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九章 “无形阵地”

蒋介石知道，在“九·一八”事变以后的学潮中，他口出大言不想兑现，没把自己弄得威信扫地，是被迫下野的意外收获，可此事可一不可二，要想不处于被动地位，必须设法对付。所以1932年他重新上台之后，如何对付学生运动，就成了陈果夫、陈立夫为首的CC派的另一重要任务。

陈立夫对付学生的手段要比蒋介石高明得多。他知道对付学生，用对付政客的那种欺骗、高压手段不行，因而采取了内外结合，表里兼治的手段。

陈立夫采取的第一个措施是在学生内部利用落后学生，组织反动学生组织，从内部分化、利用学生运动。他指使各地CC分子，至少在当地组织一个反动学生组织，一律称某社，把落后学生组织起来，用以对付先进学生，用学生打学生，就不用再动用军警出面，有碍视听。当时学生活动最为活跃的是北平、上海、武汉、南京等地，陈立夫也就把工作重点放在了这些地方。在北平，由张厉生指使胡梦华、陈石泉、董霖等负责；在上海由吴醒亚、吴开先、潘公展负责；在武汉由陶尧阶、艾毓英、杨锦县等负责，在南京由徐恩曾负责。

自1894年“公车上书”以来，北京就是中国学生运动的中心，中国一流大学如北京大学、清华大学等都设在北京。1928年蒋介石北伐占领北京后，将北京改名北平，但对那座“戊戌变法”的唯一硕果，先称京师大学堂后改名为北京大学的学府，却未敢因势改名为“北平大学”，因为他怕因此惹出一场风波来。既然北平执全国学生运动牛耳，陈立夫当然也就把工作重点放在了北平。

当时的北平，可以说是五大势力并存。国民党是事实上的统治者，但内部并不统一，陈立夫想有所行动，得先看看张学良的脸色；共产党处于地下，只在知识文化界有市场；失了势的北洋军阀人还在，心也未死，一直跃跃欲试；前清遗老遗少们从盼博仪从天津租界返回改为盼从“满洲国”返回；少数汉奸觉得日本人来统治最好。可事实上有竞争影响力的，却只是国民党和共产党两派，国民党掌握了军政大权，共产党掌握了民众运动尤其是学生运动。

陈立夫不信他搞不过共产党。他颇为自信地向蒋介石说：“若说作文章、讲话、搞学生运动，我们总不见得搞不过共产党吧广于是，他亲自从南京跑到北平，真的在作文章、讲话和搞学生运动三个问题上开始下手。他召集北京大学、清华大学学生讲话，大谈中国古代文化源流，并不时地引用“四书”、“五经”中的话；为了表示他对孙中山的三民主义理解深刻，他自撰了一本小册子《唯生论》，到处散发，四处炫耀，以致引起蒋介石的不满，斥责他不懂孙中山的“民生史观”。可由于陈立夫以国民党中央组织委员会主任委员的身份莅临北平，北平各界还得给他面子。北京大学校长蒋梦麟、清华校长梅贻琦等都到场陪座，平、津、冀、察、晋、绥、辽。吉、黑、热等各省市党部委员也都同席。陈立夫颇有演讲才能，他的讲话博得阵阵掌声。他转向张厉生叮咛，要张指使陈访先、陈石泉和胡梦华趁热打铁，分别把中国文化建设协会河北与北平分会及北平学生组织好好地组织起来，澄清华北文化教育界的民主进步气氛，破坏、窒息革命进步学生的抗日救国运动，以实现蒋介石“攘外必先安内”的主张。陈立夫进而宣称，这一年他还要在武汉、南京、上海等大都市及各省省会对10万大学生讲话，以便为他的“学生运动”打好基础，大张旗鼓地进行活动。

在陈立夫的推动下，北平的反动学生运动立即开始了起来。

1933年夏末，CC分子胡梦华通过河北顺义人刘子麟的关系，认识了北大政治系学生赵在田，又通过赵在田认识了北大经济系学生李宝深，北大政治系学生田文奎、顾承锋，北大国学系学生许叙典，北大物理系学生伍腾阁。胡梦华在河北省党部委员他的宿舍，分别约见了这些人，就建立学生组织问题和他们交换了意见。委托他们在同系同班同学和同乡中扩大宣传，拉拢思想相近的人。随后，胡梦华又找到国民党河北完县党部委员杨荫衡、束鹿县党部委员史国源等在北平大学法学院设法拉人。这时胡梦华自己还办有一个刊物《人民评论》，该刊编辑四川合江人李白虹又介绍了一批四川人，计有北大政治系学生宗成凯，北大历史系学生徐世勋、北大经济系学生李守权等。胡梦华又约师大教育系学生朱芳春、张光涛二人谈话，主要谈的是教育改革和教育和政治的关系，朱芳春、张光涛二人一致认为国民党花了大笔钱办大学，聘请名流学者当教授，由他们宣传民主、革命，无异于自掘坟墓。

胡梦华最初认识的这些人，除了李白虹介绍的几个外，都是河北人，他的目标先抓北大、师大、清华几所名牌学校的人为骨干，再通过他们去发展组织。清华远在西郊，认识的人不多，他着眼的重点是北大政治系、经济系和师大教育系。不久，他又结识了北大经济系四年级学生齐联科和北大经济系学生常荣德，这二人也是河北人。

在有了上述人员基础以后，到1933年冬初，胡梦华便授意他们利用同乡、同学等各种关系，四处活动，到处拉人，在北京大学政治系、经济系、国学系、历史系，北平大学法学院法律系、经济系，师范大学教育系、历史系和北平大学艺术学院、农学院以及中国大学、辅仁大学、朝阳大学、燕京大学等学校拉拢了一大批人。胡梦华对这些人进行了初步的组织部署，在各大学指定召集一人或二人，其下按系编为小组，小组包括五至十五人，由其成员共推组长一人，为召集人。北大小组最多，召集人为赵在田、李宝谦、田文奎；平大法学院召集人为杨荫衡、史国源；师大召集人为张光涛、朱芳春；清华召集人为张秉刚；中国大学召集人为左子奇；辅仁大学召集人为柴景仁、马文升；朝阳大学由北平大学的杨荫衡、史国源二人兼管，燕京大学由清华的张秉刚兼管。

1934年春，张厉生约见国民党天津市党部书记长邵汉元和天津河北省立法商学院教授施奎龄，同时胡梦华也在座，张厉生当场把加入了CC学生小组织的河北省立法商学院的八名学生介绍给了胡梦华，他们是谢天培、曹传善、魏普泽、贾锡恩、庞宇振、康玉书、王增、罗统三。这样，胡梦华便成了国民党北平和天津各高校学生组织的统一领导人。

为了避免政治性太强，引起学生反感，张厉生和胡梦华一直没敢在他们组织的学生中提出“拥蒋”之类的敏感的政治主张，反而处处以学术的姿态出现。张厉生说：“实则虚之，虚则实之。这个外围学生团体，将以政治学术团体讲学的姿态出现，以矫正当前学生运动引导一般学生不读书、不研究，而偏向于游行示威、请愿、卧轨等风气，但仍需要参加者体会其政治实质。‘修辞立其诚’，我已报请南京中央干事会，以‘诚社’命名该组织”。

1934年秋，在北平王府大街励志社内，“诚社”举行正式成立大会，参加者共有三四百人，推举张厉生为“诚社”总书记，胡梦华为副书记，李白虹为“诚社”北平干事会干事长，赵在田、张光涛等为副干事长。会后，张厉生将成立大会的照片寄给了陈立夫。

上海CC头子吴醒亚是湖北黄破人。1917年孙中山在广州组织非常国会，出任护法军政府大元帅，曾任大本营秘书处科员，说起来称得上“老革命”了。以后，他担任过国民党安徽省党部主任委员、安徽省民政厅长、安徽省代主席和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由于CC派浙江系的潘公展和江苏系的吴开先互不相融，在上海互相拆台，二陈请准蒋介石，派他来到上海，出任上海市政府社会局局长。吴醒亚不仅在党内够资格，和上海的地方势力帮会也颇有交情，和帮会头子杨虎、杜月笙等人是平起平坐，称兄道弟的“爷们”。加上吴醒亚见多识广，久历宦海，所以颇有一套为人处世的办法。

自从1932年“-·二八”淞沪抗战以后，由于出现过学生代表群集上海，捣毁国民党上海市党部一类的事，上海国民党当局也想方设法控制学生运动。上海市教育局局长潘公展的手下抢占了一些学校校长位置，从正面控制学生；陇体要则以复旦大学为中心，走的是内部引导路线，最能体现上海特色的还要算吴醒亚，他把国民党精神和上海帮会行动结合起来，组织了一个名叫“寅社”的学生组织。这些参加了“寅社”的学生，实行军事管理，配备有手枪，对同学、教师以至校长，只要认为反蒋，动辄威吓及至驱逐、逮捕。吴醒亚手下的陆京士，组织了一帮工人，由青红帮流氓领导，号称“工人行动大队”，除了在工人中活动外，也参加对学生运动的破坏。

在武汉，负责青年学生运动的是CC派的“十人团”。1930年，国民党中央组织部要求迅速把各县党务整理完，以便选举省党部的执监委员。由国民党湖北省、汉口市党务工作人员训练所（即“党训所”）毕业的刘鸣皋、张导民、陶尧阶、崔从濒、王延烈、周宗颐等6人，由于同在党部党务整理委员会工作，在得到这一消息后，立即提出“党训所”同学团结起来，作好准备，竞选本届湖北省执监委的口号。另外又邀请了在武汉工作的袁雍、钱云阶、王维时、王道义等四人，以换兰谱的方式结为拜把兄弟，共同发起组织“党训学术励进社”，以“研究学术，联络感情；政治上互相提携，经济上互相帮助”的名义，结成了政治小团体“十人团”。1933年，陈立夫亲邀“十人团”“团长”刘鸣皋到南京，把“十人团”连窝端人了CC派。而在同时，陶尧阶、艾毓英、杨锦县等充任国民党湖北省党部青运干事会干事，负责引导当地的青年学生运动。只是湖北并未发生大的学潮，所以三人也就未做出什么大的成绩。

南京的反动学生组织是1934年秋组织起来的。1934年9月，在陈立夫的直接指使下，徐恩曾、张道藩、叶秀峰、骆美美、洪兰友等五个组成了一个“学运指导小组”。9月14日，“学运指导小组”召集各大学校的CC派分子共167人，在四象桥中国文化建设协会，成立了一个名为“三民主义革命大同盟”的组织。据说“同盟”的成立仪式严肃而且有些神秘。由叶秀峰、张道藩亲自率领大家举手宣誓：“绝对服从蒋委员长训示”，“如背誓言，甘愿受最严厉的处罚”。监誓人由徐恩曾担任。

“同盟”有严格的纪律，要求参加者一切行动听组织指挥，绝对保守秘密，内部情况不许外泄，接受任务不许推脱，不许擅自脱离组织等。至于“同盟”的活动，当时规定每半个月开一次例会，地点在临时指定的秘密机关，内容由同盟办公室主任项本善指定。主要有：“汇报校内各种团体、组织的活动情况，院会、系会、演说会、辩论会、同乡会等统统在内；讨论如何支配、掌握这些组织和团体；接受调查任务等，要调查的对象主要是有亲共反蒋表现的人。”徐恩曾是特务出身，对调查刺探一类的事情是行家里手，因而还教给他们一套调查刺探的手段，“要伪装，不要暴露真面目，在左倾同学面前装左，在右倾同学面前装右；要千方百计往同学们的团体中钻，钻进去就要争取当领导。”

在组织北平各大学暑期南下考察团的同时，张厉生又和胡梦华策动了1934年北平各大学毕业生“职业运动同盟”，利用毕业生急于求职的心理，诱使大学生加入。由于“诚社”分子的组织和宣传，各大学毕业生参加“职业运动同盟”的有400多人，几乎是毕业生的全部。胡梦华选朝阳大学的胡松叔、中国大学的崔蔚云、北京大学的齐联科、北平大学的谭庶潜等四人为领导人。“职业运动同盟”成立后，胡梦华鼓励毕业生到南京请愿，要求南京政府教育部解决大学生毕业就业问题，并对教育进行彻底改革。南京政府教育总长王世杰，次长段锡朋在得知此事后，被迫设法应付学生请愿代表，在教育部总务司下设“学术咨询处”，登记找工作的大专学校毕业生，向有关机关推荐。胡梦华此举，虽然是给教育部出了个难题，但对学生来说，未尝不是一件好事，所以他在北平学生中得到了更多的拥护。

组织南京学生考察团的是徐恩曾、卢斌、项本善和李永懋等人，参观旅途费用，全部公费。参观团以卢斌为团长，项本善为秘书长，下分三个小组。第一组为中央大学学生；第二组为金陵大学、金陵女子文理学院学生；第三组为中学生，共计56人。他们从1934年7月21日出发，8月29日返回，共历40天，参观的主要内容也是江西“剿共”区内各项事宜。

1936年以后，国民党在全国大修国防工事，还组织学生参观了一些地区的国防工事的修筑情况。

陈立夫的分化、控制、收买、欺骗四管齐下的手法，对扼制当时的学生运动走向反蒋确实起了不可忽视的作用。

1935年12月，北平学生发动了反对冀察政务委员会成立的“一二·九”运动，学潮的主持者是北平市学联。这时，北平落后学生组织“诚社”等在向张厉生、胡梦华汇报的同时，操纵落后学生另成立北平市新学联与原北平市学联对抗。“诚社”分子是北平市新学联的主体之一，“一二·九运动”发生后，“诚社”北平干事会的李白虹、张光涛等立即向张厉生发函发电，要求派人到北平指导，并希望对组织落后学生组织和操纵学生运动都颇有一套的胡梦华走一趟，张厉生找胡梦华商量，问他怎么办。胡梦华说：“这是教揉升木的结果，他们自动干起来，应予支持。”张厉生问谁去北平指导合适，胡梦华表示因受《何梅协定》限制国民党党部在北平活动一款的影响，他去北平也不能公开露面，因此表示消极。张厉生就派原北京大学“诚社”分子，后跟张厉生到南京国民党中央组织部任助理干事的赵在田前往。赵在田到北平后，学生运动愈演愈烈，进步和落后学生的冲突也愈益严重，北平各校的“诚社”分子都卷入了学潮，尤以北大、北师大和清华为最。赵在田在北平，有些问题可直接处理，不能拿主张的就函报张厉生、胡梦华，由胡梦华研究拟具处理意见，交张厉生看过后，再以米汤密写函复赵在田。

“一二·九”运动结束后，北平“诚社”分子李白虹、张光涛、韩克敬先后由北平到南京汇报了破坏“一二·九”运动的过程。他们说破坏“一二·九”运动是由北平“诚社”和“北平中华复兴社”共同策划的。“北平中华复兴社”的头目是北大历史系教授陶希圣、北师大物理系主任教授杨立奎、师大英文系讲师兼私立志成中学校长吴保三等人。据说先是由吴保三找北平“诚社”的领导者师大的李光涛和李白虹等联系，经过策划，决定分别策动北平各校两社成员煽动所在学校学生反对“一二·九”运动的领导者北平市学联，推举代表召开全市学生大会，由师大北平“诚社”骨干韩克敬充当大会主席，宣布北平市新学联成立，解散旧学联。“一二·九”运动结束后，“诚社”分子又挑动各校落后学生反对进步学生，直至寻衅斗殴，聚众打人。

“一二·九”运动当时之所以未发展成反蒋的学生运动，和蒋介石这时的对日关系颇大。自从1935年以后，蒋介石对日态度渐趋强硬，事实上对日本已经很少让步。成立“冀察政务委员会”，表面上是蒋介石对日的重大让步，但事实上是日本人受了蒋介石的玩弄。日本人本以为宋哲元、张自忠都是亲日派，会和他们合作，但宋哲元、张自忠只是虚与委蛇，骨子里都坚决反日。蒋介石对宋哲元、张自忠二人的认识比日本人深刻得多。

由于蒋介石对日态度的转变，1935年“一二·九”运动以后，他在学生心目中的地位事实上有所提高。对此，南京政府教育部长王世杰、次长段锡朋认识得比较清楚。因此，他二人建议蒋介石趁热打铁，亲自出面，召集高等教育界及有关省市教育厅局长，到南京“聆训”。而与此同时，在北平等地直接做学生工作的张厉生、刘健群等，建议蒋介石，召集各大学校长、著名教授和学生代表讲话，亲口表明意图，以争取学生的理解和支持。蒋介石采纳了他们的建议。

1936年1月15日，“聆训”会议在南京励志社举行，与会者有各省市教育厅长、全国各大专院校校长、院长、教授和学生代表200多人，蒋介石以国民政府主席和军事委员会委员长的身份，担任会议主席，他在致开幕词时说：“现在学生反日，却不知国民党是一惯反日的。日本田中有亡华的大陆政策--满蒙政策。国民党先总理（指孙中山）早有遗策……--与之针锋相对。这就是中国不忘甲午战争失败之耻，一定要收复台湾等地。在先总理耳提面命之下，本人没有一天不记着这个遗策，计划求其实现，以告慰先总理在天之灵。现在拙于国力，不得不暂时忍辱负重。”最后他声称：“令人焦思苦虑的，不仅是要保障冀、察，收复东北，而且要收复台湾，但细于国力，今非其时。”因此，他要求出席会议的大专院校校长、院长、教授和学生代表及有关省市教育厅局长，回去对学生要切实晓喻，要深刻体会他的忍辱负重，暂采妥协政策的苦衷。

蒋介石致开幕词后，出席会议的北京大学校长蒋梦麟、清华大学校长梅贻琦、北平师范大学校长李蒸、天津南开大学校长张伯苓、北平大学校长徐诵明、上海暨南大学校长黎照寰等先后发言，对蒋介石的讲话子以颂扬捧扬。会议由教育部长王世杰担任秘书长，并于蒋介石不在会时主持会议。第二、三两天各地大专院校校长、院长、教授和学生代表继续发言。

蒋介石召集各省市教育厅局长、各大专院校校长、院长、教授和学生代表“聆训”，其目的在于根本消除学生运动或至少让学生运动不致走向反蒋，这就要有具体措施，应想出一个有效的办法。有人认为多年来大专院校及中等职业学校毕业生没有出路，毕业即失业，使得青年学生彷徨苦闷，对现实不满，因而容易情绪激动起来闹事，要想减少学生闹学潮的可能性，得先解决学生产生不满情绪的原因，解决就业问题。蒋介石觉得有理，因此决定由行政院附设全国专科以上学校毕业生就业训导班，由各地专科以上学校保送该校1936年毕业生中各科系的前三名到该班受训六个月后，由行政院分发就业。

在蒋介石“聆训”的同时，北平“诚社”和北平各中华复兴社联合煽动北平大中院校落后学生组织“献剑团”，到南京给蒋介石献剑。参加“献剑团”的共30人，其中中华复兴社分子占20名，“诚社”分子占10名，参团人员统一服装，往返路费由公款负担。献剑时所用之剑及献剑词都由中华复兴社准备。该团团长为吴保三，预定献剑时由吴保三宣读献剑词，由“诚社”中选派一人捧剑上献。预定由北平到南京后，于1936年1月15日向蒋介石献剑。但1月15日正值蒋介石“聆训”，他讲话离不开，于是，委托贺衷寒代为受剑。这样，向蒋介石献剑，就成了祝贺衷寒献剑。

在1935年北平发生“一二·九”运动后，12月17日晚上，中央大学七个学院32个科系的学生代表集会，做出了响应北平学生运动的决议。事情为南京“三民主义大同盟”分子所知，他们连夜开会商量对策。本来学生代表会议议定18日晨吕时集合全校同学传达决议，刚到7时，“同盟”分子敲响了紧急集合钟，并在同学陆续走向礼堂时，先行占好了便于控制会场的位子。会议开始后，未等学生会代表把话讲完，“同盟”分子刘伯谦根据事先定好的基调，以及“左”的口吻慷慨激昂地发表了一通意见，并且号召解散原学生会，成立援救北平同学的“中央大学学生救国会”。接着，事先准备好的“同盟”分子纷纷发言响应，改选学生代表和主席团一下子便成了事实。在改选中，“同盟”的刘伯谦、杨博清等人当选。这样，南京中央大学援助北平学生爱国运动的活动一开始就陷入了CC分子的控制之中。

1935年12月18日，南京各校学生决定下午举行游行示威，由于无法阻止，徐恩曾派项本善命令刘伯谦、杨博清等人，和复兴社分子合作，力求避免事态扩大，设法避免学生冲入国民政府、行政院、日本领事馆等敏感机关；尽量使集会当天结束，阻止上海学生进入南京，防止北平学生南下串联等。

18日下午4点多，南京各校学生13000多人的请愿队伍出发，当来到行政院门前时，门前警卫森严，军警让学生队伍停在广场，由各校学生代表进入行政院。行政院秘书长翁文灏接见了学生代表，对学生的爱国行动表示钦佩，并说了一番慰勉的话，最后要求学生要安心读书，各种要求解决的问题政府会加以考虑。学生代表们要求蒋介石亲自出面答复质问，翁文灏表示不能。学生们表示不满，要求蒋介石出来。这时CC分子刘伯谦鼓动说：“请愿的答复我们是不满意的，是敷衍的，没有诚意的……，这样的请愿不会有什么结果，我们要改请愿为示威，要喊“九·一八”以来4年没喊过的‘打倒日本帝国主义’的口号。”由于大多数学生也认为向蒋介石请愿请不出个什么来，赞成游行示威，这样就使请蒋介石出来变成了游行示威，给蒋介石解决了一个大难题。

游行示威开始后，刘伯谦和杨博清等CC分子又组成了纠察队和领队，一路带领下去，避开了日本大使馆，最后回到中央大学。对游行路线，大多参加学生并不知道如何安排，只是一路喊着口号跟着走，等到回到中央大学，虽然不满，但已劳累一天，无可奈何。以后，学生们虽仍坚持斗争，但已形不成大的气势。这样，南京的学潮也就不了了之。

为了防止北平南下学生串联，在南京学生中再传染不安情绪，南京的CC派加紧防范。当北平学生代表清华大学学生刘毓衍和燕京大学学生朱南华到南京时，杨博清奉命接待他们，一路陪将下去，几乎寸步不离，二人既得不到南京学生组织的帮助，又不能和学生直接联系，最后只得匆匆北返。

由陈立夫主持，在北平由张厉生、胡梦华具体操办，在南京由徐恩曾、项本善操办的分化、瓦解和利用爱国学生运动的工作基本上说可以达到了目的。学生运动的主旨是爱国，反对日本侵略，只要这个导致学生运动的原因不去，消除学生运动不可能，但学生运动没有走向反蒋，已是很不容易了。控制学生运动的成功，主要应归因于陈立夫手腕灵活，但蒋介石转变内外政策的影响也是非常大的，1935年以后，蒋介石的对日政策逐渐强硬，走上了和日本对抗的道路，学生再指责蒋介石对日投降，已无理由。再加上蒋介石在学生毕业就业问题上采取了一些措施，也颇能收买人心。蒋介石的这些举措为陈立夫手下的张厉生、徐恩曾等人大力宣传，使蒋介石成了一些学生心目中的英雄，到1936年，很多人把领导抗日的希望寄托在了他的身上。

3．陈立夫为此丢了乌纱帽

陈立夫出任教育部长，一方面收容、安置流亡学生，组织战地服务，另一方面在学生中发展培植自已的势力。进行反共宣传。美国指责陈立夫“统制思想”，为此丢了教育部长职务。

全面抗战开始后，陈立夫出任军事委员会经六部部长，由于第六部是由国民党中央秘书处、组织部、宣传部、训练部。中央调查统计处和军事委员会政训处六个单位合并成的，在合并时大批人员被裁并下来，再加上1936年蒋介石在国民党中央常会提议设立，行政院附设的全国专科以上学校毕业生就业训导班未派工作的学员，总共有50人需要安置。这时由于北平附近已处于战争状态。大批北平、天津学生南下，这些人到南京后，也需要安置。于是，陈立夫、张厉生以这些人为基础，组织战地服务团，以利用闲散人力，为抗战服务。军事委员会第六部战地服务团共100人，由“诚社”组织者，张厉生的亲信胡梦华任主任。下辖两个大队，每大队50人，大队设大队长一人，大队副一人，每个大队分5个分队，每个分队有团员10人，设分队长一人，分队附一人，团员都享受中尉待遇。

战地服务团第一大队由国民党中央各部裁并剩余人员和训导班未派工作学员组成，大队长为黄埔军校第五期毕业生沈亮，大队附为第六期毕业生孙寅。第二大队由北平流亡南京的学生组成，基本上都是胡梦华手下的“诚社”分子，由刘青原任大队长，郭雅云为大队附。

战地服务团的任务为配合国民党军队就地动员民众，联系党政部门协助抗战。其具体工作为对民众宣传，指导民众组织训练，协助军队挖战壕，建筑工事，救护伤员，搜集日军情报以及侦查汉奸等。其工作方式为：以一个大队为一单位，配合蒋军一军或一师工作；或以一分队为一单位，配合蒋军师旅以下单位工作，工作时分为小组，每两人为一组，承担上述动员和组织工作。原计划第一大队沿津浦路北进，配合津浦路沿线军队；第二大队沿平汉路北进，配合平汉路沿线军队作战。

战地服务团两个大队分别在南京市立中学和安徽中学集训1个月，随后，胡梦华放弃原计划，率两个大队一同到达汉口，再转车北上，将团部设于郑州，开始工作。同时扩充组织，建立第三大队，收容从北平，天津南逃的各校学生。

1938年第六部取消后，战地服务团改称政治部直属政治大队，退至豫南一带。1938年底政治部直属政治大队撤销，所有人员都派往各军、师中充当政工人员。

从根本上说，战地服务团并未起到发动民众，组织民众，宣传抗日的作用，但在当时局势比较混乱的情况下，战地服务团对收留流亡学生，使这些人免于失业和流离失所，还是起到一定的作用。

1938年1月，陈立夫任国民政府教育部长，离开了他长期把持的国民党组织系统。在他担任教育部长期间，他主要做了两方面的工作，前期主要是收容、安置流亡学生，后期主要搞反共教育。

陈立夫出任教育部长时，日军在华北、华东都已占领大批地区，同时徐州一带战火又起，从战区和沦陷区逃往后方的中小学生、教师人数极多，教师生活无着，学生无法安置，一时急得教育部诸官员团团乱转，束手无策。这时，教育部官员顾树森向陈建议，把大部分中等学校教师和学生，分别在适当地区设立国立临时中学，予以收容，对一部分中学教师和一些小学教师、社会教育人员，设立战区中心小学教师服务团，使他们得以继续工作，维持生活。此建议得到陈立夫的支持，他先在河南斯州上集设立国立河南临时中学，专门收容河北、察哈尔、北平、天津等省市流亡教师学生，以后又陆续在贵州钢仁设立国立贵州临时中学，在四川合川设立国立四川临时中学，专门收容南京、上海、江苏、安徽、浙江等省市逃亡后方的中等学校教师，学生。后来，经国民政府行政院批准，各临时中学去掉“临时”二字，改为国立中学。陆续在陕西安康设立国立陕西中学，甘肃天水设国立甘肃中学，湖北郧阳设国立湖北中学，陕西洋县设国立山西中学3湖南乾城设国立安徽中学，分别收容各战区陆续退到后方的中等教师和学生。教育部迁到重庆后，陈立夫将这些国立中学，按照成立的先后顺序，分别定名第一、第二、第三、第四等中学，到1942年，共成立国立中学22所。此外还专门设有招收女教师和女学生的国立女子中学，专门招收华侨学生的第一、第二、第三等三个华侨中学和其它特设的国立中学。

国立中学收容的一般都是流亡后方的零散教师学生，还有一些大学、中学、小学整个搬到后方，但在搬迁过程中，由于人员流散，已不能单独成校，陈立夫便把这些学校，收拢合并，采用战时措施，成立联合学校。联合学校大学、小学、中学都有，其中以中、小学居多，大学著名的有西南联大和西北联大，西南联大设在昆明，西北联大设在西安。

国立中学的设置，包括高中、初中、师范、简师，职业各科训练等。国立中学校长人选，由教育部秘书主任张廷体把持，经费的支配和发放，由总务司长CC分子章品掌握。陈立夫基本上管不了各联合大学，但对各国立中学控制极严，竭力防范各校教师，学生思想左转。为了约束学生，他大发国民党人党志愿书和党证，动员中学教师和学生整批人党或集体人党。为了随时观察学校动向，他极力在各校中发展CC分子，从内部监视教师、学生的动向，有的学校发展不了CC分子，他就派人强行打入，充当教师或学生。有的充当教师或学生的CC分子，既不教课也不学习，整天在学校四处乱逛，查找别人的思想问题。

战区中，小学教师服务团主要有在河南的第一、第二服务团，在四川的第三服务团，在湖南、贵州的第四服务团和在湖北的第五服务团。以后，又成立陕西第六服务团，甘肃第七服务团，山西第八服务团，湖南第九服务团和宁夏第十服务团。服务团的任务，最初以办理中、小学，编订地方教材，辅导国民教育，社会教育与地方自给工作等为主。根据各省市当地的实际需要，按急缓先后实施。中、小学教师服务团采取委员制，设主任委员一人，委员若干人，名义上由普通教育司管，实际上由主任秘书负责。到1941年，服务团改为团长制，团长由教育部指定所在地区教育厅厅长担任，团员工作由所在地教育厅指定若于地区为工作区，每区成立工作队。到1943年，各服务团工作结束，工作交由所在地方办。

对于沦陷区，陈立夫基本上根据《沦陷区教育设施方案》制订各种管理方法。将江苏、安徽、浙江、河南、河北、山东、山西、察哈尔、绥远等九省和北平、天津、上海、武汉四市划分五个教育指导区，每区设置专员，负责办理从沦陷区撤退到敌踪不到地区的各中等学校。1939年“教育部战区指导委员会”成立后，重新划全国沦陷区为70区，由陈立夫亲自指挥。“教育部战区指导委员会”下辖三个组，分别主管特别教育、战区教育和战区救济工作。

陈立夫任教育部长，除了安置战时流散教师、学生，恢复教学秩序外，更重要的是统制教育，也就是让教育完全成为国民党统治的工具，这也是蒋介石让他出任教育部长最重要的目的。陈立夫统制教育主要采取了三方面的措施：

首先，推行国民教育。1938年4月，国民党五届四中全会曾有《改进地方行政组织，确立地方自治基础》的决议案，1939年9月，国民政府根据此决议案制订《新县制组织纲要》，其中关于教育方面，规定乡镇设中心学校，保设国民学校，受教育者包括儿童、成年人和妇女三部分。乡镇长、中心学校校长、乡壮了队长、保长、保国民学校校长、保壮了队队长，分别以一人兼任。在教育、经济发达的地区，乡镇中心学校教员，兼任乡镇公所文化股主任及干事；保国民学校教员，兼任保办公处文化干事。教育部根据这个规定，于1940年制订颁布了《国民教育实施纲领》，同年3月正式实行。

《国民教育实施纲领》的实施有两重目的，一是在乡村中进行文化普及工作，提高普通民众的文化水平；二是加强乡村统治，乡镇长、校长、乡镇壮丁队长由一人担任，实际上等于是由乡镇长一人垄断了基层单位的行政、教育和治安三项权利，乡镇长对其治下的民众不仅有管理权，还有教育权和训练指挥权，这对加强对一般民众的控制显然有利。

但是，以乡保长兼任校长的做法马上就出了问题。按规定：“乡镇中心国民学校校长，保国民学校校长，以专任为原则；在经济、教育不发达的区域，乡镇长，保长，乡镇中心学校校长，保国民学校长及壮了队队长，暂以一人兼任之”。可国民教育一经实行，各地都成了不发达地区，各省市借口地方人才经费缺乏，一律以乡镇长兼任中心学校校长，保长兼任国民学校校长。而乡长镇长，尤其保长，大多是有点钱财的乡村土地主，既无见识，也不懂教育，有的甚至目不识丁，也当了校长。这些校长上台以后，立即行使职权，把一些亲戚朋友，滥竿充数，硬拉进来充当教员。原有的校长教员，要么被排斥，要么离职出走。而这些新上来的土地主校长和他们的亲戚教员又维持不住局面，于是学校变成了挂牌学校。鉴于此种情况，陈立夫不得不改变办法，下令各省市校长仍以专任为原则。但是，放出去容易，收回来就难了，很多土地主校长好不容易捡了个校长头衔，怎肯轻易放弃？很多人死乞百赖，占在校长的位子上硬不下来，陈立夫也没办法，只好无可奈何地说：“地方教育更困难了。”

国民教育的推行，是采用所谓“行政三联制”。即由教育部制订全国各省、市5年实施计划，派员视察，考核；再由各省市根据教育部计划拟订本省市分年实施计划，并督导所属县即统筹拟定分年实施计划，派员视察考核。

其次，实施特种教育。特种教育是蒋介石在南昌行营“剿共”期间对占领的根据地，即所谓的“收复区”民众进行的一种欺骗教育，其内容可分为管、教、养、卫四个方面，实行地区主要是赣、闽、皖、豫、鄂五省。

1934年3月，蒋介石在南昌行营召开10省民政、教育厅长、秘书长、行政督察专员会议。他说：“五省横遭赤祸，匪区民众多受煽惑，更有所谓列宁小学，一县多至数百所，以为麻醉青年之利器。此种思想之流毒，实较有形匪患为尤甚。甚或因祸害切肤，思奋起自救者，亦苦无教育上有力之指导。现经收复，不得不有管、教、养、卫施之特种教育，予以感化的、公民的、职业的、自卫的训练，以正确其思想，健全其人格，发展其生计，扶植其生存。”推行特种教育办法是建立中山民众学校，集中力量，把普通教育和社会教育结合起来，以弥补人才、经费不足的缺陷。中山民校分设儿童班、成人班和妇女班，根据情况，酌情设立高级班或职业班。教学内容为：宣传三民主义，揭破赤匪之错误与罪恶；并针对民众之思想言论，为深切之指导，教以礼、义、廉、耻与忠孝、仁爱、信义、和平等美德，表扬历史上为民族生存，为国家牺牲的伟大事迹，解说国家现在所处之地位与国际环境，授以普通文、应用文、歌曲等，注意阅读及思想发表之训练，并公民生活之常识。”

陈立夫未参加过南昌时期的特种教育工作，他继任教育部长后，采取了两项措施，加强自蒋介石那里继承来的特种教育：一、到原来实行过特种教育的省区视察中山民校，搜集原来中共编写的课本，教材；二、针对中共课本，教材，编印读物和宣传材料，作反宣传。三、编印统一的中山学校教科书。中国教育本来没有指定的教科书。朱家骅第一次任教育部长时，发起编印中小学教科书。王世杰继任后继续编辑，但各学校仍自由使用，不作为固定教科书。陈立夫担任教育部长后，先编了一部小学教科书，通令全国采用。随后，他又操纵编写了一套“国定中学教科书”。陈立夫编的这两套教科书，有两个特点：一是重视宣传儒家思想，二是注意宣传国民党的三民主义。甚至把国民党的党员守则12条也作为小学训练要目编了进去。

陈立夫借战争时期，大家都在注意战争，不怎么关心教育这种有利时机，为确立国民党的统治思想，在教育界拚命地折腾，在中国国内并未引起什么大的反响。由于陈立夫的办法和蒋介石一脉相承，甚至完全效法蒋的做法，对巩固蒋的统治又有利，蒋介石更是大力支持。但是，陈的这种肆无忌惮的做法毕竟为大多数人所厌恶。1944年，美国报纸纷纷指责陈立夫“统制思想”，蒋介石不敢得罪美国人，只是将陈立夫从教育部长的职位撤了下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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