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章 春梦无痕

1．陈其美无意托付身后事

陈其美对蒋介石说：“这是我的大侄儿果夫，很想参加革命，……你以后可以多多帮助他。”又对陈果夫介绍说：“这是我常给你提起的我的义弟蒋介石，……是革命党人中不可多得的人才。以后你可以多多向他请教”。

1911年10月，武昌起义爆发，革命浪潮一日高过一日。陈果夫正在南京陆军第四中学读书。他热切盼望自己也能投入这一滚滚革命洪流中去，但又不知如何行动。恰好此时，二叔陈其美从上海来南京策动南京武装起义，以策应武汉。陈果夫毅然决定随叔父投身革命。于是受二叔之命，将四中的同盟会员联合起来，成立了陆军四中同盟会分部，筹划在南京发动武装起义。

10月的一天深夜，濛濛的夜雨给这座古城增添了一丝寒意，街上已经没有行人了，古城是一片宁静。但在这平静的夜中，南京陆军第四中学的一间教室的窗户上却长夜辉映着昏黄的烛光。

这是陈其美正召集陆军第四中学的同盟会会员密谋起事，为避免清廷爪牙的发觉，只点了几支小蜡烛。

灯光虽弱，但大家热情很高。陈其美用他那特有的吴兴调鼓动说道：

“武昌起事，全国响应。我等革命青年切不可坐视。南京在长江之下游，如能起事成功，与武昌相应，则长江上下自可联贯一气，江南可自立。机不可失，时不再来，缔造共和，肇于此时，我愿与诸君共同努力。”

陈其美的慷慨陈辞很快引发了大家的革命热情。一个瘦弱的青年应声而起：

“我等加入同盟会，便已立下革命志向，愿为革命献身。如今正是革命之良机，我愿追随陈先生，争取南京光复，即使肝脑涂地，也在所不惜。”

瘦弱青年的话引起了大家的共鸣。大家纷纷起身表示愿为革命而战。即使是因古板而被同学称作“老太婆”的陈果夫也是热血沸腾。

随着愿意革命的人数日益增多，教室已经容纳不下这么多人，以后开会只好改在操场。几乎每晚都在开会，做组织工作、宣传工作、联络工作等等。在陈其美叔侄二人的宣传鼓动下，四中同盟会会员们群情振奋，斗志昂扬，决心为争取南京光复竭尽全力，即使献出生命，也在所不惜。但不久，四中同学的革命活动引起了清政府的注意。于是清军对四中加强防范，并采取行动，将储藏在四中的子弹运走，枪械也转移到秘密地方藏匿起来，同时将同情革命、与革命党人有联系的第九镇军队也陆续调往城外。此时，陈其美已回上海，陈果夫一时束手无策，只好和另外两名同学赶往上海请求指示。

当时陈其美因病卧床，正与蒋介石商议杭州起事之计划。陈其美见陈果夫，立即将果夫介绍给蒋介石。

“这是我的大侄儿果夫，现在在南京陆军第四中学读书，很想参加革命。你以后可以多多帮助他。”介绍完果夫后，陈其美又转过头来对果夫说道：

“这是我常给你提起的我的义弟蒋介石，他是浙江奉化人，对于军事颇为熟悉，是革命党人中不可多得的人才。以后你可以多多向他请教。”

果夫垂着手答应道：

“是，我一定向蒋先生多多请教。”这一次见面，因为正赶上陈其美与蒋介石商议杭州起事计划，果夫不敢多说话，只是在一旁听他们两人商讨训练军队，起义的时间、地点等。他们谈的十分投机，果夫也听得人了迷。对于这一次见面的情况，陈果夫事后回忆道：“蒋先生威毅稳重的风度，使我第一次所生的印象非常深刻。”

这一次见面虽然蒋介石、陈果夫并没有多谈。但陈果夫既然对蒋介石“印象非常深刻”，自然为他以后投靠蒋介石作了铺垫。

在上海，陈果夫没呆上几天，在黄兴等人的指示下，便转赴武汉，参加保卫武汉之战。

原来武昌起义爆发之后，清政府惶恐不安。在清廷的再三催促和请求下，袁世凯出兵进攻汉口。武汉面临的局势十分严峻。为保卫武汉，一批一批革命志士赶到了武汉。黄兴等人认为，既然清军防范甚严，南京起义可暂时推迟，可抽出力量支援武汉。况且武汉正遭清军重兵攻击，形势严峻。一旦作为革命中心的武汉失守，全国各地难以举义响应。

此时的武汉，硝烟弥漫，炮声隆隆。袁世凯虎将冯国璋正率领大军向汉口发动猛烈攻势。起义军奋勇抵抗，死伤无数，汉口发发可危。

陈果夫到达武汉之时，正是袁世凯命冯国漳率第一军猛攻汉口之际。陈果夫一到汉口，即到起义军军务部找到部长孙武，请求安排具体工作。

孙武考虑了一会儿，很严肃地说道：“现在汉口眼看就要丢失，汉阳则必须守住，我们准备加强汉阳的军事力量，你们愿意去汉阳吗？”

陈果夫毫不犹豫地回答道：“我们为赴难而来，任何危险的地方都可以去。”

孙武颔首赞许，随即给果夫办了去汉阳的护照。

在汉阳民军司令部里，果夫被安排到炮兵排里当一名士兵。在汉阳，陈果夫表现得十分勇敢。

由于当时汉口即将失守，守卫汉阳的民军有很多哗变而散，有些阵地上有炮无人能放。陈果夫挺身而出，用在学校里所学的炮兵知识，教士兵放炮，忙得不亦乐乎。战时的生活是艰苦的，晚上没地方睡觉，大家就穿着衣服挤在一起，随地躺下。有时战事紧急还得睡在阵地上，本来身体就很弱的陈果夫难以支持，时常咳嗽、吐血。有一天晚上，他与部队一起运子弹到黑山，回来时又摇铁道上用的手摇车，非常吃力。他坚持了一阵后，忽然觉得天旋地转，倒地不省人事，十多小时后才苏醒过来。醒来后，他没有去休息，而是拖着虚弱的身体，继续投入紧张的工作。

10月31日，冯国璋率军向汉口发动总攻击。革命军在广大民众的支持下，拼死抵抗，终因力量悬殊，指挥失利，汉口失守。

汉口失守后，汉阳便成了战争的前沿阵地。尽管汉阳军民曾几次组织反攻汉口，均未成功，却相反使自己受到损失。于是一部分革命军坚守汉阳，另一部分向武昌退却。清军得知汉阳虚实后，迅速向汉阳发动强大攻势。守军英勇顽强，拼死抵抗。陈果夫受命守卫设在汉阳兵工厂的民军司令部。

清军在进攻汉阳的同时，还派出大量奸细潜入汉阳城内，到处鸣枪、放火，制造混乱。民军司令部人员有的深人各部队加强领导，有时出去组织救火，也有些竟临阵脱逃。司令部主持工作的官员走光了，只剩下陈果夫与几名士兵。有的士兵见此情形，也提议大家一走了之。陈果夫坚持不愿离开，并说服其他人也留下来。他认为，司令部指挥官虽然走光了，如果有卫兵守着这儿，还可以唱唱空城计。如果卫兵都走了，人们一定以为司令部已完蛋，这样军心必然大乱。他选了一支最好的手枪，带足了子弹，坚守在司令部大厅里，随时准备应付一切突发事件。

不一会，民军和市民陆续将奸细抓获，带到司令部。他们以为陈果夫是司令部的指挥官，便将奸细交由他处理。陈果夫一时不知如何处置，只好把奸细关在大厅旁的房间里。

几小时后，清军攻势减弱，着火的地方已被扑灭，司令部的人陆续回来。他们听了陈果夫的报告后，对他这种临危不惧，机智勇敢的行为大加赞赏。

陈果夫随革命军在汉阳坚守一周后，黄兴来到了汉阳，任战时总司令，民军士气大振。黄兴发现陈果夫只是当一名士兵，颇感委屈了他，便将他调人汉阳府军政科，协助科长招募和训练新军。陈果夫到任后，工作认真负责，深受领导好评。他经常到民众中进行革命宣传，强调保卫汉阳的重要性，动员群众踊跃参军作战。功夫不负有心人，果然许多市民和郊县农民前来报名参军，很快一支近千人的防城营和巡城营便组建起来。陈果夫负责对这支新兵进行训练，很快使其掌握了一些军事知识，基本上能应付战争的需要。

11月23日，清军向汉阳猛扑过来，军民据守的美娘山。锅底山相继失守，汉阳危在旦夕。陈果夫将来自于南京陆军中学的学生集中起来，组成一支100多人的队伍开赴前线，这支特殊队伍在战斗中英勇善战，奋勇拼杀，许多人壮烈牺牲。不久汉阳失守，陈果夫随军撤人武昌。

黄兴等人撤人武昌后，军政府召开紧急会议。会上，黄兴建议放弃武昌，顺流而下，去攻南京。然而多数人认为武昌是首义之地，应死守。共进会领导人张振武拔出战刀，声称：“敢言放弃武昌者斩！”会议最终决定坚守武昌。黄兴会后便乘船离开了武汉。陈果夫也认为黄兴所言有理，既然武汉难保，不如光复南京，来个围魏救赵。因此，他也随后离汉东下。

当陈果夫顺江东下时，南京已在沪军与江苏浙江等民军的联合攻击下光复。于是他直抵上海，找到二叔陈其美，希望参加一些实际工作。

此时，由于汉口、汉阳失守，很多革命党人纷纷东下云集上海。于是陈其美安排陈果夫负责接待这些革命党人。他工作认真，态度和蔼，热情周到地给他们解决生活和工作问题。这一耐心细致的工作，赢得了来沪的革命党人的普遍好感。

1912年元月，孙中山就任中华民国临时大总统。也就在这一年，经过陈其美的介绍，陈果夫第一次见到了孙中山。之后，他曾多次去听孙先生演讲，对孙先生的革命意志和伟大人格敬佩不已。在他的回忆录中，他写道会见时的情形：

“总理正和一位廖君谈话，用广东话，我听不懂。但他慈祥而又沉着的态度，使我肃然起敬。总理坐在沙发上，腰背挺直，坐了许多时候，一动也不动。”

没过多久，陈果夫在上海南京路国民党总部再次见到孙中山，并第一次聆听总理的讲演。据他回忆：“他演讲的姿态。声调、非常动人，那次留下的印象，永远没有淡忘。”

中华民国临时政府成立后，许多革命党人认为革命已经大功告成，于是便刀枪人库，有的从事实业，有的重新进学校读书，有的则出国留学。南京的陆军四中也恢复正常学习。陈果夫原想回校复读，但经医生检查身体后，认为他肺部有病，不宜再学军事。后又有人建议他去法国勤工俭学，他为之心动。于是他决定去法国，并开始收拾行李，告别亲友，准备西行。不幸的是，他在从上海去北京的途中病倒，到北京后，经医生检查，确诊是肺病，这样法国之行又不得不取消。

连续几件事均未能如愿，陈果夫痛苦至极。就在这时，陈其美给了他许多安慰和鼓励，并劝他到日本去治病，待病愈后去美国留学。

2．果夫东瀛求医

1913年3月29日陈果夫自沪乘“春日丸”出发，31日早晨抵长崎，下午乘火车向东京进发。当时车船票价都极便宜，船价二等舱每人不过19元，从长崎到东京的头等车，亦只37．7元。4月1日到名古屋，下车在金君鹤侪寓所下榻，3日下午继续前进，当日抵东京。5日到东京有名的杏云堂医院求诊，第二日由该院院长亲自诊察，断为肺病，当即开药方，打了一种反应针，嘱咐过几天再去看。11日由李浩生陪同到帝国大学教授木村德卫博士处诊治，木村看法与杏云堂不同，即肺病地位亦有出人，因此反对杏云堂打针办法，木村仅说身体比较弱，嘱三日后再去。第二次复诊，断言除体弱之外并没有什么病，只要多游历，不难复原，这话对他发生了力量，胆子为之一壮。从此很安心的游览东京、京都、大阪各地，参观了不少工厂。因陈果夫学过3个月的日文，学会了几句普通话，买物时只能讲讲价钱，必要时再请一位日本人作翻译，陪同游览，所以到处参观，并没有感觉到不便。在日本两个多月，陈其美因为准备讨袁，来信催回上海，约集军校同学，协助革命。6月13日，陈果夫由神户启程，15日抵上海。亲友见面，都说身体已经完全复原，亦有因此称道日本医学之高明的，其实借游览得到养身效果则有之，何尝切实治病。陈果夫第二次出国留学的计划，又告失败。

陈果夫这次出国治病，还参观了东京芝浦制作所、箱根水力发电所、石渡电机制作所、玻璃厂、大阪织物株式会社、东洋获膜株式会社及川崎造船厂。陈果夫说：“我看了织布机之后，越信我家的织布厂非失败不可。他们一个人可以管理两部机器，全厂有五六百机，每日出布可达4万码，既快且好，而我们的还不脱手工时代，规模又小，怎样与人竞争？参观东洋获膜株式会社，才知道造橡皮之法。他们初期出品低劣，不能和外国货竞争，先后失败三次之多，而每经一次失败，主持人总是处以忍耐，不断研究，到底给他成功了。厂中有一位技师和龊叔同学，他把橡皮配合的成分告诉我们，我曾随手把它记下来，可惜当时我并没有准备开一爿橡皮制造厂，否则，例是一件重要的参考资料。参观川崎造船厂，厂址甚广，资金雄厚，有工人8000名，这时正在建造2．4万吨的战舰二艘。在厂中遇一工程师，谈话中知道他对中国的感想很不坏，对于厂中情形，他扼要告诉我们。他们训练人才，和派人出国考察的方法，很值得我们的注意。据说该厂厂长副厂长之中，经常有一位在外国考察，随时把外国的长处带回来，作改进厂务及技术的参考。

厂方又规定，每年选拔各校高材生10名，到厂学习两年，成绩好的选派出国留学，每年以5人为度。凡到各国学习的人，都负有考察的职责，可是在表面上尽可能成外行的样子，例如自称商人，或在学校中会习某科某科，而决不承认曾习造船或机械工程，这样可以避免人家的顾忌，容易得到人家的教导。后来，日本的造船量足以和列强并驾齐驱，正是他们虚心求进的结果。足以矫正国人，惯以外行充内行，向人家学了一些皮毛，便自认有高深造就的恶习。”

陈果夫在日本的游踪，遍东京、箱根、大阪、神户、长崎、名古屋、西京等名城胜迹，历时二月。陈果夫在“游日观感”中写道：“日人提倡早起，从乘电车着手，颇为有效。照章在早晨7点钟之前，票价打七折，所以在那个时间，乘客最拥挤。对于学生和工人，尤为便利。稽查极严，绝无不买票乘车之事。火车中乘头等车的很少。我们初次从长崎到东京，竟未见一人长路乘头等车，其有短路客坐头等的话，侍役往往喜欢指告我们说那一位是某公司经理，那一位是某商会会长，却很难得有普通人民或官吏在内。头二三等火车的侍役，对客人的态度，各不相同，大致可从他们鞠躬时身体弯曲的度数，分别出来，日本人吸香烟，很不容易得到外国烟，如果得到的话，那么，就坐在包车上昂首而吸，其得意的神气也就与平时不同。我们在名古屋，只参观了一个勤务场，据说是以前博览会的旧址，陈列品大部分为蚕丝、瓷器、花纸之类，以由中国运出的为多，而搜罗之富，甚为可佩。从长崎到东京，火车经下关东驶，沿路山坡上，梯田纵横，遍植各种农作物，无一隙地，日本土地之宝贵由此可见。但日本农人之勤于种植，亦有可佩之处。

4月1日，车经距名古屋尚需一小时之一小站，龊叔发一电给名古屋金鹤侪君，要侍役投交站上收报员，侍役嫌电报字数太多，代为修正，因此节省一元数角，足见侍役有相当教育程度和日人的崇俭精神。到了名古屋，以为金君必来接，不料到站未见，在路上才无意中碰着，知道电报还没有到。金君陪我们到他的寓所，电报才送来，照章人到电迟到，要发还电费，龊叔等根据交涉，将电费如数退还，亦见重法治之一端。……日本人爱好中国货，我们出国时，带了一些土产作礼品，日人得之，如获至宝，无不喜欢异常。日本政府，限制外国货进口，极为严格，在关税壁垒之下，欲购不得，得亦非出重价不可，偶然得到了，其欢喜自无足怪。东京有一个发明馆，顾名思义应该一看，可是所得印象只有‘空虚’两字，原来馆内的陈列品，真正由日人发明者只是一些小件的改良，并无特殊成就。东京的植物园，范围相当大，所种花木，都标有科名，但这与他处所见的并无多大区别，而奇花异卉之来自他处者亦不多。我因此想，中国各地如果要建设植物园，只须开发山野，艾芜留精，再向他处移植若干名种，依科学方法，分科编名，也许比日本的植物园还要精彩些。

经过某路，居民正在动员从事扫除，但自动的不多，警察只好挨户强迫参加。日人采用的是分区轮流扫除制，轮着的多少总带一点强迫性，其时期与方法都不及中国旧历年自动大扫除来得整齐。……参观靖国神社之游就馆、列室四十余，想见规模之大。陈列着许多战利品，日人以为光荣，但在东亚同种的中国人，却可当作国耻馆看。我们在日本参观过两个帝室博物馆，一个在上野，一个在京都。两馆所陈列的，均以中国古物为最多，可知日本文化无非孕育于中国文化，在另一方面，则中国文化自身进步的迟缓，亦为无可否认的事实。最使中国人愤慨的，是上野博物馆把中国有关礼俗之古物，和朝鲜、印度、安南的并列，且均非优良之模型。甚至于以中国古钱、古军器，和朝鲜亡国会会长的献物排在一起，这是黩武侵略思想侵人日本文教界最显明的标记。日本乡下的妇女，对中国人是客客气气，而城里人就大不相同，……对中国人多露出傲慢的气焰。从日本工程师的口吻中，知道他们都想到中国来，这也无非以帮助中国振兴实业为名，暗地里却在多方活动，经济侵略，亦可见日本侵略意识人人之深。有一位中国画家，画工极平常，而长于活动，很受日人的欢迎，由友人介绍，曾来访问我们。

据说：他利用新闻记者帮他宣传，对于重要的记者，每人送小画一幅，并请他们吃一顿饭，于是他的大名常见报端。某次他画了一幅竹林七贤图，托人送给某元老，待接受之后，把这幅画的照片，制成铜版，在报上登出，数日之内，求画的纷至沓来，约有100起之多，不得不延助手，专画这幅七贤图，这也可见日人风尚之一般。日本商店兜揽顾客之法，在礼貌周到，颇像我们的北京，顾客进门，即使一物不买，出门时，店伙也会对他说一声：‘对不起’。”

陈果夫曾追述说：“那时正是日本欣欣向荣的时期。人民勤勉刻苦，崇尚节俭，敬爱国家和虚心学习的精神，都值得令人敬佩。可惜偏狭自私的黩武主义，也同时在滋长，阻凝了国民创造性，由虚心渐转虚骄，所以几十年后，虽得跻于列强之他．终于制不住侵略野心，以致中、日两国，两败俱伤，东亚元气，耗损殆尽，只好留给今后建国者引为戒惧罢了”。

陈果夫的留学计划三度未成，对此，陈果夫在《求学》文中写道：“心里不免烦闷。后来遇到许多留学回国的亲友，感觉得他们到外国去了几年，并不能都有了不起的收获。因此，我的心里又起了一度变化，就是：要求学问，并不一定要留学，只要自己肯用心研究或留心事物也一样的可以长进。还有一层，有些人对于外国的事物自以为很有认识了，而对于本国的事物却全不明了，或仅仅的一知半解，这样，又怎能改良本国的社会，为国家尽最大的贡献呢？我是中国人，如果有机会，希望到外国去研究学问，但我对于中国的事物，知道的并不多，我还是先明了自己的吧。方寸既定，便丢开一切的胡思乱想，专心补习中国书，有时也涉猎到许多新的学识，随时购阅各种杂志报章。如有一事不了解，则在有意无意之中询问别人，总以求得了解为止。凡属问到留学回来的亲友，他们在外国所学的，只要在书坊中有这一类书，总要翻阅，其有重要意义的买来。这样的过了若干时间，自觉长进不少。可惜中文翻译的书籍太少，像我这样不能直接看外国书的，知识总不易扩大。我在陆军小学时，对于各课的教科书，因为比较容易，往往不加注意，却翻读我从前没有读过的中国书，如五经、诸子书之类。

有一年回家，看到二叔从日本带回来的警监学校讲义，大半属于法律、政治、卫生的书籍，我也带到学校里去看了。最不值得的是一部很厚的《战时国际公法》，费了我两个多月的光阴才看完，可是至今没有应用过。二叔在日本，不断的寄来宣传革命的书刊报纸。我自己又拿学校给我的津贴向书坊购阅各种书报。这都是使我常识进步的源泉。民7（注：原文如此）以后，因为种种关系，进入钱庄及交易所做事，于是关于经济及金融的智识，就成为我所需求的对象。后来为黄埔军校招兵，又不能不讲求社会智识了。接着办党务及参与政治工作，都是随学随做。例如办水利，我本来可以说是外行，及做了相当时间，亦就明了。我曾办过教育，经过情形大致相同，接着办人事，亦无例外。固然我没有一件事办得很有成绩，但也总不致于办不像。我以为任何学问，只要肯用心切实去学，没有学不会的。而且只要学，在眼前的和在几千万里之外的，一样有价值，有时也许更为适合现实环境。因此，凡是眼前有可学的机会，我们切勿轻易放过才好。一个人做到老，学不了。能够到外国去一趟，求一点学问回来，自然是好的，但留学是留学，总不能为留学而老死外国。

因此，我的留学机会-一的消失了，我的读书兴趣却并没有因此减低。我自己相信：只要这样继续不断的学，活着一天，就学一天，比那远涉重洋，耗费大量金钱，在外国大学求得一纸文凭，或加上一个外国博士头衔，要实际得多。有名无实与有实无名比起来，我总想后者胜于前者。我很希望有些没有得到留学机会的人能自求进步。我又看到有些人，年轻时文字很好，到了老年，甚至写一张便条，都写不像样。也有大学毕了业，过了若干年，他的知识还不及一个中等学校毕业生的。因此，我想，如果大学毕业后，五年或十年，不温故知新，向上进步，一定会遇到和中学毕业生的知识差不多了；再有五年或十年不向前进，也许会和小学生相等了。照这样看来，虽然保留着一张文凭，又有何用呢？换一句话说，虽然没有受过高等学校教育的人，只要学问不断的上进，人家不见得不承认他已经具有高深学识，比对于普通大学毕业生或留学生也不见得不敬重呢。自强不息与自暴自弃，其结果相差如此之远。这在当时的我，看清楚这一点，所以我的志向亦就安定下来，向‘自求进步’的路上迈进。”

陈果夫从日本回到上海后，恰在此时，宋教仁在上海被刺，孙中山等革命党领袖决定兴师讨袁。于是在叔叔的指导下，陈果夫决定放弃去美国留学，将一些有志青年招集起来，成立了一支由200多人组成的奋勇军。陈果夫任副司令长。

1913年7月18日，上海起义爆发后，陈果夫率领奋勇军与钮永建所率的松军别动队协同作战，猛攻龙华制造局，一举拿下。后又与沪军会攻高昌庙，攻而不克，伤亡惨重，被迫撤往吴湘炮台。不料，原来保持中立的海军发生突变，向讨袁军开战。吴淞口外，海军舰队大量集结，舰上猛烈的炮火向吴淞炮台压过来。奋勇军抵挡不住，许多人阵亡。陈果夫不得不率部退到闸北。

真是祸不单行，此时的英帝国主义也站到袁世凯一边。英租界当局与袁军勾结，派兵越界，趁奋勇军子弹还没有得到补充之际，把他们的枪都缴了。上海最终完全为袁军所控制。上海革命失败了。其他各地革命也先后受挫。

二次革命失败后，大多数革命党人和人民群众士气低落，情绪消沉。许多原来意志坚定的革命党人也改变态度，闭口不谈革命。惟有孙中山、陈其美等革命党领袖，不谋屈服，决心重振旗鼓，继续举起讨袁大旗。陈果夫也没有退缩，他积极协助叔叔陈其美在上海开展秘密革命活动。

全国反袁失败后，到处是一片白色恐怖。袁世凯下令缉拿孙中山、黄兴、陈其美等革命党领袖，使他们不得不流亡日本。

陈果夫在上海革命中表现突出，此时也成为袁世凯密探们跟踪的对象。一次外出执行任务，他发现有一熟人跟踪自己，这人就是他在南京陆军四中的同学，后投靠了袁世凯。起初陈果夫未曾知道该同学已成为袁世凯密探，后发现始终尾随自己，鬼鬼祟祟。陈果夫立刻警觉起来。此时刚好有一辆电车经过，他忙跳了上去，将电车驶出一段距离后，又跳了下来，这样终于脱离了危险。

这次讨袁失败，使群众革命热潮大减，革命处于低潮。陈果夫原住在表叔祖扬信之家里，杨信之对他颇为热情。此时亦因革命失败而翻脸不认人，陈果夫被迫离去。

但失败并不能挡住革命党人。孙中山、陈其美继续讨袁，而陈果夫亦不甘气馁，追随陈其美活动。担负联络通信及内部抄写等工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