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十章 期盼统一

1．送嫂夫人朱明

陈立夫在美国过了多年的田园生活，已经养成了无拘无束的生活习惯，他不愿再套上官僚的枷锁。

他要平静地生活，贻养天年。

过了不久，蒋介石让陈立夫出任“总统府资政”和国民党“中央评议会委员”。

陈立夫推辞说：“谢谢总裁好意，我早已说过，回台湾定居是为了安度晚年，根本不想再参政议政。再说我现在已年老力衰，力不从心，不宜担此重任。”

陈立夫心里明白，蒋介石给他的这些职务都是徒有虚名，根本没什么实权。蒋介石纯粹是为了安慰自己才这样做。

蒋介石却极为认真地说：“立夫是我党的元老，曾立下过汗马功劳，也积累了丰富的革命经验，况且现在身体尚佳，再加上在美国这些年的养精蓄锐，理应再为党做些工作，说实话，我党离不开你这样有胆有识有才有德的干将啊。”

陈立夫说：“立夫追随总裁近30年，虽为党做了一些工作，但也有失误，甚至是错误。在美国这些年，我一边养鸡，一边读书，一边面壁思过，认真总结经验教训。”

蒋介石咳了一下，鼻子底下发白的胡子颤了几下，说：“金无足赤，人无完人嘛！人非圣贤孰能无过？立夫不要总为过去的失误感到内疚，要说有过，我也有过。”

陈立夫心想，现在你总算能够面对现实，实事求是了。离开大陆时，还骂打败国民党的不是共产党，而是CC派呢！

蒋介石接着说：“我看立夫就不要推辞了，择个时间上任吧。”

陈立夫谦恭地说：“那立夫就再次谢总裁栽培了。争取在我的有生之年，为党国再做些事情吧。”

过了一段时间，陈立夫果然上任了。

就像他想象的一样，都是空有虚名的官衔，实际上没有可操作的事情。在美国这些年，他生活的很充实，也很有规律，养鸡、读书、写作、练书法，每天忙忙碌碌，却不感到累，而且很乐观。

台北的阳光和人情味都带给陈立夫在美国时没有的欢笑。

他住在天母大街，逐渐有了小规模的私交生活。每星期抽出两天的时间去外边参加社会活动。每天抽出两个小时的时间，在家里会客。

陈立夫的客厅里养了很多花。夫人孙禄卿是个十分爱清洁的女士，每天把里里外外收拾得干干净净，利利索索，窗明几净，物见本色，花也养得鲜活美丽，生机盎然，一进客厅就给人一种春光似锦，无限温馨的感觉。

陈立夫的书房也非常讲究。

20多平米的大书房，靠近墙也是一排“顶天立地”的书柜，几千本藏书分文学、历史、医学、科学、书法等几大类。其中有一个书柜完全是他自己的著作，有许多是付本，若有文友和部下求书，他便认真地签上自己的名字，恭敬地送给他们。

书房里除了书以外，就是文物和工艺品，一大部分是从大陆带来的，也有一些是从美国带来的，这些东西，有朋友送的，有自己买的，也有父亲传下来的，他很珍惜这些东西，一直视若珍宝，百倍爱惜。没事的时候，拿出来看一看，品一品，觉得是一种享受。

由于平时没多少事可做，他就苦练书法，真、草、立。篆、行，不管什么字体都练，不管什么帖都临，然后，他又吸收众家之长，形成了自己的风格。

说是临帖，实际上，陈立夫早已养成了读帖的习惯，他把每个字的间架结构认真细读，反复揣摸，烂熟于心，所以写起来便运用自如。

回到台湾不久，登门求学的便门庭若市，没办法，他还是有求必应。

除了练书法、读书以外，陈立夫的另外一大兴趣，是喜欢和知己者在一起谈天说地。

他的书房里常常是热闹非凡，有时能聚起十几个人，有同龄人，也有忘年交，有文人墨客，也有政府官员，或其他人士。大家在一起谈笑风生，无拘无束，格外有兴致。

陈立夫往往在这个时候，就感到非常开心，谈起来便一发不可收拾。在这时候，当年政坛上的失意，还是他乡的凄苦，便云消雾散。

一段时间后，他的身体比在美国时健康了许多，原来患有的肝病已经痊愈，肠胃病虽然没有全好，但也基本上稳定下来了。

说起身体好的原因，陈立夫说一是环境变了，心情也舒畅了，思想上负担轻了，身体自然也会好。另外一个原因，就是夫人照顾得好。他常在别人面前夸自己的夫人，不仅相貌出众，才华出众，而且贤淑达理，对自己关怀备至，体贴人微。他说他之所以没有在大起大落中垮掉，其中一个很重要的原因，就是有一个百里挑一的好夫人，做自己的坚强后盾。

陈立夫对陈果夫的遗孀朱明也倍加关照，他常和夫人孙禄卿一起去嫂夫人家，一起谈天说地，帮助她解决家里的困难，清明节，他们一起为果夫扫墓。叔嫂之间、妯娌之间相处和睦，被人交口称赞。

后来，朱明女士也得了肺病，刚开始，她自己还不相信，但后来不断咳嗽，甚至痰里带血，才去医院作检查，经X光透视，确诊为肺结核，跟陈果夫是同样的病。

朱明跟陈果夫一起生活多年，深知这种病给人带来的痛苦，所以，想起来，很后怕，曾一连几日茶饭不思，夜不成寐。

陈立夫夫妇知道此事后，赶紧过来劝慰朱明，让她想开些，病情会好的。

朱明住院，陈立夫夫妇轮流陪床，并四处给她打听偏方，亲手煎药服侍，使朱明心中得到莫大的安慰。

有一次，朱明偶然说起陈果夫去世的事，她很动情地说：“当时他的脸蜡黄蜡黄的，人瘦成了一副骨头架子。临死的时候，他死死地抓住我的手不放，我想他肯定想说些什么，可是当我把耳朵俯在他嘴上时，好长时间，他却一句话也没说出来，直到死……”

陈立夫被朱明说得也动感情了：“嫂子快别说了，我对不起果夫兄，也对不起嫂子你，在他弥留之际，多么希望我能够在他身边啊，可是，作为同胞兄弟，我却远在他乡，未曾回来看兄长一眼。唉广

朱明知道自己太动感情了，赶紧说：“你也是没办法的，我理解你当时的处境和你出走的原因，果夫也理解你。你走后，他经常提起你，直到他死，也没怪罪过你，反而很同情你。”

陈立夫掉下了眼泪：“从感情上，我是欠果夫兄的债啊。从小的时候，他就拉扯我，送我出国留学，从经济上资助我，生活上关心我，我毕业后，又带领我从事政治事业，果夫见对我功德无量，可我却没最后见他一面，我有愧啊……”陈立夫这么一说，朱明也哭起来，孙禄卿也哭了起来。

朱明擦干眼泪说：“立夫弟不要哭了，都是我不好，我不该说起这些。”

陈立夫仍抽噎不止。

孙禄卿为丈夫揩干眼泪。

陈立夫抽噎着说：“果夫兄离开人世之际，我们没在身边照顾过他，想起来的确心中不安，然这种债务惟一的补偿办法，就是照顾好嫂子您的身体，这样，在瞑瞑地府的果夫见就会原谅我们的。”

朱明说：“立夫切莫这么说。生死别离，是别无选择的，再说，事过境迁，立夫不用总挂在心上，你们史弟的手足之情，我是知道的。”

这天，3人在一起整整说了一个上午。

后来，朱明的病情不断恶化。由吐血到肺里化脓，跟陈果夫的病情晚期十分相似。她的身体一天天渐瘦，脸色变得蜡黄，四肢无力，呼吸微弱，已经病人膏盲。

陈立夫夫妇昼夜守护，精心照料。

朱明用颤抖的声音说：“立夫，禄卿，看来我的身体是不行了，告诉医生不要用药了，用多少也无济于事，就让我这样安安静静地走吧。”

陈立夫安慰朱明：“嫂子请不要这样说，相信自己能够战胜疾病，战胜死亡。”

朱明断断续续地说：“立夫，你的心意……我懂，可是，我……我实在不行了。”

1974年4月5日凌晨，陈果夫夫人朱明逝世。

陈立夫全家参加了葬礼。

送走了朱明，陈立夫隐隐约约有一种失落感和负疚感，一连几天，情绪不佳。

是来访的朋友前来安慰，是书友们切磋书艺，才使他渐平伤感。

开始，陈立夫还是绝口不谈政治，只谈生活，谈地方风土人情，后来逐渐扩大范围，谈社会，谈海岛，谈大陆，谈经济，最后便涉及政治了。

事实上，作为一代政客，跟政治打了半辈子交道，让他闭口不谈政治，那是绝对不可能的。

对于陈立夫来说，政治就是一个幽灵，时刻萦绕在他心头。

另外，他是“总统府资政”，“中央评议委员会委员”。

资政，咨议政治也，评议也是评论政治之意，不谈政治怎么行呢？

何况，陈立夫虽在美国隐居多年，过惯了自在逍遥不问政治的生活，那是出于无奈，也是环境所迫，实际上，他内心的政治欲望之火一直就没有熄灭过。第一次返台，名义上是为父亲治丧，实际上也是想探探蒋介石的口气，看有没有让他重返政坛的可能性，然而，蒋介石召见他多次，却只谈生活谈天谈地，却闭口不谈政治，他感到很灰心，也很扫兴，见重返政治舞台无望，便匆匆回到美国。

在美国近20年的田园生活，他曾陶醉于桑麻之乐，天伦之乐。他曾潜心钻研中国文化，致力苦练书法，然正是为了养精蓄锐，韬光养晦，他想学诸葛亮的以屈求伸，以守为攻，他非常崇拜一句名言“每临大事有静气，不信今时无古贤”。

重新登上政治舞台的愿望一直呼唤着他，在于他曾跌倒于政坛，失败于政坛。在《四书贯道》里，认真总结了自己从政几十年以来的经验教训，也提出了自己的一些政治主张。他认为自己的政治潜力还很大。

但是，他也不得不承认，现在毕竟年逾花甲，心有余而力不足了，像当年在大陆一样身体力行是完全不可能了，何况现在自己所担任的职务都是“空头支票”，根本没有参加决策的机会，更不能独家“经营”，自霸一方，现在自己所能参政议政的，只能靠自己的呼吁，靠自己的文章。

一日，国民党中常委秘书长张宝树邀请他到“中央党部”与有关负责人公开谈谈。

陈立夫听后感到有些激动，曾想去，但后来想了想，还是没去，他虽然觉得有很多话要说，但绝对不是在“中央党部”这种场合。

陈立夫却又后悔自己没有去。在某一天，他突然一个人跑到“中央党部”拜会，而且当着各位党部要员的面，发了一通颇具政治色彩的言论。

陈立夫发表这番言论，讲得可谓痛快淋漓，一发不可收拾，各位党部要员们从来没有听过这位国民党元老的精彩演讲，一时引起很大反响。

除了会客访友之外，陈立夫大部分时间，用来研究中医。中药，这是为了继承其兄陈果夫的嗜好，决心在其余年全力推动这项事业的发展。

同时，他还潜心于中国文化的研究，对儒家、道家等多有涉猎。

这一期间，他著有《人理学研究》、《易学应用之研究》等书，并主译了英国人李约瑟所著《中国之科学与文明》一书。

由于他的努力，台湾学术界推选他担任了台湾“中国文化复兴运动推行委员会”副会长、“孔孟学会”理事长、“中国医药学院”董事长等职。

此外，陈立夫还被聘为台湾师范大学教授，主讲人事学。

很快，陈立夫成了台湾知识界的知名人士。

在读书研究之余，晚年的陈立夫仍有积极的人生价值观。他不管台湾当局的政策如何变幻，坚持自己的立场，当然是他晚年的立场。

很难料想，反共先锋陈立夫晚年竟积极倡导海峡两岸统一。

2．坦言倡“统一”

1973年，中国大陆正处于“文化大革命”的动乱年月。

陈立夫满怀热情，写了一篇呼吁祖国尽早统一的文章。限于当时客观现实，在香港《中华月刊》发表时，用了辜君明（意即姑隐其名）的化名。

文中说：“中国统一的真正实现，使世界知道，中国人是不可欺的。”“要使中国成为文化大国，为全人类所崇仰，帝国主义者无从破坏。”

陈立夫已经认识到，要使中国强大起来，经济发展，文化光大，必须依靠中国人自己的努力。

陈立夫曾说：“没有一个帝国主义希望中国统一，要统一只能靠中国人民的觉悟。现双方分裂对峙中，靠帝国主义在后撑腰，这些撑腰是为中国吗？不，是为他们自己，这是很清楚的。中国人无论在大陆或台湾以及海外各地，势必额手称颂，化干戈为玉帛。”

陈立夫所言，真属真知灼见，一向是积极反共的他，能够在晚年为祖国海峡两岸的统一摇旗呐喊，真是难能可贵。

1975年，陈立夫为推动祖国统一，不断探求新途径。

他认为，国共两党曾有两次合作成功的先例。第一次合作，促成北伐；第二次合作，赢得了抗战最后胜利。特别是第M次合作，国共两党能从民族利益出发，捐弃10年内战的血海深仇，重新握手，进行合作。那么，时至海峡两岸隔绝几十年以后，为了祖国的统一，国共两党应实行第三次合作。

基于这一思考，陈立夫以“总统府资政”的名义通过秘密渠道向中共中央发出邀请毛泽东到台湾访问的信息。

而当时大陆上的“文化大革命”正在激烈之中，陈立夫的投石问路必然没有结果。

尽管这样，陈立夫并没有灰心，他对国共谈判仍持积极乐观的态度。

在没有得到中共信息的情况下，陈立夫又写了《假如我是毛泽东》一文，在香港报纸上公开发表。

他在文章中再次殷切希望毛泽东、周恩来到台湾访问，与蒋经国重开谈判之路，并盼求毛泽东“以大事小”，不计前嫌，再开合作的新局面。

1976年，中国大陆粉碎了“四人帮”。

1978年12月，中国共产党召开了具有历史意义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党的路线重新转上“实事求是”的正确轨道。

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公报在提及台湾问题时，第一次没有使用“解放”一词，而代之以“台湾回到祖国的怀抱，实现统一大业”的提法。

1979年元旦，中美正式宣布建交。

同时，中国人大常委会发表《告台湾同胞书》，宣布“在解决统一问题时尊重台湾现状和台湾各届人士的意见，采取合情合理的政策和办法，不使台湾人民蒙受损失”，“我们寄希望于1700万台湾人民，也寄希望于台湾当局。台湾当局一贯坚持一个中国的立场，反对台湾独立。这就是我们共同的立场，合作的基础……，希望台湾当局以民族利益为重，对实现祖国统一的事业作出宝贵的贡献。”

《告台湾同胞书》宣布，中国政府已经命令人民解放军从今天起停止对金门等岛屿的炮击。

1979年1月13日，邓小平发表重要讲话时指出：“用什么方式解决台湾归回祖国的问题，那是中国的内政。按照我们的心愿，我们完全希望用和平方式来解决这个问题，因为这对国家对民族都比较有利。”

l月31日，邓小平在接受美国广播公司的弗兰克·雷诺兹采访时再次指出：“我们力求用和平方式来实现台湾归回祖国和完成祖国的统-……问题是如果我们承诺我们根本不使用武力，结果只会使台湾当局根本不同我们谈判和平统一，这反而只能导致最终武力解决问题。”

1981年9月30日，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委员长叶剑英就和平统一中国的问题，向新华社记者发表谈话，进一步阐明台湾回归祖国，实现和平统一的九点方针政策：

一、建议举行中国共产党和中国国民党两党对等谈判，实行第三次合作，共同完成祖国统一大业，双方可先派人接触，充分交换意见。

二、建议双方共同为通邮、通商、通航、探亲、旅游以及开展学术、文化、体育交流提供方便，达成有关协议。

三、国家实现统一后，台湾可作为特别行政区，享有高度的自治权，并可保留军队，中央政府不干预台湾地方事务。

四、台湾现行社会、经济制度不变，生活方式不变，同外国的经济、文化关系不变。私人财产、房屋、土地。企业所有权、合法继承权和外国投资不受侵犯。

五、台湾当局和各界代表人士，可担任全国性政治机构的领导职务，参与国家管理。

六、台湾地方财政遇有困难时，可由中央政府酌情补助。

七、台湾各族人民，各界人士愿回祖国大陆定居者，保证妥善安排，不受歧视，来去自由。

八、欢迎台湾工商界人士回祖国大陆投资，兴办各种经济事业，保证其合法权益和利润。

九、统一祖国，人人有责。我们热诚欢迎台湾各族人民、各界人士、民众团体通过各种渠道，采取各种方式提供建议，共商国是。

叶剑英委员长讲话发表10天后，胡耀邦又以中国共产党负责人的身份，公开邀请蒋经国等党、政、军高层领导及各界人士，亲自来大陆和故乡看一看，愿意谈心当然好，暂时不想谈也一样热烈欢迎。

胡耀邦并透露，蒋家奉化劳墓已修复一新，庐山美庐也保持如故，其他国民党高级官员的老家和亲属都得到了妥善安排。

1982年7月，廖承志又发表致蒋经国的公开信，以“度尽劫波兄弟在，相逢一笑泯恩仇”相期，并望国民党能依时顺势，负起历史责任，毅然和谈，达成国家统一，则两党长期共存，互相监督，共同振兴中华之大业。

对于中国大陆对统一祖国作出的努力，陈立夫很受感动，他终于看到了海峡两岸炎黄子孙言和握手的曙光，他愿意为祖国的统一做出自己的努力。

然而，陈立夫却认为，应该以“三民主义”统一祖国。

1981年1月，陈立夫为王恩诚主编的《中国向何处去》一书写了一篇序言，序中明确地表达了他希望用“三民主义”统一中国的思想，上写道：“中国近百年来思想之演变，由传统进行现代革命化之改革运动，始自洋务运动，中经戊戌变法、维新，而成了辛亥革命。每一运动虽有其时代背景而成败不一，惟其中心思想皆以中国传统思想之仁政为原动力，以救国救民为目标。故前此数十年，虽以内忧外患，相继不绝，政局未能稳定，人民生活困苦，而立国精神，尚未丧尽……余固确认三民主义统一中国有其必然性，犹表之与影，答呼之与响，无可置疑，惟视国人努力何如耳。”

在台湾当局，以国民党某些元老和军政系统为代表的党内保守派，对共产党的仇恨却仍然歇斯底里。无论共产党怎样表现出诚意，在他们眼里都是“统战花招”、“政治阴谋”、“武力犯台的烟雾”、“做给外国人的姿态”。

他们也讲“一个中国”，也爱谈“统一问题”，但他们能讲的“一个中国”是“中华民国”；他们所要的“统一”，是国民党重返大陆行使统治权。从1958年以前的“反攻大陆”到1958年以后的“恢复大陆人民之自由”，再到1966年以后的“光复大陆”，都是这种复辟愿望的不同表达方式。

但是毕竟，陈立夫看到了中国人的凝聚力和爱国心，所以，他主张用“三民主义”统一中国。然而非常令人遗憾的是，陈立夫毕生主要精力捍卫的并不是孙中山倡导的真正的三民主义，而是蒋介石的“三民主义”，这种“三民主义”不民族、不民主也不民生。

历史已经证明，陈立夫倡导的“三民主义”救中国是不可能的。

然而一个时期以来在台湾当局，“以三民主义救中国”的口号却此起彼伏。

1981年4月，国民党“第十二次全国代表大会”通过《贯彻以三民主义统一中国案》，将“以三民主义统一中国”列人党的政治纲领。

11月，台湾各界人士300多名在台北圆山大饭店举行“三民主义统一中国研讨会”，并决定成立“三民主义统一中国大同盟”。

对于台湾当局的“三民主义统一中国”，人们普遍认为是“光复大陆”的另一种提法。“光复大陆”很明确地表达了国民党及其政权的复辟企图，而“三民主义统一中国”虽然也有这种涵义，但也暗含了另一种意味，即如果大陆“实行三民主义”，这可以有多种标准。

从“反攻大陆”--“光复大陆”--“三民主义统一中国”的政策演讲轨迹中，可以看出台湾当局也在变，但这种变化实在是太渺小了。而时代潮流和国际环境的变化却相对地快得多，结果使台湾当局的大陆政策，给人以脱离现实越来越远的观感。

总之，“以三民主义统一中国”与当年的“反攻大陆”。“光复大陆”一样，都是痴人说梦，根本不可能实现。

而与此同时，中国于1997年对香港恢复行使主权的问题已提上议事日程。

中国政府把和平解决台湾问题的构想运用于解决香港问题，并在与英国政府的谈判中，明确提出了“一国两制”的理论范畴。

“一国”就是要统一，“两制”’就是谁也不吃掉谁。这两个方面是互为表里，密不可分。

根据“一国两制”的战略构想，中英两国政府于1984年9月24日草签了关于“1997年7月1日将香港交还给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协议。同时，中国政府又与葡萄牙政府签订了关于澳门问题的协议。葡萄牙政府也将于1999年12月20日将澳门归还于中华人民共和国。

香港、澳门问题解决之后，台湾问题如何解决更加引人注目。

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人多次指出：台湾和大陆统一之后，其所享受的自治权力比香港、澳门等地区还要多。例如台湾可保留自己的军队，中央不向台湾派出一兵一卒。

如果台湾当局接受“一国两制”的安排，与中国共产党携手合作，完成祖国统一大业，一则可在国际社会和中华民族大家庭中定位，并获得长治久安的可靠保证；二则可从大陆获得一切能源及原材料供给，并开拓巨大的投资场所和商品市场，从而彻底克服目前海岛型、浅碟型经济结构的弱点，养成经济长期稳定性发展的后劲；三则可对历史和中华民族作出交代，告慰孙中山、廖仲恺诸先贤在天之灵，也好让蒋介石先生归葬故里，了却遗愿；四则可以台湾的巨额资金和经济建设方面的某些经验贡献给大陆。

然而，台湾当局却无动于衷。

进入80年代以后，陈立夫盼望祖国统一的愿望更迫切了。

俗话说：故土难离。

台湾虽风光秀丽，物产丰富，虽然也是中国领土的一部分，但那毕竟不是陈立夫的故乡。

他的故乡在浙江吴兴。

莫干山的娴雅多姿，太湖水的浩瀚无际，这是他始终索怀于心的。

一别数十年，故乡常在梦中。

蓝蓝的海峡水把秀丽的宝岛和浩瀚的太湖隔成了两个天。

陈立夫十分思念自己的故土，思念尚在大陆上的亲人。尽管他思乡情笃意切，但还是未能到大陆上走一走，看一看，看看大陆上几十年来的变化。

如果他真的回到大陆，走了，看了，或许他坚持“用三民主义统一中国”的主张会有所改变，虽然也已过古稀之年，但他的思想却年轻的很，这与他曾在国外留学与隐居有关。

晚年的陈立夫一直关心着海峡两岸的统一。

3．“台湾永远在中国的版图上”

随着形势的不断变化，随着对大陆了解的加深，陈立夫的思想也在变，他不是一个顽固不化者，这在老年人中是不多见的。

1988年7月14日，国民党“第十一届中央评议委员会”第一次会议在台北召开。

会议期间，陈立夫联合34名“中央评议委员”提出了“以中国文化统一中国，建立共信；以投资共同实行国父实业计划，建立自信，并以争取大陆民心，以利和平统一案。”

在这个提案中，陈立夫等人明确指出：“中国之统一为台湾海峡两岸及海外全体同胞之共同愿望，故仅为时间问题。”

陈立夫等还提出：“中国的统一必须以由中国人以自力达成之，非第三者所愿成所能助成者。”

如何实现祖国统一呢？

陈立夫等认为：“谋求统一，必先建立共信，有了共信，自信乃生。自信生，自会团结统一。”在这方面，共信是重要的。因为“中国文化为建立共信的最佳条件”。所以陈立夫等人明确提出以中国文化作为实现祖国统一的基础。

关于实现祖国统一的进程，陈立夫等人认为，在自信的基础上，以台湾的科技潜力，与大陆的人力、物力资源，“共同成立国家未来计划经济委员会”，开展两岸的经济合作，进而双方在各方面之敌对行为全部去除，在此基础上，通过“政治整合之协商”，实现两岸经济、政治、文化的全面合作，从而，达到两岸统一。

为了建立自信，陈立夫等人主张：“惟若统一有望，有限度的接触，则不可避免。”

这项提案尽管有些不适宜的提法，但主张祖国和平统一，提倡对话协商，互信合作，并有一些具体的设想，这是顺应两岸人民强烈要求和平统一、振兴中华的历史潮流的。

从这项提案可以看出，陈立夫已经放弃了原来“以三民主义统一中国”的主张，首次公开肯定国共两党可以通过中华文化的认同，经济合作互惠，消除敌对，建立互信，并在此基础上实现政治合作，实现海峡两岸的和平统一。

陈立夫的提案对国民党长期坚持的“三不”政策是一个有力的冲击。

然而，陈立夫等人的提案，却遭到了台湾当局的否定。

陈立夫又一次感到了失落，尽管他预料到自己的“中央评议委员”的头衔是虚的。

但是，陈立夫等人的提案公布后，在台湾岛内外引起了很大反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