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九章 认一个主子没错
殖民化经济的加深，农民的贫困化和传统手工业逐步走向破产半破产，使原本就不稳定的经济生活更加动荡和恶化，广大人民群众日益朝不保夕，在水深火热中挣扎。
国民党政府于1935年进行一次调查，被调查的1001县中，农民逃荒在外的达2000万人。1934年，四川省合川县60余万人口中，生活无着者达40余万。蒋介石为了打内战，军事摇役和对农民的压榨也达到了空前的程度。仅为内战修公路一项，蒋介石就下令征集湖北、浙江、江西三省民1550万人。连国民党的《中央日报》都不得不承认农民的惨状，该报在一篇报道安徽农民的惨状的文章中说："逃生无路，水藻捞尽，草根掘尽……阖户自杀者，时有所闻；饿殍四野者，途中时见……大小村落，(又鸟)犬无声，耕牛绝迹。"
就是在这种形势下，蒋介石仍下决心打内战并发动对中国工农红军的"围剿"。1933年11月，孔祥熙上任行政院副院长、财政部长伊始，蒋介石就宣布了对工农红军进行第五次"围剿"的动员令。
为了吸取宋子文的教训，孔祥熙在蒋介石发布的命令的第二天，就在大庭广众之下发表演说，公开宣布支持"剿共"是他施政的第一方针。当时他煞有介事地表白："保证最大努力筹集所需经费；平衡预算固然重要，但'剿共'作战的胜利比保持平衡预算更重要。"说这话，正讨蒋介石的喜欢。"其后蒋介石不无得意地对宋美龄说，孔祥熙就是孔祥熙呀！
其实，孔祥熙也并没什么灵丹妙药。前面讲过，他在宋子文出访美国时，就用滥发公债，用高利率夺走生产用资金的办法为蒋介石的"剿共"筹款，其后果只能是加速国民经济的退化和使广大劳动人民日益贫困化。
除滥发公债外，他还利用中央银行的垄断地位对他人进行盘剥。他把中央银行看成是蒋介石内战经费的钱袋子。为此，他让中央银行享有许多特权，如控制垄断政府收支，有权发放金融债券并可做为兑付关税之用。实际上使银行成为国库的代现机构。1934年10月，孔祥熙宣布施行白银出口税，但他是"只许州官放火，不许百姓点灯"；他要别的银行出口白银上税，而他自己所主管的中央银行却趁机大做白银出口生意，当然是不上税的。仅这一项，就赚了几千万。正由于有这样的特权，孔祥熙控制的中央银行迅速发展，成为最能获利的机构。后来有人统计，1934年它的资产只占中国银行界的N％，但它的利润却占中国银行界的37．4％。
熟悉孔祥熙的人都知道，表面上孔祥熙为人谦和，态度温顺，提倡中庸。但在商战中，他绝对是一个武装到牙齿的豺狼；他对财富的追逐如同政客对权力的追逐一样，表现一种永无止境的贪婪。
孔祥熙在中央银行取得了中国银行界的统治地位之后，又把攫取的下一个目标盯在了当时颇具影响的中国银行和交通银行上。
中国银行和交通银行是上海两家老牌银行，美英法等国在这两家银行中都有大宗存款。这两家银行占有的资金约占当时中国全部银行资金的近三分之一。因此，这两家银行当时也成了孔祥熙的眼中钉、肉中刺。
孔祥熙为了筹集内战经费大发公债时，中国银行就进行过抵制。中国银行董事长张嘉敖说，共产党就那么一点点人，怎么会对党国构成威胁？日本才是真正的敌人。军队不去打日本人，却在"剿共"作战中用去那么多钱。当时他叫部属大量抛售中国银行持有的南京债券，还暗自联络交通银行共同采取行动。拒绝为孔祥熙和中央银行提供资金。
孔祥熙不止一次在宋蔼龄面前咬牙切齿地说："我一定要让这个令人讨厌的张嘉敖滚蛋！"
孔祥熙虽然早有此心，但在具体行动时却十分慎重。他知道，对手也非等闲之辈，更主要的是一旦矛盾公开，弄不好会影响全国的金融形势甚至会危害自身。那么，怎样才能达到这个阴险又重要的目的呢？
他不得不请教求助于他的主子、在玩弄阴谋和手腕上比他更高一筹的蒋介石。
1935年2月28日，孔祥熙邀蒋介石、宋子文（蒋介石此时又需要宋子文并许愿以高官；宋为了宋家的利益也希望和蒋、孔联手，于是他们又走到一起来了）来到汉口英租界的一栋别墅秘密会谈。在对中国银行、交通银行采取行动上达成了共识，并研究了如何迫使两家银行就范的具体步骤和策略。当时，蒋介石引用一句成语把这个策略称为"欲擒故纵。"
孔祥熙回到上海后对宋蔼龄感慨万千地说，以前只知道委员长精于计算，今天才算口服心服了。
宋蔼龄听后亦半是讥讽半是认真地说，那你就好好拜老蒋为师吧。
待孔祥熙把他们在汉口的计划告诉了宋蔼龄后，宋蔼龄也禁不住连声说："妙，真是一盘好棋，一出好戏，一个连环套。"
当时受西方经济危机的影响，上海的经济也不景气，资本短缺，银根奇紧，大量现金都被用于发动内战，工商界人士怨声载道。孔祥熙立即召开了一个工商界座谈会，题为如何振兴民族工业。在会上，他含沙射影地说，"据我所知困扰各位的问题都是银行家们造成的。为什么工商业资本家和手工业主得不到贷款？银根为什么这么紧？利率为什么这么高？根子在银行，左右是银行家们在底下捣鬼……"
宋蔼龄则和他一唱一合，晚间在高级宾馆大摆酒宴招待他们，使这些参加会议的代表们受庞若惊。
宋蔼龄对他们说："祥熙很想帮助你们，可你们都知道中央银行是空架子。真正的财神是中国银行和交通银行，你们应该向他们要……"
为了搞垮中国、交通这两大银行，孔祥熙还找到了青帮头子杜月笙。孔祥熙和杜月笙早有交往。孔担任财政部长时，杜月笙送了一份礼表示祝贺。当时，杜看中了孔掌的权，孔则看中了杜的钱和他在上海的影响。
杜月笙答应了为孔祥熙帮忙，孔祥熙则答应在搞垮中国、交通两家银行后分一杯羹给社，二人开始沆瀣一气。
于是杜月笙为此专门召开了一次工商界会议，请孔祥熙做报告。孔讲："如果中央、中国和交通银行能联合起来，成立一个三银行财团，整个实业界的状况就会大大改善，就可以毫不费力地得到低息贷款，就能使我们的民族经济来一次振兴。"
当时，孔祥熙、宋蔼龄的这一系列阴谋活动搞得有声有色，并渐渐取得了效果。工商实业界的资本家对这个外表忠厚谦和的财政部长颇有好感，对他讲的话虽不是言听计从也几乎是句句当真。如果他们那时就知道德国有个戈培尔，知道戈培尔有一句名言"谎话说一千遍就是真理"的话，他们还会对孔如此相信吗？渐渐地，这些工商界的实业家们在孔祥熙的煽动下行动起来了。首先，他们组成了一个叫做"中国工商业救济协会"的组织，并以这个组织的名义向中央、中国和交通三大银行提出申请，要求增加500万元的紧急贷款，无担保地贷给面临破产的企业，以振兴经济、繁荣市场。他们还要求南京政府发起一个以他们的资产或商品作担保的大规模发展实业的借款计划，使经济从萧条中得以恢复。
鱼儿上钩了，工商企业家的这些要求马上被孔祥熙利用起来做为向银行界施加压力的工具。那些日子，孔祥熙频繁来往于上海南京之间，脚步匆匆，面容严肃，俨然一场大战将临，而他就是这场大战的总司令一样。
在上海，他召开了一系列由大小银行家组成的会议，专门"商讨、研究"如何筹措资金向工商实业界贷款问题，理由都是冠冕堂皇的。什么为了国计民生呀，什么为了抵御外海呀，什么银行界必须精诚团结为民谋利呀等等。
下有工商实业界的呼吁，上有孔祥熙的呐喊，当时以中国、交通银行为代表的银行界不得不认真考虑了。虽然他们此时还没有真正认识到蒋介石、孔祥熙的真正目的，但贷款一事确实形成了气候，如不放点血于情于理都说不过去。于是，他们开始有计划、有针对性地发放了一些贷款，并在贷款中增加了一些条件，以求保持自己相对独立的地位。这么小规模的贷款当然不能满足实业界的需要，于是更大的不满如潮水般涌来。中国银行和交通银行对他们说应该找孔祥熙控制的中央、农民银行要贷款，而中央、农民银行称是中国和交通银行操纵着金融界，使其无款可贷。孔祥熙还利用上海的新闻媒体大造这种舆论，把实业界的怨恨都引向中国和交通银行，他则坐山观虎斗。
豺狼的本质终于暴露了，孔祥熙觉得时机成熟了，在请示蒋介石获得赞许之后，他终于对中国和交通两大银行下手了。
1935年3月28日，在事前不打任何招呼的情况下，孔祥照以国民政府财政部的名义突然宣布：现有的中国银行和交通银行，必须由中央政府接管，两行都须增资而由政府控制半数以上的股份。
当即中国银行和交通银行的职员们一下都懵了。这对他们如同晴天霹雳，好生生的私人银行怎么一下子就变成政府的呢？这和大街上强盗公开抢劫有何不同？无非大街上抢劫的都是小流氓，抢劫的也不过数十数百元的小钱，而这次抢劫的主角是政府，抢劫是几百万几千万的财富。中国、交通银行的总裁们这才明白了几个月因贷款风波引发的一切，但为时晚矣。
更加阴损的是，孔祥熙规定的政府必须控制两行的半数以上的股份全是空头支票。
由孔祥熙签署的政府财政部给中国银行的命令写道：
"中国银行资产负债总额与资本总额，比率失衡，宜及时充实资本，查原有资本2500万元，内官股500万元，应再增官股2500万元。随文发给24年金融公债500万元预约券5张，仰即填具2500万元官股股金收据送部备查，并将中国银行条例修正。"
孔祥熙给交通银行签发的命令也大同小异。也就是说，孔祥熙是用他发行的2500万元的债券，做为这两家银行50％的官股（而且是强行人股）。这样，他凭借手中职权，不费一分一毫就控制并掌握了他原来的宿敌：中国和交通两大银行。
紧接着，孔祥熙自恃有蒋介石撑腰，又宣布了中国银行的人事变动：原中国银行总经理张嘉傲、董事长李铭双双被免职，由宋子文接替这两个职务；为了给公众一个大度团结的印象，他还任命了张嘉傲为中央银行的"第二副总裁"。当时中央银行的总裁是孔祥熙，第一副总裁是陈行。那么，这个第二副总裁还能管多少事呢？纯粹形同虚设。
张嘉敖此时已认清了孔祥熙的嘴脸，便以"身体不佳恐怕难以胜任"为理由，要求不担任此职。孔祥熙正好顺水推舟，张嘉敖从此过着深居简出的隐匿生活，从上海金融界消失了。
挤掉了张嘉敖，孔祥熙面前的大路就是一马平川。他亲自为中国、交通银行的股东们重新办理了手续，并选出了新的理事会。原来和这两大银行一点不沾边、甚至为这两大银行竞争对手的宋子文、宋子良还有杜月笙等人都堂而皇之地成了理事会的成员。当然，孔祥熙也没忘记安插了自己不少的亲信和死党。
在夺取了中国和交通两大银行之后，孔祥熙又向上海另外三家重要银行，即宁波商业储蓄银行、中国通商银行和中国工业银行发起进攻。
1935年6月，上海的这三家银行突然发现他们的"信誉"垮了。他们莫名其妙地发现面对无数前来要求提款的人，而他们却无法兑现他们发行的现钞。
这又是孔祥熙在背后耍的手腕。不过和整治中国、交通银行略有不同，整治中国、交通银行靠的是强权，而对这三家银行，如果故伎重演，会被舆论所指。于是，工于心计的孔祥熙开始在几个月前通过中央、中国、交通三大银行，大量囤积这三家商业银行的钞票。到了一定时间便突然要求全部兑现。这三家银行当然不可能马上兑现。孔祥熙借机说这些银行管理混乱，信誉丧失，以政府的名义向这三家银行施加压力，最后迫使这三家银行经理辞职。
三家银行经理辞职后，孔祥熙乘机在其中安插亲信，培植自己的势力，并最终控制了三家银行的董事会。随后，他又以帮助他们渡过难关为由，向这三家银行以"政府紧急增资"为由各拨款500万元，从而亦最后完成了对这三家银行的吞并。
当年，孔祥熙在上海银行界的所作所为，彻底摧毁了上海原民族资本银行的地位，并逐步形成了全国的金融垄断，表现出他贪婪狡诈的本性。同时，他也为四大家族在金融界后来的发展，奠定了相当的基础。
3．完成"法币改革"
1935年华北事变后，日本帝国主义加快了侵略中国的步伐。南京国民党政府在失去东北的财源后，在华北各地的税收也遭到严重损失。大批白银从华北被偷运出境，上海银根日益紧缩。孔祥熙为支持蒋介石"剿共"提出了大量本该投入市场的资金，加之国民党政府统治下的货币制度的矛盾，使南京政府的经济形势十分严峻。在各种形势下，国民党内的亲英美势力便希望通过借助英美的力量来遏制日本的进一步侵略，同时希望英美支持货币改革，以解决当前面临的经济危机。
长期以来，上海一直通用银两、银元并用的双重币制。在国际贸易中，支出收人都用银两结算，而实际支付多用银元；零售商在贩卖时收取银元，进货时却用银两。这种币制的弊端是显而易见的。进货要进行两、元换算，极不方便，而且两者的比价还经常随时国际市场的变动而变化，使经营进出口贸易的商人随时冒着亏损的危险，故极大影响了进出口生意。还有，企业平时要准备两种支付手段，缺一个就可能引起资金周转不灵，造成经济动荡。
孔祥熙、宋子文对这种币制的问题早有认识。早在1932年7月，当时任财政部长的宋子文就提出币制改革的设想。宋子文想废两改元，统一币制，然后实行纸币的政策。次年初，宋子文通过南京政府正式宣布废两改元，并规定今后国内外大宗贸易一律使用银元。废两改元是我国货币制度上的一大进步。但宋子文的改革刚刚开始，就因和蒋介石在"剿共"问题上的分歧被免去了财政部长的职务。但他的这项改革为推行纸币制度铺平了道路，奠定了基础。
世界性经济危机爆发后，白银价格上涨，中国国民的大量白银外流。孔祥熙虽然采取了征收白银出口税等政策，但仍没能从根本上解决问题。白银从公开买卖转人到地下交易，走私风大盛。再则南京政府为了弥补财政亏空，也需出口一部分白银。
此时，已在政治上站稳了脚根、在金融上扫清了"政敌"的孔祥熙明白，仅靠积极支持"剿共"、讨蒋介石欢心不是长久之计。作为南京政府在财经方面的最高长官，第一把手，他必须要做出实质业绩，才能真正树立威信并慑服众人。而对国民党中央政府来说，要想解决和摆脱当前在经济上的困境，首先就要实行币制改革。
人们常说，宋蔼龄是孔祥熙的内当家，这话不假。孔祥熙不论有什么大事，都要先找宋蔼龄商量，这次也不例外。
宋蔼龄听完孔祥熙的想法后立刻说："好，你早该这样。不能什么事都跟着老蒋走。想想看，你当总裁、部长，如果国民经济搞得一团糟，你跟老蒋跟得再紧，他早晚也得把你撤下来。"
孔祥熙想，搞币制改革毕竟是宋子文先开的头。如果这时主动找他商量，不仅可以从他那里找到现成的思路，还会落个宽容大度的美名，何乐而不为。
于是，宋蔼龄主动提出去当说客，先探听一下弟弟的口气，然后再次定下一步的行动。
宋蔼龄找到宋子文肥孔祥熙的想法一说，宋子文便立即答应协助孔把币制改革搞下去。当然宋子文当政时就有这个计划，无奈蒋介石不懂经济，不但不支持他反而怨他不支持"剿共"。宋子文虽留学西洋，毕竟还有些民族荣誉感，不甘心中国经济如此衰落。这次听到姐姐一说，如同遇到知音，心情顿时也好了许多。
于是孔祥熙和宋子文又成了密友。二人商讨后，觉得要想使这次币制改革成功，首先得争取英美的支持。于是，他们动用了所有的关系，一方面向蒋介石等国民党高层人士吹风动员，一方面到英美使馆宣传解释。1935年9月，英国政府派高级经济顾问李兹罗斯来华访问，孔祥熙立即接见、宴请、送礼、戴高帽，并亲自陪他游览了西湖、太湖、庐山和黄山。李了解了中国币制改革的思路后，觉得符合英国的利益，回国汇报后不久，英国国王伊丽沙白便发布命令，要求在中国的全体英国侨民接受新的法币，并将银元换成法币。
英国带头后，美国和其他西方国家纷纷效法，到1935年底，除日本之外所有和中国建交的国家都承认了中国新发行的货币——法币。
1935年11月3日，法币改革正式出台。当天，孔祥熙以财政部长的身份向全国发表了关于币制改革的宣言。当时孔祥熙在宣言中说：
"自各主要国家相继放弃金本位制以及世界银价暴涨以来，我国货币之价值，经其过度抬高，国内通货紧缩之现象，至为显著。而失业者增加，破产迭生，资金外流，国库收入短少，国际收支不利，种种状况，纷然并起。自去岁7月起，仅3月有半之期间，国内现银流出在2万两以上。葡政府当时不迅采有效措施，则国内现银存底，必有外流之虞，此为国内所昭见者。幸政府于同岁10月15日下令，征收银出口税及平衡税，借以制止对外汇率之上腾，及银货之公开流出，而紧急危机得以幸免。顾此种举措，其效只限于一时。苟货币价值始终昂贵，则通货紧缩将继续存在，且日益加厉。苟币值下跌，使世界银价与我国外汇价格之差额，继长增高，一如事实所表现，则现银大举私运出境，为必然之结果。政府为保存全国准备金，并为巩固币制与改善金融起见，特参照近年来各国之先例，颁布紧急法令，自本月4日起有效。"
与此同时，南京政府还发布了《国民政府财政部改革币制布告》，布告对币制改革阐述了6条具体规定：
"一、自1935年11月4日起，以中央、中国、交通三银行所发行之钞票定为法币（1936年2月，中国兆民银行发行之钞票亦视同法币）。所有定量、纳税及一切公私款项之收付，概以法币为限，不得行使现金，违者全数没收，以防白银之偷漏。如有故存隐匿意图漏者，应准照危害民国紧急治罪法处治。
二、中央、中国、交通三银行以外，曾经财政部核准发行之银行钞票，现在流通者，准其照常行使。其发行数额，即以截至M月3日止之总额为限，不得增发，由财政部确定限期，逐渐以中央银行钞票换回。并将流通总额之法定准备金，连同已即发之新钞，及已发收回之旧钞悉数交由发行准备委员会保管。其核收印制中之新钞，并俟印就时一并照交保管。
三、法币准备金之保管及其发行收换事宜，设发行准备委员会办理，以昭确实固信用，其委员会章程另案公布。
四、凡银栈行号、商店及其他公私机关或个人持有银本位币或其他银币、生银等类者，应自1935年11月4日起，交由发行准备管理委员会或其指定之银行兑换法币。
五、旧有以银币单位订立之契约，应各照原定数额于到期之日概以法币结算收付之。
六、为使法币对外汇价按照目前价格稳定起见，应由中央、中国、交通三银行无限制买卖外汇。"
为了防止改革中可能出现的麻烦，孔祥熙成立了一个"法币发行准备管理委员会"，由财政部及中央、中国、交通三个银行派出的代表组成。孔祥熙还把他在生意场上的老搭档、上海青帮头子杜月笙也拉进了这个委员会。英国的高级顾问李兹罗斯认为杜月笙名声太坏，向孔祥熙提出质疑，孔祥熙则以杜虽声誉不佳但却是青帮首领，上海有成千上万的人听他指挥为由，硬把杜月笙拉了进去，成为法币改革中一个丑闻。
实事求是的讲，孔祥熙所搞的法币改革对缓解通货紧缩、恢复经济发展是起到了积极作用的。法币在全国流通后，物价开始回升，黄金白银投机行为明显减少，对外贸易呈活跃和上升的势头，对外汇价也趋于稳定。此外，老天爷也帮了孔祥熙一把，1936年基本上属于风调雨顺的年景，全国农业丰收，农副产品也较为丰富，市场一度出现了繁荣景象。于是，民族资本主义经济也显露出复苏的迹象，有些行业和企业也得到了不同程度的发展。孔祥熙曾不无得意地对他的同僚说："使用银元是多少年留下来的传统，可在我手里改变了，而且获得了成功。这是天助、也是人为。幸也，幸也！……"
的确，法币改革在我国货币改革史中是值得一提的一笔。它统一了全国的货币，避免了一场可能使南京政府垮台的金融财政危机。对稳定经济起到了积极作用，也为今后的八年抗战在财政上打下了基础。
但是，孔祥熙等人决不是那种爱国忧民的君子，即使他顺应历史潮流时做了一些适应经济发展的决策，也绝没有忘记对他人进行盘剥，并怀着阴暗的心态为自己敛财。
孔祥熙为了取得在金融界的霸主地位，在吞并了中国、交通。农民三大银行之后，通过法币改革又开始扫荡一些中小银行。在币制改革前，市场上还流通着十二家银行发行的纸币。法币改革后，使得货币的发行权完全集中在孔祥熙之手，其他银行的发行权被无条件取消。所有银行储蓄的白银一律要移交到有关银行。这样一来，一般银行为了得到法币，必然要依赖国家的中心银行。于是，孔祥熙及蒋、宋、孔、陈"四大家族"就可以利用法币来直接间接地控制一般的商业银行。所以法币的实行不仅确立了国民党政府对金融业的最终控制权，还为孔祥熙等人盘剥中小银行创造了必要条件。
其实在法币改革的同时，孔祥熙就已经向人民下手了。比如法币发行时，孔祥熙规定所有民间白银必须向中央、中国、交通和农民四大银行集中，并规定各地银行、商店、公共国库及个人，凡持有银币、生银、银锭或银块，都必须在三个月内到兑换部门换成法币。由于在商品交换中停止使用白银，农民不得不将手中的白银换成法币。当时农民用1元银币只能换到1元法币，而法币在1936年及1937年两年内就贬值了三分之一。农民兑换到的法币等于随即开始贬值，即损失三分之一。1937年9月前，孔祥熙所控制的中央、中国、交通和农民四大银行共收到白银3亿元。孔祥熙由此暴发，而人民则在不知不觉中便被剥了一层皮。
不过，在国际上，法币改革遭到了日本的强烈反对。但因英美等国的在华利益未受威胁，因此改革得到英美的大力支持。在法币与英磅的外汇比价上，英国政府率先做出姿态，支持由中英双方确立的比价，美国紧随其后。英美之所以这样，也是为了操纵中国的货币，加强对中国金融和货币的影响和控制，从而有利于向中国进行资本输出和商品输出。在孔祥熙大力推行法币改革时，英美和孔祥熙做了一大笔白银生意。他们大量收购中国的白银，孔祥熙从中大发横财，英美也获其利，并通过此举加强了对国民党政府的控制。
孔祥熙是个惯于操纵投机市场的老手；在币制改革中，大发横财，剥削面之广，受损人之多，他获财之巨均实属罕见。然而，他也遇到过麻烦，比如后来和杜月笙的矛盾，就是一例。
本来，他为了更好地控制上海的金融界，硬着头皮把杜月笙拉进了"法币发行准备管理委员会"。但看到杜月笙春风得意，对他表面恭敬背后讥嘲的样子，他又恨恨不平。这种情绪在公开场合当然不宜外露，回到家中就难免不对宋蔼龄说出。
宋蔼龄见丈夫有了委屈，自然要进行安慰。而且，她早就对杜月笙之流没什么好感，认为他们不过是穿上西装体面一些的高级流氓。于是，宋蔼龄便心生一计。
法币改革后，法币和英镑等西方主要货币的汇价是金融家们最关心的问题，杜月笙也不例外，曾几次打电话找孔祥熙、宋蔼龄探听。有一次宴会后宋蔼龄"无意"中透露，说是孔本来没告诉她，是孔和英国代表李兹罗斯密谈时她偷偷听到的，法币和英镑的比价又要变动，让杜月笙赶快去投机。
杜月笙信以为真，立刻行动，将手中的现金全部抛出。其结果可想而知，不但一分钱没赚着，还赔了整整5万英镑。
当杜月笙发现受骗后，立即打电话找孔祥熙和宋蔼龄。宋蔼龄狡辩说当时她说得没错，是杜月笙喝得醉醉的把话听错了。杜月笙哪里会吃这一套，就说不管是怎么错了，这5万镑你要给赚回来。
孔祥熙一听也不高兴了，说你做生意赔了钱，我凭什么给你赚回来。
当时两个人闹得很僵。
那是一天中午，孔祥熙回绝了杜月笙的要求小憩了一会儿，下午去参加一个会，天黑了才回来。不料车开到自家住宅的大门前，发现一个黑乎乎的长方形木箱摆在那里。下车一看，才看清是一口大棺材，棺材上贴着一张纸条上面写着一个杜字。
孔祥熙倒吸了一口凉气，心里什么都明白了。杜月笙这个流氓是什么事都干得出来的。当晚他没把棺材的事对宋蔼龄讲，但第二天就亲自主持召开了中央银行董事会的特别会议。会议前，他和几个心腹打了招呼，所以会议开得很顺利，一致同意把银行要建的一幢大楼的工程让杜月笙下属的一个公司承包。孔祥熙心里早盘算好了，这个工程下来，杜月笙赚的钱足以抵销那5万英镑。
事后，孔祥熙把这个"喜讯"告诉了杜月笙。杜月笙在电话里闭口不谈棺材的事，只是一个劲地表示感谢，好像以前什么也没发生过一样。
当年的孔祥熙和杜月笙，就是这样一对又勾结又争斗的朋友和对头。在后来，他们多次联手或权钱交易、或共同合作、或狼狈为奸，干了许多坑国害民的勾当。
随着孔祥熙对全国金融界的控制、垄断和法币改革的成功，孔祥熙在国民党及南京政府中的地位迅速上升。1935年11月，孔祥熙在国民党第五次全国代表大会上被选为中央执行委员、常务委员，加上已担任的行政院副院长、财政部长、中央银行总裁等职，使孔祥熙迈进了南京政府的最高层，成为在蒋介石身边的核心层少数几个决策者之一。
4．"哈哈孔"其人
据有人解析孔祥熙的名字，说"祥"自然是当"吉利"讲，"熙"则有"光明、和乐或兴盛"的意思。如此从字面上讲，这个名字倒也算得上喜气洋洋了。再把这个名字和孔祥熙的相貌外表尤其是他那个浑圆元方的富态劲儿联系起来，倒难怪当年有人不无揶揄的说孔祥熙"名如其人，字如其人"。恰巧孔祥熙又有个英文名字叫做"n．n．xong"，以致人们常常在私下里干脆就称他"哈哈孔"了。
"哈哈孔"其人，在国民党统治时期的中国，曾一度背负骂名，晚节不保。即便在当年整个"四大家族"中，孔氏也多被人们认为是庸庸碌碌，哼哼哈哈，整日里大腹便便地昏聩无能；就知道自己搂钱，就知道效忠蒋介石或者唯太太宋蔼龄之命是从，以至于混到最后口碑极差，惶惶如丧家之犬一般。不过在这里应该指出的是，当年人们对"哈哈孔"的评说往往是多看了表面或者字面，将其简单化了。尽管孔祥熙字庸之，的的确确沾了"庸"字，并且这个"庸"字里面，也确多庸俗、庸碌的一面。只是，正如常言所谓"人不可貌相"一样，我们今天看孔祥熙亦不能只看他的表面。正如当年孔祥熙身边的一些亲随人员所说：
"孔祥熙与宋子文比较，一般人都以为宋精明而孔庸碌，其实并不如此。孔有时装胡涂，都为应付一时环境，他的精明厉害处比宋有过之而无不及。宋子文一派欧美作风，孔祥熙却是'中西合璧'，待人接物，因人而施。特别是对蒋的逢迎献媚，既有内线更借外力，所以蒋宋迭起风波，蒋孔则始终如一。"
讲上面这番话的人，是当年曾任孔祥熙官邸秘书以及中央银行秘书处处长的谭光。此人长期跟随孔祥熙左右，且在一定程度上参与孔的身边机密之事，因而对孔祥熙的其人本性应该有比较透彻的了解。
另有一位也是长期跟随孔祥熙左右的人，即当年中央银行的人事处长潘益民则还认为，孔祥熙性格的一个核心就是那个"庸"宇。
孔祥熙本人倒也常常自诩他那个"庸"宇，就是中庸之道的那个"庸"。可以说此一点上孔祥熙倒确有自知之明。纵观孔氏大半生在官场上混事的经历，此人待人处事的确分寸把握慎重，尽力做到适可而止，留有余地而不走极端'。当年曾有人一针见血地指出，孔祥熙"用人是善善而不能用，或虽用而仍故掣其肘，不尽其才；恶恶而不能去，或虽去而仍藕断丝连，不种仇恨。"此即所谓孔祥熙的处世哲学，圆滑，世故，外圆内方。而孔祥熙所以能将自己修炼得如此炉火纯青一般深诸世故，自然也和他很早就投身商界磨炼，尤其脐身政界以来阅世渐深有关。
从当年紧随孔氏左右的谭光和潘益民来看，他们倒一致认为孔祥熙的精明只在人情世故方面，在才识能力方面，"哈哈孔"确是一个庸碌昏聩之辈。
而且当年就便在蒋介石看来，他相中孔祥熙的恐怕也是个"庸"字。因为老蒋深知"哈哈孔"的分量，充其量也不过是守成有余、开拓不足的材料。但当年蒋介石矮人开店，也真就需要孔祥熙这种没棱没角肯于听命的人。何况老蒋也知道，孔祥熙背后已有个身手不凡的夫人宋蔼龄。有那么能干的一个"贤内助"做孔祥熙的坚强后盾，那么孔氏即便能力弱些，蒋介石也就不担心了。事实上，自孔祥熙荣任财政部长等要职以来，其财政金融方面的许多绝妙好主意，专利都在孔夫人宋蔼龄那里。
所以当年人们都知道孔祥熙办公事时常讲的一句口头语就是："让我问问太太怎么说？"并且孔祥熙对此"妻管严"的形象还不觉难堪，以致常常当着客人或同事的面，就抄起桌上办公电话打至家里，向夫宋蔼龄请示某事如何如何，毫无顾忌。一次正巧赶上新闻记者在场，于是"哈哈孔"唯夫人命令是从的秘密便给传扬出去，一时传为笑谈。尽管如此，孔祥熙仍一如既往，凡事与他幕后策划人宋蔼龄请示机宜，并且言听计从。
不过，从孔氏夫妇二人的性格来看，孔祥熙如此行为倒也不足为奇。因为他的性格历来缠绵，常常缺乏当机立断的魄力和决心。本来不很复杂的事情到了孔祥熙手里，他也经常地犹豫不决，优柔寡断，最后斟酌不下时只好找太太请示。偏赶上夫人宋蔼龄又确实是办事精明强干，快刀斩乱麻一般。尤其令孔祥熙不得不佩服的是，宋蔼龄每临大事既不胡涂也不慌张，且常常于冷静自持之际就想出妙策高招孔祥熙破解难题。因为最初经历过这么几次事情之后，孔祥熙发觉夫人确属高人，因而也便佩服得五体投地了。以至当年有人讽刺说，"孔内阁"只不过是个宋蔼龄幕后操纵的前台木偶而已。
宋蔼龄虽然在国民党政府没担任什么职务，但她仰仗着宋家的势力，加上自己的财力和手腕，什么都想插手，什么都想过问。不要说孔祥熙，连蒋介石在公开场合都要让她三分。
抗战前宋子文担任财政部长时，曾密电张学良，商讨财政部扩充税营团一事。密电为何应钦手下的译报员破译，何应钦将电报转给蒋介石，蒋介石极为不满，认为宋张二人在背后搞鬼。当时国民党内政学系正在私下活动，力图执掌国民政府大权。得知蒋介石有撤换宋子文之心后，便四方联络，八方串联，妄图取而代之。此事又被陈立夫、陈果夫知道，他们为了防止政学系把持财政部，便给蒋介石写了一封信，要宋蔼龄转呈蒋介石。
宋蔼龄仗着是宋美龄的姐姐，去南京见蒋介石从来不办正常的手续。就是她闯人蒋介石的会客室，蒋介石也拿她没办法。那一次来蔼龄去见蒋介石，蒋虽正因宋子文生气，宋蔼龄的面子却不能不给。结果，财政部长的肥缺最后落到了孔祥熙手里。
宋蔼龄"垂帘听政"，还有一个例子。1943年春，《战地钟声》作者海明威夫妇打电话给宋蔼龄，要到中国来考察，收集素材，准备将来成书。宋蔼龄从香港打电话给孔祥熙，叫孔祥熙派人到香港来接，孔祥熙就把这个活派给了秘书夏晋熊。夏到香港之后，常到孔府在香港的别墅在看宋蔼龄。宋对夏说，她很想见到英国《泰晤士报》驻远东记者麦克唐纳，并要夏代她联系，夏表示这事有点难办。宋蔼龄说，海明威夫妇和麦克唐纳是朋友，你可以利用这个关系，就说海明威夫妇是作为我的客人到中国的，再问问他是否愿意和我见面。夏按照宋的意思找到了麦克唐纳，促成了他们在香港的会面。宋蔼龄在和麦克唐纳的交谈中，大吹特吹孔祥熙主持财政工作后的所谓政绩，希望《泰晤士报》能向英国和其他欧洲国家的读者宣传。宋蔼龄这样做，就是为了维持孔祥熙在抗战后期摇摇欲坠的统治，继续坐稳她第二夫人的位置。
宋蔼龄爱玩，年轻时爱逛夜总会。歌舞厅、老了就爱打麻将。在上海时，她几乎天天晚上打，一打就是通宵。然后睡觉，通常是睡到次日10点到12点。有几对夫妇是她的牌友，如清末官僚资本家盛宣怀的儿子盛升颐夫妇，税务局长樊光夫妇，中央银行副总裁陈行夫妇等。特别是盛升颐的老婆，虽已是半老徐娘，但极会修饰打扮，又善于辞令，八面玲拢。以至后来，她竟勾上了比她小十几岁的孔令侃，演了一出海上结婚的闹剧。
但这么说来，倒并非讲孔祥熙一无是处，其与夫人宋蔼龄倒真可称得上是一张一弛，刚柔兼备了。孔夫人当然经常表现得身手不凡，但孔祥熙也每每在关键之时露上一手，以便和夫人比翼齐飞，相得益彰。比如在上一章中我们所讲的宋蔼龄意气用事得罪了上海黑道首领杜月笙的事，最后就是孔祥熙发挥长项"世故圆滑"给摆平的。可以说，当年孔祥熙好多看似"无能"的举措，骨子里常常都是"非不能也，是不为也"。
由上我们不难看出，孔祥熙、宋蔼龄夫妇性格上绝不属同一类型，但却能互为补充，配合得十分默契。只是，由于宋蔼龄性格泼辣进攻性强，所以常常搞得孔祥熙节节败退不是对手。在孔氏家族内部，说了算的是夫人宋蔼龄，而孔祥熙对夫人则除了怕就是服。孔家的章程都是孔夫人定的，并且孔祥熙还要带头模范遵守。当年孔祥熙在南京政府供职做单身时，宋蔼龄却住在上海并要求孔祥熙每周周末准时回家看她。于是孔祥熙每至周末便匆匆忙忙赶回上海与夫人团聚。当年在南京国民政府中，花花绿绿的好色之徒的确不少，但当时在孔祥熙身上，却很少有类似的花边新闻。老子如此，以至孔门的后代孩子们亦复如此，对宋蔼龄都很怕，但就是不怕父亲孔祥熙。
当年孔祥熙遇事不能决定时，除了"问太太怎么说"之外，在雇员中他经常找来商讨的，便是前面我们提到的那个长期追随孔氏左右的谭光。自从孔祥熙1931年出任南京政府实业部长开始，直到1946年孔氏失庞后凄凄惶惶地赴美流亡为止，总计有18年之久谭光始终侍候着孔祥熙一个人。当年这个谭光所以得到孔祥熙的信赖和器重，其中很重要的一条就是他走了夫人路线。当初当这个谭光发觉孔祥熙对夫人最迁就且遇事言听计从之后，他便开始曲意逢迎。宋蔼龄平时讲话讲的是苏州国语，有时还夹上几句英语。恰好谭光也能够讲苏州白话，并且也懂几句英语，还讲得柔声绘色，所以深得孔夫人宋蔼龄的喜欢。以至后来，每当遇有什么牵涉谭光的事，或者有人在孔祥熙面前讲谭光的坏话时，孔夫人则多为其巧为开脱，以还报谭光的逢迎之情。
至于说到孔祥熙当年的昏庸胡涂，我们这里倒有两个小掌故，于惹人捧腹之际亦惹人扼腕再三。
当年南京政府的财政部里，一度盛行聚赌之风，给孔祥熙得知后，他决定前往训话。当时孔祥熙大发雷霆，声色俱厉，把下面属员骂了一个狗血喷头。可万没想到的是，正骂的欢呢，孔祥熙却突然面孔一换，嘻嘻哈哈地说："其实，打麻将可能看出一个人的性格，输钱不着急的人，涵养一定好，也可以担任比较重要的职务。按照我个人的看法，将来选用人才，不妨让大家在一起打打麻将。"说着孔祥熙竟自顾地哈哈大笑起来。一时搞得下面人丈二和尚摸不着头脑，认不清孔老板是赞成打麻将呢，还是反对打麻将。倒是一些跟在孔祥熙身边且对他性格较为熟悉的人，知道"哈哈孔"又犯起胡涂来了，便附和着一起哄笑起来。
当年还有一件事情，因为孔祥熙驴唇不对马嘴地胡讲一气，也搞得众人一时啼笑皆非。
那是1943年11月的一天，重庆中英文化协会和外交协会等文化团体，为欢送中国访英团出国，在国民党中央党部举行饯别茶会。当时邵力子等国民党政要多有出席并上台致辞相送。那天，孔祥熙是晚到的，到场即被邀请发言。他倒也不客气，上台即侃侃说道："古人云，睦邻有道，礼尚往来。诸位这次为答谢去年英国议员访华团而赴英回访，意义异常重大。我曾先后访英六次，可以称为访英老前辈，其中三次，系代表政府正式招聘，两次系私人考察实业，最后一次是参加英王加冕典礼。"说着孔祥熙便情不自禁地炫耀起他赴英参加英王加冕典礼时的风光经历，那次"礼毕后，曾应威林顿爵士之邀，出席欢宴。是日参加宴会者，有英国国会议员18人，均属中国问题小组。席间威林顿爵士起立致词，谓以后英国政府如有不利中国政策之实，彼应据理力争。我当时致答词，盛赞威氏之善意，并谓中国人与英国人，实有血统关系。众皆愕然，我说这个毋庸惊奇，因为马来亚、香港生长之华侨，都称为British^Subject（英国臣民）。"听了孔祥熙这番胡言乱语后，当时在座的各位简直就如听了天下奇谈一般，面面相觑哭笑不得。
堂堂泱泱大国的部长老爷，居然连"殖民地"这种常识性的问题都搞颠倒了，却还在那里喋喋不休地自我炫耀并且居然也能自圆其说，这真是惹夭下耻笑的尴尬之事。不过，据说当时孔祥熙竟对下面嘲讽的哄堂大笑全不介意，无动于衷，这倒也是"哈哈孔"不同凡响的一大本事。
初次见到孔祥熙的人，都容易为其"哈哈孔"的外表所迷惑。因为乍看上去，这个人性情平和，既不锋芒毕露又不潇洒风流，甚至于没有什么明显的个人喜好，不打牌不搓麻将也几乎不找女人，惟一爱抽一点烟还要背着老婆。当年许多人记得孔祥熙比较突出的一个爱好，就是和部属嘻嘻哈哈的聊天，而且乐此不疲常常一聊就是几个小时。不过，当年真正熟悉孔祥熙的人都知道，孔祥熙的这副好脾气仅仅是表面上的，其骨子里则酸性得要命，说翻脸就翻脸。所以当时有人给孔氏性格概括为：貌宽厚而性偏急。当时在孔祥熙手底下办事的人都知道孔祥熙好发脾气。有时候，其手下属员向他汇报或者请示工作，常常就因为一点(又鸟)毛蒜皮的小事譬如一句话说错啦、一个字写错啦等等，孔祥熙立刻就拉下脸去连怨带损，以至盛怒之下朝地上摔东西，或用英语骂娘等，根本不容人有半点分辩。尤其令下面属员难办的是孔祥熙的喜怒无常，难以捉摸。其任性程度，常常令人感到就是小孩子，也未必会如此，说耍就要说闹就闹，简直如7月的梅雨天一样，说不准哪块云彩下雨。而且更无法让人容忍的是，孔祥熙一发起脾气来，顿时斯文扫地，全无半点教养，动辄让人"滚蛋"，对属员一点人格上的尊重都不给。
还是在三十年代初孔祥熙在南京政府做实业部长时，一个湖南籍的秘书因为一点小小过失惹怒了孔祥熙。当下孔祥熙根本不容分说，张口就让那个秘书"滚蛋"。偏偏遇上那个秘书也是个桀骛不驯的倔强脾气，虽然当时给孔祥熙骂了个晕头转向，言语不得，但心下却是根本不服气的。孔祥熙当时骂得凶，痛快过后也就没事了。没想到那个秘书却不依不饶了。正好第二天是周日，当天孔祥熙就回上海与夫人团聚去了。那个秘书便穷追不舍，乘上特快晚车也去了上海。星期天一大早孔祥熙还没起床呢，那秘书便上门叨扰。于是孔祥熙只好披上睡衣出来见客，一见又是自己手下的那个秘书，方待发作，没料却给对方抢了个上风。就听那秘书说道：
"昨天你在部里骂我'滚蛋'，为尊重国家体制和纪纲，我当时只好不作声。今天特来私人住宅，骂你孔祥熙这个老混蛋，老子不干了！"
骂完之后，那湖南籍的秘书竞猛一转身，扬长而去，搞得孔样熙晃晃圆脑袋，半天也没缓过劲儿来。事情过后，孔祥熙对那位秘书倒是不无欣赏并有了挽留之意，但对方却好马不吃回头草，以"我与部长同为国家命官，不容侮辱人格"为理由，断然拒绝了孔部长的"厚爱"。
当年在孔祥熙身边工作的属员中，稍有一点骨气或血性的人，都因受不了孔祥熙那份鸟气而离孔而去。比如孔的中文秘书雷克瑞、英文秘书黄中勋等人，都是因与孔祥熙性情不合且难受屈辱，而相继离职而去。当时没有走的人，后来也逐渐都学乖了，大体能够把握住"哈哈孔"的脾气秉性的基本走向。少数对孔祥熙性格心态了解较多的幕僚，还基本掌握了孔氏喜怒哀乐的晴雨表。这就是孔祥熙的心情多与蒋介石对其的褒贬好恶紧密相关。每当蒋介石夸奖孔祥熙几句时，他便笑逐颜开兴高采烈，且因为人逢喜事心情开朗而对下属也较为平易随和。比如抗战中，一次孔氏官邸秘书处的一部分被日寇飞机炸毁，正好第二天就赶上了孔祥熙在范庄召开会议。于是会上孔祥熙难免意气用事，对属下各部门首脑极尽刁难之能事，特别是那个赈济委员许世英，给孔氏训斥了个茄子皮色。恰在此时，蒋介石前来慰问，当即孔祥熙雨过天晴，嘻嘻哈哈，甚而对许世英也一反前态，说说笑笑仿佛什么也没发生似的。反之每逢孔祥熙在蒋介石那里讨了没趣或者挨了臭损时，他也便由心情恶劣而态度粗暴，遇事吹毛求疵喜怒无常，从而把自身的火气发泄到下属身上了事。每当此际，在"哈哈孔"身边工作的人也便"哈哈"不起来了，一个个小心翼翼敬而远之，唯恐给孔老板捉住，做了替罪羊。
而尤其令人哭笑不得的是，孔祥熙本来脾气糟糕再加之昏聩胡涂，于是常常难免尴尬人偏做尴尬事，以至每每搞得当事人耸肩摊手哑然苦笑，却欲笑不能欲哭不得。抗日战争中在陪都重庆，一次孔祥熙在官邸秘书处对陈立廷、陈炳章两位得力秘书大发一通脾气后，一脸严肃地说："从今天起，你们俩人被免职了。"事情过后，孔祥熙稀里胡涂，竟把这件事给忘个干干净净。没几天春节来临孔又与二位秘书相遇拜年，其间闲谈竟又布置起了工作。当二位告孔他们已被免职了时，孔竟一脸惊讶，连连追问是什么人给免的职。一时搞得陈立廷、陈炳章两位说也不是，不说也不是，简直啼笑皆非一般。于是，这件当初在孔氏官邸轰动一时的事，就这样莫名其妙地了结了。
当年的"哈哈孔"就是这般的不可貌相，这般的荒唐至极。
不过，孔祥熙尽管如上所述脾气糟糕得很，却也并非一触即发不忍不让。他发脾气从来都是看对象的。比如孔祥熙就从不向夫人宋蔼龄发脾气，对蒋介石更是一忍再忍一直在忍，始让终让始终在让。在孔样照眼里，蒋介石是他真正敬畏的上帝，是现实生活中无处不在的活生生的上帝。所以不论什么时候，只要蒋介石一个电话打来，孔祥熙总是立刻毕恭毕敬地听话并唯命是从。在国民政府做官的十几年里，凡是蒋介石亲自批的条子，孔祥熙总是立刻照办，绝不打半点折扣。当年孔祥熙曾对属下讲过，"我今天完全是由蒋先生的支持而上来的，蒋哪天不相信我，我哪天就滚蛋。"
孔祥熙当年的忍让之心，亦只体现在对宋蔼龄和蒋介石两人的态度上，因为他们之间毕竟有根本利益一致的关联。除此之外，孔祥熙的忍耐则就极有限度了。抗日战争后期，国内好多新闻媒介，常常对孔祥熙及其身后家族的大发国难财的罪恶行径，予以冷嘲热讽其至毫不留情地尖锐批评。孔氏官邸也常常收到一些匿名信，信中把孔祥熙骂得狗血喷头体无完肤，甚至恨不能一杀其头而谢天下。对此孔祥熙心下是十分恼怒的，但他圆滑的另一面却促使他表面上无动于衰，全当了耳旁风一般。据此有人夸说孔氏的"肚量大"，"宰相肚里能撑船"，实则全然不是这么一回事。实际上，孔祥熙不仅报复心极强，而且手段也极其的阴险毒辣。比如当年著名的财经专家马寅初先生就因抨击孔祥熙的财经政策不留情面，招致了孔氏及其蒋介石政府的残酷报复，被无理羁押在息烽集中营达21个月之久。这件事当年在民国史上亦是一件特大的丑闻。
当时事情的经过是这样的。
马寅初先生是1939年春辗转来到大后方，并出任重庆大学商学院院长的。最初，马先生本意是只想办好商学院为祖国培养更多的经世致用之才，同时亦想利用在陪都重庆的机会，着重研究一下中国战时的经济问题。然而当时正值国民党的政治统治极端黑暗腐败、前方吃紧而后方却紧吃的年代，以孔祥熙、宋子文为首的四大家族利用权势巧取豪夺，大发国难之财；尤其是以孔祥熙为首的国民党政府财政金融机构滥发钞票，以致造成历史罕见空前绝后的通货膨胀，物价飞涨民不聊生，中国社会的政治危机和经济危机一时达到登峰造极的地步，濒临崩溃的边缘。当时的马寅初先生作为一位正直且有良知的知识分子，一位具高度责任感的学者和经济学家，目睹时弊不免痛心疾首。于是马先生便义不容辞地在重庆公开发表演讲，不畏权贵敢怒敢言，抨击国民党政权的腐败黑暗尤其是其战时的错误经济政策；并针对孔宋家族利用权势中饱私囊的丑恶行径，马寅初提出开征"临时财产税"等新举措，以重征发国难财者的财产来补充抗日经费之不足，且强调要求从孔祥熙、宋子文开始。
1939年秋的一天，马寅初先生借重庆道门口银行工会场址，召开1939年度中国经济学社年会。当时，马先生特地亲自邀请财政部长孔祥熙参加。会议开始后，马寅初先生首先致开幕词。他在开幕词中说："今天我们很幸运，我们的社员、现在财政部长的孔祥熙先生，在百忙之中参加这次年会。孔先生是财政经济专家，又是掌握全国财政命脉的最高主管长官，现在我想先请孔部长对国家当前的财经情况和政策，对我们作一指导。"于是，在一片掌声中，孔祥熙面红耳赤地走上台去，胡诌八扯随意地敷衍了一番。
待孔祥熙发言即将结束之际，马寅初先生出其不意地将了孔祥熙一军。他提问道："请问部长先生，在法币已经贬值，物价不断上涨的时候，财政当局没有设法稳定币值，制止物价上涨，反而突然宣布大幅度降低法币对美元的比价，推波助澜地造成财政上的大紊乱，使物价更猛烈地上涨，我们学识浅薄，不知用意何在？"讲到这里，马先生特意瞧了一眼表情此际已然僵硬的孔祥熙，接下去又讲道："听说这次调整美元比价公布以前，那些洞悉内情的人都拚命向市场上抢购美元、黄金和白银，还通过种种方法套购外汇，抢购物资，不顾人民死活，一夕之间都发了大财。请问部长先生，这又作何解释？"当被之际，孔祥熙站在台上面色苍白，仿佛死人一般。马寅初此时也完全豁出去了，继续无情抨击道："我们中国经济学社的基金和我个人微薄的储蓄，都存在国家银行分文未动。就是将来在法币继续贬值下不值一文了，我们为了维护国家财政的稳定和政府的信誉，决不拿那些存款去做投机买卖，兴风作浪，扰乱市场。请问部长先生，我们是不是都应该这样的呢？"
马寅初先生这末后一句提问，搞得孔祥熙僵在那里呆着木(又鸟)，一句话也答不上来。当时在座的各位与会代表，都明显听出马先生上述一番话的锋芒所指，并且都为马寅初这种不畏权势。敢讲真话的精神所深深感染。于是一阵经久不息的掌声响起来了。在掌声中，那孔祥熙赶紧托辞有事不能耽搁，夹着尾巴灰溜溜地走了。尽管当时在会场上面对马寅初的无情抨击，孔祥熙未置一词表示反感，但在内心里却已经把个马寅初恨得咬牙切齿。
偏偏那马寅初先生既不知趣又不买帐，当时蒋介石两次派人请他去蒋处晤谈，都给马先生不客气地拒绝了。这还不算，马先生在第工年的1940年中国经济学社再度年会时，接下来仍就当时国民党政府的财政措施等加以严厉的批判和抨击。尽管这一次孔祥熙鉴于前车，不敢冒昧参加了，但对马寅初在会议中抨击当时弊政尤其是抨击孔宋家族的暴敛钱财罪行的做法，却-一记录在其帐上，准备以后寻机报复。当时孔祥熙心下笃信的一个信念就是：君子报仇10年不晚，咱们走着瞧吧。
果然没过多久，孔祥熙报复的机会来了。在蒋介石的直接唆使下，孔祥熙等人为了铲除异己，禁铜舆论，竟于1941年使用最卑鄙的手段在重庆大学商学院劫持了马寅初先生，旋即又将其送到贵州的息烽集中营中软禁起来。一时间，国内舆论哗然，国民党蒋介石政府的倒行逆施，激起了广大人民群众的义愤；人们对"哈哈孔"外表敦厚内存险恶的可鄙嘴脸，也认识得更清楚了。
就这样，直到1942年8月，迫于中国共产党和世界爱国民主人士尤其是重庆大学学生运动的压力，国民党政府才将马寅初放出来。但马寅初返回重庆后，仍为特务们软禁在其歌乐山的家中，直到抗日战争胜利前夕，马寅初先生才最终恢复了自由。只是，非常令蒋介石和孔祥熙之流头疼的是，马寅初先生恢复自由之后，依旧大声疾呼，抨击国民党政权的贪污、腐败和暗无天日。
孔祥熙性格中最突出也最持久的一个因子，就是对金钱和财富的贪婪攫取。他一生中主要的奋斗目标，第一是抓钱，第二是抓钱，第三还是抓钱。所不同的是，在抓钱的过程中孔祥熙逐渐认识到，钱这东西生不带来死不带去，唯一可行的办法就是及时行乐。所以发迹之后，孔祥熙变十分贪图眼前的享受。
国民党南京政府成立后，当时许多国民党上层人物基本上都是做官在南京，赚钱或享乐在上海。当时，孔祥熙亦在南京、上海同时各置了一套房产。孔办理公务在南京，其夫人宋蔼龄长住上海。每逢周末，孔氏便同当时许多政要一样，搭上赴沪特快列车赶赴上海孔公馆与孔夫人宋蔼龄团聚。除了沪、宁两地各有一处房产外，孔祥熙及孔氏家族已在北平、广州、香港以及太原、太谷等地，都置有自家的豪华住宅。
当年孔祥熙、宋蔼龄夫妇在上海的住宅坐落在旧法租界的霞飞路和西爱威斯路上，分别为50号，51号两幢西式风格的二层洋楼；且装饰得十分富丽堂皇。而其在南京的宅第，坐落在南京高门楼20号上，系当年孔祥熙出任工商部长时，兴建起来的一幢中西合璧式的建筑。这套住宅平时只有孔祥熙一个人住，夫人宋蔼龄带着孩子均住在上海。只有宋蔼龄来南京有事时，才偶尔住上一晚然后就回上海。南京孔宅内一共有两间卧室、两间会客室和两间办公室，规模不算太大，装修也较为简单，只陈列了镜框油画，以及悬挂几幅谭延阎和于右任等人撰写的对联等。院子里是一条市道直通大门，两边各有一排厢房供属下警卫人员使用。此外这套住宅的厅前厅后都是花园，一年四季绿林成荫鸟语花香，环境甚为宜人。
而在上海那边孔家一共有两幢洋楼，房屋装饰布置得就十分富丽堂皇了。其中不仅有各式新潮的像俱以及古色古香的装饰，房前屋后还栽种了不少的奇花异草，一派生机盎然的景象。尤其引人注目的是，在饭厅门口摆了一张画着一头狮子的大屏风，画面上那狮子站在一块隆起的巨石上，昂首挺胸向上怒吼的样子。屏风右角上题有一句："睡狮已醒——赠给为唤醒中国商业之狮作出最大贡献的孔祥熙"。这幅巨画是当年上海展览馆的董事们送给孔祥熙的。当时，孔祥熙夫妇及其子女分别住在上海这两幢洋楼里。全家上上下下包括总管、佣人及警卫人员等共有70多人。上海的孔公馆里，除了大、小客厅以及餐厅外，还分别设有书房、古董陈列室、休息室、弹子室、写字办公间以及接待室、传达室等，可谓是兼具办公和别墅休闲之功能。
当年孔氏家族的成员们，基本上是根据一年四季的气候变化，来决定到各地居住的。
在前面我们说了，孔祥熙没有什么太多的喜好，只喜欢吸吸烟或跟下面属僚聊聊天等。孔祥熙所吸的烟，其中亦有不少的名堂。平素他在家时，全吸的是进口高级洋烟，尤其喜爱吸三五牌的洋烟。但在外面公开场合露面或开会时，孔氏则专用一只中国烟听，里面装上三五牌洋烟，于是"哈哈孔"便一面吸着洋烟，一面还大言不惭地批评他人不吸国产香烟而专门喜好外国洋烟，俨然一派热爱国家的正人君人模样。不知情者当时还真以为孔部长抽的是中国烟呢，孰不知这家伙阳奉阴违，虚伪透顶。虽然，这种偷梁换柱的勾当是下属中那些拍马屁的人干的，但显然也是"哈哈孔"愿意如此，下面人才投其所好的。由此倒可见出，孔祥熙其人性格虚伪狡诈的另一侧面。
孔祥熙因为常常胡说八道地发表演说，有时于不伦不类之中倒也不乏些许的幽默感，当年的许多新闻记者都曾目睹和报道过这位惹人捧腹的所谓新闻人物。比如一次孔祥熙出席广东建设研究会第一届年会时，人家恭请他莅临训话，他便也不客气地登上台，操一口山西老醋口音大放厥词讲其与广东有特殊关系、特殊渊源。当时他讲道："第一、我自己所开设的铺子，店号头一个字总是'广'字；第二、我在广东经营过许多企业；第三、我自己的家眷是广东人；第四、我还在广东做过官。因此——讲到这里时，孔祥熙站在台上一脸的煞有介事又说道："如果广东同乡会允许的话，我也可以毅然决然地加入广东籍……"当即，台下发出一片掌声和哄笑声。而"哈哈孔"站在台上却全不察觉，一副自鸣得意的派头。瞧了他那个样子，台下益发地哄笑起来。
孔祥熙当年的迷信也是有名的，而且他无论是信上帝还是信江湖算命，全带有极强烈的功利色彩。这也许和孔祥熙当年发迹时走了基督的路子有关吧。1936年底"西安事变"发生后，孔祥熙一度全然不知所措，便又去祷告上帝乞求神明。当时他用《新约福音》为蒋介石的凶吉卜了一次洋卦。孔祥熙卜卦的方法亦很特别，他常常闭上眼睛随便翻开《圣经》中的一页，用手指按上其中一段，然后睁开眼睛去读其中内容讲的什么。这一次给蒋介石卜卦，孔祥熙翻出《圣经》中的一页说的是"耶和华和一个妇女一起获救的故事，于是他马上跑去告诉宋美龄。后来，果然是宋美龄亲走西安斡旋，终使蒋介石安全返回南京。这件事当年使得孔祥熙得意了好一阵子，他到处跟人吹嘘自己占卜的洋卦如何如何灵等等，仿佛真有了半仙之体似的。此外，后来一直追随孔祥熙左右的那个潘益民，前面我们讲过就是给"哈哈孔"当年算命有功，才被孔祥熙屡屡提携的。
孔祥熙在婚姻生活方面一直是比较严肃的。他得势后身边也曾美女如云，但他并不好色。在宋蔼龄之前，他曾结过一次婚，但他是在妻子死后才和宋蔼龄相识并结婚的。不过，孔祥熙当时对婚姻的想法，与其说是为了爱，还不如说是为了权、为了钱。因为他总觉得，一个男子汉大丈夫，成天拜倒在石榴裙下，每日迷恋于粉脂气中，是不会有太大出息的。因此自从和宋蔼龄结婚后，他几乎是一直"安分守己"，宋蔼龄在这方面对他也挺放心。
孔祥熙下午上班很准时，一点半到。所以财政部司局以上的干部有时上午不来，但下午都来，而且比孔祥熙提前半小时，以表示他们的"敬业"精神。孔祥熙有很多兼职，如行政院、中央银行等，都集中到财政部办公。如当时的行政院秘书吴国桢、财政部常务次长徐堪、中央银行副总裁陈行等人，也都汇集到财政部碰头。除非有重要会议或重要活动，孔祥熙才到那边去。
国民党政府建都南京后，党政要员们大都工作在南京，消遣在上海，幕前在南京，幕后在上海。每逢周末，南京到上海的路上是冠盖如云，车马如流。孔祥熙当然也夹在其中。宋蔼龄常住上海，要求孔祥熙每个周末的下午5点必须赶到上海的住所，孔祥熙唯命是听。一到周末便在办公室里"坐卧不安"，秘书知道了这个秘密后，也在后来对来访者进行挡驾，不是特别紧要的公文也就压一压。据说一次因为一件紧急公文需要处理，孔祥照周末9点才赶到上海，宋蔼龄不但不在门口迎接（一般她是在门口迎接的），而且还给孔祥熙甩脸子看。孔祥熙在南京虽为堂堂财政部长，上上下下都要看他的脸色，回到家里却现了原形，要看宋蔼龄的眼色。
和宋蔼龄结婚后，孔祥熙是比较规矩的，并不像很多国民党上层人物一样，到处沾花惹草。一方面是天性使然，孔祥熙属内向理智型。外表给人的感觉是和善敦厚，初次婚姻及再婚，使他对女人有了进一步的了解。青春期对异性的渴望便让位于对权；力、事业和成功的渴望。他曾私下和密友说：女人嘛，不能没有，。但不能太多。古人云万恶淫为首是有道理的。再有就是宋蔼龄的厉害。宋蔼龄跟随孙中山做秘书，曾对孙中山产生了爱慕之情，无奈是剃头挑子一头热，使她心灰意冷，最后委屈嫁给了孔祥熙。孔祥熙知道，无论从身价、知识、能力、财产还是势力，他都比不让宋蔼龄，他娶了宋蔼龄实际上是"高攀"了。而且，靠着宋家的势力，他在蒋介石心目中的分量是加重了许多，他是万万做不得惹怒宋蔼龄的事的，特别是在私生活上。
但好色几乎是所有成功男人的本性。好汉难过美人关，这也是一句古训。连古人的三十六计中都要附上一条美人计，可见女色之厉害。多少年来，研究民国历史的人一直在发出这样的提问，孔祥熙果真是不近女色的大丈夫？在韩玉梅、宋蔼龄之外就再没有别的女人？
的确，在孔祥熙主掌国民党财经大权以后，他遇到的美妇数不清，尽管孔祥熙从不跳舞，一般也不去夜总会，更不去逛妓院，但仍有一些必要的应酬必须参加，这就免不了有一些接触别的女人的机会。特别是在抗战爆发前孔祥熙和宋蔼龄分住南京和上海，如没有特殊情况，一个星期见一次面，这就使孔祥熙在时间和空间上有了寻欢作乐的条件。
但孔祥熙真正"下水"只有一次。
那次是一个叫约翰的英国人来和孔祥熙谈一笔生意，随同约翰同来的是一位绝顶美丽的女人。会谈后，他们一同到一家饭店用餐，孔祥熙不禁向那女人多看了几眼。而且这一细节，被细心的约翰发现，并对孔祥熙说："荣小姐是我的私人秘书，久仰孔部长的大名，一直渴求一见。"
那女人也赶紧顺着说："我年轻幼稚，刚刚进入商界，还请孔部长多多关照。"
孔祥熙当时也没多想，就和他们边聊边喝。不料荣小姐没什，么量，才喝了几杯便头晕胸闷，倒在了椅子里。无奈，约翰便搀扶着荣小姐走出了酒店。付帐时，约翰叫孔祥熙帮助扶一下荣小姐，孔祥熙不得已扶起了那女人的肩膀，不知为什么，他突然心跳加快，血液奔涌起来。
和宋蔼龄结婚十几年来，他还没有和任何一个女子如此亲近。那荣小姐白晰的皮肤粉里透红，就像刚出水的嫩藕。肩膀和胳膊软绵绵的像春天的柳枝，浑身上下散发着芳香。孔祥熙的心弦像被一只手拨动起来，并猛然升腾起一股强烈的占有欲望。
后来，约翰又带着荣小姐拜访过孔祥熙，并说他有事要先回英国，在南京的生意由荣小姐负责。他为她在金陵饭店订了一个包房，有事可直接联系。
约翰"走"了。孔祥熙记下了荣小姐的房间号和电话号码。孔祥熙到荣小姐那里去了没有，去了几次，和荣小姐的关系发展到什么程度，人们不得而知。但有一点是肯定的，孔祥熙和荣小姐的秘密接触被宋蔼龄知道了。
孔祥熙虽老谋深算，但还是不能跳出宋蔼龄的手心。宋蔼龄人虽不在南京，但南京孔宅里的人，却有宋的耳目。孔祥熙出去干什么，夜里回没回家，在上海的宋蔼龄知道得一清二楚。
一天晚上，宋蔼龄突然返回南京，铁青着脸走进卧房，宋蔼龄没吵也没闹，更没有把事情扩散出去。孔祥熙心里明白，也挺感激，他庆幸那晚他没出去。他原来是动了想出去一趟的念头，只因为白开工作有些疲劳，才没出去，他暗自庆幸，但宋蔼龄的突然出现使他明白了，他根本不能忘记、忽视宋蔼龄的存在，哪怕是为了像荣小姐那样漂亮多情的女人，都是绝对不允许的。
当年孔祥熙和那个荣小姐虽然时间不长且后果不大，却提醒了宋蔼龄。从此夫人管束加强，不给半点机会，孔祥熙自然也老实了下来。以后很长一段时间里，再未听说孔氏夫妇这方面的排闻。人们倒常常见到，每到星期天休息，孔祥熙便携夫人出现在后花园里，散步说话一派恩爱亲热的样子。尽管当年还有其他一些传闻，甚至有人讲孔二小姐为能从其父那里弄权勒索，私下里也曾给老爹拉过皮条等，因都属坊间传闻飞短流长，故均不大可信。就此可以说，孔祥熙与宋蔼龄夫妻二人的感情，还是相当融洽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