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节 中国境遇的再变

一、战火重燃

上海会议之后，咸丰再三谕知桂良等，使臣驻京等四事，如能转圜，其余可照天津及上海所定各款办理，不准夷船再来天津。桂良等以为欲罢议四事，非口舌能争，必用兵不可。用兵宜先操必胜之权，而以时势来看，应待时而动。咸丰则有意先发制人。及知额尔金已实行入江，重行申明，不能再听前往，不准使臣驻京，如至天津，驻军即先开炮。认定英船入江是勾结叛逆，使臣驻京是心怀叵测。一八五九年一月，又命桂良等，将四事另立专条，津约在沪互换，以何佳清代两广总督黄宗汉为钦差大臣，虽系由额尔金不满黄在粤出示招勇，亦是准备在上海换约。额尔金回国之前，再知照桂良，新任公使不日可到，进京换约，“如以礼相待，按约进行”，即在他处择地居住，以后有事进京。咸丰勉强同意，人数限定十名，不得携带军械，到京后，不得坐轿摆队，换约后即行离去，与额尔金所说，基本原则无大出入，不同的是“不得坐轿摆队”与“依礼相待”的解释，双方似可获致协议。其终于不免决裂之故，不全是清廷缺乏诚意，新任英使卜鲁斯的傲慢轻率，实为主因。

卜鲁斯于去年携天津条约回国。一八五九年二月，英政府给他的指示是必须进京，停留久暂不拘。三月的训令，则坚持在北京设立使馆，随带充分军队，有权通过白河。卜鲁斯路过锡兰与额尔金相遇，得知英国炮舰已向上海集结，作为新公使的护卫。四月下旬，行抵香港，续知大沽已经设防，认为必须武力对付。法国公使仍为布尔布隆，美国改为华若翰（John Ward），于五月经香港来上海。六月初，卜鲁斯、布尔布隆续至，上海已有英兵船二十只。卜鲁斯到后第二天，接桂良照会，劝勿径赴天津，请允行商议。中国并非不允在京换约，惟须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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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回京有准备的时间。卜鲁斯拒与相晤，责桂良推辞耽延，条约各款毫不可减，如中国自隳和约，惟中国是问。法国亦决用枪炮迫中国将条约全部实施。桂良遂赶返北京，以便应付。

自一八五八年八月起，大沽一带的营垒炮台重行修建，由僧格林沁主持，于十一月完成，以防英、法兵舰再行闯入。沿墙修盖土窖，密布炮门炮眼，堤外开挖壕沟，竖置木栅。附近的北塘等地，亦设炮位，增加兵额。一八五九年三月，北京知英、法使仍将北来，命僧严防海口，“勿令片帆驶入，谋定后战”，如英船胆敢开炮，即可观衅而动，慑以兵威，系应战而非求战。同一天，又谕桂良，在规定条件之下，允入京换约。及闻英、法船与使臣已自上海北来，命桂良星夜回京，另谕僧格林沁与直隶总督恒福，知照英、法兵船勿径入大沽，使臣可由北塘上岸，候派人护送进京，当依礼相待，天津、北京均已为预备官舍。凡此足可证明清廷绝非要战，一切已依英、法要求，不同之点，仅是要他们自大沽的北塘行走，不可通过大沽。

参与决策的大臣为怡亲王载垣、郑亲王瑞华、尚书肃顺、军机大臣彭蕴章等。

六月十七日，英海军提督何伯（James Hope）率舰抵大沽口外，发现海口为木筏所阻，要求于三日内开放，俾公使通过，前往天津。第二天，英舰直迫炮台，破坏工事。二十日，恒福派员通知，请暂候数日，以待前来商议。何伯声称本日必进河内，栏河木筏铁戗若不撤去，即自行拔除。是日英、法使到达，卜鲁斯命何伯武力扫清海口障碍物。二十二日，北京再谕恒福开导英、法，将兵船移泊北塘口外，以待桂良到京。翌日，恒福照会卜鲁斯，请自北塘上岸，再去北京。此三日内，英人不断窥伺大沽炮台，“营墙不露一人，各炮门俱有炮帘遮挡，门昼不见旗帜，夜间不闻更声”。因而不知虚实。僧格林沁并不欲决裂，催桂良兼程北来，并将北塘驻军后撤，以示让英、法使由该处进口诚意。

卜鲁斯定要通过大沾，不走北塘。六月二十四日，何伯发出最后通牒。二十五日上午十时，英舰十三艘，官兵一千二百人，开始进攻炮台，陆战队蜂拥上岸。下午二时，守军枪炮连环齐发，战至夜晚，英舰五只沉没，六只重伤，二只被俘，死伤五百余人，何伯腿部受伤。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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役僧格林沁亲自督战，直隶提督史荣椿以下三十二人战殁。经此惨败，卜鲁斯、布尔布隆及残余舰队只得南去上海。

决裂的直接原因，是英舰强行通过白河，前往天津。白河是中国的内河，天津并非条约口岸，英舰绝无此权。卜鲁斯、何伯蔑视中国的一切，复以为夺取大沽为轻而易举之事，不料竟受到挫败，中国设防并非存心挑衅，事先再三劝说，不可擅自闯入，卜鲁斯不理。一位外交使者，率同大批炮舰，侵入他国内河，已是难以令人容忍之事，何况又首先开炮。

清廷有过去年大沽之役的教训，复为内乱所困，自无意再挑起兵端，只是不满意天津条约而已。前方主帅僧格林沁于英舰开始行动之后，虽痛恨其骄悖，初仍隐忍，直待英军扑攻炮台，始行还击。捷报至京，咸丰一面命恒福与英使接触，如有转机，仍允在京换约，并命移驻北塘，会晤美、法二使，试探他们能否斡旋；一面命何桂清在上海设法弭兵息争。僧格林沁主张将决裂经过宣告中外，以示中国期望和好，特遣编修郭嵩焘入京面陈。郭一向认为洋务非战能了，应循理而行，此次所陈，谅必相同，不过循理应为双方的事。

华若翰于大沽决裂前达到，愿遵照指示换约。中英炮战之时，美舰曾抢救何伯脱险，且有一美人被俘，颇起中国猜疑。但恒福仍于七月八日与他会于北塘，予以相当隆重的接待，说明大沽事件曲直，愿与英、法恢复旧好，华若翰允为代达。二十七日，华若翰抵京，以不肯跪拜，未曾觐见，国书由桂良接收，条约改在北塘互换，时为八月十六日。英人对华若翰此行，深不谓然，说他在京受了侮辱虐待，并非实事。如果卜鲁斯亦照华若翰所行，当不致有大沽的事件。

二、英法大举进兵

华若翰的调处，何桂清在上海的劝告，俱未生效。大沽决裂的消息一到伦敦，立即掀起政治上的风波，卜鲁斯的报告，任情歪曲，认定事件是出于预谋，必须武力对付，力言白河为去京唯一的道路，所以必须通过大沽。国会议员，甚至若干阁员抨击卜鲁斯的卤莽，当然也有人为他辩护，首相巴麦尊更是坚决地要派遣大队海陆军东来，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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维持英国的威望。十月，外相罗素（John Russell）训令卜鲁斯继续对华用兵，战区限于华北，海军自英国本土派出，先夺取大沽、天津，再看是否进军北京。

清廷仍望妥协，责成何桂清继续向英、法使劝说。一八六〇年三月八日，卜鲁斯发出照会，要求于三十日内，承认四事：一为对大沽事件道歉；二为公使由白河进京驻扎；三为全部履行天津条约；四为增赔兵费，送还英国炮械船只。北京以大沽之役，系英国寻衅，将来如不带兵船，可在北塘换约。卜鲁斯与布尔布隆决定先封锁渤海湾，占领舟山，清廷虽亦声言作战，条约作罢，同时又要何桂清竭力挽回，除夷船入江、北京驻使外，余均可准，惟须在上海定议，不得率行北来。五月初，太平军再破江南大营，北京再命何桂清，断不可与英、法决裂。六月初，何亲访卜鲁斯，目的是想说动英、法助保江南，如此方可望清廷接受英、法的要求。

英政府因舆论对卜鲁斯不利，一八六〇年二月，复以额尔金为特使。法国亦重派葛罗东来。四月，罗素给额尔金的训令，略与三月八日卜鲁斯的要求相同，有权决定何时谈判，何时决裂。六月，额尔金、葛罗至上海，七月，分抵英、法军在华北的集中地大连与烟台。鉴于去年的惨败，英、法军决自北塘登陆，以拊大沽之背。

北京再三令恒福劝英、法照美使之例，自北塘进京换约，但恒福已无能为力。

七月二十七日，英、法军一万七千七百余人，运输船一百四十三艘，军舰四十艘，分抵北塘海外。驻军早经后撤，僧格林沁的精锐部队是蒙古马队，准备候敌人登陆后，以劲骑冲击。八月一日，英、法军在毫无抵抗之下上岸，北塘全镇遭受洗劫。十二日，联军续进，僧捕四千骑兵密集冲锋，人马相依，占地多而且高，遂为众矢之的，“如墙之陨[员改贵]，纷纷由马上颠陨”，几乎全军覆没。越二日，联军猛扑塘沽，枪炮连环，僧部再败。恒福两次照会，谓已派钦差大臣在北京等侯面议。十五日，侍郎文俊，前粤海关监督恒祺奉命前来，准备伴送英、法使入京。恒福再请停战，额尔金、葛罗要求先交出大沽炮台，拒不与文俊、恒祺相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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塘沽失陷后，僧格林沁已说大沽炮台能否扼守，实无把握。恒福主张撤防，以示宽大，并曲从英、法所请。八月二十一日，英、法军攻陷大沽北岸炮台，伤亡约四百人，直隶提督乐善以下死伤约二干人。他们的英勇壮烈精神，颇得敌人赞佩。北岸炮台既失，僧格林沁在南岸竖起“免战”白旗，当夜退走，英、法军舰遂入白河，二十三日，占领天津。

三、北京陷落

恒福乞和不成，八月二十四日，咸丰再命桂良赴津，与恒福均授为钦差大臣，请英、法使在天津静候面议。此时额尔金、葛罗的条件为天津通商，增加赔款，先定善后专约，所有前后所开各款一概允准，再入京换约，拒晤桂良、恒福。巴夏礼、威妥玛和法国翻译美里登（de Meritens）大肆威迫，谓再有异言，即挥军前进。

九月四日，桂良、恒福允付英、法兵费各八百万两，现给一百万两，巴夏礼可先进京察看，善后专约定七日画押。但北京坚执不许。

九月八日英军统领格兰成（Hope Grant）知照桂良，明日进军通州。是日桂良的紧急奏报连续到京，说是如不付现银，英法军目即占据衙署，夺取库藏；不准通商，即硬立码头；不准巴夏礼先期进京，即径自前往；英、法二使亦带兵千人，先至通州，候派当国第一大员定约，途中遇有防兵，定即开仗。上谕饬桂良继续驳辩，另授怡亲王载垣、军机大臣兵部尚书穆荫为钦差大臣，前去通州交涉。次日宣称将御驾亲征，同时发下僧格林沁恳求“巡幸木兰”密折，实际上是要逃往热河。因王大臣力阻，暂行从缓。

九月十四日，载垣、穆荫与巴夏礼、威妥玛在通州商定，候额尔金到后，即将在天津所议的善后专约画押，然后带兵千人，进京换约。咸丰以英人必欲以兵要盟，至为痛愤，命将巴夏礼扣留。十七日，巴夏礼又至，要求使臣须亲向皇帝递国书，皇帝玺书须交使臣带回。载垣等以事关国体，万不能许。第二天，巴夏礼进而要求撤退通州附近张家湾的中国驻军，言毕，骤马而去，一行三十九人悉为僧格林沁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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获。①英法军立即进攻，大败僧军于张家湾。二十—日，续攻八里桥，新到援军统帅胜保，“红顶黄挂，骋而督战，洋兵丛枪注击，伤颊坠马”，全军大溃。

巴夏礼被扣之日，咸丰宣布对英法声罪致讨。三天后，八里桥战败，已成兵临城下之势，改派他的异母弟恭亲王奕訢为钦差大臣，督办和局。九月二十二日，北走热河。协助恭亲王的有他的岳父桂良，和军机大臣文祥，希望英、法退兵。额尔金、葛罗要求先释放巴夏礼等，并应允所有条款，否则继续进攻。恭亲王答以如英、法军后撤，即将续增条约画押，被获人员送还，“若用兵威迫，不独已成和局可惜，巴夏礼等亦必难保”。额尔金、葛罗声言，在巴夏礼等未释回前，停止交涉。十月五日，联军薄北京近郊，僧格林沁不战自溃。八日，巴夏礼等获释。十三日，联军进入北京，西方军队初次占领中国的首都。

圆明园是经过一百五十年经营的一座御苑，周围三十余里，内有中国式与西洋式的园庭、殿阁、楼台、馆榭，有历代的古玩、珍宝、文物，不仅为皇室的精华所在，亦为中国的文化艺术宝藏。十月六日起，英、法官弁兵丁，大肆抢掠，附近的清漪园（万寿山）、静明园（玉泉山），同罹浩劫。抢得的部分赃物，公开拍卖，大部分归于私有，维多利亚女王与拿破仑第三亦各有一份。额尔金以被俘的三十九人中死了二十人，下令焚烧圆明园，作为对清朝皇帝的直接惩罚。英、法军再度抢掠，肩荷手提，囊橐累累，无法搬动的，尽行打碎，如古瓷器古铜器。②十月十八日，开始纵火，烟云迷漫，连烧三日三夜，剩下的是—片火烬，败瓦颓垣。执行命令的英军官，目睹如此宏巍瑰丽的建筑付之一炬，亦为之心碎。拘捕及凌虐巴夏礼固然不当，以文明国家自居的西方国家，出此野蛮破坏行为，更不可有。

开战以来，英、法之间时有磨擦，法军不及英军之众，补给不及

——————————①英人二十六人，法人十三人。

②有一个英国军官抢到一座金塔，价值二万二千镑，一个法国军官抢得的珍宝价值八十万法郎。每一士兵所得，亦值数万以至百万法郎。有人估计被毁的总值超过三百万镑，但实际恐不止此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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英军之便，行动迟缓，英军颐指气使，法军心怀不平，额尔金与葛罗亦不十分协调。

英国对于这次战争，早感厌倦，陆军大臣曾说，英军不宜在北京过冬。占领北京的当日，格兰忒及法军统领孟达班（de Montaubon）通知额尔金、葛罗，希望于十二天内撤兵。孟达班复向恭亲王的左右指责华人狂悖，盼早日换约。巴麦尊恐清廷投靠俄国，普提雅廷与恭亲王、葛罗的接触，更使英人不安。圆明园大火之后，恭亲王答应了英、法的一切要求，另付因被捕而死亡的员弁恤金五十万两。十月二十四日及二十五日，中英及中法续增条约，即“北京条约”，分别签字。并互换天津条约，额尔金表情冷酷，葛罗较为温和。

两个条约内容大致相同：中国对大沽事件谢罪；履行天津条约；赔款各八百万两；①天津条约批准后，英、法自北京撤兵，交还定海；赔款付清后，交还大沽、广州。法约中有给还各天主教产的规定，中文本内多出法国传教士得在各省租地建造字样，系翻译的教士私行添入。英约有将九龙司地方并归英属香港内一款。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