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节 封建关系的发展和民族文化的交融
金朝自从征服了辽和北宋地区以来，就面临着推行奴隶制，还是适应被征服地区的状况转向封建制这样两条道路。社会经济领域中两条道路的斗争反映到统治集团的内部，形成为两个不同的政治派别和集团，展开了激烈的政治斗争。斗争发展到相互诛杀的激烈程度，并且经历了相当长的过程。斗争的过程日益表明，适应辽宋地区的社会经济状况，发展封建制的经济关系和政治制度，已是不可阻挡的历史趋势。
恩格斯曾经指出：“每一次由比较野蛮的民族所进行的征服，不言而喻地都阻碍了经济的发展，摧毁了大批的生产力。但是在长时期的征服中，比较野蛮的征服者，在绝大多数情况下，都不得不适应征服后存在的比较高的‘经济情况’；他们为被征服者所同化，而且大部分甚至还不得不采用被征服者的语言。” ①金朝的历史，也正是按照这一规律在向前发展。
海陵王极力推行封建化，镇压贵族反对派，迁都燕京，改革政治制度，并且发动了南侵南宋的战争，企图消灭南宋，建立统一南北的封建制政权。海陵王的统一事业未能实现，但他所改革了的政治制度，却为以后的统治者所继承，奠立了金朝封建制统治的基础。
金世宗继承海陵王的事业，在他统治下的近三十年间，女真族基本上完成了向封建制的过渡。奴隶制只是作为残余的制度而继续存在。随着社会经济中封建关系的发展，金朝出现了一时的经济繁荣。女真、汉族等各族人民的辛勤劳动，推动了农业、手工业的发展和商业的兴盛。
经济领域的变动，也必然要反映到文化领域。世宗和他的继承者章宗统治时朗，女真族普遍学习汉文化，以至通用汉语，而不再习用女真语。女真族与汉族 通过共同的经济生活和文化交融，促进着民族间的融合。
封建的经济、文化发展的另一面，是女真贵族地主逐渐丧失了奴隶制时期骑射善战的武风而日益腐化。女真猛安谋克户也在不断分化，并且日益成为不耕不战的寄生者，削弱了作战的能力。女真贵族地主无止境地扩展土地的占有，汉族地主的势力也随之不断发展，各族农民遭受着越来越深重的封建剥削。一度强盛的金朝又迅速地走上了衰落的道路。
各族农民的起义斗争，风起云涌，始终不曾断绝。在海陵王、世宗、章宗时期，各地各族人民的武装起义，不断打击着金朝女真族和汉族地主阶级的封建统治。历史在激烈的阶级斗争中向前发展。
（一）海陵王的统一事业
一一四九年，海陵王取得皇位后，把加强中央集权，统一制度，进而统一江南，作为他执政的目标。在这个目标下，海陵王在他统治的十二年间，展开了比熙宗时期更为激进的一系列的改革。
一、巩固皇权
镇压女真贵族反对派 海陵王即位前，宗翰孙秉德与庸括辩首先策划政变。海陵王因仆散忽土等拥戴即皇帝位，并非秉德等人的本意。一一五○年四月，乌带奏告秉德等有谋反意。海陵王命秉德出领行台尚书省事。不久，又派使臣杀秉德，并杀秉德弟特里、乣里及宗翰子孙三十多人。萧裕等又奏告太傅宗本、唐括辩等与秉德谋反。宗本的亲信、尚书省令史萧玉告唐括辩等谋立太宗子宗本。海陵王召宗本等打球，立即处死，又杀唐括辩。海陵王即位前，唐括辩等曾谋立太宗子宗懿（阿邻），海陵王杀阿邻及太宗子孙七十余人。太宗一系遂绝。左副元帅撒离喝任行台左丞相，领兵在外。海陵王命挞不野为右副元帅去汴京，分夺军权。元帅府令史遥设诬告撒离喝父子与平章政事宗义（完颜杲子）谋反，海陵王杀撒离喝及宗义。海陵王即位后，大批镇压女真贵族，以巩固他的统治。
任用汉人和契丹、渤海人 海陵王的统治确立后，任用弟完颜兖（梧桐，熙宗时任都点检、会宁尹）领三省事，兼都元帅，进封太尉，总揽军政大权。仆散忽土为殿前都点检，统领侍卫军，温都思忠为左丞相。同时，大批任用汉人、契丹人和渤海人。渤海人大臭（挞不野）为尚书右丞相、神麓郡王。汉人张通古为尚书左丞。渤海人张浩为尚书右丞。奚人萧裕任平章政事。金朝中央从而组成了一个多民族的最高统治集团。
对非女真族人的任用，在女真贵族中历来存在两种不同的主张。熙宗时，保守派完颜宗贤甚至主张州郡地方官员，一律任用女真人。海陵王所实行的是另一种主张，即在女真贵族控制下，联合各族统治者共同维护金朝的统治。海陵王学习汉文化，读史书，能诗文，曾对蔡松年说：“我读《论语·鲁语》，读到‘夷狄之有君，不如诸夏之无也。’甚为厌恶。他（指孔丘）岂不是以南北的区分贵彼贱我么！”海陵王从政治上、文化上努力消除民族间的对立，在打击女真保守派贵族的同时，争取汉人地主士大夫的支持，对金朝的政治制度作了全面的改革。
二、政治制度的改革
废行台 太宗、熙宗时，先后在燕京、汴京设立行台尚书省，沿袭辽、宋的汉官制度，与金朝内地保持着一定的差别。天德二年（一一五○年）十二月，海陵王下令废除行台尚书省的设置，政令统一于朝廷。在金朝统治的领域中，进一步统一了政治制度，加强了中央集权的统治。
改订中央官制 海陵王在一一五六年进一步对中央官制作了重大的改革。
熙宗时，沿袭着勃极烈制，设三师，领三省事，仍然保留女真贵族议事制的痕迹。皇帝以下三师权力极大。一一五六年，海陵王废除中书、门下省，只置尚书省，直属于皇帝。
天眷官制名义上设三省制，实际上只是尚书省执政，中书、门下两省附属于尚书省，门下侍中和中书令由左、右丞相兼任。中书、门下两省形同虚设。海陵王撤销中书、门下省，只设尚书省主管朝廷政务。尚书令为最高长官，仍设左、右丞相、参知政事，废除原来的平章政事官。经此改革，尚书省成为皇帝直接控制的唯一政权机构，权力更为强化，也更为集中了。
金太宗时，对外作战，设都元帅府，是金朝最高的军事机构。都元帅和左、右副元帅统领重兵，左右政局。左副元帅宗翰领兵燕京，右副元帅宗望领兵在云中，称为“东朝廷”和“西朝廷”。一一五○年，海陵王即废除都元帅府，仿汉制改设枢密院，由朝廷任命枢密使、副使主管军事。改革官制后，朝廷中形成尚书省、枢密院分管政治、军事。但枢密院仍受尚书省节制。
海陵王对中央官制的全面改革，在一一五六年（正隆元年）全部完成，正式颁布，称为“正隆官制”。金朝的政治制度，经这次改革后，基本上确立了下来。海陵王以后的历朝皇帝，不再有重大的变革。
科举制度的改革 金太宗侵占辽地后，确立科举制，分词赋、经义两科，以罗致汉人文士。侵占宋朝统治下的河北、河东地区后，因辽、宋所传儒家的经说不同，设南、北两科，分别考试，称“南北选”。熙宗时，南北选各以经义、词赋两科录取文士。海陵王废除南北选制和儒学的“经义科”，各地一律只考词赋。选取汉官的科举制也统一了。
三、迁都燕京（中都）
海陵王以前，金朝统治集团对待燕京地区的争论，只是依照什么制度，如何进行统治的问题。女真贵族中的保守派和改革派都还是把完颜部最初的住地——上京会宁府作为金朝的统治中心。海陵王进行的一项重大的改革是，把金朝的都城从上京迁到燕京，女真贵族也随之离开他们的故乡而南迁到汉地。这在当时，无疑是一件影响深远的重大事件。
海陵王在镇压女真反对派，巩固了皇位后，曾颁布“求言诏”，自朝内外公卿大夫，至一般平民，都可上书建策。相当多的上书人提出，上京远在一隅，多有不便，建策迁都燕京。海陵王采纳此策，在一一五一年四月，毅然下诏迁都。有人图画燕京宫室制度，依阴阳五行规划营建。海陵王驳斥说：“国家吉凶，在德不在地。如果皇帝不好，占卜善地，又有什么用？”海陵王坚决反对阴阳五行的迷信，任命右丞张浩主持修建燕京都城。三年完工。一一五三年，金朝把都城迁到燕京。海陵王下令，改燕京城为中都，原析津府改名大兴。汴京为南京，中京（原辽中京）大定府为北京，辽阳府仍为东京，大同府为西京。年号改为贞元。
主持营建中都的张浩，本是辽阳渤海人，曾祖张霸在辽作官。渤海在唐时已通用汉字，张浩熟通汉文化。金太祖时降金，为太祖办理文字事务。太宗、熙宗时，前后受命修宫室、定朝仪，“管勾御前文字”。宗弼杀田珏一党的汉官，朝廷文事多交由张浩办理。海陵王即位，张浩行参知政事，进为尚书右丞。张浩营建中都城，周围九里三十步。仿汉人都城宫室制度。城正门称宣阳门。门内东西分设来宁馆、会同馆，接待宋朝和西夏等使臣。都城中的内城是皇帝的官城，建造宫殿九重，三十六殿。皇帝宫殿居于正中。内城之南，东边建太庙，祭祀太祖、太宗等祖先。西边是尚书省。内城之西有同乐园、瑶池、蓬瀛、柳庄、杏村等，是皇室贵族游乐之所。
金初上京官殿，极为简朴。熙宗时，修建宫室，又开始制定朝仪，设置护卫，但仍很简略。海陵王迁都中都，仿宋朝制度，设立盛大的仪卫。一一五三年三月，海陵王入中都城，仿宋制，乘玉辂（音路lù），服衮冕。皇帝用黄麾仗（出行时的一种仪仗）一万零八百余人，骑三千九百余，共分八节，皇帝、皇太后、皇后等在第六节。海陵王以盛大的仪仗队，浩浩荡荡地进入中都，显然是为了提高皇帝的权威，以巩固他的统治。但“伊然汉家天子”，也表明他在进一步接受汉文明。
金初皇帝，承袭辽朝的“纳钵”制度，外出游猎，称“刺钵”，或建“行宫”。熙宗在混同江和临潢好水川建行宫，又在撒里乃地“避暑”驻夏。海陵王迁都中都后。在中都西南大房山建行宫，号磐宁宫，在良乡和中都近郊射猎习武。海陵王在仿汉制建宫室的同时，继承纳钵制，外出射猎，以保持女真服劳讲武的传统。
海陵王迁都后，又在大房山营建“山陵”，把太祖、太宗的棺木从上京迁到这里安葬和祭祀。一一五七年十月，海陵王又下令，拆毁上京会宁府的旧宫殿和女真各大族在上京的住宅，平作耕地。同年，又对原来封有王爵的贵族，一律削封，立限毁抹带有王爵字的一切公私文书和墓碑。这些措施，无疑是对女真旧贵族的沉重打击。海陵王还把已被镇压诛杀的女真贵族的家属妇女，纳入后宫。从政治上说，这显然也是为了防止她们的反抗活动，以巩固皇权的统治。
海陵王迁都中都和一系列措施的完成，在金朝的发展史上是一个重要的标志。它标志着，女真贵族中保守派与改革派的斗争，发展到了一个新的阶段。以海陵王为代表的革新派，取得了决定性的胜利。
四、社会经济方面的改革措施
海陵王统治时，在社会经济方面，也采取了一些改革措施，主要是继续迁徒女真人南下耕种和印造交钞。
女真人南下耕种 海陵王继续实行女真人南迁的政策。迁都中都后，大批女真贵族和平民，从上京一带南下。南迁的女真猛安、谋克户，需要大量田地安置。一一五六年二月，海陵王派刑部尚书纥石烈娄室等十一人分别在大兴府、山东路和大名府各地拘收原侵官地和荒闲的牧地，官民占据的逃户地，以及大兴府、平州路僧尼道士占据的田地，授予南迁的女真猛安、谋克户耕作。一一五八年，又把中都屯军两猛安迁到南京（汴京），分地安置。女真人散处在汉人村落之间，汉人封建经济和封建文化的影响更加扩大了。
印钞铸钱 金朝建国以来，没有铸造货币，只沿用辽、宋的旧钱。海陵王迁都后，一一五四年，命户部尚书蔡松年主持印制交钞，与铜钱并行。钞分一、二、三、五、十贯五种，叫作大钞。一、二、三、五、七百文五种，叫做小钞。交钞流通使用，以七年为限，以旧换新。朝廷设交钞库，管理印造、兑换事务。库设使、副使各一员。
一一五七年，金朝又开始自铸铜钱。下令禁止铜出境。一一五八年，在中都设铸钱监二，京兆设铸钱监一。三监铸造“正隆元宝”钱行使。
朝廷制造交钞和铜钱，从而掌握货币流通，进一步从经济领域加强了中央集权的统治。
五、侵宋战争和各族人民的起义
统一江南的准备 海陵王统一制度，加强了中央集权的统治后，便又策划南侵宋朝，进而统一江南。金朝统治集团内，由此又展开了不同意见的争论。海陵王问尚书令温都思忠：“何时可以灭宋？”思忠说：“当以十年为期。”海陵王说：“怎么能这么久？我想以月计算。”思忠说：“太祖伐辽，还要数年。现在百姓愁怨，师出无名，江淮暑热不能久居，不能以岁月为期。”海陵王说：“自古帝王混一天下，然后可为正统。”海陵王没有能够得到温都思忠的支持，又召汉臣、吏部尚书李通、翰林承旨翟永固；宣徽使敬嗣晖、翰林直学士韩汝嘉等议论。海陵王对李通说：“朕要迁都汴京，加兵江左，使海内统一，卿意如何？”李通回答说：“天时人事不可失。”翟永固说：“燕都刚修成几年，岂可再营汴都！江南厚币尽礼，岂可无名出师！臣以为二事俱不可。”敬嗣辉赞同李通，韩汝嘉赞同翟永固。翰林侍讲学士施宜生随带画工使宋，回朝画临安图进献海陵王。海陵王命作画屏，题诗其上，说：“万里车书一混同，江南岂有别疆封？提兵百万西湖侧，立马吴山第一峰。”（一说翰林修撰蔡洼代作）海陵王把消灭宋朝、统一江南作为他的斗争目标。为此目的，作了如下的一些准备。
营建汴京——一一五八年，海陵王命左丞相张浩和敬嗣辉修建汴京宫室，作迁都南侵的准备。张浩等将宋朝原在汴京的宫室台榭，全部拆除，据说是“片瓦不留”，然后全部重建。一一六○年，将印造钞引库迁到汴京。一一六一年四月，百官先赴汴京治事。海陵王在汝州行官射猎。五月，到达汁京，作进兵江南的部署。
调兵、造船——一一五九年二月，为准备侵宋，下令征调各路猛安谋克军，凡年二十以上、五十以下，一律纳入军籍，听候调遣。猛安谋克军以女真兵为主，也包括了契丹和奚族，共约正军十二万，合副军（阿里喜）共二十四万。一一六○年七月，又签发诸路汉军（包括渤海），除中都、南京两路外，其余十五路，每路签汉军一万。海陵王又从猛安谋克军中挑选强健能射者五千人，亲自阅试，号为“硬军”。海陵王说：“签兵数十万，只是强大声势。取江南，有这五千人足矣。”
海陵王也作了战船和武器的准备。一一五九年，命工部尚书苏保衡在通州督造战船，海陵王亲自去察看。又命各路总管府督造兵器，并将各路旧存兵器全部集中到中都。各地制造兵器所用材料，都从民间征调。村落间，往往要杀牛来供应筋革，广大农民由此增加了沉重的负担。
镇压反对派——海陵王决策南侵，各族官员中都有人持不同的意见。江淮人祁宰为太医使，入官为元妃治病，面奏海陵王说：“宋人无罪，师出无名，是人事不修。舟师水涸，是地利不便。”激切反对灭宋。海陵王大怒，杀祁宰。尚书左丞、契丹人耶律安礼密谏南代，海陵王不听。女真贵族中反对南伐的代表是皇太后徒单氏。海陵王生母大氏在海陵王即位后已病死。海陵王迎奉徒单太后入中都，居寿康宫。徒单太后认为“国家世居上京”，对迁都燕京不满，更反对进兵江南。徒单太后谏海陵王不听，又告枢密使仆散忽土（即仆散师恭）。海陵王认为，忽土领重兵，太后“或有异图”，即命护卫杀徒单太后。海陵王杀太后，朝中震动，反对南侵的意见，不敢再讲了。
各族人民的起义 金朝建立以来，各族人民不断掀起反抗斗争。海陵王征兵南侵，“征敛烦急”，官吏借此为奸，富室用贿以免，贫者困乏破产，因此各族人民的起义更加风起云涌，冲击着金朝奴隶主、封建主的统治。
山东开山赵起义——山东沂州临沂人赵开山，早在一一五八年，领导当地农民起义。为表示抗金的决心，把姓名倒置，以开为姓。起义发动后，参加者有一万多人，攻占密州、日照等县。起义军在作战中，不断壮大，发展到三十多万，在淄、齐等州向金军猛攻。
东海张旺、徐元起义——一一六○年春，海州东海县民张旺、徐元等，因不堪金朝的“苦虐”，率领数千人武装起义，杀死县令。东海县人房真等到海州向官府告密。州、府派人到县察看形势，被起义军杀死。州、府合兵围攻起义军数月，起义军英勇抗敌，金军不能得逞。海陵王派遣在通州监造战船的原中都兵马都指挥使徐文，与步军指挥使张弘信等率舟师九百浮海去镇压。海陵王对徐文说：“朕意不在一个城邑，将以试一试舟师。”六月，徐文等到东海，残酷镇压起义。徐元、张旺被俘，起义军五千多人在作战中被杀牺牲。
契丹撒八、窝斡等起义——海陵王征兵侵宋，派牌印燥合等征发西北路契丹丁壮从军。契丹人因西北路邻近各游牧族，恐怕丁壮从军后，遭到邻族的侵掠，请求免征。燥合不敢回奏，继续督促起兵。契丹译史撒八与孛特补等愤起杀燥合和金朝招讨使完颜沃侧，夺取招讨司所有兵甲三千副，举行起义。推都监老和尚为招讨使。西北路各族人民纷纷起而响应。山后、山前广大牧民杀金朝群牧使。五院部牧民杀金朝节度使，响应撒八。辟沙河千户十哥等杀金朝乌古迪烈招讨使乌林答蒲卢虎，领兵趋西北路，与撒八兵合。咸平府谋克、契丹人括里与当地富室奴隶二千人起义，攻下韩州及柳河县，接着占据咸千府，打造器甲，扩大队伍。括里引兵进攻济州，途中在信州遇金军激战，战败，向西南转移，与撒八起义军会合。一时之间，西北路契丹等各族人民汇合成一般巨大的起义洪流。
一一六一年五月，海陵王在赴汴京途中，任命右卫将军萧秃刺等去镇压契丹人民的起义。六月，又派枢密使仆散忽土和西京留守萧怀忠领兵一万，会同萧秃刺部前去镇压。萧秃刺被撒八军击败，退守临潢。撒八等见金朝大军将到，率部向西北转移，沿龙驹河西行，企图投奔西辽反金。仆散忽土、萧怀忠等追到河上，不及，还军。海陵王闻讯大怒，杀死仆散忽土和萧怀忠；又命枢密副使白彦恭为北面兵马都统，开封尹纥石烈志宁为副；中都留守完颜彀英为西北面兵马都统，西北路招讨使唐括孛古的为副；联合进兵，追剿撒八。
撒八率军西撤的路上，起义军内部发生了分歧。撒八主张投奔西辽反金。原居山前的起义者不愿远行，主张回军去占领契丹人的故乡临潢。移刺窝斡和陈家等杀撒八，拘捕老和尚、孛特补等，窝斡自称都元帅，领兵东还，在临潢府东南新罗寨驻营。
单州杜奎起义——一一六一年八月，南京路单州百姓在杜奎领导下举行起义。起义军攻占了州城。海陵王派遣都点检耶律湛、右骁骑副都指挥使大磐等领兵镇压。
大名府王九郎起义——一一六一年九月，大名府百姓在王九郎（王九、王友直）领导下起义，占据州城。
起义军发展到数万人，所到之处，各地人民纷起响应，大者连城邑，小者保山泽。起义军声势浩大，有时仅十多骑，打着旗帜出行，官军也不敢接近。王九郎起义震动了河北。
济南府耿京起义——一一六一年，济南府农民耿京、李铁枪等六人，因金朝赋税的繁重，“不能聊生”，率领当地农民起义，攻取莱芜县、泰安军。山东各地小股起义军贾瑞、辛弃疾等率部来附。农民军在作战中不断壮大，发展到数十万人，给予金朝统治者以很大的打击。
太行陈俊起义——太行山一带一直分布着人民抗金队伍，坚持与金朝统治者作斗争。海陵王南侵，太行人民又在陈俊等领导下大规模起义，从后方给予全军以重大的威胁。
海陵王整军南下，进入汴京。北起上京路、咸平路，南到河北、山东、河东等路，各地各族人民的起义，如火如茶。金朝后方的统治动摇了。
东京政变和海陵王的败亡 在人民起义的浪潮中，海陵王仍然按原计划南下侵宋。一一六一年九月问，金兵分四路出发。海陵王亲自率领三十二总管兵，进军寿春。枢密使完颜昂为左领军大都督，尚书右丞李通为副，尚书左丞约石烈良弼为右领军大都督，判大宗正乌延蒲卢浑为副，随从海陵王进兵。另一路由工部尚书苏保衡为浙东道兵马都统制，率领水军，从海道进攻临安。太原府尹刘萼（刘元宗子）为汉南道行营兵马都统制，自蔡州进发，攻打荆襄。河中府尹徒单合喜为西蜀道行营兵马都统制，由凤翔攻打大散关，待命入川。海陵王出兵，太子光英在汴京留守，尚书令张浩、左丞相萧玉、参知政事敬嗣晖等在汴京处理政务。
十月初八日，海陵王率领大军渡过淮水，进兵庐州，就在这前一天，东京辽阳府发生了政变。
太祖孙曹国公完颜雍（乌禄，宗辅子）这时任东京留守，是女真贵族中有声望的人物。秉德以谋立葛王（完颜雍）罪被杀后，完颜雍自海路献珍宝以表明他的忠诚。海陵王命渤海人高存福为副留守，监视完颜雍的行动。海陵王杀徒单太后等女真贵族，完颜雍更处在惊慌之中。契丹撒八等起义，完颜雍出兵阻击括里。海陵王命婆速府路总管完颜谋衍（完颜娄室子）领兵五千助战。海陵王自辽东征调大批女真兵南下侵宋，女真兵乡不愿南下。行至山东时，南征万户、曷苏馆女真猛安完颜福寿等领一万多人，中途叛变，逃回辽阳。完颜福寿与完颜谋衍等在辽阳发动政变，杀高存福，拥立完颜雍（金世宗）作皇帝。十月初八日，金世宗下诏废黜海陵王，改元大定。完颜谋衍为右副元帅，福寿为右监军。
海陵王率领的侵宋军继续进兵。汉南道刘萼部攻取宋通化军、蒋州和信阳军。别部徒单贞领兵二万人，大败宋建康都统王权于盱眙，进取扬州。前锋攻占和州。海陵王到和州指挥作战。宋兵来战，兵部尚书耶律元宜（契丹降将慎思子）击退宋兵，斩首数万。十一月，任命元宜为浙西道兵马部统制。海陵王驻军江北，指挥渡江。宋中书舍人虞允文率军驻于采石镇，出兵迎战，金军败退。海陵王还军和州，进驻扬州。
这时，金世宗在东京的政权，逐渐巩固。中都留守阿琐等起而响应。金世宗决定迁赴中都。海陵王统率下进攻四川的一路和山东自海道进军的一路，相继被宋军战败。金军士气涣散，海陵王孤军作战，日益陷于孤立了。
十一月二十六日，海陵王集中兵力，勒令将土于次日在瓜洲渡渡江。次日拂晓，耶律元宜率领将士袭击海陵王营帐，海陵王被乱箭射死。尚书右丞李通、浙西道副统制郭安国等都被杀。元宜代行左领军副大都督事，领兵北还。海陵王统一江南的事业，完全失败了。
（二）金朝封建统治的巩固和经济的发展
金世宗即位后，面对着契丹和汉族农牧民大起义，海陵王南侵受挫，金朝内部陷于一片动乱的局面。世宗力求争取各族贵族、臣僚的支持，以稳定他的统治。
太保、枢密使完颜昂在耶律元宜杀海陵王后，派使者到南京杀太子光英，向世宗上表祝贺即位，一一六二年入朝世宗，任都元帅，仍为太保。留守南京的太傅、尚书令张浩，也在海陵王被杀后向世宗上贺表。一一六二年入朝，封太师，仍为尚书令。世宗对张浩说：“你在正隆时作首相，哪能无罪？因为你在省十几年，练达政务，所以还用你作相。你当自勉，不要辜负朕意。”世宗也力争领兵在外的将领的支持。白彦敬、纥石烈志宁领兵镇压契丹农牧民起义军，行至北京，曾一起密谋起兵攻世宗，又杀世宗派来的使者。海陵王死后，白彦敬、纥石烈志宁降世宗。世宗任用白彦敬为曷苏馆节度使，又召入朝，任为御史大夫。仍以纥石烈志宁为临海节度使，领兵去镇压契丹起义。苏保衡在南侵中战败，世宗召至中都，命他到山东去镇压人民起义。海陵王时的文武官员，继续任职，逐渐被世宗所争取。
一一六二年，耶律元宜自军中到中都朝见，世宗任为御史大夫。不久，又改为平章政事，规措镇压契丹起义。世宗采取兼容并包的策略，较为顺利地稳定了他的统治。
一、农、牧民起义的失败
世宗即位后，各族人民的起义队伍，在继续进行战斗。
济南耿京领导的农民起义军在海陵王南侵时，派遣贾瑞、辛弃疾等渡过长江，与南宋联络。世宗即位后，金朝收买起义军中的叛徒张安国，在海州杀死耿京。辛弃疾回海州后，杀张安国，率部投附了宋朝。
大名王友直起义军，遭到金军残酷镇压，也率部投宋抗金。山东开山赵起义军在一一六一年十一月，与宋李宝军会合，打击了海陵王南侵的金军。
华州蒲城农民在杨万、李孝章等率领下，在一一六一年冬起义，围攻蒲城，战斗四月之久。大定二年（一一六二年）正月，世宗派出重兵镇压，起义军遭到失败。
面对金世宗的残酷镇压，山东、河北等路的农民仍在各地坚持斗争。滕阳军和沂州之间来二郎领导的起义队伍遭到镇压后，转移到蒙山山中，继续战斗。河北任郎君、李川等领导的起义军，不断攻打城市，夺取官物。徐州一带，有江志领导的农民军，在附近各地活动。但是，世宗即位后，面临的最大的威胁，还是北方声势浩大的契丹族农、牧民赵义。世宗集合重兵去镇压，契丹农、牧民展开了艰苦卓绝的斗争。
窝斡杀撒八后，称都元帅，率领起义军到临潢府东南新罗寨。世宗派契丹人移刺扎八去招降。扎八见窝斡兵强马壮，决定归附起义军。窝斡领兵攻打临潢府，擒金总管移室懑。起义军发展到五万人。正隆六年（一一六一年）十二月，窝斡称皇帝，建年号“天正”。世宗命元帅左都监吾扎忽等领兵救临潢。这时，窝斡军已转攻泰州。金军追上起义军。两军对阵，吾扎忽部押军猛安、契丹人忽刺叔率所部起义，响应窝斡。金军大败。窝斡军进攻泰州，金泰州节度使乌里雅顽抗，战败，仅以数骑逃走。起义军声势大振。
大定二年（一一六二年）正月，金右副元帅完颜谋衍率领各路军镇压窝斡。世宗使用镇压与招降的两面策略，下诏说：契丹起义军能自动投降者，皆不问罪。奴婢可释放作乎民。能捕获窝斡者，封官授赏。
契丹起义军括里部进攻韩州，得知金大军将至，转攻懿州、宜州。完颜谋衍屯军懿州庆云县，奏请朝廷增兵护送粮饷。世宗命南征北回的士兵前往集结。窝斡自泰州攻济州，企图邀截金朝的粮运。完颜谋衍与右监军完颜福寿、左都监吾扎忽合兵，共甲士一万三千人，以易懒路总管徒单克宁等为左翼，临演节度使纥石烈志宁等为右翼，率领轻兵袭击起义军。起义军中乣者和弟孛迭等叛变降金。他们密告金军说：“起义军辎重离此不远，如出兵攻劫，窝斡必然还救。”四月初，完颜谋衍依计进攻，窝斡还军，在长泊遭到徒单克宁部的袭击。金左翼万户完颜襄率领的别部自起义军背后邀击。起义军败退。完颜谋衍纵军劫掠，不敢追击。
窝斡率军西走，到临潢西南霿河河（霿音梦mèng，音松sōng）。数日后，完颜谋衍的追兵才赶到。两军展开激战。起义军射中纥石烈志宁左臂，顺风纵火，在烟雾中猛击金军。不料风止，大雨倾注，金军反击，起义军败走。渡过溪涧后，起义军返回袭击金军，金军败退到涧北。
完颜谋衍驻军桓州白泊，逗留不进。窝斡自懿州转攻川州，向山西进军。北京大定府金军不敢出战。起义军越来越接近中都了。
金世宗见金军作战不胜，下诏切责，召完颜谋衍、完颜福寿回中都，解除兵权。六月，改命尚书右丞仆散忠义为乎章政事兼右副元帅，纥石烈志宁为元帅右监军，又起运中都弓一万五千张、箭一百五十万支去懿州。另任济州押军万户温迪罕阿鲁带以兵四千屯驻古北口等处防守。
窝斡率领起义军八万，西走花道，与金仆散忠义军相遇。起义军击败金军左翼，金右翼来救，窝斡率主力自花道往西转移，至袅岭西陷泉。仆散忠义、纥石烈志宁等领军赶到，起义军大败，窝斡率余部转入奚族居地。窝斡收集散兵一万余人，又补充奚兵，在速鲁古淀、古北口、兴化之间转战，击败温迪罕阿鲁带的守军。八月，世宗命西南路招讨使、都统完颜思敬领兵入奚地，与金主力军会合追讨。窝斡北走沙陀。
纥石烈志宁部曾俘获起义军将领、奚族猛安稍合住，又把他放回起义军，要他拉拢亲信，伺机擒捕窝斡，许给官赏。稍合住叛变，回起义军作内奸，隐瞒被俘投敌真相，并在起义军将领间挑拨离间，涣散军心。九月间，稍合住擒窝斡，到完颜思敬军投降。窝斡被押送到中都，牺牲。
窝斡牺牲，契丹农、牧民起义军遭到严重挫折。金军乘势进攻。起义军的枢密使逐斡、都元帅丑哥等三十多人相继战败被俘。纥石烈志宁等又追击起义军到燕子城，起义军被镇压而失败。括里、扎八等率领部众南走，投附宋朝。此后，金世宗一再派出官员去“招抚”起义军余部。但起义军拒不投降，继续在北京、临潢、泰州等地战斗。直到一一六四年五月，起义军余部领袖蒲速越被俘牺牲，起义才完全被镇压下去。
在镇压契丹农牧民起义军的同时，世宗又采取种种措施，加强对契丹人民的统治。契丹族成为金朝最受压迫的民族。一一六三年，世宗下诏废除契丹族猛安谋克的编制，把曾参加起义的契丹人分别编入女真猛安谋克部，使契丹人与女真人杂处，接受女真官员的直接统治。契丹人除官员年老者可留马一、二匹外，其余马匹，一律由官府“括买”，不得保存。世宗括买马匹，显然意在防止反抗，但边地的契丹牧民由此也不得不改变其生产方式，无法再从事游牧狩猎，而只能和女真人一起从事农耕。
一一七七年，四名契丹押刺（即拽刺）随从监察御史完颜觌古速（觌音敌dí）巡察边地，乘机逃往西辽。世宗得报，说：“耶律大石（西辽）在夏国西北，窝斡作乱，契丹人响应，朕已释罪，反侧之心仍然不止。倘若大石派人来离间、引诱，必然要生边患。”于是下诏，把曾经参加过起义的契丹人全部迁到上京、济州、利州等地安置，使与女真人杂处，并与女真人通婚。世宗认为这些措施，使契丹人和女真人“男婚女聘，渐化成俗”，是“长久之策”。西北路没有参加起义的契丹人和被释放的奴隶也都迁徙到乌古、石垒部地，迫令耕作。世宗企图用这些办法来消除契丹族的反抗，其结果是加速了这些地区契丹和女真族的融合。
世宗曾对大臣们说：“海陵王时，契丹人颇受信任，但后来掀起叛乱，很多功臣被杀。足见契丹人的野心。”大臣唐括安礼说：“圣主博爱，对待各族，不宜有分别。”世宗说：“我并非有所分别。如果有边患，契丹人岂肯与我们一条心啊！”海陵王时，镇压女真贵族，大批起用契丹官员参预军政。世宗镇压契丹农牧民起义后，对契丹族多方防范，契丹人民遭受着最为沉重的民族压迫和阶级压迫。
二、对宋战争和世宗统治的巩固
金、宋战争 海陵王被杀后，金南侵大军北还。河北、山东、陕西等路召募的征南步兵，都放免还家。都元帅完颜昂在山东，经略边事。一一六二年冬，金世宗镇压了契丹农、牧民起义后，又调派右丞相仆散忠义统领重兵侵宋，仆散忠义驻扎南京，指挥军事。又以纥石烈志宁为左副元帅，领兵出战，驻军睢阳。
这时南宋的状况是，孝宗即位后，任用抗战派名臣张浚出帅江淮，准备北上收复失地。一一六三年夏，契丹农、牧民起义军首领括里、扎八等战败后，投附宋朝，说夏季久雨，金军弓胶溶解，不便骑射。建策南宋出兵。五月间，张浚命李世辅、邵宏渊领兵攻占灵璧、虹县，进而占领宿州。金宿州防御使乌林答刺撒兵败，被金朝处死。纥石烈志宁领金兵一万人，自睢阳出发，反攻宿州。五月二十日，纥石烈志宁领大兵，驻州东南，另在州西满布旌旗，设为疑兵。李世辅领兵向州西进击，金军由右翼万户夹谷清臣统领的先锋军出击，李世辅军败退。次日，宋军全军出战，纥石烈志宁、夹谷清臣等大败宋军。李世辅败退到符离，宋军损失惨重。南宋派使臣求和。和议未定。一一六四年十月，仆散忠义、纥石烈志宁再次发兵侵宋，压迫南宋就范。金军波过淮水。徒单克宁部攻占盱胎及濠、庐、和、滁等州。十二月，宋朝派使臣魏杞求和。大定五年（一一六五年）正月，议定宋朝割让海、泗、唐、邓等州及商、秦两州地给金朝。宋对金称侄皇帝，不再称臣。每年向金贡献银、绢二十万两、匹。此次和议后，金、宋约三十年间，不再有大的战事。
定都中都 世宗统治集团对内镇压了契丹、汉族人民的起义，对外迫使南宋求和，订立了和议，进一步巩固了它的统治。
海陵王自上京迁都中都，制定了以汉人居住地作为统治中心的国策，遭到女真保守贵族的反对。世宗在东京即位后，一些女真贵族又建策还都上京。世宗母舅、参知政事李石对世宗说：“现在正隆（海陵王）远在江淮，寇盗（指各族起义军）蜂起。百姓引领东向，宜在此时直赴中都，据腹心以号令天下，是万世之业。愿陛下不要被众人的议论所牵扯。”利涉军节度使独吉义（易速馆女真）自白彦敬处来投世宗，受命任参知政事，也对世宗说：“现在正隆已渡淮，窝斡的势力还没有太盛，将士在南，家属都在此。还是早去中都为好。”世宗采纳去中都的建策，一一六一年十一月启程，十二月到达中都。世宗继续定都在中都，这就清楚地表明，他在推翻海陵王后，仍然继续实行海陵王直接统治汉地的国策。
修订官制 金世宗即位后，命吏部侍郎石琚（音居 jū。汉人）详定制度（官制）。大定二年（一一六二年）十二月，新定制度，由尚书省颁行。新定官制基本上仍然继承海陵王时的政治制度，只是稍加增损，减并冗繁。较重要的改动，是宰相增设平章政事二人。海陵王废除三省，政权集中到尚书省，设尚书令和左右丞相，废除平章政事。金世宗新定制度，尚书令、左右丞相和平章政事为宰相官，左右丞、参知政事为执政官。宰相增员，显然是为了便于更多的官员参预政事，以巩固他的统治。
多民族的统治核心的形成 海陵王广泛任用契丹、渤海和汉人参预军政。世宗继承这个用人政策，更为广泛地吸收各族人。金朝建立的初期，皇族完颜氏掌握军政全权。海陵王镇压大批皇族反对派，多用汉人、契丹人和渤海人执政。世宗镇压契丹农、牧民起义和对宋停战后，任用非皇族的女真各部贵族，包括反对过他的贵族，来巩固金朝的统治。随从海陵王侵宋的仆散忠义镇压契丹农、牧民起义后，任右丞相，侵宋还师，又进为左丞相。纥石烈志宁曾与白彦敬等起兵反世宗，降附后，领兵镇压契丹农、牧民起义，世宗任为左副元帅，与仆散忠义侵宋，作战有功。世宗下诏给纥石烈志宁说：“卿虽年少，前征契丹，战功最多，现在又破大敌（南宋），朕甚嘉之。”
金、宋和议订立后，一一六五年，纥石烈志宁进拜乎章政事，位列宰相；一一六六年，又任为枢密使。徒单部人徒单合喜，海陵王时任西蜀道兵马都统，世宗即位后，仍为陕西路统军使，又改任元帅右都监，败宋吴璘军，收回陕西十六州地；一一六七年，进为枢密副使。回怕川纥石烈部约石烈良弼，海陵王时为尚书右丞。世宗命他招抚契丹族人，进为平章政事，又进为右丞相。纥石烈良弼在相位多年，是世宗朝重要的文臣。世宗母舅李石拥立世宗即位，由参知政事进为尚书令，是朝中渤海人的代表。汉人石琚（定州人）在熙宗时中进士第一（状元），世宗起用石琚修订制度、礼仪，一一六二年任参知政事。世宗对石琚说：“女真人往往直接作大官，不知民间疾苦。你曾作县官，民间何事不知，凡利害事都应陈奏。”石琚执政十多年，一一七七年进为平章政事，一一七八年又任右丞相，是世宗时汉人宰相的重要代表人物。契丹农、牧民起义被镇压后，贵族执政者不多，但如移刺道（乙室部人），海陵王时为都督府长史，世宗起用力户部尚书，进至平章政事，位列宰相。世宗统治的三十年间，自参知政事以上的宰相、执政官中，宗室完颜部贵族前后共七人，非完颜部的女真贵族十五人，汉人十四人，契丹、渤海人各二人。金世宗任用非皇族的女真官员，又大批任用汉人、契丹人和渤海人，形成了一个多民族的统治核心，从而巩固了金朝的统治。史称金世宗为“小尧舜”，就是反映了这一时期的金朝统治集团，保持了相对的稳定。
全真教的建立 金朝的统治稳定后，一些汉族地主文人，被吸收到统治集团的行列，也有一些人不愿在金朝作官，又不去进行反抗，而走向了消极隐遁的道路。山东、河北一带出现的全真教，就是这样一个披着宗教外衣的汉族地主文人的在野的集团。咸阳人王喆（音哲zhé），是当地的大地主，研习儒经，又隶名武选，后在终南山弃家立教。一一六七年，去山东宁海，与当地儒者马钰（丹阳）结识，与谭处端（长真）、刘处玄（长生）、邱处机（长春）、王处一（玉阳）、郝璘（广宁）和马钰的家人孙氏（号清静散人）等，合称七真人，王喆自称重阳真人。创立全真教，在山东传播。入教者，讲儒经和道德经，只是节制饮食色欲，淡泊自适，不参顶政事，并没有什么完整的教义或教规可言。名曰宗教，实际上只是地主文人相互联络的集团。他们不在政治上与金朝统治者合作，但屈服在金朝的统治之下，用全真教作掩护，过着清闲的地主生活，作诗文唱和。一一六九年，王喆自山东回陕西，在汴京病死。邱处机（登州栖霞人）自东莱西入潼关，先后住在磻溪和龙门山十余年。一一八八年二月，世宗自终南山召邱处机到中都传教。这年秋天，邱处机得世宗准许，再去关中。全真教的领袖邱处机遵奉金世宗的征召，在中都半年，表明了他们对金朝统治的拥戴。金世宗承认全真教的合法地位，也表明他已争取到全真教汉人地主文人在野集团对他的统治的支持。
沧州人刘德仁又创大道教，信教者“散于郡县，皆能力耕作，治庐舍，联络表树，以相保守。”实际上也是和全真教同样性质的地主阶级的社会集团。一一六七年，世宗召刘德仁入居京城天宝宫传教，并赐予东岳真人称号。
三、女真族封建关系的发展
自海陵王到世宗时，金朝逐渐消除着女真奴隶制的政治制度，全面地采用了汉人封建制的政治制度，并逐步确立了以女真贵族为主，结合汉人、契丹和渤海等统治阶级的多民族的统治核心，从而稳定了金朝的统治。金朝政治上的这个变化，反映了社会经济关系的变化。在此期间，女真奴隶制的经济关系，正在逐渐向着封建制的关系过渡。虽然女真族内部依然保持着严重的奴隶制的残余，但封建制的经济关系日益成为主要的剥削形态。
封建制租佃关系的发展 自金熙宗时起，女真猛安、谋克户即陆续大批地南迁到燕山以南、淮河以北。海陵王时，又陆续把上京完颜部宗室迁到中都、山东及河东等地。世宗继续实行这一政策，女真猛安、谋克户分布在各地，与汉人杂处。据一一八三年八月的统计，共有猛安二百零二，谋克一千八百七十八，领户六十一万五千六百二十四，人口六百十五万八千六百三十六。其中正口四百八十一万二千六百六十九，奴婢口一百三十四万五千九百六十七。据一一八七年的统计，金朝统治下的女真人、汉人、契丹人等各族人户的总数为六百七十八万九千四百四十九，人口四千四百七十万五千八十六。女真猛安谋克人户，约占金朝全国总户数的百分之十一。
金朝初年，女真猛安谋克户，计口授田耕作，有战事则出兵作战。大小奴隶主役使奴隶生产。女真猛安谋克户大批南迁到汉人住地，与汉人杂居，猛安谋克领授的耕地，成为汉族地主庄田所环绕着的若干小点，散落在封建祖佃制的汪洋大海中。居住在金朝内地的猛安谋克户，也由于汉族和契丹人户大批北迁，而陷于封建庄田的包围之中。封建的租佃制关系从多方面对女真族的奴隶制和投田制发生深刻的影响。海陵王和世宗时代，金朝发动的战争，不再大规模地掳掠奴隶。一一六五年金、宋和议订立后，基本上停止了对外作战，断绝了从俘虏中补充奴隶的途径。封建租佃制的生产方式在女真族中从两个方面发展起来：（一）一些占有奴隶的女真猛安、谋克，出卖奴隶，而把占有的田地租给汉人农民耕作，收取地租。（二）一些女真猛安、谋克民户，在战争停止后，不再回到自己领受的田地里去耕作，也把田地租给汉人农民耕作，收取地租。女真民户不断发生地主与农民的阶级分化。
出卖奴婢——一一八○年，上京路女真人户出卖自己的奴婢，致使耕田者减少。世宗曾下诏禁止。一一八一年，又禁止山东、大名等路猛安、谋克户，出卖奴婢，将田地租佃。这些记载说明，无论在金朝内地还是汉人居地，女真猛安、谋克户出卖奴隶，采用租佃制剥削农民的现象都在发展。前引一一八三年的统计数字也表明，各地猛安谋克户，每户平均占有奴婢不过二点一口，每人占有奴婢不到零点三口。虽然奴隶只集中在少数猛安、谋克等首领手中，但总数的减少，也说明奴隶在生产中已经不再占有重要的地位。
金世宗时，皇室贵族仍然占有大批奴隶。《金史·食货志》记载，一一八三年的统计，在京都的宗室将军司，有户一百七十，正口九百八十二，占有奴婢口三万七千八百八，垦田三千六百八十三顷七十五亩。平均每户占有奴隶一百六十三人，占有田地约两千一百六十七亩，谋克部内的贵族，一户也可占有奴婢二、三口。这些情况表明，在少数女真贵族大奴隶主中，仍然役使大批奴隶耕作，保留着奴隶制的严重的残余。
宫田租佃——金朝初期，内地的土地全由统治集团支配，授给民户耕作。南下侵占广大汉人居地后，在保存汉人地主经济的同时，也又把大量土地拘为官有，作为官田。一一五六年，海陵王曾拘括大兴府、山东、真定府等处的官地、荒地、逃绝户地、戍兵占佃地以及大兴府、平州路僧尼道士女冠的土地，都作为官田。宫田除授给猛安谋克户外，又令民户租佃，由官府收租。越来越多的土地。随着租佃制的发展，金朝官府和女真贵族大地主占据了大批的土地，残酷地剥削广大农民。
民户租佃——各地女真猛安、谋克民户，不耕不战，把领受的田地出租给汉族农民的现象，也在普遍发展。一一七六年间，世宗在一个诏书中说：“南路女真户颇有贫者。汉户租佃他们的田土，他们所得无几，费用不足。又不习骑射，不任军旅。”世宗诏令女真户中“凡成丁者签入军籍，月给钱米，在山东路沿边安置。”女真民户占有的田地有限，自己不生产，单靠地租过活，不足以维持生计。世宗采用签入军籍，每月发给钱米的办法来优遇女真民户，但出租田地的状况仍在继续发展。大定二十一年（一一八一年）正月，世宗对大臣们说：“山东、大名等路猛安、谋克民户，往往骄纵，不亲稼穑，不令家人耕作，全都租佃给汉人，只是收取地租。富家穿着纨绮，酒食游宴，贫者也争着效仿，要想家给人足，真是困难呵！”世宗又说：“要多派官员查实户数，计口授地，必令自耕。地有余而力不足者才许租佃给别人。”世宗重申了计口授地，但又允许力不足者出租，实际上是承认了租佃领地的合法，也反映出租佃制的发展不可抑止。这年六月，世宗又下令查阅各户人力，可耕顷亩，必使自耕，力果不足者，才许出租。一一八二年，世宗又发现猛安人户不自耕种，把田地全部出租，甚至有一家百口，不耕一垅，随即下令劝农官去查办。规定不耕种者杖六十，谋克四十，受租百姓无罪。这些情况说明，女真猛安、谋克屯田户，不自耕种，出租田地，剥削汉族农民的现象，已经不可阻挡地发展起来了。
放免“二税户”与奴婢 辽代贵族头下军州中的投下户和寺院的二税户，在辽朝西迁后，沦为金朝的奴隶，他们纷纷向官府陈告，要求放免。一一六二年，世宗诏令将确有凭证的二税户，放免为平民。金朝官奴婢中，原为平民籍没入官的，隶属宫籍，称监户。原为奴婢入官府的，隶太府监，称官户。一一六二年，世宗又诏令将海陵王时被杀官员家属入官籍监为监户者，放免。汉人官员刘玑任同知北京留守事，当地原被俘掳来的奴隶陈诉原为良民，刘玑一律将他们放免做平民。世宗认为，刘玑不查契券真伪，竟将刘玑贬官。这些事实表明，来源不同的各类奴隶，在逐渐摆脱奴隶的身分，恢复平民的地位。他们中间，无地可耕的人们，也只有去租种贵族地主的土地，成为佃客。
四、社会生产力的发展
马克思和恩格斯在论述古代世界向封建社会过渡时，指出：“定居下来的征服者所采纳的社会制度形式，应当适应于他们面临的生产力发展水平，如果起初没有这种适应，那末社会制度形式就应当按照生产力而发生变化。”①自从金朝统治者进入辽、宋统治下的汉人地区以来，是保存女真原有的奴隶制的社会、政治制度，还是适应汉人地区的状况，采纳封建制的社会、政治制度，一直在统治集团内部，存在着两种主张、两个派别的斗争。自海陵王到世宗统治时期，金朝基本上完成了向封建制的过渡。随着这种过渡的实现，社会生产力继续向前发展了。
在金朝统治下的辽、宋旧境的四千四百多万人口中，汉族人民仍然是绝大多数。广大汉族人民与契丹、女真等各族人民的辛勤劳动，推动了社会生产力的发展，有些部门甚至超过了辽、宋时期的水平。
畜牧业 海陵王末年发动侵宋战争，曾征调战马达五十六万多匹。在战争中，牲畜大批散失。正隆时原有九个群牧所，世宗初年仅剩下四个，有马一千多匹、牛二百八十多头、羊八百六十只、骆驼九十头。世宗在抚州、临潢府、泰州等地设立七个群牧所。自一一六八年起，下令保护马、牛，禁止宰杀，禁止商贾和舟车使用马匹。又规定对群牧官、群收人等，按牲畜滋息损耗给予赏罚。经常派出官员核实牲畜数字，发现短缺就处分官吏，由放牧人赔偿。对一般民户饲养的牲畜，登记数额，按贫富造簿籍，有战事，就按籍征调，避免征调时出现贫富不均的现象。对各部族的羊和马，规定制度，禁止官府随意强取。由于这些措施的实行，畜牧业逐渐恢复。一一八八年，马增加到四十七万匹、牛十三万头、羊八十七万只、骆驼四千头。一一九二年，南京路有牧地六万三千多顷，陕西路三万五千多顷。
农业 世宗时，金朝的统治相对稳定，注意恢复农业生产。一一九四年，章宗定制：能劝农田者，谋克每年赏银、绢十两、匹，猛安加一倍，县官升级；三年不怠情者，猛安、谋克迁一官，县宫升一等。如果农田荒芜十分之一，猛安、谋克都要受罚，笞三十；农田荒芜严重者，判徒刑一年；连续三年都荒芜者，猛安、谋克降一官，县官降级。
户口和垦田——世宗初年，金朝仅有三百多万户。二十年后，一一八七年迅速增加到六百七十八万九千户，四千四百七十万口。一二○七年，又增加到七百六十八万多户，四千五百八十一万口，为金朝户口“极盛”的一年。
由于广大汉族和女真、契丹等族劳动人民的努力开发，金朝猛安、谋克部等拥有的垦田，据一一八三年统计，共一百七十一万顷。其中属于猛安、谋克部占有的垦田一百六十九万零三百多顷。在京都的宗室将军司的垦田为三千六百多顷。迭刺、唐古二部五乣的垦田为一万六千多顷。这些数字还不包括一般汉族、契丹民户所占有的垦田。
从金朝初年起，女真族从内地大批南迁，不少从前荒芜的地区得到开垦，因而扩大了农田的面积。近年东北各地出土大批金朝铁农具，说明松花江、嫩江流域的大部分土地，已由各族农民垦为耕地。
各族劳动人民不断开发山区、开拓山田。张檝《婆速道中书事》诗：“泉源疏地脉，田垅上山腰。”边元鼎《新居》诗：“远斸山田多种黍。”（元好问：《中州集》）东京路的婆速府路、西京路的丰州、北京路的兴州等地农民都开垦了大量的山田，为发展农业生产作出了贡献。
农具——近年出土金朝的农业生产工具，相当齐全。北京路宗州一带有类似北宋洛阳铧的铁犁铧，分大、小两种。犁上附有分土器即铁“蹚头”（蹚音汤tāng），能疏松两侧的土壤，清除两侧的杂草，同时能向苗根培土。这种蹚头也分大、小两种。犁镜较河南禹县白沙镇出土北宋犁镜为落后，但犁牵引转动灵便，与元初王祯《农书》所绘形制相似。从犁的这些重要部件看，金朝的犁已经比辽朝有所进步。铁镰有直刃细柄、曲刃裤柄和曲刃拔镰式等三种。此外，还有锄、钁、锹、鱼形铡草刀、双股垛叉等铁制农具。这些完备的农具的出现，表明当地农业生产水平的提高。肇州、上京一带，铁制农具的形制大体与宗州相似，种类却更繁多。出土遗物，有犁铧、犁碗子（铧上的翻土器）、蹚头、锄、钁、镰、手镰、锹、铡草刀、垛叉、渔叉等。这些农具的使用，可以适应不同作业的需要，表明这些地区的农民已经加强田间的管理，农业生产由粗放式的经营转变为精耕细作。
农业生产情况——金朝占领的辽、朱地区，农业生产原来就比较发达。中都、河北、辽东、南京等路的农业居各路之先。来人许亢宗记载，中都路大兴府在金初就已是“果实稻粱之类靡不毕出，而桑柘麻麦、羊豕雉兔不问可知”（引自《三朝北盟会编》卷二十），农业已经相当发展。蓟州、河东南路、辽东路许多州也盛产水稻。南京路的土壤最适宜于种麦，产量较高。咸平、临潢、泰州等府、州的土地肥沃，奚族六个猛安部徒居到这里后，“精勤农务，各安其居。”（《金史·食货志》）
由于各族农民的辛勤耕作，生产出大批的粮食。全国常平仓每年约积粟一千二百多万石、米二百多万石。能够积存这样多的粮食，说明各族劳动人民每年生产的粟米的总额要相当这个数额的许多倍。
手工业 世宗时，由于大批奴婢获得解放，手工业得到较快的发展。
纺织——官府在真定、平阳、太原、河间、怀州等五处设置绫锦院，派官员“掌织造常课匹段之事”。这是五处规模较大的宫营手工业作坊。《金史·地理志》记载有“上贡”或盛产某种纺织品的地区，分布着许多私营的纺织业作坊。河北东、西两路，北宋时号称“衣被天下”，到金朝时相州产“相缬”，河间府产“无缝锦”，大名府产皱縠（音胡hú）和绢。河东南路平阳府产卷子布，山东西路东平府产丝绵、绫锦、绢，东京路辽阳府产“师姑布”，中都路平州产绫，涿州产罗。中都大兴府在金朝初年就已是“锦绣组绮，精绝天下”，丝织业居全国之冠，此后更加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