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16节

以严格的标准行事，其所加压力因有技术上的困难在，愈至下端只有愈 松懈，在执行上，效率也愈低。这样令人扼腕的种种情形，有如痼疾。倭寇的侵扰与蒙古犯边在16世纪的中期，大明帝国的雍容安静气氛被“倭寇”犯境而打破。倭寇在西 方文件中称为“日本之海盗”，他们以波浪式的行动在中国沿海骚扰。

按其实，他 们的领袖为中国人，也有中国人参加其队伍。不过在作战方面讲，本地人效用浅。 其进攻的根据地在日本，所有的战法和装具全由日本人供应。严格说来倭寇亦非海 盗，他们从未在海上作战，只是登陆之后包围攻取城市。明帝国因为组织上的特殊情形，务必保持一种与外间绝缘的状态。倭寇之起与 走私贸易有关，这样的不法活动业已进行一段相当的时期，政府官员既被沾染，地 方上之士绅也杂身其间。中国向无海事法庭，当中有力量的船主在参加这贸易的人 士中，便有了武力仲裁者的声望地位，一切以自然之态势形成，这些人终为倭寇之 头目。当这些强人愈无忌惮地上陆修船，并且私出“传票”，指令村民在他们“判案” 的程序中出“庭”作证时，明政府猛然省悟此风不可长。这海上之威权虽说尚在新 生状态，如不及时对付，迟早会向以农立国之朝代挑战。可是问题愈严重化，明政 府愈暴露了本身之弱点。有的卫所早已在历史之中被疏忽遗忘，此时无从动员，临 时募集的士兵则不愿战，也不知战法，更缺乏款项足以供非常状态之开销。因之自 公元1553年开始，倭寇流毒于东南沿海达20年之久。只是坚持到最后终有想象力丰富之戚继光将之剿平。

他凭空创造了一支军队， 从召募、训练、给予补充装备几乎全部从头做起。他的军官由他一手提拔，所以保 持着袍泽间密切的情谊。他的士兵全部由内地农村中招募而来，其选择之重点在于 坚韧性而不在于灵活。他给队伍具有折磨性的操练，他要部队间生死与共，而以连 坐法相胁迫。士兵的饷给只比农业的工资略高，他的武器全在本地制造。从政治的 角度看来，他的戚家军完全符合明朝之农村气息，并无优秀部队之形影。军费之由 来乃自现有各种税收内统添上一种“兵饷”的附加税，所征收限于为倭寇侵扰的地 区，只因为附加率低，收集时尚不发生太大的困难。只是有些县份之内原有税额已 近于最高限度，再经过此番之附加，则所有可以征收的税源至此用罄，以后再想增 税，即无能为力矣。在北方蒙古酋领俺答（Altan Khan）自1540年间即已从各部落间构成一种力量 庞大的同盟，起自今日中国之东北，西迄青海，所以他能在一次战役中投入10万战 士。自1550年代以来，每到秋天即来犯边，无岁无之，有时甚至逼至北京郊外。所 幸俺答无农业基础，为他眼务的汉人，人数稀少。

1570年俺答之孙投奔明军阵内， 中国防区将领乘着这机会与俺答媾和，授之以顺义王的名号，允许他每年互市，又 予以津贴，自此之后，终明代，蒙古人未再为边防之患。简概言之，倭寇及俺答之 侵犯，虽说一时局势紧张，其为患仍不深，未能逼使明帝国改组。我们今日看来明朝末季停滞而无生气，可是当时人的观感很可以与我们的不同， 特别是身兼地方上绅士的官僚，他们习于一切维持原状，在这种永恒不变的环境之 中，个人生活不是没有令人心悦之地，大凡个人在科举场中得意即有社会上之名望， 而做了中等以上的地主，其优秀阶级的地位已有了相当的保障。这一时代地产换主 的情形经常有之，反映着社会上的流动性依旧存在。大概一家一户之盛衰与科场之 成败互为表里。此外不论做清官或贪官，只要像我们现代人物一样被逼着至死方休 地求长进，那么只要做了几年的官便可以退居林下，虽然不足以过奢侈的生括，至 少也可以舒适地享受清闲了。明代的文艺这种种条件构成一个注重内思的宇宙，在散文、诗词和绘画诸方面表现无遗， 在哲理谈论上也可看出。

明代的艺术家极少例外，都属于缙外阶层，这批优闲人物 逃避了世俗间的繁忙，他们目光所及的世界，表现着他们自己心境上的灵感。明人 所写小说至今犹为人欣赏，其题材有历史与社会背景，又及于色情与幻想，可是最 流通的小说，每篇都各有天地自成一系统。作者有把握地将人物和事物以极大规模 的结构盘托出来，但通常其组织不脱离对称与均衡，在其衍进之间造成一段大循环。 即使是现实的描写，也被笼罩于一原先具有轮廓的宇宙之内。如果还不算，小说家 又在每章段之间以韵文和故事穿插，表现出作者的智慧，超过日常生活的畴范。这 样看来，这种小说家的艺术可以与日本之石铺庭院相比。明代最大的哲学家王阳明。他将佛家顿悟之说施用于中国儒家的思想体系之内。 只是迄至明末，王之借重于自然的倾向，被极泛滥地引用，因之也产生了不少的王 学支派，这和王阳明的注重纪律有了很大的区别。从缙绅官僚阶级的立场上讲，教养在先，富庶在后。学术上之精到，文质上之 选择和举止上的合乎大体超过一切。所以利玛窦（Matteo Ricci）于公元1583年来 到中国时，他赞美这国家是由一大群的“哲学家”管理。可是向人炫耀为人之常情， 尤以暴发户为甚。

一个缙绅家庭可能在门前树立几桩旗竿，以表示子弟进学中举以 及捐输为监生的人数，地方上显赫人物也有在轿前摆布着一大堆的随从；修筑花园 和精制桌椅使富庶之家的屋内外更为讲究，这在明末风靡一时；收藏艺术品也成为 风尚，古物尤被珍视，有时一块古砚可以值银30至40两，足为农家全年用度。经济制度仍难突破可是所谓资本家在这时代产生的说法并无根据，虽说间有商人成为巨富，但数 目极少。农业商品化也只有间或一见的例子，并且缺乏继续经营的证据。制造棉布 仍是一种家庭工业，妇女纺纱可以补助家庭的收入，在贫困佃农的户内尤不可少。 虽说这与欧洲同时的“外放分工制”（Putting-out system）有若干相似之处，单 独的有这样的安排却不足以使社会经济改观。总而言之，提倡晚明中国经济有突破 的说法，有它基本的弱点在。与当日带服务性质之事业无从展开的情形相较，这种 说法不攻自破。这时候无银行，无发放信用之机构，保险业始终未被提起，相反以 高利贷为主的当铺倒以千计。此时也没有适当的法律和法庭组织足以提倡现代型的 商业，而促进资本之存积。

何况支持现代商业的法律程序以私人财产权作基础，首 先即与孟子道德观念相反，而后者正是官僚体系奉为天经地义的。本书前面也曾提 及，明政府自15世纪中以来已无从制定有效的货币政策，当这么多必要的因素全付 之阙如，现代商业如何能在中国发展？科技的进展经过宋代之最高峰后，明朝缺乏继续之进展。从丝绸之纺织至陶瓷 之焙烤，特殊之机械设计及处理，似乎都端赖技工的眼光。水力工程及药物学因具 有实际需要之价值，明人在这两方面颇有作为。可是无意于节省劳动力和不注重以 探索知识为其本身之目的，可能为停滞的原因。因为中国人既已有了现阶段的成就， 如果继续研钻，似乎不难引至利用更高深的数学工具，获悉宇宙内更奥妙的神秘。在农业方面，明代特别值得提出之处为烟叶、玉蜀黍、甜薯及花生自新大陆输 入。后面两种农作物因其可以栽种于前未耕耘之山地，对于解决食物问题更具有特 殊之价值。可是在农业技术方面说，明代甚少进展。元代忽必烈所颁发之《农桑辑 要》内中图释之农具，几个世纪之后再无增进，可见得传统的农业技术在相当时间 之前即已达到其最高限度。然则明朝尽力使中国内部均匀一致则超过以前任何朝代。

中期之后华北即无异 族逗留的痕迹，华南有了省区之间的移民，使人口更能疏散到广大的地区，也使西 南之少数民族更感到压力。历史上估计中国的人口，总多少带有冒险性。可是中外 学者已有共同的观念，认为公元1600年前后，中国人口巳接近15000万，这是历史上 的最高点。虽说明律不许人民泛海，事实上向东南亚各国移民好像未曾间断。公元 1567年明政府已片面开放福建之月港，当地接近厦门。以后国际贸易相次展开于广 州及澳门似从1578年始。利玛窦于公元1595年来到南京，1598年到了北京，留下了一段有趣的晚明纪录。 我们今日看来，可以想见中国在16世纪末叶，颇像一种玉制的装饰品：从美术的角 度看来有它本身之完满，可是在结构的方面看来实为脆弱。因为受着法律和制度的 限制，内部的增进已至极限。用不着说，这样一个国家不容易动员，对外界的压力 亦缺乏抵御的实力。张居正与万历皇帝实际上在利玛窦行经大运河北上之前，大明帝国已经尝试着穷最后之力作一番 振作。这运动是由张居正一手经营，他这时是首席大学士，同时也是朱翊钧（即万 历皇帝）的导师。

当万历在公元1572年以9岁登极之日，张居正因皇太后之信托，成 为皇帝的保护人。他和宫内的首席宦官有了默契，于是行使职权时具有相当的威望， 有如宰相，只是没有宰相之名目。他将自己的亲信布置在内外机要之处，也将自己 权势推广至朝臣之监察弹劾部门和文书教育部门，同时亲身管理吏户礼兵刑工六部。 张居正不辞劳瘁，经常以个人之书牍和各地巡抚总督谈论国事中之各种问题，所以 各种方针与政策事前已有了默契，当各臣僚建议于御前．而张居正以大学士的资格 代皇帝批答时，不过将经过协定的谋略具体化。张居正既有人事权，便常引用各人 的升迁为饵来笼络部属，张居正以这种方法独揽国事达10年之久，迄至1582年他刚 57岁却出人意外的溘然长逝。张居正具有智谋，精力充沛，也会使用手段，而且经恒持久。他遇到最大的困 难乃是明太祖朱元璋一手造成的大帝国自创立之始即不容改革。它不像一个国家， 而像由一种文化塑成的形体。在某些地区，卫所制度无法废止而找到接替的办法， 而国家的财政资源则过于分离散漫。张之运动不能算是整体的改革或局部的改革，它不过重整纪律而严格地奉行节 俭。在他策划之下，所有不紧急的支出全部从缓。

预算之紧缩及于各部门，所有账 目均严格地核查。各地方政府必须强迫达成节余，毫无宽贷。所有官员都要将任内 税收数额如预定的征足，非如此则不能升迁，即已退休的官员也可能召回追究责任。 此时刚值倭寇荡平和俺答和议成功之际，这一套部署使明帝国在10年内，国库里存 积银1250万两。兹后在公元1592年及1597年明军两次被遣往朝鲜阻挡丰臣秀吉的入 侵，作战时两方都犯有战术及战略上的错误，经年胜负未决，只是明军能支持到15 98年秀吉之去世，因此虽无决定性的胜利却已达到战果。造成这结局的一个主要因 素，即是支用张居正揽政时代之库存，使军费有了着落。可是张居正从未企图改组政府或重新创制文官组织。除了加紧边防之外，他唯 一可能导引到主要改革的步骤乃是1580年的全国士地测量。不过在测量结果尚待审 核之际张本人先已去世，以后无人主持，其数字未得继任者的切实注意。张居正的筹措虽有限度却已使百官踧踖不安，一到这运动的主持者身故，反对 派及被他逐放的人物也乘机卷土重来。而另一批人则认为张逾越了他的权限，他们 联合起来进行一场平反，而此时拥张人物及其所提拔的官员则被排斥，他所主持的 各事也为之停顿。

万历皇帝到此已成年，他接受了反对派的指摘，认为张居正确实蒙蔽了御前的 视听，而下令褫除张居正生前的各种荣衔。他没有看清臣下本有各种小集团，也各 怀不能公开的利害关系，倒因借着拥张与倒张，整肃和平反，更分成派别。再加以 万历自己对于传位的问题处置乖方，使情形更为恶化。这两件事原不相关联，只是 彼此都与明帝国的基本组织有关。自当时人的眼光看来也彼此都与道德有关，于是 各种问题一起时汇集，都助成党派间的辩驳。1587年前后，臣僚又开始因对皇帝之 诤谏而指责御前的过失，称万历奢侈荒殆，偏爱于皇三子的母亲。起先万历赫然震怒，可是他领悟到，惩罚向他攻击的人，只使他们在其他诤谏 者心目中成了大众英雄，于是他也采取消极抵制的办法，他将各项呈奏搁置不批， 重要的官位出缺他也不补，同时住在深宫之内，停止了各项仪节，不在公众之前露 面。当他向臣下罢工，使百官缺少绝对仲裁的权威时，皇帝已不能加于他们头上更 大的灾害。后来臣僚又集中攻击各大学士，使有为的人无法安于这职位。

在这情势 愈来愈不对之际，一群较年轻的官僚组织一种重整道德的运动以期挽回颓局，因为 当中有好几个利用无锡的东林书院作为议论朝政的讲坛，他们的运动也被后人（尤 其是今日西方的汉学家）称为东林运动。可是要拯救明朝，除此而外，他们不能采 取更为成事不足败事有余的手段。在我们看来，明朝的上层官僚组织已将道德的名 义一再滥用，因着意识形态造成派别，其争执愈为笼统抽象，愈使他们无从看清当 日的技术问题已超过他们所能对付的程度，其中又以我们所谓“宪法危机”尤然。 当东林人士自称君子而指责其他的人为小人时，和他们作对的人也与他们一样，使 用窄狭的眼光，随便评议人物，只不过将君子与小人的名义倒置，而应当作仲裁的 皇帝却高高在上，不闻不问。朝代的殒落 经过这段蹉跎之后，万历之孙朱由校亦即明朝的第十五个皇帝（他即位时紧接万历， 因为第十四个皇帝朱常洛在位只一个月），在位期间有一个“宦官独裁者”魏忠贤 出现。他用特务人员迫害文职官员，使各方愤怒。可是今日研究历史的人将所有纪 录仔细检讨，只看出当时的官僚组织已不堪管制，文官吵闹之中却无一定的目标， 也所不能自辞其咎。万历时代还发生一些事没有被人察觉。

白银由海外流入，使东南受益却未及于 西北，西北诸省倚靠中央政府向边防军的津贴，才能维持平衡，而且流通于全国的 银两总数也有限。例如张居正存积库银时立即引起通货紧缩，重要的商品价格因之 下跌。当明帝国用兵于东北，与满洲人作战时，朝代的资源重新安排，实陷西北区 域于不利。我们不能忽视此中关系和以后流寇横行于西北的影响，他们终使朝代倾 覆。还有一点则是北京政府处在各种争论而且僵化之际，全国各处地方政府之行政 效率也都有衰退的情势。这些隐性因素必须与明朝覆亡的显著因素相提并论，例如万历的懒惰与奢侈。 而最值得注意的：此时缺乏任何值得振奋的因素。张居正身后被谪，等于昭告中外 明朝已无从改革。玩世不恭的万历无法逃脱应有的后果。公元1619年4月，去他死期不远，他的1 0万大军在今日东北被日后庙号称清太祖的努尔哈赤击破，后者最多亦不过率兵6万， 却胆敢以骑兵向拥有火器的明军冲锋。现存的文件证实，清朝的创始人将明朝之天 命夺取过来之前．已看清对方的各种弱点。努尔哈赤自己将于下一次的战役中殒身，万历皇帝朱翊钧的生命尚有一年有余。 他的皇位终于传给他不愿由之接替的儿子。

一个月后他的一个孙子又接替为继承人， 也在位不过7年。另外一个孙子再接替而在位17年，终于在朝代覆亡时自缢殉国。可 是自1619年战败，朝代的命运已被注定，此后的四分之一世纪只有令人感到颓丧。 战场上一时的胜败不足以左右一个基本方向：明帝国今后要两面受敌，西北有农民 暴动的流寇，东北有满洲的骑兵，而帝国的财政资源大致在南方，无从有效动员利 用，去支持这两面的战争。最后，亦即第16个皇帝朱由检，为人急躁而带不妥协的 性格，只向各方表现出命中注定他轮上了一个悲剧性格的角色，却又罄其所有地挣 扎，结果，成为一段实足道地的悲剧。

第十六章 满洲人的作为面对流寇及满洲人的内外侵扰，财政早已破产的明朝迅速崩解，清朝大军随即 在吴三桂等开关延领下，入主中国。尽管他们是来自长城外的异族，尽管他们曾因 实施薙发令和文字狱，而大肆屠戮汉人，但在他们刻意弭平满汉间歧异的努力下并 未引发大规模民族冲突。相反的，历经清初四帝的治世，清朝成为满洲人和汉人共 同的帝国。满清入关之后，地方上之抵抗首先在长江下游零星展开，以后又在湖广与广西 持续进行。看来要是有合适的领导，各地方人士不是没有牺牲的决心。那么他们何 以当初又如此的短视不慷慨捐囊，筹募适当的人力与物力拒敌于千里之外，及至清 兵犯境才仓促举兵？这一类的问题没有简单直捷的答案。此悲剧牵涉之广泛，使我们不得不重新检讨当中主要的几段发展。历史家似有 公议，认为明代之覆亡由于财政之破产。迄至1644年明军欠饷达白银数百万两，很 多士兵已经年累月领不到饷。一般看法则又称，自军兴加饷以来，各地税收过高， 可是实际上并不是赋税有附加，超过全国纳税人力之能及，而是现有的财政机构本 身，力量脆弱，经不起动员的压力，在执行任务时先已拖垮。其崩溃有好几个原因在。

第一，当明帝国两面作战的时候，军费应由比较丰裕 的地区担当，可是既无适当的统计数字，又缺乏执行时的威权，户部只好将额外征 收数平均分摊在全国各州县上，其计算则根据各省的耕地。这数字既不正确，且早 已过时，结果使某些原来应受接济的县份更为不堪。早在1632年各处缴解中央政府 的欠税数即达百分之五十以上，以县计即已为全国县数的四分之一，当中有134县分 文未缴。第二，即在各县之内，新增税也是以同等税率加于所有纳税人头上。过去 捐资纳捐可以使某些纳税人一次向政府整数贡献，之后就得到了忧免的特权。迄至 朝代覆亡前夕，有些县份一县即有如此的特权一数1000户以上，所以付税的责任只 有被转嫁到低门下户间去，而他们最无力应命。第三，所有军费，极少例外，概用 白银支付，而大部分出自长江以南。每年北运数预计约为2000万两。当日全国民间 所有之银，据时人估计，可能为15000万两，所以其赉付之数量过于庞大。第四，即 使此庞大数目之银两如计划北运，其运转也缺乏民间经济的支持。

在16世纪末期， 原来南方各省每年向北京及北方边镇输银500万两，接收之地区即用此数购买棉花、 棉布以及其他产自南方的物品，使银两回笼。可是因军需而北运银两突增的时候， 却没有另作安排，保证此数目之南还。向从来罕用银两之处抛散大批银两只有使物 价昂贵。即在公元1619年，总督熊廷弼已提出在辽阳纵有银两亦无法买得所需之衣 服装具，因他亲见士兵裸体穿甲，无内衣可言。兹后监察官员报告，发付之银两并 未正常使用而为将领所中饱，并随即将银两送回内地。满洲人和造反之农民军与货币经济不相关联，完全避免了上述的问题。改造帝国对满洲人讲，1644年6月6日进占北京，开始了朝代的接替，为使清朝的权威下 达民间永久有效，他们必须在组织期间提出一套办法。加上汉人的合作，他们可以 如计划执行。由此也可以看出他们有心改造一个大帝国，使之复苏。所以以清代明， 并非等闲。当他们站住脚跟之后，他们即将八旗制度行于华北。一“旗”并非一个战斗单 位，而像一个军管区，它下辖若干军屯单位，在作战军需要兵员之际，各按预定之 额数供应。公元1646年及1647年，华北地区被指定承担加此之组织．“圈地”

开始 之日，被圈入的人户强迫另迁他处，于是留下来的农地房舍，拔为来自东北的八旗 人户之用。前朝所严重感觉到的兵员与军需等问题，至此大为和缓。旗兵以前蹂躏 的中国边区，兹后反成为当地的保护人。在南方作战，满清以明降人作先驱，压制了所有的抵抗。亡明的三个皇子，在 这时候前后称帝，但都被各个击破。当大局抵定之日，满洲军驻扎在中部的省份， 将部队集中于重要的城市。福建、广东、广西、四川、贵州与云南则划为三位明朝 降将的防区，此三人之中吴三桂当然也不可少。所以这占领的部署表现出梯次配备的原则。满洲人发祥之地东北原封不动，华 北则以预备战斗人员盘据，占领军分置于长城流域的重要城镇。更南的地区，明朝 遗民的力量依然存在，则以汉人对付之。这样的布置使满军不至过度地分散，也无 各方受敌之虞。迄至公元1681年“削三藩”（即逼着三位明将造反而将他们讨平） 之日，此部署维持了30多年。1683年清军又占领台湾，自此全中国才被全部占领。在财政上讲，清胜于明的一个因素，乃是用银的输送至此改变方向，从此白银 不向边区投散，而集中在内地周转。

前朝的贡生、监生捐资免税的人物至此也失去 特权，使地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