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八章十九世纪的科学与哲学思想

还是有某种更高级的统一性呢？卡巴尼斯（Cabanis）以为与思想相联系的大脑的功能，应该和其他身体器官的功能一样来加以研究。福格特更以粗俗的口吻，说大脑分泌思想，正象肝分泌胆汁一样。这种唯物主义的观点，不但浅薄，而且不能令人满意，但它使得人注意到心理学向哲学提出的最大的问题。

生物学与唯物主义

如果说物质与能量守恒原理的发现加上原子论被人当作唯物主义的根据

的话，十九世纪前半期生理学与心理学的同时发展，就加强了机械论哲学的

地位。当时人们把这种机械论哲学与唯物主义混为一谈，这虽然不合逻辑，

却是不能避免的。著有《生理学手册》（Handbuch der Physiologie，1833）..

的弥勒与韦伯是在德国首先把科学方法应用于生理学的开路先锋。以后就开

始受到法国的影响，特别是在大脑与神经系统的生理学以及建立在大脑和神

经系统生理学基础上的精神病的心理学和治疗上。再往后又有奎特勒出来把

统计学应用到人的活动上。德国的福格特、摩莱肖特、毕希纳与其他唯物主

义者都利用科学向新领域发展的事实来支持他们的形而上学的理论。一百年

前在法国流行的论调，这时得到新的物理学、生理学、心理学的帮助，又复

活过来，发展起来，在有些大陆国家中，教会的守旧派有效地抑制了这些见

解，到后来争取政治自由的斗争就与争取学术自由的斗争结合起来，酿成了

1848 年的革命。

在后来的几年，在英国早有深入发展的工业改革开始扩张到大陆上来。

科学，特别是化学，与日常生活发生密切的关系。在注重实际的英国，这一

过程对于宗教信仰影响很小，但在讲究逻辑的法国与崇尚形而上学的德国，

这个过程对于机械论哲学与唯物论哲学的方兴未艾的浪潮，肯定起了推波助

澜的作用。此外，与唯心主义体系比较，唯物主义具有一种浅薄的简单性。

毕希纳在《力与物质》（1855）一书中说：“凡是受过教育的人不能理解的

论著，都是枉费纸墨，不值得印刷”，因此，在德国，“唯物主义的争论”

就普及到广大阶层中去，这在其它国家是办不到的。正像朗格（Lange）所说，

“在世界各国中，只有在德国，药剂师开处方时才不能不意识到他的活动同

宇宙结构也是有关系的”①。

我们拜读十九世纪中叶自称为唯物主义者的德国人的著作时，不能不注

意到，他们的唯物主义并不是和笛卡尔的二元论的一面相象的、彻底的、合

乎逻辑的唯物主义。摩莱肖特、福格特与毕希纳总是把唯物主义与自然主义、

感觉论、甚至不可知论混淆起来。事实上，唯物主义一词差不多可以包括一

切与流行的德国唯心主义和教会正统教义相反的见解。这是一种叛逆的哲

学，手边有什么武器，他就使用什么武器，哲学上的唯物主义，认为终极的

唯一实在只是成团的死物质。这种哲学不能解释意识，也经不起批判的分析。

①Lange， 上引书vol.I,p.263。

但在条顿民族的氛雾里与这种唯物主义混淆不分的许多哲学体系却不是一下就可以驳倒的，因此这场讨论就拖了很长时间，而且一般来说，并没有什么结果。

在这一思想领域中，特别是在德国，达尔文的研究成果是一条重要分界线。《物种起源》风行之后，德国哲学家在海克尔的领导下，把达尔文的学说发展成一种哲学信条。在这种达尔文主义基础上，他们建立了一种与唯物主义相关联的新的一元论，从此以后，各国这类争论就围绕着进化概念进行了。

达尔文在自然选择说基础上建立的进化论，经公认以后，不但使直接有

关的科学发生深刻的变化，而且也在其它思想领域中引起深刻变化。现在论

述于后。

科学与社会学

甚至在十九世纪的上半期，科学就已经开始影响人类的其他活动与哲学了。排除情感的科学研究方法，把观察、逻辑推理与实验有效地结合起来的科学方法，在其他学科中，也极合用。到十九世纪的中叶，人们就开始认识到这种趋势。赫尔姆霍茨说：

我以为我们的时代从物理科学学到不少的教训。绝对地无条件地尊重事实，抱着忠诚的态度来搜集事实，对表面现象表示相当怀疑，在一切情况下都努力探讨因果关系并假定其存在，这一切都是本世纪与以前几个世纪不同的地方，在我看来，都足以说明这样一种影响。

我们如果研究一下到今天为止的政治史，就会感到赫尔姆霍茨未免过于

乐观。但是如果和以前的时代比较一下，就可以知道他的话是有相当道理的。

在十九世纪人们才知道至少经济学问题有若干部分是适于用数学方法处理

的，这种排除感情的专门的研究始终是有益的，其结果有时或不免于谬误，

但至少是寻求真理的诚实尝试。

在统计学中，数学方法和物理学方法被明确应用于保险问题与社会学问题。前面讲过数学方法和物理学方法本来是先在人类学中加以应用的。配第与格龙特以及奎特勒先后在十七世纪和1835 年以后进行了这番工作。奎特勒证明，在不同程度上具有某种特点——如身长——的人数环绕着一个平均值而分布，因此，可以应用概率理论。他所得的结果，与赌博的机遇或分子速度的分配①相似，可以用类似的图解表示。社会统计学在英国由法尔（WilliamFarr， 1807—1883 年）加以发展。他服务于登记局，对于医药与保险统计的改进颇有贡献，并且把人口统计放置在稳固根基之上。

在十九世纪末期，进化哲学深刻地改变了人们对于人类社会为看法②。它在事实上永远摧毁了终极目的论的观念，不论在今天的国家中，或将来的乌托邦里都谈不上有终极的目的。政治制度亦如生物，必须适应其环境。两者都在变化之中，为了社会福利，它们必须按部就班地前进。在一个种族当中有成效的制度，在另一个种族当中可能遭到悲惨的失败。英国式的代议政府不一定适宜于每一国家。身心方面的先天的差异与不同，得到证明以后，就

①参看p.285。

②参看CowlesonMalihus,DarwinandBagehOt，Isis，No.72，1937，p.341。

摧毁了从生物学上来说“人人生而平等”的见解。

经济学也发生了同样的变化。科学时代早期的重形式的政治经济学，想要找出一些普遍的、永恒的、超时间与空间、对于一切民族都有效的社会规律。经济学的历史学派早就怀疑有这种绝对定律。他们从各方面证明，每一社会都有它自己特殊的经济规律，而且这种规律的表现形态又随着变动不已的环境而异。

政治制度与经济情况的变比，不象生物学上的变化那样缓慢。然而就是在这种迅速的变化中，也没有办法通过捷径达到下一阶段，或预知下一阶段要把我们引到哪里去。旧时代的残余和新生事物的萌芽同时出现在我们眼前。正如形态学揭示出动物身上存在的有机演化以往阶段中有用的器官的痕迹一样，社会制度的研究也揭示了社会制度过去所经历的各阶段的痕迹。对这种痕迹加以正确的解释，常常可以推知它们的历史与起源。而弄清历史与起源，也就不难了解它们今天的意义和真正的重要性，甚至可以预测将来的前途。

如果人类演变至今所经历的过程与动物一样，人类今天也仍旧要同样地受制于变异与选择。1869 年左右，高尔顿根据这一见解研究了人类生理的与心理的特点的遗传，断定必须让选择继续发挥作用，以便不但使种族朝着文明人一致认为是向上的方向前进，而且防止种族的退化。高尔顿把研究人类可遗传的天赋特点和运用这种知识来增进人类福利的学问，叫作优生学。

在现今文明的情况下，自然选择最有力的因素大概是疾病。凡是特别容易感染某种疾病的往往早死而无后，这样就从种族中消除了容易感染这种疾病的遗传特性。但第七章所说的环境变化，不管是法律造成的也好，风俗造成的也好，或经济压力造成的也好，在混合的种族中，必然对于某些特性特别有利，这样就改变了居民的平均生物特性。高尔顿的研究成果，可以帮助人们更清楚地了解社会问题：生物学的知识也适用于政治学、经济学与社会学。但他的见解与十九世纪的平等思想很不调协，一时不易产生很大效果，直到十九世纪末，才得到部分的承认。

至于达尔文的研究成果，对于政治学说的影响，意见很不一致。布尔热

（Vacher de Bourget）、阿蒙（Ammon）与尼采（Nietzsche）等人利用适

者生存的原理来重新提倡贵族主义的思想。但是，另一方面也有人以为恶劣

的特性，在现在的情况下也未尝没有好处，贵族地位稳稳当当，就没有了竞

争，因此也就没有了选择；而“机会均等”却是达尔文式进步的本质。社会

主义者更指出动物为了互助而组成的社会，要求人们注意这种社会有巨大的

生存价值，这样就在蜂与蚁的社会中找到了共产主义社会的论据①。但这种社

会引向发展的终极，最后结果是停滞不前。人们观察蜂的世界，已有两千年

之久了，在这二千年间蜂的世界并没有任何进步的迹象。这种社会是刻板的，

功利的和自给自足的——它是把人的欲望和主动性消灭无余的共同生活的模

型。由达尔文理论导出的结果这样分歧，至少说明一个事实：把自然选择的

原理应用到社会学上，是一个异常复杂的问题，几乎任何思想学派都可以从

这里面为自己的特殊学说找到有力的根据。

不论是在研究家族的历史的时候，还是在思考人类的起源的时候，人们

① 这是资产阶级学者站在反动阶级立场上对共产主义社会所进行的恶毒污蔑。只有无产阶级才能认识共产主义是最进步、最合理的社会制度。——译注

都喜欢想象他们的祖先要比自己高贵，不认为他们自己在社会水平上和种族质量上胜过祖先，这是一种奇怪的心理事实。这种对于遗传价值的信仰同其它先人之见一样，自有其价值，大概比十九世纪的人所愿相信的更有价值，我们应该予以尊重。所以在自然与纹章院没有给人们以高贵的祖先的时候，人们就自己给自己找一些高贵的祖先，是完全可以原谅的。原始种族相信自己是神的直系后裔或为神所特造，也和这种情况相仿佛。文明人又何尝不是这样呢？当他们被迫在《创世记》与《物种原始》之间作一决择时，他们最初也是随着迪斯累里（Disraeli）高喊：他是“站在天使方面的”。

但人与动物有亲属关系，证据非常确凿，不久即为有理性的少数人士所信服。正象哥白尼与伽利略把地球从宇宙中心的地位上谪贬下来一样，达尔文也把人类从堕落天使的冰冷而孤独的地位上拉下来，强迫他们认识他们与鸟兽有兄弟的亲属关系。正象牛顿证明地上力学可以应用于天空与宇宙的深处一样，达尔文也要证明我们用来改良家畜的习见的变异与选择方法，也可以说明物种怎样产生出来和人类怎样从低等动物演化出来。达尔文的自然选择假说或许不能说明今天的世界里一个物种到另一物种的变化。但是新近的知识却完全证明了进化的一般概念。有机世界正如无机世界一样，可以从这个观点出发当作一个整体看待，这是人类心灵所得到的崭新而伟大的启示。

进化论与宗教

如果说达尔文对社会学的影响十分巨大，那末他对宗教理论与神学当时为宗教而创立的教义的影响就更深刻了。上帝分别创造万物的粗糙的教义被摧毁了。在现在看来，这虽然是各种结果中最表面的结果，但也是最明显的结果，冲突也是首先在这个问题上展开的。中世纪，常有人注意推想各种生命的起源①。新教改革者注重圣经文义，因此人们对圣经就更加从字面上加以解释了。到十八世纪时，《创世纪》第一章所载的有机创造的细节，就被视为正统的看法。十九世纪，几乎整个基督教人士都有这样的信仰。地质学的研究，必定使人对厄谢尔主教（Archbishop Ussher）的年代学发生怀疑。

他以为世界创造于公元前4004 年，但是连一位有知识的人，在1857 年还真的认为上帝是故意把化石放在岩石之内以考验人类的信仰的。从逻辑上来驳倒这种说法是不可能的；事实上，人们也未尝不可以说世界是上星期创造出来的，一切化石、记录、记忆应有尽有，但虽然如此，这一假说究属不可能。

1859 年《物种起源》发表后所引起的争论，开始动摇一般人对于物种分别创造的普遍信仰。进化的证据逐渐增多，自然选择至少是进化的一个因素的证据逐渐增多，引起各国知识界的注意。而且，自然选择的原理似乎给予基督教旧教派的“天意说”以严重的打击。动植物身上表现出来的手段对目的的适应，经过一番自然科学的解释，虽然还不能对问题的奥秘给予完备的说明，至少有助于求得表面上的解决。这样就不再需要假设有一聪明善良的造物主，来说明身体构造的细节，或蝴蝶何以具有保护色了。如果还需要一位造物主的话，看来他早已离开这部巨大的机器，任其循变化的涂辙运转，不复加以注意了。

但是渐渐地人们就可以清楚地看出，进化论把难于成立的信条摧毁，实

①Darwin and ModernSCience，Cambridge，1909;Rev. P.N.Waggett，ReligiousThought,p.487。

在是对神学的真正的贡献，不久神学家的领袖和胆怯的教士们，都先后认识到必须把世界的创造看作是一个连续不断的过程，而生命在本质上是一体的，比他们以前所设想的要更加奇妙和神秘。进化论虽然可以说明生物用什么方法从早期的形态进而发展到有复杂的生理与心理特点的物种，但对于生命的起源与基本意义，或意识、意志、道德情绪与审美情绪等现象，却不能有所说明。至于存在的大问题（为什么有物存在或无物存在），那就更没有谈到了。今天还有许多地方——事实上是整个宇宙——使人惊奇敬畏，使人虔诚探讨，使人崇敬不能目见之物。上帝在六日内创造天地万物一类幼稚故事虽然无人相信了，却产生了巨大惊人的“存在”问题。

当赫胥黎、阿盖尔公爵（Duke of Argyll）和主教们为了进化论与《创世纪》展开热烈的争论的时候，比他们所讨论的问题更重要、更根本的变化，却在一旁悄悄发生。我们今天的正统宗教信条与仪节，有一些是从原始的崇拜演变而来的。少数思想家如休谟与赫德（Herder）早有这种见解，但在达尔文的研究成果的推动下，这种看法就成为比较宗教学研究的有效的起点。

这种研究最新的结果是二十世纪的事。但在十九世纪结束以前，就已经发现一些惊人的事实。最先进行这种研究的人类学家之一泰罗（Dr E. B.Tylor），在1871 年发表了一部讨论原始文化（Primitive Culture）的著作。

达尔文对于此书有以下的评论：

作者从低级种族的精灵崇拜一直探讨到高级种族的宗教信仰，真是了不起。从此，我就要用另一种眼光来看待宗教——对于灵魂等等的信仰了。

以后还有一些别的人从这面推进了人类学的研究。1887 年弗雷泽（J.Frazer）发表了《图腾主义》（Totemism）一书，叙述图腾与婚俗，征引至为渊博。图腾信仰是由精灵崇拜而来的，不过礼节更加繁重，中心观念是图腾，所谓图腾就是一种神圣的动物，与按这种动物命名的部族或个人有密切而神秘的关系。野蛮人的生活异常危险，灾祸不时降临，而神秘不测的恶运更是他们力求避免的。因此，他们就形成一些他们认为可以帮助他们避免灾祸与恶运的风俗，谁违背这种习俗，灾祸就立降其身。

弗雷泽的《金枝集》（Golden Bough）第一版在1890 年问世。作者叙述了意大利阿里恰（Aricia）附近奈米（Nemi）地方的礼节。在那里，从很早的时候起，一直到古典时代，始终有一个僧侣执政，俨如君王，然后由另一僧侣杀而代之。各原始或野蛮民族的类似风俗都起源于所谓交感巫术，这种巫术用各种仪式来表演，每年的季节循环的戏剧，包括收获时节万物的死亡，新春时节万物的欢乐复活等，以为这样才可以为人类祈得庄稼的丰收与家畜的兴旺。交感巫术还和对于死者的恐惧和其他因素混合起来，产生超人的神或魔鬼的观念，而膜拜自然的仪式，包括入教与通神的仪式，也就在新的意义下继续存在下去。最先采用进化观念的人类学家发现野蛮人的心理就是这样产生作用的，原始宗教的体系也就是这样形成的。他们的发现与文明种族的宗教早期历史的关系至为明显，但这种关系经过一定时期以后，才为大家所周知。这个问题或许不像万物分别创造的所争论的那样引人注意，但到二十世纪，它的影响却要大得多，今后更是这样。

这样，在自然选择的基础上建立起来的进化论，经人们承认以后，最初虽然在若干方面动摇了宗教的神学体系或教条体系（人们常把这个体系与宗教本身混为一谈），但是，后来又使这个神学体系受益不浅。基督教思想界除愚民主义派以外现已承认进化论，并且已经逐渐接受一般的现代观点。他

们被迫重新讨论基督教思想的前提，已经有了一种虔诚探讨和思想自由的新精神。宗教家明白了，一套刻板、完备、一劳永逸地传给圣徒的教义，很容易在历史上的发现的冲击下陷于紊乱，于是他们就采取另一种观点，认为宗教观念也在进化之中，上帝在不断地向世人启示，在一定的时候，才有至高无上的表露，但从来没有停止向世人解释神的旨意。不但如此，这种现代精神，还迫使他们在宗教的研究中不能不适当考虑在科学中证明十分必要的观察方法。由于采用这个方法，就不得不考虑各种宗教经验，并承认神秘性的洞察力的价值，因为这种个人经验对于团体崇拜的仪式与维持传统的权威都能有所补充。

在宗教的实际方面（伦理方面）进化观念首先使科学同道德的基础问题发生密切的联系。如果道德律真像圣经所载，是上帝在西乃山雷电中传授给人①，而一成不变的话，便无话可说。人有充分理由自定其行为的理想，不但自身履行，并在自己能力范围内迫使他人遵循。

如果我们对圣经上西乃山的说法觉得没有把握，我们就不能不寻找较稳

固的立足点。在这方面我们有两条道路可走：要么赞成康德的主张，把我们

良心的道德律看作是天赋的一种“无上的命令”，人只能把它视为不可解释、

不能怀疑的最后事实而加以接受。要么，我们就必须寻找某种自然科学的解

边沁（Bentham）、穆勒与功利主义者，认为谋求“最大多数人的最大幸福”就是这样一种自然科学的基础。他们以为如果从幼稚期开始就进行同类相亲的教育，像进行宗教教育那样，并且尽力给与实施的机会，这种利他行为的推动力的功效是无庸怀疑的。

西奇威克（Henry Sidgwick）对直觉学派与功利学派相反的论点，加以

批评和调和。他以为道德的过程就是把注意的中心从暂时的与个人的利益转

移到比较长远和比较广泛的社会福利上的过程。

但功利主义的伦理，只是在根据进化哲学加以修改以后，才接触到根本

原则。首先有系统的尝试修改功利主义伦理学的人是斯宾塞，但是更极端的

进化派伦理学则出现在德国的达尔文主义的新发展中。

自然，主要的论点是说，道德的本能是经过自然选择而保存和深化起来的偶然的变异。具有这种本能的家族和种族能够团结一致，互相合作，因此胜过没有这种本能的家族和种族。这样经过遗传，道德的本能就在人类身上发展起来的。

这不过是一种说明而已。这只是根据自然选择的假说，说明道德的本能

一旦存在，力量就不断增强。但生存竞争不但在种族之间进行，而且在个人

之间进行，而生存竞争所必需的自私性，恰与道德律相反。大多数作家对于

这种矛盾，比对于只有经过更深入的分析才能看出的社会团结，印象更深刻

一些。他们以为“自然的齿爪上都染着鲜血”，道德成功的机会很小。例如，

赫胥黎就以为宇宙的秩序与道德的秩序常在永恒冲突之中，而善良或美德，

同可以使人在生存竞争中获得成功的特性，是截然相反的。

有一个时期，关于伦理学的内容，并没有争论。直觉派、功利派与进化

派都不反对传统的道德，即基督教的道德，他们只是担心宗教教义这种推动

力取消以后，传统道德也要垮台。在伦理学的实际方面，三派的意见完全一

① 见《旧约》，《出埃及记》第19 章。——译注

致；在思辩领域中则有不少纷争①。

但当注重形而上学的德国与讲究逻辑的法国完全理解了自然选择的观念以后，就有人把生存竞争的教训加以极端化。如果全盘接受进化哲学的话，有利于适者生存的品质，不就是真正合于道德的品质吗？尼采尤其倡导说，基督教的道德是一种奴隶的道德，不但无用，而且过时了，世界应该要求“超人”来启发和管理他们，“超人”会完全摆脱这些桎梏的限制。这一学说为政客和军国主义者所利用，加上1866 年与1870 年两次战争的成功，就酿成德意志帝国的心理状态，惹出1914 年与1939 年的浩劫。这种影响在法国只及于个人，而不及于政治；但是“生存竞争”却变成各时代想要找到一个漂亮借口来蔑视传统道德的无耻之徒的口头禅了。

批评这一套特殊的观念是很容易的事情。如果只有暴力与自私才是具有生存价值的品质，那末，按照进化论的假设就无法解释多数人的胸中肯定存在着的道德感或良心；另一方面，如果把道德感的发展解释为人群间自然选择的结果，那也不能使道德感归于无效，只不过在少数人眼中，由于基础从天启宗教的武断戒律移到具有生存价值的社会本能上去，不免使这种道德感变弱一些而已。

自然主义伦理学的完备理论，在英国经许多学者，尤其是华德（JamesWard）与索利（W.R.Sorley）加以批判的研究①。这两位作家都断言自然主义的拥护者想要单单在进化论的基础上建立一种伦理理论是徒劳无功的，对于宇宙的唯心主义的解释，不但是理性的形而上学所必需的，也是稳当的伦理学所必需的。

达尔文对形而上学的影响，本来很可以在讨论宗教的本节中一并讨论，

因为就武断性一面来说，宗教也是一种形而上学，但是由于所牵涉到的问题，

有出乎宗教范围以外的，所以整个这个问题最好留在下节中讨论。

翰经论与哲学

要想估计进化论的确立对哲学思想的影响，我们须回顾一下以上各节所叙述的历史。

随着人们的思想，从一个时代向另一个时代前进，在怎样解释宇宙的问

题上，机械论与唯灵论此起彼伏，轮番更迭，有如脉搏的跳动。到现在为止，

这种转换对于认识的建全发展似乎是必需的。每当科学有巨大的进展的时

候，每当一新领域被置于自然律之下（人们现在是这样看待这种过程的）的

时候，人类心灵由于不可避免地夸大了新方法的力量，总以为马上就可以对

宇宙提出完备的机械解释了。希腊原子论者对于物质的构造，作了一种猜度。

这种猜测恰好与现代的理论不谋而合，但从科学的观点来看，他们的证据实

在薄弱。原子论哲学家在把他们的理论应用于无机世界以后，并不满足，还

按照“原子的偶然集合”的观念，对生命和生命现象提出各种说明和解释。

他们既不知道无机世界极其复杂，更不知道还需要探讨更多的新现象，然后

才谈到去接近他们深信不疑地加以解决的生命问题。但原子论者毕竟有很大

贡献，而且他们是在一种唯物主义哲学的启示下作出这种贡献的。他们的证

①A.J.Balfour,inMind， voL.Ⅲ，1878，p.67；T.H.Huxley，in Nineteenth Cen- tury，Vol.Ⅰ，1877，p.539.

①JamesWard，NaturalismandAgnosticism，1899；W.R.Sorley，Ethics ofNaturalism,1885，1904.

据不足，早为柏拉图与亚里斯多德所指出。但是这两位哲学家也在可疑的基础上，建立了两种唯心主义的哲学，这两种哲学相继被基督教神学所采用，传到中世纪，被看作是足以表现古代希腊特色的思想。

至文艺复兴时代，知识的发展重新开始，见解的自然摆动再度明朗化。

哥白尼的胜利，与牛顿解释天体现象的惊人成功，使人们夸大了他们的方法的力量。拉普拉斯以为只要知道组成宇宙的各质量的瞬刻构形与速度，一个头脑精细的人就可以算出宇宙整个过去与将来的历史。科学每前进一步，机械论的力量总是要被人过高估计，这已经成为当代思想的特色。其实当新知识完全消化后，人们就看出旧问题本质上依然未变；而诗人、先知和神秘主义者也就出来重整旗鼓，以新的言语从更优越的地位向人类宣布他们的永恒的启示。

大致说来，达尔文的成功的第一个主要结果就是机械论哲学浪潮的再起。我们不妨说：进化论的确立大大加强了自然界可以了解的感觉，并且增强了那些把他们的生命理论建立在科学基础上的人们的信心，我们这样说是完全正当的，而且毫无夸大之处。可以说进化论的确立，加上生理学与心理学，从生物学方面补充了在当代物理学中出现的一些趋势。这些趋势使人觉得很快就可以用永恒不变的质量及有限的数量和绝对常住不变的能量，来对无机世界给予完满的说明了。

由于可以把质量与能量守恒原理应用于生物现象，人们就产生了一种过分的信心，以为生物机体的各种活动，不论是物理的也好，生理的与心理的也好，都可以解释为分子运动的方式，及机械的或化学的能量的表现。进化论的流行，造成一种错觉，使人以为既然我们已经懂得进化通过什么方法进行，问题也就完全解决了；既然我们已经了解了人类的起源与历史，人的内在精神的性质与从外面所见的人体的结构也就揭露出来了。正是在德国，达尔文主义的这一发展，最为流行。

这种情况，在海克尔的《宇宙之谜》①一书中表现得最为明显。达尔文不但证明动物与人的身体的进化，至少一部分可以用自然选择来说明，他并且证明动物的本能，如其它生命的过程一样，也要在选择的影响下发展；而人的心理机能是和动物的本能类似的，也要经历类似的变化。海克尔在达尔文的研究成果的基础上建立了一种完备而不调和的一元论哲学。他认为有机与无机世界是统一的。碳的化学性质是生命的运动的唯一原因，有生命的原形质的最简单的形态必然是从碳与氮的无机化合物，经过自然发生的过程，产生出来的（可惜这个结论并没有直接证据）。心灵的活动不过是一组完全决定于原形质的物质变化的生命现象。每个活的细胞都有心灵的特性，而由单细胞原生动物的简单“细胞心灵”演化而来的人类心灵的最高能力，只不过是脑细胞心灵功能的总和而已。

这种见解可与克利福德的见解比美。克利福德同意贝克莱的意见，也认

为心灵是终极实在，但却持有一种唯心主义的一元论，以为意识由“心质”

（mind-stuff）的原子所构成。

海克尔声称他自己的完备体系是建立在达尔文的理论基础之上的，而且附带他说明了达尔文直接影响这种类型的哲学的经过①。

①Ernst Haeckel，DieWeltratsel，1899，Eng.trans.London，1900。

①E.Haeckel，chapteron“Darwinas Anthropologist”，in Darwinand ModcrnScienc， Cambridge，1909，p.151。

我们现在完全同意一种对于自然界的一元论的看法，即全宇宙，包括人类在内，作为一个奇妙的统一体，都被永恒不变的定律所支配..我已经努力说明这种纯粹的一元论是根基稳固的，而我们既然承认宇宙为同一进化原理的全能规律所支配，就不能不提出一个单一的最高的定律，即囊括一切的“物质定律”，或质量守恒与能量守恒的联合定律。假使这个真正的“一元哲学家”查理·达尔文当初没有创立用自然选择说明人类起源的学说，为我们铺平道路，并且在他毕生伟大工作之余还把他的学说和自然主义的人类学联系起来的话，我们绝不会达到这一最高的普遍的概念。

达尔文本人大概不会赞同他的有名的德国门生的意见。事实318 上达尔文本着谦逊的精神，对于他的研究成果的哲学意义，常默然不置一词。人类起源的问题，实在比达尔文的热烈信徒所设想的复杂得多。人的整个本性是一个更困难的问题，它是否可以在将来得到一个自然主义的解决，我们是无法断言的。但有一点是肯定的：这个问题至今尚未得到解决，并且在求得解决以前，还必须波浪式地经历许多回到机械论哲学和离开机械论哲学的反复过程。事实上进化论与十九世纪物理学结合起来所造成的一种特别思潮，已成过去。进化原理本身，就说明思想潮流永久在随时代而变动不已，而且过去的经验表明，这种发展过程不是稳定的和连续的，而是间歇与摆动的。

后期德国的唯物主义者与机械论者，主要是把他们的学说建立在生物学的基础之上。他们的教条受到柏林的生理学家雷蒙兄弟（Emil and Pauldu Bois Reymond）的批评①。他们说明即使生命的问题可以归结为物理学和化学的问题，物质与力也只是从现象中抽象出的概念，并没有给与人以最终的解释。他们还断言有些问题是永远超出人类认识之外的。

这种认为人类智力有其限度的观点，与赫胥黎及斯宾塞的不可知论相

似。然而毕尔生（Karl Pearson）以为对于认识加以这样的限制是危险的。

他在《科学规范》（The Grammar of Science）②中以为凡不是用科学方法

得到的结果，都不能称为知识，但他引用伽利略的话问道：“谁愿给予人类

的智力以限制呀？”他虽然承认尚有许多未知的事物，但却否认这些事物是

永远不可知的，是超出科学研究能力之外的。

自然选择的原理，被斯宾塞与毕尔生应用于认识论。我们的基本概念，可以通过自然选择与遗传的过程得到，或至少通过那个过程发展。最适宜于表现和描写由感官得来的经验的各种观念和公理，将在世世代代的过程中确立起来，别的观念和公理却要遭到淘汰。因此，数学的基本概念，对于个人来说可以是“天赋观念”，对于种族来说却是经验材料。这是一个迷人的理论，不过，我们很难看出对于欧几里得几何公理或黎曼几何公理的天生的了解，何以能有很多“生存价值”或很多“配偶选择”的好处。或许他们认为这同其他更有吸引力的特性有关，也未可知。

就某种意义而言，自然选择理论获得公认是弗兰西斯·培根所开始和规划的哲学工作的完成，因为培根以为达到认识自然的唯一的道路是经验的实验方法。达尔文证明大自然自己在动植物世界所用的方法，也是经验的实验方法，正如德谟克利特与卢克莱修所猜测的一样。大自然尝试了一切可能的

①E. du BoisReymond, Ueber die GrenzendesNatarerkennens，Leipzig, 1876; P. du Bois Rey mond,UeberdieGrundlagen der Erkenntniss in denexactenWissenschaften, Tubingen, 1890。

②Ist ed London, 1892。

变异，经过无数试验，才在少数情况下成功地确立了生物与其环境之间的新的和更大的谐和，由此而进化不息。

如果从最充分的意义上加以接受，自然选择是对一切目的论的否定。看不到有什么终极的目的：只有个体与环境的不断的偶然的变化；有时二者之间偶然一致，这时从表面来看，暂时就好象有某种终极目的。

斯宾塞表述自然选择的用语是“适者生存”。孤立起来看这句话实在是一种循环论证：什么叫最适者？回答是：“最适者是指最能适应生存环境而言”。这种最适者可以是一种比以前的类型更高级的类型，也可以是一种较低级的类型。通过自然选择进行的演化，可以是进化，也可以是退化。诚如鲍尔弗伯爵（Earl Balfour）所说，按照极端的选择论哲学，适的证据为存——适者存而存者适。我们也许想打破循环论证说，就全体言，进化创造更高级的类型，人类比他们的猿猴的祖先要高级。但这样，我们就自己负起了权威地宣判，何者为高级，何者为低级的责任，而彻底的选择论者可以回答说，我们的判断本身就是通过自然选择形成的，因此，我们的判断会欣赏那些实际上只是具有生存价值的东西，并把它列为高级的东西——所谓生存价值事实上也就是使我们可以生存下去的东西。从纯粹自然主义的观点来看，出路似乎是没有的。如果我们想要寻找另一种观点，我们就必须接受根据某种别的高低善恶标准所得出的绝对判断。

事实上我们不妨指出，我们为天地万物规定的高低次序大半是一个种族问题和种族的宗教的问题。在东方佛教徒看来，生存便是祸患，意识是更大的祸患。在他们看来，从逻辑上来说，生命的最高形式是藏在沉静的海底的原形质的单细胞，其后，各时代的一切进化实际上都是从这种沉静的理想境界向下堕落，而这种境界同以前的无机物质相比又是一种堕落。

达尔文本人并不认为自然选择说可以充分解释进化的过程。

自然选择说也并未涉及变异或突变的原因。这种变异或突变可能是机体内单元成分的偶然结合造成的。正是由于这种偶然的结合，个体才按照概率围绕一个平均数值而分布，如观察所见的。再不然变异或突变就是有其它隐秘的原因。自然选择不能使变异发生，而只能淘汰无用的变异。它也不能说明更深刻的生命问题：如生命为何存在，生命为何到处尽量繁殖，以致达到和超出给养的限度。

从分析生理学及生物物理学与生物化学的观点来看，人可以说是一种机器，为理化的原理所支配：新旧活力论都是没有存身余地的。但当作一个整体来看——如在自然历史中那样——任何机体都表现出一种综合的统一，作为它所特有的生命的表现；人类把在其它动物身上可以看到的特性加以发展而表现出他们的心灵和意识具有更高度的统一，这是生命的一个新方面。进化论把这一综合过程向前推进一步，揭露出整个有机创造的基本一致。生命是宇宙过程的一种表现。原形质单细胞的生命，同塑造得奇妙而惊人的无限复杂的结构——我们所谓的人——之间，在各个部分都有着进化的联系。这构成一个问题，这个问题不能完全用科学的分析方法来研究，因为科学的分析方法总是要连续地从不同角度对它加以研究，而且在每个角度上，都要设法把它归结为它的最简单的成分；这个问题还需要哲学上的综观全局的观点，利用这种观点，我们就可以“凝视生命，看到生命的整体”；我们如果能解答这个问题，其他附属的问题也就迎刃而解，我们也就可以了解真、善、美的内在意义，从而为伦理学、美学与形而上学找到一个稳固的基础。解答

这个问题的一个线索，便是用达尔文的自然选择原理加以说明的进化理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