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26节

拟立即进行总统的选举。不料国会议员纷纷离开北京，不但总统选举会无法召集，就是宪法会议也因人数不足而经常流会。直系军阀闹饷、逼宫、劫车、夺印的种种暴行，激起了全国各方面的反对。北京学生联合会通电否认摄政内阁，函请外交团转达各国政府，撤销对北京政府的承认。各省团体纷纷通电痛斥直系，浙江团体的电报公开指斥曹锟为叛逆。南方“名流”唐绍仪电请黎元洪南下。章　太炎、唐绍仪、岑春煊三人联名建议在上海召开各省联席会议，讨论时局问题。就是一贯进行政治投机的梁启超，也用辛辣的语调警告曹锟：“我公足履白宫之日，即君家一败涂地之时”。 由于北京陷于无国会、无政府状态，西南“联治派”乘机大肆活动，云南军阀唐继尧、贵州军阀刘显世建议召开各省会议，促成制定省宪，树立联治规模。此外，当时在直系军阀控制之下的山东省议会，也通电发起召开全国各省省议会联席会议，促成“地方自治”。

保派政客鉴于选举总统已成僵局，曾提出选举曹锟为非常大总统，或由曹锟以内阁总理名义代行总统职权，或组织行政委员会为过渡政府的三个办法。曹锟对此并无成见，可是直系大将吴佩孚不以为然，认为总统问题必须“依正轨而行”，所谓正轨是指总统必须由国会正式选举而产生。其实，吴佩孚抱有武力统一全国的野心，并不重视总统问题，曾提出先办统一、后办大选的意见。国会议长吴景濂为了要向曹锟表功，则主张“武戏文唱”，设法促成国会选举总统，但不宜操之过急。在这些情况下，几经折衷磋商，最后直系文武人员决定采取三项措施：一、拉拢国民党和北方奉皖两系，以缓和全国反对直系的紧张局势；二、充实内阁阵容；三、设法吸引议员回京，重整国会旗鼓。 关于第一项，曹锟一面叫他的兄弟曹锐向皖系领袖段祺瑞表示敬意(段和曹锐都住在天津)，用团结北洋派的说法去打动他；并派张作霖的亲家鲍贵卿出关解释以前的误会，自己也打电报表示愿意重修旧好。段对曹锐开门见山地说：“你的哥哥如果有力量做总统，不妨大胆做去。如果没有力量，就应当及早表明态度，以免陷于进退维谷”。张作霖的反应也非常冷淡。曹锟又用浙闽巡阅使的地位诱惑皖系大将卢永祥，卢也不为所动。

曹锟还通过“大孙派”“大孙”指孙中山，“小孙”指孙洪伊。孙洪伊是直隶人，又与曹锟有亲戚关系，主张与直系联合，与当时国民党联合皖奉两系的方针相反。孙洪伊的关系拉拢孙中山。他有冬电(1923年7月2日)由孙洪伊转致孙中山，表示“护法宗旨，彼此不约而同”(指上年直系恢复国会)，并且愿意响应孙中山的号召，召开南北和会，实行兵工政策。孙中山却历举直系军阀制造四川内战和在福建、广东两省进行军事挑衅的一些具体事实，以证明直系没有和平的诚意。于是曹锟又打来一个皓电(7月19日)，力言“双方有推诚相见之必要”。由于孙洪伊甘为直系作传声筒，国民党骂他是曹党奸细，章　太炎也劝孙中山不要接近这个“脚踏两边船”的政客。 曾经是洪宪帝制祸首的杨度，此时已倾向孙中山，他向曹锟建议停止进行大选，“迎孙北上主政”，并召开南北和平统一善后会议，以表示对和平的诚意。曹锟一面放出“曹正孙副”的空气来进行和平试探，一面又和吴佩孚一道积极布置南征军事。孙中山窥破了他的阴谋，1923年7月9日，致上海国民党中央干部会议一电，否认“孙曹携手”的谣言。因此直系的联孙计划成了纸上空谈。

关于第二项，当时的摄政内阁是在黎元洪任职时期已经辞职而被批准的张绍曾内阁，在法律上绝对没有摄政的资格，而且阁员残缺不全，在事实上也撑不起场面来。直系本已决定改推颜惠庆继任内阁总理颜惠庆、顾维钧、罗文干都属于英美派。以前罗文干被捕是直系内部狗咬狗的把戏，直系军阀本来就是英美帝国主义的走狗，所以自吴佩孚低头服输后，罗即被释出狱，曹锟仍然重用英美派。，张绍曾还在幻想复职，不肯提出辞呈，颜内阁无法产生，因此只得改变途径，一面竭力拉拢未就职的阁员就职，一面补足缺位阁员，以加强原内阁的阵容。 顾维钧原系张内阁的外交总长，迄未就职，经直系劝驾后，才于7月23日到部视事。按照常规，总理请假或缺位时，应由首席阁员外交总长代行总理职权。可是，保派阁员要把政权紧紧抓在手里，8月28日阁议决定，仍推内务总长高凌霨主持院务。 王克敏原系张内阁的财政总长，因筹款不顺手而未正式上台。8月14日，摄政内阁改派曾经是依附奉系的一个财阀，并被列名为三祸首之一受到通缉的张弧为财政总长。祸首变为阁员，时论颇以为奇。其实，当时保派急于要找到一个筹款能手，张弧自告奋勇愿筹大选经费，因此直系不念旧恶，把他吸收上台。

9月4日，摄政内阁任命袁乃宽为农商总长，黄郛为教育总长。保派原拟提名齐耀珊为农商总长，以便拉拢奉系(齐是奉系政客)，可是张作霖不点头，齐不敢接受，因此改提这位筹备大典的“专家”袁乃宽是洪宪“大典筹备处”庶务主任，此时又为贿选经手人之一，所以被称为“筹备大典专家”。来凑数。任命黄郛则是为了“疏通”张绍曾的缘故(张、黄两人关系很深)。这两道命令发表后，原任农商总长李根源、教育总长彭允彝于5日联名来电，质问这个内阁有何根据“以阁员而任免阁员”，为什么敢于罢免他们而不敢罢免张绍曾，他们并未辞职，为什么命令中说成是“准予辞职”。 这个内阁虽然经过一番修补，但是陆军总长仍然虚悬(原由张绍曾兼任，未便改派)，教育总长也未就职(黄郛迟至11月21日才就职)，所以始终是个残缺不全的内阁。 关于第三项，吴景濂建议推迟总统的选举，继续召开宪法会议，以便转移目标，骗诱离京议员回京。7月1日，这一建议经国会中各政党同意后，当天就派代表到保定征求曹锟的同意。曹锟急于要上台过总统的瘾，根本不需要什么宪法，对此当然大为不满。

于是吴景濂私下加以解释，这个办法并非放弃大选，只是将大选问题推迟一步，而这样做正是为了骗诱离京议员回京，恢复国会完整，为进行大选创造必要的条件。7月2日，曹锟在保定光园接见国会各政党代表时，同意了这个建议。 吴景濂虽然摆下了“先宪后选”的迷魂阵，但是离京议员有的联名来信，表示目前还不宜于召开宪法会议，首先应当解决驱逐总统的责任问题和摄政内阁是否合法的问题；有的将信将疑，认为曹锟既然急于要做总统，就不会容许国会从容讨论宪法。为了加强欺骗作用，吴景濂怂恿曹锟致电国会，公开表示本人无意竞选总统，只是一心一意支持国家根本大法的顺利完成。他们代曹锟拟就了一通电稿，派王克敏到保定接头签发。可是曹锟同时接到了津派政客边守靖的一封密函边守靖在密函中举袁世凯取消帝制一事为例，认为袁取消帝制用以缓和民情，结果是向南方讨袁军示弱，引起“北洋将士解体”，皇帝没有做成，总统也做不下去。，因此拒绝拍发这个电报，经过吴景濂反复解释，才勉强同意于7月22日将电稿修正后发出。原稿中有“本人无意竞选总统”的一句话，修改为“私人权利，夙不敢争”，语气就空泛得多了。

电报发出后，各省直系军阀及其追随者们纷纷发出电报，把这个觊觎总统地位的大军阀描绘成为不争权利的大人物，全国人民无不嗤之以鼻。

《武夫当国（1895-1928）》　第四部分第六十四章　曹锟：1356万买来的总统（2）

吴景濂的另一“锦囊妙计”，是用金钱收买议员。可是，曹锟在北洋军阀中是个著名的悭吝鬼，既要做大总统，又不肯自己破钞，因此这笔贿款必须由别人替他来代筹。津、保两派政客先后提出王克敏、张弧为财政总长，主要目的就是责成他们筹措贿选经费，但都没有成就。以前直奉战争时期，曹锟、吴佩孚曾采取由直系各省摊派战费的办法，此时津、保两派又用同一办法，责成各省摊派贿选经费，但也所筹无几。 最后直隶省长王承斌想出一个“捉财神”的办法，派出密查员20余人分赴大名、顺德、广平一带逮捕了制造金丹、白丸的制毒犯百余人，把他们解到天津来，组织特别法庭审理，选择其中无力缴款的“小鱼”数人枪决示威，其余则令缴纳数千元至数万元予以释放。此外，又以“借军饷”为名，通令直隶所属170县，分为大、中、小三级，每县筹借1万元到3万元不等。王承斌不但充当了劫车夺印的打手，而且在张罗贿选经费中大卖气力，闹得直隶全省鸡犬不宁，人人侧目而视。他在曹锟的嫡系中，其资望地位仅次于吴佩孚，而在直奉战争时期，因有“亲奉”嫌疑，并未派他临阵作战，战后把他摆在直隶省长的位子上，准备进一步解除其兵权，把他打入冷宫。

因此他不得不竭力讨好曹锟以挽回对他的信任。 二黎元洪复职运动失败。江浙和平公约成立 黎元洪被逐逃津后，曾一再发布文告，声明北京处于直系的暴力下，无法行使职权，他的总统职务并未解除。他提出部分私财“招待”到津议员，每人给以500元“旅费”，打算凑满法定人数，便在天津召开国会，成立政府。这是他企图继续保持其总统地位的法律根据。此外，他派策士金永炎、韩玉辰等到上海与章　太炎、汪精卫、褚辅成及卢永祥代表邓汉祥等接洽，还派出多人分途拉拢西南“联治派”、国民党和奉皖两系军阀，作为他恢复总统职权的实力基础。他完全没有认识到他自己是个什么样的角色：当直系捧他上台的时候，他甘于做直系的傀儡总统，而现在被直系驱逐下台，又想利用别人的力量来恢复职权。国民党和奉皖两系对他当然不会有良好的印象。 同一时期，段祺瑞与安福系也在天津进行反对直系的活动。黎、段虽然芥蒂素深，但是此时政治目标相同，黎想援引讨伐复辟时期的前例，任命段为讨逆军总司令，张作霖、卢永祥为副司令，共同出兵讨伐直系。这个计划也因黎本身毫无实力，不受皖奉两系的重视而无法实现。

关于国会问题，此时孙中山已经抛弃了护法的旗帜(这个旗帜已被直系夺去)，不拟迎接国会到广州集会，“反直同盟”准备在上海召开国会以拆直系的台。孙中山派人到北京招致国民党议员和反对直系的议员到上海，卢永祥指定以上海纸烟捐、电报局收入、烟酒税及盐税余款为国会经费，张作霖表示财力如有不足，愿意予以接济。来沪议员每人每月可以领到津贴300元。当然，黎元洪的个人财力远远不如皖奉两系，因此到津议员纷纷转移到上海，反对直系的核心也就集中上海而不在天津了。1923年7月14日，到沪议员约200人举行移沪集会仪式，发表了对内对外宣言，但因不足法定人数，不能正式召开国会。 卢永祥与直系军阀、江苏督军齐燮元因争夺上海地盘而久已互相仇视。卢反对直系的态度日益露骨，齐准备联合另一直系军阀、福建督军孙传芳共同出兵，并由王承斌带领第二十三师南来打接应，杜锡珪带领海军为辅助力量，进攻浙江和上海。7月上旬，齐指使江苏各团体通电反对在上海召集国会、组织政府，同时淞沪护军使何丰林也质问江苏当局何以增兵昆山，于是江浙局势突然紧张起来。但是，吴佩孚反对两面作战，认为直系当前的大敌在奉天而不在浙江。

此外，皖系在浙沪一带的兵力相当雄厚，驻沪海军将领林建章　又表示了反对直系的态度。福建内部也有臧致平等属于皖系的军事力量，孙传芳受到牵制，一时不能发动。同一时期，帝国主义一方面禁止中国人在上海租界内举行政治集会，从实际上帮助直系军阀，限制了反直各派在上海召开国会、组织政府的各项活动；另一方面又为了保全上海这个经济侵略基地，反对江浙战争。英、美、法、日四国公使警告北京政府，如果江浙发生战争，他们就要采取必要手段来保护侨民，所谓必要手段就是调集军舰，派兵登陆，实行对上海的军事占领。由于以上这些原因，齐燮元进攻浙沪的计划受到顿挫，王承斌于7月27日通电否认带兵南下。而另一方面，广东内战未停，孙中山难于抽调军队北伐；张作霖正在埋头训练新军，不利于速战，皖系孤掌难鸣，也不敢首先发难。当齐、卢双方调兵遣将相互戒备的时候，江浙绅士张謇、张一ND326等组织江浙和平协会，奔走于南京、杭州之间，进行弭兵运动。在这些形势下，8月19日齐燮元、卢永祥、何丰林成立了江浙和平公约五条，双方声明“凡足以引起军事行动之政治问题及为保境安民之障碍者，均避免之”。

这个条约成立后，就使在上海召开国会、组织政府和召开各省联席会议的种种活动完全幻灭，江浙局势大为缓和。 这个时期，离京议员虽然日益众多，但是其中大多数都是些追逐个人名利的政治投机分子。津、保政客的利诱政策，使不少到沪议员又被吸引回到北京。“反直同盟”鉴于此种不利的形势，便想利用黎元洪为工具，迎接他南下以加强反对直系的政治气氛。黎经常接到到沪议员催促他南下的电报，署名者往往达数百人之多(其实是虚张声势，不少名字是由别人代签的)。当他接到褚辅成、刘楚湘等催促他南下的电报后，8月26日在本宅召开会议，讨论应否南下的问题。出席会议的安福系政客传达段祺瑞的意见，同意他南下组织政府，但须声明总统任期到双十节(10月10日)为止，届时应当任命段为内阁总理，摄行总统职权。黎觉得任期如此短促，还是不走为妙。随后不久，安福系忽又交来卢永祥催促他迅速南下的密电，叫他务须于9月13日以前赶到上海，否则北京贿选告成，生米煮成熟饭，就更难应付了。这个电报又使黎大为兴奋，因为卢是皖系的实力派，有了这位实力派捧场，他在上海组织政府就不会发生任何阻力了。

9月8日，他佯称看病乘汽车到日本人所办的东亚医院，再由医院溜出来，在日本人的严密保护下，上了日本轮船铁城丸，住在船长室内。这一切都是安福系政客王印川代他布置的，共用去旅费和保险费36万元。同行者有庄景珂、陈宦和日本“医生”两人。 9月11日，黎在上海杜美路(现东湖路)26号寓所招待中外各报记者，说明他到上海是为“维护法律、整顿纪纲”而来，本人任期在国会未作出决定以前，不能随意去留。这是他准备在上海组织政府的初步活动。 12日，到沪议员90余人在湖北会馆召开两院联合谈话会，楼上设有总统休息室，黎准备前往出席。有人告以总统按照法律不能出席国会议员的谈话会，而且当天出席者以国民党议员为最多，恐有挺撞之处，黎才不去出席。果然张继在谈话会上发言：“黎元洪乃是第一叛徒，我们决不应当承认这个谋叛总统。现在中华民国已无元首，楼上所设大总统席位可以撤去。”当天的谈话会决定于9月22日召开正式会议。 同一天，黎在寓所召集广东代表汪精卫、浙江代表邓汉祥、奉天代表杨毓ND446、云南代表陈维庚、贵州代表李雁宾、四川代表费行简、湖南代表钟才宏等举行会议。

黎首先说明目前有组织政府的必要，因为“拆台必须搭台”，现在少川(唐绍仪)已经同意组阁，希望各省予以赞助。接着汪精卫发言，对于黎的人格表示敬佩，但不支持他在上海组织政府。而各省代表也都表示关于组织政府的问题，须请示本省长官后才能回答。大家这样一说，黎就觉得事情有点蹊跷了。

《武夫当国（1895-1928）》　第四部分第六十四章　曹锟：1356万买来的总统（3）

黎到上海后，江浙绅士担心影响江浙和平，纷纷阻止黎在江浙地区内从事“足以引起军事行动”的任何政治活动，有的劝黎早日离开上海；“反直同盟”认为黎到上海是个人行动，无足轻重；卢永祥在致齐燮元的电报中，强调尊重江浙和平公约，并向杭州商会表示，黎到上海作寓公，来去可以自由，本人对他采取既不欢迎又不拒绝的态度；张謇劝黎“冷静自处，杜门谢客”；自称为黎的“故人”的孙发绪，有电报呼黎为“先生”，劝他到海宁去观潮。9月13日，何丰林出了一张布告说，“倘有破坏治安、扰乱秩序之行为，无论何人，概予拿办”。这个布告显然是对黎而发的。 13日晚间，湖北籍议员刘成禺登门来访，问黎为什么要突然来到上海。黎说：“卢永祥有电报欢迎我，来得并不突然。”刘把各方面的真实情况告诉他，他才如梦初醒地想到这个电报是安福系所伪造的。黎不禁失声而呼：“我上了当了。” 黎动身南下前，曾派韩玉辰到奉天、吴厚斋到云南进行联络。张作霖、唐继尧虽然都有回信来，恭顺地称他为大总统，但是一个不肯接受“讨逆副司令”，一个也不以组织政府为然，到此黎陷于非常狼狈的境地。

13日以后，除章　太炎、唐绍仪外，黎拒绝接见任何来宾，表示本人不久将出国旅行。此时北京政府准备向法国公使交涉，禁止黎在上海法租界内进行政治活动。唐绍仪也不同意组织内阁了，并表示不赞成在上海组织政府，还说他是赞成联省自治的。 9月17日，孙中山在广州大元帅府召开会议，讨论时局。参加会议者一致认为，黎在沪企图组织政府并非解决时局的办法，决定不予以支持。 黎的组府计划失败后，9月18日上海忽然出现了一个从事南北和平运动的“香港巨绅”何东爵士，建议召开南北各领袖的联席会议，并邀请外交团代表列席这个会议，保证停战议和。他在上海各报发表了孙、黎、段、张、卢等人赞成这一建议的回电、回信，因此这个怪人顿然名噪一时。不久戏法戳穿，原来这位英国籍的香港绅士是受英帝国主义指使前来兴风作浪的。 11月1日，黎又一次邀请西南各省代表在寓所谈话，宣布他不久到日本别府去养病。11月8日，他乘高丽丸东渡。到1924年5月11日，他又人不知鬼不觉地从日本溜回天津去了。 三大选活动逐步展开，曹锟当选“总统”

津、保政客筹足贿选经费后，便放出空气说，约法规定总统辞职后，国会应在3个月内选出新总统，摄政内阁的命运不能超过3个月。随后山东省长熊炳琦(原任曹锟的参谋长)到北京主持大选问题，在甘石桥设立议员俱乐部为进行大选活动的机关。这时，在沪议员每月只能领到300元，而在京议员出席宪法会议有出席费，出席常会可以借支岁费，每月有600元到手，因此吴景濂收买议员的政策取得了效果，回京议员络绎于途，直系已有可能收回自己“先宪后选”的诺言而代之以“先选后宪”了。 1923年8月24日，吴景濂在两院谈话会上提议常会出席费增加为每星期100元，自27日起实行。此案在出席者152人中以77人的同意得以成立。8月29日，摄政内阁正式备文催促国会选举总统。于是反对派议员彭养光、韩玉辰向北京地方检察厅控告吴景濂、张弧、熊炳琦、王毓芝、刘梦庚公然对议员进行变相行贿，离京议员也纷纷通电揭穿这个黑幕。但是，截至8月底止，离京议员已减少为385人，其中还有不少是北京派去作内线的破坏分子，也有奔走津浦道上三面领款的投机分子，拆台派的阵容越来越涣散了。

9月2日，山东省长熊炳琦、内务总长高凌霨、交通总长吴毓麟、司法总长程克、烟酒署督办王毓芝、京兆尹刘梦庚、直隶省议会议长边守靖，联名在甘石桥议员俱乐部设宴招待议员，熊炳琦公开提出大选问题。此时已经不是什么“先宪后选”的问题，而是“先付后选”的问题：保派政客担心付款后议员不投票，议员担心投票后保派不付款。票价早已规定每张5000元，有人建议先付三成即1500元，保派认为必须足够法定人数才能照办(总统选举会的出席人数须有583人以上)。有些“大议员”要求在普通票价外另给特别报酬，有的不愿得钱而愿得官。当天协商的结果，决定先开总统选举预备会以测验出席人数，但是先付后选和争多论少的问题仍未完全解决。 自从政变发生以来，两院常会和宪法会议有三个多月都因法定人数不足而未开成。一直到9月7日，众议院常会因出席者有302人得以召开，首先通过了议员王茂材所提的众议院议员任期延长案。众议院议员的任期本来到10月10日届满，现在规定为“应俟下届众议院议员选举完成，依法开会前一日解除之”。 9月8日，保派规定大选出席费另加200元，带病出席者外加医药费200元。

但因条件还有距离，当天的总统选举预备会没有开成。 9月10日，继续召开总统选举预备会，出席者431人，吴景濂指使众议院秘书长郑林皋冒签为436人，会议得以开成，议决于12日正式举行总统的选举。被冒签的议员和众议院秘书孙曜都有通电揭破吴景濂冒签名单的黑幕。 9月11日晚间，摄政内阁阁员与熊炳琦、刘梦庚、王毓芝、边守靖等又在外交大楼联名欢宴两院议员，并提高大选出席费为50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