为华中派遣军司令官的俊六率其所属14个师团和1个航空兵团的兵力投入这场战争。
俊六进行了具体的部署，他命令东久迩宫稔彦王中将所率第二军、第三、第十、第十三、第十六师团向庐州附近集结；命令冈村宁次中将所 率第十一军的第六、第九、第二十七、第一○一、第一○六师团和精锐波田支队向黄梅、九 江附近靠拢；将德州好敏中将的航空兵团基干兵力纳入部署，以抢占制空权。为了保证不“ 后院起火”，俊六又将5个师团的兵力布置在上海、南京、安庆等已占领地区。以俊六为首的参与武汉会战的主要日军将领8月22日，日军大本营下达了由华中派遣军协同海军进攻武汉的作战命令。接到 命令后，俊六立即指挥华中派遣军兵分两路、南北夹击，一路从长江北岸直击汉 口，一路从大别山脉北部迂回进击汉口北。武汉三镇战略地位极为重要，它位于江汉水系的汇合处，是重要的工商业城市和 交通枢纽，素有“九省通衢”之称。同时，国民政府在南京失陷后就撤退到武汉，中国共产 党也在武汉设有长江局，因而，武汉是当时领导全中国抗战的中心。中国军队投入近60个师的兵力进行武汉会战。以第五战区军队组成左翼兵团，在 孙连仲的指挥下，防守长江以北地区；以第九战区军队组成右翼兵团，在陈诚的指挥下，防 守长江以南地区。
俊六命第二军8月27日从合肥出发，沿大别山一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