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25节
股敌人，问题不大。他们两个谁也说服不了谁，队伍都集合好了，等着，我们几个都在院子里，听见屋里在吵，但听不清说些什么。 5月16日至6月中旬：“剔抉清剿”(14) 后来决定往北走，30团到了雪村，军分区驻在顶旺，两个村离个二三里。问：您是说30团在雪村，常司令他们在顶旺?可材料上还有一些老人回忆，怎么都说军分区在雪村，30团在顶旺，正好反着。屈：这我不会记错的，1985年我还回当地看过一次。那天敌人合围的中心的确不是雪村，而是窝北。枪声先从雪村，也就是30团那里响起来。30团就往南跑，一下正好碰上敌人合围的中心，又往回跑，往顶旺这边跑。常司令、王政委他们到村边拿望远镜看，这会子天已亮了，看得很清楚，我们的人在头里跑，后头全是敌人。常司令、王政委他们一见，说敌人太多，快走。叫教育股长赵庚林，带一个连，到公路上去打开缺口，掩护部队过公路。23团2营另两个连，前头一个，后头一个，保护着机关往北，一路是跑着奔公路的。问：过公路前，是不是队伍就跑散了?屈：没有，当然也不可能是多整齐。
所以过了公路大约3里地一个张家庄，常司令叫停下来整整队伍。因为按一般的经验，冲过公路就应算是冲过封锁线了，可以喘口气了。没想到正在整理队伍，就听见喊“敌人”、“敌人”，一看，村西鬼子的车子队来了，再一看村东日本人的马队也过来了。还整什么队伍，赶快跑，出村往东北方向，也就是太师庄方向跑，这会子队伍才有点乱了。差不多是各跑各的了。问：日本人骑着车，怎么打枪呢?屈：日本人骑的车车座很低，两腿往地上一支就立住了，端起枪就打。问：然后是冲进太师庄，常司令就是在那儿牺牲的?屈：不，常司令不是在太师庄，而是在张家庄牺牲的。实际上就是在跑出张家庄后不久，看着一梭子机枪子弹射中了他，头、脖子都冒出血来，倒下了，警卫员上去扶，已扶不起来了。问：您当时离常司令多远?屈：我就紧跟着他后边，常司令还是很关心电台的，一路上老叫我们跟上，别掉队，他后边一个警卫员，警卫员后面一个参谋，再后边就是我了。问：要这么说，常司令似乎是跑着跑着一头倒下就牺牲了。可一些材料说常司令牺牲前还跟日本人打了半天，还跟警卫员交待了不少事?屈：是不是倒下后未马上断气，这些就不清楚了。我带着电台，不能停，还得往前跑呀。
问：王远音呢?常司令倒下后，他还活着吗?屈：还活着，听说还命令把常司令的尸体背走。又坚持了一二里地吧，腿上有伤，跑不动，就掏枪自杀了。背着常司令尸体的战士也被打倒，常司令的尸体仰面躺在野地里。问：队伍就这么跑散了。日本人呢?屈：实际上是各跑各的。日本人，后头，两边，到处都是。我是跑进一块麦地，才算脱险。公路北边麦子比公路南边长得高，能藏住人。日本人拉了几次网，也没撞上。到了晚上，日本人撤走后，我们收容了一百多人，往北去了。问：那天咱们队伍一共才六七百人，还跑出这么些人来。看来日本人的“网”并不密。“窟窿”很大。屈培壅最后还谈到，“五一”大“扫荡”开始后一直到雪村战斗这一个多月，在常司令指挥下，“基本没听到什么枪声，很巧妙的指挥。”他说，如果那天照常司令说的做，也不会有事的。顶多是累一点，跑上个百把十里路。在谈到雪村战斗失利的原因时，八分区一些老人除了谈到“错误地调集主力，重返中心区”及“政委在军事行动上未能尊重军事指挥员的意见”外，还谈到当遭到敌长途奔袭合围，特别是敌大量使用骑兵、自行车队对我前堵后追的不利形势下，战术指挥上又未及时采用据守村落，控制制高点，昼间固守，夜间突围的战术。
也是值得检讨的原因之一。李健在述及雪村战斗时，也有感于此，说：“据我们所知，在敌重兵多路‘拉网合围’或‘奔袭合围’时，凡能先跳出合围圈的，为上策；凡先机已失，而坚决果断，决心进行村落防御，坚持一天，夜间突围的，几乎全部成功，给敌杀伤很大，而自己损失较小。”是为中策。“而既未能先机跳出，又未能果断进行村落防御，决心犹豫，且战且走，方向选择不好，主官意见不一致，组织不严密，是为最下策，无一不受严重损失。”李健说，这里用得着《孙子兵法》上说的一条原则：“不可胜者守也”。意思是说，打不赢的情况下，就先坚守。如果说，不合时宜地返回中心区，是走向悲剧的第一步，争论不休未能及时跳出合围，是迈向悲剧的第二步，那么，未能采取坚守村庄，以待机突围的战术，反而在开阔地带且战且走，则是真正拉开了悲剧的序幕。当然，也许当时情况万分紧急，敌人已冲到村边，已没有条件进行防御部署，进行抵抗了。只得往村外冲，冲过开阔地，冲过公路，冲过封锁线。多少人倒下了，倒在轻纱般的晨雾中，倒在开放着五月的鲜花的大平原上，倒在散发着泥土芳香的家乡土地上。麦地上、道沟中、公路上，到处是一具具尸体。
当年在八分区前卫剧社工作的田丹老人，在雪村战斗打响后几个小时，曾由北向南，穿行整个战场，亲眼目睹了那悲壮的场面。他和我们谈了他那独特的经历：田：当时我们都分散活动，各找各的关系，生存。我家在文安，可在深武饶安这一片，我有好些个干爹，有地方去。雪村战斗前我正躲在河肃公路南边一个小村子里。问：那村子叫什么名?是在雪村的什么方向?田：记不住了，反正是窝北村以北，窝北过去是雪村，也就在雪村北边一个村。8日那天早上枪一响，我干爹跟我说：“孩子，日本人要来围这一片了，待不住了，走吧。”我想走就走吧。当时我想往饶阳那边去，出了村就奔南去…… 5月16日至6月中旬：“剔抉清剿”(15) 问：对不起，您是说在8日早上，也就是雪村战斗打响以后不久，常司令他们带着人从雪村、顶旺冲出来，由南往北，往河肃公路冲，而您从公路南边一个小村出来，由北往南走，跟他们正好逆着，是吗?田：是这样。问：大约是几点钟?田：太阳出来有一竿子高了，大概8点钟的样子吧。问：雪村战斗是凌晨5点打响的，那也就是战斗打响后约3小时。那里没有日本人吗?还有咱们的人吗?田：没有日本人，日本人都往北追咱们队伍去了。
也没碰见咱们的人，我是说：还活着的人。地上到处是咱们的人，尸体。军装皮带都被刺刀挑开了，敞着。咱们的队伍那会都穿着榆树豆子染的，再弄上点青灰，土法染的军装。土黄色，黄不黄、绿不绿的那种色，日本人大概是想搜一搜身上带没带文件一类的东西。枪都没了，日本人拿走了，日本人的尸体也都抬走了。道沟里一溜溜地全是死人，一点不夸张地说，在道沟里走一趟，上来身上肯定带着血。再往前走，就进了村了。老乡们都在当街站着，一堆堆人议论着。一瞧见我从战场方向走来，又带着血，都围过来问，说同志你是不是受伤了?咱们队伍怎么样了?我告诉他们我是打这经过，赶快想办法掩埋咱们的人。这会子北边的枪声还响着，这边倒没什么动静。问：战斗还未结束，您就穿越过战场。您胆子可真够大的。田：我原来叫铁胆，后来他们写错了，写成田丹，就叫田丹吧。问：在那一天您看到的事情中，哪件事印象最深?田：好些尸体都给烧着了，真是烧出油来，发出的那种味道，印象最深。采访田丹记录。雪村战斗的失利，震动是很大的。屈培壅老人讲，这么高级别的司令员，牺牲的当然有，但司令员、政委两个死在一块，在一次战斗中同时阵亡的，从前恐怕未有。甚至惊动了毛泽东、中央军委。
吕正操回忆说：“雪村战斗，教训沉痛。1942年9月1日，中央军委为此作出决定：改变部队中政委最后决定权的规定，在战争中的军事行动，统一由部队军事首长最后决定。”两个月的大“扫荡”中，我方资料称作战272次，毙伤敌伪11万多人，我军主力部队伤亡5671人，地方部队伤亡5300人。日军资料称“敌军遗尸9098具，俘虏5197名（另有嫌疑者20568名），交战次数286次。”日军“战死161名（其中军官9名），伤323名（其中军官14名）。”通过双方数字对比不难看出，交战次数比较接近，对我方伤亡数字的统计也比较接近。就是敌方的伤亡数字差距太大。即便不计伪军，日军伤亡也绝不止几百人。冀中的老人们对这个数字嗤之以鼻，根本不信。其实，军史专家林治波、赵国章早已指出：“从日本战史来看，他们夸大战绩、缩小伤亡的事例屡见不鲜。”如台儿庄战役，日方资料说，伤亡11984人，精确到个位，似乎很准确。实际应在2万人以上。“五一”大“扫荡”中日军的伤亡人数，显然也被大大缩小了。参考文献：①《华北治安战》，日本防卫厅战史室编，中译本，天津人民出版社，1982年版。
②《冈村宁次回忆录》，中译本，中华书局，1981年版。③《夕下拾零》，华岳文艺出版社，1988年版。④《冀中人民抗日斗争资料》，第34期、第24期、第50期、第40期、第47期、第25期、第26期，冀中人民抗日斗争史资料研究会，1985年铅印本。⑤《吕正操回忆录》，解放军出版社，1988年版。⑥《火线剧社在冀中》，中国华侨出版社，1994年版。⑦《冀中区抗日根据地一九四二年“五一”反“扫荡”史料》，中共河北省委党史资料征集委员会，1983年铅印本。⑧《年轻的时候》，韩启民著，华岳文艺出版社，1988年版。⑨《老骥忆烽烟》，广西人民出版社，1987年版。⑩《战时回忆三题》，杜敬著，手稿复印件。《定县党史资料》，1984年第一期。《人民子弟兵第十七团》，冀中人民抗日斗争史资料研究会七分区组编，1985年铅印本。《连天烽火》，华岳文艺出版社，1990年版。《革命回忆录》第8期、第10期、第17期、中共定县县委党史办铅印本。《大捷——台儿庄战役实录》，林治波、赵国章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1996年版。《保定文史资料选辑》第一辑，河北省保定政协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编，1984年铅印本。
第六章 那个年月 “难道，五年抗战就这么完了”(1) ◇在历史专业书中，是这样叙述“五一”大“扫荡”的结局的：“五一”大“扫荡”，我方“伤亡减员达16000多人，群众被杀害、抓走达5万余人。至6月底，敌基本上控制了冀中平原地区，我军主力被压缩在中心区以外，一时不能返回。冀中根据地基本上变成了游击区及敌占区。”游击区，那就至多只是“半个天下”了——白天是日本人的，晚上是咱们的；敌占区，则连半个天下恐怕都没有，只能是偶尔一往吧。日军在大“扫荡”结束后，不像以往那样撤回沿交通线城市或大据点，而是留下重兵，驻扎在冀中乡村。日方文献声称：“在进行冀中作战时担负着‘军事上猛烈攻击’任务的各兵团，为了巩固已取得的成果，各联队、大队在反复进行清扫作战后，逐渐转为中队、小队分驻形式，并设法加紧完成警备据点的自卫设备、交通通讯网的完善及隔断壕的构筑等等。与此同时，要一面开展对民众的工作及加强侦谍组织网，一面要逐渐实行高度分散部署，努力扩大治安地区。”从山西调来参加“五一”大“扫荡”的日军41师团，“扫荡”结束后，就留在了冀中，并附属独立混成第9旅团等部，担任冀中地区的防务。
直至1942年12月23日接到命令，41师团才调至太平洋战场，冀中地区的防务，则“大部分由独立混成第9旅团担任(司令部移驻德县)。”用一个师团又一个旅团日军驻扎在冀中，这本钱花得不小。一方面，用日本人的话说，这是为了“巩固已取得的成果”，怕花了这么大力气，死伤这么多人才占据的冀中又丢了，一方面，据说日本人还考虑到中共方面有可能反击。日华北派遣军在1942年10月20日的《战时月报》中讲道：“中共失去了平原根据地，现秋收季节迫近，深感困难。因此，不难想象，为了打开局面，今后将会进行顽强的策动，企图发动第二次百团大战，力求重建中共北方局的平原根据地，以牵制阻止日苏开战。由于存在着不少迫使共军采取行动的因素，因而对其今后的动向仍然需要加以警戒。”又说：“中共失去冀中根据地后，又值秋收季节临近，局势更加困难。这时中共北方局发表了彭德怀建议的‘关于坚持平原根据地问题’的讨论事项，力图重建平原根据地。”一方要力图夺回或恢复冀中平原根据地，一方则全力保住已占领的冀中平原。如此不难理解，为何在“五一”大“扫荡”后，日军仍在冀中地区保持着相当大的兵力，并采取“高度分散部署”
，到处设据点，修岗楼，以肃宁县为例，“五一”大“扫荡”以来，日伪在县内新设据点几十个：5月2日，敌在石连城建岗楼，驻日军一小队，伪军一小队；6月：敌在景口据点增兵，驻日军一中队，伪军一中队；6月，敌人在大史堤建岗楼，驻伪军一小队；6月，敌人在泥洞建岗楼，驻日军一小队，伪军一小队，伪警一小队；6月，敌人在何庄建岗楼，驻伪军一班；6月，敌人在曲吕建岗楼，驻伪军一小队；6月，敌人在豆阎庄建岗楼，驻伪军一小队；6月，敌人在吕庄建岗楼，驻伪军一班；6月，敌人在龙堂建岗楼，驻伪军一小队；6月，敌人在西辛庄建岗楼，驻伪军一中队；6月，敌人在宋庄建岗楼，驻日军一班，伪军一小队；7月，敌人在后堤建据点，驻日军一中队，伪军一中队；7月：敌人在大阎庄建岗楼，驻伪军一小队；7月，敌人在窝北建据点，驻日军一小队，伪军一中队，伪警一班；……日军在冀中修筑的炮楼、碉堡据《深县志》所载“深县境内伪据点碉堡一览表”统计，在冀中腹心区的深县，有敌伪据点、碉堡102个，其中41个，是“五一”大“扫荡”后新建的。这么多新建据点、岗楼，加上原有据点，几乎遍布全县角角落落。
以前，日本人只是在县城及大城镇待着，许多偏僻点的村庄的村民，抗了几年日，和日本人都没打过照面。现在可好，日本人就在村里住着，一天到晚低头不见抬头见。如此一来，汉奸、坏人还了阳，觉得腰杆硬了，落后分子更加消极，甚至投向日伪。中间态度的群众，也都顾忌重重。原在冀中军区火线剧社工作的老人，回忆起当年的岁月，说到一位抗属老人对他们说：“大侄女，侄子们，你们的家，都距这里不远，我给你们点钱，你们回家吧，在哪儿也不如守着自己的爹娘保险，平时抗日还行，这年头是日本人的天下了，再抗就危险了，听大伯的话，以后，日本人走了，你们愿意抗再出来，我这都是为你们好!”“这年头是日本人的天下了”，这话在一定程度上也反映了“五一”大“扫荡”后的实际情况。不要说主力部队了，就是县大队、区小队等地方武装也不太好找。有的老人回忆说：“五一”大“扫荡”后的大城县“全县仅剩三十六七个县区干部坚持斗争，到处碉堡林立，公路如网，伪大乡、伪保甲和伪情报网在各村建立起来，鬼子以抓去的叛徒做眼线，驱使着以叛徒组成的宪兵工作队到各村抓干部、党员，杀人放火，横征暴敛，全县处于一片恐怖状态。”
大城县是如此，其他各县的情况也大同小异，如当年任之光县县委书记的曹洪涛老人也说，县里在“扫荡”后只剩下几十个干部，首要的问题是如何生存下去。采访曹洪涛记录。冀中作家徐光耀创作的小说《平原烈火》中有一段生动的描述：鬼子、“皇协”到处跑，到处发横，爱杀就杀几刀，爱打就打几枪。抗日的政权都不见了，穿军装的八路一个也没有了，妇救会，青抗先，还有哪个胆大的敢提一提？各村都成立了“维持会”，都给敌人“挂上勾”了。看吧，满眼尽是敌人的势力：白天，满天都是膏药旗；黑夜，遍地都是岗楼灯……时间好像几天之间就倒退了二十年！在“倒退了二十年”这样的客观环境下，百姓们见不着我们的队伍，见不着我们的干部，只瞧见村口岗楼的太阳旗，只听见这个叛变那个投敌，也不由有些悲观感叹地说：“难道五年抗战就这样结束了吗?” “难道，五年抗战就这么完了”(2) ■沙皇和列宁分家1942年秋天的一天，六地委地委书记张逢时来到44地区队驻地，并给大家带来一份“五一”大“扫荡”后第一次出版的《团结报》，大伙很久没看上报纸了，都争着抢着看。报上印着一行大字：“野火烧不尽，春风吹又生。”
并登了一篇寓言故事，题目叫《沙皇和列宁分家》，内容是这样的：沙皇提出要和列宁分家，沙皇说：我给你一半庄园和土地怎么样，你要什么?列宁回答说：庄园我不要，土地我也不要，我就要老百姓，没有老百姓，我的革命就成不了功。冀中的老人们为什么对这么一则寓言故事记忆犹新，几十年后仍念念不忘呢?或许是因为，这虽是一则故事，但却真实地反映了“五一”大“扫荡”过后冀中的实情：什么都没有了，就剩下老百姓了……那么，大“扫荡”后，百姓们又过的是什么日子呢?老人们说，都说“五一”大“扫荡”苦，其实，“五一”大“扫荡”过后的1942年秋、冬至1943年青纱帐起来之前这段日子更苦。说起那个年月的苦事、惨事，真是说不完。先说物质生活的贫穷。日本人占了冀中，死命地搜刮，恨不能一根树枝也榨出油来。什么都要，什么都抢。鬼子一进村，后头跟着什么“砸锅队”、“敛铁队”、“倒油队”，砸锅队负责把各家各户的锅都给砸了，敛铁队负责搜集能找到的所有铁器，连铲子、小刀都拿走，倒油队是专管搜倒各家的煤油灯瓶的。至于粮食、牲口、木料、柴草，更是不在话下，统统拉走。鬼子从任丘县梁沟这么个普通村庄，一次就拉走80大车东西。
从安新县端村，抢来的东西装满载重两万斤的大船三艘。抢不走的就糟踏。5月16日，深泽县日军“扫荡”贾村，等鬼子走后村民们回家一看，村子四周及村内到处是火堆，烧的是各家的柴草、衣服、门扇、柜盖……院子里乱堆着烧焦的猪头，一团团鸡毛，大便、粮食，每家的锅和缸，都有两个以上窟窿。收拾收拾，几乎没一件完整可用的东西。鬼子抢来的羊糟蹋完了还要勒索。百姓养的牲口，不管是牛、驴、骡，一个季度要纳税大洋5元，一年就是20元。不纳税，就得不到一个写着“保险版”的小木片(挂在牲口头上)，可以随意被日伪拉走。养只鸡一季要交税5角，养条狗也要交税。牲口都要交税，人就更不用说了，良民像要交5角，户口册子7角，伪“自卫团”袖章7角。除了牲口、人，土地也得交税，每季每亩27元，还有什么“地摊”，每季每亩40元，结果地越多税越多，再贱的价钱，也没人愿买地。除了这些死税，还时常有“活税”，即日伪找种种借口敲诈百姓。如宁晋县伪军向一个村要500个一样的老头去出工，村里派了500人去，但却遭了一顿打。后来才想明白他要的不是真的老头，而是印有“老头像”的十元一张伪钞500张。
保定东郊的伪军跑到白庙庄，张口就让每家做100个人的饭，做少了，做慢了，马上拉出去枪毙。小家小户谁一下子能做出100个人的饭来，还不也是借故诈财。日本人抢、汉奸们诈，真是弄得百姓们一贫如洗，无以为生。任丘县长村，百八十户人家，在“五一”大“扫荡”后，有粮能支持到过秋的有二三十家，能支持到过年的仅有三五家，其余的已断了粮，靠挖地梨吃维生。富户的生活水平都降到贫农的生活水平了。冀中的百姓们一个个面黄肌瘦，衣不蔽体。在美丽富饶的冀中大平原上，出现了讨饭、饿死、年青妇女断经、抛弃孩子等种种以往大灾年都没有过的事情。在束鹿县的旧城等地，甚至出现了买卖人口的人市。如果仅仅是贫穷还好说，更要命的是在日伪统治下，连起码的人身安全也没有保障。日本人惨无人道的奸淫妇女，变着花样的残杀百姓。说起日本人奸淫妇女，一位老人告诉了我们这样一件事：1942年冬天，我正在任丘一带坚持斗争。一天，日本人突然包围了一个村子，把村里没跑了的姑娘、媳妇全集中到一起，当着众人的面，扒光衣服，大冬天往身上泼冰冷的井水，看着她们冻的样子取乐。日本人走后，当时就有个姑娘跳了井。
其他的姑娘、媳妇也都要寻死，好孬叫家人和乡亲们给拉了回去。老村长敲着锣，在村里喊着：“不要寻死啊，大家也不要闲言碎语，她们可都是受害者啊……”采访张震寰记录。被鬼子强奸后又剖腹杀害的妇女那声音，一定是非常凄凉的吧?“扫荡”时，日本兵觉得最有刺激的事情就是可以四处搜寻“花姑娘”。日本人“扫荡”白洋淀边上的端村时，没有逃脱的妇女一夜被奸淫了50多个。其中50岁至70岁白发苍苍的老太太有7个，11岁至13岁的3个，13岁至15岁的5个 。“扫荡”结束后，日本人住到村里岗楼上，就更方便了。常常是翻着户口名册上的相片找人，把好看的青年妇女拉走，省得挨家挨户去搜了。常常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