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33节

南方问题不久也可以解决，陈炯明快要打进广州，目前广东商团正在向我们请求援助，但我无暇及此。” 此时颜内阁已经成立(15日就职)，除颜自兼内务总长，改任高凌霨为农商总长、张国淦为司法总长、黄郛为教育总长(黄未就职)外，其余阁员都没有更动。这个内阁成为吴佩孚手下办理外交和筹措军饷的从属机关。 奉军发动前，直军第一路即已开进榆关中立区，这一路是直军的主力，对方张学良、姜登选两军也是奉军的主力。奉直两军接触前，吴佩孚派温树德率领渤海舰队两度由秦皇岛进攻葫芦岛，奉方也派沈鸿烈率领东北舰队加强沿海防务。奉军的飞机队则优于直军，曾在榆关及秦皇岛投弹破坏直军的阵地。9月25日，外交团警告奉直双方勿用飞机轰炸城市，否则伤害外国侨民，应负一切责任。这个警告无疑地又是对直军的支持。

奉军第二、第五两军已于9月15日分为两路进攻热河。热河都统米振标部毅军和前来增援的王怀庆部第十三师，是三路直军中兵力最弱的一环，自15日至22日，奉军接连占领开鲁、朝阳并向凌源进攻。18日榆关正面也开始发生接触，20日张作霖邀请沈阳领事团及青年会教士濮赖特、奉天医院医师杨格(这两人就是以前奉直两军停战议和的牵线人)举行会谈，除表示尽力保护战区侨民外，并称将派飞机前往秦皇岛轰炸直军的大本营，请外国侨民先行撤退，由榆关到秦皇岛的外国舰队也请先行离开。25日，吴佩孚也向日本公使芳泽要求允许南满铁路给直方以军事运输的便利。 直军第三路的战斗任务是由古北口、喜峰口向平泉出发，会合第二路进攻奉军的侧面。这一路行军比较迟缓，9月23日，冯玉祥才与陕军师长胡景翼离开北京，走到怀柔又停止下来，借口运输不便，叫兵士们一面修路一面缓缓前进。此时热河情况十分吃紧，吴佩孚连打电报催促这支人马迅速开赴前敌，并派副总司令王承斌前往承德指挥第二、第三两军联合作战，可是“急惊风遇着慢郎中”，一直到10月5日王、冯两人才在承德见面，而他们所商量的并非作战计划，却是另外一件事情。

榆关战争自9月28日起转趋激烈，直军虽然居高临下，但是奉军精锐张学良、郭松龄的部队前仆后继地奋勇仰攻，双方死伤很大。10月7日，直军放弃九门口，第十三混成旅旅长冯玉荣畏罪自杀。此时双方战争已经进行了20多天，吴佩孚一面监督北京政府筹饷，并叫各省直系军阀仍照以前一样，量力报效军饷，一面还要调动人马巩固后方，因此坐在北京未动。由于榆关形势十分危急，他不得不调动张福来的后援部队迅速开赴前方，自己也于11日出发到滦州，12日前往榆关巡视阵地。吴佩孚亲自出马，使直军前方形势得以稳定下来。 吴佩孚对冯玉祥早已有所怀疑。他派张福来留守后方并不是没有用意的。但是，他又觉得冯究竟是自家人，曹锟待他不薄，此时江浙战争又已接近结束，后方形势对直系有利，冯未必敢于别有举动。当他调动张福来后备军的时候，还令萧耀南派第二十五师开入河南接替任务，可见他的考虑也不是不周密的。可是萧认为第二十五师必须对付南方不能移动，他也就无暇顾及了。 榆关激战时，热河战线奉军于10月9日占领赤峰，15日被第三路直军夺回。事后查明，这一路的奉军已经秘密向榆关移动，赤峰之战不是真打而是假打。

张作霖在10月9日致卢永祥的电报中，曾提到“彼方内部将有反戈之举”，似乎已经察觉到直军内部将有变化，整个战局的变化不久也将到来。事实上，第二次奉直战争刚发动的时候，冯玉祥与王承斌、胡景翼、孙岳等早已决定了两种计划：一种是吴佩孚打胜了，他们就将自己的军队集中榆关，不让吴军回进关来，一面压迫曹锟任命吴为东三省巡阅使，这是排吴而不倒曹的计划；一种是吴佩孚打败了，他们就回师北京举行政变，这是曹、吴并倒的计划。这时候，王、冯二人正在古北口举行会议，讨论当前的形势。10月19日，冯接到总部参谋长张方严打来急电，催促他迅速进攻，电中有“大局转危为安在斯一举”的一句话，同时看到同盟社所发布的战情报道，也说直军牺牲惨重，势已不支，冯还没有知道当天吴佩孚亲自指挥第三师夺回九门口的最后消息，认为回师北京的时机已经到来。他打电报叫孙岳迅速将驻防大名的军队调回南苑，同时下令所部将后队改为前队，即日回师北京。 冯军沿途割断电线，封锁消息，并以一昼夜趱程140里的最快行军速度，偃旗息鼓地杀奔北京而来。

22日晚9时，冯军第八旅旅长李鸣钟、第二十二旅旅长鹿钟麟两部首先开回北京，即派兵把守各城门，并占领车站、电报局、电话局等交通电讯机关。同时，陕军胡景翼师也由迁安、遵化开回通州。 23日，陆军检阅使兼第十一师师长冯玉祥、陕西陆军第一师师长胡景翼、大名镇守使兼第十五混成旅旅长孙岳，联名发出了呼吁和平的漾电。这个电报把奉直战争说成是吴、张两人的“私斗”，痛斥吴佩孚“凭战胜之余威，挟元首以自重，揽国柄于掌握，视疆吏若仆从，逞一人之忿，兴孤注之师，事前既毫无筹备，临时复调度乖方”。电报说：“业经电请大总统明令惩警以谢国人，停战言和用苏民困。……所望相互提携，严守防线，共图和平解决，勿再为人利用。”根据这一个电报，冯所采取的还是倒吴而暂不倒曹的办法，还想利用这个傀儡总统来收束前方军事，制止吴佩孚的反抗行为。事后查明，冯玉祥还另外布置了一套吴、张并倒的计划，在他回师北京的时候，暗约奉军将领也向沈阳回师，逐张下台。 23日黎明，冯派兵逮捕王克敏和李彦青，王已闻风逃走，李在睡梦中被拖下床来，来不及穿衣盥洗，兵士们就用毛毡裹着他的身子，押上人力车带走了。 曹锟一直到23日才得知冯军回师北京。

这一天，内阁总理颜惠庆惊慌失措地跑到公府来说，冯军要求下令停战和惩办吴佩孚，怎么办?曹急切地问：“子玉现在在哪里?”正说着，孙岳走进来劝曹不要害怕，保证“总统”安全，并且答应给吴一个名义让他平安下台。孙岳是曹一手提拔的人孙岳本系老同盟会会员，清朝末年曾在第三镇充当下级军官，因参加滦州起义被迫离职，曹锟设法予以掩护。民国成立后回到保定，又做过曹的卫队旅旅长。，曹的心里觉得很难受，有气无力地望了他一眼说：“你们不必问我，问责任内阁去。”

《武夫当国（1895-1928）》　第四部分第六十七章　第二次直奉战争（3）

24日，内阁通过决议发表四道命令：一、停战；二、撤销讨逆军总司令等名义；三、解除吴佩孚的直鲁豫巡阅使及第三师师长等职；四、任命吴为青海垦务督办。曹锟一边盖印一边叹息着说：“我实在太对不起子玉了。” 25日，公府卫队曹世杰旅(曹锟的子弟兵)被缴械，从此曹锟便处于冯军的直接监视之下。同日，冯玉祥、王承斌、胡景翼、孙岳、黄郛在北苑举行会议，决定组织中华民国国民军，推冯为总司令兼第一军军长，胡、孙二人分任副司令兼第二、第三两军军长。由于奉天政变并未爆发，冯所预定的利用曹锟为傀儡总统的计划难于取得各方面的同意，冯便决定拥戴段祺瑞为国民军大元帅来打通反直同盟的关系，当天派王承斌到天津表达此意。26日，冯、胡、孙三人正式发出拥段的电报。 另一方面，吴佩孚接到冯玉祥等的漾电后，虽然大吃一惊，但还疑心是张作霖捏造出来的假电报。24日，查明属实后，他又怀疑胡景翼未必加入冯军，即派胡为第三军总司令以代冯，叫张敬尧到通州传达命令。胡把这位倒霉使者扣留起来。25日，一切真相已明，吴才心慌意乱地把前方作战任务交给张福来主持，自己率领第三师、第二十六师各一部约七八千人乘车回救北京。

他在秦皇岛途中发出电报说：“大总统顷派密使来岛，声称冯玉祥派兵包围公府，本大总统已失自由，特命吴总司令星夜率师入卫，会师讨贼，所有征讨事宜，均着吴总司令便宜行事。”26日到天津的时候，他又代发王怀庆等的讨冯通电。其实，曹锟哪里还有什么密使派得出来，而王怀庆等的电报，也是吴所捏造的。同一天，他把带来的军队开往杨村布防，对冯军采取守势，他的惟一希望就是调动齐燮元、孙传芳的军队由津浦路北来，李济臣、萧耀南的军队由京汉线北来，两路进攻北京。他在天津假借曹锟名义发表大批命令，任命李景林为奉天军务督理兼东三省巡阅使，胡景翼为察热绥巡阅使，刘镇华为陕甘巡阅使，王怀庆为陆军检阅使兼西北边防督办，并派齐燮元、萧耀南、孙传芳、刘镇华会同节制“讨贼各军”。 北京政变爆发后，津浦路成为直系军阀贯通南北的主要交通线，可是山东督理郑士琦，是对直系怀有敌意的皖系军阀，这条路线随时有被截断的可能。这是关系直系全局的一个严重问题。一般人预料，吴佩孚必然会放弃榆关停止对奉系的战争，把全部兵力调到津浦路来，控制这条路线，以便与河南、江苏、浙江各省的直系势力打成一片，使自己在失败后转入到一个进可以取、退可以守的有利地位。

不料事实恰恰相反，吴佩孚仍把主力摆在榆关不动，自己仅抽调少数军队回救北京。十分明显，榆关直军因为北京发生政变而军心大为动摇，不可能抵御声势方张的奉军，而吴带来的少数军队，也不可能与数量上占有绝对优势的冯军为敌，吴佩孚留在天津待援，企图回救北京，是把自己陷在两面受敌的不利地位，是自己钻进死胡同的一种布置。 此时前方情况不明，各省直系军阀对吴还有个人迷信，因此26、27两日，萧耀南、齐燮元、孙传芳、杜锡珪、蔡成勋、马联甲、周荫人、杨树庄等纷纷发出了助吴讨冯的通电，甚至远在四川的刘湘、刘存厚、杨森等也有摇旗呐喊的通电发表。萧耀南派出陈嘉谟师、寇英杰旅，齐燮元派出陈调元师，孙传芳派出孟昭月、张允明两旅，马联甲派出田锦章　旅，分别由津浦、京汉两路北上援吴。四川也派赖心辉部整装待发。 但是，各省援军尚未开动，冯玉祥、胡景翼的军队即已开到廊房，准备进攻天津。在天津做寓公的张绍曾，看见吴所处的地位十分危险，曾奔走调停于北京、天津之间。这种调停当然不会产生效果。 28日，榆关战事发生急剧变化，由平泉、冷口入关的奉军张宗昌部1922年张宗昌在绥芬河战胜高士傧后，张作霖任为绥宁镇守使以酬其功。

他吸收白卫分子谢米诺夫的残部(枪枝五六千支)，因此部队扩充到一万人左右。奉系整军时期，新派军人抬头，张宗昌以客籍军人(山东人)而又为杂牌队伍，迟早必归淘汰。后来张作霖调该部到奉东辉南县，与李景林部在哈蜢河两岸演习秋操，该部渡河取得胜利，因此受到重视，部队得以保全。从斜刺里占领滦州，截断了榆关直军的归路和榆关、天津之间的交通线，因此前线直军就像土崩瓦解一样溃败下来。31日，奉军占领了榆关和秦皇岛，缴获了直军枪枝达3万余支，吴佩孚历年来搜刮民脂民膏培养起来的直军主力，到此全部完蛋了。 30日，张绍曾从廊房前线赶回天津来，还提出“和平救国大纲”，劝吴接受，吴的态度仍然十分倔强。从10月31日到11月2日，冯军占领杨村和北仓，俘获北来援吴的鲁军旅长潘鸿钧。吴的司令部被迫由天津移至军粮城。同时，奉军张宗昌、吴光新等部又已占领唐山、芦台，军粮城也不可久留，吴打算由津浦路南下另找出路。此时，一般人所料及的津浦路变化果然实现了：11月1日，郑士琦突然宣布“武装中立”，派兵到沧州、马厂一带，阻止吴军假道通过山东。吴得到这个消息，惊得话都说不出来。

正在无路可走的时候，就有海军部军需司司长刘永谦替他准备好华甲运输舰一艘，劝他乘车到塘沽登舰南下。11月3日，吴率领残兵败将2000余人登舰，浮海而南。 郑士琦宣布“武装中立”的一天，除派兵北上截断吴军退路外，还派兵南下炸毁韩庄铁路，以阻止江浙援吴军通过山东。就在这一天，阎锡山也出兵石家庄，截断京汉路的交通，豫、鄂等省所派援吴军，也都被阻不能前进。这样，吴佩孚所盼望的两路援军都落空了。 第二次奉直战争从9月15日到11月3日，一共打了50来天，以直军主力全部覆灭和吴佩孚狼狈遁逃为其结局。这不是一件偶然的事情。在此以前，吴的武力统一政策和个人独裁野心，在直系外部促成了三角反直同盟，在直系内部产生了三角反吴同盟，不待战事发动和冯军回师，直系分崩离析的局势已经形成。另一方面，直系所指望的对外借款，由于帝国主义各国相互牵制而不能成立，北京政府在财政上早已走上崩溃的边缘。战争刚开始的时候，吴佩孚派曹锐为军需总监，暗示曹氏弟兄必须大破悭囊来维持战费，可是他们一毛不拔，以致关外气候已寒，而直军犹着单衣。

当然，直系失败更主要的原因在于不得人心，吴佩孚的武力统一政策，曹锟贿选总统的丑行，以及各省直系军阀在地方上的种种罪行，都使全国人民切齿痛恨，因此反对直系的斗争，在这一时期是政治潮流中的主流。 奉直战争具有极其明显的国际背景。日本政府绝对不能允许代表西方利益的直系军阀侵入到它所视为“生命线”的势力范围。10月1日，日本各政党委员打伙儿到外务省，谴责币原外相优柔误国，并提出日本必须保障满蒙的既得权利，否则日本对朝鲜的统治权也将受到深刻影响。10月13日，币原发表了对奉直战争严守中立的虚伪宣言，其核心问题是要求中国“严重考虑日本在满蒙一带的利益”。10月10日，日本军人、政党组织所谓“对支国民大会”，督促日本政府采取独立自主的外交政策(不与西方国家协调)，以实力援助张作霖。日本飞机师铃木曾经参加吴佩孚的飞行队，他回国时，就有不少军国主义分子持剑前来包围砍杀，使他遍体鳞伤，幸由警察解救，才得保全性命。奉直战争初起时，日本关东军早已决定，如果奉军战败，即对东北实行军事占领。以上情况，说明直系在东北作战，即使能够打出关外，随之而来的将是外交上的突发事件，像1931年爆发的北大营事变一样。

《武夫当国（1895-1928）》　第四部分第六十七章　第二次直奉战争（4）

其实，直系军阀并非仅仅愿意做西方帝国主义的工具。战事发动时，曹锟催促驻日公使汪荣宝迅速回任，并嘱顾维钧与日本公使芳泽进行交涉，解决中日两国间的悬案。吴佩孚也一再发表尊重外人权利的声明，说明他们也是愿意做日本帝国主义的工具的。问题在于日本政府不信任直系军阀，就像1914年不信任袁世凯一样。 三曹锟被迫辞职。冯军驱逐溥仪出宫。天津会议划分冯奉两军的势力范围。张作霖侵占东南地盘的野心 榆关直军溃灭后，冷落已久的段祺瑞，突然成为收拾北方时局的核心人物：张作霖早就打算迎接他出关推为最高统帅，冯玉祥等又于10月26日推他为国民军大元帅。30日，奉军将领在回答冯的电报中，建议公推段为各路联军的统帅。10月29日，卢永祥由日本别府来到沈阳，张作霖请他恢复了浙沪联军总司令的头衔。30日，张、卢两人发出了拥戴段为联军统帅的联名电报。 10月31日，鹿钟麟到公府“看守”总统印信。

11月1日，颜惠庆辞职照准，改任黄郛代理总理兼任交通、教育两部总长(7日改任易培基为教育总长)，王正廷兼任外交、财政两部总长，王永江为内务总长，李书城为陆军总长，张耀曾为司法总长，杜锡珪为海军总长(杜未就职)，王乃斌为农商总长(刘治洲代)。黄郛、王正廷都是冯军回师举行政变的内幕人物，因此这个内阁是以冯系为核心的混合内阁。 11月2日，王承斌到公府劝曹锟辞职，曹即向国会提出辞职咨文，并令内阁摄行总统职权。曹自去年10月10日上任以来，只做了一年零二十几天的总统，他的下场却比历届总统更惨。他在延庆楼受到监视，行动不能自由。他看见前来逼他下台的人，就是一年前劫车夺印捧他上台的那个健将，不由得百感交集，十分难受。 曹锟的前后任都是摄政内阁。这次由政变而产生的新政权，仍是被推翻了的旧政权所任命的，而且国会未被解散，法统无所变更。在此以前，冯玉祥主张成立政务委员会为最高行政机关，段祺瑞首先不同意，而曹锟这个政府，又是反直同盟不能许其继续存在的，因此不得不成立这样一个非驴非马的摄政内阁，作为过渡性的政权机关。这个内阁首先引起了张作霖的严重不满，奉系阁员王永江不肯前来就职。

这个内阁也不受帝国主义的欢迎，11月14日，黄郛设宴招待外交团为内阁成立后的首次接触，外交团谢绝前来，宴会临时作罢。 冯军驱逐曹锟下台后，第二步又驱逐溥仪离开宫廷。11月5日，摄政内阁议决修正优待清室条件五条如下：一、永远废除皇帝尊号，与国民享受同等权利；二、每年补助溥仪生活费50万元，另拨200万元开办工厂，收容旗籍平民；三、清室须履行原条件移出宫禁，自由择居，民国予以保护；四、清室宗庙陵寝永远奉祀，民国酌设卫兵妥为保护；五、清室私产仍归清室享有，公产古物则归国有，应交民国保管。当天鹿钟麟偕同新任北京警察总监张璧到清宫宣布这个决议，溥仪还召开了最后一次的“御前会议”，即将宫内太监470余人、宫女100余人分别给资遣散。下午鹿钟麟派来汽车五辆，护送溥仪及清室“后妃”移居什刹海“醇王”府(“醇王”是溥仪的生身父载沣)。 根据优待清室条件，溥仪和他的“皇室”早就应该迁出宫廷。可是民国当权人物袁世凯、段祺瑞、徐世昌之流，都是清政府的旧臣宿将，让他们赖在宫廷不走，而清朝灭亡已有13年，仍然成为“国内之国”，发布煌煌“上谕”

，举行跪拜大礼，并不遵守民国正朔(仍称宣统十六年)，甚至北京总统每逢接替的时候，还要派遣“专使”以外国君主之礼前往清宫致送国书，问候安好，这些现象都是极不正常的。冯军驱逐溥仪出宫，理由十分正当，但是前清遗老旧臣们，却都欷流涕地谴责冯玉祥“不近人情”，而段祺瑞也大不以为然，公然来电加以规劝(11月6日)。帝国主义各国也都大惊小怪地向北京外交部探询究竟。只有孙中山对此深表同情清宫迁出一事，11月11日孙中山致电冯玉祥表示赞成。1925年1月孙到北京时，清室“内务府”人员函请“主张公道”，孙命秘书处回答，认为清室始终未践移宫之约，又有民六复辟一事，已自行破坏优待条件，更无责人以践约之理。。 这个时期，不但摄政内阁是以冯军为背景而组成的，而且鹿钟麟被派为京师警备总司令，北京军政大权也都掌握在冯军的手里，这种局面当然不可能长期地维持下去。为了防止奉军开到北京来抢夺政权，冯与胡景翼各军相约退驻城外，并授意摄政内阁作出北京城内永不驻兵的决定，所有非必要的军事机关也都一律裁撤。 但是，冯、奉两军进入天津后，就因争夺收编吴佩孚的败兵而互相敌视，随时有发生冲突的可能。

张宗昌以山东人为号召，所收最多，他的实力迅速增长起来(吴部以山东人为最多)。王承斌是参预政变的主要人物之一，摄政内阁派他到天津收编直军第二十三师(王系该师师长，摄政内阁叫他复职)，不料李景林派兵前来解除其武装，王仓皇逃往租界，不敢出面。李景林、张宗昌前后收编直军各达四个混成旅之多。奉军还向京津、津浦两路进兵，京津路进至廊房，津浦路进至德州。同时，国民军第三军孙岳部也把保定攻占下来。在这样严重的局势下，受到双方推重的段祺瑞不得不从中调处，初步划分了冯、奉两军的势力范围：指定津浦路为奉军发展的方向，京汉路为冯军发展的方向，京津路则暂以杨村为界。段一再催促冯玉祥、张作霖到天津举行会议，解决时局问题。11月10日，冯、张两人到津后，即在日租界段宅举行会议，张一定要继续进兵彻底铲除直系的残余势力，段则主张“适可而止”，对江浙等省用政治手腕解决而不以武力解决。张不便在老前辈的面前坚持自己的意见，冯又不肯发表意见，因此会议决定：一、奉军在津浦线进至德州为止；二、对东南不用兵；三、对吴佩孚准其和平下野，不下通缉命令；四、召集全国善后会议，讨论组织政府和一切善后问题。

以上决定，几乎完全是依照段的意见，而段之所以主张和平解决，却是为自己打算，想把各省直系势力收归己有，使自己成为包括奉、冯等系在内的北洋派惟一领袖。张作霖当面不说，背后意见就多了，他说他决不为自己的部下争夺地盘地位，但是一定要替“嘉帅”(卢永祥)出一口气，本人愿意派奉军一部受“嘉帅”的指挥，南下讨伐齐燮元，将来即由“嘉帅”继任江苏督理；此外他又保举吴光新继任安徽督理(吴光新是段的妻舅，此时担任奉军军长)，看来他所推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