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十七章 果夫之死

1．强忍病痛，赶著忆文

陈立夫说走就走了。台湾的孤岛上，陈果夫苟延残喘，危在旦夕。死亡在一天天向他靠近。

1950年是陈果夫最难熬的一年，政治上的落榜，生活上的窘迫，立夫出走的离别之苦，再加上疾病缠身之痛，一齐向他压来，他感到孤助无援，内心苍凉。

为了消磨时光，也为了在自己有限的生命中能给后人留下些什么，陈果夫打算写一部回忆录。

他将自己40年来的经历与主张分门类地写出来，他声称写此书的目的在于“俾世人了我心之所向，与遭谤之由来。”

实际上，陈果夫是醉翁之意不在酒，他是想借出书向蒋介石表白，他陈果夫一生是忠于蒋介石，忠于国民党的，希望蒋介石能以恻隐之心，对陈氏家族另眼看待。

陈果夫雄心勃勃，把回忆录按水利、合作、广播、电影、金融、礼俗、医药、卫生、道德、建筑、经济、计划、教育、人事、组织、政治、制度、世界大同、CC来源、党务、豪门等列出了条目。

陈果夫决定耗尽心血乃至生命也要完成这部历史性的著作。他觉得这部著作，既是对自己“革命生涯”辉煌历史的总结，也是对国民党在大陆20多年沧桑经历的概括，完成这部著作，于党于己于侪辈与后人，均是一笔财富，尤其对后人对来者，乃是一部教科书。

事到如今，卧病在床的陈果夫，也只有通过手中的笔来替自己说话，把自己的酸甜苦辣，经验教训，政绩过失，委屈哀怨，一股脑地倒出来，这样，即便命归黄泉，也将无憾事。

陈果夫铺开纸便开始写，无奈力不从心，手总是抖，想表达的话总落不在纸上，一天也写不了几张纸。

陈果夫的病情在一天天加重，死亡正一天天向他走来。

9月初，吐血一直不止，断断续续拖了一个多月，后来，越吐血块越大越浓。

陆军医院的副院长徐住周、外科主任王吉、内科主任张协时及台中开业医师李攀五，还有朱仰高、黄潮海、吴迪等台湾名医，都曾前来陈果夫寓所会诊，共同治疗，却总不见效，陈果夫的体质比以前大为虚弱了。

9月3日，张静江在纽约病故。

消息传到台湾，病中的陈果夫有一种说不出的伤感，他想起当年在上海交易所时与张静江密切交往，大革命时期又来往甚密，如今竟先他而去了。

陈果夫沉陷于极度悲痛之中。

陈果夫强忍悲痛，支撑起身子，写了一篇《纪念静江先生》的短文，交给国民党《中央日报》发表。

那篇文章见报之后，陈果夫又撑起身子反复读了一遍，读着读着又落起泪来。

医生劝他不要过于悲痛，不然，身体就更加虚弱。

然而，就在此时，又有噩耗不断传来，陈果夫的故友赵棣华、张简齐、俞松均相继离世，有的年龄比自己还轻，却走在他的前面，这就更增添了几分惆怅。

陈果夫已经哀到自身了，那么多同事和朋友有的比他年轻，有的比他身体好得多，却连个招呼也没顾上打，就匆匆地走了，悲痛之余，他感到有些后怕，他晚上常常作恶梦，他想，无论如何下一个也该轮到自己了。

陈果夫知道自己在世的时间越来越短了，便夜以继日地写作，无论医生怎么相劝，他也不听，甚至有时跟医生发脾气，说自己已经是要死的人了，不用再治了。

1950年底，陈果夫终于完成了回忆录之一《苏政回忆》，他似乎轻松了许多，自己觉得精神状况好一些，准备第二天再写其他方面的回忆录。

除夕之夜，爆竹声声，万家灯火。

陈果夫独坐床头，静思默想，许多往事一起涌上心头。

往事不堪回首。

然而，人老了，特别是感到自己已在世不久的时候，越容易怀旧，他想自己的童年，想从政几十年的坎坎坷坷，风风雨雨，想自己的恋爱、婚姻与家庭，想与立夫的手足之情和患难与共。

多少年来，陈果夫早已养成了岁末回顾一年工作的习惯，他有记日记的习惯，不管再忙再累，也总要把一天的事记下来。到了岁末，要写成文字总结。

对于1950年这不平常的一年，该总结的东西太多了，他简直不知从哪些方面开始着手回顾总结。

回首往事，他给自己做了一个大致的总结；

一、住繁华都市多年，尚未人妓院、舞场、赌场之类，为无聊之消遣。

二、管钱始终不将钱作为私有，或为金钱所管，反之，愈不爱钱。

三、读书未尝为书本所困，或自以为知足。

四、管人事不作弄人，不私于人，更不自用私人。

五、做官未尝作福、作威、营私或运用政客，作因位之想，及悻进之图，我始终保持平民本色，接近商业工作，自己做到不做生意，不与人谈私利。

六、办党务工作植党之想，办教育亦然。

七、生病能摆脱烦恼，始终报乐观与进取之心。

为便于延医购药，改善治疗条件，1951年1且15日，陈果夫决定从台中迁至台北市。

台中市各机关长官，于这天晚上在小北楼三楼礼堂为陈果夫宴钱。

l月22日，陈果夫乘车到台中市车站，送行者约百余人，下午就到了台北市，接站者也约100多人，场面很壮观。

陈果夫下车后，高兴地和大家握手问候，此时，他的病好像减轻了许多。

陈果夫在台北，住青田街一幢公寓楼，到台北后，医疗条件确实比台中好多了。

然而，来访的客人也比在台中时多了。这又不利于他的休息。

台北是台湾的政治中心，陈果夫在处于政治失意中，觉得不可以像在台中那样随便说话。

一天，友人苗培成等来见。

老朋友相见，格外亲切，话也投机，气氛很热烈、和谐。

苗培成善于开玩笑，在这个时候，更爱逗陈果夫开心，他说：“台中天高！”

陈果夫心领神会，马上答道：“可惜皇帝太远！”

众人大笑。

接着几个人又谈了一些别的话题。

陈果夫突然说：“离开政坛，各位感觉如何？”

苗培成是个聪明人，怕引起陈果夫心中不快而加重病情，忙接过来说：“咱们今天不谈政治，不谈政治。”

大家都附着说不谈政治。

陈果夫也跟着谨慎起来。

送走客人，陈果夫卧于病榻之上，为使女梅花作《老爷歌》与《太太歌》以资消遣。

《老爷歌》写道：

老爷老，脾气好。

日日夜夜困在病床上，

看书、会客、做文章，

脱衣着衣忙勿了。

有时眯眯笑，

有时嘴巴翘。

按铃叫我来做事，

还有给我吃糖了。

讲起故事来，

三天三夜讲勿了。

《太太歌》写道：

太大，太太

难喜闹喧。

性子急，脾气大。

吃饭吃得快，肚子常常要吃坏。

发起火来我顶怕，

高兴起来给我买个洋娃娃。

陈果夫似有返老还童之感，无聊之中变得有聊，这样，确实能够减少一些痛苦，也能帮自己打发一些时间。

还有令陈果夫欣慰的事。

4月上旬，他的《苏政回忆》出版，此书以随笔的方式而著。

陈果夫在自序中说：

“我写这本小册子的动机：一则个人从政的经验，也许有可供今后从政同志参考之处；二则以后我和同志见面时，省得再讲，没有见面的同志，一编在手，亦如和我谈话，尤其从前允许向中央政校同学讲话，正可以此代替，惟延持十年，殊为遗憾。不幸此十年中间，中国政治进步甚少，此册虽陈旧事迹，或仍可供参考之用……”

《苏政回忆》的出版，确实给病人膏盲的陈果夫带来了许多安慰，此书能在他生前出版，确是幸事。

然而，也有诸多不高兴的事萦绕着他，给他病中加病。

6月初，他得知叔父陈英士（陈其美）的坟墓被捣毁，深为惋惜，并大哭一场，悲愤难平。当天，他在日记中写道：

“二叔墓顶之党徽，是我的设计，当时配合角度等颇费周章。民国十七年，中央常会讨论统一党、国旗格式时，我将我之设计提付讨论，并参照总理自绘之明信片，乃得确定格式，此有历史价值之建筑，今竟无法保存，殊为可惜。”

陈果夫与叔父陈其美感情颇深，他能追随蒋介石，在国民党政坛生存20多年，应该说倚仗的是陈其美，蒋介石之所以不能轻易踢开二陈，也在于与陈其美的交情。

陈果夫与陈其美的感情，从他的《陈英士先生纪念全集序》中，充分表露了出来：

“从民国五年到现在，我们每遇到困难的事情，就要联想到英土先生，好像英土先生在世，就不会发生这种困难，即使遇到了困难，有了英士先生，也容易解决的。这可见得英士先生能力的超迈，其感人至深，就在这里。

“英士先生不特是一个为国家解决困难问题的革命家，他的任侠的行为，也是与生俱来，至死方休的，就是他的死，何尝不是义侠的天性促成的；所以他的精神，至今还存在同志的脑海之中，使人念念不忘。

“凡是一个真正的革命家，自己处处都应抱着牺牲的决心。我们看到英士先生一生做事的勤奋，和临难不苟的精神，不能不使人崇拜，而且处处可以做我们后生的模范。

“总理的伟大，英士先生固然未能完全学到，但是英士先生为国尽忠，待人以诚，颇能和总理相似，而且上能服从领袖，下能领导群众，努力奋斗，至死不懈，成不居功，败不读过，这种精神，在革命家中尤为难能可贵。

“英土先生初不过一个典业的学徒，丝栈里的助账，竟能成就开国的大业，决非偶然。虽中道殉国，不及目睹建国之成功，然其伟大之志愿，至今还有他的同志在继续进行着。终有完成的一天。其生平之志救国精诚的一念总能见诸事实。

“民国五年五月十八日以后，总理是失了一个最忠实的信徒，本党的同志失了一个负责的领导者。尤其在长江一带的革命潮流，沉寂了多年，直到英士先生最知己的盟弟蒋介石同志，从广东率兵到来，才恢复了一点元气，可见那天的损失真是大极了。

“我和英士先生既是同志，又兼了叔侄之亲，关系尤密；所以英士先生之死，对于我不独丧失了一位领导者，又失了一个良师。言语和文字所不能形容的痛苦，郁结在方寸之间，多年来一天不能消释。”

2．弥留之际吐“铮谏”

台北的盛夏，天气酷热，处于病中的陈果夫十分难受，他每天只能起床一个小时，时间稍长一点，便坚持不住，绝大部分时间都是躺在病床上。

陈果夫从政20余年，虽也从事过金融，搞过合作，但家里并没积蓄什么财产。无奈，此时他看病开支太大，慢慢地家里经济上就出现了拮据。

1948年，陈果夫在上海治病，因费用太高，他才转往医疗费相对低一些的台湾治病。

到了台湾以后，他住的房子是借台中市市长的，以后想搬出来，好一点的房子竟交不起房租。

因为医疗费太高，他手头上又没什么积蓄，到台中以后，竟无钱买药。

万般无奈之际，陈果夫只好给台湾交通银行总经理赵棣华写了一封信，向他要交通银行董事应付给的车马费。

陈果夫的经济状况传到了CC大将洪兰友的耳朵里，他很同情陈果夫的遭遇，无奈，自己手中又不掌管经费，便及时向蒋介石汇报。

蒋介石得知此事，遂命令俞鸿钧从台湾农行支付5000银元给陈果夫作医疗费，才算解决了困难。

对此，陈果夫对蒋感激不尽。

陈果夫人难敷出，和法币大幅度贬值有直接关系，他一本书即可得六七万元的稿费，到1948年发行金元券时，六七万元的法币只相当于金元券的10几倍，而随后，金元券跟着贬值，甚至一文不值，所以，蒋介石资助陈果夫，只能给美金或银元。

陈果夫虽然得到了蒋介石的资助，但毕竟是杯水车薪，无法满足陈果夫治愈不治之症的开支。

迁到台北以后，陈果夫又面临经济拮据，但是不论什么人来看他，问他是否需用钱，需不需要资助，他一概说不用。

陈果夫在生命有限的时间里，仍然坚持读书与写作，三天内看完《现代科学丛刊》30余册，除写了《老爷歌》、《太太歌》聊作消道以外，7月30日在病床上完成了《老病人谈中西医》，这是他最后的著作。8月，编辑《求是集》，内载最近作品及早年著作，共66篇，为短篇文集，尚未完稿，原定于66岁生日出版文集，已组成编辑委员会，也得到了陈果夫的允许，谁知，他却没有等到出版这一天。

据《陈果夫日记》载：7月15日这一天，体温高，而且“脓愈多，心脏亦兼弱，自12日起，自吴迪、林茂生商定用PAS，一面服，一面由旧创口射人，每针药水原为10CC。但初次仅打2CC，约3刻钟后，咳嗽味苦，可见其已人空洞矣。14日注射4CC，越10余分钟，咳嗽甚烈，吐出苦水苦痰，有时几乎转不过气。”

8月18日，经医生用X光拍照，证实结核菌已由左肺浸人右肺，并由右肺浸人血管，再由血管进入脑后，其生命已经处于垂危之际。

这天，陈果夫仍坚持写日记：“今天我的肋膜炎原与内不通，故外面可以封口，自三十七年大吐血之后，内外相通，致封口有影响于内部。今后的确比前为难也。”

陈果夫知道自己剩下的时间越来越少了，一种“自觉死生忙”之感悄然而起。

临死之前，陈果夫仍然关心着国民党的前途及台湾的政局，他将自己长期思考的对政治、对社会、对人生的各种意见集中起来，挣扎着起床，由人搀扶着，写在纸上，名为“净谏之文”，派人呈交蒋介石，以表明他对国民党和蒋介石的忠心。

“人之将死，其言也善，鸟之将亡，其鸣也衷。”病入膏肓的陈果夫不顾死神一天天靠近，不遗余力地倾吐着他对国民党对蒋介石的“善言”。

8月25日上午，陈果夫病势急转，体温骤然增高，口中发出吃语，好像要说什么，但什么也说不出来。

到下午2时后，便进入昏迷状态，体温高达摄氏40多度。

陈果夫面色蜡黄，呼吸微弱，口吐白沫，手向空中乱抓。

朱明把身子探过去，抓住他的手，问他：“果夫，你想说什么就说吧，我在这听着呢。”

陈果夫喘着粗气，他死死地抓住朱明的手，朱明把脸贴近陈果夫的脸，再一次问他：“果夫，你有什么话要说吗？你的儿女们都在跟前，有话就说吧。”

然而陈果夫抓住朱明的手，嘴张了几次，没说出一个字，又陷入昏迷状态。

医生们紧急会诊，然却无力回天，延至4时52分，陈果夫带着一生对国民党和蒋介石的功与过，荣与辱，忠与怨离开了人世，享年59岁。

面对陈果夫僵硬的尸体，家人们失声痛哭，唯有朱明欲哭无泪，她知道陈果夫迟早有这一天，这一天真的来了，她又感到突然，虽然病魔伴随了陈果夫大半生，每当看到他痛苦的样子，她就十分难过。然而，毕竟夫妻恩爱一场，她舍不得他走。

没有遗嘱，而有遗言--《铮谏之文》；没有遗产，而有遗著--《老病人谈中西医》。

一生风雨坎坷，功过自有后人评说。

国民党蒋介石虽对陈果夫已不再信任，但人死万事休，生前虽未红得发紫，但死后也让他倍享哀荣。

蒋介石下决心要为陈果夫厚葬，以慰在天之灵。

陈果夫去世的当天，国民党“中央改造委员会”便成立了治丧委员会，推定委员73人，又委派CC系骨干洪兰友任总干事。

8月26日，81岁高龄的陈其业从台中专程赶到台北悼丧，见儿子先他而去，白发人送黑发人，表示出极度悲痛，老人几次昏厥过去。

陈果夫寓所陷入一片悲痛之中。

蒋介石于26日、27日两次到枫东殡仪馆吊唁，他望着陈果夫的遗体，脸上浮现出极度哀痛的神情并几度鞠躬。

人死如灯灭，尚在世间的恩恩怨怨将一笔勾销。

蒋介石似乎要求陈果夫的在天之灵对他宽恕。

蒋介石为了表达对陈果夫的哀悼之情，亲手书写“痛失元良”匾额一幅。

27日下午3时，陈果夫遗体入殓。

9月15日，蒋介石特颁“褒扬今”：

“前国民政府委员、监察院副院长陈果夫，资性弘毅，志行纯笃，城承革命家风，效忠三民主义，越四十年如一日。溯自民前加盟，先后参与武昌起义暨讨袁、北伐、抗战、勘乱诸役，赞襄缔创，卓著勋勤，中经办黄埔军校，主治淮河水利，敬恭将事，均彰越绩。嗣更外膺疆寄，内佐栓衡，肃政培才，弥宏实效。对于共匪倡乱，尤能灼识机先，襄力防杜，冒险犯难，弗渝初志。至其匡维礼俗，研考卫生，改革地政，倡导合作，盖画良漠，有稗建国，乃以优劳，触发旧迹，黄志澄逝，追怀政迹，转怀弥深！应予明令褒扬，从优议邮。生平事迹，存备宣付史馆，用彰政府驾念动庸之志意2此令！”

陈果夫生前受到蒋介石的冷落，死后却倍享殊荣，对陈氏家族的死者和生者都是莫大的安慰。

9月16日，各界假台湾大学法学院礼堂为陈果夫举行公祭典礼。

下午3时，陈果夫灵枢被安葬在台北市郊观音山西云寺右侧的一块山地里。这里青松翠柏，云蒸雾蔚，环境幽雅，景色秀美。

选择了这块墓地，似乎满足了陈果夫的遗愿。但陈果夫最理想的地方倒是他的家乡--浙江吴兴，他生前十分喜欢自己的家乡，曾写过一首名为《故乡》的诗：

我希望我的故乡，

山河无恙；

我希望我的故乡，

人文发扬；

我希望我的故乡，

腥膻洗尽，

从此无人敢侵略；

我希望我的故乡，

爱我如慈毋，

不让我漂泊他乡，

我爱我的故乡，

我永远不愿离开，

我的故乡。

诗行中，跳跃着他爱故乡的故乡情结，诗韵里，寄托着他对故乡的思乡之情，只可惜，就像他不能选择自己的生与死一样，他已没有权力回到自己的故乡了。

这对陈果夫来说，不能说不算一件值得遗憾终生的事。

陈果夫愿自己终生永远不离开自己的故乡，永远依偎在秀丽的莫干河边，浩瀚的太湖水边。

但是，茫茫的海峡却将观音山隔为天山一隅、水天一方，尽管如今的吴兴已是陈果夫诗中所描述的“山河无恙，人文发扬，腥膻洗尽，从此无人敢侵略”，而陈果夫却只有抛骨异乡，含恨长眠了。

1951年11月4日，陈果夫的灵枢在鼓乐声中放在观音山基地。

陈果夫的特务政治生涯也随之葬入了冥冥地府。

3．最后的挣扎

陈立夫和陈果夫兄弟，一走一亡，使CC系陷于崩溃的边缘。

剩下的特务们中，有的见风转舵，另投“明主”，有的意志消沉，不问政治。从整体上看，CC派从组织到势力是一落千丈。

作为当年一个全国性的派系组织，CC系在几十年的发展过程中，所吸收的人员庞杂不齐，其成员的共性是坚决“反共”。但在如何“反共”的问题上，有些人拥护蒋介石搞专制独裁，崇尚“党政”，但也有些人希望走资本主义国家民主和法制化的道路。

这两类人，前者都担任各省市党部的要职，即通常所说的党棍；而后者则依仗CC群体的支持，进入“立法院”、“监察院”、“国民大会”--这三者合称“中央民意机构”亦即国民党政权的“国会”。

“改造”之后，CC系中的党棍被甩到一边，而走议会道路的这批人，却因国民党要维护“法统”而得以享受到事实上的“终身制”，成为当局轻易奈何不得的贵族式人物。

出于自身的政治观念，也为了地位有保障，这批人以“国会”为据点，在肯定“国民党统治合法性”的大前提下，扮演所谓“忠诚反对派”的角色。因为是站在“国会”的立场上，这些人自然要求扩大民意机构对行政机构的监督权，自然要对当局的施政横挑鼻子竖挑眼，自然要大声呼号“民主法制”。

于是便出现了这样一种有趣的现象--在大陆时被视为极端保守派的CC派，到台湾后，竟在政治磁场的引力下，被塑造成替无权的老百姓讲话的“开明派”。

这批人的主要代表，有“立法委员”梁肃戎、齐世英。吴廷环、张子扬、胡秋原、费希平等。“监察委员”于振洲。陶百川、曹德宣、曹文名等。

CC派的元老张道藩、谷正鼎、方治、萧挣、洪兰友、余井塘、程天放、田昆山、白云梯等，则或公开或暗中支持他们。

1951年10月，CC派“立法委员”逼以陈诚为背景的“立法院长”刘健群辞职。

翌年3月，推出张道藩为“立法院长”。

这是CC派的一大胜利。

1952年3月24日，“立法院”通过《出版法施行细则》，其中第27条规定：“战时各政府及直辖市政府为计划供应出版品，及中央政府之命令所需之纸张及其他印刷原料，调解辖区内新闻纸杂志数量。”以此为由，台湾当局于4月11日下令停止报纸登记，并限定原有报刊的张数和版面，这就使新报纸无法诞生，老报纸无法扩展，从而开始了延续35年之久的“报禁”。

“报禁”的主因是《出版法施行细则》。

在“立法院”讨论这一法案时，CC系“立委”胡秋原。费希平和无党籍“立委”成合我，均慷慨陈词，指出这一法案违背“宪法”及“自由言论”的原则，不能通过。

后来此法虽获通过，但费希平等仍不断在“立法院”呼吁，要求废除此法。

但是，台湾当局不退反进。

1954年4月28日，又颁布《戒严期间新闻报纸杂志图书管制办法》，对言论出版进行更加全面的控制和严厉和钳制。

紧接着，于同年11月5日，又抛出《战时出版品禁止或限制登载事项》九条。

其中很多规定笼统抽象。如“不得发表有违基本国策的主张”之类，可以作为一项伸缩自如的帽子，随意给当局不满意的刊物扣上。

此法案一公布，各民营报刊纷纷抗议，到“立法院”请愿，要求废除。

CC派的“立法委员”也群起而攻之。

“行政院”被逼无奈，于＊月9日宣布暂缓执行，计此件出笼仅5天便告夭折。

由“终身制”的“中央民意代表”组成的“国会”，实际上是国民党的橡皮图章，如果党籍委员们一致投票，必稳获多数。

但如果CC系的“立委”转向，与民社党、青年党及无党籍的“立委”联合一体，就有可能使当局提出的法案通不过。

从这个意义上讲，“行政法院之所以收回“九条”，是因CC派反对所致。

1955年6月，属CC派的“立委”余俊贤、于镇洲、吴大宇、王文光、陶百川、萧一山等在国民党开明元老于右任的支持下，对“内政部”擅创“违反发行旨趣”的罪名摧残出版界的行径提出纠正案。

纠正案指出此事乃“法外苛政”，并指出“内政部”仅抓住一两篇文章便给民办刊物《世界评论》扣上“登记时曾为不实之陈述”的帽子，勒令《世界评论》停刊10个月。此举“不独苛酷”，抑且违法，应请“行政院”予以纠正，“以后不得援例。”同时，该纠正案还要求“行政机关剥夺人民权益之任何处分书，必须详叙所以剥夺之事实及理由”，出版界向行政机关诉愿，行政机关应予受理，10日内答复。

与此前后，CC派元老谷正鼎公开讲话，称蒋氏父子“以派系消灭派系”，气得蒋介石要开除他的党籍。

CC派要员潘公展，则跑到美国创办报纸，不时对台湾政权予以批评。

据说，CC派还成立了由张道藩、谷正鼎、方治、萧挣。洪兰友等人组织成的中心小组，负责协调该派系的活动。

为平息CC派的怨气，维护内部团结，蒋介石在1957年10月召开的国民党“七大”上，提名陈立夫、谷正鼎、方治。洪兰友、余井塘、程天放、萧同兹、白云梯、田昆山等20余名CC派担任“中央评议委员”。

这批人毕竟追随蒋介石大半生，在蒋对他们安抚之后，虽然仍有牢骚，但还是尊重蒋介石的安排，退出政坛第一线。

这批人退出第一线以后，致力于办一些“大陆灾胞救济总会”之类的团体，为蒋介石的反攻大陆摇旗呐喊。

这时，CC派的主要代表，便从陈立夫等变为梁肃戎、于镇洲等中年“立、监委员”，他们继续扮演“忠诚反对派”的角色，首先是在“监察院”内发动一连串弹劾案。

1956年12月，CC派“监委”提出军人、公务员和教师的生活日益窘迫，而若干“政府机关”则殊多浪费，建议“行政院”采取纠正措施。用节余下来的开支调整军、公、教人员薪水及津贴之用。

这批人还特别点出“行政院长”俞鸿钧既在“行政院”领薪，又在“中央银行”享受总裁供给制，是浪费的典型。

1957年3月，CC派“监委”终于促成“监察院”通过了一项纠正案，其中包括俞鸿钧“兼职领薪”在内的各项浪费事实，要求“行政院”查找纠正。

3月26日，此件案寄到“行政院”。

“行政院”于7月19日和24日两次函复办理情形和结果，却引起“监察院”不满。

不满的原因是：“监察法”第25条规定，答复期限为两个月，而“行政院”却是过了4个月才答复，而在发函中也没有说明对“监察院”所要求纠正的问题采取了哪些改善和处置措施。

“监察院”一看势头不对，不得不于9月、10月、11月、12月连续4次邀请俞鸿钧到“监察院”备询。

“行政院政务委员会议”讨论结果，决定拒绝“监察院”的邀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