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4节

路岗楼，这些岗楼已被定南、新乐的县大队包围，以掩护运粮队伍通过。正当人们要向铁路猛冲过去的时候，忽然从北面开来一辆装甲车，这是敌人的铁路巡逻车。车开到卡子口停了下来，显然是敌人发现了异常的动静。“原地蹲下，不许动！”前边又传下命令。突然，铁甲车上对空射上去一个贼亮贼亮的东西，亮得耀眼，人们的面孔、眉毛、口袋上的字等都看得清清楚楚。“照明弹，这是照明亮弹!谁也别动!”有晓得这是什么东西的人悄悄告诫人们。这个亮家伙在空中停了好一阵子刚要落下，接着又射上去一颗。“轰—轰—轰!”敌人从车上向东面射出几发炮弹，在远处爆炸了。接着又是一阵“哒哒哒”的机关枪向东面乱射一通。看情况，我们的运粮队是被敌人察觉了。敌人的装甲车不走，今夜的路就过不成了。于是，指挥人员决定队伍撤回宿营地待机。命令一下，大队前锋一“卷簿”就返了回来。后边的大队人马来了个向后转，朝路两侧散开往东撤。最后边的人，弄不清到底发生了什么事，一见前头向回撤，就跑开了。这一跑，两万多人的跑步声，比来时大得多，敌人的枪炮朝黑暗处嗡嗡地乱打一通，枪弹在头顶高处吱吱地飞过。

后马里村的人没有跑乱，离开大队向东南方向穿过人流踏上漫地，谁知却误入一大片酸枣地，酸枣棵尽是二三尺高长满刺的朴拉荸子，密密麻麻无路可通，左转右拐怎么也走不出去，可把人们扎毁了。走了好一阵子，好不容易才走出这片酸枣戈针地。 百姓为八路军送军粮(2) 这一夜好跑，可把人们累坏了。这一带的井没井台，和地一般平，有人只顾瞎跑，“扑通”掉下井去，幸亏井水不深，伙伴们垂下绳索先把米布袋拽上来，再把人拉上来，背起水淋淋的米袋继续走；有的人跑着跑着，布袋口绳脱落，米撒一地，便急忙连米带土收入口袋背起就走，跑出十多里外，人们才慢下来，枪声隐隐约约还可听见，但人们已意识到不会有什么危险了。大约是吃早饭的时间，人们陆续返回驻地——东里村，“四十斤”小米又如数背回。敌人的装甲车，这是意外的遭遇，使这次运粮过路没成功。两万多人不能在此久待，于是领导让大家暂回家去听候指示。半个多月后，我们又参加了第三次运粮。和先前一样还是三个人分背一口袋，每人四十斤。这次比较顺利，人们在夜里跨过铁路急行军到达大户村时，刚好半夜，到了目的地，把粮一倒扭头就走，一刻也不停留。

我们没见过铁道，晚上又看不见，过路时我们蹲下来摸了摸，原来和个大铁梯子差不多，这也算长了点见识。从上面这段回忆中，我们不难想象，武装运粮是一项多么庞大、多么艰苦的工作。一位当年在冀中后勤部门工作的老人说：“向山区运粮，是一项复杂、艰苦的战斗任务。每次运输，要把上千万斤的粮食首先集中到路东的集结出发地，从集结出发地利用夜间通过铁路封锁线。每人都携带干粮，没有水壶一类用具，在铁路两侧十至二十里的距离内都是小跑步，发生战斗情况更趋紧张，仅口渴一事即很难克服，途经的死水坑都喝干。”这段回忆显然经过了文人加工，但我们仍不难从中体会到当年那些纯朴的冀中农民的心情，晴朗的星空，拂面的晚风，新鲜的空气，同村的伙伴，抛开了长辈的约束，增添了干抗日工作的荣誉，跟着队伍走，有人管吃住。如果没有日本人的枪弹，如果不是背着一大包粮食，这简直是一次愉快的晚间漫游。虽说跑了些路，出了些汗，但那几万人行军的阵势，过路时的紧张，退却时的笑料，还有铁轨、照明弹、装甲列车……都够人们回味十天半月的，多么有趣、多么宝贵的经历啊!无怪当年大伙都抢着去背粮，连赵小栓的父亲这样年近五十的中年人都觉得跑这么一趟真过瘾。

日军的装甲巡逻车“武戏”虽说过瘾，但在敌强我弱的情况下，这戏能“文唱”还是“文唱”好。当年在九分区工作的一位老人，回忆起1940年他组织运粮时的经历，写道：夜深，冷月高挂，繁星眨眼。这时，鸡不叫，狗不咬，只有寒风吹的电线嗡嗡作响。一切准备就绪，只等行动的命令了。我抬头观察前面，路基像一堵墙挡在前面，左右两边立着的炮楼枪眼里闪出点点灯光，像狡黠的眼睛在窥视着我们。正看着，忽然从北面传来隆隆的响声，一个老乡贴着我的耳朵告诉我：“听，巡逻车来了!”果然，一个黑家伙顺着铁路爬过来，震得地皮直呼扇。车上架着探照灯，刺眼的白光不停地在扫射，其实这是吓人，敌人什么也没有发现，轰隆轰隆地过去了。“团长命令，开始动作，一定要在下趟巡逻车开来之前过完!”通讯员跑来向我传达命令。我刚要叫老乡扒护路沟，忽听有人怪里怪气地唱道：“提起那张老三，两口子抽大烟……”狗东西，炮楼里的几个伪军出来查路了。难道他们过去再动手?不行，每秒钟都像金子一样宝贵，如果不在两小时之内过完，下趟巡逻车开来就麻烦了。这时，只见王老汉迎上去，说：“老总，大黑天，又这样冷，出来干啥呀?”

“咳，为人不当差，当差不自在，管什么冷不冷，你干什么，看路?”一个伪军吊儿郎当地问。“可不。老总，太冷了，我这有酒，咱找个避风的地方喝一盅，暖和暖和!”王老汉真的掏出一瓶酒来，递给了伪军。“有酒，那太好了。不过路也要看呀!这样吧，我们先回去喝，一会来看你，兄弟们，回炮楼喝酒去。”那小子带着人往回走，嘴里还哼着京戏：“孤王酒醉桃花宫……”不一会，炮楼里传出“八匹马呀，三星照哇……”的猜拳声。这时，王老汉跑到我跟前，压着嗓子说：“同志，干吧!”我随即告诉平沟队：“动手!”平沟队按分好的工段干了起来。不到半小时，二里宽的正面，平出了十几个路口。紧接着，运粮大军分十路纵队悄悄地拥上了封锁线，像决堤的洪水，滚滚向西流去。时间好快，一转眼，两点钟过去了，又一趟巡逻车开着探照灯过来了。但是，它来晚了，不但两千人的运粮队全都过了封锁线，就连王老汉也已经按照原来的计划被人绑在电线杆上了。我担心老汉的危险，带着几个战士趴在路西的坟地里观看，如果情况不妙，打算就地接应一下。敌人发现了被平出的道口，刹住车，跳下十几个鬼子和汉奸。他们查看了地上的脚印，就吵吵嚷嚷的找看路的。

他们把王老汉从电线杆上解下来，又从嘴里掏出棉花，问道：“过去多少八路?”“可了不得了，有好几千!”王老汉回答。“你怎么不去报告?”“老总，你看我能动吗?”“你怎么不喊叫?”“嘴里有棉花，能喊出来吗?”“咳，真他妈的……”敌人一听骂也不是打也不是，互相埋怨一阵，上车滚蛋了。运粮大军通过了封锁线，便浩浩荡荡向冀西腹地进发。 百姓为八路军送军粮(3) 这唱的是一出“苦肉计”，据说，还有利用妇女小孩小商人，“细水长流”地偷运粮食的。不过，据当时的总结，“一般的则创造性不够，多是采取部队掩护的办法。”既然是“武唱”为主，那就不免有伤亡。据当年的统计数字，为了运送这1900万斤粮食，一共动员了62万人次，其中，“有二百六十余人为运粮而流了最后一滴血或受了光荣的伤。”冀中军民就是这样，用汗水、智慧、鲜血甚至生命，把粮食运到了路西。聂荣臻多少年后，也仍忘不了冀中人民对山区根据地的支援，他在回忆录中写道：“冀中群众给山地军民送粮的场面，是很动人的。大车拉，小车推，扁担挑，趁着黑夜，穿过敌人的封锁线、封锁沟，把粮食运到山区。这感人的场面，是很让人心头发热的。”说了吃的，再说说穿的。

军队没有粮食，军心要乱；军队没有衣服，同样不行。何况，粮食可以凑合，军服最好不要凑合，应整齐、干净。聂荣臻当年就曾指出：“服装整齐，衣服做得好看些，牢些，是有政治上和经济上意义的。政治上，如果服装整齐，鬼子见了也要怕我们些，对群众影响也好。经济上说，衣服做得好，战士们也喜欢，更能爱惜保存。我们八路军一直都是要整齐、要干净的，有人以为把衣服穿得烂和脏就是‘无产阶级的作风’，那是错误的。”可是，冀西山区并不产棉，“我们的产棉区主要在冀中，”在路西许多地方连纺车都未见过。要想让山区的部队穿上整齐的军服，还得靠冀中往路西运布。据史载，1941年一年冀中即往路西运布10余万匹。其中，仅安平一县，即组织妇女织布突击队，在两个月内织布3万2千匹。聂荣臻对冀中土布的印象，也是非常深刻的。多年以后，在回忆录中，他仍念念不忘地写道：“冀中农家生产的土布，数量既多质量又好，不仅满足了冀中军民的需要，而且还销到北岳区、察哈尔以及绥远 、热南等地。”冀中的粮食和土布，给予山区根据地很大的支持。

当年在路西任军分区司令员的杨成武说：“在‘五一’大‘扫荡’前，冀西穿的衣服大部分是高阳布做的，吃的粮食也有不少是从冀中运来的，兵源有的也从冀中补充。”说到“冀中的财富占边区的重要地位，”杨成武又指出：“晋察冀根据地能否坚持到胜利，冀中平原抗日根据地起着相当大的作用。如果冀中不能坚持，就会影响冀西斗争的发展。”关向应甚至提得更高，他认为冀中的得失，不仅是关系到晋察冀边区的问题，也不仅是关系到支持华北抗战的问题，而且还是保持全国抗战力量的问题。他说：“如果把冀中平原从整个边区体系中分割出去，这无疑是在战略上孤立边区，孤立了山区。日寇完全懂得这一点。所以日寇之方针是‘迅速肃清平原指向山地’。”的确，日本人并不傻，他们早就看到“冀中地区是向晋察冀边区共军提供给养的地带，可以判断，大量的各种农产品要运送到冀西边区根据地去。”日华北派遣军作战主任在1942年5月14日，也即“五一”大“扫荡”后十余天发表谈话称“晋察冀边区山岳地带住民物资来源极为贫弱，人力物力之补给百分之八十依靠冀中，于此可见冀中区的价值对山岳地区如何重大。”而“五一”大“扫荡”已足为“覆灭彼等之物资补给基地。”

日华北派遣军另一官员则声称“此次作战称为棉花战亦无不可。”当年日本人把冀中称作八路军的兵粮站。我们自己当时也有一种说法，把冀中叫做华北的乌克兰。聂荣臻回忆，在1941年9月的一天，他带着几个干部登上平山县一座大山，“朝滹沱河两岸望去——嘿!河两岸的稻子一片金黄，在微风中摆动着，我对他们说：‘你们看，滹沱河两岸，真是晋察冀的乌克兰’！”兵粮站的粮食，“乌克兰”的布匹，都是令人难忘的。但更令人难忘的，是冀中的百姓。 “比中央苏区的觉悟都高”(1) 也说“一二·九”运动的历史意义老红军吴西在接受我们的采访时，曾无限感叹地说，冀中的百姓的觉悟，“比中央苏区的觉悟都高。”当然，“时代不一样，一个是国内战争，一个是民族战争。”冀中的老人们在说到冀中的百姓为何抗日觉悟较高时，说的较多的有这样几个原因：教育水平，“一二·九”运动的影响，日本人的烧杀，当然，最重要的，还是八路军、共产党来后的动员、组织。在外国人眼中，冀中平原是怎样的呢?一位名叫和田真一的日本反战士兵，是这样描述冀中平原的：如果没有战斗，就是说没有日军残酷的烧杀抢掠的“扫荡”，冀中是一个和平富饶的地方。杏花盛开，柳绿遮盖着村落。

阳光在浮动，远处的村庄好似浮在湖水中的小岛一样，此时放眼望去，河北的原野实在美极了。在外乡人眼中，冀中平原又是怎样的呢?原籍广西的吴西将军回忆起他初抵冀中的印象：这里视野开阔，另有一种泥土芳香的新鲜空气。村子砖房瓦舍，人丁兴旺，村中的老百姓，男的有的带礼帽，很多人头上包着白毛巾，不论大人小孩，衣着较好，干净整洁，文化水平高，很有礼貌，抗日热情高涨。说冀中“富饶”，不难理解。说冀中“文化水平高”，就不由让人有些疑问，在上个世纪30年代，在河北省的乡村，能有多高的文化水平呢?中国社会学界前辈李景汉先生于1932年发表了他主持的《定县社会概况调查》，据该调查统计的数字，定县62村中具有中学及中学以上 文化程度的人有男275人，女32人，共计307人，平均每村有4至5个中学生。这307个人中，甚至还有4个日本留学生，2个法国留学生，1个美国留学生。着实不简单。另据抽样调查，当地文盲约占67%，半文盲约占42%，非文盲约占284%。识字的大致可以占到总人口的三分之一。这在旧中国，已是相当难得的了。或许有人要说，定县位于平汉线上，读书人多些不足为奇。

其他地方呢?当年的数据表明，冀中腹地的教育水平也不差，一份当年冀中行署的资料这样说：冀中区地方富庶，交通便利，且接近平、津、保、石等工商业及文化中心城市，受资本主义的影响较多，事变前(指1937年卢沟桥事变)文化教育事业便相当发达，除沿铁路线的城镇不计外，在中心地带深县等二十六个县内，就有十所中学，164处高级小学，4482处初级小学，同时各县都有简易师范学校，因此除东部个别县份外，社会文化水平一般的比较高。冀中青年，到平、津、保求学的非常多。比如高阳县东南30余里的庞家佐村，这么一个“在冀中平原上，这算是一个中等村庄”的村子，居然有“一个男校和一个女校，”而且“学校里四书五经全被排除在外，一开始就向学生进行白话文的教育。”看来，说冀中这地区文化水平高，还真是有根据的。冀中几乎村村都有在外求学的学生，外面的世界出了些什么事情，消息很快就会传到冀中。1935年的“一二·九”运动就是如此。毛泽东对“一二·九”运动给予了很高的评价，他说：“一二·九”运动有着重大的历史意义，“一二·九”运动是伟大抗日战争的准备，这和“五四”运动是第一次大革命的准备一样……“一二·九”

是抗战动员的运动，是准备思想和干部的运动，是动员全民族的运动。为什么说“一二·九”运动是“准备思想”的运动呢?因为“一二·九”运动冲破了思想上的禁区。“从思想上解了冻，什么都敢想也敢说了。”在“一二·九”运动前，抗日成为禁语，侵略者被称为“友邦”，人们是敢怒而不敢言。“一二·九”运动后，人们长期被压抑的积愤之气，爱国之情，一下子喷发出来。人们纷纷谈论着：“蒋介石能抗日吗?不能!”“安内攘外对吗?不对!”“中国抗战依靠谁?依靠四万万中国人民!”当局的水龙和大刀，同学的鲜血，民众的鼓励，使得每一个积极投身于“一二·九”运动的人懂得：要抗日，就要靠自己，就得靠民众，政府是靠不住的；要抗日，就要遵循共产党“停止内战，一致对外”的主张，国民党“先安内后攘外”的政策，只会断送国家和民族的利益。为什么说“一二·九”运动是“准备干部”的运动呢?因为“一二·九”运动的确锻炼人，成长出许多优秀的人才，后来都成为抗日干部。在地下党的领导下，12月9日后，北平学生上万人又于12月16日举行了更大规模的游行，连平时不关心政治的书呆子都走上了街头。

这次大游行后，地下党又及时组织同学们南下农村宣传抗日，坚持罢课，反对开除，逮捕进步学生，开办野营训练班，拥护二十九军抗日……各种活动，实际上一直延续到1937年“七七”事变。在这一年多时间里，同学们受到深刻的教育和实际的锻炼，少了书生气，多了英豪气。抗战爆发后，同学们纷纷奔赴各地，直接参加抗日斗争。在平、津、保等地念书的冀中子弟，许多人回到家乡，其中不少人成长为优秀的抗日干部。像后来担任冀中抗联主任的史立德，任深泽县县委宣传部长的王亢之等等，都是“一二·九”运动时的学生领袖。当年有首歌，唱的是“黄河之滨，集合着一群中华民族优秀的子孙。”应该说，冀中平原，也同样集合着一群中华民族优秀的子孙。冀中有这么一批有文化、有觉悟的青年学生，“这是与其他华北敌后抗日根据地不同的特点。”这批中华民族优秀的子孙，冀中人民杰出的子弟，带着“一二·九”运动的记忆，带着“七七”事变的硝烟，回到家乡，他们会向父老乡亲们诉说些什么呢?他们一定会对父老乡亲们说起日本兵的残暴，说起1936年11月3日日本兵举行大演习时杀死中国孩子的事情。

当时的报纸记载道：当日军进朝阳门时，当地有一姓朱的女孩，年纪才11岁，和他的哥哥也打从那里经过，看见日军耀武扬威的情形，愤慨得很，沉痛地喊出了“打倒日本帝国主义”的口号，她哥哥听了，恐怕惹出祸来，想连忙带着她跑开，殊不知凶蛮日兵，在愤怒之下，竟将我们这11岁的女孩，从她哥哥手中夺去，丢在坦克车的下面，压成肉泥!路旁的人，看到这残酷的情景，莫不饮恨吞声，不忍卒睹!他们一定会对父老乡亲说起汉奸们的可恨，说起1935年12月16日大游行时同学们被拒之门外，只能以血肉之躯撞开城门的经历。清华大学的校史是这样记载的：这天，由清华大学率领的城外大队，拂晓时即出发，途中联络北平大学农学院、孔德学校和弘达中学二院等校一千多人。他们高擎校旗和用醒目大字书写的“全国人民自动武装起来!”“反对冀察政务委员会!”的横幅，浩浩荡荡地向西直门前进，于八时许到达。城门仍像七天前那样紧闭着。同学们转向阜成门，又被拒于城外。再南行往西便门，仍遭闭门阻拦。领队乃决定一部分学生约四百余人，留于西便门，其余六百余人向永定门进发。留在西便门的学生来到附近的铁路门，想从这里进城，城门也关闭着。

同学们同城门上面的军警展开了说理斗争，促他们开城，交涉甚久无效，学生们再也按捺不住一腔怒火了。于是，决定用血肉之躯去冲开铁的城门。立刻，几百条臂膀结成了一股钢铁般的巨流。“一，二，三，冲!一，二，三，冲!”大家有节奏地喊着，奋力地冲击着铁门。从高处望下去，煞像汹涌的波涛拍击着海岸的千年古岩。北风如刀割，寒气穿透棉衣，袭人肌肤；可是，同学们却汗流淋漓，早已驱走了全身的寒冷。前面的累了，后面的就换上去，一刻也不停歇。渐渐地，闩住城门的铁环开始动摇，门缝愈来愈大了。城头上的军警见势不妙，急忙从城墙上砸下大块的卵石和砖瓦。这更加激怒了学生。他们一面加紧冲击城门，一面向军警们回敬了大量的砖石。 “比中央苏区的觉悟都高”(2) 约十时许，铁门终于冲开了，顿时爆发出一阵震天的欢呼。冀中的百姓们，或许不知道坦克为何物，但他们一定知道一个孩子从小长到11岁，是多么不容易。冀中的百姓们，或许没到过北平城，但他们一定懂得，大块的石头从城墙上丢下来，是会砸死人的。可以想见，在那些日子里，在炕头，在田间，在井台，在河边，人们一定都在谈论着从城里回来的学生们带来的消息。

或许，在听不到广播看不到报纸更谈不上电视的冀中农村，农民们就是这样一传十、十传百地，从回乡的学生们嘴里得知，东洋鬼子占了东北不说，还想占华北，还想灭亡中国。而政府却一味退让，并用大刀、水龙、石块来对付学生。比如说，像深县西蒲町村这么一个离县城25华里，480多户的村子，“‘七七事变’前，全村有三十多人是中学以上文化水平，其中有七人是大学程度(三个上国民党黄埔军校的未算在内)。这些人每年都要回家度寒暑假，他们在家里随时随地宣传日本侵华和城市里的反日活动情况，他们的宣传很容易地被群众所接受，”因而早在“七七事变”前，村里百姓就知道“高丽”亡国后，日本人把那里的百姓当牛马，一点自由都没有，几家合用一把菜刀等。“所以西蒲町群众非常痛恨日本，积极参加抗日斗争，誓死不当亡国奴。”■人们从鬼子尸体上割块肉，摘个心，有的割几个生殖器，说这是“洋药材”中国人是讲究耳听为虚，眼见为实的。有些百姓听了学生说的日本兵如何残忍，也是半信半疑。

觉得咱不招惹他，能把咱老百姓怎么样?很快，当1937年夏、秋之际，日本兵沿平汉、津浦铁路向南推进时，冀中的百姓，特别是交通沿线的百姓，都亲眼看到，日本军队是怎样对待中国的老百姓，日军士兵是如何如同一路释放着罪恶的怪兽一般，在身后留下无数尸首和废墟。1937年9月4日，沿津浦线推进的日军侵入大城县子牙河北村，盘踞7天，残杀村民147人，来不及逃走的群众几乎无一生还，34户被杀绝；12日，又在姚马渡村残杀村民70余人。1937年9月9日，沿津浦线推进的日军又往南侵入青县，在青县北王庄这个只有37户、180人的小村，杀死30人，烧毁房屋100余间；1937年9月10日，大批日军侵入青县流河镇，仅半天时间，这个不满500户的小镇，就有86人被杀，6户被杀绝；1937年9月15日，日军第14师团数千人渡过永定河，16日占领固安、永清县城，18日占领涿县城。

短短几天时间，日军在这一带就杀死无辜百姓近2千人；1937年9月18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