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1节

为什么称为“中国大历史”？——中文版自序macro-history这名词刻下看来由我创用。如果有前人用过，则恕我查访未周。 其实此间之出处与是非已无关宏旨，因为这名词纵是新颖，已乏创意。经济学家以 货币之流通影响到物质与雇佣之最基本的原则统称之为‘宏观经济学”（macroeco nomics），而以内部较精密之观察有如涉及物价指数与商业周期等详情称为“微视 经济学”（microeconomics）由来已久。亦从未有人出面自称为始作佣者。宏观与 微观亦不过放宽视界与计及精微之不同。改称大小，转用于历史，显系模仿而非发 明。至于我自己将宏观及放宽视野这一观念导引到中国历史研究里去，倒确经过一 段长期间的周折。大部原因出自命运之安排。我年轻时从军10年。解甲退伍之后，负笈于海外， 可谓“学书未成先习剑，用剑无功再读书”。有了这样一段颠簸之经验。自己尚在 憧憬于近身所见闻的事迹之真意义，而一旦授有学位，作为人师，在美国学子之前 讲解中国历史，深觉得不能照教科书朗诵，尤其每次复习与考试之后，不免扪心自 问；他们或她们须要理解井田制度到何程度？与他们日后立身处世有何用场？

难道 他们或她们必须知道与HanFei Tzu（韩非子）同受业者有Li Ssu（李斯）其人；他 曾鼓励Shih-huang-ti（秦始皇）焚书，后又为宦官Chao Kao（赵高）所构杀？Emp ress Wu（女皇武则天）的一生事迹仅是“秽乱春宫”？对我的学生讲，除了用她与 沙俄的Catherine the Great（凯瑟琳二世）比较；或与清朝的Empress Dowager （慈禧太后）比较，这段知识尚有何实用之处？当然我无从将数千年的历史内凡一人一时一事提出与今日之西方处处衔接，讲 到午前之用场与黄昏之用处，提供建筑师与会计师应参考的地方，这样一来更感到 综合的重要。在1960年代，我就觉得我们应当广泛的利用归纳法将现有的史料高度的压缩， 先构成一个简明而前后连贯的纲领，和西欧史与美国史有了互相比较的幅度与层次， 才谈得上进一步的研究。其实我们自己对中国现代史的看法，亦复如此。到目前为止，我们对蒋介石、 毛泽东与邓小平的看法亦无非出自个人之爱憎。

可是他们代表广大的群众运动，所 得的成果又大都已成为既成事实，不可逆转，那我们就应当考虑这些群众运动之积 极性格及其前后连贯的出处，不能全以本人之恩怨当作历史之转折点了。1970年，我得到哈佛大学东亚研究所的一笔研究费，前往麻省剑桥研究明代的 财政税收，受费正清教授的督导。费教授对我个人和我家庭的善意照顾，我已在其 他书刊里叙及。可是在治学方法上，我们却也有根本不能融洽之处。他重分析，我 主张综合；他坚持以20年为研究的范围，我动辄牵涉一个世纪或一个朝代；他用演 绎法，我用归纳法。后来《明代十六世纪之财政与税收》书成，未交哈佛出版，而 送至英国剑桥付梓，不得已也。此中有一个明显的例子，作《财政与税收》时，我曾用明代方志39种，内中无 不包括当日徭役税收的标准名词，有如“里甲”。“均徭”、“驿传”与“民壮”。 如果用以分析，读者可以—眼看出当中毫无体系，可算杂乱丛芜，互相矛盾，我们 可以斥之为官僚制度之无能．也可能责之为腐化。可是经过一段综合之后，所见又 不同了。

明代税收章程一方面包括着一种中央体制，一方面又顾及地方实况，内中 有永久法则，亦有临时条款，总之即不明白区分，而系囫囵的套入，所以外表全国 一致，实际当中则万别干差。因为如此，全朝代避免整体的改组而能支持276年。但 是如此之中央管制产生一种负面作用：此体系不鼓励各地发展其特长，而制造一种 人为的平衡。这种作用，是好是坏与我们今日所面临的问题仍然有关。所以历史学 不专恃记忆，它本身也成为一种思维的方法。日后我作《万历十五年》时注重官僚系统里以仪礼代替行政，维持各品级文官 的协同和谐，不顾及各区内经济因素之公平而自由的交换，大致得益于研究明代财 政与税收之心得。1972年我去英国剑桥襄助李约瑟博士关于《中国科学技术史》当中一段的研究 工作，有机会和这位“魁梧长者”接近。有人批评他古怪孤僻，在某些情形之下也 确是如此。他的书籍与笔记就摆在学院里四五处不同的地方，分类的方法也全在他 自己脑内，如果要寻觅某种资料，他不待说完就走，学院中的草地向来就禁人通行， 他在此时常用做院长之特权，不顾禁忌，以最直线的途径大步跨线而去，使我紧随 在后也只好跟着犯规。

我和他讨论辩论多次之后，发觉他治学的方法，也以综合为主，尤以他和我说 及：“在我看来，欧洲的宗教改革，文艺复兴，成立民族国家，进行资本主义是一 成套的行动，一有都有。”那么就有一种归纳重于分析的趋向了。他又和我说起： “即算阴阳五行，大家都认为是假科学。我们不要不加审问，劈头就说它错了。我 们先要检阅此中逻辑，如果是错，我们也要追究错在什么地方。我和李公相处一年， 以后又在1974、1975和1978年重去剑桥。我受他启发的力量非一言可尽，事后想来， 我写《资本主义与廿一世纪》采用一种综合的幅面，不随着别人去走牛角尖，其设 计已肇始于1970年代与李博士在剑河河畔闲步纵论古今时。迄至70年代的后期，我已将自己在课堂上的讲稿逐节修正，一步一步接近于现 有布局。中国通史的原始资料不能脱离《二十四史》。可是这丛书篇幅浩繁。以北 京中华书局所出标点本言之，虽醒目易读，也有76000余页，即一个学者不务他事专 心每日读50页，也要四五年，井且当中很多天文地理孝子节妇的记录与今人甚少关 系。

《资治通鉴》也用《二十四史》作蓝本，只是将分列在本纪、列传、志各处的 节目再加以不见于上篇幅之资料剪裁连缀成书，其弊也仍是过于支持传统社会的价 值。《资治通鉴》英译为Comprehensive Mirror for Aid In Government，再直译 回来即是：“用以资助于行政的一面完全的镜子”，这当然不放弃传统道德的立场， 而司马光本人就卷入了王安石改革中的游涡，他的观念免不了一个历史“应当如是” 演进的偏见，而不及于我们亟欲知道“何以如是”展开的因果关系。我已经迭次在各处发表，我写的历史是从技术的角度看历史，不是从道德的角 度检讨历史。这井不是说道德不重要，而是新社会的道德要靠社会的结构而决定其 内涵，不如过去农业社会里人与人之关系为单元，所有道德观念及其尺度可以亘世 纪而不变，放大眼光说来，这也是说司马光等的道德观念有等于欧洲文艺复兴前之 标准，尚未进人韦伯所说的“新教伦理”之境界。作此书时我当然引用《二十四史》及《资治通鉴》等基本资料，也仍借重过去 写中国通史诸大师如钱穆，邓之诚、周谷城各先生的见解，更参考西方的次级资料。 但在多少情形下仍不免挂一漏万。

我自已了解现代中国的基点仍在晚明。1960年间 我曾在教书之余读过《明实录》一遍。全书133册费时二年半，至今受益。至于本书 特出之处则来自《二十四史》内之《食货志》。二十四史内有食货志12篇。虽然内 中繁简不同，作者的见解尤不能与今人相较，但其中6篇巳有西方及日本学者详细译 注，构成了今日治经济史者最好的线索。迄今我最大的困难仍是无法提供一种既适 切而又不浮夸“参考书目”。如果要广泛的张罗则虽四书五经西洋经典著作都应列 入（文中即已提及《易经》三次，《孟子》九次），如要简短则虽费正清与李约瑟 的基本著作也应舍弃不提。总之，既为一种大历史，又因综合归纳而成，则自作者 束发受教以来所诵习之文件均有影响，旁及于文理哲学报纸杂志。1980年我脱离教职，自此花了一段时间整理撰写修订此书之英文本。当中若干 资料不易压缩，曾使我一度踌躇，有如北魏亘北齐、北周至隋唐之“均田令”也前 后不同，“五胡十六国’之种姓也极混乱，即南宋与金之和战亦是前后反复，我在 稿中只介绍此为一种观念或一种现象，因为我自己曾经整理明末财政，知道很多技 术上之变数在长期历史上之衍进无决定性之影响，不愿以之烦劳我的读者。

反之则 袁绍一家父祖经历、黄巢行军路线，因其情形特殊，引起作者与读者共同的好奇心， 其琐屑之处也代表一种罕有的现象，则又据实写出。此中差异乃是本书注重想像， 不注重机械式的记忆。有了这样的剪裁，我才能腾出篇幅介绍敦煌龙门石窟的外观 与内景，又在记南宋之一章得有幽闲叙至西湖景色并及“白蛇传”。我认为近代中国所面临的最大一个问题乃是传统社会不容产生现代型的经济体 制，在综叙背景时我称唐末帝国带扩展性，明清帝国带收敛性。虽然这线索摆在很 多小故事之后，明眼人一看就看透了。我刚将书寄往剑桥，不久之后就接李约瑟博 士来函：“哎呀，”他写着，“一切靠抽税而转移！”最近香港行政局议员钱果丰 博士（私人方面我们是世交）也在香港电台接受访问时推荐此书，提到盛唐之后中 国再无有效的税收制度打开局面。可见得他们已先有和我相同的共识，所以一经说 破，引起共鸣。可是不久之前也有—位书评者在报刊里写出：不论我写的历史是否谈及古今中 外，我总在把中国写成一个资本主义的国家。这个说法使我想起一段故事：数年之前尼克松讲到他见毛泽东时，他恭维毛： “主席，你写了几本小册子，竟使整个中国改观。”

毛立即抗议：“我怎么能使中国改现，我不过使北京一二十里的地方，这边那 里稍微扭转一下罢了！毛泽东犹且如是，我怎敢想望由我的文字使中国改变？况且历史从业员的工作 只是报导已经发生的情事之前因后果，不及于筹划未来，事实倒是这样的：我刚将 《中国大历史》整顿组织就绪，时值1981年间，正不知如何收篇，而中国领导人正 在提倡“摸石头过河”，关于他们改革的新闻，经常在美国报纸杂志里出现。这种 趋势和征象与我私下想像中国历史和西洋文化汇合，以商业组织代替过去农业组织 之体系，逐渐进入以数目字管理的诸条件符合。这种种条件不由我创意，而源于英 国研究17世纪的专家克拉克（Sir George N.Clark），他认为英国在光荣革命后进 入这境界。将一个农业国家蜕变而为一个工商业国家不是一件容易事，我常用的一 个隐喻：有等于一只走兽蜕化而为飞禽。以英国的农业基础、社会习惯和法规传统 而能使银行开设于乡镇之间，土地能随意典买抵当，各地创建付费公路（turn－pi ke），人口能自由移动，17世纪之前已是不可思议。只因为日子久了，我们以为英 国历来如此。

想像不到要将这样一个国家当作一个城市国家那样的处理，以货币作 管制全民的工具，不可能避免一段奋斗。本书有10页左右的篇幅介绍西欧国家进入 这境界的程序。中国是否已进入这境界，读者一望可知，至于中国应称目下的体制 为资本主义或社会主义，我主张让摩登学究去争辩。话说回头，80年代最初的几年，我虽有以上的愚见，还不敢申张，直到大陆上 ‘承包到户”的政策普遍施行，使人民公杜不复成为生产的单位，情势确是不能逆 转，才将本书结论作较肯定的说法写出，再加以背景上有几十年的筹谋思虑，那也 就不能说我和出版者没有慎重将事了。为什么称为“中国大历史”？中国过去150年内经过人类历史上规模最大的一次革命，从一个闭关自守中世纪 的国家蜕变而为一个现代国家，影响到10亿人口的思想信仰、婚姻教育与衣食住行， 其情形不容许我们用寻常尺度衡量。本书作者不是哥伦布，他没有发现新大陆。可 是他像一个普通船员一样随着哥伦布航行4次，亲历牙买加、洪都拉斯诸地，回到西 班牙，说及确有一个新大陆的存在，听的人还说他在胡讲瞎吹，那也就怪不得他不 耐烦了。黄 仁 宇1993年8月18日 纽普兹

第一章 西安与黄土地带前言西安是中国历史的一座重要舞台，许多人物事件在此牵连、搬演。作者经由它， 引领我们进入时光，看看历史是怎么发生的。在现今考古仍旧无法证明夏代以前的 历史记载是否确实时，有甲骨文和殷墟遗址佐证的商朝，便成为叙述中国历史的起 点。西安的位置接近中国的地理中心，现在已成了旅游者注目的焦点。撇开其他的 条件不说，它是中国历史上11个朝代的都城所在，最早的还可以追溯到秦朝统一中 国之前。它在历史上所享有的盛名，远超过任何其他政治中心。不过令人遗憾的是， 由于内忧外患，古老的建筑早已荡然无存，只有废墟还保留了一些昔日的雄伟气象。在现今西安市的东边，也有好几处有名的历史遗迹。距离西安城不到五英里的 地方是半坡村，它至少有6000年之久，是目前中国境内所发现的最大的新石器时代 遗址。从墓葬的形象看来，半坡村的社会当属母系社会。西安是十一个朝代的都城所在西安城东北不及20英里的地方有华清池。据说8世纪的一位唐代皇帝（玄宗，7 13—755在位）所宠爱的妃子（杨贵妃）曾在池中沐浴。

唐玄宗本身就是一位艺术气 息浓厚的人物，据说中国的戏剧是他创始的，而他所爱的女人，更是“资质丰艳， 善歌舞”。华清池也因她在此一濯芳泽而享名千载，但是他们的故事却以悲剧结束。 西元755年（天宝十四年），一位镇守边关的将领（安禄山）以“清君侧”为名，起 兵造反。叛军逼近京城，皇帝一行往西逃向四川，到了马嵬驿的地方，护卫的将士 要求皇帝对杨贵妃作出断然处置，否则不肯用命。在这情形之下，即令是天子，也 只好让他宠爱的妃子当场被缢死。一位向来沉湎于欢乐的君主，从此意懒心灰，自 逃亡至退位之后，他的残年，充满着寂寞和悔恨的情调。一位时代去他不远的诗人 ——白居易，以极带想像力的笔调，描写唐明皇（后人给他的称呼）终夜不眠，看 着宫前萤虫飞来飞去，阶下落叶也无心找人打扫的心情。这样的忧恨缠绵只有越陷 越深，非人世间任何因素可能稍一舒慰。这首《长恨歌》，也随着流传千古，直到 1920年和1930年间，仍旧为小学生所习诵。也可见得即使是君主制度下的教育，在 开口闭口不离道德之余，并没有完全忽视情绪和抒情主义。

要是全然的不近人情， 则不会让这样的一首诗歌，传教学习，直到民国时代，还去打扰年少公民的未成熟 心情了。有了华清池和杨贵妃的故事，我们也可以存着信心，不论经过任何意识形 态之熏陶．也不论古今中外，人类共同的情绪，有如一座大水库，永不会枯竭。去华清池的温泉不远，有1936年西安事变蒋介石蒙难的地方。当年12月12日， “少帅”张学良的部队冲入委员长行营，要求他停止对共产党的“围剿”；以便一 致对日抗战。这兵变的目的既达。中国的政治从此改观，间接也影响到全世界的历 史。时至今日，在某些方面讲，我们仍然感觉得到这五十几年前的事变之后果。当 年“双十二日”枪声既息，国府的最高统帅被一个下士班长和一个士兵发现。他孑 然一身，未被伤害，躲在附近骊山的一个山洞里。今日该处有一座亭子，纪念当年 历史之展开竟让这两个藉藉无名的角色，去完成如此一段带戏剧性而具有如此庞大 后果之任务。越是接近骊山，我们也更感觉到和历史接近。它的影响愈浓厚，它的展开也愈 合时宜。本来我们也已经知道秦始皇帝葬在骊山，去西安约40英里。此人被称为世 界上最可怕的专制魔王之一。

他在公元前221年统一中国之后，用焚烧诗书和活埋反 对者的办法去巩固他的统制。他的“陶器兵马”在1974年发现。内中包括塑制的兵 俑，和实物的兵器与战车。美国的三位总统曾来此观光，一些兵俑器物也曾送到国 外去巡回展览。但是秦始皇不是中国历史的起点，秦始皇统一全中国，距离中国文化的开始已 有好几千年了。按照一般的顺序。我们应当先处理其他的几个题目，当中首要者无 过于地理背景。当旅游者乘火车或汽车前担临潼县参观骊山及华清池时，应先注意 四周黄褐色的泥土，这种泥土与美国田纳西州一带耕地的土壤相似，它是中国历史 开展中的重要因素。当地周围景物通常较路基为高，所以这黄土不难观察。中国文化有多种源头本书成稿之日，我们没有绝对的证据，能够斩钉截铁地说，中国文化完全是在 本地萌生，或者说当中至少一部分受到地中海文化的影响。20世纪初期，学者多崇 尚后说，主张中国文化之起源，不仅较埃及与美索不达米亚为迟，其使用青铜与铁 器尚比这两处至少要迟1000年。有些学者甚至认为中国文字可能也是埃及象形文字 之变体。中国史前陶器上的文饰就和中亚及近东所发现的类似。目前这“世界文化 一源说”已被中外无数学者指摘。

中国的文字被认为特创一格，即数目字亦与众不 同，陶器上肤浅的相似之处敌不过基本的差异。中国的冶金术即使在原始的阶段也 表现出技术上之特色，而无模仿的迹象。中国的栽培作物更显示出中国的农业与近 东出于两源。最近人种学家和考古学家甚至指出，即使在中国境内，文化的起源也 不是一元的，从东北到珠江流域，都可找到文化起源的遗迹。虽说钟摆现在已经摇转过来，中国文化独立自创的理论显然比较站得住脚，我 们却不能武断地说再也没有争辩的余地。我们可以作的结论是，不管它是本地独创 或是外间传，中国文化受地理条件的因果关系极深。不论中国当初受外间发明的影 响或浅或深都不足改变这观点。当初期农作物受东亚大陆的土壤和气候影响的时候， 中国文化的因素就开始与当地居民结下不解缘（详第二、第三两章），以后也始终 如此。基于这个原因，西安附近之黄土，也就更值得注意。夏代的存在仍然存疑二次世界大战之后，考古学家用碳14放射性的技术，断定中国新石器时代之遗 址最初出现于公元前4000年，或者还要早。可是以文字记载的历史，却不能追溯到 这么久远。根据史书的记载，最早的“朝代”

为夏，它的出现若能证实无讹，也只 能把中国历史的前端摆在公元前2000年左右。可是关于“夏朝”的传说虽多，也仍 没有考古的实证确断它的存在。怀疑的人提出，要是这朝代确曾出现，至少应当在 古物附近有文字出现。相信夏朝实有其事的人则辩说，中国文字出现于公元前2000 年，只是最初的文字写在竹简和丝织品之上，年久月深业已腐朽。现存关于夏代的 事迹，出自口传，再由记事者写在竹简之上，辗转抄传，所以较迟。两方所说都有 理由也仍不能成定论。现在能确切证明之中国历史，始自公元前约1600年的商代，这朝代的两座都城 和约十处国王埋葬之陵寝业经发掘。不仅它的文字确切的存在。而且其字体镂刻在 兽骨之上。出土的这种“甲骨文”碎片，数以十万计。商代遗址在今日的河南省，历史上称为“关东”，我们也可称它为“东部平原”。 它和西部西安一带的“黄士高地”构成一种东西轴心。“商”之成为一“朝代”也 是名正言顺。它的王室谱系全部保存无缺。国王传位一般采兄终弟及，偶尔父死子 继。此外商人也可以视作“商民族”，因为他们垄断冶制青铜的技术，在军事上占 优势，也保持着宗教上的向心力，所以能凌驾其他民族之上。

他们的青铜器皿，不 是兵器，就是祭器，只有极少数例外，其制造采取集中的方式由国家监督。商文化的内容丰富商文化表现着它和同一时期其他文化等量齐观，却并不一定就能代表传统中国 的特色。例如商代社会虽属父系，但是它的贵族妇女却享有相当自由，几百年后， 甚至几千年后，中国妇女仍不能望其项背。商人好酒，兴致高而活力充沛，他们杀 人作祭祀，毫不感到罪恶，而且在甲骨文上不断的留下人祭的纪录。他们能派遣30 00人的军队，作百日行军的远征，这样的军队尚可以由附庸国家的部队支援。有时 候作战的目的在于掠夺取利。国王的陵寝由上至下掘土而成，上端的坑大，越至下 端愈小。国王的陪葬品有战车与马匹，殉葬的人被斩首，头颅和躯体整齐地排列着。 而由上至下以泥土敲打而成的梯级，则显示出殡时必有繁缛之仪节。商民族虽已从事农业，却仍保持着渔猎的传统。他们在500多年的历史内，迁都 的次数在6次以上，而且甲骨文上经常有狩猎的记载。商代最后的一座都城，临近现 代的安阳，考古学家在当地发现极多兽骨。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