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四节 对外贸易

清王朝的对外贸易，在鸦片战争前二百年间，以禁海闭关为其政策的支柱。基本形势是：西方殖民主义国家以所谓“开放贸易”为其原始积累的手段，清王朝则以限制乃至停止贸易为防范外国侵略的武器。在防范外国商人的非法活动方面，定了严格的管理制度；在商品的进出口方面，作了许多的限制措施。这时，中国的自给自足经济结构还很牢固，西方产业也不够发达，中外贸易虽然有一定的增长，但只能维持比较小的速度和规模。

中国对友邻国家，特别是对南洋群岛和东南亚国家的和平贸易，有悠久的历史传统。清王朝为防范西方的侵略，对这一部分民间的和平贸易，也加以限制。尽管如此，它在这二百年中，仍然有所发展。从事这些贸易的华侨，在缺乏本国政府保护的情况下，对中外关系的增进，作出了自己的贡献。

（一）清王朝的禁海闭关政策

从形式上看，鸦片战争以前，清王朝禁海闭关的时间并不很长。比较严格的禁海闭关，只有从顺治十二年（一六五五）至康熙二十二年（一六八四）这三十年的时间。其他都是部分的、临时的禁闭。康熙五十六年（一七一七）至雍正五年（一七二七）对南洋一度禁海，乾隆二十九年（一七六四）至四十九年（一七八四）恰克图中俄贸易曾三次停闭。除此之外，对外贸易基本上是开放的。尽管如此，禁海闭关的宗旨和这个政策作为加强国防、防止外国入侵的手段，却贯彻始终。

一、禁海闭关政策的内容

清王朝禁海闭关政策的内容，大体上有三个方面：一是对商人出海贸易的禁止和限制，二是对通商口岸的停闭和限制，三是对出口商品的禁止和限制。

一、关于中国商人出海贸易的禁止和限制。

中国商人出海贸易，有长期的历史传统。清王朝统治中国以后不久，就开始在这方面采取了一系列的禁止和限制的措施。从顺治十二年（一六五五）到康熙十一年（一六七二）的十七年中，清王朝颁布私人出海的禁令，先后凡五次之多。为了严格执行这一禁令，清王朝在顺治十七年（一六六○）、康熙元年（一六六二）和康熙十七年（一六七八）曾三次下令内迁沿海居民。还禁止私人“擅造两桅以上大船”，从各方面杜绝私人出海。

清代初期实行这样严格的禁海政策，还只是为了防止沿海人民和台湾郑成功政权发生联系，目的主要在于镇压台湾的反清斗争。但是在清王朝统治台湾以后，这个政策仍然不时加以运用，作为防止西方殖民主义国家入侵的手段。康熙五十六年（一七一七），颁布出海禁令时，距台湾统一已经三十四年，私人出海贸易的禁令，早已在康熙二十三年（一六八四）取消，其所以重新禁海，用康熙帝的话说，是由于南洋的吕宋、噶喇巴两地，是“西洋国（西班牙）和红毛国（荷兰）泊船之所，藏匿盗贼甚多”。康熙帝已经察觉到西班牙和荷兰殖民主义者的海盗行径，需要预加防范。这个禁令，实际上只维持了十年，但是在以后的岁月中，它仍为清王朝对付西方殖民主义者的一个防卫措施。乾隆六年（一七四一），由于荷兰殖民主义者在爪哇屠杀华侨，中国福建当局即曾一度禁止私人到南洋贸易。

二、关于通商口岸的停闭和限制。

中国和西方国家的贸易，有海、陆两个方面：陆路贸易，主要是对沙俄；海上贸易，则是对沙俄以外的西方国家。

在清王朝统治初期，当中国实行禁海时，英国、荷兰就不断入侵广州和福建沿海，公开或秘密进行贸易。康熙二十三年（一六八四）开放海禁以后，清王朝正式在澳门、漳州（厦门）、宁波、云台山先后设置海关，开放对外贸易。其中宁波是传统的对日贸易港口，厦门是中国和南洋的贸易中心，云台山则是中国沿海贸易的港口，并非对外，只有澳门一口，是专为对西方国家的贸易而设。由于葡萄牙殖民主义者把澳门看作自己的势力范围，排斥其他国家船只的进入，西方国家对中国的海上贸易，才由澳门转移于广州。广州也因而成为中国对西方国家贸易的一个中心。

但是，西方殖民主义国家，并不以此为满足。他们要求扩大和丝、茶产区邻近的厦门和宁波的贸易，甚至企图深入丝、茶产区，建立贸易据点。这不能不引起乾隆帝的警惕，因此在乾隆二十年（一七五五）发生洪任辉入侵定海的事件以后，清王朝便在乾隆二十二年（一七五七）下令关闭广州以外各口，只许西方商人在广州贸易。从此以后，除了厦门还允许偶尔由吕宋开来的西班牙船只进口以外，广州一口贸易制度基本上维持到鸦片战争爆发，没有改变。

中俄陆路贸易的规定，见之于康熙二十八年（一六八九）和雍正五年（一七二七）中俄双方签订的尼布楚条约和恰克图条约。在尼布楚条约中，规定“两国人民持有护照者，俱得过界来往，并许其贸易互市”。康熙三十二年（一六九三）根据这个原则，进一步规定：俄国商人每四年得来北京通商一次。但是，沙俄却一再违反这个规定。在康熙三十六年至五十七年（一六九七——一七一八）的二十年间，俄国商队一共来了十次，平均两年就有一次。而非法私商又倍蓰于合法商队。有些私商并没有合格证书，他们或者在西伯利亚的地方官那里弄一张通行证，或者伪造证书，偷来北京进行贸易。加上边界上经常发生私逃活动，在制止无效之时，清廷终于在康熙六十一年（一七二二）停止了北京的贸易。

恰克图条约的签订，恢复了中断五年的中俄贸易。在恰克图条约中，规定了在北京互市外，又增加恰克图和尼布楚地方（后定在粗鲁海图）两处边界贸易，其中恰克图的贸易日益增长，很快就成为中俄贸易的一个中心。十年以后，中国方面打算停止北京互市，所有在北京的贸易，都移到恰克图进行。但是，沙俄不仅置中国意见于不顾，继续派商队前来北京，而且违背条约，在恰克图边界私征税收，戕害卡官，越界游牧盗窃，私释窃犯。因此，清廷在乾隆二十年（一七五五）停止北京互市，在二十九年（一七六四）、四十三年（一七七八）和四十九年（一七八四）先后三次停止恰克图贸易，进行制裁。其中第一次停了四年，第二次停了一年，第三次则停达八年之久。

三、关于出口商品的禁止和限制。

清王朝对出口商品的限禁，首先是出于政治上的原因。火炮、军器是绝对禁止出口的，制造火炮、军器的原料，如硫磺、铜、铁，也禁止出口。而在“尺铁不许出洋”的禁令下，甚至铁锅也不许出口。显然，从军火到铁锅的限禁，都不是出于经济上的考虑。同样，粮食在有清一代也是禁止出口的，这里当然有经济上的考虑，即“保障民食”，但政治上的原因，仍然居着首位，即防止所谓“接济奸匪”。出口商品的限禁，在对付西方殖民主义国家的入侵活动中，也是一个重要的手段。十八世纪八十年代后半期，大黄出口的禁止，就是一例。大黄一向是对俄国的一项重要出口商品，沙俄对大黄的贸易，特别重视。在乾隆四十七年（一七八二）以前，一直由沙皇直接掌握，私商根本无从染指。乾隆四十九年（一七八四）恰克图第三次停市以后，清廷禁止所有通商口岸的大黄输出，连广州也不许出口，以免辗转输入俄国。这样严格的限禁，对遏制沙俄的违法行为，产生了一定的效果。乾隆五十七年（一七九二）恰克图贸易重新恢复以后，中俄边境维持了一段比较长的平静时期。

总起来说，清王朝的禁海闭关，着眼于国防的安全，防止外国的侵略。而其所以可能，则是由于中国当时仍然是自给自足的封建经济。乾隆五十七年恰克图重新开市以后，在当年签订的恰克图市约中，开头就说：“恰克图互市于中国初无利益”。一年以后，乾隆帝在给英国国王的信中也说：“天朝物产丰盈，无所不有，原不藉外夷货物，以通有无”。一直到鸦片战争前夕，道光帝仍然说：“天朝天丰财阜，国课充盈，本不藉各国夷船区区货物以资赋税”。这一点，西方侵略者也知道，他们承认，他们之所以打不开中国市场，是“因为中国人发现能够依靠自己的产品生活”，中国人在自己的国度以内，能够保证足够的“内部安全和繁荣”。因此，西方侵略者要打开中国大门，单纯凭商品是不够的，还得在商品之外，再加上大炮。中国要抵御外国的侵略，单靠禁海闭关，也是不行的，还得在此以外，也加上大炮。清王朝固然有禁海闭关的手段，却缺乏抵御外国大炮的力量，它纵能禁拒于一时，终究不能摒侵略者于国门以外。

二、对外国易的管理

清王朝在对外贸易的管理上，也体现了禁海闭关政策中的限制原则。

首先表现在对外国商队、商船和商人的管理上。

在中俄陆路贸易中，康熙三十二年（一六九三）就规定：俄国商队每四年才能来北京通商一次，每次人数不得超过二百，在北京停留至多八十天，不许超过。

在广州的海上贸易中，规定更加严格。那里的外国船只，最初只许停泊澳门，不许进入广州。康熙二十五年（一六八六），始准停泊距广州四十里外之黄埔。澳门的船只，则限定在二十五只以内，不许增添。所有外商船只，必须连环保结，一人犯法，各船负连带责任。在入港之后，必须卸除船上军火炮位，方准贸易。护货兵船，只许在距广州一百六十里的虎门以外的洋面停泊，不许进入虎门要塞。外国商人在销货、办货完毕以后，必须依限回国，不许滞留广州。间有因事滞留，亦应离开广州去澳门居住，事毕回国。其在广州居住期间，必须寓歇行商馆内，受行商管理稽查，不得自由行动。

其次，表现在中外商人相互关系的规定上。

在这些规定中，有以下三个比较重要的方面。

一、外国商人只能和中国官方指定的商人进行贸易。

在恰克图的陆路贸易中，所有参加贸易的中国商人，必须先向理藩院领票，凭票经商，“无票者即属私商，查出照例治罪”。商集分设八行，选殷实者为行首，与众商会同估定货价。各商按到集先后，以次交易。

在广州、宁波、厦门，也有专门经营对外贸易的行商组织。中国出口大宗的丝茶，完全由行商包揽，禁止行外散商插手。外商进口货物，也只能卖给行商，不能卖给行商以外的任何商人。

广州经营对外贸易的行商，更具有官商的性质。在康熙二十五年（一六八六）行商成立之初，广东地方当局就规定外国商人必须“各自照货，分别投行”。行商对海关承担义务，代理外商赴官纳税。乾隆元年（一六三六），行商开始对外国商船实行担保。十年（一七四五），粤海关监督正式设立保商，由各行商选充，定为制度。在承揽贸易之外，还代理外商缴纳船钞、货税及其他承保事务。乾隆二十五年（一七六○），行商成立公行组织。从此，行商不仅承揽贸易、钞税，而且成为外商一切活动的实际管理人。嘉庆十八年（一八一三），广州海关监督将从前行商得选举行总的办法定为制度，设立总商名目，在各行商中选一、二人“总理洋行事务，率领各商与夷人交易”。通过总商，更便于对外国商人的控制。

二、外国商人不得和中国内地商人进行任何联系。

这方面的控制，更加严格。外国商人不仅严禁进入中国内地，而且根本不许与内地商人有任何直接或间接的接触。乾隆二十四年（一七五九），两广总督的管理外商条例中，有一条就是禁止外国商人雇佣中国人进入内地购买货物，探听货价。四十二年（一七七七），广东巡抚又进一步禁止行商代运外国货物到内地发卖。这就是说，外国商人的买卖活动，只能限于广州，既不许托人到内地收购货物，也不许托人到内地推销货物。

三、外国商人不得和中国商人发生资金上的借贷关系。

中外商人之间发生借贷活动，在十八世纪初期，就已经引起清王朝的注意，而为了禁止这种活动，清王朝也采取了相当严厉的措施。在中俄贸易中，中国商人和俄国商人之间，在十八世纪初就曾因债务问题而发生纠纷。为了制止这种事件的再度发生，康熙五十五年（一七一六），清廷下令把欠债的中国商人加以拘禁，并不许两国商人彼此赊卖。乾隆二年（一七三七），又再次禁止中国商人和俄国商人发生借贷关系。在广州，乾隆二十四年（一七五九）两广总督的管理外商条例，也透露了同样的事实而加以查禁。以后在乾隆四十二年（一七七七）、四十九年（一七八四）、六十年（一七九五）、嘉庆十九年（一八一四）和道光十一年（一八二一），又不断重申同样的禁令。许多行商由于不能清偿欠款，陷于破产，以致充军边远或瘐死狱中。外商借款之所以发生，一方面固然是由于贸易上的赊买、赊卖以及中国市场的利率大大高于西方国家，给放款的外国商人提供高额的利息收入；另一方面，也是由于外商通过放款，可以左右中国行商，有利于西方势力的侵入。清廷之所以查禁，不仅是为了防止行商破产，取缔外商重利滚息，维持正当贸易，也还是为了防止外国侵略势力的渗透。乾隆二十四年的管理外商条例中，就把查禁中国商人“领借外国资本”列为防夷五事之一，认为这样下去，难免互相勾结，滋生事端。

但是，所有这些规定，并不都能得到认真的执行和贯彻。

在中俄陆路贸易中，俄国商队不仅违背四年一次北京互市的规定，而且在每次互市中，也不遵守双方规定的条件。商队人数按规定不得超过二百人，实际上在康熙四十三年（一七○四）以前，每次人数都超过二百人，有时甚至将近千人；商队在北京停留时间，按规定不得超过八十天，实际上每次都在百天或百天以上。

在广州的海上贸易中，有些规定几乎形同虚设。起卸军火炮位的规定，在清初顺治年间，名义上即已开始执行，但是直到乾隆元年（一七三六），来到广州的外国商船炮位，却仍“听其安放船中”。这一年乾隆帝重申禁令，但是外国商人通过行商进行贿赂，使这一条一再颁布的禁令变得有名无实。对外商行动的限制，更是不起作用。尽管清王朝对在广州进行贸易的外国商人规定了居住的时间，不许长期逗留，但外国商人往往置之脑后。英国东印度公司驻广州的大班，在十八世纪六十年代由临时的、季节性的组织，变成长期的、永久性的机构。而这个变更，恰在广东总督禁止外商长期逗留之后。至于中国商人和外国商人之间的债务关系，也是愈禁愈烈。十八世纪初，还只是发生小量的、偶然的借贷关系。三十年代，外商向行商垫款购买丝、茶，便已成惯例。五十年代，开始出现因积欠外商货款而破产的行商。至八十年代，单是行商所负的外商债款，亦即通称的“行欠”，就达到四百四十万元之巨。

由此可见，以禁海闭关为支柱的对外贸易政策，在鸦片战争前的二百年间，面临西方资本主义国家的步步进逼，已处在节节后退之中。乾隆二十二年（一七五七）广州一口通商以后，历任广东督抚和海关监督，都把制定防范外夷的条例当作头等大事。从那时起，一直到鸦片战争，不到一百年之中，在广州颁布的防夷条例，见之于官方文件的，先后就有乾隆二十四年（一七五九）两广总督李侍尧的“防夷五事”，四十一年（一七七六）广东巡抚兼海关监督李质颖的“防夷四查”，嘉庆十四年（一八○九）两广总督百龄等人的“民夷交易章程”，道光十一年（一八三一）两广总督李鸿宾等人的“八条章程”，十五年（一八三五）两广总督卢坤等人的“防范夷人章程八条”。但是这么多的防范条例，并不足以防止外国商人的胡作非为，西方资本主义国家的侵略凶焰，猛烈地冲击着衰老的“天朝体制”，抗击外国资本主义入侵的任务，显然不是腐朽的清王朝所能担负的。

（二）中国与西方国家的贸易

中国和西方国家的贸易，无论是海上或者陆路，都在逐渐扩大。由于中国自给自足经济的抵抗力，西方国家对中国的输出，在数量上和扩展的速度上，受到一定的限制。西方国家的商人把他们的欲望得不到满足的原因，归咎于清王朝的人为障碍。然而，这二百年中，不但贸易量在不断扩大，而且和贸易发生联系的金融活动，包括汇兑和放款，也有所发展。通过贸易和金融的势力，西方国家逐渐取得贸易的支配权。这在广州的贸易中，特别显著。

一、贸易的扩大及其限度

中俄之间的陆路贸易，在恰克图通商以前，主要在北京进行。当时俄国商队一次携带的货物，多的可以达到几十万卢布。康熙四十一年（一七○二）的一次商队，所载公私货物共达二十二万三千三百二十卢布，被称为后来商队的榜样。雍正五年（一七二七）恰克图开市以后，边界贸易逐渐取代北京的贸易而有比较明显的增长。开市初期，每年贸易额不过一两千卢布，不到二十年，增加到五、六十万卢布。从乾隆二十年（一七五五）至嘉庆十年（一八○五）的五十年间，每年贸易额由八十多万卢布增加到一千一百余万卢布，年增长率达到百分之五点四。至于恰克图条约规定的另一互市地——粗鲁海图，在恰克图互市以前，是中俄交通要道，原来就有小量贸易。互市以后，转不及恰克图便捷。因此，始终没有什么发展。

在中俄陆路贸易中，沙皇和他的宠臣们，获得了巨额的利润。康熙三十八年（一六九九），由沙皇直接组织的一个庞大的商队，在北京以价值一千卢布的俄国货物换来中国货物，在俄京以六千卢布出售，一转手间，获得巨利。十八世纪初期担任西伯利亚总督的沙皇宠臣噶噶林，由于非法参加这种贸易，“他的亲戚朋友，一个个都发财致富”。在恰克图的边界贸易中，中国出口的大黄，在十八世纪四十年代，每普特二十卢布，等到俄国商人运至西欧，则平均以二百○八卢布出卖。而俄国大宗出口的皮毛，在十八世纪五十年代，给俄国商人常常带来百分之二百至三百的高额利润。

中俄贸易，也为沙俄政府提供了平均线以上的关税收入。在一七六○至一七七五年间，中俄贸易在沙俄对外贸易中所占的比例，分别为百分之七点三和八点三，而关税收入则达到百分之二十点四和三十八点五。

关于海上贸易，从十八世纪六十年代起，到十九世纪三十年代止，西方国家对中国的贸易额，由五百五十万两，上升到二千二百六十万两。七十年中，增加了大约三倍。这个时期，老的殖民主义者——葡萄牙、西班牙、荷兰已逐步走向衰落，后起的英国，则有比较迅速的扩展，并且很快地居于主要的地位。在十七世纪初东印度公司成立以后的七十年间，英国对东方的出口，增加了将近十二倍。它在中国海上对外贸易中的比重，在十八世纪中期，已占百分之五十以上，到十九世纪初期，则进一步达到百分之八十左右。美国也是后来居上。它的商船首次进入广州，是在一七八四年，八十年代后期，它对中国的贸易额，平均每年不过四十五万两，而在十九世纪三十年代初，则超过了五百万两，不到五十年，增长了十倍以上。老殖民主义国家则每况愈下。十九世纪初，当英、美两国的贸易总额达到三千多万元之时，荷兰在中国的贸易，没有超过一百万。西、葡两国则更加衰落。其他西方国家如法兰西、丹麦、瑞典等国，也有商船开来中国，不过他们的贸易，始终不占重要地位。下面是进入广州港口的西方国家船只及其吨位的变动数字。

这个时期中外贸易上的主要商品，在中国出口方面，以丝、茶、棉布为主。十八世纪二十年代以前，丝的出口居于首要地位。二十年代以后，茶叶开始取代生丝成为首要出口商品。进入三十年代，中国手织的所谓南京市开始出口，十九世纪二十年代，成为仅次于茶、丝的重要出口商品。这三项商品的出口额，茶最高的一年达到四十万四千三百二十担（一八三二），丝最高达到九千九百二十担（一八三三），南京布最高达到三百三十五万九千匹（一八一九）。在出口的总值中，这三项出口一般占百分之八十以上。

进口商品以毛织品和棉花为大宗。毛织品的贸易开始于十七世纪八十年代，最高的贸易额曾经达到三百六十万两（一八○八）。棉花贸易在十八世纪初年才开始试探，最初不过千担左右，但发展迅速，到十九世纪三十年代，最高达到五十万担，价值约达四百万两，超过了毛织品。这两项都是英国对华输出的主要商品，在贸易总值中，一般占百分之七十以上。

西方国家从对华贸易中，获得大量的利润。中国茶叶的出口贸易，是英国政府收入和东印度公司利润的一个重要来源。在十九世纪三十年代，它除了每年给东印度公司提供一百万至一百五十万英镑的利润以外，还给英国国库提供三百三十万英镑的税收。生丝出口贸易，同样使英国商人获得优厚的利润，十八世纪九十年代，一担生丝在广州的出口价格为二百八十八两，而给英国商人提供的利润，在扣除一切费用以后，还净余一百四十四两。也就是说，利润率为百分之五十。美国商人也从中国的出口贸易中，获得优厚的利润。中国的货物在纽约销售售价可以达到在广州的购买成本的四倍以上。费城的中国贸易的先驱基拉德，从他在广州的贸易中，积累了大量的资本。他投资于地产和公共工程，投资于银行和保险公司，投资于铁路和航运企业。在十九世纪初年，他已经自有船只十八艘，其中有八艘专门从事中国的贸易。这样优厚的利润，在美国顿时引起了一阵阵的“中国狂热”。

西方国家在对中国的出口贸易中，也能获得很高的利润。康熙三十八年（一六九九），一只载货共值五四七五英镑的英国商船，在广州成交以后，净得一万二千英镑，相当于购货成本的百分之二百二十。有的商品的盈利，是十分惊人的。乾隆四十四年（一七七九），英国商人在美洲西海岸以六分钱换来的一张皮毛，在广州标价百元出卖。香料贸易，也是如此。康熙二年（一六六三），荷兰商船在福建推销香料，毛利在百分之二百五十至三百之间。嘉庆四年至五年（一七九九至一八○○）间，英国运到广州的香料，售货收入相当于资本的百分之三百五十。有一次东印度公司在安位的代理人以两千○七十六元购买的香料，在广州得价八万二千一百四十六元，相当于货本的四十倍。尽管东印度公司在广州的大班抱怨什么贸易条件的苛刻，但是伦敦的总部“却是单单靠了他们对华贸易中的利润来支付他们股票的利息”。

虽然如此，西方国家的经济力量，在这个时候还不足以打开以自给自足经济占主导地位的中国市场。

当时贸易额最大的英国，在十九世纪三十年代，平均每年从广州运出茶叶将近二十六万担，生丝将近八千担。但是，它用什么东西来换取中国货物，一直是一个难以解决的问题。他们的机制产品，并没有获得中国人的普遍接受。一直到十九世纪三十年代，“中国土产的南京布，无论在质地上和成本上，都优于曼彻斯特的棉布”。这个时候，英国人所消费的中国手织土布，超过中国人所消费的英国机制棉布。尽管他们在中国出口的丝茶贸易中获得巨额的利润，他们在向中国出口的个别商品如香料、皮毛，也能获得高额的利润，但是他们的出口大宗一一毛织品，为了换取丝茶，在十九世纪以前，一直是赔本出卖。在英国所有的对华大宗出口中，唯一能在中国获得一定销路的是棉花。但是，广州进口的英国棉花，几乎全部来自印度。作为英国殖民地的印度所产的棉花，虽能部分地解决中英贸易平衡问题，但总的形势是：英国除了最后以白银支付以外，别无其他弥补贸易差额的手段。这在十八世纪八十年代棉花成为主要出口商品以前，尤其如此。从十七世纪中以至十八世纪上半期，所有英国经营对华贸易的商人，都不得不携带大量白银到中国来购买货物。东印度公司船只的货舱，白银经常占三分之二至四分之三乃至百分之九十以上。十八世纪中，每年输入中国的白银数量，一般都在四、五十万两之间，最高达到一百五十万两。

在这种情况下，西方侵略者不择手段，用毒害中国人民的鸦片走私，来改变贸易上的逆差。

输入中国的鸦片，主要来自英国殖民地的印度。这个毒品之可以用来弥补英国对华贸易的逆差，在十八世纪的三十年代，就已经引起垄断中英贸易的东印度公司的注意。七十年代初，英国殖民政府在印度实行鸦片专卖，实际上，它是用来专销中国。在实行专卖以后的第十年（一七八三），输华鸦片至少在二十万两以上。一八一四年，东印度公司的贸易垄断权除茶叶外，其他一律向散商开放，给英国的鸦片走私贩予以强烈的刺激，对华鸦片出口立即猛增至二百五十万元的空前数字。等到一八三四年东印度的特权全部取消，对华贸易完全向英国私人企业开放以后，鸦片走私又有进一步的增长，不到五年，就达到二千五百万元的新高峰。

美国在和中国发生贸易关系后不久，就进行走私漏税活动。最先来中国的山茂召，就极力宣传鸦片可以“走私而又极其安全”。从十九世纪开始，“在广州的美国洋行，无一不经常做这个买卖”。他们究竟输送多少鸦片到中国来，始终是一个秘密，因为从一开始，他们就是使用走私的办法。根据显然是缩小了的公开记载，在一八○五年刚开始的时候，全年的输入量是一百○二箱，也就是一百担左右。二十年以后（一八二七），这个数字就变成一千二百担至一千四百担。十九世纪初，鸦片走私还只占美国对华出口商品价值的一小部分，到了二十年代之末，它就一跃而几乎相等于其他所有出口商品价值的总和。

这样迅速膨胀的鸦片走私，实际上是在武装保护下明目张胆地进行的。在美国的鸦片飞剪船上，从刀剑枪矛到大炮重武器，一应俱全。走私贩子，根本不把中国缉私兵船放在眼里。英国大鸦片贩子恰和洋行的鸦片走私船，甚至疯狂到轰击巡查鸦片走私的中国水师船只。对于这种行径，怡和洋行的老板查甸却无耻地说，这是“最安全和最有绅士气派的投机生意”。

鸦片走私的确给大英帝国和美利坚合众国的“绅士”们带来了巨额的利润。十九世纪初期，英国走私到中国的鸦片，每箱成本为二百至二百五十元，在广州出帐卖，所得利润达到四百至五百元。三十年代中，一个美国鸦片贩子以每箱二百五十元的价格收购鸦片，在福建沿海一带以二千五百元的高价走私出卖。鸦片战争以前的半个世纪中，英国对华鸦片贸易，为数达五亿元，其中有三亿元是利润。这种利润“在商业史上是空前未有的，它在一个季度之内，实际上可以上升到支付二十艘一千四百吨船只货物的全部在中国的投资”。对于美国而言，鸦片“贸易”，“就像奴隶和酿酒厂一样，成为许多美国大资产的基础”。

鸦片走私也解决了西方国家长久无法解决的贸易平衡问题，改变了中国对外贸易中白银的传统流向。嘉庆九年（一八○四）以后，东印度公司已经不再需要从欧洲向中国运送现银。过了两年，中国却要把白银运往印度，以弥补收支差额。嘉庆二十三年至道光十三年（一八一八——一八三三）间，中国白银出口“在全部出口中整整占五分之一”。到了鸦片战争前夕，每年白银外流估计将近达到一千万两。西方的“绅士”们从鸦片“贸易”中得到“巨大的繁荣”，而鸦片的泛滥中国，则给中国人民造成巨大的灾难。

二、关税与贸易

在关税与贸易的问题上，西方资本主义国家的商人经常以反对重课苛征为口实，扩大其违法行为和侵略活动。在广州的贸易中，他们或者以停止货船进口进行威胁；或者从事走私活动，逃避课税；或者妄图向广州以北沿海口岸进行非法活动。凡此种种不法行为，他们都是在抵制清王朝的苛征重课的借口下，明目张胆地进行的。

清王朝在对外贸易上，有的根本不征收关税，有的虽然征税，但就其正税而言，税率也是比较低的。

在中俄陆路贸易中，无论是在北京的贸易或者是在恰克图的边境贸易，基本上都是不征税的。康熙三十二年（一六九三）北京正式互市，当时就规定对俄国商队的货物，给予免税待遇。其后在雍正五年（一七二七），又重申“买者卖者，均不征税”。至于恰克图的边界贸易，在恰克图条约第四条中也明确规定“勿庸取税”。在清王朝看来，恰克图的贸易，只要维持边境安谧，取税与否是无关重要的。至于北京互市，清王朝不但不加课税，而且给予俄国商队许多优待和便利。如供应商队人员的给养，保护运输牲畜的放牧，以至补助商队途中的损失。雍正九年（一七三一），俄国商队在来华途中，损失了一些牲畜，清廷还专门拔款一万两，进行救济。

在海上贸易中，清王朝沿袭明代旧制，设立海关，征收货税、船钞。这两项税收，都属于正税，按税率计算，也是比较轻微的。

海关货税，基本上是从量税。货税之于货价，并无固定的比例。下面是几项主要出口商品关税占货价的比例的一个估算。它大体上代表十八世纪初期的情况。

可以看出：货税与货价的比例，最高没有超过百分之九，低的不足百分之一，平均在百分之四左右。这个税率和当时资本主义国家的关税比较，并不算高。有的则大大低于资本主义国家的税率。例如，当时英国对茶叶的进口课税，就相当中国茶叶出口课税的五十五倍。

船钞是对货船的征税，按船只体积大小，分等计算。在康熙三十七年（一六九八）以前，来自西方国家的西洋船只和来自南洋一带的所谓东洋船只，二者的船钞，并不二致。前者大大高于后者。据粤海关税则，在康熙二十四年（一六八五）以前，各种船只的船钞，有如下表：

一等船船钞（两） 二等船船钞（两） 三等船船钞（两）

西洋船只 3，5001， 3，000 2，500

东洋船只 1，400 1，100 600

康熙二十四年起，所有的东西洋船钞，一律降低百分之二十。三十七年起，西洋船只的船钞，一律按东洋船只计算。这两次变动，无疑大大减轻了西方国家商人的负担。而且，在实际征收中，还有降等减收的事例。就在东西洋船只统一征收船钞的次年（一六九九），英国船只玛斯里斐尔德号本应列入二等，按原定税率，应纳船钞三千两，按新税率只纳一千一百两，海关当局又将二等改为三等，纳六百两，又降低百分之二十征收，结果只纳四百八十两，不及原定数目的六分之一。当时中等船只每船载货平均在十五万两以上，据此计算，船钞征课不及货值的千分之五。

由此可见，就额定正税而言，无论货税、船钞，都不足以构成外国商人的沉重负担。

在额定正税之外，还有一些附加。正是在这些附加上，外国商人经常发出反对的声浪。这些附加，主要有以下三项：

缴送——这一项附加，是由对进口现银课税而来。在十九世纪初叶以前，中国对外贸易居于出超地位。外国进口船只，经常携带大批现银，以备购货之需。康熙二十四年（一六八五）开关后，清廷沿明朝旧例，对进口现银每两抽税三分九匣，名曰分头银。其后逐渐增加，至康熙五十九年（一七二○）前后，已增至百分之六。雍正四年（一七二六），广州海关监督在分头银之外，复征百分之十的附加，名曰“缴送”。乾隆元年（一七三六），清廷以“缴送”与“旧例不符”，下令裁减，计每年免银四万数千两至十三、四万两不等。至乾隆二十四年（一七五九），共免过一百八十七万三千余两。此后未见再有征收。

归公——这一项附加，原为海关吏胥、巡役私收入已的规礼。雍正五年（一七二七），开始解交国库。乾隆元年（一七三六），正式列为正项税收。二十四年（一七五九），更将各种规礼名色一概删除，归并核算，统称“归公”，分进出口两项。进口每船额收一千一百二十六两，出口每船五百余两。

行用——这一笔附加是从乾隆四十五年（一七八○）开始的。当时行商颜时瑛等因积欠外商债款破产，海关当局著落联名具保行商潘振承追赔。为了摊还欠款，广州各行商共同议定将本轻易售之货，按固定价格征收百分之三的附加，以资应付，叫做“行用”。两年以后，海关监督为了“速清夷款”，饬令增加行用，加征进出口货物达到四十七项。嘉庆六年（一八○一），又进一步扩大范围，除了英国进口的大宗羽呢等外，其他进口货物，一律征收行用。在实行的过程中，征收率也在不断提高。如棉花原定每担征收二钱四分，茶叶每担征收六钱，到了嘉庆十四年（一八○九），棉花每担实征二两，提高了七倍多；茶叶每担实征三两，提高了四倍。行用的用途，在摊还行欠之外，也扩大到贡价、军需、河工等各项派款。一八○九年全年征收行用七十万两，其中用之于贡价、河工、军需以及皇帝的寿礼等等，共达四十二万两，占全部行用的百分之六十。

上述三项附加中，前两项或实行时间较短，或随后有所减轻，惟有行用一项，虽开征较晚，却不断扩大加重。如果外国商人真的感到附加和勒索的沉重，他们应该着重反对行用的征收。然而，正是在行用上，外国商人表现出游移和矛盾的态度。在行用的征收上，外国商人、中国行商和清朝皇帝以及海关大小官员，彼此互相依存而又互相矛盾。

征收行用的最初目的，虽然是为了所谓“摊还夷欠”，实际上，它是清王朝勒索行商的产物。因为不仅由“摊还夷欠”发展到贡价、军需、河工等等的报效，是名符其实的勒索，而且所谓摊赔本身，也是变相的敲诈。随着清王朝敲诈勒索的加重，行用的加征亦随之扩大提高。嘉庆六年（一八○一），粤海关监督把行商的“常贡”由五万五千两增加到十五万两，行商随即把进口棉花的行用，由每担二钱四分增加到二两。行用的提高，引起外国商人对清王朝的抗议，但提高了的行用，却又落入行商的腰包，清王朝并没有直接占有行用。外国商人虽然反对行用的提高，但在行商处于困境时，却又往往垫付行用，使行商免于破产。对外国商人说来，行商破产不但行欠没有着落，而且他们可以利用的行商减少，不利于贸易的推进。因此，外国商人在反对提高行用的同时，又不得不多方设法维持行用。嘉庆二十二年（一八一七），东印度公司在广州的大班直接放款给行商，以充实“公所基金”（即行用），达六万二千两之多。

三、贸易与金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