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节 西方国家的携手

一、咸丰的对外动态

一八四八年广东督抚易人，是清廷对外态度转变的明征。香港总督文翰既声明罢议广州进城，益信强硬政策有效。一八五〇年二月，道光去世，二十岁的咸丰继位，意气似乎更盛。英国并未放弃立场，谋避开广州，直接与北京交涉。四月，文翰北去上海，投送抗议书及外相巴麦尊的照会，声称将往天津。两江总督怕他越境北上，勉强收下。

抗议书与照会外，文翰尚有致军机大臣穆彰阿及礼部尚书耆英的咨文。穆彰阿为实际的首相，耆英为熟悉夷务之人，与英人“极敦谊礼”。巴麦尊的照会指责徐广缙失礼不当，英国要简派大员赴京面议，文翰的抗议书特提广州进城问题，及粤民抗英之事。咸丰认为英人欲行反间之计，谓中国大臣非派令兼办夷务，无外交之义，原可置之不理，既有文给穆彰阿、耆英，即由两人咨明两江总督转告开导。进城已作罢议，无庸追论，派员来京，例所不许，命文翰迅回广东。第二天（五月三十日）文翰的代表到了天津海口，停留十天，一无所成。穆彰阿、耆英的咨文系由苏、松、太道转行照会，被文翰退还，谓必须由大学士照覆，结果是虚此一行。

文翰的北行失败，增长了反英的气焰，上谕一再命沿海各省严防，训令徐广绍、叶名琛，如英人因所求不遂，以兵船窜扰，应制之于先。于是各方纷言夷祸之烈，与和不可恃，防夷为救时急务。前任湖广总督周天爵，痛陈鸦片每年所费，数倍正赋，莠民奸宄，均以口岸为渊薮，与夷人勾结，“失今不治，伊于胡底？”主张以贼攻贼，诱敌深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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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地，合力歼之。徐广缙谓英兵不过一二千人，决非亿万百姓之敌，为了商业利益，英人亦不愿轻事战斗。即或偶生妄念，企图尝试，“在我有贞固不摇之势，彼之气索技穷，未尝不废然思返”。咸丰的朱批是“所奏各情甚当”。

咸丰即位之初，下诏求言，保举人才。大学士潘世恩等首请征召林则徐，言官亦称，林为英人敬畏，如今“协办夷务”，“英夷必望风而靡”。上渝召林迅速来京，听候简用。林于一八四五年自伊犁释回，先后任陕甘总督、陕西巡抚、云贵总督，一八四九年因病告归，以仍未痊可，不克成行。他的政敌穆彰阿亦不欲其再起，说他“柔弱病躯，不克录用”。林如果再出，将有何种影响，无庸推测，要可想知当时对外的气氛。

林则徐虽未再出，而过去及现在主抚的人物，一一遭受罢斥。第一个是曾随耆英在南京办过对英交涉，现任浙江宁、绍、台道的咸龄。有人弹劾他前在苏、松、太道任内，“惟夷首之言是听”，今“仍以纵容为事”，遂被开缺。闽、浙总督刘韵珂及福建巡抚徐继畲以“委曲以顺夷情”被参，复以曾劝皇帝勿为群言淆惑，受到申斥，相继罢职。

更大的人事变动，为穆彰阿、耆英之受惩处。历代新君与旧时的当权大臣常不易相处，咸丰之于穆、耆，又涉及对外问题。耆英曾论求治之道，谓用人在试其功，不论其为君子、小人，行政在于得人，迂腐之说无稗时务，泥古之论难合机宜。诏责其持论过偏。文翰投递的照会，指明寄交他们两人，益予强硬派以口实，认定他们与英人有特殊关系。耆英在对英备战声中，又劝咸丰不可轻动。一八五〇年十二月一日，咸丰亲笔宣布两人罪状，穆彰阿是自有夷务以来，倾排异己，“伪言荧惑”，与耆英同恶相济，特别指明他中伤林则徐。耆英是畏葸无能，“抑民奉夷”，两人“贻害国家，厥罪惟均”。穆彰阿革职，永不叙用，耆英降为五品顶带。从此抚驭派不论在地方或中央，均告失势。

二、英美法欲壑的增长

南京条约订立之后，中英的争执反较以往增多，双方的感情亦较以往更恶，中国以为英人桀骜愈甚，英人以为中国仇外益力，迹近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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衅，甚或违反了条约。五口通商不久，英人的不满即生，最重要的为以下四事：第一，对华贸易额虽然增加，鸦片大为畅销，但工业成品的输出则距英国工商界的希望甚远；认为这是由于口岸的限制：贸易额的多寡与口岸的多寡，成正比例，如果口岸增加，中国全部开放，贸易额自必随之上升。第二，鸦片虽然可以进口，且不征收关税，但名义上仍不准人民自由贩卖、吸食；最好使成为合法行为。第三，基督教虽然驰禁，但教士仅能在五口活动，对传教事业为莫大障碍，“应准自由进入内地，并予优待。第四，国交虽然平等，依然有名无实，公使不能与中国的中央政府直接交往，总办夷务的广州钦差大臣，遇事推诿，照会又常迟迟不覆，甚至欲与相晤亦颇不易，不得已而北走上海、天津，亦不得要领；今后公使必须入驻北京，经常与中央大员接触。美、法同此希望，而以英国的心情最为急切。对北京驻使，英国尚别有用心，即防止俄罗斯馆的俄国教士、学生的阴谋活动。

上海英国领事阿礼国主张扩展对华贸易及英人自由进入中国内地尤力，曾向伦敦建议。一八四九年又致书文翰，谓一支小型舰队封锁运河口，即可使北京屈服，获得更多利益。文翰北上抗议无效，英外相巴麦尊亦认为不久的将来，须再予中国打击，方可使其低头，一八五一年准备采取行动，以中国内乱日炽，如再向清廷压迫，中国势将益陷于混乱，实不利于英国商务，不妨观望局势的演变，以决进止。

一一八五二年阿礼国对文翰重提前项意见。一八五三年文翰访问南京，深感太平军势不可侮，但傲慢无知，纵令成功，亦难期有裨于英国。是年底，太平军的进展受到挫折，夺取北京已无希望。一八五四年二月十三日，英外相克兰顿（LordClarendon）即训令新任驻华公使兼香港总督包令，实行要求修约，做到下列几点：一、准英人随意往来中国内地及沿海各城，否则应准航行长江及出入南京以下两岸，及浙江沿海各城。二、确定鸦片为合法贸易。三、进出口货物不得征收内地通过税（厘捐）。四、准英使入驻北京，否则亦须准其与中国大臣文移往还。五、英使如愿与其住在地的督抚会晤，须立即接见。六、肃清中国沿海海盗。七、订定华工出洋办法。八、新订条约，应依英文本解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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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英条约并无修改期限，但一八四四年的中美望厦条约有”和约一经议定，两国各宜遵守，不得轻易更改。至各口情形不一，所有贸易及海面各款，不无稍有变通之处，应候十二年后，两国派员公平酌办”一款，中法黄埔条约有相同规定。中英虎门条约准许英人“利益均沾”，所以中英条约亦应十二年予以变通。其实英国的要求并不合法，所谓“利益均沾”，应待美、法有了新得权利而为英约所无，英国方可均沾。再者望厦条约明言十二年后可“稍有变通”，英人是要大加修改，无异重订新约。

克兰顿希望与美、法共同行动。法国为要扩张在华传教活动，提高自己的声势，此时为土耳其问题正与英国联合对俄，其支持英国自无问题。中美订约以来，美国对华贸易增加四倍，一面输入鸦片，一面积极传教，但并未满足所欲。英、法所希望取得的亦是美国所希望的，“利益均沾”已无形中促成西方国家的联合阵线。马沙利使华时期，对于中国内乱，主支持清廷，乘机实现全部中国的开放，扩大中西关系。在他预备致大学士的照会中，明言望厦条约议定年久，两国交易事宜，须重行酌定。他原拟亲去北京交涉，未能实现，但与两江总督怡良会晤时已提起修约。

北京坚持已定之约必须遵守。此时（一八五三）英国尚无明白表示，中国局势不安，美国又忙于日本开放问题，事暂搁置。

马沙利的修约要求，无论是美国政府或是他个人的意见，而国务院给他的后任麦莲的训令中已有清廷如拒绝修约，可转与太平天国谈判的指示。一八五四年四月，麦莲、包令到粤。包令曾任广州英领事四年，一向主张强硬政策，认为除非武力威胁，两广总督叶名琛不会承认英国的修约权。他向麦莲提议，两国海军联合对广州示威。麦莲表示，在他尚未明了中国情形之前，不欲与清廷为难。再者，英国正牵于克里米亚战争，在远东的海军无力贯彻这种政策。包令、麦莲请求叶名琛接见，叶知道他们是为了修约，借口军务繁忙，予以拒绝。麦莲北去上海，转往南京访问，对太平军印象不佳，建议国务院继续维护北京政府，以换取商务利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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