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23节

与此同时，京汉铁路工人为了争取人民权利，成立全路总工会，直系军阀竟然采取疯狂屠杀的手段来镇压工人运动，这一暴行使吴佩孚与人民为敌，特别是与工人阶级为敌的狰狞面目暴露无遗。原来京汉铁路工人自1920年5月以来，在中国共产主义者小组的领导下，先后用“工人俱乐部”的形式组织了自己的工会。

自1921年7月中国共产党诞生并成立中国劳动组合书记部以来，全国工人运动蓬勃发展。1922年1月，香港海员爆发了以反对外国资本家为目标的大罢工，以封锁香港为斗争策略，在全国工人的热烈支援下，英帝国主义终于被迫屈服，罢工经过近两个月的艰苦奋斗，终于以胜利而告结束。同年5月1日，在中国劳动组合书记部的号召下，第一次全国劳动大会在广州举行，大会通过了中国共产党所提出的打倒帝国主义、打倒军阀的口号，明确了工人阶级的斗争方向，并通过在全国总工会未成立前，公认劳动组合书记部为全国通讯总机关。自此以后，工人运动在全国范围内广泛展开。在党的领导和革命新形势的推动下，京汉铁路工人决定把全路各段先后成立的“工人俱乐部”联合起来，定于1923年2月1日在郑州成立京汉铁路总工会。 京汉铁路局长赵继贤，事前同意成立总工会，承认将1月28日的例假与2月1日调换，以便工人前往郑州开会，并允加挂客车、发给免票，以供工人代表和参加大会的来宾之用。不料这个笑面虎一面讨好工人，一面向吴佩孚告密请求武装干涉，当本路工人代表和参加大会的全国三十余团体约200人齐集郑州时，1月28日，郑州警察局长黄殿辰宣布奉“大帅”

命令，禁止工人开会。次日，驻郑第十四师师长靳云鹗奉吴佩孚的电令，不许开会。30日，吴电召工人代表杨德甫等五人到洛阳，当面阻止他们开会。31日，杨等回到郑州后，工人代表认为赵继贤口是心非，吴佩孚无理干涉，为了争取工人自己的民主权利，决定如期召开大会。 2月1日，靳云鹗颁布了郑州戒严令，并派大批军警分途警戒，惶惶如临大敌。但是工人代表英勇地冲破了军警的封锁线，到达大会会场，庄严地宣布了京汉铁路总工会的成立。这一行动激怒了军阀，当晚派出大队军警占领会场，大打出手，将会场内什物任情捣毁，并派人监视工人代表的住宿旅馆，限他们即日离开郑州。在军警的淫威下，总工会迁往汉口江岸办公。 2月4日，在总工会的领导下，京汉铁路全路工人爆发了为争人权、争自由而战的政治性大罢工，并提出撤换局长赵继贤、南段处长冯NC144、郑州警察局长黄殿辰以及军警撤出工会和赔偿损失等要求。当天客货车全部停开，瘫痪了全国交通大动脉，严重影响了直系军阀布置内战的军事运输。 2月5日，吴佩孚手下大将、湖北督军萧耀南派汉口镇守使署参谋长张厚生到江岸工会，要求交出工人代表杨德甫等五人，工会严词拒绝。

湖北军阀对于工人阶级的高度组织性、纪律性与团结一致的精神认识不足，以为刀枪之下，何求不得，因此捕去司机二人，强迫他们开车，并在大智门车站公开发售车票。不料工人纠察队勇敢地把被捕司机同志抢救出来，使军阀强迫通车的计划落了空。当天工人纠察队被捕去三人，由于武汉工团联合会的支援，军警当局害怕引起重大事故，只得把他们释放了。 2月6日，武汉工团代表在江岸举行大会慰问罢工工人，参加大会者万余人，显示了工人阶级众志成城的巨大威力。随即举行示威游行，游行队伍通过租界时，帝国主义者敢怒而不敢言，当晚他们唆使军阀采取镇压工人运动的严厉措施。 2月7日，萧耀南骗诱工会代表到江岸等候，当派参谋长前来举行谈判。下午5时20分，赴会代表走到半路上，听得枪声大作，原来萧耀南设下陷阱引诱工人代表集中江岸工会，企图一网打尽。张厚生统率两营兵士前来，竟像对敌作战一样，下令开枪射击，当场打死了工人曾玉良等37人，受伤者达200余人。张厚生意犹未足，指挥兵士分途搜索，这些兽军乘机抢劫奸淫，极尽野蛮惨酷之能事。京汉铁路工会江岸分会委员长林祥谦(共产党员）等60余人被捕。

军警把林绑在车站站台的灯柱上，迫他下令复工，林坚贞不屈，被张厚生下令斩首，把首级挂在车站上示众。

《武夫当国（1895-1928）》　第三部分第六十二章　艰难内阁（4）

同一天，武汉工团联合会法律顾问施洋在自己的住宅被捕。15日也就是农历除夕，被军法会审处以死刑，即日执行。 在湖北军阀对罢工工人展开疯狂屠杀的时期，京汉铁路各站也发生了大逮捕和大屠杀。2月5日，靳云鹗在郑州捕去工会职员王宗培等五人，手镣脚铐，毒刑拷打，强迫他们下令开工，他们都抵死不肯屈服。同日，曹锟派兵三营到长辛店，捕去工会分会职工史文彬等11人，解往保定审理。7日又来捉人，并盲目开枪扫射，打死了工人5人，受伤者60余人。信阳、驻马店、广水等站也有同样事件发生。 这次“二七”大惨案，被屠杀的铁路工人有40余人，受伤者达数百人之多。主持屠杀者不是别人，正是一贯伪装同情人民运动和保护劳工的大军阀吴佩孚。罢工后的第三天，道清、正太及津浦铁路南段工人一致罢工响应，全国学生和人民团体也都站在正义的一面，对蹂躏人权、摧残工运的军阀极尽口诛笔伐之能事，使军阀的丑恶面貌无所遁形。为了保存力量，京汉铁路总工会不得不劝告工人忍痛复工，从此工人运动暂时转入低潮。 四“援闽军”开抵福州，孙传芳接任福建督理。海军舰队在上海变相独立。沈鸿英进攻广州失败。

陈炯明旧部在东江叛变 闽、粤两省督理命令发表前，福建孙皖两系的合作关系已经日益动摇，讨贼军许崇智等部取道闽南回粤，北方“援闽军”由赣东向闽边推进，王永泉、臧致平等也都竭力讨好北京政府以求自保。王永泉利用驻闽海军排斥国民党，2月8日嗾使福州“公民团”驱逐国民党省长林森下台，推举海军领袖萨镇冰复任省长。另一方面，他还采取了分化“援闽军”的策略，愿意让出光泽、邵武、建宁、泰宁四县为“援闽军”先锋第十二师周荫人部的防地，以交换周荫人脱离孙传芳的关系，与之合作。3月15日，萨镇冰、刘冠雄通电接受北京政府所委“办理福建善后事宜”的职务，请孙传芳来闽共同办理“善后”，并请北京政府饬“援闽军”遵照1月22日的命令，停止开入闽境。但是，北京政府在曹、吴的胁迫下，又于3月20日发表孙传芳为福建督理的命令。4月6日，第十二师兼程开到福州，孙传芳也于12日行抵福州。17日，孙传芳接任福建督理，王永泉取消福建总司令名义，退居军务帮办一职。 福建局势发生变动前，4月8日由青岛开抵上海的海军第一舰队，以海筹舰长许建廷为首，联合永绩、建康两舰长及列字艇长，通电宣布“福建自治”

，公推林建章　为海军领袖，称黎元洪为“先生”，拒绝孙传芳入闽，并且表示了赞成联省自治的态度。他们派兵登陆设防，派员检查邮电，实际上是向北京政府宣布独立。海军官兵以闽籍为最多，他们关怀故乡是可以理解的，但此中另有孙皖同盟的政治内幕：由于直系的势力达到福建，浙江和广东都受到严重威胁，所以安福系分子福建人曾毓隽，通过乃弟曾以鼎与海军的关系，策动海军发难，企图以上海为根据地，联合奉皖两系与孙中山的势力，大举向直系进攻。许建廷等的庚电发表后，卢永祥发表真电(11日)、张作霖发表元电(13日)、臧致平发表盐电(14日)予以响应。卢永祥派浙军第一师潘国纲部进驻浦城，18日，臧致平在厦门宣布独立，浙闽战争大有一触即发之势。但是，由于沈鸿英已在广东发动，孙中山没有余力出兵北伐，王永泉在北方“援闽军”的控制下，也不能有所作为。孙传芳向卢永祥表示，自己并非吴佩孚的嫡系，决不侵犯浙江。同时北京政府对上海海军四舰不敢加以谴责，却用利诱手段笼络他们，因此浙、闽两省的紧张局势又暂时缓和下来。 4月23日，北京政府派王永泉兼任建安护军使，周荫人兼任泉永镇守使。

为了防止王永泉与卢永祥因防地相接而打成一片，5月21日，又调任王永泉为泉永护军使，周荫人改任闽北护军使。 闽、粤两省督理命令发表前，广东已是一个军队派系复杂、军事危机严重的“火药库”。滇军有杨希闵、朱培德两部，桂军有沈鸿英、刘震寰两部，粤军又有陈炯明旧部与魏邦平旧部之分，而滇军与桂军之间，滇桂军与粤军之间，又彼此互为壁垒，形同敌国。孙中山的基本武力东路讨贼军远在福建，在讨贼军未回粤以前，他只能拉拢杨希闵、刘震寰等以牵制野心大的沈鸿英。孙中山没有力量消灭陈炯明旧部，只能采取妥协手段，使他们不再为陈所用，例如派兵围攻总统府的洪兆麟，被任命为潮汕绥靖处长，向陈炯明告密破坏北伐军回师计划的谢文炳，也被任命为北路讨贼军总指挥，等等。这时，陈炯明旧部分为三起：尹骥、李云复、翁式亮、赖世璜等四师驻防汕头、潮州、饶平、大埔一带；林虎、陈炯光、钟景棠等驻防龙川、河源、和平、五华一带；杨坤如、熊略、陈修爵等驻防博罗、惠州、海丰、陆丰一带。孙中山派李烈钧驻潮州统率尹骥等四师，派姚雨平驻惠州统率杨坤如等部。

以上各军驻地，都是东路讨贼军由闽回粤的必由之路，因此，收编陈炯明旧部与讨贼军回粤两个问题，产生了尖锐矛盾。 东路讨贼军从2月1日起，由福清、泉州逐步向南移动。3月上旬进入和平、大埔、梅县，即被林虎、尹骥等部阻止不能前进。3月9日，孙中山命令尹骥等四师移驻闽南，所遗防地由讨贼军接收，并派周震麟前往潮州，与李烈钧接洽移防问题。尹骥等表示不愿入闽，李烈钧也希望出兵江西北伐。周震麟又到大埔会见许崇智，许愤慨地反对对这批“叛军”采取姑息政策，必须限令即日开拔，并将营长以上军官一律撤换，如果表示抗拒，即应予以讨伐。这些话传到潮汕方面来，尹骥等部也都摩拳擦掌地要与讨贼军一决雌雄。后来经过多方调停，4月7日，李烈钧才率领这些军队取道饶平开入闽边。14日许崇智进抵潮州，23日讨贼军到达汕头。 孙中山早已任命杨希闵为广州卫戍司令，3月12日杨才宣布就职。沈鸿英虽与孙中山同处一城，却始终并未见面。当然，杨希闵也是不可靠的，所以当朱培德部滇军由广西开抵三水、河口的时候，孙中山即将该部改编为“拱卫军”，令其开驻广州。

由于朱培德与杨希闵向不和睦，为了避免误会，孙指定以河南为朱部滇军的防区，自己也将大元帅府移往河南，这样，他的安全才有了保障(4月3日)。 3月20日北京政府发表沈鸿英督粤的命令后，24日沈向孙中山表示，愿意遵照2月24日命令，移防西江。25日，沈与杨希闵联名通电，拒绝接受北京政府的任命。27日，沈由广州移驻新街，在那里设立桂军总部行营，沈军第一军李易标部也由观音山移驻白云山，并将观音山防地移交杨部滇军接收。从以上情况看来，沈鸿英尚无夺取广东政权的野心，孙中山仍然试图进行“裁粤兵之半”的计划，拟将国防军编为6个师，由大元帅直辖，省防军编为100营，定名为“保卫军”，由省长直辖。孙中山还准备执行以前所决定的滇军回滇(指杨希闵部)、桂军回桂(指沈鸿英部)、湘军回湘(指尹骥、李云复、谢文炳等部)的计划，同时拟将李烈钧旧部滇军朱培德、赣军赖世璜两部交李统率，进攻江西。

4月14日，孙中山与唐继尧、刘成勋、熊克武、赵恒惕、谭延闿、刘显世联名通电，反对北方发表闽、粤两省督理命令，谴责直系军阀策动川、黔两省战争的黩武行为，并称：“自今以后，我西南各省推诚相见，共议图存，弃前事之小嫌，开新元之结合。外间内谗，一切勿受。”这个通电又与以前对北方直系暂时维持和平，先出兵讨伐首鼠两端的西南军阀的决策不相符合。这个电报是章　太炎出的主意，认为必须团结西南，才能对付北方。而孙中山也因闽、粤两省督理命令发表，他与直系的关系已经破裂，所以采纳这一建议，变更了“远交近攻”的方针。这个电报仅由章　太炎与西南“联治派”驻沪代表交换意见，并未征求列名者同意，电报发出后，各省军阀纷纷否认列名，而孙中山团结西南“联治派”的计划又一次失败了。

《武夫当国（1895-1928）》　第三部分第六十二章　艰难内阁（5）

4月16日，沈鸿英果然宣布接受北京政府所任命的广东督理一职，并且发动了对广州的攻势：李易标部由白云山进攻观音山及农林试验场滇军总部，沈荣光部由韶关南下进攻英德、四会。沈鸿英宣称，以前“欢迎岑孙二老回粤主政，乃中山回粤后，开府称尊，抗拒中央，准备北伐，无一不与沪上宣言相反。为中山计，宜即撤销帅府，回沪筹备兵工政策。盼望各团体及友军欢送中山行旌”。原来沈鸿英退出广州乃是“以退为进”之计，他埋怨孙中山把他当作“收养子”，现在“亲生子”(指许崇智)就要回来，“收养子”就要被赶出门了。他勾结一部滇军作为内应，自信有把握消灭杨部滇军，而这支滇军被消灭以后，他在广州就没有劲敌了。不料沈军发动后，约为内应的滇军迅速被杨希闵压制平复。孙中山亲自到农林试验场与杨希闵共同督战，并调回刘震寰部救援广州。18日，杨、刘两部占领白云山，沈部向新街退却，19日又退出兵工厂，至此广州市内已无沈军踪迹。20日，杨部滇军又攻占新街、芦苞。 4月24日，沈军由银盏坳出动，在火车头上架设机关枪冲锋前进，来势颇为凶猛，杨、刘两部败退到江村，炸毁铁桥以阻遏沈军的攻势。下午下令反攻，沈军又退往源潭。

此后吴佩孚调赣南镇守使方本仁、南雄镇守使邓如琢、豫军樊钟秀等部援助沈鸿英，沈军与杨、刘两部在粤汉路线上进行了半个月的拉锯战，到5月8日沈军退出韶关，同时沈军张希拭旅也退出肇庆，广州所受的军事威胁才得全部解除。 但是，一波未平，一波又起，陈炯明旧部杨坤如、翁式亮等又在东江叛变，推举叶举为总指挥，于5月9日发动了大规模的反攻。从5月中旬起，陈部粤军与刘震寰、许崇智等部在东江进行了十多天的拉锯战，已经开抵闽南武平、上杭、永定、平和一带的尹骥等四师也倒戈回粤，于5月15日攻占潮州、汕头。东江正在苦战的时候，逃入江西的沈军又和北军联合反攻北江，当中还穿插着驻粤海军司令温树德酝酿投北的一幕。孙中山在解除温树德职务以后，才抽身到石龙、石滩一带督战。 在孙中山两面受敌、形势十分险恶的时期，国民党妥协分子又一次提议孙、陈合作恢复感情，但是条件仍然谈不拢来6月23日，陈炯明由香港到汕头，就公然出面来与孙中山为敌了。 五四川内战爆发，杨森借助北军乘机回川。熊克武联合唐继尧反攻成都。刘显世借助滇军赶走袁祖铭 吴佩孚在策动闽、粤两省战争的时候，他的魔爪同时伸入到四川。

1923年2月14日，刘存厚、陈遐龄、邓锡侯、杨森、田颂尧、刘斌、陈国栋、陈洪范、唐廷牧、刘文辉联名通电讨伐熊克武、但懋辛。这个电报是由宜昌发出的，人们一望而知是吴佩孚指使杨森呼风唤雨，组织力量，充当他的武装侵入四川的开路先锋。 杨森兵败逃入川鄂边境后，吴佩孚给以中央军第十六师师长名义，叫他收集残部，养精蓄锐，待时反攻。 四川军阀都是一些争权夺利、反复无常的个人野心家。第一、第三两军联合刘存厚打败杨森后，不久又有第三师师长邓锡侯、第十师师长刘斌、第二十一师师长田颂尧、第二十二师师长唐廷牧、第一混成旅旅长刘文辉、川边镇守使陈遐龄、第七师师长陈国栋、屯殖司令胡远耀祖织八人同盟，对抗第三军军长刘成勋。第七师属于第三军，陈国栋企图将第三军直属第四混成旅何金鳌部并入该师，因此与何旅在大足发生冲突，何旅败退乐至，刘成勋即将陈国栋免职而自兼第七师师长。2月7日，邓锡侯伪装调解第三军争端，带兵离开重庆，其目的不仅在于援助陈国栋，还想联合同盟者扫除第一、第三两军的势力，首先扫除川西刘成勋和川南赖心辉的势力，从而取得四川总司令的地位。

在邓的策动下，第二十一师进驻安岳，第二十二师进驻犍为，第一混成旅向泸州前进，川北边防军总司令赖心辉被迫退往自流井、合江。邓锡侯还联络川北刘存厚和在川鄂边境的杨森作为外援。第三师离开重庆后，第一军第六师余际唐部于2月8日开到重庆。此时第一军主力在川北潼川一带，军长但懋辛已改称东防督办，也于2月13日移驻重庆。 川军内讧为吴佩孚夺取四川创造有利条件，他除帮助杨森回川外，还布置了两路攻川的计划：一路派北军第七师师长吴新田由陕南进兵川北；一路派北军第八师师长王汝勤、第十八师师长卢金山为“援川军”总副司令，由鄂西进兵川东。2月15日，杨森部由利川偷渡戴溪袭取万县，与集中忠州的第一军发生接触，19日，刘存厚部占领锦州，21日，卢金山部占领巫山。吴佩孚自从把持北京政权受到各省直系军阀“鸣鼓而攻”以来，就把全副精力用在对南军事上，他的武力统一野心逐步发展到超过他的前辈袁世凯和段祺瑞，征闽、攻粤、入川同时并举，而在这一点上，他和曹锟的意见又是一致的。 邓锡侯部西进后，与陈国栋部在永川会师进攻隆昌，与第三军第七混成旅旅长蓝世钰部激战。刘成勋即下令罢免邓的第三师师长，并责成赖心辉等回师加以讨伐。

邓、陈两部曾以破竹之势占领江津、永川、荣昌、隆昌、铜梁、大足、合川、璧山、内江、资州、简阳，成都大为震动，刘成勋被迫派员向邓讲和。2月22日，赖心辉部回师攻克简阳，24日进兵解成都之围，邓、陈两部退往新都、广汉，于是形势又为之一变。27日，省军继续向北进攻，邓、陈两部退往田颂尧、刘斌的防区德阳、绵阳一带。这两个同盟者开始也是伪装调解，阻止省军前进，随后也加入了战斗，公推邓锡侯为联军总指挥，与省军在川北展开了旅进旅退的拉锯战。刘存厚、唐廷牧各部也都加入了联军方面。3月下旬，联军反攻占领绵阳、罗江、德阳，刘成勋愿意让出成都。4月4日，另一同盟者刘文辉伪装中立，以成都卫戍总司令名义先行带兵进省，5日联军占领成都。 川东方面，3月8日杨森部占领万县后，与第一军相持于梁山、忠州一带。由于第一军发生内讧，引起重庆大火，声势大为削弱。3月下旬，杨森部占领梁山、长寿，4月6日占领重庆，第一军向川西退却。 这次四川内战，开始是以邓锡侯为首的八人同盟利用第三军发生内部纠纷的机会，以调解为名进攻成都。

战事发动后，川北方面刘存厚乘虚而入，川东方面杨森联合北军大举反攻，因此战争的规模愈大，而形势也愈为复杂。刘成勋下台后，刘存厚由广元到绵阳自称四川督军。杨森部一路尾追第一军，先后占领合川、铜梁、永川、泸州，杨森的目的也是要做四川督军。这样一来，邓锡侯大失所望，又与退往遂宁、潼南、安岳、简阳的第一军相约两不侵犯，自己处于坐观成败的地位。这时，第一军公推熊克武为靖国自治军总司令，向杨森提出条件，只要北军退出四川，四川内部问题可以和平解决。这个条件当然不是杨森办得到的。同时唐继尧在用兵贵州取得胜利以后，恢复了大云南主义的野心，又与熊克武化敌为友，协助第一军抵抗杨森并大举反攻成都。5月14日，第一军攻占成都，20日继续占领绵阳，刘存厚与邓田各部向广元退却。从此第一、第三两军结合起来共同抵抗杨森，四川内战的范围更加扩大，长期不能解决，吴佩孚征服四川的计划不能实现。

《武夫当国（1895-1928）》　第三部分第六十二章　艰难内阁（6）

唐继尧侵犯贵州的战争，是在四川内战的同一时期发动的。在此以前，刘显世因为袁祖铭背叛了自己，不让他回去再握政权，就到昆明求助于唐继尧。此时唐在云南的地位日趋稳定，他的大云南主义野心死灰复燃，便以援刘复职为名，自称滇黔联军总司令，仍请刘担任副司令，派唐继虞以“东南巡宣使”名义率领张汝骥、吴学显等部攻占盘县、普安、镇宁、安顺一带。袁一面派兵防堵，一面质问刘为什么要勾引滇军侵犯贵州。刘回答说，滇军假道贵州前往广西“宣抚”在外滇军，并无侵犯贵州之意。随后黔军王天培、彭汉章　等部与滇军发生战事，袁又通电质问滇军为什么要无故侵犯贵州。唐继虞也回答说，他们本来是假道入桂的，“适值副帅刘公由滇返里，一部黔军突出拒抗，副帅令本军就便协助，不得不敬听指挥”。袁也虚伪地向刘提出条件，叫他交涉滇军出境，愿意推位相让。 3月12日，滇军攻入贵阳，刘显世接任贵州省长。袁部由湘西凤凰退入鄂西施南，吴佩孚叫他到四川与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