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52节
错误的根源，失之于简单，后者则没有这样讲；前者把我党的历史归结为两条路线斗争史，后者则更加科学和实事求是。以上对比充分证明：中国共产党在政治上、理论上更加成熟了。
《决议》通过以后，引起了国内外的普遍注意和强烈反响。人们都说，现在对毛泽东同志的功过分清楚了，理直气壮了，心里的一块石头落了地了。一位干部对记者说：“过去毛泽东同志住在天上，他是神，我们敬他，可是总觉得离他远。如今党中央通过的《决议》把他的功过讲活了，就像把他从天上请到人间，和我们百姓在一起，我们都感觉他老人家也是人，离我们近了，我们对他老人家也就更加亲了。”言语真切，感情真挚，朴素的话语中蕴涵了深刻的道理。西方舆论反应也很强烈。《华盛顿邮报》称，六中全会《决议》最重要的部分是对毛泽东思想的论述，《决议》是一篇有创新见解的论文，它“清除了过去的错误并为今后确定了正确的道路”。美国记者自修德(TheodoreH.White)称赞《决议》“是非常出色的文件，用我们美国人的话说，就像‘动得非常干净的外科手术’。文件的思路很清楚，事实阐述得很明白”。合众国际社报道说，《决议》表明，中国最高领导人终于对过去取得了一致的看法。现在可以把注意力转向未来了。
同年7月6日，《人民日报》就《决议》的通过发表社论指出，这几年来，全世界都在议论和揣测“毛泽东以后的中国”。现在经过这次会议，有了这个《决议》，他们可以找到答案了：毛泽东以后的中国，是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的社会主义中国。动乱的年代结束了，徘徊的岁月终止了，我们可以向过去告别了。
恩格斯曾说：“伟大的阶级，正如伟大的民族一样，无论从哪个方面学习都不如从自己所犯错误的后果中学习来得快。”《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是在中国共产党人严肃对待自己历史基础上产生的，它将以在党的指导思想上完成拨乱反正的历史任务而载入史册。此后不久，我们党在新时期的历史进入了全面改革的新阶段。10年后，在举世瞩目的中共十四大上，江泽民总书记高度评价了《决议》的通过，他说：“随着国内局势的发展和国际局势的变化，越来越显示出党作出这个重大决策的勇气和远见。”而20年后的今天，历史已经进入了新的千年和新的世纪，当我们回顾历史时会发现，这一伟大的历史文献仍然经受住了严格而又公正的检验。《决议》的起草及通过，在中国当代历史发展以及保证党在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上继续前进，的的确确发挥了不可或缺的重要作用。
《若干历史问题决议》形成始末沈传宝
1970年代末，正值开辟我们党和国家历史新时期的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结束不久，随着平反冤假错案大规模展开和各行各业拨乱反正深入进行，人们思想更趋活跃，对党和国家历史上曾发生的重要问题和重大事件，特别是对毛泽东以及“文化大革命”的评价等问题议论纷纭，社会上更是流传着各种各样的猜测，甚至在一部分人中间产生了思想混乱。因此，全面、彻底地清理“左”的错误，对历史问题作出全面总结，从指导思想上完成拨乱反正的任务，澄清人们的不正确认识，统一党内外的思想，团结一致向前看，成为以邓小平为核心的中共中央第二代领导集体亟需解决的当务之急。后来的历史证明，中共中央第二代领导集体以高超的政治艺术和智慧，出色地完成了这一重大历史任务，而《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的形成及通过，就是上述历史任务圆满完成的集中标志。
一、“文化大革命已经成为我国社会主义历史发展中的一个阶段。总要总结，但是不必匆忙去做。”
早在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前夕举行的中央工作会议上，邓小平就明确提出，“关于‘文化大革命’，也应该科学地历史地看。适当的时候作为经验教训总结一下，这对统一全党的认识，是需要的。‘文化大革命’已经成为我国社会主义历史发展中的一个阶段，总要总结，但是不必匆忙去做。”他的意见被会议所接受，并写进了随后的三中全会公报。在当时，不急于就一些重大历史问题作出结论，是因为邓小平考虑到，要对这些问题作出科学的评价，需要做认真的研究工作，有些事要经过更长一点的时间才能为人们较充分地理解，到那时再去评价和说明，可能更好。邓小平还率先对毛泽东和毛泽东思想给予科学评价，在这个关键问题上打开缺口，积极引导人们解放思想。他说，没有毛主席就没有新中国，这丝毫不是什么夸张。毛泽东思想培育了我们整整一代人。没有毛泽东思想，就没有今天的中国共产党，这也丝毫不是什么夸张，毛泽东思想永远是我们全党、全军、全国各族人民的最宝贵的精神财富。
随着拨乱反正工作的全面展开，对建国后的历史进行认真全面的总结的时机也日臻成熟。1979年，建国30周年前夕，中共中央决定由叶剑英代表中共中央发表一个重要讲话。这个讲话不是一般的讲话，而是要对过去30年作一个总结，对30年中的问题，特别是对“文化大革命”的问题，也作出一定的说明，但又不是全面的总结，因为这毕竟是一个庆祝讲话。
随后，以胡乔木为主的起草班子，对建国以来的历史进行认真研究，并多次听取党内外的意见，反复斟酌和修改，写出了讲话稿，呈交9月25日至28日召开的十一届四中全会重点讨论。29日下午，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30周年大会在人民大会堂隆重举行。中共中央副主席叶剑英在讲话中，第一次明确地指出了“文化大革命”的错误，同时也对毛泽东和毛泽东思想的历史地位、指导作用，以及建国30年来的成绩给予充分的肯定。他还强调说，“中共中央认为，对过去三十年特别是文化大革命十年的历史，应当在适当的时候，经过专门的会议，作出正式的总结。”实际上这次讲话对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来30年的历史，已经作了一个初步的总结。不少同志听了讲话以后认为，在这一讲话的基础上继续前进、充实、丰富、发展，我们的国史就好写了，党史也好写了。然而，也有不少同志认为，这个讲话距离给“文化大革命”作结论，距离给建国30年来的历史作全面具体的总结，还有很大的一步……这样，就建国以来的重大历史问题作出决议以总结历史经验教训并统一思想，已经提上中共中央的议事和工作日程。
1979年10月30日，在北京市前毛家湾1号毛泽东著作编辑委员会办公室，胡乔木、邓力群等召集会议，传达了邓小平同胡耀邦、姚依林、邓力群等的重要谈话。邓小平指出，常委研究，准备为明年五中全会、六中全会和后年“十二大”做点准备工作，主要是思想工作。现在就要着手起草建国以来党的历史问题决议，明年底六中全会讨论通过。邓小平还说，有了国庆讲话，历史决议就好写了，就是以讲话为纲要，考虑具体化、深化。传达完邓小平的指示后，胡乔木对起草决议工作做了布置，决定以起草国庆30周年讲话的班子为基础，再从新华社、《人民日报》社、《解放军报》社和档案部门调人组成起草班子。他还要求分四个阶段做准备，当天就开始脱产，分段看材料，借阅档案，找人访问、谈话。
此后不久，历史决议起草小组成员陆续集中到北京复兴门外万寿路的某处开始工作。
1979年12月13日，胡乔木同起草小组成员谈话，提出了起草决议的初步设想。他说，起草文件与研究历史的关系很密切，但毕竟是两件事。这个文件只能限于30年历史的若干问题，不能作为30年历史的读本提纲。关于这个文件与六届七中全会通过的历史决议的区别，胡乔木说，那个历史问题决议是把那些时期的问题归结为两条路线，然后作历史分析，而现在情况复杂多了。他提出，总的是不能说多了，说多了劳而无功，不能贪大求全。这次谈话为早日定下决议的轮廓打下基础。
二、“总的要求，或者说总的原则、总的指导思想，就是这么三条。其中最重要、最根本、最关键的，还是第一条。”
历史决议的起草工作是在中共中央政治局、中央书记处领导下，由邓小平、胡耀邦牵头主持的。起草小组日常工作主要由胡乔木具体负责，它的组织、协调和联络工作则由邓力群分管。邓小平非常重视和关心决议的起草工作，起草伊始，他就要求“决议要力求做好，能使大家的认识一致，不再发生大的分歧”。从1980年3月到1981年十一届六中全会，前后一年多的时间里，他一共有十六、七次谈话，讲起草决议的指导思想、框架结构和基调。每次谈话，胡耀邦都参加，并同意和补充发挥了邓小平的意见。1980年2月十一届五中全会为刘少奇平反，是拨乱反正的重要一步，为人们实事求是地对待毛泽东，坚持毛泽东思想创造了条件。刘少奇的平反，是党内外大多数人的迫切愿望和要求，为国内外舆论所强烈关注，但也引起党内一定程度的思想异同：有人认为这样做违反了毛泽东思想；有人则认为，给刘少奇平反这件事证明毛泽东思想错了。这就提出了如何科学评价毛泽东和毛泽东思想的严峻课题。
于是，起草小组邀请社会各界人士进行座谈，听取对起草决议工作的意见和建议，以及他们对一些重大问题的看法。经过反复讨论、酝酿后，起草小组搞出一个供领导参阅的决议写作提纲，送给了邓小平审阅。
3月19日，邓小平找胡耀邦、胡乔木、邓力群三人谈话，提出他对决议的看法。他告诫大家，写决议不是写文章，不需要多方面展开论证，而是要对于重要的历史事件、重要的历史人物作出正确的判断，话不要多。不要担心，怕说这个判断根据是什么呀？为什么对呀？要论证一下。这样不好。
他说，中心的意思是三条。第一，最核心的一条是确立毛泽东同志的历史地位，坚持和发展毛泽东思想。不仅今天，而且今后，我们都要高举毛泽东思想的旗帜。邓小平提出，要写毛泽东思想的历史，毛泽东思想形成的过程。现在这一次，要正确地评价毛泽东思想，科学地确立毛泽东思想的指导地位，就要把毛泽东思想的主要内容，特别是今后还要继续贯彻执行的内容，用比较概括的语言写出来。
第二，对建国30年来历史上的大事，哪些是正确的，哪些是错误的，要进行实事求是的分析，包括一些负责同志的功过是非，要作出公正的评价。“文化大革命”的10年，毛泽东同志是犯了错误的。在讲到毛泽东同志、毛泽东思想的时候，要对这一时期的错误进行实事求是的分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