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12节

以研究。据文献记载，文王迁都于丰至武王伐纣之年仅隔13年，因而以H18号灰坑为代表的堆积应是在这一时期形成的。而T1探方的第四层，应是武王灭商后西周初期的典型文化单位，这个发现无疑为考古学上划分商周界限，提供了理想的地层依据。可以说，武王克商之年就包含在T1第四层和H18灰坑这一年代范围之内。沣西发现典型先周文化遗存的消息很快在学术界传开，引起广泛关注。

1997年10月，夏商周断代工程项目办公室组织有关专家在西安召开了“先周文化学术研讨会”，会议期间，学者们专程赴沣西发掘工地，考察了上述探方的典型地层关系的剖面，仔细检验了H18等各单位的出土陶器和其他遗物，确认了上述发掘结果，对沣西地区的先周文化取得了共识，一致认为这是西周考古史上的一次重要发现和重大突破，也是夏商周断代工程启动以来所取得的重大成果之一。 第七章 周革殷命的历史转折(7) 14C测年专家分别用常规法和AMS法对以上这组地层中所采集的系列含碳样品作了测定，其中H18第二、三层出土的碳化小米，应是当年的生植物，所测年代可以反映该层的真实年龄。利用1998年树轮校正曲线对所测数据进行高精度扭摆匹配，常规14C测年法得出武王克商年的年代范围为公元前1050—前1010年之间，其时间跨度为40年。用AMS测年法得出武王克商年的范围为公元前1060—前995年，其时间跨度为65年(见下表)。沣西H18灰坑的发现与系列含炭样品测年，为商周分界确定了年代范围，对推断武王伐纣的年代，排除多种不确切说法提供了重要依据。与此同时，为配合夏商周断代工程，徐良高等“丰镐遗址的分期与研究”

专题组人员，又在沣西地区进行了大规模发掘，对确定丰镐遗址的性质、探索其聚落布局以及研究丰镐遗址乃至更大区域的周文化考古学分期及年代，再度作出了新的贡献。徐良高等人在这一专题的研究中功不可没，但仅凭一个H18灰坑，尚不能确定武王伐纣的确切年代，还需有其他方面的密切配合。因而，除丰镐遗址外，“工程”专家组认识到，与推定武王克商年代范围有直接辅助性关系的考古遗址，还有两个不可或缺的地方，这便是周初的北京琉璃河燕国墓地和山西天马—曲村遗址。琉璃河燕国墓地的断代武王伐纣并取得胜利之后，为了巩固刚刚建立起来的周王朝的统治，除了安抚殷商遗民之外，周政权还采取了“选建明德，以藩屏周”的政策，即分封周武王的同宗、亲戚和功臣，让他们建立诸侯国，形成拱卫周王室的屏障。史载最早一批受封的人员中，就包括周公家族的鲁，召公家族的燕和姜太公（吕尚）家族的齐。作为周武王最重要的辅佐臣僚之一——召公，是武王的堂弟，因早年采食于召地，故史称召公。在西周初期的政局中与周公并称，《尚书》中称“召公为保，周公为师，相成王左右”，可见召公在西周初年是一个位高权重的显赫人物。

《诗经》载当年周武王在召公的辅佐下，一天开辟疆域达上百里，后来历经成王、康王，位居三公、太保之要位，与周公平起平坐。武王得天下后，最早给予召公分封就国的奖赏，当是情理之中的事情。然而，随着时间的推移，召公受封的领地具体在什么地方，一直是史学界存有争议的问题。近代国学大师王国维认为在河北涞水一带；著名历史学家傅斯年认为在河南偃城一带；而另一位史家陈梦家在他的《西周铜器断代》中干脆作出了“西周时代燕国的都邑所在不易考定”的结论。20世纪60年代末，由于各种机缘巧合，考古工作者终于在琉璃河发现了线索。从1972年开始，由北京市文物部门组织的考古队在琉璃河进行了大规模的考古发掘。发掘材料明白无误地证明，琉璃河就是召公的始封地，而琉璃河的黄土坡就是燕侯家族墓地，召公的领地终于被考古学家找到了。从1981年开始，北京市文物考古队与已划归中国社科院的考古所合作，共同组成琉璃河遗址考古发掘队，队长由社科院考古所考古学家殷玮璋担任。考古人员连续解剖了两处遗址，发掘了200余座墓葬与车马坑。

1982年，美籍华人、著名考古学家张光直到琉璃河发掘工地参观、考察，面对庞大的发掘气势和考古人员的工作成就，张光直写下了“叹为观止”的留言，表达了自己的赞誉之情。而1986年10月发掘的著名的M1193号大墓，在学术界引起轰动，从而把燕国史研究推向了一个新的高潮。据殷玮璋回忆， 这座大墓曾遭到过盗墓贼的光顾，有些器物或毁坏，或被拿走。当整个墓坑被挖到底部时，考古人员发现这是一座有四条墓道的大型墓葬。在整个琉璃河遗址发掘过程中，过去曾发现过一条或两条墓道的墓葬，具有四条墓道的大墓还是首次发现。尤其引人注目并感到惊奇的是，四条墓道分布在墓室的四个角上，并以墓坑为中心，呈■字形向外散开。整个墓室为长方形土坑竖穴，四壁整齐，但愈往下，四壁渐趋收缩。经测量，墓穴至距地表8．4米时，南北长度为5．6米、东西宽为3．44米，墓底距地表10．25米。就其规模而言，这座大墓是琉璃河遗址任何一座墓葬都无法匹敌的。从已发现的商代和西周的大型墓葬看，凡有墓道的墓都为具有贵族身份的人所用。至于有四条墓道的墓，从安阳殷墟西北冈大墓的发掘情况来看，应属于王侯一级的人物所使用。

因此，琉璃河遗址所发现的M1193号大墓，其主人必然是一地位显赫的燕侯。至于究竟是哪一代燕侯，当然需要结合墓中的其他出土物进行综合分析。 第七章 周革殷命的历史转折(8) 当M1193号大墓发掘到底部时，已是1986年的11月下旬。严寒的冬天来临了，天空开始飘起雪花。为了赶在封冻前将墓葬清理完毕，考古人员加快了速度，冒雪清理。就在清理即将结束的前一天，负责墓底清理工作的考古人员，意外地从墓坑东南部的泥水中发现了两件完整的青铜器物——铜罍和铜岙。墓葬中有铜器出土，其意义和价值就非同一般。由于两件铜器锈蚀严重，加之从墓底取出时满身被泥水包裹，工作队长殷玮璋决定先放入工地库房，待墓葬清理完毕后，送考古所技术室进行除锈保护。想不到两个月后，经考古所技术室文物保护专家的除锈，这两件器物立即名声大振，被列为国宝级文物。其原因就是在两件器物的盖内和器沿内壁上发现了相同的各为43字的铭文：王曰：“太保，隹乃明。乃鬯享于乃辟。余大对乃享，令克(侯)于匽(燕)。□、羌、马、□、□、驭、微、克、□、匽入土□(及)厥辞。”用作宝□彝。

经考古人员对铭文的释解，认为此文记录了周王褒扬召公太保明德贤良，对王室忠诚，册封他为燕侯，并把□、羌、马、□、□、驭、微等氏族，连同燕国一起纳入有周的版图，由他管辖的史实。铭文的出土，是继20世纪50年代在江苏丹徒发现宜侯矢簋之后又一篇关于周王封邦建国、授民封疆的重要文献。它的文字虽不如宜侯矢簋长，研究价值却毫不逊色。燕国之封，史书有载。《史记·周本纪》在说到武王灭商以后曾“分封功臣谋士”，其中提到“封召公爽于燕”。在《史记·燕召公世家》中又一次说到“周武王之灭纣，封召公于北燕”，把燕国之封，记在召公爽的名下。在这次发现的长篇铭文中，以“王曰太保”开头，先褒扬了太保其人，又有“令克侯于匽”的册命。由于周初任太保的是召公奭，所以把封燕之事与召公联系起来是理所当然的，但因铭文中多有省文，时间、地点、作器者等都已省去，特别是对于“令克侯于匽”句中“克”字，究竟是名词还是助动词，学者们有不同的理解，因而对全铭的释读和解释出现了岐意。专家们一致认定M1193号大墓是西周燕侯的陵墓，且是燕国第一位君侯之墓。但在第一代燕侯是谁的问题上便产生了分岐。

殷玮璋认为M1193号大墓就是太保召公之陵，召公受武王的册封成为第一代燕侯，并亲自到位就封。不过他在成王、康王时期的大部分时间里仍在丰镐供职太保，死后才归葬于燕国。有的学者根据唐人司马贞在解释《史记》“封召公于北燕”时说的一句话，认为当初召公本人并未亲自到燕国就封，而是像周公一样，由自己的长子去燕国就封，召公本人一直在宗周做太保。因此，第一代燕侯应是召公的长子，那么M1193号大墓也就自然是召公长子之陵了。关于墓主是谁的分岐一时无法做出统一的结论，但取得共识的墓主是燕国第一代君侯的结论，无疑具有重大的科学研究价值，为早期燕国史和西周初年历史的研究提供了具有重要价值的参考资料。M1193大墓的发现，有力地证明了北京琉璃河遗址就是西周时期燕国的都城。夏商周断代工程启动后，琉璃河遗址的发掘与研究于1997年被正式列入“工程”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并设置了“琉璃河西周燕都遗址的分期和年代测定”这一专题。专题分别由北京市文物研究所赵福生、王鑫、田敬东，北京大学考古系雷兴山，中国社科院考古所王巍、柴晓明等考古学家承担。在“工程”

开展后的几年中，赵福生等考古专家通过对以往发掘资料的整理，以及对城址、宫殿区附近的祭祀遗址等进行补充发掘，得出了一个可靠的分期结论。关于西周燕都遗址的始建年代，赵福生等研究后认为，琉璃河遗址内应有三种文化共存：“周文化、商文化和土著文化(即张家园上层文化)。其中商文化系统的陶器有些可能早到殷墟四期，延续到西周初期。但在西周燕都遗址中的居住址发掘的所有遗迹中出土的陶片，一直未见单独只出商文化系统陶片的遗迹，基本上是与周文化系统的陶片同出，有些甚至还有土著文化的陶片，这种现象就说明一个问题，即西周燕都城址内所有文化遗迹及文化堆积，都是召公封燕以后形成的。” 第七章 周革殷命的历史转折(9) “工程”专题研究人员结合城墙基础和城外护城河内出的遗物推断，认为燕都城址始建于召公封燕之后，而绝不会早到商末。这样，就彻底避开了商周之际考古学文化难以区分的纠葛，为确定早期燕文化及武王伐纣的年代提供了一个准确的下限年代标准。根据文献记载，“工程”专题组认为，周初封燕之事应为成王时，因武王之时，召公还不是太保而只称召公。另从《史记集解》“以元子就封，而次子留周室，代为召公”

的记载推断，虽然召公被封于北燕，但召公本人未就国，而由其元子代之。可见，克罍、克盉铭文中的“王”指成王，M1193的墓主人“克”，即召公之“元子”，也就是第一代燕侯。琉璃河遗址M1193墓葬椁木保存良好，经常规14C测定，年代为公元前1015—前985年，这个数值为西周始年的推断提供了参考依据。在夏商周断代工程的进行中，赵福生等专题人员于1996年秋，在琉璃河遗址灰坑H108第一层和第三层中，发现了三片刻字龟甲。其中第一层出土的一片龟甲上刻有“成周”两字，这两个字的发现，对年代学的研究而言，具有极其重要的断代意义。据文献记载，成周营建于成王初年。因此，“成周”卜甲的发现，表明H108的年代不会早于成周的建成，即其上限不会超过成王时期。从H108灰坑发掘的情况看，地层关系明确，是琉璃河遗址中时代最早的西周遗存之一。通过对其出土器物的特征分析，H108的年代应属西周早期的偏早阶段，将所出碳化样品用AMS测年，结果为公元前1053—前954年之间。这个测年结果与M1193号大墓的测年数值对比研究，从另一侧面支持了成王封燕说。

据此记载，封燕及修筑燕都之事更可细推为成王元年至成王十二年之间，也就是说，燕都遗址内的最早测年数据，应在成王元年至成王十二年这一范围之内。如前所述，通过“工程”专题组人员对居址器物分期和墓葬分期，可以看出西周燕都遗址的最早年代就在周初，这个年代已接近武王伐纣之年，因而，遗址的最早年代便成为检验武王克商年代的下限。根据琉璃河一期墓葬中最早的年代数据的中值推定，这个下限应是公元前1020年。也就是说，武王克商这一历史事件，不会晚于公元前1020年。 第八章 天时、地利、人和(1) 寻找早期的晋国都邑同琉璃河遗址近似，天马——曲村遗址同武王克商这一事件同样有着直接的参照关系。位于山西曲沃的天马一曲村遗址，是晋国的早期都邑，总面积达8．75平方公里，是已知山西境内规模最大的西周遗址。20世纪80年代以来，考古人员在此发掘了大面积的周代居址和500余座西周初期至春秋初期的中小型墓葬，90年代又在遗址的中心区发现了有着重大学术价值的晋侯墓地。前文已述，周武王在克商后出于政治上的考虑，曾进行过大规模的分封。但武王在位的短短几年中，周人对全国的统治并不巩固，政治上潜在着严重的危机。

因此，在他死后，其子成王即位，由周公(姬旦)摄理政事，不久即发生了管叔、蔡叔之乱。周公奉成王之命，出兵征伐，历经3年终于平息了这场战乱。之后便有了晋国始封地的出现。据《史记·晋世家》等文献记载，当武王与其后邑姜(姜太公吕尚的女儿)欢会之时，梦见天帝对自己说，我命你生个儿子，名虞，将来把唐国封给他。那里是参宿的分野，叫他在那里蕃育自己的子孙。不久，邑姜果然怀有身孕，当胎儿出生后，手上竟有一个虞字，故起名为虞。因为这孩子是武王的第三个儿子，按照伯、仲、叔的排法，又称为叔虞。武王死后，成王继位。当管、蔡之乱被平息之后，有一天，年幼的成王与叔虞戏耍玩闹，成王削一片桐叶为珪赠与叔虞说：“以此封若。”身旁的史佚听罢此言，立即请求成王择吉日封立叔虞。成王不以为然地说：“吾与之戏耳。”史佚反驳说：“天子无戏言。言则史书之，礼成之，乐歌之。”意思是作为天子不能胡说八道，凡说过的话就要落到实处。于是成王遂封叔虞于唐。因唐国在河、汾之东，方百里，故曰唐叔虞。姓姬氏，字子于。年幼的成王也许不会想到，他的一句戏言竟然成就了周朝境内最为强大的北方雄邦——晋国的600年皇皇伟业。

叔虞死后，他的儿子燮父继位，改称晋侯，同时把唐国也改称晋国。这一国号一直延续到公元前5世纪，三家分晋，由韩、赵、魏取而代之为止。当然，唐作为晋国政治中心的时间并没有600年。据文献记载，晋国早期曾几度迁都，关于搬迁的次数和诸都的地望，自汉以来，异说颇多，人们很难确切地得知。只是到了20世纪50年代之后，随着考古事业的发展，长期以来困惑人们的谜团才逐渐得以解开。1963年，北京大学考古系教授邹衡、俞伟超，赴山东临淄调查齐国最早的都城。此次无功而返。事隔十几年后1979年秋天，邹衡带领北京大学考古专业商周组的学生第二次赴晋南调查，重点是临汾地区。在山西省考古所的配合下，邹衡将目标重点放在翼城和曲沃两县。在调查中，共发现了十多处西周遗址，而收获最大的算是对天马—曲村遗址的调查与试掘。天马—曲村遗址位于翼城之西和曲沃之东的两县交界处，因其在天马、曲村、北赵、毛张四个村之间的宽阔平原上，故名天马—曲村遗址。该遗址西南距侯马晋国遗址约25公里，西距汾河约12公里，南距浍河约8公里。从整个地望来看，这个总面积约为3800米×2800米的遗址三面环山，两面近水，地阔土沃，颇有气势。

邹衡率领学生会同山西省考古所再次对这个遗址进行试掘，发现了长达800米的晋国墓地群，并试掘了部分墓葬。这次发掘，为认识此遗址的文化内涵及其分布、年代分期、文化特征等问题创造了条件。1980年秋，北京大学考古系与山西省考古研究所合作，对天马一曲村遗址正式发掘。此后每隔一年发掘一次，至1990年，共进行了7次大规模的发掘，除揭露了大面积的代居址外，还发掘葬有青铜礼器或者陶容器的墓葬近500座，共出土青铜礼器100多件，有铭文者数十件。其中有一件西周中期的铜盉，上有“晋中违父作旅盉，其万年永宝”铭文。由此，邹衡认为，天马——曲村遗址确凿无疑是晋国遗址。同时他结合西周早期一座墓中出土的一件上有“围乍新邑旅彝”的铜觯铭文和遗址附近尧都村残存的“尧裔子□□”清代碑文等遗物遗迹推断：“天马——曲村遗址极有可能就是姬叔虞的始封地——唐。” 第八章 天时、地利、人和(2) 天马—曲村遗址规模宏大，包括墓地在内，总面积几达郑州商代遗址或殷墟遗址的一半，相当于西安沣西、沣东两遗址的总和，超过北京琉璃河燕国遗址两倍以上，是已发现的最大的西周遗址。

就考古学文化分期而言，邹衡等考古人员将天马—曲村遗址分为五个大的阶段：第一阶段仰韶文化中晚期；第二阶段龙山文化早期；第三阶段二里头文化晚期；第四阶段西周早期至东汉晚期；第五阶段金、元、明时期。从以上五个阶段的分期来看，第三阶段的二里头文化后来被证明是夏文化，夏文化之后接着就是周文化，那么在第三和第四阶段之间隔着整个商文化，既然没有商代的文化遗迹体现，这就为后来的夏商周断代工程提供了难得而特殊的条件。夏商周断代工程启动后，在“西周列王的年代学研究”这个课题中，专门设置了“天马—曲村遗址分期与年代测定”这一专题，由北京大学文博学院教授刘绪主持。按照刘绪后来的解释：夏商周断代工程之所以设置这一专题，除了天马—曲村遗址像琉璃河、丰镐等西周遗址那样，有比较完整、全面的可供14C测年的系统样品外，它本身的文化从西周早期一直到春秋初年都是连续发展的，特别是发掘的几百座中、小型墓葬，其含碳标本极其丰富，西周早、中、晚各期一应俱全，这就为14C测年提供了可靠的依据。

另外一个显著的特点是，包括天马—曲村遗址在内的晋西南，经过几十年的考古调查与发掘，至今未发现商代特别是商代晚期的遗存，而西周早期的文化却突然冒了出来。因为没有商代晚期的文化，西周的文化遗存就更容易确定，同时也减少了一个大麻烦，这就是避免了一件器物或一个文化现象出现，有人说是商代晚期，有人说是周代早期的争论。从考古发掘来看，商代晚期和周代早期的文化遗存不容易分辨，而事实上当西周建立王朝之后，不可能将殷人全部杀光，只要人活着，原有的文化就不可能马上消失，必然沿着惯性延续一段时间。在这样一个新旧交替的阶段，要准确地划分哪是商代晚期哪是周代早期是相当困难的，如同二里头遗址文化的划分一样，不经过几十年争论是没有结果的。但天马—曲村遗址的特殊性就在于，只要出现器物，一看便知是夏代还是周代的，同时也不存在先周文化的麻烦。至于出现的文化面貌是周代哪一个时期的，可以参照出土的各种器物和现象进行研究、讨论、印证，但必须首先排除商末和先周的干扰，这便是天马——曲村遗址的独特之处。既然天马——曲村遗址最早的西周文化很容易辨别，那么这种文化就应该接近晋国也就是唐的始封年代。

如果接近了唐的始封年代，距武王伐纣这一历史事件就应该接近或相隔不远了。又因天马——曲村遗址是离周朝的首都丰镐最近的一个封国都邑，它的文化面貌跟丰镐遗址的文化就更容易接近。事实上，从两地的考古发掘来看，所出的器物等文化遗存也是相同的。这样就有了更进一步的意义，即天马——曲村遗址的文化可牵涉和限制武王克商这一历史事件的定年，也就是说，天马——曲村遗址中最早的西周文化，用14C测年所得的数据，不能早于武王克商年，如果早于“工程”推算的武王克商年，就证明武王克商年的推算是错误的，因为晋(唐)国是在武王克商、周朝建立之后才就封的。同理，该遗址最早的西周文化也不能晚于武王克商许多年，至少不能晚于成王在位的年数。由此，天马——曲村遗址在考古学文化上就将武王克商之年卡在一个有限的时间范围之内了。这也正是工程要设立“天马一曲村遗址分期与年代测定”专题的目的和意义。由于刘绪多年来一直参与天马——曲村遗址的发掘和研究，对诸方面的情况都有深入的了解，所以关于天马——曲村遗址的分期部分，由他负责研究。

在接手这一专题后，刘绪会同北京大学考古系徐天进、雷兴山等学者，经过一段时间的努力，在原来研究的基础上，将遗址中的西周遗存分为三期六段，各期、各段的AMS测年数据为： 第八章 天时、地利、人和(3) 从上表可以看出，天马——曲村遗址的14C测年，其中早期一段的中值约在公元前1020年——前970年左右。而此前所述的与武王克商年有关的殷墟和琉璃河遗址14C测年分别为：殷墟四期：公元前1080—前1040年左右(见前表)；琉璃河遗址一期一段墓葬：公元前1040年—前1006年左右(见前表)。由于殷墟商文化四期的年代有可能一直延续到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