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六章 中统内幕及其它
1．“CC”的由来
蒋介石下野后，授命陈果夫在上海号召留在上海的省市党部人员，组织了一个“中央俱乐部”，反对南京的“中央特别委员会”，为蒋介石“东山再起”作准备。
提到“CC”，有些人认为指的就是陈果夫、陈立夫兄弟即所谓“二陈”，其实并非如此。它的由来，乃是“中央俱乐部”英译CentralClub的简称。
要讲“中央俱乐部”的由来，就要扯到远一点。当1926年北伐时期，蒋介石夤缘时会，除了攫得了国民党革命军总司令的职位之外，还以“实力派”的关系，兼任了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组织部部长，并由他最亲信的陈果夫为副部长，代他负实际责任。在该会由广州迁到武汉之前，他为了排除异己，树立以他为中心的反革命系统，就已把各省市党部负责人委派定了。北伐军收复上海之后，一部分尚不能到职省市党部委员都集中在上海，等候机会出发。无奈到了1927年8月，蒋介石却被迫下野了。蒋介石在去日本之前，对黄埔学生和这一部分省市党部负责人，都作了秘密安排，以作为他“东山再起”的政治资本。他把黄埔学生交由国民革命军总司令部参谋长朱绍良负责，仍然集中在上海。
蒋介石下野后，南京方面，由桂系的李宗仁、白崇禧联同李烈钧等人所组织的“中央特别委员会”把持。陈果夫便以反对南京“中央特别委员会”为名，号召留在上海的省市党部人员，组织了一个“中央俱乐部”，这就是“CC”的起源。
“中央俱乐部”在上海成立之初，只有三四十人，以浙江、江苏、山东、山西、南京、上海等省市的党部执行委员张强、洪陆东、许绍棣、潘公展、苗培成、马元放、郑异（原名陈亦同）、萧挣、程天放等为主干，展开活动，并拥戴季陶、丁惟汾、陈果夫为领导人，负指挥责任。嗣后各省市党部的职员也加入组织，成员日渐增多，慢慢地就有百多人。
同年12月，南京的“中央俱乐部”的成员也分赴各地就职。丁惟汾在广州时，已被推为国民党中央政治会议北平分会主席，此时也率领一部分人北上，布置秘密工作。戴季陶则到南京去，负责为蒋介石策划政治阴谋。所以“中央俱乐部”便成了陈果夫单独领导的反动小组织。
蒋介石在南京复职后，仍兼任国民党中央组织部部长，也仍然由陈果夫为副部长，负实际责任。在这时期，“中央俱乐部”的成员，在陈果夫的指挥下，更紧密地勾结在一起。他们除了继续拥护蒋介石来排斥其他派系或小组织之外，更主要的是一次一次地发动反共活动，主持中央及各地的“清党委员会”，大肆搜捕进步人士，造成严重的白色恐怖。他们在政治上起了更大的反动作用，因而也更得到蒋介石的重视。
到了1929年，国民党举行第三次全国代表大会时，陈立夫被选为中央执行委员会委员，并被蒋介石安置为秘书长，从此与组织部互相呼应，在党内控制一切。过去国民党内部的“蒋家天下丁家党”的说法，便一变而为“蒋家天下陈家党”了，在陈家兄弟炙手可热情况下，因为“陈”宇的英文译音头一个字母是“C”，所以又有人把本来是“中央俱乐部”简称的“CC”，作为“二陈”的简称。
“中统”的前身是国民党中央组织部的“党务调查科”，到1931年，经国民党第四次全国代表大会决议，把这个科扩大为“党务调查处”。同时在地方党政机构内指定专人为“肃反专员”，并加派特务人员，在“肃反专员”的秘密指挥下进行广泛的反动活动。这个“肃反”的组织既无固定的形式，也不公开对外发生关系，但所派的人员，都是经过“党务调查处”相当时期的特务训练，并履行过一定人伙手续的。这些人，也就成为后来的“中统”的班底。
正如“复兴社”的早期一样，以“CC”的早期，其内内外外，也曾有过若干核心组织，如“青白团”、“国民党忠实同志会”、“减社”等等都是。其中的“青白团”，更是一个既有封建帮会味道又是法西斯性质的小组织。“清白团”的领导层，由陈果夫、陈立夫、余井塘、张厉生、叶秀峰、徐恩曾。张道藩等7人组成。不但对外秘密，对未加入这一组织的“CC”分子也是秘密的。人团手续，多数在南京螺丝转弯陈果夫兄弟的故里举行。在那个地方，梁间蛛网纵横，台上烛火惨淡，神台后面的壁上，挂着戎装佩剑、脚穿马靴的蒋介石像，还拉了一幅罩有灰尘的孙中山先生遗像，陪在旁边。人团的人，就在这种阴森的环境和气氛中，在陈立夫或别的几个人的监督之下，举起右手，宣誓永远拥护蒋介石为领袖，遵守纪律，严守秘密，至死不渝云云。完成了这种中世纪封建神秘的仪式后，再由监誓人训话，无例外地要说些违反纪律便要严厉制裁一类的话，意带威胁。在1932年前后，参加“青白团”的分子，有陈伴岭、王星舟、洪陆东、陈访先、邵华、马元放、骆美美、齐士英、李永新、庞镜塘、方治、高宗禹、刘不同、潘公展、吴开先、周学昌、郭紫峻、张强、张冲等等。这些人中，除了刘不同等个别人后来退出之外，一直都是“CC”的高级骨干。“青白团”领导层中的叶秀峰和徐恩曾，后来就成为“中统”
的特务头子。
“国民党忠实同志会”，也是1932年前后成立的，该会成立后，又由陈果夫兄弟秘密指示各省市党部中的最亲信分子，挑选党员中特别忠态拥护蒋介石的人编成特种小组。这些“忠实分子”，都要另外办理填表、宣誓等手续，人会以后，要负责监视一般党员言行，随时密报。这等于派在地方党部的特务组织。参加的人，有些也成为“中统”的班底。
上述的那些组织，不但是国民党的党内之党，也是“CC”的派中之派。他们之所谓“层层有组织，层层有核心，”就是这个样子。
“青白团”存在的时间不久，就并人“忠实同志会”了。正如“复兴社”的社长是蒋介石一样，这个“忠实同志会”的会长也是蒋介石。蒋介石从帮会出身，一向以搞帮会的办法搞党，搞政治，在他的手下，不知搞过多少大大小小的帮会性的小组织，而这些帮会无论大小，都是他做龙头。
“忠实同志会”成立后，又派了些中央干事到各省去组织分会，并由他们以各种名义，拉拢青年搞外围组织。当时，被派到北平、河北的张厉生，山西、绥远苗培成，东北是梅公任，江西、安徽是程天放，上海、湖北是吴醒亚，南京、四川是叶秀峰，贵州是张道藩，江苏是余井塘，浙江是洪陆东，福建是陈肇英……等等。
1933年7、8月间，张厉生在胡梦华的协助之下，开始在北平进行组织“诚社”
的活动。张厉生的公开身份是国民党中央委员、中央组织委员会委员、中央党务特派员兼河北省政府委员。胡梦华则是国民党河北省党部监察委员。胡梦华早年在上海的刊物上写过文章，在“九一八”之后，又在北平主编过《人民评论》、《革命向导》等周刊，表面主张反日，冒充进步；又曾在大学教过书。因此，张厉生认为他易于鱼目混珠，打入文化界，便给他经费，叫他再办《人民评论》旬刊，设法鼓吹“一个主义、一个党、一个领袖”，“一党专政、领袖独裁”，“党外无党、党内无派”，“攘外必先安内”那套理论。因此，在这个刊物，既刊登张厉生的长文，大谈“民族气节与民族精神”；但对于吉鸿昌、方振武、冯玉祥等在张家口组织抗日同盟军的事，又加反对。一方面，在蒋介石的容许之下，汪精卫和黄乳活动与伪满通邮通车；但“CC”的这个刊物，却又故作姿态，表示反对。
他们先在刊物上发表了一套理论，然后在各大学选择一些学生，拿这套理论同他们谈，同意那种论点的，便吸收为基本分子，再由他们去找同学、同乡等发展组织。就这样，他们在北京大学、清华大学、中国大学、辅仁大学、中法大学、朝阳大学、铁路学院、天津河北省立法商学院等校，吸收了七八十人。这些人都以5人至10人为一个小组，每两周举行座谈会一次。座谈会均由张厉生亲自主持，并灌输反共拥蒋思想。
1934暑假，在张厉生的策动下，以上述学生为骨干，组织了一个“民国23年北平各大学学生暑假南下考察团”，由胡梦华任主任，到江西去考察“剿共”实况，同时参加庐山暑期军官训练团，接受法西斯思想教育（除了不参加军事训练、军事技术理论和小组讨论外，其余活动一律参加）。这个团离开庐山后又转往南京，由国民党中央党部在“中正堂”加以招待，张道落在会上讲话时说：“谁有表扬，谁就有将来”；“现代青年的道路，就是一个主义、一个党、一个领袖的道路”；“拥护一党专政，领袖独裁，是希特勒、墨索里尼的胜利，是时代的胜利”；极力鼓吹法西斯运动。
在组织“暑期南下考察团”的同时，“诚社”分子又在北平鼓动这年暑期毕业的大学生，组织“民国23年北平各大学毕业生职业运动大同盟”，并派人往南京向教育部请愿。
他们一面动员学生去受拥蒋反共的法西俾教育，一面又发动毕业学生往南京请愿，这种情形似乎矛盾，似乎难于解释。
实则不然，因为其时北平以至于其他地方的学生逢于民族危亡，正从事于轰轰烈烈的运动，要求抗日救亡，反对国民党的倒行逆施。“CC”在这个时候叫学生组什么“职业运动大同盟”，正是要转移目标，欲以学生的职业运动，代替学生的革命救国运动。又因当时的行政院长是改组派的汪精卫，教育部长是政学系的王世杰，毕业学生去南京请愿，不但直接打击到的只是汪精卫、王世杰而不是蒋介石，且可拿汪精卫、王世杰来做蒋介石的挡箭牌。再则“CC”本来就与改组派和政学系争权，尤其为抓知识界和青年，久已就想争教育部长，如果因此而打击了汪精卫、王世杰，不但对蒋介石无损，且对“CC”有利。他们这样的搞法，正是一石数鸟的“妙计”。
到了1935年冬，北平爱国学生为了反对冀察特殊化，反冀察政务委员会的“反共自治”，在北平学联领导下，展开了热烈的革命爱国运动。于是“复兴社”北平负责人，志成中学校长吴葆三和师大教授杨立奎等，便策动该社在北平各校的分子，对学联进行捣乱和破坏。“诚社”的北平首要分子李白虹、张光涛、韩克敬等，也策动该社分子与“复兴社”分子共同活动。他们这种破坏活动一直继续下去，到了北平学生展开“一二·九”、“一二·一六”运动时，就向北平反动当局编送进步学生黑名单，并帮助进行逮捕工作，发展成为明日张胆的特务活动了。
1936年1月，“复兴社”的头子贺衷寒、刘健群等，认为吴葆三、杨立奎等破坏学生运动有功，叫他们挑选“有功分子”，组织“献剑团”，到南京去向蒋介石献剑。吴葆三又与“诚社”的李白虹、张光涛商量，结果决定：由“复兴社”选30人，“诚社”选20人，共同组成“献剑团”前往。献剑仪式在南京国民政府礼堂举行，蒋介石叫参谋长吕超代其受剑，选贺衷寒代其讲话。演完了这幕话剧之后，贺衷寒、刘健群又向蒋介石建议乘机召集各大学校长、教授和学生代表到南京“聆训”。于是1月15日，200余人又被集中在南京的励志社，由蒋介石讲了他的“忍辱图存，御侮雪耻”，“攘外必先安内”的一套滥调。蒋介石还胡吹道，日本有“田中政策”、“满蒙政策”，他也有“收复台湾政策”，将来如不收复东北和台湾，可以杀他的头。同时，他又把日本强大夸张了一番，把共产党的活动诬蔑了一番，为他的不抵抗主义和“攘外必先安内”政策开脱。“复兴社”和“诚社”的分子得到这番训示之后，回到北平对于学生爱国运动的破坏工作，就更变本加厉了。
同年夏天，张厉生接受北平“诚社”总干事李白虹等的建议，经过国民党“忠实同志会”中央干事会干事陈果夫的批准，在南京紫竹林为“诚社”分子举办了暑期训练班，一面讲授蒋介石的言行、力行哲学等等，一面举行军事训练。训练期间，全体分子集体加入国民党，完成了组织手续。“七·七”事变后，“诚社”分子纷纷逃往南京，9月间，军委会成立战地服务团，张厉生就把他们编到团里去，仍然受张厉生掌握。到1938年春，经过在武汉举行的国民党临全代表大会，蒋介石已做了总裁，且因为既说要“团结抗日”，也有必要改装一下门面，就宣布取消党内一切小组织，另组三青团。于是“CC”里边的“忠实同志会”以至于“诚社”，等组织，照样宣布解散。
除了张厉生所搞的“诚社”之外，如齐士英在东北所搞的“东北青年学社”徐恩曾、萧铮、洪陆东等在南京所搞的“青年社”和“三民主义革命同志会”，陈伴岭在河南所搞的“武德社”，陈伴岭、刘不同等所搞的“三民主义忠实同志会”，王潜在山东所搞的“学行社”，潘公展、吴开先在上海所搞的“上海协会”，吴醒亚在上海所搞的“寅社”等等都是“诚社”一类的货色。“一二·八”之后，吴醒亚在上海当社会局长时，他手下的特务学生，甚至配有手枪，动辄威吓乃至逮捕同学，推翻校长，驱逐教员。陇体要（云南人）则以其母校复旦大学为中心，以杨家麟、方国定等为助手，也搞同类的活动。虽然参加“CC”的人，不一定参加“中统”，但参加“中统”的人，定属于“CC”。因为“CC”利用“中统”控制一切，甚至说“中统”是“CC”的核心，“CC”的灵魂。
2．徐恩曾“既想当婊子，又想立牌坊”
徐恩曾说：我们干的事业是无名英雄的事业，不为发财，不为升官。但升官发财的信念不是靠我们，我们如果和他们一样，谁来替我们做保卫政权的工作？刘不同对此放一炮：“天下乌鸦一般黑，明明是乌鸦，插上花毛也不会是凤凰。我是当婊子的，我不要起贞节牌坊！说我们不想要几个钱，那孔祥熙也可以称为孔夫子大圣人了！”
一般人心目中的所谓“中统”，是1938年成立的“中国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调查统计局”，又称“中央调查统计局”。实则“CC”的特务活动，从“党务调查科”时以后，便已由他们在各处进行。由于蒋介石政治、经济的依靠主要在江南，所以“中统”方面的活动，也是先由南京、上海及浙江一带发展起来，然后伸展到各处去的。
约在1929年之后，与各省市指定“肃反专员”的同时，有些省市即设立了“反省院”或“感化院”，由“党务调查科”透选各省市党部委员中的亲信人员兼任院长。这些人员，都是老牌特务分子，例如浙江的方青儒、山东的赵伟民、河南的黄凯等等。就是这一类的人。那些“反省院t’或“感化院”，名义上属于法院，实际上则是特务机关的特设监狱，法院无权过问。他们不过借司法机关为掩护，实行其非法拘捕。审讯、监禁等罪恶活动罢了。被监禁于“反省院”和“感化院”的人，都是已判了刑的政治犯及由“党务调查科”交押的人员。
在“中央调查统计局”成立之前，即1937年底到38年初，有很短的一个时间，“中统”还有过一个名称，叫“大本营第六部第四组”，由徐恩曾任中将组长。1938年春，“中统”迁到重庆后，先设在九道门兴华小学内，后迁两路口川东师范，一直到抗战结束搬回南京为止。
“中统”的组织有下列各部分：
局长室：是总领全局工作的一个办公室，内有主任秘书和秘书多人。
人事科：主管全局人事，由局长室直接管辖。
专员室：由局长室直接指挥，担负设计和联络以及分派临时工作的责任。也有个别专员分配在其他部门。专员的职级弹性较大，有仅次于局长的职级，也有相当于组长或科长的职级，人数也没有一定，最多时曾有30多人。
第一组：主管情报、资料、档案、文犊及总务。“中统”的组等于国民党其他机关的处，所以第一组下面就有情报科。秘书科、资料室、档案室及总务科等等。译电室有一个时期也属于第一组，后来改为直属局长室。
第二组：主管党务。实际上以反共工作为重点，其他进步团体组织，也是这个组的工作对象。此外，有关反动帮会、宗教团体、盗匪扒窃集团以及对日伪的工作，也属于这个组。组下分第一、二、三、四等四个科。
第三组：主管训练、组织和对外工作（与其他机关关系和外事），初设四个科，后来把管经济的一个科扩大为经济调查处，就剩三个科。
经济调查处：是由第三组经济调查科扩大而成，专稿日伪经济调查和解放区经济调查工作。该处成立以后，另设处址于重庆观音岩市立医院附近，单独使用一所大楼房。
交通处：主管全国“中统”电台、电讯器材、通讯，沦陷区交通以及对解放区的特务秘密交通。
研究室：专搞反共反人民的阴谋策略，和对共产主义理论策略和史料进行所谓研究工作。
统计处：这个部门是抗战中期筹组了很久的一个单位，目的在于扩大挡案工作，和蒋介石侍从室第三处（由陈果夫主持）相呼应，将国民党党内党外（特别是与蒋介石对立的）的重点人物的有关资料，编成编目纪录卡片，随时供蒋介石查询了解。在方法上，完全抄袭美国联邦调查局的登记制度。但是，由于种种原因，只有一个空架子，特别是在徐恩曾失去了蒋介石的信任而垮台之后，这个处就名存实亡了。
实验区：即所谓“重庆实验区”。“实验”这两个字，用在这个特务机关的名字之下，其内容可以想见。当时，“中统”是要以局本部所在地的地方特务组织作为“实验”，弄出一套可以“示范”的东西来，向全国各省市调查室推广。这个直属于局本部的地方特务单位，地位相当于省调查室，基本上同省调查室的组织一样，但是人员比省调查室为多，并且更着重于“行动”工作。所谓“行动”工作，就是绑架、逮捕。拘押刑讯，纠合流氓捣乱等勾当。重庆地区的这些“行动”，都由“中统”局本部指使“实验区”。“实验区”在重庆市区。郊区、南岸、江北和重庆附近的几处大乡镇，都设有秘密机关。
除了省市调查室之外，还有一些由局本部这一条指挥线牵着的其他组织，如（一）交通部调查统计室（季源溥负现）：（二）财政部盐务调查工作组（顾建中负责）；（三）海外部工作组（先是陈宗周，后是谭永昌负责）；（四）司法训练工作组（洪兰友负责）；（五）内政部县长训练班工作组（李永懋负责）；（六）外交部公务员联谊会（张道行负责）；（七）中国文化服务社工作组（刘百闵负责）；（八）教育部工作组（温麟负责）。此外，随着“CC”势力的伸展，后来财政部统税署等机构，也有类似的组织。
“中统”组织庞大，人数众多，主要不是积于上层而是向基层扩展。除了军、警、宪这些军事部门基本上没有“中统”的“蚯蚓（他们自己用这个名词称呼打入各个部门的不露身份的特务）之外，在别的国民党机关范围里，由中央的院。部、会，至各省、市、县政府，都有他们的踪迹。以1941年“中统”人事科的统计数字为据，其人数如下：
局本部488人重庆实验区137人
各省市9655人各部单位2000人
民众团体300人外围骨干960人
上述人数共为13000多名。其中“各省市”数字，包括县级人员在内；“各部单位”数字，包括银行、金融财贸机关在内：“民众团体”数字，包括黄色工会、帮会道门等在内。
“中统”组织中的人事制度与人事管理情况，不同于国民党的一般党务机关，也不同于“军统”。它在“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调查统计局第一处”时期，全部人员是照军事机关编制的，徐恩曾是少将处长，以下是校、尉之类的职级。直到“军委会第六部第四组”时期，还有军事编制，到了重庆之后，有一段时间，即不是文机关，也不是武机关，因此既不按一般行政机关支薪，亦不按军事职级发，而发“生活费”。
后来，蒋介石以手令指定“中统”的编制完全照中央党部的编制，于是“中统”
的局长相当于“中央”党部各部的部长，以下有处长、科长、总干事、干事、助理干事、录事等等。每月的“生活费”就照这些职级发给。
因为“中统”的人多，相当于科长以上的老特务无法安置，故在“中央”党部的编制之外，“中统”自设了“调查员”的名义，他们所支的“生活费”有多有少，有些分配于各组、处、科的“调查员”所拿的“生活费”比科长还多。有些“调查员”是常年派在外面省市的，其职级也有相当于组长、处长的，如当时的广西调查室主任蒋静一、粤汉湘桂督导徐政等，都是老特务，但在局本部的名义还是“调查员”。“中统”的特务活动经费也很大，除正规编制开支之外，其超额数字，由国民党中央委员会“特别费”项下支付。
“中统”为了疏散拥挤在局里的许多特务，同时也为了深入和控制更多的机关部门，为“CC”集团攫取更多的政治和经济利益，经“CC”高级会议考虑后，决定把一批人分布到公开机关里去安身。如叫大特务顾建中打入盐务部门，季源溥打入交通部门，孟九、王思诚打入粮食部门。又如由洪兰友所搞的司法官训练所，把特务改装为检察官，再派到司法机关去。还有，李士珍搞的短期警官训练班，刘百闵手下的文化服务社各省市分社，朱元懋控制的正中书局各地分店，都容纳了一批人。又如陈立夫当教育部长时，也有一批“中统”特务到高等学校去当“训导”，或到国立中学去搞“教育”工作。通过陈果夫的关系，在中国农民银行里也安插了一批人。
在抗战胜利后的劫收中，“CC”集团也抢到了许多东西和地盘，且包括不少特别容易获利的企业在内，如（一）华北企业公司，内有天津的卷烟业、面粉业、酿酒业等，由骆美美负责；（二）东北企业公司，由齐上英负责。（三）青岛企业公司，有啤酒公司、冰厂等，由李先良负责；（四）上海方面抢得特别多，包括有面粉业、卷烟业、酿造业、地产业、印刷业等等，由吴倚沧负责。《申报》和《新闻报》这两家大报，也到了“CC”的手中。此外如湖北应城的石膏公司、南京新街口的华华商场、上海的华华公司等等，都是“CC”的“事业”。
在银行方面，除了中国农民银行由陈果夫任董事长之外，抗战结束后，赵棣华又进了交通银行任总经理，吴倚沧任中央信托局总经理。“CC”在财政金融方面及工商企业方面的势力范围，都愈来愈庞大，在所有这些部门，当然也可以容纳一些“中统”人员。
凡是“中统”分子，不论派到哪个部门去，特务工作是不会中断的，他们有的与当地“中统”调查室保持联系，有的则直接向局本部联系；“中统”组织也相应地向他们发指示。他们不同于普通的“CC”分子，因为他们还有“娘家”。有的在外面搞了许久之后，“中统”又把他们调回来。比方派到正中书局搞了相当长时间的朱元懋，到了叶秀峰接管“中统”之后，又把他调回局本部去当秘书。“中统”局本部的特务，随身携带的证件有两种，一种叫“调查证”，一种叫“职员证”。领用“调查证”的，多半是常有外勤工作或对外联系较多的人。但同时也有一种不成文的习惯，那就是较高级的特务都领“调查证”，一般的特务则只领“职员证”。“职员证”只证明持证的是甚么人；“调查证”则除载明姓名、年龄、职别等等之外，在另一页上还载有“希军警宪机关予以工作上之协助”及“准随身携带自卫手枪一支、子弹一百发”等条文，这就是从事罪恶活动的特许证。
“中统”特务除了有“调查证”或“职员证”外，一般都有证章。证章又分为两种：一种是国民党部的圆形证章，这和其他各部的一样，上面都有“中央党部”
四个字；另一种则是“中统”局本部的出人证，只有钮扣子这么大，常常更换，有时一年更换两次，那上面没有机关名称，只有一个或两个英文字母或阿拉伯数字，等于一种暗号。至于在外边活动特务，则很少挂什么证章；但是如果为了特务活动而有需要时，“中统”机关可以给以任何机关的证章，用毕缴回。这固然很便于纵容特务去胡作非为，而有时出了甚么毛病，还可以嫁祸于人，自己抵赖。
“中统”的特务要放到别的公开机关做事时，最初有一件伤脑筋的事，那是因为蒋政府本来有一套所谓铨叙制度，大大小小的官都要有甚么证书之类的东西，以凭任高职。特务们在“中统”混了多年，根本就没有这套东西，事实上也不可能出具证件，证明某人有多少年特务经验，或做过任何职级的特务；所以要做公开的官，就有点麻烦了。后来，徐恩曾得到蒋介石的准许，把“中统”的人一起报到“中央”党部，用“从事党务工作”的年资，参加中央党部工作人员的甄审，然后每人发一张“甄审证书”，有的是“同委任”，有的是“同荐任”，有的是“同简任”，每种还分若干级，特务拿了这张东西，再送到铨叙部去经过一番官样手续，算是变做政府的“官员”，问题也就解决了。因此，如果谁以为某某人是蒋介石某某机关的甚么官，而不是正牌特务，那就会看错了。
还有一种以“学者”身份取得做官凭据的特务，如果只看他的铨叙证件，也会上当。比方徐恩曾的亲戚穆某，东抄西凑的弄了一本所谓“著作”送去审查，竟搞到一个“荐任一级”。其实他并不是甚么学者，只是一个百分之百的“中统”特务。特务中有些老粗看了眼红，就发牢骚说：“多写几个字就官高些，我们不写的就得不到！”弄得徐恩曾要在纪念周上就铨叙的事欺骗一番，借以压制不平之气。徐恩曾说：“我们干的事业是无名英雄的事业，不为发财，不为升官。但升官发财的信念不是靠我们！我们如果和他们一样，谁来替我们做保卫政权的工作？总裁说过：我们的主要力量，一是军事，二是政治，三是经济。我们负担的是政治工作的核心工作，谁看不起这工作，就是看不起自己。谁还要争官位，就不配在我们这个团体呆下去。”这样的话只能骗骗小孩子，连徐恩曾自己在内，他们谁个不争权夺利，抢地位，刮钱财？当时，还未脱离“CC”且在“中统”当专员的刘不同，就对徐恩曾的话放过一炮，他说：“天下乌鸦一般黑，明明是乌鸦，插上花毛也不会是凤凰。我是当婊子的，我不要起贞节牌坊！说我们不想要几个钱，那孔祥熙也可以称为孔夫子大圣人了。”刘不同素以泼骂出名，他在躲警报时，站在防空洞，照例要放些炮，常引起小特务的共鸣。因此徐恩曾根讨厌他，在徐恩曾垮台之前，便把他搞出去了。
关于蒋政权内争权压利的事实，连“中统”创办人陈立夫自己也承认。有一次在他的防空洞沿躲警报，就发表过一番“名言说论”。当时，他左右“敬聆雅教”
的，有“CC”大将徐恩曾、张道藩、余井塘等人。
陈立夫说：“我们可以大致分析一下我们党政军各级机关的人事。看起来，好像是复杂的，其实并不太复杂，而是很简单。”简单到如何呢？陈立夫说：“关系不外是三种。”
陈立夫说：“一是政治关系，二是经济关系，三是亲友关系。政治关系是上等关系，政治关系就是组织关系，志同道合的人结合在一起，打算搞同样的事业，而且实行了干同样事业；以组织为基础。在这个基础上生长一切应有之物，这是从事政治工作的常规作法。有政治组织才有力量，用这个力量才可以产生政治要求所需的结果。北洋军阀不懂这个道理，他们不及我们，所以他们完蛋了。共产党把这个关系当作唯一的关系，所以他们打不散，弄不倒，问题就在这里。我们许多人不重视这个首要的关系，另作打算，找到另外两种关系，侵犯了这个最要紧的政治关系，是我们的致命伤。第二种关系，美其名日经济关系，实际上是上下串通、营私舞弊、共同贪污的发财关系。如果军需同部队长没有这种关系，军需干不好，干不久，否则部队长是我们所谓聪明才智明人要骂的大傻瓜。如果长官和总务关系好，除开钱以外，很难有别的主要内容。在发国难财的时期，这个关系压倒了一切其他关系。第三种关系，美其名曰亲友关系，其实是裙带关系。老婆娘家的人，不止于是小舅子，小舅子的小舅子，姨太太的亲戚，凡是性关系扯得上的人，都应列人这关系。我们各机关里如果进行一次这种关系的调查，我敢说恐怕要占半数以上。
这种关系不是我们发明的，中国自古就有，不过有时厉害，有时遇着高明的帝王将相就压抑一下，可是不能消灭。凡是一个政府要倒霉的时候，必须是这种关系猖撅的时候。除开裙带关系，属于这一种关系的还有同乡、同学、同宗、同族、同甚么的许多同，于是就靠着这个同字，一同升官、一同发财。我们要打破它，甚么办法都无效，只有用法子代替它，就是用第一种关系代替它，当然也代替了第二种关系。可是今日挟着后两种关系的贵人们扶摇直上，几乎把第一种关系排挤到难以存在的地步，这多可怕！这多危险！”
平心而论，这个“CC”和“中统”头子所说的话，“长”则“长”矣，却还不算太“臭”。他以蒋介石的党、政、特务要员的身份和经验，确能抓着些痒处。问题只在于他尽管慷慨而言，大有“痛心疾首”之态，但若是查一下陈家兄弟和蒋介石的关系，在那个“性”字上面，虽不如孔、宋的亲密，又何尝逃得出“美其名曰亲友”的一关？其次，如果陈立夫以至于潘公展之流的“CC”头子，果真是只重“政治关系”而不重“经济关系”，他们那许多财产，究竟从何而来？他们又凭什么能在美国过其寓公生活？陈立夫这个“唯生主义”的“理论家”又何以维其“生”？所以，无论是蒋介石这样的“帝王”，或陈立夫这样的“将相”，虽有大小之分，但在实质上都是一丘之貉。
当时，陈立夫还说：“我们的政治关系，要不同于外国那种纯粹办事的文制度，要把组织力量发展散布到任何一项事务工作里去，就是邮局、电报局和银行等等，也应该在内。只有这样的人事关系才可靠。”这几句话，倒颇能表达“中统”的目的，这个作为蒋介石鹰犬的特务机关，就是要把鹰爪和触须伸到任何地方、任何机关，一面加强其反共反人民的工作，一面也企图从强固蒋介石的统治基础上，强固其小集团的政治地位，并借此攫取更多的经济利益。
尽管陈立夫口头上不满于“亲友关系”，但在“中统”的首要人物中，徐恩曾就是他的表亲，叶秀峰就是他的同学。可见他与他的主要部属，就离不开“性”宇和“同”字的关系。
“中统”主要分子的来源，简言之，大致有下列几个方面：
（一）蒋介石浙江官僚系统中的嫡系。徐恩曾、叶秀峰。张道藩（参加“中统”
的一部分重要工作）、朱家骅（曾以国民党中央党部秘书长地位兼“中统”局长数年），就是这样的人，虽然他们有些不是浙江人，但属于这一官僚系统。
（二）蒋介石“四一二”叛变革命后收买的叛徒，“中统”所使用的叛徒在数量上不比“军统”少，在使用的分量上还比“军统”重。如红九军的叛徒何畏（后改名何云），红二十六军叛徒杜衡和陈建中等，都属于这一类。（陈后是台湾蒋经国手下的特务头目之一）
（三）国民党中央党校（后改为中央政治学校，又再改为中央政治大学）毕业生，经陈果夫、陈立夫选送到“中统”去的。其中被提拔到组长、处长级的如谢永存和跟在陈立夫身边的温麟等人。
（四）由中央军校毕业生中吸收的分子。如王思诚、张志鹏、齐耀荣等都是。
（五）通过“CC”组织，在各大学毕业生中选用的，如项本善、张兆翔、牛传钦等。
（六）从反动帮会流氓集团中物色的，如陈庆斋、庆深庵（即庆玄）等，以及由国家主义派、改组派“行动”特务转入“中统”的。
（七）由“中统”自办的训练班培训出来的，如青干班。江北训练班、海外班、侨训班等毕业生，在分配工作时有些就人了“中统”。
（八）由私人介绍，经试用合格，成为正式特务的，如童世纲、胡祥林（朱家华介绍）、邓纫（刘建绪介绍）等。
现在就这些主要特务，个别地谈谈。
“中统”的大头目徐恩曾，交通大学（即原南洋大学）毕业，后来留学美国，学过电机工程，所以他除了以党官的姿态出现之外，还以工程师的姿态出现，抗战期间的“中国工程师学会”，他还是负责人之一。他平时也阅览英美出版的科技书刊，自己也常常开汽车，还夸说自己开长途汽车比一般司机开得好，并且会修理。所以不知内幕的人，还会以为他果真是个工程师，却不知道他是特务头子。
徐恩曾家里本来有老婆，但是在抗战前，便与留俄学生中的女叛徒费侠（湖北黄破人）关系很密切。后来由徐恩曾的爪牙替他把条件讲好，他就抛弃了前妻，和费侠同居。通过费侠，徐恩曾又拉了留俄学生中的西门宗华和托派的叶青之流，为蒋介石政权效犬马之劳，叶青还自吹是“理论家”，做过国民党中央宣传部的副部长。
徐恩曾不善于说话，笔下也极为迟钝，字也写得很差，连一个签字，也只有熟悉他笔迹的人才知道是他，否则绝对认不出是徐恩曾三个字。记得有一次，在中国工程师学会的什么刊物上，刊了他的一篇文章，印出来的作者名字，竟变成“徐思予”，其书法之“精彩”可以想见。从此他也将错就错，凡是公开发表东西，就用“徐思予”作笔名。许多人看了这个名字，还不知道就是“中统”的特务头子。
“中统”也和“军统”一样，对下行文下令，只用代名。抗战初期，“中统”
局本部用“程恭”为代名，后来又改为“盛励”。“程恭”与“成功”谐音，“盛励”亦即是“胜利”。这些代名都由徐恩曾用毛笔写好，刻成签章，在文件上盖用。
徐恩曾不像戴笠那样，经常要把自己打扮得威凌一切，而是有意装出一种儒雅书生的气派，以示斯文。他对人低声说话，而且常常满面笑容很少发脾气骂人，甚至重话都不大讲，在行动举止上也很少张牙舞爪的样子。因此可以说，从表面到骨子里，都是一个极“阴”的人，他对付人，也爱用阴狠的手段，使你事前不易发觉。记得有一次，他把邹韬奋找去谈话，座中除他们二人外，还有一个潘公展（“CC”
高级分子，当时任国民党中宣部长）。徐恩曾和邹韬奋是交通大学的老同学，本来就是认识的，因此他用上海语音很重的普通话对邹韬奋说：“老旁友（老朋友）！你有你的政治见解，我完全同情你的苦闷，在这个年头，谁满意现状哩？我知道你不是共产党，我只希望你帮个小忙，你可以做到，就是希望你不要替共产党说话。这个要求总不算过分吧？”，你看，既说“希望”，又请“帮忙”，最后还来个“要求”一个特务头子这样地对待一个进步文化人，岂不“客气”之至？
当时邹韬奋以锐利的眼光透过深度近高眼镜望着徐恩曾，坚决爽利地回道：“办不到！我不是共产党但我愿意投共产党的票，愿意说赞成他们的话，照法律应该有这个自由。我今天承你和潘部长在这里约见我，我没有别的希望，也只希望你们帮点小忙，做到或做不到在你们，我希望你们允许我有这个自由。”他以希望对希望，回了徐潘两人一枪。
徐恩曾知道无法使邹屈服，不待潘公展插嘴，马上装出一副笑嘻嘻的样子说：“我一定拥护你有自由，不骂国民党的自由，好不好？老旁友（老朋友）！在此地吃吃便饭吧，快中午了。”
邹韬奋并没有领这个情，立即起身告辞。待邹韬奋走后，徐恩曾即对潘公展说：“这种书呆子不要正面打击他，你们只公开敷衍他好了，等我来收拾他！”这种面较心毒、笑里藏刀的手段，就是徐恩曾的特色之一。
徐恩曾对于叛徒，在表面上也总是以“客气”相待。比方何畏叛离出来时，徐即把他安顿在“中统”局本部顶里面饭厅后边的房子里，除生活日用一切供应之外，还把何畏的妻儿一起接来与何畏同住。徐恩曾本人还不时到何处看看，问长问短，装作关心。但与此同时，徐恩曾又关照杨为（也是一个叛徒）同何接近，谈理论，研究问题，表面上也一点不防备他们，但暗地里又叫第二组组长王思诚派人专门注意何畏。杨为的言动，并要每天用书面向局长室报告。他对何畏的暗中监视，足足持续了两年之久。这种手段，当然也不止对何畏一个用过。
徐恩曾这个“中统”头目，也喜欢人称他为“先生”，因此特务们当面都不称他为局长，而只是“徐先生”长，“徐先生”短。说也奇怪，自从有了“蒋先生”之后，跟着又有“胡先生”、“戴先生”、“徐先生”……，这可能是一种由自卑和自尊心理杂交而生的心理。
徐恩曾为人鄙吝，爱钱如命。他垮台以前，在据称属于“中统”这个“组织”
的许多企业中，曾耍过各色各样的滑头。在不少民营工厂及汽车轮船运输公司中，也有他的干股。就为财利问题，再加上和“军统”之间的明争暗斗，发展到最后，终于弄出了中印缅国境交通线上的走私案件，被戴笠抓到把柄，向蒋介石告了一状，以致垮台。垮台之后，他索性大搞生意，曾做过贸易和运输生意，也办过农场，搞过打捞公司，在生财之道上，真是无所不为。
在徐恩曾时代，有很长的一段时期，局长室的主任秘书孟九，他是徐恩曾的主要帮凶。孟九在“中统”始终搞内勤工作，老是坐在办公室批阅文件或同内部各头目接谈，很少对外活动。在孟九调出去之后，接替他的是朱家华系人物刘次肖，他是一个山东籍的老幕僚，在抗战中期已接近60岁。虽然其时“中统”是由朱家晔以中央党部秘书长而兼当局长，但它毕竟是“CC”所创的“事业”，所以朱系人物很少实权。
第一组的组长，先是梁辅承，后是张国栋。梁辅承原来是改组派分子，在抗战初期至抗战中期，都很得徐恩曾的赏识，一时成为“中统”的红人。因为他不是“调查科”出身，也不是“CC”班底人物，而是半途参加的，所以被“中统”的老特务视为外人，而梁辅承本人却处处自以为是徐恩曾的亲信，因此相互之间，矛盾日深，后来终被排挤出去了，而由张国栋接替。
张国栋是广西人，曾留学日本，原系第一组第二科科长。此人个子矮小，行动神态也像个日本人，连他老婆也像个日本人（一说是台湾人），他们夫妇谈话时也用日语。这个“中统”高级特务，对徐恩曾则绝对服从，做反动工作则拼命卖力，因此“中统”站得既稳且久。徐恩曾垮台之后，“CC”中枢还调他到内政部当司长。
第一组的主要头目还有项本善，安徽人，南京中央大学历史系毕业，在校时已是“CC”分子。这个特务平时不多讲话，开会研究问题时，则说得出一套对特务有用的办法来。所以也成为徐恩曾最亲信分子之一，地位仅次于张国栋。他主管“中统”全国情报系统达5年之久。到1940年夏天，主动辞去，徐恩曾一再留他，他也不愿再留，最后终于闹翻。
项之离开“中统”，是被陈诚挖走的。因其时陈诚把三青团中央团部抓到手，一心想建立自己的全套体系，也准备搞一个“调查处”，弄出一套特务组织来，他急于凑一个班底，就由项的同班同学郭骥（又名郭外川）把项接了过去。其时陈诚是战区司令长官，常住湖北，有一次项坐汽车去看陈诚，在途中翻车毙命。
在第一组搞情报的主要特务，除了张、项之外，还有广东人陈积中，是项的助手。在第一组主持资料工作的，则是女特务陈文昭，她是一个叛徒。第一组全部资料编目和增删工作，都归她布置。
第二组组长王思诚，是四Jll江津人，黄埔军校出身，与消孟九同时参加中央党部“调查科”是“中统”老特务之一。他所主持的第二组，与第一组都是“中统”
的重要部分，其罪恶活动，与张国栋、淄孟九等相较，毫不“减色”。
第三组组长先是高春，后是谢永存。高春在南京中央大学毕业后，由“CC”送往意大利留学，学过法西斯特务工作的一套，被认为是“中统”的“少壮派”分子之一。。他和项本善一样，都被徐恩曾视为后起之“秀”。
就认为后起之“秀”的高春，和项本善一样，后来也不安于“中统”，通过陈果夫的关系，‘调到“CC”别的范围去了。高春走了之后，由谢永存接充第三组组长。谢永存是国民党中央学校毕业生，存徐恩曾“第一处”处长的时代，已在该处的训练科（科长王立亭）工作。谢永存在第三组所搞的，主要是特务训练和外围组织的工作，附带也搞“经济调查”，范围相当宽。
由第三组经济科扩充而成的经济调查处，处长是李超英。此人籍贯浙江，曾留学英国，属朱家骅系统。
交通处的处长，一直是由满脸横肉的徐白光担任，他是广东梅县人，和孟九、王思诚一样，在“中统”的职级，仅次于徐恩曾。交通处主管“中统”全国性的特务很多，尤其是外围和雇用的爪牙更多。“中统”的交通组织，利用反动帮会、盗贼集团、码头地痞、封建把头、汉奸流氓等等，建立所谓“黑线交通”，只求达到目的，不问是否犯罪。这个交通处，又和坐守在蒋政府交通部的“中统”大特务季源博密切联系着，以公开的交通配合秘密的交通，交通部的西南公路系统和铁路系统的黄色工会，大部分均由季源博掌握。
与各组、处平行的部门，有一个研究室，负责的是江苏人杨为。杨为在“中统”
的本职是专员，并兼研究室主任。他是曾在莫斯科留学的叛徒，被徐恩曾看作“精通”马列主义的“专家”，并认为他对共产党的组织有“研究”。
人事科的负责人是翼某，江苏人。这个科只管有关人事的登记、册卷档案和证件收发等事务性工作。至于人事权，则属于局长室。“纪律制裁”权也在局长室，遇有特种“违纪”案件，也由局长室临时指定专人负责审理。
3．军统起源
“复兴社”成立之时，蒋介石拿出一张纸条，上面写看：“驱除倭寇，复兴中华，平均地权，完成革命。”以这“十六字真言”作为宗旨。后来，蒋介石召集复兴社人员开会，又拿出一张字条来，写的是：“攘外必先安内，安内必先剿匪”
十二个字。
1937年上半年，蒋介石把他的大小特务组织拢集起来，成立了“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调查统计局”，由陈立夫、陈体分任正副局长。该局分三个处，第一处处长是徐恩曾，第二处处长是戴笠，第三处处长是丁默屯，后来又换了金斌。三个处之上有一个局本部。当时，局本部设在南京西华门四条巷非国。第一处在城南瞻园路，第二处在鸡鹅巷，第三处在山西路。第三处没有搞多久，后来就改为特检处了。
抗战开始后，蒋介石又把第一处和第二处的特务分开，分别成立“中央委员会调查统计局”和“军事委员会调查统计局”，这就是“中统”和“军统”的由来。蒋介石指定：“中统”方面，由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秘书长为局长，而以原任和第一处处长徐恩曾为副局长。“军统”局局长，则由“侍从室”第一处主任兼任，而原任第二处处长戴笠为副局长。实际上，这两个局都由副局长抓实权，所以徐恩曾、戴笠两人，就成了这两个特务机关的头子。
早在1927年“四一二”反革命政变前后，蒋介石的特务活动，事实上已经存在，只是没有正式的大规模的组织罢了。在那时期，陈立夫在蒋介石身边当秘书，已招揽了一些流氓和革命叛徒，进行着破坏活动。后来国民党的中央组织部，正式成立了一个调查科，其班底也就是陈立夫原有的人马。另一方面，在1931年期间，蒋介石在他的“南昌剿匪总部”中，又成立了谍报科，科长是邓文仪。“中央组织部调查科”就是“中统”的一部分家底。因为原来邓文仪手下的那批角色，蒋介石后来也指令拨与戴笠了。
提起蒋介石的暗杀组织，首先想到的是“蓝衣社”，亦即“复兴社”；而近代的特务组织，本来是伴随着法西俾政治而来的产物，“复兴社”又是蒋介石的第一个法西斯组织。
所谓“蓝衣社”，“十三太保”，都是从“复兴社”这个组织而来。当时，在该社组织中，有一个特务处，负责人也就是后来“军统”的头子戴笠，而戴笠所搞的第一个特务训练班，也就是在“复兴社”时期举办的。
当1931年九一八事变以后，蒋介石一味坚持不抵抗的卖国政策，而国内的广大人民，则因外侮愈迫，掀起了轰轰烈烈的抗日爱国的热潮。特别是工、农、学生中的爱国分子，在进步力量推动下，更加积极。国民党的省市党部，一再为要求抗日的群众所包围。这种情势，使外战外行，内战内行，“捷外”消极，“安内”积极的蒋介石大为震惊。同年10月底到11月初，爱国学生涌到南京去，向国民党中央党部及国民政府请愿，要求对日抗战。最初，蒋介石还想利用蔡元培那块招牌，出去应付一下，但不济事。结果连蒋介石本人，也被请愿的学生包围在他的国民政府内，不能脱身，迫得没有办法了，只好亲自出去对学生讲话。他情急计生，乃装腔作势地说要抗日，并说可以马上发枪给学生，要学生去受军训。接着又把南京孝陵卫马牧集的营房腾出来，给学生作集训之用，叫学生到那里去报到。这样一来，总算对付过去了。但是这种做法，只不过是蒋介石的权宜欺骗之计，并非出自真心。
蒋介石有一个特点，就是碰到某些严重问题时，往往不直接命令他的唆罗照他的意思去办，却用冷酷的骂人方式，逼使对方去揣度他的心思，再想出办法来迎合他的意图。因此，就在群众抗日爱国运动风起云涌之时，一次以骂人始亦以骂人终的集会就在南京举行了。
那是1931年11月初的事，蒋介石约了贺衷寒、康泽、挂永清、萧赞育、周复、滕杰、郑介民、邱开基、戴笠等10多人，全都是黄埔军校的学生。还有邓文仪，因为那时邓文仪是蒋介石的侍从秘书，蒋介石开会时，都由他记录，也是参加者之一。开会时，首先由蒋介石讲话。他装出很难过的样子说：“现在日本帝国主义者压迫我们，共产党又捣乱，我们党的精神完全没有了，弄得各地的省市党部被包围的被包围，被打的被打，甚至南京的中央党部和国民党政府都被包围。我们的党一点力量没有，我们的革命一定要失败！”他这样叹息了一番之后，接着就叹中夹骂，骂中夹叹地道：“我的好学生都死了！你们这些又不中用，看着我们的革命就要失败了！……”
蒋介石讲完了，并没有叫到会者发言。被骂的人也默然相对，不知说些什么好。蒋介石的独脚戏唱罢，会也就没头没脑地散了。不过听“训”的人都明白蒋介石的脾性，他这样把人一骂，就等于留下一条题目，叫你去作文章。问题只在于如何揣摸题意，以及如何交卷罢了。
接着第二天，贺衷寒就把那些“不中用的学生”约到家里去谈。十多个人七嘴八舌，谈来谈去，最后得出一个结论，“认老头子”（蒋介石）对时局感到很困难，大家要能体会他意思。但是究竟应该怎样体会？又应该采取些什么行动？说来说去，一时也弄不出什么具体的东西来。
过了几天，蒋介石又再召集那些人去开会，怪得很，又是蒋介石一个人开腔，他照样的叹息，照样的骂，几乎可以说，既没有增加什么，也没有减少什么。而且。照样的是有“会”而无“议”，蒋介石的话讲完，会也就散了。
挨了蒋介石第二次的骂之后，贺衷寒又把那些人约到他家里去再谈，这次才谈出了一点头绪。所谓头绪，就是众人都认为“要组织起来”。但是怎么个组织法，还是没有具体决定。
三四天之后，蒋介石又叫那些人去开会了。又是他一个人先讲话，又是他做他自己的留声机，只是说到“我的好学生都死光了，你们这些又不中用”时，特别加重了骂的语气。
这时贺衷寒站起来，泪流满面地说：“时局虽很困难，只要我们能团结，还是有办法的。”蒋介石听了，大概是因为见到被骂的人已经动情，骂效已著，那些“不中用”的学生，也已经有一点用了，就一面继续骂，一面也顺水推舟地再往下逼：“你们怎样能团结得起来！今天团结，明天就要闹意见。好吧，你们试试也可以。”跟着又说，最好能有个严密的组织。
康泽也站起来讲了几句话。蒋介石说：“你们去研究研究吧。”吩咐了这么一句，便宣布散会。
这次开会之后，贺衷寒又多次地找那些人去商谈，对于用什么名称？用什么政治纲领？用什么组织原则？等等，都是商谈的题目。一直谈到12月初，还没有具体的结果，而蒋介石迫于内外形势，却不得不离开“主席”的宝座，宣布下野了。
在蒋介石下野以后，有一天，曾扩情在南京“浣花菜馆”，请被蒋介石再三驾过的贺衷寒等十多人晚餐，另外还请了甘国勋、潘佑强等人，共开两桌。他们一边吃饭，一边又谈“怎样组织起来”的问题。
他们正在边吃边谈的时候，忽然来了个不速之客，那是胡宗南。原来他由西北到奉化去，路过南京，特来出席。在座的人表示欢迎他参加，并请他发言。胡宗南说：“同学们要团结，这问题很急切，老是这样谈，时间已经过去很多了，应该赶快推举几个人负责筹备。”众人同意了他的意见，胡宗南就立即推举贺衷寒、澧梯、滕杰、周复、康泽等五个人负责筹备，众人也无异议。胡宗南说完话，立即告辞。许多人不知道胡宗南与“复兴社”的关系，其实他是蒋介石指定的参加者，胡宗南自己也隐然以“老大哥”自居。戴笠也是由他特别推荐给蒋介石的，所以戴笠后来做了“军统”头子后，虽横行霸道之极，但对胡宗南则勾结甚紧，而且敬他三分，就与这种背景有关。
那些人吃了曾扩情的饭之后，第二天就召开了筹备会决定由贺衷寒起草章程，由康泽起草纪律条例。在这期间，又陆续增加了一些人，如彭孟缉、杜心如、娄绍恺、赵范生等等，一共30多人。
蒋介石的下野，当然并不是甘心走下政治舞台，不过是迫于不得已。下野之后，他又赶紧和汪精卫勾结，密商买卖条件。结果，商妥由汪精卫出来当行政院长，负责政治；同时成立一个军事委员会，蒋介石当委员长，负责军事，再把林森抬出来做傀儡，当国民政府主席。这样，表面上责任由大家分担，而实权则由蒋介石掌握。蒋介石的这种做法是为了暂时缩小目标，减少外边的反感，以便于度过风险，到条件更有利的时候，再卷土重来。经过两个月的布置，到1932年2月，蒋介石认为时机成熟，于是又宣布复职，当起军事委员会委员长来了。
复职以后的蒋介石，最重要的一件事是赶快搞成那个骂出来的“组织”，他召集那班“不中用”的学生开会，问他们研究得怎样了。贺衷寒报告了经过，并报由他起草的组织章程和由康泽起草的纪律条例，当面交了上去，蒋介石都收起来。关于组织名称，贺衷寒主张用“力行社”，康泽主张用“复兴社”；而澧梯自己又另外起草了一份东西，名称叫“救亡社”，单独呈给蒋介石，蒋介石因他不是起草人，又拿来交给贺衷寒、康泽等人参考。不久之后，蒋介石又召集会议，最后决定名称为“中华复兴社”。这就是“复兴社”的起源。
照“中华复兴社”的社章，乃“以蒋中正先生为社长”。最初，凡人社者都须经这位“社长”批准，后来组织扩大，才改为分社也可以批准。人社的“誓词”中，有这样的几句：“遵守本社社章，服从社长命令，保守本社秘密，如违誓言，愿受最严厉之制裁。“至于”纪律条例，其中有许多“不得”，如“不得违抗命令”、“不得有小组织”、“不得泄露秘密”。“不得倾陷同志”等等，违犯者最重可处极刑。这都是蒋介石这位“社长”为维持其统治所必需的。
各事就绪后，蒋介石又再召集会议。开会时，、蒋介石拿出一张纸条，上面写着这样的四句话：“驱除倭寇，复兴中华，平均地权，完成革命。”并问众人：“你们把这四句拿去做纲领好不好？”那些人当然奉命唯谨，怎会说一个“不”字？而且谁也知道组织这个社的目的另有所在，蒋介石拿出来的“十六字真言”，不过是冠冕堂皇的门面话而己。
到了1932年3月初，蒋介石在南京“励志社”召集所有经他批准参加“复兴社”
的人开成立大会。除上文已提到过的角色之外，还有骆德荣、张元良、任党五、叶维、梁干乔。侯志明、出载龙、李秉中等等，共约40人。
当会议正要开始的时候，发生了一个有趣的插曲，黄埔第一期的冷欣，不知从哪里听到了风声，突然跑进来参加。刚一进门，被蒋介石看见了，他马上跑下主席台，一把抓住冷欣，便向门外推去，一边推一边说：“这个地方没有你，这个地方没有你。”然后紧闭了大门，再回到主席台上，宣布“复兴社”正式成立，并进行选举。
蒋介石是“真命”社长，自然毋庸选举。此外，选出贺衷寒、酆梯、膝杰、周复、康泽、桂永清、潘佑强、郑介民；邱开基等九人为中央干事，侯志明、赵范生、戴笠三人为候补中央于事。田载龙、萧赞育、李秉中等三人为中央监事，甘国勋为候补中央监事。选举完毕，大会也就“功德圆满”了。
蒋介石的这个组织，其“社长”的权力是“天赋”的。无限的、绝对的。大会的选举和决定，还要经过他批准，才能算数。是故成立大会选举的结果，当天还要再办一番手续，呈报蒋介石批准。一呈一批，“戏”功十足。他并在当选人中，指定贺衷寒、澧梯、滕杰三人为常务干事，并以滕杰为书记。田载龙为常务监察。下设四处：一。组织处，处长周复；二。宣传处，处长康泽；三、训练处，处长桂永清；四、特务处，处长暂时空悬。直到3月下旬，蒋介石在南京陵园别墅再召集当初的十多人开会时，才对那些人说：“特务处长就是戴笠好了，郑介民去做副处长，大家的意见怎么样？”“社长”和“领袖”的话谁敢不同意？只能“奉旨”。戴笠只在黄埔六期读过一阵子骑兵科，连毕业也谈不上。在那群“黄埔老大哥”的心目中，是并不怎样看得起的。特别是郑介民，既是中央干事，反而要他做候补于事戴笠的副手，心中一直不服，但不敢向蒋介石表示。郑介民是广东人：戴笠则是浙江江山人，与蒋介石同属“阿拉”’“眷顾”之不问，即使在黄埔学生中，在那时候就已开始了。特务处在4月1日成立，这成了戴笠“飞黄腾达”的起点。所以后来“军统”成立后，他便定这一天为“家庆”之期。
4月初，蒋介石再召集那些干事和监察开会，又拿出了一张字条来，众人一看，写的是：“攘外必先安内，安内必先剿匪。”
这12个字，才是他组织“复兴社”的真正目的！比起他先前提出的什么“驱除倭寇”、“平均地权”，都要更老实，更鲜明了。
蒋介石把这“12字真言”拿出来之后，又说：“你们就根据这个做宣传。”并吩咐宣传处长康泽负责写个宣传大纲。康泽就根据这两个口号，写了十五六条出来。潘佑强看了，主张加一条“对日宣战”进去。但康泽窥察蒋介石的意思相当时情势，认为蒋介石决不会对日宣战，所以反对加进去。这个问题提到“复兴社”常务干事会去，也争论不休，只好在另一次由蒋介石召集的会上，提出来请他作最后决定。结果，大纲上并没有“对日宣战”这一条。
2月下旬，有一个军校第六期的杨周熙，写了一本书，名叫“三民主义之法西斯化”，送去给蒋介石审阅，蒋介石把那书交与康泽，并叫康泽去考核杨周熙。康泽把杨周熙找来，问他为什么要写这本书。杨周熙倒干脆，直截了当地说：“我听说现在有一个运动，是搞法西斯，所以赶快写这本书出来，不然，就会落伍啦！”康泽即将情形向蒋介石呈复，并说杨周熙是投机，意思是说其人不足取。但蒋介石别有用心，结果只把“法西斯化”字样圈掉，而换以“复兴运动”四字。因此，“三民主义之法西斯化”，就改成了“三民主义复兴运动”，拿去出版了。杨周熙也被批准参加了“复兴社”。可见“法西斯化”和“复兴运动”之间，可以划个等号。杨周熙因为有此“先知先觉”，不但人社，后来蒋介石派人去德、意两国“考察”，杨周熙还被派在潘佑强领队的第二批，让他去“学道求师”。
“蓝衣社”的由来，乃由刘健群而起。当何应钦做“南昌行营”主任时代（1930-1932年），刘任何的机要秘书。他在1932年3月间，由南昌到了南京，住在洪武路，蒋介石又叫康泽去考核他。刘健群很能吹，也很善观风色，有他的一套。所以一谈之下，使康泽觉得很合口胃，康泽把情形报了蒋介石之后，蒋介石即加以“召见”，认为刘健群是“可用之材”。后来就由康泽和桂永清作介绍人，介绍他参加“复兴社”，经蒋介石批准后，在军校毕业生调查处宣誓人伙。
刘健群人“复兴社”后，蒋介石几次“召见”，刘健群之“廷对”也颇洽“圣心”。有一次，蒋介石甚至对贺衷寒说：“刘健群比陈果夫兄弟要进步5年，比你们要进步10年。”不久之后，蒋介石调贺衷寒去做“豫鄂皖三省剿匪总司令部”政训处长，就叫刘健群接贺衷寒的原职--“军委会”（总）政训处长。并采纳了刘健群的建议，筹办“军委会政训班”，由刘健群负责。
这个“军委会政训班”，招了大学毕业或具有同等学历的学生500人，训练期为半年，毕业后分派“军委会”所属各级政训处工作。这是刘健群想建立他自己的系统的一个计划。
那时候，康泽在蒋介石的跟前很得宠，又是黄埔的骨干，而刘健群却不是黄埔出身。蒋介石为了用多头方法控制，所以又规定，刘健群在“政训班”的用人，康泽有同意权。这个班的教务组长是何浩若，训育组长是梁干乔，总队长是阮齐。就在那个时期，刘健群写了一本小册子，名叫《我对党（国民党）的一点意见》，认为要使国民党起死回生，须挑选一批“优秀”党员组织“蓝衣社”，一律穿蓝色制服，以区别于普通党员；并要限制党员财产云云。对于这本小册子，蒋介石和“复兴社”总社看了后，未加可否，刘健群已拿来印发给学生。后来梁干乔的训育组发现后，报告总社，便加以制止。到了10月，“政训班”训练期满。11月。蒋介石决定成立华北宣传大队，任刘健群为总队长，率队北上，以大队为单位，配属各军师，扩大法西斯宣传。刘健群到北平后，又大量印发他的“著作”。那时候，华北方面已风闻蒋介石有一个法西斯组织，但不知道它是“复兴社”，看了刘健群的小册子，就传说是“蓝衣社”，并认为刘健群就是这个社的头子。刘健群也乐得收宣传之效，不久就愈传愈远、传到湘粤等地去了。这就是“蓝衣社”的由来。
至于所谓“十三太保”，不过是指最初酝酿组织“复兴社”这一群骨干分子，实际上，他们不止13个人，也并不能肯定的指出就是哪13个人。因此，提起这个不详之数来，有人认为是指贺衷寒、潘佑强、桂永清，邓文仪、郑介民、刘健群、梁干乔、萧赞育、葛武家、滕杰、康泽、杜心如、胡宗南。有人又认为曾扩情、澧梯、周复也在内。但这些都不过是猜测之词，如果说有“十三太保”，不如说是这一群人的总称，较合实际。作过该社书记的，都在上述那批人之中，第一任书记是滕杰（1932年3月到1933年1月），第二任是贺衷寒（1933年1月至1934年8月），贺衷寒就任前有一段时间由萧赞育代理），第三任是澧梯（1934年8月至1935年10月），第四任是刘健群（193年10月至1937年9月，其间1936年8月至1937年9月由郑介民代理），第五任是康泽（193年9月至1938年4月）。前三人都叫“书记”，到刘健群和康泽时，蒋介石却加了一个“长”字，叫做“书记长”。此外，组织、训练、宣传等处的处长，都由所谓“十三太保”那批人先后担任过，只有特务处处长一职，始终是戴笠，未换过人。
4．“CC”与复兴社之争
“复兴社”成立后，不仅在军事方面掌握一部分力量，在文化宣传方面也四处出击。“中国文化学社”成立后，除了有《中国日报》作为机关报之外，还有《我们的路》和《青年旬刊》两个刊物。陈立夫也组织了一个“中国文化建设协会”。
蒋介石大量扩充和收编军队的结果，在军队中形成了两大系统：一是他自己的嫡系，即“中央军”；一是收容改编的部队，即“杂牌军”。当时，以数量而言，“中央军”远比“杂牌军”为弱。在这种情形下，蒋介石对“杂牌军”，一面运用以甲倒乙、以丙制了的手段来操纵驾驭，一面又逐步进行“调整”，以致那些“杂牌军”的首脑，都感到人人自危。他们见到黄埔系军人有同学会的组织，也想搞个组织起来，团结自固。结果就有吕超（四｝门人）等由旧军事学校出身的军人，发起恢复“四校同学会（即北洋时代在北京成立的将、陆军小学、陆军中学、保定等四校）。发起之后，响应者不乏其人，如江西的张岂庸、广东的陈铭枢、湖南的唐生智等，均表同意。一时声势颇盛，大有压倒“黄埔同学会”之概。蒋介石认为如任其组织成功，必为心腹之患，于是就采取了先发制人的措施，用“总司令”的名义，以禁止军中有分散团结的组织为理由，下令禁止军队中有同学会、同乡会等组织。并先行下令取消他自己促成并亲自领导的“黄埔同学会”，以迫使“四校同学会”也不得不半途而散。
蒋介石表面上下令取消了“黄埔同学会”以后，随即改头换面，在中央军校内设立一科，专司黄埔学生调查登记事宜，名之日中央军校毕业生调查科。这个科另立门户于南京明瓦廊三道高井，设中将主任、少将副主任，受校长的直接指挥。蒋介石翻一翻手，又使“黄埔同学会”名亡而实存了。
当南京政权初定，蒋介石为了巩固自己的统治，就以统一军事教育为名，大量发展军事学校，先后设立了中央陆军军官学校、空军学校、工兵学校、炮兵学校、骑兵学校、辎重兵学校、海军学校、鱼雷学校、宪兵学校、警官学校等等，各地还设有分校及各种训练班。所有各校校长，均有蒋介石自兼，而另置心腹充教育长，主持校务。这类军事学校一多起来，军校毕业生调查科，也就应付不了。而其时各校派系，为了巩固自己的势力，又发生组织同学会的事情了，如杭州空军学校的蒋坚忍，就倡导过组织空军学校同学会。事为蒋介石所悉后，立传蒋坚忍到南京，当面痛加申斥。蒋介石为了加强控制，在“复兴社”分子策划下，即将原有的中央军校毕业生调查科，扩充为中央各军事学校毕业生调查处。至此，“黄埔同学会”的实质不但没有消失，而且扩大了。蒋介石拼命发展军事学校，本来为的是加强自己的武力，保稳自己的江山。但“天子门生”一多，品流复杂起来，派系倾轧增多起来，再加上内外形势也更加激荡起来，于是，如何防备他们思想不稳？如何从内部加以控制？又成为蒋介石面前的新课题。于是，“复兴社”这个组织，就在蒋介石外防异己，内防反侧的需要下，乘时出现。
“复兴社”成立后，蒋介石曾向贺衷寒等指示过吸收社员，发展组织的原则。蒋介石说：吸收黄埔军校的学生，要求的条件可以放宽一些；但加入组织之后，执行纪律要严一些；吸收普通学生，要求的条件要严一些，加入组织以后，执行纪律要宽一些。紧接着，“复兴社”又决定设立两个外围组织，一为“革命军人同志会”，以潘佑强、易德明、桂永清、杜心如、娄绍恺、彭孟缉等为干事，潘佑强为书记，易德明为助理书记；一为“革命青年同志会”，以康泽、刘诚之、任觉五。赵范生等为干事，以康泽为书记，刘诚之为助理书记。前者以军校学生为发展对象，后者以普通学校学生为发展对象。“复兴社”为了扩大影响，又决定把训练总监部国民军事训练处拿过来，派潘佑强出任处长。把军事杂志社拿过来，派杜心如去任总干事。把“拔提书店”归到“复兴社”，出版军事书籍及法西斯性质书籍。与此同时，“复兴社”的其它的几个训练班，也办起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