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节 内外危机

一、汪兆铭背叛

日本占领北平、天津、太原后，一九三七年十二月，在北平制造一”中华民国临时政府”，以王克敏为傀儡，名义上统辖华北，以维持占领区的秩序，消灭国民政府的势力，搜刮物资，“以战养战”，并施行亲日教育。

德国的调解不成，日本的“速战速和”的战略失败。一九三八年一月十日，声称将不以蒋中正为国民政府代表，而与各省政府主席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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订和约。一月十六日，除再宣言今后不以国民政府为对手外，并希望真能与日本提携的新政府成立与发展。为扩大“以战养战”的战略，三月，又在南京制造一“维新政府”，以梁鸿志为傀儡，名义上统辖华东。近卫以战争结束无期，前途困难，五月，改组内阁，准备再向国民政府谋和。军部认为与蒋已不能两立，王克敏、梁鸿志为过时的腐败官僚，人所不齿，①决另觅较有分量的人物，如唐绍仪或汪兆铭。

九月，唐在上海被刺而死，乃力图与汪勾结。

一九三二年，汪兆铭任行政院长时，赞成对日抵抗。经过一九三三年长城之役，认为中国的武力不能与日本相战，主张“一面交涉，一面抵抗”，人多指其亲日，甚至诋为秦桧。汪对蒋的芥蒂始终未泯，更恨中共。西安事变发生，一九三七年一月，汪自欧洲赶回，传说曾与德、意有所接触。时国、共和解之局已定，中日战争，早晚不免。汪一再发表演说，对外愿本两利原则，与任何国家携手，对内不许有两种政府及军队，不可为共产党共同御侮的表示所动摇，仍应先安内，后攘外。迨蒋决定抗战，表面上汪亦呼吁国人“一齐牺牲，不留傀儡种子，使人与地俱成灰烬”，即所谓“焦土抗战”，他的内心则是能和即和。同此意见的，不只是汪。七月三十日，胡适告外交部亚洲司长高宗武，对日外交路线不可断绝，应积极打通，由肯负责任的政治家担此大任。第二天，复对蒋申述他的主张，并力荐高宗武。②八月四日，汪广播谓“大家要说老实话，大家要负责任”，“不掩饰，不推诿，不作高调”，大有当仁不让的气概，附和者有“低调俱乐部”之称。八月六日，蒋又晤胡适。胡谓在中日大战之前，作一次最大的和平努力，趁此尚可一战之时，先谋恢复“七七”以前的疆土状况，再谋调整中日关系，建立五十年的和平。上海战争爆发的次日，国防最高会议决定两原则，一为对日不宣战、不绝交，二为政府不迁移。

——————————①汪克敏属旧直系，曾任北洋政府财政总长。梁鸿志属旧安福系，曾任段祺瑞的执政政府秘书长。

②胡适说，中国为一中世纪的国家，断不能抵抗近代国家的日本，必须认清战争后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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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睹伤病官兵缺乏医药，说是“此仗如何能打下去！”胡要他勿太性急，勿太悲观。

九月初，蒋命胡适赴美国，蒋方震赴欧洲，旋又命陈公博赴意大利，高宗武则密去香港。陈公博与墨索里尼之婿、曾任驻华大使、现任外交部长的齐亚诺（G. Ciano）

为旧识，齐亚诺提出中日和平建议，意大利驻华大使亦向汪游说。一九三八年二月，德国承认满洲国，四月，对中国禁运军火，六月，召回驻中国大使，七月，撤退军事顾问团，汪益感前途无望，与其待完全战败后言和，不若及早以图。日本既声言不以蒋为对手，他自是代替蒋的最有资格者。①

高宗武在香港与日方暗洽，开始于一九三八年二三月间。新任日本陆军大臣坂垣征四郎决心树立一中国新中央政府，七月，约高宗武来东京会商。未几伦敦传出日本与汪进行和谈消息。十月八日，蒋请罗斯福发起会议，谋致远东的公正和平。

罗斯福表示，盼基于真正平等标准，转移冲突因素。胡适时己任驻美大使，认为美国不能以实力主持公正和平。广州、武汉沦陷，汪更认为非和不可。否则日本如进攻重庆，政府惟有退往西北，将受中共、苏俄控制。外电续传汪与日本已谈判到和平条件，华侨参政员陈嘉庚一再对汪警告。十月二十三日，汪说：“抵抗侵略与不拒和平，并非矛盾，和平条件如无害于中国独立生存，何必拒绝？”又说：“侵略国家破坏和平，被侵略国家保障和平。”陈嘉庚斥其谬误，参政会议决，敌人未出国土前，言和即为汉奸。蒋亦发表文告，坚定抗战信念。十一月三日，近卫声明继续作战，最终目的在建设能保东亚久安长治的新秩序。国民政府倘能抛弃从来错误政策，另由其他人从事更生的建树，秩序的维持，日本亦不拒绝。十八日，答覆美国照会，欢迎正在中国形成的政权，参与重建东亚工作。

十一月二十日，高宗武与日本参谋本部谋略课长影佐祯昭签订

——————————①一九三八年一月，孔祥熙继蒋为行政院长，三月，蒋任国民党总裁，汪任副总裁，汪难免有不快之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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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日协议记录》。①十二月六日，汪发表《积极建设沦陷区域》谈话。在重庆言和为绝不许可的事，汪决定出来，先由其妻陈璧君洽得云南主席龙云的谅解。十六日，汪访蒋，蒋未待他开口，即手指茶杯说：“假使和谈成功，我们连喝口开水的自由都没有了。”汪知无法再谈，十八日，飞昆明，与龙云会晤后，二十一日，转河内。二十二日，近卫宣布“更生中国”的国交方针：一、彻底击灭抗日的国民政府，而与新生政权提携；二、日、满、中共同防共，经济合作；三、日本在华北、内蒙驻兵；四、中国应予日人在其领土内以居住、营业自由权；五、日本不索取领土、赔偿，惟要求中国执行建立东亚新秩序的任务；六、日本愿考虑取消在华治外法权，归还租界。二十六日，蒋痛加驳斥，申明汪的行动与国民政府毫无关系。二十九日，汪致电国民党中央党部，请依近卫之善邻友好、共同防共、经济提携三点，与日本恢复和平。国民党开除汪的党籍，撤革所有职务，国民政府下令严缉民族叛徒。近卫初以汪为奇货，可用以瓦解国民政府，结果汪的“和平运动”被视为卖国运动，始知作战难，媾和亦难，日本前途可虑，不得不辞职而去。

一九三九年三月，汪在河内遇刺，未中，再宣布和平是中国独立生存的要道，急于自立政府。坂垣定要使中国全部变为满洲国，八月，汪在上海召开“国民党代表大会”，眼看他的政权就要出现。日本政府以汪倡导和平以来，迄未得国内有力者的响应，和战关键仍操之于蒋，汪如组织政府，反而断了与蒋和谈之路。坂垣一意孤行，以为中国有了新中央政府，不只可胁蒋言和，且可确定日本的特殊权益，切实控有占领区。十二月三十日，日、汪签订《日支新关系调整要纲》，参与其事的高宗武及陶希圣竟逃往香港，将全文披露，证明汪的卖国确据，日、汪大感狼狈。

一九四○年三月二十九日，汪政权成立于南京，自任国民政府主席兼行政院长，陈公博、周佛海等分据要津，“维新政府”取消，北平

——————————①影佐与江西省政府主席熊式辉为日本陆军大学同学，一九三五年一二月间，曾在南京与熊式辉及外交次长唐有壬会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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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临时政府”改名“华北政务委员会”，由日本直接控制，非汪的权力所及。十一月二十九日，日、汪正式订立《中日关系基本条约》。汪希望重庆和他一致谋和，共同反共，纵令不克做到，至少可设法约束日本对占领区的经济压榨。日本亦望与重庆议和，但不放松对占领区人民的奴役、物资的搜刮。一九四四年汪病死，南京残局由陈公博、周佛海维持。①

二、国共的明争暗斗

国、共两党为了相互为用，而有为期三年余的第一次合作。终以立场不同，龃龉时生，虽曾共同北伐，未待完成，即全面破裂，成为死敌。经过十年厮杀，而有西安事变，双方和解，中共虽然渡过了存亡关键，倘若不是七个月后卢沟桥事变发生，或再迟相当时日，彼此能否长期相安，仍是疑问。抗战军兴，国民党以为大敌当前，中共力量有限，可望从此就范；中共则认为良机已至，不惟不再忧惧国民党的压迫，且可于战争中组织农民，大事发展，国民党自难容忍。第二期的合作不及二年，冲突复表面化，有如第一期合作的重演。

毛泽东笃信政权得之于马上，一开始就建立自己的武力，斯大林曾说，武装的革命，反对武装的（疑少一“反”字）革命，是中国革命的优点，离开了武装斗争，中国就没有共产党的地位。国共和解之初，中共仅允将红军名义上改为国民革命军，受国民政府指导，实际是独立自主。中日战争爆发，毛泽东指示共军，相机建立敌后根据地，取得地方武力的指导地位，并在政府军中取得领导地位。

一九三七年十月，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陈绍禹抵延安，力主一切经过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拥护国民党在政府及军中的领导权，自是斯大林的指示。毛泽东不以为然，要在抗战中尽量扩充党的武装力量。上海失守，国民政府处境至为艰危。十一月十二日，毛指国民党的抗战为不要人民群众参加的抗战，希望国民党改造，作为改造政府和改造

——————————①周佛海久与重庆情报人员暗通，他们亦乐于利用。陈公博代汪后，仍欲与重庆联合防共、剿共，重庆不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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军队的基础。八路军应在改造军队过程中起模范作用，本身应该扩大。他虽说必须坚持统一战线，但必须实践统一战线中的独立、自主的原则，由无产阶级领导资产阶级。中共绝对领导八路军，不受国民党的任何限制和阻碍，放手发展。斯大林为不令蒋为德国调停所动，陈绍禹在十二月九日至十三日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中重申抗日高于一切，一切服从抗日，一切为着抗日统一战线。十二月二十五日，中共宣言巩固国、共两党精诚团结，拥护蒋委员长贯彻抗战到底主张。陈驻武汉与国民党联络，周恩来任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政治部副部长。①

一九三八年六月，斯大林希望中国继续拖住日本，致书蒋委员长，表示对中国抗战必胜的信念。九月，武汉保卫战益急，陈绍禹、周恩来返延安出席中共中央委员第六次会议。会议未毕周恩来赶回武汉，向蒋面递毛泽东的亲笔信，谓在蒋领导之下，深信国、共两党的长期团结，必能支持长期抗战。周重提中共党员加入国民党请求。蒋对于毛之所说，颇有疑虑，对于周的建议，鉴于过去容共的不利经验，仍未之许。毛于中共中央全体会议中发表《论新阶段》，强调统一战线及国民党的领导地位，国、共两党长期合作，共同抗战，共同建国。但他十月及十一月的报告及所作结论，仍说各党在统一战线中必须有相对的独立性，相对的自由权。如果一切经过统一战线，只是片面的服从，是投降。中共的方针是“既统一，又独立”，反覆指出“中国的问题，离开武装就不能解决”，“有军就有权，战争解决一切”，“谁有枪谁就有势，谁枪多，谁就势大”，“有了枪确实可以改造党”，“枪杆子里出政权”，“枪杆子里出一切东西”、“军队是国家政权的主要成分，谁想取得国家政权，并想保持它，谁就[要]有强大的军队”，“整个的世界只有枪杆子才能改造”。毛泽东是中共中央主席，陈绍禹虽挟共产国际或斯大林以自重，权力则在毛之下。

抗战开始之时，中共的兵力约为三万人，仅有陕、甘、宁边区十五县。一九三七年九月六日，改苏维埃政府为边区政府。蒋命西安行

——————————①与毛泽东意见日深，遭受斗争的张国焘，亦支持陈绍禹。一九三八年四月，张秘密离延安，前往武汉，脱离中共，此事颇似汪兆铭的自重庆出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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营严防，但边区已扩大至二十县，各县有自卫军。此后三年之间，八路军与中共开辟的根据地大致如下：一为一九三七年底建立的晋、冀、察边区，以河北西北部为中心，兵力五万余人，活动的地区约四十县。二为一九三八年建立的冀中区，兵力约二万人，活动的地区约二十县。三为冀东区，兵力约一万人，活动地区约十县。

四为冀南及冀、鲁、豫平原区，兵力约三万人，活动地域约五十县。五为晋、绥边区，兵力约一万人，活动地区七县。六为山东区，始于一九三九年，不久兵力约七万人，活动地域几及全省。合计华北八路军控有二百余县，兵力约三十万人。以一九四○年的发展为最速，主要领导人为聂荣臻（晋、冀、察边区）、贺龙（冀中）、刘伯承（冀南）、徐向前（山东）。长江下游的新编第四军初约一万人，一九三八年起，分别建立淮南、淮北、苏南、苏北区。长江以北的兵力约为二万余人，长江以南约为三万余人。另有苏、皖、豫、鲁边区，鄂、豫、皖边区，兵力各约一万余人；湖南、浙江、广东境内共约二万余人。合计兵力十万余人，活动的地区约五十余县，主要领导人为叶挺、项英、陈毅、张云逸、李先念。大致而言，中共的武力以在山西、河北、山东的八路军，江苏、安徽的新四军为大。国民政府在此五省仍设有省县政府，留有相当军队，并有地方民军。中共既大力扩张，双方冲突在所难免。一九三八至一九四○年，河北民军总指挥张荫梧部一万人，屡遭八路军袭击，全部消灭，正规军数万亦被击溃，省政府不能立足。一九三九至一九四○年，山东保安队被缴械者至少四五万人。山西阎锡山的新军，一称“抗敌决死队”，约二万人，大半由中共干部统率，一九三九至一九四○年，相继与阎脱离关系。一九四○年苏北的新四军合南来的八路军攻占兴化黄桥，政府军死者数千人。湘北、豫南国共军亦起冲突，新四军蒙受不利。

一九三九年六月，周恩来要求承认扩大的陕、甘、宁边区及八路军现有兵力，并解决河北问题。蒋命中共服从命令，否则决不迁就。国民党颁布《防制异党活动办法》及《异党问题处理方案》，政府军实行封锁陕北。毛泽东态度强硬，九月，对记者宣布，“人不犯我，我不犯人，人若犯我，我必犯人”，国共的武装冲突连续而来，中共称之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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