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9节

然参加了天津会议，俨然“北方之雄”

，但他究竟是个相形见绌的角色，特别是最近几个月以来，湖北各地接连发生兵变20余次，湖北人民展开了驱王自治运动，使他的面子很不光彩。他回到湖北来，决心裁汰老弱，整顿军队。不料回来后的第二天(1921年6月4日)，宜昌又发生了大规模的兵变，变兵除对本国人民大烧大抢大杀之外，还侵犯了外国商店，因此帝国主义者大为震怒。6月8日，英、美、日三国公使向北京政府提出最严厉的质问，随后又提出赔偿侨民损失及劝告中国裁兵的觉书。意大利公使竟提出组织各国联军开往各通商口岸保护外侨的建议。宜昌各国侨民公然提出在宜昌开辟租界、宜昌周围30里不得驻兵的条件。更使王吃惊的是，川军旅长胡济舟建议派兵进驻宜昌，划宜昌为四川的省辖市，以免国际共管。 6月7日，武昌又发生兵变，和宜昌一样大烧大抢大杀。武昌官钱局和造币厂在被劫洗以后又被放火焚烧。武昌为督军驻节之地，变兵又是王的直辖军队，使他更无地自容。第二天，他下了一道命令，变兵第二师第七团全团官兵1832人，准其全部退伍，欠饷一次发清，每人另给解散费20元，劫来赃物准其携带，由火车免费遣送回乡。8日晚间，变兵们兴高采烈地上了火车。

车子开到孝感，突然枪声四起，预先埋伏在车站周围的湖北第四混成旅(旅长刘佐龙)兵士一涌而出，开枪射击，除在黑夜中走脱数十人外，其余都被歼灭。王占元收回了发给变兵的欠饷和解散费，追回了赃物。可是这一灭绝人性的大屠杀，使兵心更为动摇，民情更为愤慨，连一贯逢迎军阀的武昌、宜昌两地商会也都恨恨有声地通电加以痛斥。王乘马巡视武昌灾区时，看见布告上自己的名字被人挖掉，知道他的江山坐不稳了。 但是，北京政府并不打算撤换王占元。6月21日、28日，旅京湖北同乡两次向国务院请愿去王时，靳云鹏还对他们说过“就法律论应当予以罢免，就事实论我却办不到”的不要脸的话。 7月21日，王得到路局方面关于湘军扣留火车的情报，才开始动了疑心。湖南路局打来电报说，湘军换防，请湖北多放车辆来以供军事运输。王吩咐湖北路局停止开车，当天的湘鄂火车因此不通。湖南路局又有电报来，声明湘军已不换防，客车请仍照开。这个“此处无银三百两”的做法，当然更使王加重了疑心。 湘军“援鄂”

的消息证实后，王召开军政联席会议，决定派孙传芳为中路前敌总指挥，在蒲圻设立司令部，在羊楼司、蒲圻、咸宁建立三道防线；派刘跃龙为左翼司令防守崇阳、通城，王都庆为右翼司令防守公安、石首。当天还电请吴佩孚派兵来援。 湘军原拟乘火车大举偷袭武汉，不料这个计划被识破，一直到7月28日才下总攻击令。赵恒惕曾采取先礼后兵的手段，劝告王顺应自治潮流，自行引退，将湖北政权还之湖北人民。王也虚伪地表示已向北京政府辞职，一俟接替有人，即当解甲归田，并且感谢赵对自己的关心。28日，前线北军第十八师第七十二团团长潘守蒸派人到云溪向鲁涤平解释，火车即可通行，请勿引起误会。鲁向来人说：“你们不要白日做梦，要么倒戈驱王，要么赶快撤退，否则我们就要不客气了。” 湘军自驱张胜利以来，对北洋军的战斗力一般估计不高，更不把王放在眼下。这次战争，由于赵恒惕力求取得吴佩孚的同意，一再推迟发动，使王取得充分时间调兵布防，湘军在战略上失去了速战速决的有利时机。在地形上，羊楼峒有15个高山峻岭，北军居高临下，这对采取攻势的湘军是个不利的条件。

湘军更没有估计到王手下有一个肯打硬仗的孙传芳，从7月29日到8月5日，双方鏖战了八昼夜，羊楼司、赵李桥的阵地几度易手，战况异常激烈。湘军酷暑行师，高级将领都在火线上督战，大胖子鲁涤平更卖气力。8月6日，北军不支，由赵李桥向蒲圻退走。这一仗在历年内战中是打得最激烈的一次，军阀的野心造成了双方重大的死伤，仅战胜者一方，就死伤了2000余人，沿铁路线尸横遍野，腐臭之气熏天。 右路方面，湘军叶开鑫部由南江桥进攻九岭，8月2日占领通城，并以破竹之势进抵距咸宁15里的袁家铺。8月7日，孙传芳也放弃了蒲圻，所部调往武穴整理。 湘军发动前，吴佩孚从来没有表示过赞成或反对的态度。他只向葛豪说过一些“私房话”，说他对王无所爱惜，但是湘军进攻湖北，北洋派都会疑心是出自他的指使，叫他有口难分。他又认为湘军背弃湘鄂联防条约，进攻湖北，是不义之举。他叫葛豪留在洛阳，不要回到湖南。当他接到王的请援电报时，立即派直军第二十五师师长萧耀南为“援鄂”总司令，即日向武汉出发。该师于7月27日开到孝感，31日开到汉口。此时前方战事十分紧张，王请直军迅速赴援，可是“急惊风偏遇慢郎中”，萧借口军队尚未集中，不肯开动。

王一连催了好几次，萧的口气都没有改变。8月6日，王接到前方战败的消息，便在军政联席会议上宣布辞职。当天发出通电说：“默察时局，非自治无以顺应潮流。军阀揽权，久为世所诟病。占元素性淡漠，何忍以衰病乞退之身，为拥兵自卫之举。”这是他下台时用以遮羞的门面话。另一电报说：“我军与敌激战八昼夜，困顿异常。萧总司令到汉已逾五日，迭经商请赴援，虽承慨允，奈以预定计划，须俟全军齐集后始能前进，而开抵前方之靳旅，亦因未奉总司令命令，不能自由作战”。这个电报露骨地揭破直军不是前来应援，而是别有用心。 8月9日，北京政府任命吴佩孚为两湖巡阅使，萧耀南为湖北督军。这样一来，吴的假面具完全被戳穿了。他一贯表示不要地盘，原来要的是一省以上的地盘；一贯表示不做督军，却替部下争抢督军的地位；一贯自命为心口如一的直性汉子，原来是个借刀杀人的阴谋家。 北京政府处理湖北问题，引起了张作霖的极大不满。他从来把吴佩孚看作是偏裨小将，现在这个小将一跃而为巡阅使，和他并驾齐驱，因此一怒而辞蒙疆经略使，口口声声对“援库”问题不再负责。

关于湖北地盘问题，直奉两系的看法各有不同：直系认为湖北原来属于他们的势力范围，他们没有多得什么东西；奉系却认为王占元并不属于曹、吴一家，直系取得湖北地盘，他也必须取得一省地盘才能相互抵偿。他不便把抢夺地盘的话公开地说出来，于是借题发挥地指责湘军破坏和平，问题十分严重，他愿意移“征蒙”之师以“援鄂”，或者出兵假道江西进攻湖南。直系懂得这是张作霖夺取江西地盘的一个手段，如果奉系夺去江西，与浙江卢永祥、安徽张文生打成一片，直系在长江的势力就会全部被推翻，因此直系竭力阻止奉军“援鄂”，并授意江西督军陈光远出兵湘东，以免奉军有所借口。北京政府看出他们的心事，只得调任姜桂题为陆军检阅使，而以奉军第二十八师师长汲金纯继任热河都统，张作霖的气才平下来了。

《武夫当国（1895-1928）》　第二部分第五十五章　吴佩孚用兵湘鄂川（3）

8月11日，王占元解除湖北督军职，乘轮离开武汉。他向送行者吞声饮泣地说：“我六十多岁的老翁，这次却上了人家的当了。”他所讲的“人家”，是指赵恒惕还是指吴佩孚，或者兼而有之，却没有明白地说出来。 王占元离汉前，密令军法处代处长瞿昌阀私放吴光新。8月15日晚，吴在瞿的掩护下出狱，匿居汉口日租界，旋又在日人城口的护送下，由汉赴沪转往天津。 三吴佩孚的“缓兵计”。赵恒惕下令停战并向直军提出和平条件。湘直和议不成，吴派海军袭占岳州。英国领事调停湘直战争，吴、赵在岳州兵舰上签定停战条约 王占元离开湖北的第二天，吴佩孚快马加鞭地到了汉口。他下车时一迭连声地叫人快找“弼臣”来见面。“弼臣”是寇英杰的别号，曾任鄂军旅长，因为勾结吴佩孚被撤职，现在马上“官封原职”。吴又看中孙传芳勇敢善战，已经保荐为长江上游总司令，随后又叫他兼任北军第二师师长。从此孙传芳成为吴的重要战将之一。 吴到汉口来，新任督军萧耀南就像他的小媳妇一样，一切要看他的眼色行事。萧已派第二十五师参谋长余鹏举兼任督署参谋长，成宪担任督署秘书长，这两人都是湖北人，吴却改派张联棻为参谋长，孙尔康为秘书长。

吴到汉口后，各方面都只看见“吴大帅”，而看不见萧督军。 在此以前，吴派第八混成旅靳云鹗部开抵汀泗桥，河南宏威军司令赵杰部开抵纸坊，第二十五师第四十九旅陈嘉祐部开抵贺胜桥。吴到汉口后，忙于调兵遣将，续调第二十四师张福来部、鲁军张克瑶旅开到汉口，命令前方各军只许固守阵地，不得向前进攻。吴到汉口前，靳旅曾向湘军发动一次偷袭，却被湘军击退，自己反而放弃了汀泗桥的阵地。这位战将就是北京内阁总理靳云鹏的兄弟。靳云鹏醉心于北洋派传统的武力统一政策，没有征求张作霖的同意，任命吴佩孚为两湖巡阅使，就是要利用这位“常胜将军”首先打败湘军，进而平定西南。 这个时期，湘军的士气很高，如果继续进攻，武汉就很难守得住，因此吴授意萧耀南向湘军提出停战的建议，并称即日派遣代表前来议和。赵恒惕立刻下了停战命令。正是由于赵恒惕迫切希望与直系成立和平协定，吴佩孚才能够取得喘息时间，布置直军阵地，并调动海军来威胁湘军的后方。 吴佩孚和赵恒惕各有一套如意算盘。赵根本没有准备与直军进行战争，希望取得一定的代价撤回湘军，将湖北地盘让予直系。

赵的希望是：一、直系承认湖北自治，湖南承认萧耀南的实际地位(萧为湖北黄冈人，吴派萧到湖北来，也是为了要应付“鄂人治鄂”的自治潮流)，但必须改称为“湖北总司令”，以符合于西南“自治”各省的体制；二、吴自动不就两湖巡阅使；三、湘直公推蒋作宾为湖北省长；四、直系偿还湘军军费500万元。赵与湘军将领估计吴佩孚不致与湘军为敌，可以接受这些条件，因为奉系随时可以俟隙而动，直军不可能南北两面作战，而这些代价也不算高。但是，吴佩孚却认为，过去直军自动撤出湖南，湘军因而取得驱张战争的胜利，这次湘军撤出湖北，只能算得“投桃报李”，如果湘军一定要与直军较量高低，则广东北伐军乘机而入，湖南就会处于腹背受敌的地位。 吴佩孚的另一战将张福来到汉口后，也直接向赵恒惕通电表示友谊，似乎一切问题都好商量。所以从直军开到前方以来，湘军停止了进攻，并且自动地放弃了汀泗桥车站和前方若干突出据点，以避免双方因阵地相接而可能发生的冲突。不料8月13日，靳旅发动了第二次偷袭，企图占领汀泗桥车站，又被埋伏在车站两边高地的湘军击退了。湘军曾向萧耀南提出质问，萧回答说：“这是误会。”

湘军在战场上查出靳云鹏致靳云鹗的电报，上面写道：“……南人禽兽也，不可理喻，惟有杀尽无遗耳!彼以诈来，莫怪我以诈往，一面与之敷衍，一面因利乘便。以后务宜爱惜兵士，爱惜子弹，勿轻攻，勿浪战，凡百持重沉稳为主”。这个电报，说明靳云鹏咬牙切齿地仇恨南方人，教导他的兄弟用“诈和计”欺骗湘军，不妨乘机偷袭，但须保全实力，不要打硬仗损失自己的本钱。湘军把这个电报影印出来交报纸发表。 从8月上旬到中旬，湘直两军处于不战不和的状态，赵恒惕派总部秘书长钟才宏、参谋长唐义彬、军法处长萧光礼先后到湖北进行和谈，并且提出了以上四个条件。萧耀南除表示可以补偿湘军军费100万元外，其余各条须待“吴巡阅使”决定。湖南代表直接去找吴，可是吴是一个“马不停蹄”的忙人，12日视察前方阵地，13日在咸宁召集张福来、靳云鹗、赵杰等讨论军事，14日乘舰巡视金口，即使偶尔在汉口停留一下，他既不与赵恒惕直接通电，也不肯接见湖南代表。15日他又回到汉口来了，在百忙中下令禁止武汉学生召开弭战国民大会和武汉市民召开弭兵大会。16日，湖北各界联合会函请吴表明对湖北自治与湘鄂停战的态度，吴置之不理。

吴的狰狞面貌日益暴露，因此全国涌现了反对直系军阀穷兵黩武的浪潮，除人民团体通电呼吁停战外，旅津湘鄂人士黎元洪、熊希龄等劝告曹、吴不要迷信武力，梁启超劝告吴“勿将安福系之垢衣，取而自披于肩背”。吴对这些呼声充耳不闻，16日又派海军总司令杜锡珪ND337率领建中、江元等舰，协助张克瑶、王都庆两旅向已经进抵宝塔州、嘉鱼一带的湘军左翼进攻。等到前方布置完全就绪，吴就改派张福来为前敌总指挥，扣留湖南代表萧光礼湖南代表钟才宏、唐义彬看见吴佩孚调兵遣将，知道事情不妙，便先回长沙，只留萧光礼一人在汉口等候与吴见面。吴对湘军作战时，指责萧光礼捏造假情报，蒙蔽赵恒惕，以致引起湘鄂战争，把他拘禁起来。一直到1921年年底，吴准备对奉军作战时，为了讨好湘军，才把萧释放(此项资料由钟才宏提供)。并向湖南提出两个反条件：一、湘军完全退出湖北；二、惩办甘为戎首的湘军师长宋鹤庚、鲁涤平。关于任命蒋作宾为湖北省长的问题，吴表示可以由北京政府考虑，其余废督、自治和赔款等问题都谈不到。 赵恒惕得到以上消息，不禁大为吃惊。8月19日，他到蒲圻召开军事会议，下级军官和兵士们推举代表请求再战，因此22日赵又下了攻击命令。

在这次战斗中，湘军兵士和军官订立“生死不退”的誓约，军官退缩，兵士可以擒而斩之，兵士退缩，军官可在阵前执法，旅长以上军官亦须随时上火线督战。直军方面，吴佩孚也组织了督战队随军出发，只许前进，不许后退。22日，湘、直两军展开了汀泗桥的争夺战，湘军被阻于强烈的炮火网不能前进，这时赵已上了火车，准备开回长沙，看见这个形势，他又跳下车来组织了几十名敢死队，每人犒赏20元，冒着炮火冲锋前进，夺得直军的机关枪四挺，直军被迫向后退走，赵才再上火车回长沙去了。 23日，直军增援反攻，战斗十分激烈。24日，湘军才把直军压迫到汀泗桥以北，汀泗桥车站重入湘军之手。25日，靳旅被湘军包围时，湘军因争夺北军枪支起了内讧，直军乘势反攻，湘军向蒲圻赵李桥败退。同时湘军右翼独立旅旅长易震东部(葛豪的铁道警备队改编的，易是葛的表兄)忽然倒起戈来，湘军右翼向通城迅速撤退。吴佩孚又叫海军在金口决堤以淹湘军，左翼湘军也不能立足，由嘉鱼向临湘迅速撤退。赵接到以上战报，26日又赶到前线来，诰诫官兵不得再退，并亲自处决作战不力的团长二人，湘军阵地便又稳定下来。

当时中外报纸描绘湘、直两军的战争情况，认为“中国历年来的内战，都是雷声大雨点小，就是震动全国的直皖战争，也不过打了三天就告结束，从来没有像这次战争打得这么久而激烈的”。

《武夫当国（1895-1928）》　第二部分第五十五章　吴佩孚用兵湘鄂川（4）

赵恒惕用全力应付当前的敌人，将“援桂”军谢国光部调回，但是负隅湘西的蔡巨猷、陈渠珍各部都调不动，因此在兵力上大有“难乎为继”之势。在军火、军饷上，王占元所送的子弹几乎全部都“回敬”给王占元了，而本来打算打到武汉补发军饷的计划，又已成为泡影。湘军为久战疲劳之师，而直军是新投入战斗的生力军，吴佩孚调动海、陆军源源而来，军火又很充足，在数量上和装备上大大优于湘军。赵恒惕眼见这场军事赌博快要失败，只得饥不择食地收容在广西不能立足已经逃到永州的桂军沈鸿英部，给以“湖南援鄂自治军第三军”的番号，令其火速开赴前线。同时，孙中山已经指定许崇智的第二军和李福林的福字军为北伐军，整装待发。赵对北伐军仍然存在“伐虢取虞”的顾虑，一面商请孙中山改道江西，一面商请陈炯明派自己的可靠军队入湘应援。此时桂系已经瓦解，陈炯明为了履行湘粤同盟义务和巩固西南“联治派”的联合阵线，一面阻止北伐军出发，一面将粤军中的湘籍部队编为“援湘军”，派洪兆麟为总指挥，即日开拔赴援。 但是时间已经来不及了。

8月28日，杜锡珪率领军舰7艘，运载北洋军第四十八混成旅、山东第一混成旅、湖北第四混成旅及第十二混成团，紧紧尾随在日本军舰的后面，由螺山向岳州上驶。湖南既无海军，江防又很薄弱，加以不敢开炮误伤外国兵舰，北方军舰竟得通过洞庭湖而抵岳阳楼下。当天下午4时海军炮轰岳州城的时候，岳州守军只有第二混成旅两个连，当然无力抵抗，在岳州的赵恒惕只得乘轿落荒而逃(南津港桥梁被海军炮火破坏，火车不通)。这样一来，前线湘军就像潮水一般败退下来，战斗意志完全瓦解了。 赵由岳州绕道平江向南逃走，于30日回到长沙。赵未回到前，长沙陷于大混乱中。各医院住满了缺肢断臂的伤兵，街头上到处可以看见怒容满面的败兵和伤兵。他们抱怨如果不是误于上级对吴佩孚妥协求和之一念，他们早已登临黄鹤楼，漫步晴川阁，何致有今天这样一败涂地的结局。赵回来后，发现总部曾被伤兵闯进来打劫过，他的勋章　、军帽都已不翼而飞。警察因欠饷而罢岗。各学校都被军队占驻，和张敬尧时代没有什么区别。前方败兵一路上大肆抢劫退回来，农村大受破坏，甚至耕牛都被宰食，和张敬尧时代的北兵也不相上下。

最使赵吃惊的是，一向对湖南陪笑脸的陈光远，也派萧安国一旅侵入醴陵，长沙岌岌可危。幸而30日桂军沈鸿英部赶到，赵急忙命令该军开往浏阳、醴陵一带布防，北兵才撤退回赣。 由于长沙受到北洋军的两面威胁，赵恒惕决定了放弃长沙、退守湘西的计划。他回到长沙的第二天，驻湘英国领事忽然前来访问，愿意自居为湘直之间的“调人”，极力劝他乘坐英舰美格诺里亚号到岳州，与吴佩孚当面进行谈判。原来驻汉英国领事已经与吴讲好，只要赵肯到岳州来签定湘直停战条约，直军可不进攻长沙，维持赵的地位不动。英国领事如此热情，介绍吴、赵二人直接见面讲和，使人回想到1912年驻汉英国领事介绍清朝代表与民军代表进行和谈的往事。当其时，陕西问题牵制了直系的部分兵力，奉系还在扬言派兵南下，四川“援鄂军”又已侵入鄂西，吴佩孚显然处于非常不利的地位，必须迅速终止对湘军的战争，反过来利用湖南为南北双方的军事缓冲地带，才能腾出手来抢救鄂西，解除四面受敌的严重危机。英帝国主义正是为了帮助它的工具直系军阀才出面来作“和事佬”的。 9月1日，赵乘英舰到岳州时，吴已乘江贞舰先到。赵到吴的座舰上举行湘直和平谈判。这两个老朋友还是第一次见面。

参加会谈的人有蒋百里、张绍曾等。吴首先表示倾慕之忱，希望勿存芥蒂，并且保证直军决不侵犯湖南。正说着，后舱里忽然跳出来一个长脸汉子，揪着赵的胳膊大叫：“好，我今天要跟你算账，你为什么要破坏湘鄂联防条约，为什么要进攻湖北!”赵回转头来一看，认得这个人就是他的日本士官老同学孙传芳。吴从旁替赵解围说道：“馨远，过去的事不必提了，湘鄂战争的戎首是宋、鲁两人，不要错怪炎午(赵)。” 随后吴、赵二人进行了一小时的扃门会议吴、赵会谈的情况，由蒋百里提供。关于湘直战争和湘直和谈的经过，均由作者亲自采访，但有若干文史资料，由直方有关人士撰述，颇多失实之处，这里就不备述了。，吴提出湖南取消自治、惩办宋鹤庚、鲁涤平等条，赵坚决不肯同意。吴又提出直军驻防岳州，在这个问题上双方争论多时，赵承认划岳州为不设防城市，双方都不驻兵，吴也坚决不肯同意。最后赵终于被迫接受了让出岳州的“城下之盟”，签定了停战条约九款，主要为双方以汩罗江为界，直军撒至黄沙街、长乐街，湘军撤至湘阴、白水；湘东、鄂西各军撤回原防；武长、株萍两路及江面交通一律恢复等条。签字后，当天吴回到汉口布置鄂西军事，赵也回到长沙处理军事善后问题。

赵回长沙后，一连接到陈炯明打来9个“百万火急”电报，询问前方战况，由于湘直停战条约成立，粤军援湘部队停止出发。 这次湘鄂战争，是军阀与军阀之间的两个骗局，王占元受了赵恒惕的骗，赵又受了吴佩孚的骗。这次战争，拆穿了湖南“自治”的假戏法，暴露了南北军阀为个人权力地位而勇于内战的狰狞面目，也就促进了全国人民反军阀和反内战运动的继续高涨。湘军做了一场向外发展的空梦，从此内部的斗争又逐步激化了。 四湘军“援鄂”与组织联省自治政府的关系。吴佩孚授意张绍曾建议召开庐山“国是会议” 湘军“援鄂”一举，是联省自治运动和第三政府路线成败的重大关键。湘军发动前，赵恒惕派有代表多人分途到西南各省活动，打算攻下武汉后在汉口召集各省联席会议，组织联省自治政府，陈炯明和川、滇、黔三省当局一致表示同意。孙中山当然反对组织第三政府，1921年7月25日曾在广州总统府会议上提出下令讨伐北京政府、大举出兵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