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文

［原文］

子玄掌知国史，首尾二十余年，多所撰述，甚为当时所称。礼部尚书郑惟忠尝问子玄曰：“自古以来，文士多而史才少，何也？”对曰：“史才须有三长，世无其人，故史才少也。三长：谓才也，学也，识也，夫有学而无才，亦有良田百顷，黄金满籯，而使愚者营生，终不能致于货殖者矣。如有才而无学，亦犹思兼匠石，巧若公输，而家无楩柟斧斤，终不果成其宫室者矣。犹须好是正直，善恶必书，使骄主贼臣，所以知惧，此则为虎傅翼，善无可加，所向无敌者矣。脱苟非其才，不可叨居史任。自宣古以来，能应斯目者，罕见其人。”时人以为知言。

——摘自刘昫等撰《旧唐书·刘子玄传》

［毛泽东读书的笔记和谈话］

提高嗅觉，辨别风向

才、学、识，这里讲的是识，刘知几，识的极端重要性

——摘自毛泽东1958年5月20日在中共八大二次会议上的讲话提纲

毛泽东在讲话中说：唐朝有个刘知几，是个历史学家。他主张写历史的人要有三个条件：才、学、识。他说的识，就是辨别风向的问题。我现在特别提醒同志们注意的是，我们应该有识别风向的能力，这一点有极端的重要性。一个人尽管有才有学，如果不善于识别风向，那还是恨迟钝的。

——摘自毛泽东1958年5月20日在中共八大二次会议上的讲话

［解析］

刘知几（661—721）是唐代著名的史学家，字子玄，彭城（今江苏徐州）人，武后时历任著作佐郎、左史等职，兼修国史，玄宗时官至散骑常侍。其所著《史通》内外共49篇，是我国第一部史学评论专著，影响很大。刘知几生平专攻史学，通览各史，能分析其利弊得失，又屡任修史之责，深知官设史局的流弊，故提出才、学、识为史家必备的素质，其中尤以史识为最重要。从前面引述的《旧唐书》本传中的一段原文可知，刘知儿说的史识，主要是鉴识明晰，要“好是正直，善恶必书”，以此影响时政，从而达到“善无可加”的境界。在《史通》内篇卷七《鉴识》中，刘知几又专门论及史识，说“物有恒准，而鉴无定识”，历史是客观存在的，但人们认识它，却由于“识有通塞，神有晦明”的区别，于是“毁誉以之不同，爱憎由其各异”，这样，“辩其利害，明其善恶”的史识就尤其显得重要了。

毛泽东作为大政治家而又好史，其史识自是别具一格，他对历史上许多人物的评价，多异于古人，显然与他的历史唯物主义观点不无关系，这一点，我们在本书历史篇其他条目的叙述中即可看出。至于在中共八大二次会议上引用刘知几的史识之说，自有其特殊所指，用他的话来说，就是重在提高“识别”社会上各种政治风向的能力，使同志们具有高度的政治敏感性。这就把刘知几说的“识”从历史的角度拉向现实的眼光。

40.唐太宗聪明一世，懵懂一时（读欧阳修等《新唐书》卷八十《李恪传》）

［原文］

郁林王格始王长沙，俄进封汉。高宗即位，拜司空、梁州都督。恪善骑射，有文武才。其母隋炀帝女，地亲望高，中外所向。帝初以晋王为太子。又欲立恪。长孙无忌固争，帝曰：“公岂以非己甥邪？且儿英果类我，若保护舅氏，未可知。”无忌曰：“晋王仁厚，守文之良主。且举棋不定则败，况储位乎？”帝乃止，故无忌常恶之。永徽中，房遗爱谋反，因遂诛恪，以绝天下望。临刑呼曰：“社稷有灵，无忌且族灭！”

——摘自欧阳修等《新唐书》卷八十《李恪传》

［毛泽东读书的笔记和谈话］

李恪英物，李治朽物，知子莫若父。然卒听长孙无忌之言，可谓聪明一世，懵懂一时。

──毛泽东读欧阳修等《新唐书》卷八十《李恪传》的批语（见《毛泽东读文史古籍批语集》第233—234页）

［解析］

毛泽东的这个批语，指出了唐太宗李世民在立皇储问题上的失误。李治、李恪是李世民的儿子，李世民生前很喜欢文武兼备、“英果类我”的李恪，并有意识的加以培养、教导，封为远地藩王。还常常对左右说：“吾于恪岂不欲常见之？但令早有定分，使外作藩屏，吾百岁后，庶兄弟无危亡忧。”足见倚重之深。李治则为人柔弱，思虑不精，少雄主才略。这一点，唐太宗是很清楚的，故打算废李治立李恪为太子。但因李治的舅舅长孙无忌为其外甥争位，只好放弃了这个打算。结果酿成李唐宗室的祸患。李治即位，即唐高宗，封武则天为皇后。他不理朝政，导致武则天专权，并称“二圣”。李治死后，武则天又连废两个皇帝，自称“圣神皇帝”，还改了国号，诛杀宗室大臣。其祸根，自在“朽物”李治。所以，毛泽东认为当初唐太宗李世民明明知道李恪强于李治，而没下决心改立太子，是“聪明一世，懵懂一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