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20节

止此。如果由财政部直接拨交洛阳，也还是瞒不过保定的，高恩洪又与罗文干商妥另一办法，由财政部将此款划拨交通部作为偿还铁路债务之用，以此报案核销，再由交通部转手交付洛阳，这样就可以完全不为外人所知了。尽管洛派阁员为了这笔为数不大的款项，用尽心机，百端弥缝，但是终于被人揭发出来。原来华义银行副经理徐世一是保派军师边守靖的亲戚，当该行与财政部秘密协商奥款换发新债票时，他向曹锐、吴景濂、边守靖告密，吴景濂叫他切勿“打草惊蛇”，等到木已成舟再行举发。十分明显，吴景濂和保派的目的，在于利用这个案件执行倒阁和逐黎的“一箭双雕”之计。 罗案发生后，洛派阁员打电报到洛阳求救，吴佩孚当然不能置之不理。21日，黎接到吴的号电(20日)说：“罗财长纵有违法事件，应提交阁议，先解官职，后送法庭。未经解职遽送法庭，似属不成事体，殊蹈违法之嫌。”这个电报公然用上司口吻训斥总统，这在民国成立以来还是第一次!以前大军阀对总统虽然施加压力，但在外表上至少还保持对总统的礼貌。所以黎接到电报后，气得浑身发抖，马上吩咐属员替他预备专车，让他下台回到天津。

22日，黎拟就回答吴的电稿，首先抵赖逮捕罗文干，只说“嘱薛之珩密传”，并未发表正式命令，也就没有叫内阁副署的必要。末尾一段火气十足地写道：“……言废督而督军日尊，言裁兵而兵额日增，言停战而战祸日滋。元洪孤寄白宫，如同聋，辞职咨文，犹存国会。既属不成事体，正宜别立贤能，不愿执事遥断朝政，轻折元首，为仇者所快，亲者所痛。”这个电报还把吴佩孚以前电令北京警察厅逮捕前财政次长钟世铭的一件事奉直战争，争夺军饷是起衅原因之一。战争结束后，直系查出财政次长钟世铭多发奉军军饷一百几十万，吴佩孚电令北京警察厅予以逮捕，解交法庭处理。，作为反咬一口的资料。 假使黎愿意下台，问题倒很干脆，但在他气了一阵恢复理智的时候，又不敢发出这个电报，相反，他还指使汪大燮、孙宝琦等向检察厅具了一张保单，并用自己所乘的北京第一号红牌汽车北京规定，总统府汽车为红牌，外国公使馆为绿牌，阁员为蓝牌，民用为白牌。总统所乘汽车为第一号红牌。迎接罗文干出狱。罗到公府时，黎降阶相迎，握手道歉，请他回家休息。罗愿意回到检察厅听候审理，黎就请他暂时住在居仁堂，罗又执意不肯，讲来讲去，罗才同意在公府礼官处下榻。

罗愤慨地说：“如果我无罪，逮捕我的军警长官就不能无罪。”黎马上召唤聂宪藩、薛之珩到公府来，叫他们向罗赔礼了事。聂宪藩不服气地说：“我们遵照总统的手谕办事，错在哪里!”这样一说，黎又哑口无言，只得转过身来向聂、薛两人说了一些安慰的话。这一天，罗的面子十足，由法院犯人一变而为总统贵宾，内阁占了上风，总统屈服于大军阀的权威之下。 同一天，吴景濂率领议员30余人到公府来，请求下令罢免王宠惠、罗文干。黎的一肚子怨气正在无处发泄，不禁悻悻地说：“当初你们同意唐绍仪组织内阁，我把同意案提交到国会，你们却退还了咨文。王内阁也是你们事前同意过的，现在又要罢免他。前几天你们要我下令逮捕罗文干，我也照你们的话办了。你们不必今天要求这样，明天要求那样，干脆预备一个人来做总统好了!” 这是洛派阁员大走红运吐气扬眉的一个时期。高恩洪一手遮天地禁止电报局接收不利于他们的电报，因此吴景濂和保派阁员关于本案的电报，都要送往天津才能发出，报纸的新闻电报也被任意扣留。

罗文干的受贿渎职案不能成立：华义银行代表伯克尔出面作证，该行所付3万镑和5000镑两张支票，都是意大利人所得的手续费，与罗无干，8万镑由财政部公开领收，当然无法中饱。华义银行副经理徐世一逃避无踪，不敢出庭作证。 23日夜晚，黎在东厂胡同住宅将要就寝的时候，吴景濂又率领议员20余人大踏步地冲进内室来。黎惊慌地问，何事如此张惶。吴景濂神气十足地从衣袋里取出曹锟打来的漾电(23日)，这个电报痛骂罗文干丧权辱国，纳贿渎职，建议组织特别法庭彻底追究。吴景濂当面警告黎，如果吴佩孚胆敢包庇王内阁，保定还准备好下一步骤，请求政府加以讨伐。吴景濂要挟黎将拟就的申斥吴佩孚的电报发出去，否则以齐燮元为首的直系将领将有联名电报发表，总统就陷于孤立了。这时黎又没了主意，就在那张电报上加了一个“梗”字(23日)发出去。 原来，曹锟已经知道内阁签订奥款展期合同，吴佩孚得了50万，自己却分文没有拿到，这一气非同小可，他马上派人到交通部查账，查出半年来该部转账拨款清单一共拨交洛阳军费5099万元，而拨交保定的仅有2424万元。曹锟本来深恨高恩洪，只因碍于吴佩孚的情面未便发作，现在他下了与吴破脸宣战的决心。

保派军人王承斌打密电叫各省直系军阀做“老帅”的后盾，必须一致发出通电痛击罗文干，如果吴佩孚胆敢包庇罗，就加以卖国之罪，“即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吴佩孚曾用卖国罪名攻击张作霖所包庇的梁士诒内阁)。保派一定要把吴佩孚的威风打下来，并借以打击黎，以便把“老帅”早日扶上总统的宝座。保派对奉皖两系军阀和安福、交通各系政客都愿化敌为友，只以吴佩孚一人为敌，骂他是忘恩负义的叛将，不能让他再横行下去。

《武夫当国（1895-1928）》　第三部分第六十章　曹锟吴佩孚的窝里斗（7）

曹的漾电发表后，24日王承斌通电，请黎派遣军警逮捕与罗案有关的一切人犯，并公开谴责吴佩孚不应步张作霖的后尘，为内阁保镖。曹锟是吴的上司，他对吴还没有进行正面攻击，而王承斌却以部属的身份，公开谴责长官，问题就更为严重了。继王承斌之后，齐燮元、马联甲、杜锡珪、田中玉、蔡成勋、马福祥、卢永祥、刘镇华、何丰林、陆洪涛等(以发电先后为次序)先后通电响应曹锟的漾电，一致痛斥罗文干丧权卖国，要求北京政府依法治罪。这些“爱国者”不但有直系和在直系势力下的各省军阀，而且有与直系为敌的皖系军阀。这些电报有的是保派事前组织发动的，有的却是自动地放火助威以加深直系内部的裂痕的。随后，吴佩孚的嫡系军人萧耀南、张福来也有通电表示了一致的态度。这种一面倒的局势，使得目空一切不可一世的吴佩孚，成为“过街老鼠”，曹锟的威势盛极一时。吴看见势头不对，25日只得通电解释，对罗案犯罪成立与否毫无成见，只是认为手续错误，并且表示“对曹使始终服从，对元首始终拥护”。由于吴败下阵来，25日北京的政治气候起了剧烈变化，王内阁停止办公，罗文干自请回到检察厅听候审讯，检察厅对罗案不提起公诉的文件不敢发表。

罗也不能再住在检察长的办公室了，他被送到看守所，并且受到严密监视。 从25日起，总统命令因为无人副署不能发表，北京陷于无政府的状态。黎也意识到倒阁问题和大选问题是联在一起的，他上了别人的当，因此想找政治色彩较淡的海军总长李鼎新代理内阁总理，26日派金永炎到保定、洛阳征求同意。曹锟仍然不置可否，实际上他是主张用保派阁员高凌霨代理总理的。黎又乱找颜惠庆、靳云鹏、周树模这些有“名望”的人士出来代理总理，他们一个个都“敬谢不敏”，因此黎又心灰意懒起来，吩咐手下人替他预备专车，让他下台到天津去。就在这时候，高恩洪毛遂自荐地说：“总统是我迎接到北京来的，我愿意陪总统到天津去。”黎听了这句刺耳的话，又大为发火，把高恩洪没头没脑地大骂了一阵。 27日，众议院通过了查办王宠惠、顾维钧一案，认为他们都是与罗案有关的人物。黎再打电报请曹、吴提出组阁人选，他们却都回电说：“组阁为元首特权，决不加以干涉。”这天金永炎从洛阳回来，转达吴的意见，并不坚持维持王内阁，但是孙丹林、高恩洪两人在新内阁中必留其一，除津派外，任何人组阁都不反对。 同日，众议院还提出吴佩孚侮辱元首，应依陆军刑事条例判罪的质问书。

 29日，黎元洪派李根源把下台已久的汪大燮找进公府来，见面时不说别的话，就拿出填写命令的空白纸，一手持笔填上了汪大燮的名字，派他署理内阁总理。 四曹锟反对汪大燮内阁。国会通过张绍曾组阁。曹锟收买国会议员 汪大燮经常在北京发生政潮时充当“填空档”的角色。1917年11月直皖两系斗争白热化的时候，冯国璋找不到内阁总理，曾请他代理总理一星期。这次黎也找到他，他同样声明代理之期不得超过10日。11月29日黎发表命令，分别任命王正廷、高凌霨、许世英、彭允彝、李根源为外交、内务、司法、教育、农商各部总长，汪大燮兼任财政总长，其余阁员都没有变动。汪属于研究系，李、彭两人则属于政学系。教育总长本来已定褚辅成，因为赵恒惕的一封信，临时换上了彭允彝湖南选举省长时，彭允彝担任选举总监督。选举结束，彭希望取得湖南内务司长兼省务院长，未能如愿，便由赵恒惕写信向黎元洪推荐，到北京另谋活动。彭的目的想取得关监督以便发财，如果不能到手，就再回到国会当议员。他请湖北籍议员胡鄂公在黎的面前替他“敲边鼓”。胡鄂公说，关监督的缺额有限，都由强有力的军阀保荐，轮不到他，问他想不想当总长。彭认为这是一句开玩笑的话。

胡到公府劝黎拉拢湖南，以便进一步拉拢西南。而要拉拢湖南，首先应当找到一个与湖南有关的人物加入内阁。黎正想拉拢西南以加强自己的政治地位，因此就在内阁名单中改提彭(允彝)为教育总长。(此节由胡鄂公提供)。高恩洪留任交通总长是看吴佩孚的面子。前任阁员一律“辞职照准”，只有罗文干受到免职的处分。 汪大燮于1922年11月30日上午9时半通电就职，当晚9时忽又通电辞职，当时称为不满12小时的短命内阁。原来汪不愿自兼财政总长，改派黄郛担任，黎以“此人资望太浅”拒绝盖印，汪因此负气辞职。黎只得赔不是，盖了印，于是汪又通电复职了。 汪内阁是黎根据“元首特权”自己提出的，此时王内阁已无法维持，他又不愿津派分子组织内阁，所以找到这位与各方并无恩怨的研究系“名流”组织“过渡内阁”，以便腾出时间物色一位能为各方所接受的新总理。 汪内阁发表后，12月1日吴景濂、张伯烈首先通电表示反对。2日曹锟通电称：“汪大燮乃具保罗文干出检察厅之人，许世英为与奥债有关之华义银行总裁，续任交长之高恩洪，既有力庇罗案之行为，又有抵借京绥路之新案，阁员如斯，是对于国会提出查办之罗案，有意消灭。

似此新阁，不但有蔑视国会之嫌，更何能副人民之望。锟为巩固中枢整饬法纪计，决难承认。”这个通电并不致送总统，因此黎满腹牢骚地说：“现在的事情真难办，我向他请示内阁问题，他始而置之不理，继而来电声明毫无成见，等到命令发表，却又激烈反对。我不是他肚子里的蛔虫，叫我怎么办才好!我本来无意上台，他们却一定要我上台，而一经上台，他们又遇事掣肘，使我进退两难。” 由于“老帅”冬电发表，各省直系军阀及其追随者们又一次掀起了反对内阁的浪潮，使汪内阁陷于不死不活的境地。保派三阁员都以不就职为拆台的手段，汪自己亲去拜访高凌霨劝其就职，高凌霨竟然托病谢客。高恩洪已经发出就职通告，保定传来“老帅”的一句话——“我与定庵(高)势不两立”，又接到曹锟的电报，质问他为什么要扣留与罗案有关的各项文电，吓得他临时将就职通告撤销。黄郛因风色不佳不敢就职，许世英尚未交卸安徽省长，王正廷借口到山东办理接收青岛事宜离开北京。只有政学系两位阁员兴高采烈地出席了国务会议，其余各部均由次长代表列席。 汪内阁为了讨好保定，国务会议决定取消奥款展期合同。但是，直系军阀对新阁并未发出一个贺电。

前任阁员都受到北京军警的严密监视，从车站到东交民巷，便衣侦探密布，高恩洪想逃出北京，在车站被军警拦回。 吴佩孚又一次通电认错服输。说他对于罗案，“谨遵曹帅主旨，主张依法办理”。他解释他并非王内阁的后台老板，与王宠惠、罗文干两人素不相识，仅在公府宴会上与王碰见过一次。罗文干担任财政总长，事前并未与闻。他还说生平“嫉恶甚严，虽亲不贷，岂肯自违初衷，曲庇素昧平生之人”(11月30日电)。

《武夫当国（1895-1928）》　第三部分第六十章　曹锟吴佩孚的窝里斗（8）

12月5日，众议院通过查办交通总长高恩洪、前财政总长罗文干舞弊卖国、违法渎职，擅行签定铁路材料合同一案。 同日黎发出了一个“罪己”电报，解释组织汪内阁乃是要有一个内阁总理副署接收青岛的命令中日两国根据华盛顿会议，办理胶州湾转让手续，1月30日北京政府派山东省长熊炳琦兼胶澳商埠督办，会同鲁案善后督办王正廷办理接收胶澳事务。，出此权宜之计，他现已决定张绍曾组织内阁，即日提交国会。他放弃了自己的成见，决定组织保派内阁，是对曹锟的全面屈服。 12月6日，黎将张绍曾内阁的同意案提交国会。吴景濂与张绍曾早就串通一气，向黎保证同意案一定可以通过。但是国会中各政党反对议长一人包办内阁，他们提出政党参加内阁为通过总理的条件。津派虽把张绍曾列入自己的小集团内，但只是为了互相利用，并不十分放心，他们所中意的内阁总理是高凌霨。曹锟对内阁问题的态度，最好是没有人愿意当总理，长期保持无政府状态，以便逼黎下台。 12月9日(农历十月二十一日)，曹锟又在保定大做其61岁的生日。8日由北京开往保定的专车竟达四次之多，达官贵人和国会议员前往祝寿者共有700余人，祝寿议员占国会议员总数的3/4。

在满堂贺客中，最引人注意的是张作霖的儿子张学良和卢永祥的儿子卢小嘉孙中山的儿子孙科、段祺瑞的儿子段宏纲与张学良、卢小嘉，当时被称为国内“四大公子”。，只有自命为曹锟“长子”的吴佩孚并未亲身前来，派湖北督军萧耀南代表祝寿。萧向曹谈及“吴巡阅使”本来准备亲身前来祝寿，只因“老帅”正在气头上，怕面子上不好看，所以决定改期前来“补寿”。他还说了一些“保洛不可分家”的话。曹锟假装生气地说：“保洛是铁一般的关系，如何分得开!子玉办错了事，我不说话谁来说话!以后不许任何人再谈保洛两个字!” 外面传说保定因祝寿之便举行会议讨论时局问题，其实并未举行正式会议，仅在茶余酒后交换对总统问题和内阁问题的意见。曹锐对总统问题公开表示：“咱们三哥与冯(国璋)段(祺瑞)都是北洋派的同期前辈，冯、段做过总统和内阁总理，三哥年过六旬，做做总统有何不可！”关于内阁问题，曹锐主张对张内阁采取既不赞成又不反对的态度，但是“自己人”不要参加这个内阁。曹锐对奉皖两系军阀主张采取笼络的手段，如果他们不反对“三哥”做总统，可以恢复张作霖的“上将军”名义，并给卢永祥以浙闽巡阅使的地位。

曹锟对罗案反对多所牵连，并主张对王宠惠、顾维钧等人予以适当的安慰。对于吴佩孚，曹锟认为吴既低头认罪，就不必继续施以打击，他与津派“认敌作友”的意见和做法有所不同，因为保洛双方在总统问题、内阁问题上虽闹意见，但是对奉对孙，根本利害仍是一致的。 高恩洪在冯玉祥的监视下，到保定来拜寿请罪。曹锟因吴佩孚的关系，仅予以冷淡的待遇，并未将他扣押起来。高恩洪拜寿后仍然回北京听候发落。 12月11日，汪大燮代理总理的十日之期已满，黎邀请国会议长和回到北京的王正廷到公府讨论内阁问题，请王正廷暂行代理总理以待正式内阁产生。开始王正廷不肯接受，后来提出三个条件：一、请议长将张内阁的同意案即日列入议事日程；二、无论内阁前途形势如何，代理总理以十日为期；三、代理期内，不任免重要人员，不公布重大政令。以上条件，经黎与议长同意后，当天代阁命令发表，王正廷于14日通电就职。这是一个可有可无的内阁，但在形式上与无政府状态还是有区别的。 12月15日众议院讨论张内阁同意案时，议员们曾飞起墨盒，大打出手，一哄而散。

张绍曾亲自招待两院议员，说了许多关于统一与裁兵问题冠冕堂皇的话，又说了一些封官许愿的私房话，18日同意案才在众议院通过，29日又在参议院通过。国会为了迁就事实，打破了不与非法总统打交道的常规，而新产生的张内阁，不仅是黎元洪复职后的第一次正式内阁，也是自1917年国会被解散以来惟一“合法”的内阁了。黎本来打算29日发表任命令，以便新内阁于元旦就职，因阁员人选引起逐鹿，推迟发表。 王代阁于12月31日放弃了不任免重要人员的成见，升授吴佩孚为孚威上将军，冯玉祥为陆军上将。 1923年元旦，黎发表“告哀”电，痛论各地兵“匪”之祸及督军制度的弊害，当然不会引起各方面的重视。 1月4日，黎正式任命张绍曾为国务总理，阁员名单如下：外交施肇基、内务高凌霨、财政刘恩源、陆军张绍曾(兼)、海军李鼎新、司法王正廷、教育彭允彝、农商李根源、交通吴毓麟。这个内阁是以保派三阁员为中心的内阁。在安排阁员的时候，曹锟与曹锐意见不同，一定要指派内务、财政、交通三部总长，当然没有人敢于反对。吴佩孚还想保全高恩洪不动，但被打落下来。黎坚持必须维持政学系两个阁员，大家也不便反对。

王正廷不干司法总长，改由冯玉祥推荐程克担任。这样一来，张绍曾曾经许下分配国会政党几名阁员的话不能兑现，议员们大为失望，便以不投阁员的同意票为报复手段。后来几经疏通，北京政府承认在关税增加项下拨发国会经费，民国二年、六年所欠经费亦由财政部负责筹发，因此众议院于1月19日、参议院于24日投了票，除施肇基因不肯设宴招待议员被否决而外，其余阁员全部获得通过。张绍曾改派黄郛署理外交总长。 关于大选问题，吴佩孚装哑子不敢说话，因此“先选举后制宪”的主张占了上风，由曹锐、王毓芝作主，将所有愿意受贿投票的议员一律聘为直鲁豫巡阅使署顾问，自1923年1月起，按月给以津贴200元。顾问名单由京兆尹刘梦庚(兼任直鲁豫巡阅使署驻京侦缉处长)开出，共计开了3450名。这时两院议员合起来只有700余人，怎样会有3000多人呢?原来国会中有几十个“政党”，其中有一人而列名于七八个“政党”的，所谓“政党”领袖到处拉人入“党”，而不顾被拉者已否加入他“党”。刘梦庚为了简化手续，打算将津贴交各“政党”分发，以上人数就是各“政党”所开名册的总和。曹锟看见了这个名单，大骂刘梦庚办事糊涂，改派高凌霨、王毓芝经手发款。

高凌霨根据两院议员名单进行核对，重复者删去，因此引起各“政党”谁应删、谁不应删的争执，它们都要保持原额，谁也不愿少去一名。在发放津贴前，众议院副议长张伯烈为了发展党徒，先向银行借款100万元，垫发他所领导的“新民社”议员的津贴，并且宣称他党议员如愿加入该社，亦可享受同等待遇。这笔借款是由高凌霨作保借到的，因此引起了各“政党”的公忿，纷纷打电话质问高，高大受牵累，只得宣布暂时停发津贴。那些“待哺嗷嗷”的议员们，又一窝蜂似的跑到高宅来大兴问罪之师，高只得派人携带支票仍交各“政党”代发，规定领款者须在存根上盖章　，以免重复冒领。1923年1月12日为发款之期，共计开发支票1040余张，多领者留待下月扣算。支票上一色盖有“檀芬堂”的印鉴。事后查明，领受津贴的议员共有380余名。 农历年关，曹锟致送吴景濂“炭敬”3万元，张伯烈1万元。张伯烈因为正副议长待遇悬殊，大为不平，曹锟只得补发了1000元。议员们也因议长3万、议员200出入过大而吵闹不休。2月份的津贴改由袁乃宽经手发放，但是没有发完就无款可发，袁乃宽只得逃往天津过年。

《武夫当国（1895-1928）》　第三部分第六十一章　徐树铮组织短命政府（1）

一北伐军由赣入闽。徐树铮到延平组织“建国军政制置府”。北伐军占领福州 李厚基原系皖系成员之一，与卢永祥的关系更为密切。臧致平原系驻沪混成旅长，北京政府调来援助龙济光，任为厦门镇守使，龙失败后，调任汀漳镇守使兼福建第二师师长。第二十四混成旅旅长王永泉原系徐树铮所辖西北参战军，也因援龙调来福建。臧、王两人都不是李的直接部属，对李的态度颇为傲慢，李也视为眼中之钉，久想除而去之。直奉战后，李竭力献媚吴佩孚，以求保全位置。而吴也因“鞭长莫及”，收容了他，作为分化皖系和对付广东的一个爪牙。李第一步逼走了臧致平1922年6月5日，李厚基突然到漳州解除臧致平的第二师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