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六章苏区“五老”和首脑的夫人们

掌管经济的林伯渠

1933 年初，中华苏维埃政府国民经济部成立，刚从苏联回国进入苏区的林伯渠被任命为国民经济部部长。不久，苏维埃政府财政部原部长邓子恢受王明路线打击改任副部长，林伯渠又兼任了财政部部长之职，担当起苏区财政和经济建设的重任。

林伯渠原是国民党的一位元老。当国民党右派叛变革命时，他毅然参加了南昌起义，并担任革命委员会委员兼财政委员会主席。起义失败后，林老化装潜入香港，从日本到达海参崴，与徐特立、何叔衡、叶剑英等同志一道进入莫斯科中山大学学习，后来留在苏联远东边疆中国苏维埃党校任教。

1933 年初，林老决定放弃在苏联安定的教学生活，回到国内参加第一线的战斗。由于他参加了中国共产党的创建并为党的成立和发展作出了巨大的贡献，在党内赢得了崇高的威望，因此，苏区的广大干部群众把他和先唇来到苏区工作战斗的董必武、徐特立、何叔衡、谢觉哉尊称为苏区“五老”。

林老一上任，便制定了领导苏区发展国民经济的两条原则，一是集中力量保证战争的需要，二是适当改善人民群众的生活。为此，他首先狠抓了粮食问题。当时，中央苏区有三百多万人口，红军已扩大到十万，粮食需求量很大。中央苏区虽然盛产粮食，但存在

时多时少、时贱时贵的现象，一些奸商乘机囤积居奇，哄抬物价，因此，粮食问题成了苏区财政中头等重要的大事。林老一面采取得力措施，促进农业生产的发展，一面布置开展粮食的收集调剂工作。1933 年5 月，国民经济部相继发出第一、二号训令，布置各县国民经济部召开区、乡代表联席会议，发动群众节省谷物卖给粮食调剂局，倡导筹办粮食合作社，制定《谷仓管理委员会规则》，对粮食的运输、保管作出了明确、具体的规定。这些措施对根据地内粮食的收集和贮存起了重大作用。

其二，开展大规模的经济建设运动。为了推动苏区经济建设运动的迅速开展，1933 年8 月，林老在瑞主叶坪主持召开了中央苏区南部十七县经济建设大会，林伯渠主持并致开幕词，毛泽东作了《粉碎五次“围剿”与苏维埃经济建设任务》的报告，林伯渠作了《发行二百万（元）经济建设公债与发展合作社》的报告。大会就发展合作社、推销公债、健全粮食调剂局、开展对外（白区）贸易、筹款、培养干部、加强新区与边区工作等问题作出了决议。这是一次成功的会议，对于促进中央苏区南部十七县的经济建设发挥了重要的作用。

其三，组织群众熬硝盐，打破敌人的经济封锁。林老在苏区主持财政经济工作时期，经常深入群众，调查情况，了解和解决实际问题。有一次，他和国民经济部的工作人员一起到群众中了解情况，来到一老百姓家，这家老百姓见他们是苏维埃中央政府的领导同志，便端出鸡汤请他们喝，林老尝了一口，没有咸味，经询问，始知无盐可放。当时，由于敌人的经济封锁，苏区的食盐特别困难，广大的干部、群众经常吃不到食盐。林老知道后，心情十分沉重。回到机关后，他在人民委员会议上提出了这一问题，并提出了解决办法：一是成立对外贸易局，加强与白区的贸易工作，采取各种手段从白区进口盐、布、药品等苏区急需品，进口的盐既供给红军部队也供给老百姓；

二是发动群众熬硝盐，打破敌人的封锁。毛泽东在

会上支持林老的意见，说：没有盐不好吃饭，就是有鸡汤也吃不下去。

不久，一个群众性的熬硝盐运动在苏区开展起来。林老带头和群众一道动手熬制，并把节省下来的食盐送给红军部队。

其四，抵制王明“左”倾领导者在财政经济工作中的错误路线。王明等“左”倾领导者不但在军事上推行其“左”倾路线，在经济建设方面也制定了一套“左”倾政策。如认为战争年代无闲工夫搞经济建设，军事斗争占领一切；反对和限制导白区的贸易往来，战争的保障和供给全靠向群众征粮和发行公债；对稍大点资本的商店实行没收封门，老板当作资本家打倒，等等。

林老在理财实践中深深感到“左”倾领导者的一套做法不切实际，说：“吃过洋面包的人的办法看来不行。”他对毛泽东提出的“以发展国民经济来增加我们的财政收入”的财政工作方针十分赞赏。为了在实际工作中执行毛泽东制定的一系列关于经济建设的方针政策和具体措施，林老一方面通过财政部配合和协助有关部门，组织工农业生产，发展合作社，开展对外贸易，另一方面抓了纸币的发行，建立金库，健全预算、决算、审计、调配、供给、会计等一系列财政制度，开展“四个月节省八十万元”的运动等。通过这一系列开源节流的措施，在极端艰难的条件下，保证了革命战争的财政需求，并使前方部队、后方机关和群众生活都得到了一定程度的改善。

1934 年1 月，第二次全国苏维埃代表大会在瑞金沙洲坝召

开。林伯渠出席大会并在大会上作了《关于经济建设》的报告。此后，他根据全苏“二大”制定的经济建设方针政策，领导财政经济部门，发动和组织群众搞好工农业生产，开展对外（白区）贸易，打破敌人的封锁，为支援革命战争，改善群众生活做出了积极贡献。

1934 年10 月，第五次反“围剿”失败后，林伯集随着红军部队离开了中央苏区，踏上了长征之路。

中央党校校长董必武

董必武是我们党的创始人之一，也是苏区“五老”之一。他功高德重，但从不摆老资格，总是虚怀若谷，严于律己。

1928 年夏，董必武进入莫斯科中山大学，和徐特立、吴玉章、林伯渠、叶剑英等同班学习。这时，他已逾“不惑之年”，但学习很努力刻苦，深得中国同志和外国同志的敬佩。学习期间，他经常深入工厂、农村调查研究，和工人、农民一起劳动、生活。他常对人说：

“要演好一场戏，主角固然重要，配角和跑龙套的也少不了。我好比一块碎布，哪里有洞，党和人民要我去补，我就去补。轰轰烈烈的工作需要人去做，补洞的工作也不可缺少啊！”

1932 年夏，董必武在莫斯科中山大学学习毕业后，由上海中共临时中央分派，经汕头、大埔、长汀，抵达中央革命根据地首府瑞金。一到瑞金，他就找到毛泽东、周恩来等请求分配工作。周恩来说：“红军大学有一个军以上干部组成的高级班，班长是彭雪枫同志，你去担任该班的政治委员吧。”

董必武二话不说，携行李就去报到了。

红军大学坐落在瑞金城东北约十五华里的一片丛林中，学员们给红军大学起了个雅号叫“森林大学”。一天中午，留着胡子，年近五十的董必武来

到学员中间，他风趣地说：“小伙子们，你们欢迎我这个长胡子的新兵吗？”

一句话把大家都逗乐了。

红军大学的办学条件相当艰苦，但董必武丝毫没有畏难情绪。每天一大早，他总是早早地来到操场，皮带系得紧紧的，绑腿打得利索结实，穿着草鞋，军容威武，精神抖擞，下巴上两撇八字胡随晨风飘舞着。学员们见了，心中油然升起一种敬佩之情。

在红军大学期间，董必武承担了党的建设、社会发展史、红军政治工作和时事政治等七八门课程，他的讲课内容充实，别开生

面，给学员们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1933 年3 月，中央党校（即马克思共产主义学校）开办了。校长任弼时对董必武说：“你来这里工作吧。我已向中央局领导积极建议过，你来最合适。”就这样，董必武调到了中央党校，先任教务长。不久，副校长杨尚昆调到三军团任政委，董必武接任副校长。

中央党校是为系统学习马克思主义学说，培养训练工农干部，提高广大干部的马列主义水平创办的。学员有苏区和白区的工作人员，有党、团、苏维埃和工会的工作人员，还有各省委、省苏领导干部，人员庞杂，文化素质参差不齐。为了搞好教学，帮助学员们实实在在地提高马列主义水平，董必武费尽脑筋，广泛征求各方面的意见，设置了一系列适合苏区革命战争和工作实际需要的课程；同时，他还很重视理论与实际相结合，经常把有着丰富的理论知识和实践经验的中央领导人如毛泽东、刘少奇、陈云、朱德、任弼时等请到学校来上课。这种现身说法的教学方法，给学员们以巨大的鼓舞和教育。

不久，校长任弼时调往湘赣苏区，校长由博古兼任，党校的实际工作全部落到了董必武一人身上。

博古来党校后，要求改变教学内容，要以苏联共产党党史为中心，将中共党史、中国苏维埃革命史压缩下去。董必武反对说，中国人不研究中国的革命史，不研究本国的具体实际，怎么能搞好中国革命？

董必武坚持党性原则，实事求是，刚正不阿。当时，临时中央领导人执行的是王明“左”倾错误路线，毛泽东等人的正确主张受到排斥。当有的学生受人煽动准备攻击毛泽东军事路线时，他教育学员要明辨事非，不可盲从，从而使一些学员避免了因思想幼稚而可能产生的偏向。

对受“左”倾领导者排挤、打击的干部，董必武总是以实事求是的态度去对待，从不人云亦云。原福建省委代理书记罗明因拥护毛

泽东的正确主张，遭受“左”倾领导的打击，被撤掉了职务，调任党校教务长。董必武没有歧视他，多次同他亲切交谈，耐心开导，鼓励他大胆工作。罗明为难地说：“我这个犯有路线错误的人当教务长恐怕不合适，我的水平也不胜任。”董必武说，遇到困难不干，就是战场上的逃兵。共产党员干革命，越是困难越要干。我们当干部的，在任何情况下都要沉得住气，要有“三顶”精神，即要顶得住表扬，顶得住批评，顶得住困难。董必武的话言辞恳切，充满着共产党人的革命乐观主义，使罗明肃然起敬。从此，他放下思想包袱，积极协助董必武工作。

董必武对“左”倾错误路线的抵制，引起了临时中央“左”倾领导人的不满和忌恨，诬蔑他“图谋不轨”，让他作检查。董必武义正辞严地驳斥了这些不实之词，说：“我图的是党的事业兴旺发达。我宁愿不做党校校长，

也要坚持原则，坚持实事求是。”他那崇高的风范，赢得了苏区党员干部的敬仰。

董必武身为党校校长，又是德高望重的中国共产党创始人之一，受到党校学员和教学工作人员的普遍敬重，但他从不以此摆老资格，居功自傲，相反，他时时处处以一个普通党员的身份出现，兢兢业业地为党的事业忘我工作。有一次党小组过组织生活。党小组组长李宽和考虑董必武工作忙，没有通知他参加。第二天他知道了，就找到党小组长说：“宽和同志，昨天过组织生活怎么没有通知我？我也是咱们小组的一个党员呀！”党小组长解释说：“您的工作那么忙，又常到中央开会，我就没有通知您。”董必武听了，十分严肃地说：“一个党的领导干部，首先是个党员，工作再忙也要过组织生活。不参加党的活动，那算什么党员。”在下一次党小组会上，他对上次没有参加组织生活的事，主动作了自我批评，并恳请大家对他的工作提出批评意见。

1934 年1 月，董必武出席了党的六届五中全会和第二次全国苏维埃代表大会，被选为中央党务委员会书记和苏维埃政府中央

执行委员。同年2 月，被任命为最高法庭主席、最高法院院长。

1934 年10 月，年已半百的董必武离开瑞金，踏上了战略大转移的征途。

毛泽东的先生徐特立

徐特立进入中央苏区时，已有50 多岁。他中等偏矮的个子，头发斑白，有点秃顶，门牙脱落，戴一副老式眼镜，走起路来有些摇摇晃晃。观到毛泽东时，毛泽东仔细地打量着自己年轻时的老师，用亲切的湖南口音爽朗地说：“徐老呀，我们又碰到一块来了！”徐特立风趣地说：“润芝，我虽然头发白了，但我还是一个参加革命不久的新战士，你可要让我多为革命做点工作哟。”

当时，恰逢第一次反“围剿”战役取得胜利，红军俘虏了许多敌军官兵，毛泽东和朱德就请徐特立去担负教育俘虏的工作。

这给从事教育工作多年，有着丰富经验的徐特立出了一个新课题。但他并没有畏难。为了摸清这些俘虏兵的情况，以便对症下药地进行引导教育，徐特立来到俘虏兵中间，逐一调查询问。他态度和蔼，耐心细致，很快赢得俘虏们的信任，有什么话都愿跟他说。几天下来，徐特立发现，这些人大部出身贫苦，为国民党当兵打仗或出于谋生考虑，或出于强迫无奈，被俘后有的气恼，有的悲观，情绪相当低落。

徐特立当即把负责看守这些俘虏的同志都找来，告诉他们说：“这些俘虏兵原来都是穷苦人，只不过被国民党欺骗愚弄了。对他们的教育不能简单粗暴，要采取交朋友、谈心和民主讨论的方式，真诚坦率，平等相待，通过我们的热情诚意去开导、启发他们，使他们了解共产党，信任共产党。”

徐特立的教育方法很快取得了成效。不少俘虏兵原来沉默寡言，士气消沉，经过一番和风细雨式的开导、启发后，他们纷纷主动

找徐特立和看守的同志谈心，吐露自己的想法、认识，而徐特立总是笑咪咪地听着，从来不厌烦。他抓住每一个机会一点一点地加以启发、开导。

后来，这批俘虏大都成了“解放战士”。离别之时，这些特殊的学员恋恋不舍，含泪和徐老告别。

第三次反“围剿”战役胜利后，中央革命根据地进入巩固发展阶段。1931年初夏的一个夜晚，毛泽东找到富有办学经验的徐特立，围绕着如何发展苏区教育问题进行了彻夜的深谈，并把发展苏区教育的重任交给自己尊敬的老师。徐特立欣然接受了这一重任。为了制定切合苏区实际及适应革命战争需要的教育措施，徐特立不辞辛劳，深入兴国和于都等地，详细调查，细心研究。很快地就掌握了苏区群众的文化状况：百分九十以上的农民不识字，劳动妇女几乎全是文盲。针对这种情况，徐特立认为发展苏区教育首先要开展扫盲运动。为此，他亲自起草扫盲运动方案，在兴国办了一个九十多人的训练班、培养了一批扫盲骨干。他还经常深入到各区乡，指导和组织成立扫盲协会、识字委员会和识字小组，把农民群众组织起来学文化，并规定每人识字三千就算脱盲。在徐特立的大力倡导下，苏区掀起了轰轰烈烈的扫盲运动，出现了“老公教老婆，儿子教父亲，秘书教主席，马伕教马伕，伙伕教伙伕，识字的教不识字的”的扫盲局面，深得毛泽东的赞赏。

1931 年11 月，在第一次全国工农兵代表大会上，徐特立当选为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中央执行委员会委员，并任中央政府教育人民委员部副部长，主持中央政府教育部的工作。

凭借多年的教育工作经验，徐特立认为，在中央苏区这样经济文化落后的地区，要普及人民教育，首先要培训出一批人民教师。于是他亲自抓了苏区师范学校的建设。1932 年3 月，徐特立在瑞金天后宫举办了师资培训班。

这个师资训练班的全部教学工作由徐特立一人承担，一切教材由他一人动手编写，一切课程由他一人讲授，一切问题由他一人负责处理。他与学生同甘共苦，自己种菜、

煮饭、摇铃、扫地，参加熬硝盐。

不久，这个师资班发展为列宁师范学校，先后为苏区培养了六百多名教师，学员毕业后分派到各县、区、乡创办列宁小学，使中央苏区的教育事业如竟相开放的烂漫山花顽强地发展起来，“创造了中外教育史上的奇迹”。

徐特立到苏区之前已经名重教育界，受到人们尊敬。到苏区时，他已是年近花甲的老人，但他仍然处处以普通战士的身份严格要求自己，生活朴素，廉洁奉公。当时，每创办一所学校，都是千辛万苦，白手起家。为了解决办学所需要的经费，他带头节衣缩食，把自己极其微薄的伙食津贴拿来补充经费。自己则经常吃白菜、萝卜、辣椒之类，穿的是粗布衣服，与普通老百姓一样。但在工作上，他却是兢兢业业，诲人不倦。他当校长时，有的教员常把半截粉笔丢掉，他却不声不响地捡起来留给自己上课时用。在教学上，他言传身教，耐心细致，注意理论与实践的统一。他编写的教材，把识字学文化与掌握革命常识相结合，通俗易懂”，朗朗上口。如列宁小学国语教材是新编《三字经》：“天地间，人最灵。创造者，工农兵。男和女，都是人。

一不平，大家鸣..”

在苏区主持教育工作期间，徐特立处处提倡并坚持实事求是。他要求教育部的工作人员，做任何事情，都要先作调查，摸清情况，然后制订切合实际、行之有效的工作方针和方法。他常告诫周围的工作人员说：“不调查研究，不注意情况，不和群众打成一片，即不能生活。几座山，几条路，几家人，哪条路好走，哪些村子可住，都要调查，不然敌人打来就没有办法。”

他自己深入到各县、区、乡进行调查研究，进行面对面的指导，从不随意发号施令；对于边远山区的工作，他就通过书信往来，在详细了解情况后才发

表自己的意见。

徐特立就是这样一个处处以身示范、为人师表的革命楷模。谢觉哉曾赋诗颂扬他是：“孔子不足高，墨翟差可比。”徐特立不愧为

中央苏区教育事业的开拓者和奠基人，杰出的无产阶级教育家。

红军长征时，徐特立以58 岁的高龄，编在总卫生部的干部休养连，随队长征。

红色法官何叔衡

在中央苏区，有一位老者，他年近花甲，稀疏的头发和浓密的胡子衬托着一张威武、善良的脸，一对炯炯有神的眼睛，充满着丰富情感。毛泽东说他是“感情一堆”，萧三则称他是一头不辞辛苦的“牛”。在苏区的群众中则广泛流传着他执法严明，裁决准确的故事。他，就是我党的创始人之一何叔衡。

1931 年秋，正在上海从事地下工作的何叔衡根据党的指示，经香港、广东等地辗转到达中央革命根据地的中心瑞金。时值中华苏维埃中央政府成立，何叔衡被任命为中央政府工农检察部部长，不久，又兼任内务部代理部长和最高法庭主席。面对一个个重大任务压过来，何叔衡二话不说，一一愉快地接受下来。他说，有毛泽东领导，担子再重也能干好。

在这众多的工作中，何叔衡对工农检察工作是特别细心和重视的。他召集全体工作人员开会，发动大家分头下去摸底，检察各种贪污浪费、违法乱纪、偷税漏税、失职渎职的行为，调查落实各种检举、控告材料。他自己也背上随身携带的三件宝：布袋子、手电筒和记事簿，深入到各县、区、乡进行调查研究。白天，他和群众边干边谈；晚上，召集干部群众座谈会，发动大家反映情况，检举揭发干部中存在的贪污腐化行为。

一次，各路人马纷纷返回检察部，汇报下基层调查的收获。根据自己了解掌握的情况及工作人员的汇报，何叔衡发现有相当一部分县、区苏维埃政府存在着命令主义、强迫主义作风的问题，有的干部存在吞没公款、多吃多占、贪污腐化现象。何叔衡认为，这些

问题如不及时克服，将直接威胁苏维埃政权的巩固。于是，他随即将这些情况向毛泽东、项英等领导作了汇报，引起了他们的高度注

1932 年2 月1 日，人民委员会召开第八次常务会议。会上，何叔衡将了解到的情况作了全面汇报，有事实，有根据，并提议：中央政府要对那些执行上级命令和国家法律疏忽懈怠的现象和一切贪污腐化分子给予严厉打击。

这项建议得到了与会者的一致赞同。接着，人民委员会发布第五号命令，要求各级政府对工作中存在的强迫命令问题及干部中的贪污腐化现象进行一次严格的检查，及时消除政府工作中的不良现象，并责成工农检察部具体抓这项工作的督促、落实，处理检查出来的各种问题。人民委员会的指令发出后，何叔衡又一次率领人马深入各县、区检查落实。对那些初犯或情节不甚严重的，何叔衡尽力进行争取教育，对那些不称职的干部，坚决撤销他们的职务，对贪污犯罪分子，予以严厉的打击，使苏维埃政权的威望进一步提高。

担任临时最高法庭主席的职务后，何叔衡的工作更加繁忙。但不管工作如何忙碌，他对经手的每一桩案件，总是先进行认真仔细的调查了解，在掌

握各方面的情况后再根据法律法规裁决。同时，他也要求工作人员对所办的每一个案子，尽量做到事实清楚，证据确凿，执法严明，裁决准确。

当时，王明“左”倾错误路线已在中央苏区逐渐贯彻，在“左”的肃反政策影响下，一些司法机关干部认为，宁“左”勿右，多判重刑、死刑保险。

何叔衡对这种做法很不满意。

一次，瑞金县苏维埃裁判部送来一份判决书请何叔衡审批。何叔衡接过判决书一看，“被告人朱多伸，瑞金壬田人..判决：朱多伸处以枪毙。”

对朱多伸这个人，何叔衡在壬田检查工作时曾有过多次接触并有所了解，知道他是一位参加过游击队，为革命立过功的老人，怎么一下子会犯死罪呢？

何叔衡决心查个究竟。他背上袋

子来到壬田进行调查核实。原来老朱头虽然年纪不小，但心直口快，对看不惯的事喜欢指点批评，因此得罪了一些区干部。这次他犯了一般刑事罪后，少数区干部嫉恨在心，企图报复，便判了他死刑。何叔衡了解到这些情况后，立即在县苏裁判部的判决书上写下了“朱多伸一名由枪毙改为监禁二年”的批示。

其实，何叔衡心里也很清楚，由于“左”倾政策的推行，加上宗派主义的影响，苏区的乱杀错杀的情况比较严重，他也没办法一一杜绝。但他拿定主意：只要自己当一天法官，就绝不能冤枉一个好人，也不放过一个坏人。

1932 年7 月7 日，他在审批“江西省裁判部字第二号关于温×、余××等六犯并案分别判处”一案时，经过查阅案卷，发现判决书中所列的只是些偷牛偷鱼的事，没有其他反革命的罪证，便批示“不能判处死刑”。但是，对于真正反革命分子的处置，何叔衡认为决不能心慈手软。同年秋，瑞金县黄柏区的干部群众，联名揭发该县县委组织部部长陈景魁有严重问题。接到告发信后，何叔衡亲自组织人员进行调查，结果证实陈确是一个混进革命队伍，罪恶累累，民愤极大的恶霸地主、“民团”团长。这时，有一些领导出来说情，并拿出“某某领导讲了不能杀陈部长”的话相挟。何叔衡非常气愤，这样的人不枪毙，人民不会答应。他毫不犹豫地排除种种阻力，将陈景魁依法逮捕，经公审后执行枪决，广大群众无不拍手称快。

由于何叔衡在审案中坚持实事求是的原则，对“左”倾肃反政策进行过抵制，于是，“左”倾领导者便指责他为“右倾机会主义者”，犯了“政治上动摇”，“拿法律思想代替了严重的阶级斗争”，“在肃反中没有起积极作用”等错误，并于1932 年冬发动了对他的批判。面对“左”倾错误的淫威，何叔衡毫不畏惧。他在批判会上公开声称：“在政治上我从来没有动摇过。”

在以后的工作中，他依然坚持实事求是，依法办事。

“左”倾领导者见批他不服，斗他不改，终于在1933 年冬撤掉

了何叔衡全部领导职务。长征前夕，又没有同意他随军出征。

红军长征以后，根据地很快便沦陷了。1935 年2 月24 日，何叔衡与翟秋白、邓子恢一行从苏区转移到上杭县水日镇小径村时，不幸被地主武装包围，突围中，何叔衡壮烈牺牲。

毛泽东的秘书谢觉哉

1933 年5 月中旬，一个留着平头，鬓角和八字胡已经花白的老人，从上海辗转到达苏区瑞金。他就是谢觉哉，当时虽然不到五十岁，但艰苦卓绝的

斗争生活使他显得像六十多岁的老人。

来到瑞金后，谢觉哉与阔别五年的毛泽东会面了。两位战友纵情畅谈，不觉到了午饭时分。为了招待这位一路饱经风霜的老战友，毛泽东特地吩咐钱希均到老乡家买了三个鸡蛋，又从食堂打来饭和辣椒炒酸菜，算是加餐，为谢觉哉接风洗尘。饭后，毛泽东对谢觉哉说：“我这里正缺人，我们继续合作吧。”就这样，谢觉哉在毛泽东对面的一间空屋住下，担任毛泽东的秘书。不久，被任命为中央工农民主政府秘书长兼内务部部长。

刚到苏区时，谢觉哉对这里的环境和情况不大熟悉。他第一次为毛泽东起草一个关于查田运动的会议通知，送给毛泽东审阅后，被毛泽东删改得面目全非，几乎只剩“通知”两个字。原来由于他不大了解查田运动的内容，只在通知中写了会议召开的时间、地点和参加人员，对于会议的目的、要求和与会人员该准备的情况等内容写得不完全、准确，结果被毛泽东作了大量的删改。谢觉哉顿时感到自己苏区革命斗争实践的知识还很不够，颇感不安。

毛泽东安慰他说，不要着急，多到群众中去调查研究，情况就熟悉了。从此，苏区的干部群众会经常见到一个言语不多，却整天笑呵呵的老人，出现在田头地角、百姓家中，看着，问着，往本子上记着什么。

1933 年11 月的一天，谢觉哉受毛泽东的指派到瑞金县苏区

检查工作，经过几天了解，群众反映瑞金县有些干部利用职权侵占群众利益，贪污浪费现象严重，谢觉哉决定蹲下来认真地查一查。几天下来，清查的情况使谢觉哉愤怒难忍：瑞金财政部会计科科长唐仁达，光吞蚀各军政机关交来的公款、群众退回公债、谷票款、变卖公共物件款及隐瞒地主罚没款等就有三十四项，合计大洋达二千余元，其他小数目的贪污浪费情况就更多了。这简直是一本罪恶帐，苏维埃政府竟混进这么一个可耻的家伙，干部群众，上上下下都在勒紧腰带节约，却养肥了这个贪官污吏，谢觉哉的肺都快要气炸了。

这天晚上，谢觉哉将县苏维埃主席杨世珠和财政部部长蓝文勋留下来。

灯光下，谢觉哉的脸绷得紧紧的，慈善的眼神突然冒出一股火焰，两撇花白胡子一抖一抖的。杨世珠和蓝文勋见状，知道谢觉哉要发火了，他们呆呆地坐着，等待着谢觉哉的批评。

“你..你们还算是共产党员吗？你们还配做苏维埃干部吗？现在大家都在节省每一口粮食、每一个铜板支援前线，你们这里却存在这样大的贪污和浪费，你们都知道吗？会计唐仁达所造的帐目是真是假，你们都检查过吗？

身为领导干部而不了解情况，这是犯罪呀！”谢觉哉越说越激动，责令他们向组织作出深刻的反省，并要他们立即将唐仁达关押起来。

回去后，谢觉哉将情况向毛泽东作了汇报，毛泽东听了也十分气愤，下令将唐仁达送到中央政府最高法庭接受审判，蓝文勋撤职查办，杨世珠受到警告处分。

根据毛泽东的意见，谢觉哉为中央执行委员会拟定了《关于惩治贪污浪费行为》的训令。《训令》颁布实施后，一些贪污犯罪分子被检举出来了，反对浪费、厉行节约的风气形成了。谢觉哉的脸上又浮现出乐呵呵的笑容。

在苏区，工作非常紧张，生活十分清苦，毛泽东的生活标准和大家一样，每天三钱盐、二钱油、十二两米（十六两一斤）。每餐这么

一小碗饭，伴着清汤菜水，身材高大的毛泽东仅几口就吞喝完了。每当此时，谢觉哉常强忍着饥饿，笑着将自己碗中的饭拨一些给毛泽东。

毛泽东习惯晚上工作，谢觉哉常常陪他办公，夜以继日，又困又乏。一天晚上，毛泽东看着胡子花白的谢觉哉那清瘦的脸庞，深情地说：“谢胡子，你白天吃这点粮食够吗？”

谢觉哉乐呵呵地说：“够了。”

毛泽东笑了笑说：“我去弄个南瓜，你去弄点柴草来，咱们煮南瓜吃。”

于是，他俩分头弄来南瓜和柴草，在月光底下煮南瓜，吃了后又接着办公，直到深夜。

谢觉哉不但是毛泽东的好助手，而且是人民政府的好秘书长。他在担任苏维埃中央政府秘书长和内务部部长期间，经常深入基层民众中调查了解情况，并参与主持中央和地方各级政权的建设工作，制定了根据地第一部《选举法》，领导了有史以来的第一次人民民主选举，为根据地的政权建设和法制建设倾注了心血，作出了贡献。

1934 年10 月，谢觉哉随大部队告别了中央苏区，踏上了长征之路。

毛泽东夫人贺子珍

毛泽东在中央苏区时有两个好助手，一个是“贤外助”谢觉哉，一个是“贤内助”贺子珍。

贺子珍是江西永新人，她不仅人长得窈窕秀美，而且学问很好，干起工作来大胆泼辣，百折不挠，有一股巾帼豪气。1931 年9 月，贺子珍随同毛泽东来到中央苏区瑞金，住在叶坪村。在中央苏区的峥嵘岁月里，贺子珍更忙了。在中华苏维埃第

一次全国代表大会上，毛泽东当选为苏维埃中央政府主席，又是红一方面军的总政委、总前委书记，工作十分繁忙。贺子珍除了担任毛泽东的机要秘书外，还兼任了中央政府的机要科科长。在中央政府的办公室里，各种电报、文件、信函、报纸等像雪片般飞来，每天一大叠。这些材料，很多都须贺子珍首先过目，然后报毛泽东处理。从早到晚，忙个不停，但贺子珍从未有过怨言。

贺子珍除了做机关工作，还要做群众工作。当时，群众工作人人都要做，贺子珍还是个做群众工作的行家里手。苏区群众工作的一个重要内容是宣传、动员广大青壮年参加红军，以扩大红军队伍，壮大红军力量，几乎每年都有几次扩红突击。

一次，贺子珍身穿浅灰色的军服，戴着嵌红五星的军帽，背着一个竹斗笠，腿上打着绑带，来到叶坪村动员青壮年参加红军。她把青壮年、老婆婆、媳妇分别请来参加座谈会，宣传扩大红军的重要意义。她还挨家串户，针对不同人的思想，细细地做工作。

叶坪村妇女干部刘香发的新婚丈夫杨荣连，在她的动员下参军走了，家里剩下一个老母亲和一个耳聋的弟弟。刘香发经常到别的有困难的军属家里帮助做事，自己家里反倒顾不过来，贺子珍就把她家挑水、烧火、扫地、补衣服、洗衣服的活都捡起来干。老婆婆很过意不去，贺子珍就笑着说：

你儿子为革命走了，媳妇工作忙又顾不了家里的事，我帮点小忙不是很应该吗？再说，大家都是为了革命呀！”

老婆婆喜得到处夸贺子珍：“这个同志嫂真好，我送走了个儿子，又来了个女儿。”

在扩红运动中，瑞金有的干部对中央政府颁布的婚姻条件有点意见，要求把男女结婚年龄从男20 岁、女18 岁改为男18 岁、女16 岁。他们说：“要兵就得有人，要人就得生崽，这样就不愁兵源

贺子珍听了，不禁哈哈大笑。她对云石山乡苏维埃主席李赞海

等人说：“赞海同志，你也有你的理由。依我看，你们动机是好的，办法却不大妙。要知道，过早结婚，对男女双方都没有好处，发育不完全，像个老鼠仔，又瘦又小，大了如何能上前线杀敌拼刺刀？打个比方，刚灌浆的稻子，不等它长饱满，长成熟，你就把这稻子割下来，一晒干，一把空壳，风吹四处飘，这种谷子做不得种，长不出米。我们的民族在这方面有教训。

不讲科学，早婚生下的伢崽身体都不大好，所以常受帝国主义的欺侮，骂我们是‘东亚病夫’。我们现在不单要考虑眼前，还要想到子孙万代，振兴民族。你们说是不是这个道理？”

一席话说得李赞海等人直点头，说：“贺子珍同志，你说的话在情在理。

我们收回目己的意见，拥护婚姻法，绝不影响扩红。”此事传到毛泽东耳中，毛泽东也不禁由衷地称赞道：“子珍，你还真是内外一把手哩！”

“是吗？这还要谢谢你这位‘先生’呢！”贺子珍也笑了。1932 年10月，苏区中央局召开了宁都会议，毛泽东受到了错误的处置，被解除了红一方面军总政委的职务，离开前线到后方专做政府工作。这时，贺子珍在长汀福音医院分娩，生下了小毛。三个月后，毛泽东来到福音医院附近的老古井休养。贺子珍看见毛泽东虽然目光仍是那么炯炯有神，却消瘦多了。眼窝下边有一道黑圈。贺子珍心痛地说：

“润芝，你受苦了。”

“受苦？我现在是无官一身轻，来到桃花源了。”毛泽东幽默地笑着说。

贺子珍从毛泽东爽朗的笑语中，却体察到一种难以言状的忧愤之情，她轻轻地叹了口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