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42节

马列著作有的书比较难读，所以党校教员还要针对书中的要点、难点进行一些必要的辅导，他们与学员住在一起，欢迎学员随时质疑、探讨。

为了正确理解马列原著，学校让各教研室提出必读的和选读的参考书目，编成《马列著作、毛泽东著作选读》共100万字，作为教材。其中马列原著，请中共中央马恩列斯著作编译局的有关同志与中央党校有关教研室的教员一起，重新校对了译文，改正了一些译得不准确或表达得不恰当的地方多处。这本教材的选目，耀邦亲自邀请校内外著名专家、学者经过多次讨论才定下来的。为力求书目定得妥当，他本人还尽量挤时间读了其中不少篇章。

坚持理论联系实际的方针．这是继承延安整风的好传统、好学风。50年代党中央批准的中央高级党校教学方针也是“学习理论，联系实际，提高认识，增强党性”。康生反对这个方针是完全错误的。复校后重申理论联系实际方针，就是在这个问题上的拨乱反正。

提倡独立思考，实行“四不主丈”，鼓励大家讲真心话：自从1957年反右派运动，1959年庐山会议斗彭德怀以后．特别是“文革”以来，由于党内政治生活不正常，党和国家的民主遭到越来越严重的破坏，许多知识分子受到错误的批判斗争，党内党外形成了一种很不正常的现象。这就是大家不讲真心话，大会发言、小组讨论，都按照报纸上宣传的口径讲，惟恐说走了嘴，招惹是非。这不仅对个人的思想、工作的进步，而且对健全党内外的民主生活、端正思想作风、顺利进行党和国家各项工作，都是极其不利的。这是1957年以后我们的工作越来越左，以至发生“文革”的原因之一。胡耀邦进校后，在开展揭批查运动的整风学习会上，宣布“四不主义”，即不抓辫子，不打棍子，不戴帽子，不(整黑材料)装(档案)袋子。大家解除了思想顾虑，畅所欲言，议论纷纷，这对分清思想是非、路线是非，效果很好。所以开学后即把“四不主义”推广到学员中去。胡耀邦向学员们说：在过去“以阶级斗争为纲”的年代里，发表点不同意见，动辄得咎，抓辫子、打棍子、戴帽子、装袋子是司空见惯的事，那时有不少干部把进党校学习视为畏途。

这种状况如不根本改变，什么开动脑筋想问题，活跃研讨空气，发扬独立思考精神，都无从谈起。由于过去历次运动把人都整怕了，所以宣布“四不主义”，就有人说，谁知道你是不是又在搞“阳谋”、“钓鱼”？还有人说，即使胡耀邦同志真心实意实行“四不主义”，但将来说不定谁再搞一个什么政治运动，不听你胡耀邦的。虽然现在不装袋子，但可以装脑子，那时候强迫大家回忆材料，互相揭发检举，我们还不是照旧挨整。这些顾虑是在胡耀邦主持中央党校的实际工作中得到真正解除的。经过实践检验，“四不主义”不久就取信于人了。1977年秋天开学后，高级班有位姓谢的学员认为，提“以阶级斗争为纲”不妥，应该提“以阶级斗争和生产斗争为纲”，或者干脆提“以生产斗争为纲”。他的理由是：既然我们要搞社会主义四个现代化，就应该集中力量发展生产力，而不是像过去那样频繁地搞政治运动。不少学员听到后，感到惊讶，认为他这说法跟中央的提法不一致；少数人还建议开支部大会批判他。学校领导坚决不同意这样做，重申了“四不主义”是要保证大家独立思考、讲真话的道理。

1977年11月间，理论班学员杨廷贵在一次党小组会上发言，认为中央1976年的四号文件，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根本不符合毛泽东思想，是“四人帮”搞的鬼。粉碎“四人帮”后，现在的党中央做了很多工作，但在纠正这个四号文件的错误问题上，态度是含糊的，方法是消极的。他用大量事实证明了四号文件的错误。1978年4月，杨廷贵又在小组会上发言，认为三月间华国锋主席在中央工作会议上讲话说，凡是毛主席的英明决策都要维护，可是，天安门事件的“两个决定”，过去大张旗鼓地宣传是毛主席的“英明决策”，这怎么维护？党的十一大还把“走资派还在走”那句话写在文件上，这是什么意思？全党要整党整风，我看政治局首先要整风。捍卫毛主席的旗帜，要真正捍卫正确的东西，根本的东西，不能什么都捍卫。他的发言，实质上是反对“两个凡是”的思潮。在真理标准问题还未展开讨论的时候，这是“敢冒天下之大不韪”!当时党校编有内部材料《情况反映》，作为一个下情上达的渠道，在取得学员的同意下，把大家的意见、建议，包括杨廷贵的上述发言，都编进《情况反映》上报中央，杨廷贵和大家一起，又都照常地投入学习。

1978年初，有位学员在讨论会上联系实际，对本省的某些工作提出了批评。没过几天，省领导对他爱人说：“你老公在中央党校讲了些什么？不要以为我们不知道。”爱人很快给他来信，称：你在中央党校瞎说些啥？你的发言，省领导都知道了。你别忘了“文革”中我们过的苦日子，以后咱能保住那每月二百多元的工资，安安稳稳过日子就行了，再也不要去捅乱子。冯文彬知道后，在一次全校学员大会上揭露了以上事实，大家听了都很激愤。接着冯文彬郑重宣布：“对过去的事，既往不究，以后再发生这样的事情，我们就要请中纪委来检查处理。因为反对“四不主义”，是反对恢复党的优良传统和作风的大问题。”这一来，学员真正相信中央党校的“四不主义”是动真格的，不是“钓鱼”，不是搞“阳谋”。一时间形成了既有统一意志，又有个人心情舒畅、生动活泼的政治局面。

为了完整地学好马克思主义的各个组成部分和党的方针、政策，学校设立了哲学教研室、政治经济学教研室、科学社会主义教研室、党史党建教研室和语文教研室(后来又陆续增设了几个教研室)。胡耀邦一进校就狠抓教师队伍的建设，注意提高他们的政治素质和理论修养。要求他们把马克思主义的原理、精神实质、立场、观点、方法，深入到自己血肉里去。要求他们解放思想，有理论勇气，敢于拨乱反正。他还从各省、市、自治区及大专院校调入了一批教员，充实中央党校教学骨干。胡耀邦分别到各个教研室跟教师们座谈，给他们指出讲课要着重讲什么问题，怎样讲才有吸引力。如要求哲学课一定要针对过去一段时间唯心主义盛行，形而上学猖獗，把辩证唯物主义、历史唯物主义讲好，把马克思主义世界观、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讲好。要求党史、党建课一定要实事求是，以实践是检验真理的惟一标准这个原理来分清是非，总结党的正反两个方面的经验教训，正确地阐述党的历史和党建学说，等等。

胡耀邦在担任或兼任中央党校副校长期间，在每期学员开学或结业的典礼上，或传达中央重要会议精神时，对学员有多次讲话。这些讲话，阐明历史新时期党面临改革开放和四个现代化的历史任务，勉励学员在新形势前必须努力学习，踏实工作，端正党风，体现了耀邦是反腐倡廉的坚定战士，给学员很大的教育和鼓舞。1985年7月15日，在中央党校礼堂举行的结业仪式上，对当时大家已感到的严重的党风问题，耀邦尖锐地讲了这问题，并且举例说明。他说：一次在武汉，干部们坐的吉普车掉在江里，群众见了都漠然不去救护，可见我们一些干部脱离群众到了什么程度!多么令人痛心和必须高度警惕!接着他说，党风关系党的生死存亡的问题，而端正党风必须从领导干部做起，“上梁不正下梁歪！”整个礼堂一千六百多来自全国各地的学员报以长时间的雷鸣般的掌声。

1984年党的十二届三中全会作出的《关于我国经济体制改革若干问题的决定》公布不久，一些人钻改革的空子，以权谋私。一天，在中央党校来自全国各省市主管教育的书记、副书记的研讨班结业式上，胡耀邦拔冗赶来出席。他讲话就请大家掏出笔记本记录，说：现在有两股风，一股是在职的一些领导干部利用他们的权力，一股是已经离退休的老干部利用他们的关系、影响，这两股人由他们自己或他们的子女倒卖钢材、倒卖汽车牟利，这两股风必须坚决及时刹住!这是经中央书记处讨论作出的决定，请你们回去认真传达，就说这是中央书记处的决定，不要等中央的文件了。

如所周知，后来耀邦亲自批示，对几位高干子弟严重违法大家感到棘手的问题作了处理。

为了及时了解教学效果，胡耀邦除亲自听一些课、参加一些学员的小组学习讨论会外，还多次利用晚上时间（他为了能多与学员接触，住在校内，周末才回城里关东店的家)，找学员开座谈会，了解到教学中存在的问题就及时解决。学员有意见就当面或写信告诉他。如有一次关于辩证法问题的讲课，教师没有讲具体问题要具体分析，有个学员听了不满意，就写信给耀邦提意见。耀邦立即批复，认为这个学员的意见很对，并转告教研室，这样的问题应该讲，不该遗漏，每门课结束后，耀邦要求教研室作出总结，从理论高度不断探索干部教育、党校教育的规律。

除教学工作外，耀邦同志晚间不回家，邀请学员到他校内住所开座谈会，调查研究工农业生产以及各方面工作的情况和问题，征求学员对各方面工作的意见，然后报告中央，供中央参考。有位学员鉴于耀邦同志对党的工作的真诚态度，临结业离校前主动要求耀邦听取他对党的工作的意见，耀邦因为忙，便约定在这位学员离京前，去他城里的家中谈话。

这一时期，在耀邦同志言传身教的影响下，学员的学习自觉性、积极性非常高涨，每天入夜，每个学员楼总是灯火通明，差不多都要到十二点左右才熄灯休息。大家都以高度的历史责任感刻苦学习理论，苦苦思索着在“文化大革命”后，如何治理严重的创伤，如何总结经验，拨乱反正。实现四化大业和民族复兴。学校担心的不是学员学习纪律松驰．而是学员过于劳累，所以经常提醒大家要劳逸结合，注意身体健康。那时全校真正呈现出一派勃勃生机，欣欣向荣的景象，是中央党校历史上又一个春天。

中央党校学员对这些年在党校的学习是满意的，根据党校保存的记录，第一期八百多学员，经过几个月学习后反映：一、感受最深的是党校风气好，大家敢讲真心话，党校真正在努力恢复和发扬党的优良传统和作风。二、党校工作同志都有一种真诚为学员服务、向学员学习的精神，耀邦同志深入到学员中间，150多个高级班学员，他都认识并谈过话。三、对党校教学计划和安排也很满意。特别是强调完整准确地掌握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彻底批判林彪、“四人帮”，正本清源，拨乱反正，解放思想，大家觉得收获很大。四、能听到中央有关部门领导同志和首都许多专家学者讲课，这是在地方上很难做到的。

耀邦同志不仅大力抓好中央党校建设，而且也十分重视地方各级党校的建设。他亲自代中央起草了《办好各级党校的决定》，要求地市以上的党校都要恢复，有条件的县党校也要很快开办，轮训各级干部。他进校后，不断接见各省市来的党校工作人员，回答他们关心的问题。如十六字方针是否正确，对党校历史上的工作如何评价，都做了明确的回答。1979年底到1980年初。召开了全国党校工作座谈会，会议形成了纪要，指出：粉碎“四人帮”之后，特别是中央发布《关于办好党校的决定》两年多来，各级党校相继恢复，轮训和培训了大量的干部；坚持了实践是检验真理的惟一标准这一马克思主义的基本观点，抓住了拨乱反正的关键，在宣传、捍卫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恢复和发扬党的优良传统和作风方面，都努力发挥了自己的作用。会议要求党校工作必须以教学为中心，各项工作都要围绕这个中心来进行。在整个教学过程中，要坚持学习理论、联系实际、解放思想、实事求是。这实际上是原来的十六字方针在新的历史条件下的发展，在以后的党校教育中起了重大的指导作用。耀邦同志的基本观点是各级党校要成为在各级党委的领导下培训干部的学校，中央党校可以在教学、科研业务上起指导作用，但不能由中央党校来直接领导各级党校。要充分发挥中央和地方党校的积极性，发挥党校的整体功能。

当然，胡耀邦的头脑是清醒的，他一再指出，我们决不能自满，我们还有很多不足，甚至缺点、错误的地方。例如，学习中对一些重大的理论问题，还不能给大家满意的回答，后勤管理上的某些环节还很薄弱，等等。耀邦同志严格要求，在肯定成绩的同时总是寻找工作中的不足、缺点，永不自满，这种精神也常给党校工作人员和学员以教育和鼓舞，力求把党校的工作做得更好。

耀邦担任或兼任中央党校副校长的五年多时间里，中央党校共办了七期党的中高级干部轮训班，三期中青年干部培训班，多期理论宣传干部训练班、研讨班、部门班，新疆和西藏民族班，以及与中央机关、国家机关、部队、北京市合作举办了三、四期部分走读班，学员人数共达17，838名，相当于“文革”前中央党校学员总数的2.6倍。这些学员就是十一届三中全会后撒在全国各地、在改革开放中建功立业的革命种子，他们在中国历史大转折中作出了重要贡献。

胡耀邦在中央党校：拨乱反正的日日夜夜何孚 许迈扬 李公天

1976年10月，“四人帮”被粉碎后，举国欢腾。经历了“文革”十年浩劫的中国，百废待兴。人民渴望以华国锋为首的党中央能拨乱反正，改弦更张，把林彪、“四人帮”一伙颠倒了的思想路线、政治路线、组织路线颠倒过来，澄清他们混淆了的思想是非、理论是非、路线是非。当庆祝粉碎“四人帮”的游行队伍激情满怀地经过北京天安门时，有人在小凳上放置了一个小瓶，不言而喻，凳者邓之谐音也，小瓶者小平之谐音也。这是人们表达的一个强烈愿望，就是不要再搞“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那一套极不得人心的政治运动，希望为当年的天安门事件平反，希望邓小平复出。

把“四人帮”抓起来不几天，叶剑英同志让他儿子把这个信息告诉胡耀邦。胡耀邦除了祝贺叶帅和华国锋等同志为党和人民做了一件大好事外，还请叶帅的儿子转告叶帅和华国锋三点建议：一、停止批邓，人心大顺。二、冤案一理，人心大喜。三、生产狠狠抓，人心乐开花。应该说胡耀邦这三点建议，完整准确地反映了当时党内外广大干部和群众的心声，顺乎时代的潮流，合乎人心之所向。

遗憾的是，长期以来特别是“文化大革命”时期形成的政治上、思想上的“左”的混乱，难以在短时期内得到澄清。1977年2月7日《人民日报》、《红旗》杂志和《解放军报》的社论《学好文件抓住纲》中明确提出：“凡是毛主席作出的决策，我们都坚决维护，凡是毛主席的指示，我们都始终不渝地遵循；”这就是众所周知的“两个凡是”。这篇社论一发表，等于“四人帮”没有被粉碎，还是一仍其旧。难怪已经濒于崩溃边沿的国民经济，不是整顿改革，而是工业方面搞洋冒进，农业方面继续割资本主义尾巴，使党的工作处于两年徘徊的局面；遍布全国的冤假错案不但得不到平反，而且继续出现新的冤假错案。

1977年3月，党中央决定恢复中央党校，重新训练干部。任命华国锋兼校长，汪东兴兼第一副校长，胡耀邦为副校长，主持日常工作。

中央党校是“文化大革命”的重灾区，被康生把持了长达20多年、已破坏成了一个烂摊子。就是在这样的困难情况下，胡耀邦只身一人(不带干部，只带一位秘书)前往党校就职，凭着真理在手，在一些老一辈革命家的支持下，在许多志同道合的同志们的支持和配合下，在党校广大干部和群众的拥护下，一往无前，义无反顾，在这场拨乱反正的艰巨斗争中，以“我不下油锅谁下油锅”的大无畏精神冲锋陷阵，建立了不朽功勋。

我们几位当时是中央党校的教师，对耀邦同志在中央党校的工作较为熟悉，现就所知，简要回忆耀邦同志生命中这段惊心动魄的岁月。

一、坚决清查与“四人帮”篡党夺权有牵连的人和事，把埋藏很深的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团的主要成员康生揭发出来了

早在50年代，康生就以中央理论小组成员的身份插手中央党校，特别是1957年反右派运动中，他和他的老婆曹轶欧(当时任中央党校短训班主任)以极左面貌出现，责难中央党校放走右派，使中央党校本来已经扩大化的反右派运动更加扩大化。“大跃进”中，他对中央党校下放干部鼓吹空想社会主义，使个别地方农村社员拆散家庭，按男女分别集中住宿，吃公共食堂。1964年，把杨献珍讲的“合二而一”诬陷为跟毛泽东讲的“一分为二”唱对台戏，把学术问题当成政治问题来整，开展全国规模的大批判，株连了很多人。还说，凡是赞成“合二而一”的都不能作革命事业接班人。这次大批判运动，致使忠诚于党的事业的知名学者孙定国被逼自杀，黎明被开除党籍，“文革”中投井自尽。仅中央党校就调出或遣送还乡100多人。1966年“文革”开始，康生、曹轶欧(当时任康生办公室主任)就在中央党校扶植造反派，煽动他们起来造林枫校长的反。康生诬蔑林枫是假党员，是在东北与彭真搞“桃园三结义”反对林彪的人。“文革”中，康生还挑动群众斗群众，把党校一些群众组织打成反动组织、反革命阴谋集团等，全校教职员工除康生扶持的造反派十多人外，全都“站错了队”。

在康、曹的直接指挥下，造反派诬蔑老红军女战士胡莹是刘少奇与蒋介石特务电台的联系人，七斗八斗，把胡莹同志斗成了神经分裂症患者。曹轶欧说：“岳昭这人不好(指当年在短训班工作时不完全听她的话)”，造反派就演绎成“岳昭这人很坏”，把他隔离审查了几个月，致使岳投湖自尽。1966年8月，毛泽东写了《炮打司令部》大字报后，康生密切配合，立即让中央党校的造反派组织人员写揭批刘少奇的大字报，贴到中南海。分别编印刘少奇、邓小平的“反革命修正主义言论集”广为散发。组织大批判写作组为林彪、“四人帮”摇旗呐喊。江青带着这个写作组和北大、清华两校的大批判写作组到天津，在群众大会上宣布，“我带来的梁效（北大、清华‘两校’的谐音)、唐晓文(‘党校文’的谐音)这两个大批判写作组，都是我的写作组。”康生还在“四人帮”发动的批林批孔批周公阴谋活动开始的时候，亲自出题目，“柳下跖痛骂孔老二”，让唐晓文撰文，影射攻击周总理。如此等等，不一而足。康生还诬蔑中央党校的盖子又深又厚又大，他指的是刘少奇担任过中央党校前身——马列学院的院长。

他还胡说，中央党校几任校长都是叛徒、特务、走资派，中央党校是反毛泽东思想的顽固堡垒，是修正主义的大染缸，是里通外国的黑据点，是反对无产阶级司令部的联络站。他过去对中央党校的十六字教学方针(学习理论，提高认识，联系实际，增强党性)是极力推崇的，如今却一反常态，说它完全是修正主义的教学方针。他在“文革”中与林彪、江青互相勾结，狼狈为奸，对杨献珍、林枫两个校长残酷斗争，把他们关进监狱，并诬陷他们是杨家党、林家铺子，株连了党校教职员工很多人。最后把全部教职员工遣送到河南西华中央党校五七干校。康生对他扶植起来担任五七干校领导小组的造反派说，你们下去搞斗批改，或者说斗批散也好。军代表说：五七干校就是无期干校，让你们在这里呆一辈子也可以。康生还把中央党校的校舍几乎全部拱手奉送给林彪的干将黄永胜，作为总参的一部分办公用房和家属宿舍。中央党校成了“文革”的重灾区。“四人帮”垮台了，但由康生一手扶植起来的造反派仍以中央党校五七干校领导小组的名义掌握着中央党校的领导权，路线不清，是非不明，盖子仍然捂着，康生的阴魂不散。

1977年3月9日，胡耀邦与中央党校部分同志见面，就表示：中央决定我来党校工作，我感到担子很重。但是，有党中央的领导，依靠党校全体同志的共同努力，做好工作，我是充满信心的。他还说．现在全党、全军和全国人民的头等大事是揭批“四人帮”，党校也不能例外。相信大家的认识是一致的，是会把这件大事抓好的。胡耀邦正是凭着这种决心和信心，充分相信群众和依靠群众，用整风会议形式，发扬民主，开展工作。经过几个月时间，一面积极准备开学，一面狠抓揭批查运动，很快就打开了局面。许多人主张把造反派头头隔离起来审查，胡耀邦为引导运动健康发展，说服大家不要那么干，坚持摆事实，讲道理，促使造反派头头不能不承认在“文革”中干的许多坏事。但是，造反派头头还是要找一个避风港、保护伞。他说：我这些错误活动，都是向康生同志或曹大姐请示、报告过的，他们都是知道的、同意的。这时，“四人帮”已被抓起来将近一年，但康生的问题还是没有揭露出来。所以直到1977年9月3日党的骨干分子整风会议上，还有人提问：对康生和他的老婆曹轶欧的问题，究竟能不能揭批。

胡耀邦当场明确回答说：“一个党员，对现在的领导，直接的领导，过去的领导者有意见，可不可以提呢？我看是可以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