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4节

在18天会议期间，毛泽东作了6次长篇发言，主要讲“破除迷信，解放思想”，并且提出“鼓足干劲，力争上游，多快好省地建设社会主义”的总路线。

周恩来在3月19日的会上就外交工作问题发言，在3月25日的会上对反冒进问题再次作检讨。他说：

“在当时就是没有听取多方面的意见，没有接触群众和实际，而只局限在会议室和办公室中，更没有看清在所有制改变后解放了的生产力要求大发展的群众运动正在起来。我们反而只看见死的物不看见生气勃勃的人，务实而不务虚。我负主要责任提出的‘反冒进’报告就是对群众生产高潮这个主流泼了冷水，因而不是促进而是促退，不是多快好省而是少慢差费，四十条也就被打入冷宫，这就是问题的本质。”

“当时确没有这样认识，等到右派教育了我，主席提醒了我，群众实践更启发了我，才逐渐认识这是社会主义建设问题上方针性的错误。更深一层说，也就是对社会主义革命本质的东西解放生产力，社会主义建设的主流发动群众、发展生产，看不到，自然就抓不起了。”

对于周恩来的检讨，毛泽东在当天的会上评论说：“如果从经验上、从方法问题上作为例子，那倒是可以的。这个问题不是个什么责任问题，也不是老要听自我批评的问题，南宁我们都听过了，北京也听过了的。”他还说：“关于反冒进的问题，我看以后不要谈很多了。在我们这样的范围，就是谈也没有好多人听了。”看来，毛泽东对周恩来的检讨还不满意，还将进一步解决反冒进的问题。

为了把成都会议讨论的问题用中央决议的形式确定下来，中共中央决定召开八大二次会议。成都会议前后，周恩来一直为治理长江和黄河的问题而奔忙，加上频繁的外事活动，使得他很少有时间来认真思考南宁会议以来毛泽东对反冒进的一系列批评。既要承受错误批评的思想压力，还要忍辱负重地承担繁重的国务工作，这是常人难以忍受的事情。据当年一位在他身边工作的人员说：“那是周总理最痛苦的一段时间。但是，在工作面前，在我们这些工作人员面前，他从来没有表现出来，对工作依然是那么认真，那么投入。”

在中共八大二次会议开幕后，5月15日，毛泽东分别同周恩来、陈云长时间谈话。从这时起，周恩来开始准备起草在大会上对反冒进问题再次检讨的发言稿。据周恩来的学习秘书范若愚在回忆文章中说：

“有一天，周恩来同志对我说，他这次发言，主要是做‘检讨’，因为‘犯了反冒进的错误’，在南宁会议上已经被提出来了。”“我意识到，在反冒进这个问题上，他的内心有矛盾，因而找不到恰当的词句表达他想说的话。”“我看到政治局常委和书记处提的意见，把‘检讨’部分中的一些话删掉了，有些话改得分量轻了。我看了之后，心里的紧张情绪才缓和下来。但是，我发现周恩来同志在起草这个发言稿的十多天内，两鬓的白发又增添了。”

当时任总理办公室主任的童小鹏回忆说：

“后来，这个检讨稿打印出来发政治局和书记处征求意见。邓小平看后就说，写这么多干嘛，把‘离右派差50米远’等刺激字眼划去，有些话的分量也改得轻了。可见邓小平对毛泽东的批评，是有不同看法的。”

周恩来在中共八大二次会议上再次进行检讨，大会还将这个8千多字的检讨稿作为会议材料印发代表。他检讨说：“‘反冒进’的错误，集中地反映在我在一九五六年十一月八届二中全会的报告中间。当时我对于一九五六年的建设成绩和在跃进中出现的某些缺点和困难，作了错误的估计，把实际上不到一个指头的缺点夸大化，肯定一九五六的年度计划‘冒’了，并且提出一九五七年适当收缩规模的意见。”他还说：对于毛泽东批评的反冒进是关于社会主义建设规模和速度问题上方针性的错误，“在相当时间没有意识到，问题的严重性就在这里”。

对于周恩来的这次检讨，没有见到毛泽东表态和评价的有关材料。但是，毛泽东在中共八大二次会议上的讲话中，两次讲到可能发生的大灾难，一是发生战争，二是党的分裂。历史上有党内分裂，今后会不会有新的分裂，可能有，分裂是新陈代谢。对于毛泽东把问题的严重性讲到这个份上，周恩来自然是心领神会的。

1958年6月9日，周恩来即在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扩大会议上提出“请考虑自己继续担任国务院总理是否适当的问题”。这时，彭德怀也向中央提出“不担任国防部长的工作”。常委会讨论他们的请求时，挽留他们继续担任现在的工作职务。会后，邓小平拟定了常委会会议纪要，会议决定：“他们应该继续担任现任工作，没有必要加以改变。”他还将这个会议纪要报送毛泽东。

当时，周恩来处境困难，心情苦闷。但是，为了党和人民的事业，他服从中央决定，继续担任总理的工作，忘我地操持繁重的国务。

八、忍辱负重“反冒进的问题，现在也搞清楚了”

在中共八大二次会议上，刘少奇代表中共中央作的工作报告，对批评反冒进作了结论。1958年5月20日，毛泽东在会上讲话时指出：“经过整风和批评反冒进，中央也好，地方也好，都很团结。反冒进的问题，现在也搞清楚了，我们在新的基础上团结起来。”

但是，毛泽东在此之后还批评过反冒进。就在八大二次结束后的第三天，毛泽东看到彭真送来的1957年11月13日《人民日报》社论后，于5月26日给中央和地方的领导同志写了一封信，表扬这篇社论提出“跃进”一词，“其功不在禹下”。信中写道：“以‘跃进’一词代替‘冒进’一词从此篇起。两词是对立的。自从‘跃进’这个口号提出来以后，反冒进论者闭口无言了。‘冒进’可反(冒进即‘左’倾机会主义的代名词)，当然可以振振有词。跃进呢？那就不同，不好反了。要反，那就立刻把自己抛到一个不光彩的地位上去了。”“如果要颁发博士头衔的话，我建议第一号博士赠与发明这个伟大口号(即：‘跃进’)的那一位(或者几位)科学家。”

1959年7月23日，毛泽东在庐山会议上尖锐地批判彭德怀写给他的那封信时，连带着又批了反冒进。他说：“这些同志，据我看不是右派。我所谓方向，是因为一些人碰了钉子，头破血流，忧心如焚，站不住脚，动摇了，站到中间去了。究竟中间偏左、偏右，还要分析。重复了一九五六年下半年一九五七年上半年犯错误的同志的道路，他们不是右派，可是自己把自己抛到右派的边缘去了，距右派还有三十公里。”由此可见，对反冒进的问题，中共中央虽已作结论，但毛泽东对反冒进的批评并没有就此结束。

回顾和考察冒进、反冒进、反反冒进的历史过程，可以得出一点基本认识：冒进是不利于社会主义建设事业的，反冒进是坚持实事求是的，反反冒进是错误的。历史已经证明：错误地批评反冒进，违背了集体领导的原则，改变了中共八大确定的既反保守又反冒进即在综合平衡中稳步前进的经济建设方针；错误地批评反冒进，违背了民主集中制的组织原则，造成强大的政治压力，破坏了党内正常的民主生活；错误地批评反冒进，还违背了客观经济规律，助长“左”的指导思想的滋长和蔓延，造成“大跃进”的严重失误，给党和人民带来灾难性的后果。历史的教训十分深刻，应当永记不忘。

周恩来与冒进、反冒进、反反冒进刘武生

1955年底出现的冒进，1956年开始的反冒进，1958年进行的反反冒进，是围绕对1956年经济工作的估计和1957年国民经济计划的制定发生在中共中央高层的一场重要争论。这场争论的实质是，毛泽东、周恩来等在探索中国社会主义建设道路的过程中，在经济建设速度问题上两种指导方针的分歧。

一、“主观的努力落后于客观的需要”

从1955年下半年开始，在持续批判右倾保守思想的情况下，中国的农业、手工业和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迅猛发展，势如破竹。

由于三大改造的进度大大加快，加上1955年国民经济的情况也很好，全国呈现一片蓬勃向上、欣欣向荣的喜人景象，使人们头脑开始发热，误以为经济建设的速度可以大大加快，甚至“完全有可能迅速建成社会主义”。1955年12月5日，刘少奇在中共中央召开的座谈会上传达的毛泽东指示，就反映了毛泽东急于求成的心态。刘少奇说：

关于八大的准备工作，毛主席提出，“中心思想是要讲反对右倾思想，反对保守主义，提早完成我国的社会主义工业化和社会主义改造。保证十五年、同时争取十五年以前超额完成。有无可能呢？有可能。”“因此必须加大速度，在我们的一切工作中都要反对保守主义，要求在较短的时间内，获得更大的成绩。”“我们完全有可能迅速建成社会主义。”“这不是急躁冒进，而是实际与可能的要求，是稳步前进。”要以此为中心，“迎接八大，使八大开好。”

反对右倾保守思想，加快社会主义改造和建设的速度，是毛泽东为中共八大确定的主题。当时，周恩来同意毛泽东的这个主张。他在座谈会上表示：

“最近政府在各方面的工作，或多或少都存在着保守。”“反对盲目冒进是对的，但又带来了副作用，必须打破这个副作用。”“我对毛主席指示的体会可以用一副对联来反映，上联：客观的可能超过了主观的认识：下联：主观的努力落后于客观的需要。新大陆早就存在，而我们发现得太晚了。”

为加快社会主义建设的速度，使农业发展有个长远的奋斗目标，1956年1月，毛泽东在《农业十七条》的基础上，主持起草了《一九五六年到一九六七年全国农业发展纲要(草案)》，简称《农业四十条》。《纲要》规定，粮食和棉花的产量在1967年分别由1955年的预算计数：3652亿斤、3007万担增加到1万亿斤、1亿担，每年分别以8.8％、10.5％的速度递增。这实际上是不可能达到的。到1996年，时隔近40年，我国粮食、棉花的产量才分别达到9800亿斤、8400万担。

《农业四十条》各项高指标的公布，迫使工业、交通、商业、文教等部门纷纷大幅度修改原订的各项计划指标。周恩来和陈云经过周密的了解和核算，发现如果按照各部门提出的高指标安排1956年的国民经济计划，国家统一分配的8类物资250多种产品中的大部分将是紧张的和短缺的，其中钢铁严重短缺。自此，周恩来和陈云等敏锐地觉察到“盲目冒进”的苗头已经开始露出，并着手设法防止。

二、“从良心上不能同意这个决定”

周恩来主持领导中国经济建设的工作中，始终坚持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既注意防止和反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