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4节

。“倒熊同盟”调动三路人马进攻：北路卢思谛、石青阳、颜德基各派一旅由射洪、潼川西进，吕超部由绵阳南下与之会师以攻成都的北面；顾品珍、赵又新统率滇军由资州北上以攻成都的南面；刘湘会合王文华、黄复生等部在川东一带进攻余际唐的江防军。熊克武用以挡北面的仅有向传义一师，用以挡南面的仅有但懋辛、刘成勋两师，势力悬殊，所以不得不于4月17日宣布辞职，以和缓各路进攻的危机。唐继尧即以三省联军总司令名义派吕超、刘湘为川军总副司令。但是，由于刘成勋、陈洪范等提出“四川人不打四川人”

的口号，说服吕超到德阳与熊见面，熊许以升为军长，并将成都兵工厂军火悉数迁往绵阳以示合作诚意，于是吕超脱离同盟而与熊合作。刘湘也被刘成勋、陈洪范说服，熊克武许以川东一带尽归主持，于是刘湘也脱离同盟而与熊合作。这两个兵力最大的川军与熊合作，使熊由绝对劣势转为绝对优势，因此熊于5月4日宣布复职，准备以武力驱逐滇黔军。

《武夫当国（1895-1928）》　第一部分第五十二章　南方内战新形势（4）

四川战争从川东开始后，熊军作战不利。5月11日，余际唐被迫离开重庆，准备调集江防军反攻，但因黔军自后尾追，站脚不住，只得向邻水、广安退走。随后刘湘派兵到江北来，不料滇军田梯团由万县开到，石青阳、卢思谛等部由顺庆开到，两面夹攻，合川又发生兵变，以致江北、合川、铜梁、大足尽入同盟军之手。刘湘与余际唐在邻水会合后，合力击退黔军，夺回合川，进逼重庆，声势为之复振。 川东战事发生时，川南滇军伪装中立，却乘虚进占内江到简阳一线，其前锋达到龙泉，川军第一、第三两师在新津牛市口与之对峙。5月22日，熊克武下令进攻，24日滇军顾品珍师放弃简阳，28日放弃资阳，31日放弃资中，6月1日放弃内江，一直退到隆昌、富顺才停止不退。赵又新师也由自流井退守泸州。5月26日，川军刘成勋、向传义、陈洪范、但懋辛、刘湘、吕超联名通电否认唐继尧、刘显世的三省联军总副司令名义。同一时期，重庆战况非常激烈，刘湘、余际唐还分兵北攻顺庆，石青阳部连战皆败，在南部的滇军第八军军长叶荃部因为刘存厚有增兵宁羌反攻入川的消息，不敢南下援救。这个时期，川军所向无敌，滇军不战而退，除第六、第七两师外，全体川军“保川反唐”的呼声高唱入云。

6月1日，唐继尧鉴于作战不利，通电宣布废督，解除云南督军名义，暂以三省靖国联军总司令名义“保卫地方，收束军队”。废督由北洋军阀卢永祥首倡，南方军阀唐继尧首先实行。但是唐继尧废督后并不下台，而以三省联军总司令的名义发号施令，这套戏法就被人一眼看穿而不值一钱了。 顾品珍是滇军的有名战将，何以在四川作战一败再败?唐继尧是个著名野心家，即使滇军在四川战败，何以要在云南废督?原来此中另有内幕。顾品珍与政学系有密切关系，5月26日曾通电表示反对唐继尧用兵四川和因驻粤滇军问题与广州军政府失和的意见。顾品珍与熊克武成立秘密同盟，外间有熊克武助以军饷30万的传说，当川军发动攻势的时候，他不作抵抗，打算一步步地从四川退到云南，然后发动政变，取唐继尧的地位而代之。唐继尧识破这个阴谋，密令赵又新监视顾品珍不让他退回云南，又令叶荃放弃川北阵地，带兵南下攻打熊克武的后路。这个时期，吕超因个人权位问题对熊抱怨，唐竭力拉拢吕超与叶荃合作进攻成都。以上计划安排妥当后，才发表废除云南督军的东电。

废督有两个用意：第一，拟将云南全省划分为三个卫戍区，每区设司令一人，废督后不设总司令，这样就使他的部下失去了争夺督军的目标；第二，唐打算驱逐熊克武后，四川也不设督军，唐用三省联军总司令的名义节制四川总司令，比较“名正言顺”。唐在废督电中说：“继尧首倡实行，原非徒为洁身计，更当就力量所能及之范围内贯彻此主张，其有拥兵自卫抗此主张者，则是自便私图，不惜国脉，愿与同志共弃之!”唐继尧力所能及的范围当然是指四川、贵州两省。6月21日，刘显世也通电废除贵州督军，以三省靖国联军副司令名义“保卫”贵州治安。 当唐继尧发动“同盟倒熊”的时候，久离重庆的黔军司令王文华忽然跑回重庆来加入这个同盟，他的目的在于讨好唐继尧，取得外援，以便取刘显世的地位而代之。刘显世是王文华的舅父，曾发出通电力辟此项谣言，认为舅甥骨肉之亲，断非外人所能离间。其实，在那个争权夺利，你死我活，谁也认不得谁的军阀统治时期，莫说舅甥之亲，就是父子之亲，也不能保证彼此之间能够长期和平共处。刘显世完全明白王文华的政治野心，因此当王文华出发后，马上派兄弟刘显潜统率黔军一万人到四川，名为“后援”，实为防止王文华率师回黔，倒戈相向。

但是，由于黔军后援队的到达，重庆局势却起了另一重大变化，刘湘、余际唐等部退往川北，黔军乘胜出击，川军第六师石青阳部得以解顺庆之围，并与黔军联合起来西向进攻成都。6月下旬，吕超倒向滇军的态度日趋明显，因此熊克武罢免吕超的第五师师长，派旅长王维纲继任，吕超便与石青阳会师进攻成都，叶荃的第八军也由南部向遂宁开拔。这一局势的演变，使得熊克武由全胜之局转变为腹背受敌，顾品珍看见势头不对，也就转变态度杀起回马枪来，熊部接连退出富顺、荣县、威远、内江。7月9日，熊由前线退回成都，还想布防死守，但因所部已无斗志，10日只得以督师为名离开成都，派第三师师长向传义维持省城秩序，自己率领第一、第二两师、江防军及警卫团突围向绵阳出走。向传义鉴于大势所趋，电请吕超到省主持一切，而在吕超未到以前他就逃走了。首先到成都的是石青阳的第六师。18日，吕超到省就川军总司令一职，电请滇军暂勿开进省城，以便收拾残局。吕超采取绥靖手段吸收川军各师，因此刘成勋回防新津，陈洪范回防嘉定，都表示接受吕超的号令。 这一时期，广东粤桂军的战争尚未发动，国民党曾决定将国会迁往云南，组织另一军政府，以拆广州国会与军政府的台。

6、7月间，离粤到沪的国民党议员纷纷由海道绕道越南到昆明，李烈钧也到昆明与唐继尧接洽组府问题。7月7日，到滇议员举行两院联合会，议决取消岑春煊的职务，补选刘显世为总裁。10日，又议决国会移滇开会。但因云南交通极不便利，加以唐继尧虽与国民党合作，却不愿有一个“顶头上司”设在云南，关于国会移滇和在滇组府的问题，并未完全取得他的支持。7月15日，唐继尧、李烈钧与旧国会众议院副议长褚辅成等举行会议，决定改在重庆召开国会和组织军政府，并推李烈钧先往重庆布置。19日，滇川黔联军第一军军长顾品珍、第二军军长赵又新(均由师长升任)、第八军军长叶荃、黔军前敌总指挥袁祖铭等联合发出通电，欢迎孙、唐、伍三总裁及国会议员到四川。8月1日，新任川军总司令吕超也有同一表示。4日，唐继尧又电请三总裁早日启程。孙中山等接到这些电报，正在整装待发，忽然接到四川战事再起的消息，才又推迟了启程日期。 熊克武退出成都后，率领川军第二师刘湘及混成旅杨森等部退守阆中、南部、西充一带。黔军袁祖铭部及川军第六师石青阳部在南充、蓬溪一线与熊部对峙。

熊与刘存厚以前本是正面敌人，此时却因利害关系结合起来，他们在苍溪举行会议，议决组织靖川军，分为东西两路，熊部担任东路进攻重庆，刘部担任西路进攻成都；在战争未解决前，两人相约不做督军，公推刘湘护理四川督军职务。 刘存厚部有田颂尧、唐廷牧、张邦本、赖心辉四旅。他回到汉中后，派田旅由广元、剑阁南下，张旅由江油、彰明南下，在绵阳会师。由于滇黔军和吕超都不重视川北防务，因此8月上旬靖川军先后占领广元、昭化、剑门、剑阁、梓潼，8月19日占领绵阳。熊克武提升但懋辛为第一军军长，刘湘为第二军军长，杨森为第九师师长，派刘湘部由阆中向潼川进攻，杨森与江防军司令余际唐两部向顺庆进攻。川军第四师师长刘成勋、第八师师长陈洪范本来都是接近熊的，现在看见熊卷土重来，他们的态度便又动摇起来。熊部迅速占领顺庆、合川、遂宁、安岳、乐至，成都处于靖川军的钳形攻势中。 此时广东桂军在东江战败，北方直奉两系都不再重视桂系了，认为南北和平能否实现，要看滇系的态度，因此对唐继尧极尽拉拢联络之能事。张作霖表示愿意“与萱赓(唐)交朋友”，以促进南北的和平统一。

8月26日，唐继尧、刘显世发出联名电报，指出“法律外交为解决时局之关键”，以曹锟、张作霖为首的十七省北洋军阀便于9月10日通电予以赞扬，并称：“新旧国会怠弃职务，不能满足人民之愿望，复以党派关系，不足法定人数，开会无期，舍依法改选，更无他道可循。……嗣后中央外交政策，应以民意为从违，在南北分裂之际，对于各国所订契约，皆应举而诉诸舆论”。 但是四川的局势又起变化。

《武夫当国（1895-1928）》　第一部分第五十二章　南方内战新形势（5）

9月5日，吕超从成都出走。6日，杨森、喻培棣、张冲、何光烈等部进入成都。刘成勋、陈洪范等都加入了靖川军，熊升任刘成勋为第三军军长兼成都卫戍总司令，并派刘湘兼任靖川军前敌总司令，率领杨森等部向驻守龙泉驿的滇军进攻。原来靖川军占领德阳、潼川后，变更作战计划，刘、熊两部集中力量以攻下成都为第一目标，对川东方面暂不积极进攻。靖川军占领成都后，尚有滇军六个旅扼守龙泉驿，必须击走这支滇军，才能解除成都的严重威胁。从9月6日到18日，熊部川军与滇军在成都东城外与龙泉驿之间展开了拉锯战，龙泉驿几度易手，有时滇军冲到城外来迫使川军闭城固守。一直到18日刘存厚部第一路司令田颂尧、第六路司令邓锡侯赶到增援，滇军才迅速撤走。 滇军从9月21日放弃龙泉驿后，不再进行抵抗，到10月15日为止，先后放弃简阳、资中、内江、泸州、叙州，一路退往镇雄、毕节，一路退往盐津、永善。滇军第二军军长赵又新在泸州城下被川军击死。杨森原为滇军赵又新部团长兼参谋长，因为四川人的关系，叛离滇军，归附刘湘，升任川军旅长。10月15日，杨森攻入泸州时，赵又新未及逃走，杨森曾派兵予以保护。

不料赵从司令部侧门逃出，在跳城图逃时被川军开枪击死。杨森伏尸痛哭，送柩回滇，并致电唐继尧备述赵的死难惨状，劝唐下野，将兵权交与顾品珍。 10月2日，顾品珍在泸州发出了表明态度的电报，请唐继尧“毅然止戈”，撤回滇军，从此“川滇和平相处”。如果唐不肯接受，他就自请“先释兵柄，不辞而行”。唐接到电报后大起恐慌，只得提升顾为滇军第一、第二两军总司令，想用笼络手段阻止他倒戈相向。同时，北京政府得到滇军内部分化的消息，10月8日靳云鹏十分高兴地回答一电，称赞顾品珍是“仗义丈夫，血诚男子”，希望将来有机会到北方来，介绍他和北方朋友见面。 熊部川军在西战场上得手后，刘湘率领第一、第二两军及江防军转移到东战场来，10月15日攻下重庆。川军未入城以前，王文华派卢焘代理黔军总司令，率领黔军退往綦江，自己搭乘大元轮船到上海去了。留在重庆的滇军，则往镇雄退却，李烈钧随同滇军出走。李烈钧于9月5日到重庆，代孙中山筹备召开国会、组织军政府等问题，代唐继尧主持川东军事。川军攻下重庆前，驻粤滇军杨益谦部已由湘南开抵湘黔边境，因此李烈钧随同滇军出走，前往贵州、湖南收集这支军队。

已到重庆准备召开国会和组织军政府的国民党议员175人，则都搭乘外国轮船逃走。随后川军又将万县、夔州的鄂西靖国军赶走。鄂西靖国军总司令兼第二军军长黎天才、第一军军长蓝天蔚在鄂西不能立足，逃入四川，依附唐继尧，分驻万、夔、巫山一带。川军攻下重庆后，黎军退往建始、利川，蓝军退往恩施、鹤峰。一直到这个时候，四川全省才没有外省军队的踪迹。 同一时期，桂军已经退出广东。西南两大军阀陆荣廷、唐继尧多年来所经营的“大广西主义”、“大云南主义”都完蛋了。 这次四川战争，以刘湘出力为最多。刘存厚、熊克武虽然达到了驱逐客军的目的，但是他们的部下并不是为领袖作战，而是为自己的权力地位作战。当刘湘在军事上取得胜利后，就不愿再有一个领袖摆在自己的头上。熊克武看到这个趋势，便以养病为名，在重庆附近温塘住下来，并于11月29日通电辞去四川督军。同时，刘湘、但懋辛等在重庆举行会议，认为南北两个政府都没有力量过问四川，而四川也不宜于卷入南北漩涡，因此主张宣布四川“自治”，不接受任何一方的命令和管辖。参加会议的第一、第二两军将领推举刘湘为临时总司令，但懋辛为临时省长，对刘存厚、熊克武两人则予以崇高的“敬礼”

，让他们“愉快地”退职下台。但是，北京政府对四川局势的发展作了错误的估计，12月30日发表命令，任命刘存厚为四川督军，熊克武为四川省长，刘湘为重庆护军使，企图把四川纳入北方的势力范围，达到“局部统一”。这些命令当然都不是刘湘等所能接受的。 卢焘率领黔军退出重庆后，由綦江、松坎绕道怀仁直趋贵阳，刘显世急忙调回驻遵义的刘显潜、驻洪江的王华裔两支游击军进省自卫。11月10日，已经赶到省城的王华裔军被卢焘部解散，卢焘以“兵谏”、“清君侧”为名，捕杀刘的幕后军师中国银行行长熊范舆、贵阳耆老会会长郭重志等。13日，刘显世被迫解除靖国联军副司令一职，并咨请省议会改选省长。15日，贵州各界人士公推任可澄继任省长，随后卢焘被推为贵州总司令。 唐继尧在滇军退出四川后宣布“云南闭关自治”，但不久也被顾品珍赶走了。 三湘军内部的谭赵程“三角斗争”。谭延闿通电主张“联省自治”。湘西发生军事叛变。平江兵变。谭延闿被迫辞职，赵恒惕继任湘军总司令。长沙兵变 湖南自驱逐北军出境后，湘军获得北军的大量武器，骤然发展成为南方的一支相当强大的武力。

但是由于个人权力地位之争，湖南内部也和云南、贵州一样，发生了新陈代谢的变化。 1918年年初，谭延闿在桂系的支持下回到永州，再任湖南督军。他赤手空拳而来，自觉难于驾驭诸将，因此表示他本人不长于军事，不能有多大贡献，此行是为与士卒共甘苦而来，是为向三千万湖南人民赎罪而来，一俟驱逐张敬尧以后，当以督军一席让予师长赵恒惕，省长一席让予湘南民政处处长林支宇。后来湘军发动驱张，实际指挥作战的是赵恒惕，谭以督军兼任湘军总司令，是个有名无实的空衔。 湘军驱张成功后，谭仍然死死抓紧督军、省长、总司令三颗印把子不肯放手。以前“与畏公同进退”的谭氏僚属和旧友们，果然盼望到了“畏公三次督湘”的好日子，他们一个个“弹冠相庆”，于是湖南官场中出现了“元勋派”与“非元勋派”的高低等级。“元勋派”是指随同湘军退到湘南，当过几年“叫化官”的一些人物。“元勋派”中又以“马嘶团”最为得势，“马嘶”是因衡阳的马嘶巷取名，当年吴佩孚招待湖南代表住在这个巷子里，而充当代表的都是一些谭的心腹爪牙。“马嘶团”又有“马头”、“马身”、“马肾”、“马尾”、“马蹄”

等称号，包括督军署秘书长吕苾筹、政务厅厅长刘岳峙、矿务局局长萧仲祁、榷运局局长唐支厦等。被称为“马头”的就是谭的幕僚长吕苾筹。 由于“元勋派”与“马嘶团”占居高位，把持政权，排斥异己，引起了谭系政客与湘军各将领之间的权力冲突。这些将领自恃在湘南吃过两年的苦头，现在才抬起头来，他们哪一个没有亲戚朋友，哪一个不想替自己的亲戚朋友谋求优差美缺，可是优差美缺都被“元勋派”和“马嘶团”占为己有，因此忿忿不平，认为湖南的“天下”是他们在枪林弹雨中打下来的，而督军并无尺寸之功，不应享受胜利的果实。同时，他们本身还存在一种“取帽子”（“取帽子”是当时湖南流行的一种暗语，意思是指“要长官下台”）的心理，希望谭实践诺言自动下台，让赵恒惕上升一级，大家都可以达到“水涨船高”的目的。

《武夫当国（1895-1928）》　第一部分第五十二章　南方内战新形势（6）

谭之所以一身而兼三任，也是具有深意的。此时各省军阀有的已经废除督军名义而改称总司令，但是多数仍然保持督军名义。所以谭既不肯放弃督军名义，又不肯放弃总司令名义，以便“面面不落空”。总司令和总指挥在职权上本来混淆不清，湘军攻下岳州后，赵即自请解除总指挥兼职，谭又认为此公“功高望重”，不宜加以贬抑，因而不敢批准。此时谭对赵的态度比前更加谦和，而赵对谭的态度也就比前更加恭顺。事实上他们两人的假客气正是貌和心不和的一种表现。 湘军正规军共有一师三旅，师长为赵恒惕，旅长为宋鹤庚、廖家栋、鲁涤平。另有地方军12个区，第一区司令吴剑学驻防宝庆，第二区司令张辉瓒驻防湘潭、湘乡，第三区司令谢国光驻防衡阳，第四区司令罗先闿驻防零陵，第五区司令刘叙彝驻防洪江，第六区司令李仲麟驻防醴陵、浏阳，第七区司令陈嘉祐驻防郴州，第八区司令蔡巨猷驻防沅陵，第九区司令田镇藩驻防芷江，第十区司令李韫珩驻防澧县，第十一区司令林支宇驻防常德(副司令唐荣阳代)，第十二区司令萧昌炽驻防永兴。

这些军官分为三个宗派：宋鹤庚、吴剑学、张辉瓒、谢国光、陈嘉祐都属于谭派，周则范旧部蔡巨猷、刘叙彝、田镇藩三人也接近谭派；廖家栋、李仲麟属于程(潜)派；此外多属中立派；团长以下军官则多属赵派。这些军官在他们的防区内把持税收，任用私人，俨如独立王国。谭的政令只能及于省城以内，甚至在省城以内也还要受到多方面的掣肘。 1920年直皖战争结束后，广东又爆发了粤桂军的战争，善于投机的谭延闽看见南北两个政府都是徒拥虚名，便通电(8月22日)主张中国采取联邦制，实行民选省长；他认为“督军制固宜废止，但废其名而存其实，或更扩大其权力如巡阅使、军区长，则流弊必更滋多”。又指出湖南人民在南北战争中受过重大的损失，“汤芗铭、张敬尧对待湘人，无异异邦异种，而今日直皖之争，川滇、粤桂之争，皆由地方观念而起。湘人此次驱张，本湘人救湘、湘人治湘之精神，拟即采行民选省长制，以维湘局”。这个电报称为各省自治运动的嚆矢，也就是后来湖南制定省宪法的“经典文件”。不但主张废除督军制，而且主张废除一切避其名而居其实的巡阅使、军区长、总司令等名称，以民选省长掌握一省军民两政大权，这在表面上像是最彻底的一种“废督论”

，但是，如果进一步加以观察，就不难看出这是谭延闿耍的一套手法，因为他自己是一个文人，当督军常被别人指责，如果实现这种主张，他在当选省长以后，就可以在实质上做到省长兼督军，避免另有一个掌握军权的人和他分庭抗礼，更便于借口地方分权，维持他的地方割据。 谭延闿和熊希龄都是清朝末年的君主立宪派，关系极为密切。民国成立以来，君主立宪派转化为研究系，熊是研究系的“名流”之一。早在洪宪帝制垮台时期，研究系首领梁启超曾提出改中央集权制为地方分权制的意见，后来他自己加入了北方军阀内阁，才把这个意见搁置一旁。此时，研究系退出中央舞台已久，想分散到各省进行个别政治活动。因此，熊希龄又拾起地方分权的学说加以发挥，提出省自治法和联省自治方案，希望通过他的老朋友谭延闿首先在他的故乡湖南推行。他接到该电后，就立刻回答一电，劝谭不必等待国会制定省自治法，先由本省自行制定，提交全省人民总投票表决施行。这是一个“由下而上”的速成方案，当然符合于谭延闿的迫切要求。同时，熊还请梁启超执笔代拟自治法条例、自治法大纲及说明书多种，寄供谭延闿参考。 谭延闿在粤桂军战争中保持中立。

他本来是倾向桂系军阀的，但因此时粤军势如破竹，他就采取了两面敷衍的态度。9月6日，他向粤桂双方进行调解，主张“干老(陆荣廷)出而主持，以粤事还之粤人，确立粤省自治政府；竞公(陈炯明)爱国爱乡，亦当早息干戈，言归于好”。从这个电报看得出，他在调解粤桂战争中，还在贩卖联省自治这个政治“私货”。 这时，南北两政府都想把湖南拉到自己的怀抱来。9月1日，徐世昌授意研究系湘籍阁员范源濂劝告谭延闿赞成和平统一，谭却用反对局部谋和、赞成公开议和的说法作为应付北方的手段。9月9日，孙中山、唐绍仪、伍廷芳由上海来电，竭力劝告湘军出兵广西，捣桂系军阀的后路，以收夹击之效。这个电报对湘军与桂系的关系有所分析，指出桂系历年来怀抱“兼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