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12节

明北京政府完全控制在亲日军阀的手里，这是西方帝国主义和它的工具吴佩孚所不能容忍的。

《武夫当国（1895-1928）》　第二部分第五十六章　北京政府的闹穷风潮（5）

此时，中、日两国代表正在华盛顿进行着关于山东问题的舌战。早在1921年12月28日，日本公使小幡借口庆贺新内阁成立，与梁进行了秘密谈判，小幡以提供借款为饵，引诱梁接受中、日两国改在北京举行秘密直接交涉，中国同意向日本借款赎回胶济铁路，并将该路改为中日合办，聘用日本人为车务长及会计长等条件。30日，梁在国务会议上提出了中日直接交涉问题，因为无人附和，并未讨论。此时梁殷切地盼望吴佩孚发来一个贺电，因为新内阁上台如果没有大军阀捧场，就要站脚不住。果然(1922年)1月5日吴的电报来了，梁拿在手里一看，却不是什么贺电，而是一道对他迎头痛击、不留余地的檄文。电报揭露梁士诒避开外交部(外交总长颜惠庆是英美派)，直接接受日本公使关于借款赎路的要求，并且直接电令华盛顿中国代表照此进行的黑幕，大骂梁“勾援结党，卖国媚外，甘为李完用、张邦昌而弗恤”。这个电报把梁惊得呆了，他做贼心虚地于6日发表一个倒填日期的“微电”(微是5日的代称)，解释关于筹款赎路问题，政府毫无成见，希望大家发表意见。这个电报旨在掩盖与日本公使秘密谈判的一幕，并且伪装并未接到吴的电报，所以倒填日期，使大家不疑心是为对吴答辩而发出的。

吴佩孚的歌电得到了各省直系军阀的普遍响应。其中有齐燮元的阳电、陈光远的阳电(7日)，萧耀南的佳电、青电(9日)，冯玉祥的蒸电(10日)，赵倜的灰电(10日)。吴又用密电催促各省军阀展开对梁内阁的电报战，以此测验各省军阀对直系是否忠诚。有些军阀并不愿意反对梁，因为梁的背后有强大的奉系军阀，只是在吴的大压力下，不得不发出一个“等因奉此”的电报，因此谁是真直系，谁是骑墙派，使人一望而知。这一时期，中国对外问题的焦点主要是与日本的矛盾，吴佩孚反对以奉系军阀为背景的梁内阁，反对梁内阁的亲日卖国政策，又一次骗得了全国人民的共鸣，他的军阀狰狞面貌又一次在爱国伪装下掩盖起来。 梁上台后，随之而来的是席卷全国的反对山东问题直接交涉、反对借日款赎路、反对起用卖国贼、反对9000万盐余借款的巨大浪潮。1922年1月8日，上海工人举行了大规模的示威游行，因此曹汝霖不敢再上台，梁内阁不敢发表陆宗舆为北京市政督办(改任高凌霨)。

所谓盐余借款是指梁内阁向四国银行团进行的以盐税余款为抵押品的9000万元大借款，指定以2000万元为军政费，7000万元偿还中外各银行的旧债，其中仅日本旧债就有2000万元，而日本允许将这笔还款再投资中国作为新借款。当然，这是梁的主观愿望，四国银行团不会甘心作日本的垫脚石，并发表了盐税余款不得用以抵借内外债的宣言。 梁在舆论的攻击下，7日发表通电解释赎路既无现款，只有采取“国内外合筹债款”之一法，所谓外债并不限于日本一国。又发表对外宣言，表示新内阁对于山东问题完全赞成华盛顿会议中国代表团的主张。但是吴佩孚就像放连珠炮一样，接连发出了庚(8日)、佳(9日)、蒸(10日)、真(11日)、文(12日)各电。庚电揭发梁士诒“做贼心虚，发出倒填日期之微电，预为立脚地步”，梁士诒“独借日款，显系以华会闭幕在即，欲以迅雷不及掩耳之手段，施其盗卖伎俩”。佳电揭发旧交通系借用日款举办沪、宁、汉长途电话的另一阴谋。蒸电转述国民外交代表余日章　、蒋梦麟的电告：“今晨梁士诒电告专使，接受日本借款赎路与中日共管之要求，北京政府更可借此多得日本之借款。北京交涉之耗，已皇皇登载各国报纸。

日本公言北京已接受其要求，吾人之苦心努力将全归泡影。”吴佩孚在电报的后段慷慨激昂地加以按语说道：“凡属食毛践土者，皆应与祖国誓同生死，与元恶不共戴天。如有以梁士诒借日款及共管铁路为是者，则其人既甘为梁氏之谋主，即属全国之公敌，凡我国人，当共弃之。佩孚为民请命，敢效前驱。”吴佩孚所指的“谋主”和“公敌”，显然就是梁内阁的后台老板张作霖。真电对梁士诒痛诋不遗余力。前段写道：“计自洪宪蹉跎(指梁赞助袁世凯的帝制)，埋首五六稔，此次突如其来，而窃高位，余孽群丑，咸庆弹冠。鄙人与公素无芥蒂之嫌，何至予公以难堪。不谓秉揆未及旬日，伟略来闻，秽声四播。首先盗卖胶济铁路，促进沪宁汉长途电话，更援引卖国素有成绩之曹、陆，朋比为奸，实行盐余公债九千万借款。旬日之政绩如斯卓著，倘再假以时日，我国民之受福于公者奚若!”后段劝梁自动下台，写道：“今与公约，其率丑类迅速下野，以避全国之攻击。三日不能至五日，五日不能至七日。七日不能，是终不肯去位，吾国不乏爱国健儿，窃恐赵家楼之恶剧复演于今日(指“五四”运动学生火焚曹汝霖宅一事)，公将有折足灭顶之凶矣，其勿悔!”

文电表示与北京内阁断绝关系，写道：“燕啄皇孙，汉祚将尽(梁士诒字燕孙，这一句引自骆宾王讨武则天檄的成语)，斯人不去，国不得安。倘再恋栈贻羞，可谓颜之孔厚。请问今日之国民，孰认卖国之内阁!” 那几天，报纸上不断出现“吴秀才”的妙文，今天一篇新式《驱鳄鱼文》，明天一篇仿《讨武则天檄》。吴的应声有田中玉的庚电(8日)，萧耀南的文电(12日)和铣电(16日)，齐燮元的覃电(13日)，陈光远的元电(13日)，赵倜的铣电，冯玉祥的巧电(18日)。只有直系首领曹锟并无电报发表。在唇枪舌剑的电报战中，山东第一混成旅旅长张克瑶发表了一篇《讨梁士诒檄》，通篇套用《讨武则天檄》，使人忍俊不禁。 吴佩孚虽然叫骂不休，梁士诒却采取了逆来顺受的态度。他在回电中称赞吴是“吾国之一奇男子”，还说什么“生平好交直谅之友，诤论敢不拜嘉”的鬼话。吴又去电调侃他“不以逆耳见责，反许为直谅之友，不愧相国风度”，并劝他“下野以明坦白”，不要“笑骂由他笑骂，好官我自为之”。

梁士诒组织这样一个亲日内阁，在当时国内外的形势下注定是站脚不住的：在华盛顿会议上，西方国家的力量占了上风；在国内，全国人民反对日本帝国主义、反对卖国政府的浪潮汹涌一时。但是梁士诒并不甘心退出政治舞台，他又采取了迷惑人的手腕，通电表明他从来没有主张过向日本借款赎路，从来没有同意过山东问题由华盛顿移到北京来交涉。他坚持政府及全国人民应当迅速筹款，立刻完全赎回胶济铁路，自己愿意担任300万元以为首倡。梁的这套手腕并没有把摇摇欲坠的内阁命运挽救过来。1月19日，除曹锟外，以吴佩孚为首的六省军阀齐燮元、陈光远、萧耀南、田中玉、赵倜、冯玉祥联名电请徐世昌立刻罢免梁士诒，并强调声明：“应请我大总统乾纲独断，立罢梁士诒以谢天下。苟以佩孚等为无状，即请解佩孚等之职以谢梁士诒。倘贤奸不辨，忠佞难分，惟有与内阁断绝关系，遇事直接元首。”这个电报和5年前督军团反对唐绍仪为外交总长的口气如出一辙，是向北京政府以独立为要挟的强硬表示，徐世昌只能在保全梁内阁或者保全整个北京政府的两途中选择其一。 吴佩孚在3年前猛攻龚(心湛)内阁，是对皖系作战的先声，这次猛攻梁内阁，显然是对奉系作战的先声。

自吴发动电报攻势以来，张作霖拿了难题目做不出好文章　来，没有表示态度，仅以私人名义劝梁鼓起勇气不要灰心，并电请北京政府公布外交真相以明是非。由于张作霖并未采取强硬态度，徐世昌在接到六省军阀的通电后，向梁示意可以见机下台。梁还希望取得张作霖的支持，不肯辞职，愿意请假到天津去。徐打算请王士珍组织新内阁姜桂题患病死亡，北京政府派王士珍以德威上将军管理将军府事务(1922年1月20日)，所以王又由正定来到北京。，没有得到同意，只得又一次派外交总长颜惠庆暂代内阁总理(1月25日)。 颜惠庆第二次代理总理，梁士诒并未辞职，名义上仍然是梁内阁，所以在性质上和第一次的代理不同。他的表示却和上次一样，为了避免无政府状态，他不得不接受这个任务，但是代理之期应至华盛顿会议闭幕之日为止。

《武夫当国（1895-1928）》　第二部分第五十七章　西南各省内讧的新发展（1）

一广东孙、陈关系进一步恶化。孙中山在桂林组织北伐军大本营。孙中山下令解除陈炯明的广东总司令等职 湘军“援鄂”时，粤军攻下南宁，广西问题基本上已告解决。孙中山深深感觉到广州政府受制于陈炯明，不能有所作为，不如自己带兵北伐，将两广让予陈，即使北伐失败，也决不再回广州做有名无实的总统。他命令李烈钧所属滇黔赣联军和许崇智所属粤军一齐集中桂林，准备假道湖南北伐，并电请陈炯明由桂回粤，讨论北伐问题。陈托词不肯回来，却表示了反对北伐的意见，认为北伐可能促使直奉两系团结起来共同对付南方，首先会引起西南内部的破裂(湘军反对孙中山假道北伐，西南各省宣布保境息民，如果北伐实现，首先遇到的敌人将不是北洋军而是西南友军)，不如等待直奉两系战争爆发，再行出动。其实，陈劝阻北伐并非出自善意，他派兵解散了孙中山所设的招兵机关，调第三师魏邦平部开往梧州监视北伐军桂系在广东失败后，陈炯明拉拢魏邦平，任为粤军第三师师长，而将李福林降职为第六路警备司令，因此原有的广东地方派军人分了家，魏受陈的利用，李则表示拥孙。魏是投机军阀，在孙、陈之间摇摆不定，后来又背陈拥孙。，并通电响应卢永祥主张召开各省联席会议。

这一系列的表现，都是别有用心的。 孙中山决定不接受陈的意见，借口“出巡广西”，派外交总长伍廷芳代行总统职务。1921年10月15日，乘宝璧舰出发，17日行抵梧州。孙中山编北伐军为三军，由李烈钧、许崇智、李福林分别统率，并电召陈到梧州讨论北伐问题，拟抽调粤军40营加入北伐，北伐军的军火、军费须由广东供应。陈对此电置之不理。25日，孙自己到南宁会晤陈，表示“北伐而胜，当然不会回广东，不幸而败，也无面目再回广东”，请陈勿再阻止北伐，陈对这个问题并无明确表示。29日，孙重回梧州。11月5日，陈由南宁返粤路过梧州的时候，曾与孙见面，但未谈到关于北伐的具体问题。 11月15日，孙由梧州动身，12月4日行抵桂林，14日召集许崇智、李烈钧等举行军事会议。此时，川、湘军“援鄂”已先后失败，陈炯明、唐继尧对北伐一举又多方掣肘，因此决定暂缓北伐。 1922年2月21日，张作霖派李梦庚到桂林，接洽共同出兵讨伐直系。在此以前，徐树铮又秘密到桂林，计划北方奉皖两系与北伐军三路出兵的问题1921年12月22日，徐树铮抵广州，孙中山派廖仲恺、汪精卫、蒋介石等接待，会商讨直问题。

1922年1月18日，徐又到桂林谒孙。。1922年2月11日，段祺瑞在四个日本人的保护下，化装乘汽车由北京逃出，经过通州时得到当地奉军的照料，当天到达天津。此后，孙、段、张共同对付直系的三角联盟逐步成熟。 3月上旬，孙中山派伍朝枢到奉天“报聘”，同时到奉天的有前广东省长朱庆澜、广州国会议长吴景濂(吴是奉天兴城县人)等。他们受到张作霖的热烈欢迎。张作霖很不满意徐世昌，对孙中山则推崇备至，建议“三角联盟”推倒直系后召开南北统一会议，恢复法统(恢复旧国会)，选举孙中山、段祺瑞为正副总统。此时直奉战事快要爆发，因此孙又任命朱培德为北伐军滇军总司令，谷正伦为北伐军黔军总司令，彭程万为北伐军赣军总司令，李烈钧为大本营参谋长，胡汉民为文官长，决定与奉系同时出兵讨伐徐世昌、曹锟、吴佩孚。 属于陈炯明系的粤军第一师师长邓铿，早已倾心孙中山，北伐军的军饷就是依靠他和廖仲恺合力筹解的。3月21日，伍朝枢和段祺瑞的密使周善培由香港到广州，周是邓的业师，邓在前往车站迎接时被人暗杀身死。

桂林大本营接得这个凶耗，3月26日举行紧急会议，大家一致认为后方如无接济，前方将无法作战，首先必须促使陈炯明表明态度，安定后方形势，才能出兵。会议决定，北伐军以一部潜师先到梧州，再由西江回到广州；另一部潜师先到韶关，再由北江压迫广州。不料已经行抵全州的北伐军先遣司令谢文炳(许崇智部旅长)接到密令后，派人到永州发出密电报告陈炯明，因此陈秘密调动浔州以上叶举、杨坤如等所属粤军50余营扫数开回梧州，并令驻广州的粤军第一、第二两师加强戒备，准备以武力阻止北伐军回来。4月9日，孙中山偕同许崇智、朱培德等离开桂林，即有“陈家军”在该地布置防务，孙下令不得阻止北伐军行程，否则武力对待，该军因兵力未集中不敢抵抗，孙遂于16日到达梧州，20日到达肇庆。 孙中山在梧州和肇庆两次电召陈炯明前来商讨一切问题，陈都不肯应召。汪精卫奉命将孙的意见转达陈：一、省长、总司令须让出一席；二、北伐军须换新枪；三、北伐军军费须于6个月之内筹齐。陈乃电请辞去内务总长、陆军总长、广东总司令、广东省长各职。

21日，孙下令免去陈的内务总长、总司令、省长三职，令其专任陆军总长，广东总司令一职即行裁撤，广东海陆军均改归大元帅直辖，并任伍廷芳为广东省长，魏邦平为广州卫戍总司令。魏部第三师已经先行调回广州，魏的态度也转变到孙的方面来。陈接到命令后召开紧急会议，由于广西“陈家军”未能及时赶回，第二师师长洪兆麟请假在沪未归，魏邦平的态度又有转变，而孙派的李福林部福军由韶关向南开进，许崇智部第二军由肇庆向东开进，广州无法可守，他只得宣布“遵令卸职”，当天就回故乡惠州去了。 4月21日，第二军由肇庆乘轮在广三路终点河口登陆，22日转乘火车赶到广州。孙中山23日也到了广州。即任命陈炯明、许崇智、李烈钧为讨贼军第一至第三军军长，并派古应芬赴惠州劝陈回省。同日，许崇智、魏邦平、梁鸿楷等通电劝陈遵令北伐。此时，“陈家军”第一、第二两师(第一师师长由梁鸿楷代理)还有留在广州未走的，西江上游“陈家军”的势力也很雄厚，孙中山为了避免引起战争，又派伍朝枢前往惠州迎接陈回省“共商北伐大计”，又亲自电劝陈以陆军总长名义带兵北伐。陈的回电说他“放刀成佛，卖剑买牛”，措词却很恭顺。孙中山估计陈断不至于“造反”

，在派兵解决勾结直系的驻粤北洋舰队以后，又下令北伐军集中韶关、南雄、仁化，准备改道江西北伐。 二陈炯明电请赵恒惕解散沈鸿英军。湖南省宪法公布。孙中山改道江西北伐 湘军“援鄂”失败后，内部斗争又趋激化，谭派政客利用省议会这个合法斗争的阵地，利用裁兵这个响亮的口号，通过议会规定全省兵额不得超过2万，每月军饷不得超过30万，并限于一月之内完成裁兵方案。这是赵恒惕办不到的事情，因此他向省议会提出辞职，而议会退回了辞职咨文，另写了一篇洋洋洒洒的长文，把他骂得体无完肤，仍然责成他裁兵。 湘军号称十万，每月所耗军费达100万元以上。各级军官浮报兵额，吃缺吞饷，扣留税收，把持用人行政，所作所为完全和各省军阀一样，而湖南“小朝廷”所处的地位也和北京政府毫无区别。赵打算各师旅平均裁去一半兵额，首先裁并了赵钺、张辉瓒两旅，于是引起了各师旅长的一片辞职声，长沙发现了公民讨赵的传单。由于政潮汹涌，裁兵计划成为一纸空文。

《武夫当国（1895-1928）》　第二部分第五十七章　西南各省内讧的新发展（2）

在这一情况下，赵恒惕希望直军自动撤出岳州，以免孙中山引为借口进兵湖南。他指使湖南各团体向吴佩孚提出北军退出岳州的要求，吴置之不理。此外，驻防郴州的第六混成旅旅长陈嘉祐属于谭派，驻防衡阳的第三混成旅旅长谢国光也属于谭派，态度十分可疑。谭延闿电劝赵与北伐军采取一致行动，并派张翼鹏到长沙鼓动湘军加入北伐军。赵坚持湘军“援鄂”失败后不宜再投入南北战争，他决定在必要的时候，率领自己一派的军队退守湘西，让南北两军在长衡一带直接接触，本人坐观成败，以便卷土重来。 湖南曾收编沈鸿英的桂军为“援鄂”第三军。吴、赵在军舰上签订湘直停战条约的时候，吴曾劝赵不要收容沈鸿英，认为此人背叛陆荣廷，反复无常，极像三国时代的吕布，不宜接近。沈军在“援鄂”失败后移驻新化蓝田，此时忽又自动地移驻茶陵、攸县，打算投奔陈光远。吴又打电报劝陈光远不要收容沈军，同时陈光远又接到陈炯明的电报劝他不要收容沈军。1921年10月31日，沈军已经开进江西境内，因陈光远拒绝收容，又退回到茶陵、攸县来。 陈炯明一再电请赵恒惕派兵消灭沈军，赵无法拒绝，但他对沈并无仇怨，因此采取了“以邻为壑”

的政策，派兵进攻沈军，其目的仅在驱逐沈军出境，并无包围歼灭之意。沈曾向吴佩孚请求收编，吴不给以明确的回答。从11月上旬到下旬，沈军就像流寇一样在湘赣边境东奔西窜，找不到一个安身立命之所。后来沈毕竟与吴挂上了钩，吴指定以平江为沈军的防地，这样一来，平江也被直军划入势力范围了。 湖南省宪法由制宪筹备处聘请省内外“名流”13人在岳麓山起草，1921年3月20日开始，4月24日完成了省宪法草案及附属法草案五种。5月13日由全省各县县议会及法团选出审查员155人组成省宪审查会，先开预备会议，8月20日改开正式会议，29日审查完毕。11月1日起交付全省人民“总投票”，月底完毕，共得可字票18158875票，否字票575230票。1922年1月1日，湖南省政府予以公布。 在总投票的过程中，一切都由军人包办，只有第六混成旅旅长陈嘉祐拒绝在郴州防区内办理投票，企图以此破坏省宪法的完成手续。后来经过谭派诸将的疏通，这个问题才得到解决。

接着，赵恒惕以邀请各军官来省庆祝省宪为名，于1922年1月4日至9日在长沙举行军事会议，表示省宪已经完成，本人愿意辞职，并推第一师师长宋鹤庚接任湖南总司令。谭派将领鉴于长沙处于直系的军事威胁下，如果湖南内部发生问题，直军就会“取长沙”，而赵的辞职也并非诚意，因此会议决定一致拥护宪法，劝赵打消辞意。 湖南公布省宪后，省议会通电宣布了湖南的“门罗主义”，省政府分别派员向直系交涉交还岳州，向孙中山交涉请勿假道湖南北伐。孙中山曾派吕超到湖南，说明对湘军并无丝毫恶意，出兵北伐乃是全国性的问题，希望湖南参加北伐或者不反对北伐。赵恒惕也向孙解释湖南并不反对北伐，只因直军近在岳州，长沙非可守之地，如果北伐军假道湖南，恐怕北伐军未到衡阳而直军已先占领长沙，因此劝孙改道江西北伐，湖南对北伐军决不采取敌对行为。 先是，北军进驻岳州后，广州传来消息，孙中山认为西南各省如不出兵北伐，北军必将南侵，与其被动挨打，不如主动出击。老同盟会会员、湘籍非常国会议员周震麟认为：北伐必须首先团结西南，而团结西南又必须首先团结湖南。

他主张把态度暖昧的谭延闿、赵恒惕二人尽可能地都争取过来，以消除湘军反对假道北伐的阻力。 谭以前骂过“孙大炮”，似乎跟孙中山势不两立。但他是个不可一日无官的人，此时在政治上无所依附，通过周震麟的关系，他就靠拢了孙中山，想从这方面找一条出路。 随后周震麟以“湖南劳军使”的名义，打马归故乡，想再把赵恒惕拉过来。但是，一年多以前，他到湖南来“劳军”，引起了接二连三的湖南大政变，赵恒惕记忆犹新，对他不表欢迎。周走到郴州就只得停步不前。 1922年春天，北伐声高唱入云，赵恒惕不免忧心忡忡。一天，他的老前辈李汉丞来访，见他愁眉不展，就向他自告奋勇，愿掉三寸不烂之舌，说服孙中山改道江西北伐。李、赵二人为衡山县小同乡。李是老同盟会会员和国会议员，因年老不愿远离乡井，赵就请他留在湖南担任高等审判厅厅长高审厅长为一省司法系统的行政首长，根据湖南省宪法“三权鼎立”的原则，不受省长节制。。他在长沙办有《民本报》李汉丞聘请长沙几位报人挂名兼任《民本报》主笔，作者亦其中之一。，这家报纸一面主张拥护孙中山，另一面却又附和湖南自治，在政治上具有另一风格。李是个非常风趣的老人，满口笑话奇谈，能令满室生春。

他老气横秋地问道：“湖南界乎南北之间，而又不南不北，究竟‘坐南朝北’好呢，还是‘坐北朝南’好?”这是当时西南各省最流行的政治术语。“坐南朝北”指身在南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