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七节 北伐战争和道学统治的确立

一一六一年，金帝完颜亮（海陵王）在军中被杀，金世宗即皇帝位。一一六二年，宋高宗退位，传位给孝宗（赵昚）。从此，宋、金对峙的形势进入了一个新阶段。金朝统治者着力巩固它的封建制统治，不再发动大规模的南侵战争。南宋王朝面临着两种选择：一是北上抗战收复失地；一是维持现状，在江南苟且偷安。南宋统治集团内由此形成抗战派和妥协派两个派别。孝宗、张浚发动第一次北上伐金的战争，遭到了失败。宁宗、韩侂胃发动了又一次北伐战争，再次遭到失败。以史弥远为代表的投降派控制了南宋王朝。

（一）北伐战争的失败

宋朝自真宗以来，历代皇帝都是太宗的子孙。高宗无子，收养太祖七世孙赵容做太子。孝宗即位，皇权又转入太祖一系，在当时统治集团中起着一新耳目的作用。孝宗在做太子时，就积极主张抗战。金完颜亮南侵，投降派纷纷要求退守，太子上书反对，请求亲自作前锋抗敌。给太子讲儒学的王府教授史浩，力言太子不能领兵，改请随高宗去建康。孝宗刚一即位，就召见主战的大臣张浚，说：“久闻公名，今朝廷所赖惟公。”张浚大力陈说主和议的错误，劝孝宗坚持进取。孝宗任命张浚为江淮东西两路宣抚使，统帅军马，加少傅，封魏国公。七月，孝宗又下诏，追复岳飞和岳云的官爵，依官礼改葬，岳飞的子孙也都特予录用。岳飞父子因抗金得胜而被害，引起人们长久的怀念和不平。抗战派官员和太学生多次上书为岳飞讼冤。高宗当然不予理会。孝宗即位，起用张浚，追复岳飞，表明对抗战派的支持。朝野上下，为之一振。

一一六三年初，张浚进为枢密使。史浩为右相，陈康伯为左相。孝宗又起用遭到秦桧诬陷，流蔼二十年的辛次膺（音鹰yīng）同知枢密院事。被秦桧以“妄议和好”的罪名贬斥的胡铨，也被召人朝。朝中的秦桧党人都被驱逐。从此，抗战派在朝中占了优势。右相史浩，成为朝中妥协派的代表。

完颜亮南侵时，吴璘自四川出兵，一举收复秦凤、熙河、永兴三路地区。史浩作相，草拟诏书，勒令吴动撤退。川陕宣谕使虞允文极力反对，当面向孝宗陈说利害。孝宗又后悔说：“史浩误我！”再次下诏要吴璘自己决定进止。但吴璘接到前一个诏书，不敢违抗，已开始被迫撤军。金兵追击，宋兵大溃败。原来已收复的地区，又被金朝夺去。

张浚出帅江淮，作北上抗战、恢复失地的准备。抗战派纷纷建策北伐。史浩又出来反对，主张修筑瓜洲、采石两处的城防，以保长江。这实际上是投降派放弃淮南计划的翻版。张浚认为：这是自动向敌人示弱，筑城防也应在淮河上的泗州。一一六三年四月，孝宗召见张浚，问恢复的计划。张浚请孝宗即日下诏，进驻建康，鼓舞将士北伐。史浩又持异议，说“先为备守，是谓良规。议战议和，在彼不在此”。张浚和史浩在殿上辩论，史浩根本反对恢复中原。张浚单独见孝宗，提出出兵渡江计划，得孝宗准许，不经三省，直接派兵出战。史浩听说出兵，大怒说：“我是宰相，出兵不和我商量，还当什么宰相！”上书攻击张浚、陈康伯，并请求辞相。孝宗罢免史浩相位，支持张浚出兵。抗战派胜利了。

金朝自一一六二年冬即派兵十万屯驻河南，扬言要攻取两淮。张浚大兵屯驻盱眙、泗、濠等州，金兵不敢轻动。一一六三年四月，张浚派濠州李显忠军、泗州邵宏渊军分道出击。

李显忠原名世辅，十七岁在绥德军随父李永奇从军抗金。李永奇一家二西人全被金兵杀害。李显忠招募兵士得万人，投吴璘，转至临安，高宗赐名显忠。绍兴间，李显忠曾和金完颜宗弼军作战，收复灵璧县。因奏呈“恢复策”力主抗战，被秦桧迫害贬官。完颜亮南侵，李显忠又被起用，收复淮西州县。孝宗即位，建策出兵取宿州、濠州，攻占汴京，以通关陕，收复河东。李显忠一贯坚持抗战，斗志是昂扬的。自濠州出兵，五月初即按计划攻下灵璧县。邵宏渊自泗州围攻虹县，不能下。李显忠派灵壁降卒，招降虹县金守将。李、邵合兵，进取宿州。宋兵渡濠登城，在城中奋勇巷战，斩首数千，胜利收复宿州城。捷报传来，孝宗亲自写信给张浚说：“近日边报，中外鼓舞，十年来无此克捷。”南宋投降派长期以来，一意求和，节节败退。宿州的胜利，使朝内外震动了。

孝宗以李显忠为淮南、京东、河北招讨使，邵宏渊为副。邵宏渊攻虹县无功，位在李下，由此与李显忠不和。金兵纥石烈志宁（纥音河hé）部自唯阳反攻宿州，被季显忠打退。金军继续增兵，李、邵分兵夹攻。邵宏渊竟临阵按兵不动。对人说：“当此盛夏，摇着扇子还不凉快，怎么能在烈日下作战。”军官们见李、邵不和，各自奔逃。金兵攻至宿州城下，李显忠尽力抵御，叹息说：“如果各军合作，自城外掩袭，敌帅可擒。”邵宏渊见金增兵，极力主张撤退。李显忠孤军难敌，夜间自宿州撤出。金兵追至符离，宋兵大溃败。李显忠到盱眙见张浚，张浚上疏请罪。

符离战败，妥协派官员对张浚大举围攻。孝宗写信给张浚说：“今日边事，倚你为重。你不可怕人议论而心怀犹豫。前日举事，是我和你的主张，今日也须和你一起了结。”张浚接书，在海、泗、濠、滁等州部署防务，加强两淮守备。

但是，符寓战败，孝宗自己已在犹豫动摇，准备起用秦桧余党汤恩退同金朝议和。辛次膺对孝宗说：今日之事，不是汤思退所能办，恐怕要有误国家。又说：臣和思退难以同列。辞官而去。七月，孝宗用汤思退为右相。八月，派卢仲贤到金军议和。金朝扬言要海、泗、唐、邓等州地。孝宗面告卢仲贤不能答应四州。汤思退却在背后告卢，可以许割四州求和。十月，卢仲贤自宿州金军回来，己许割四州。汤思退又派秦桧余党王之望出使金朝割地。抗战派官员纷纷反对。右正言陈良翰说：金国不折一兵而坐收四千里要害之地，决不可许。张浚、虞允文、胡铨等连续上书，反对求和。王之望出使，张浚又上疏说：“自秦桧主和，造成前年的大祸。桧的大罪还没有处治，他的党羽又出来作恶。现在内外议论还未定，就派出使臣议和，将来谁还替陛下效力？”张浚随后又亲自到临安见孝宗，大力陈说不可向金朝求和，请孝宗到建康，计划进兵。在抗战派一片反对声中，孝宗又有所悔悟，手诏王之望在边境待命。另派使臣去金军，说四州不可割，一定要四州，就罢和议。孝宗任张浚为右相兼枢密使，汤思退为左相（陈康伯罢左相）。汤思退唯恐和议不成，请孝宗奏禀太上皇（高宗），然后从事。孝宗大怒说：今天已不是秦桧的时候，你的议论比秦桧还不如！汤思退不肯罢休，阴谋陷害张浚。

张浚回到江淮视师，加强战备，招纳来自山东、淮北的抗金义军一万二千人，编人建康、镇江两军，又招收淮南等地壮士万余人组成万弩营，加强泗州守军。要害地点都修筑城堡。江淮增置战舰，准备武器。金朝陈兵淮上，原想对宋朝威胁、讹诈。张浚整军备战，金朝大为惊慌，赶忙撤退。事实说明，金朝这时还无力大举南侵，宋朝完全有力量抗御金朝。

但是，金兵退后，汤思退等却又大肆活动。一一六四年四月，张浚出朝视师。汤思退指使右正言尹穑（音色sè）攻击张浚拥兵跋扈，浪费国用，不调动泗州守将是抗拒朝廷命令。钱端礼攻击张浚，两淮名为备守，守未必备，名为治兵，兵未必精。一次，孝宗召朝宫议事，主和者竟占一半。在妥协派的压力下，孝宗再次动摇屈服，从前线召张浚还朝，罢去相位，出判福州。陈良翰等说：“张浚忠勤，众望所归，不应去朝。”陈良翰也因此罢官。孝宗又下令虞允文放弃唐、邓两州。虞允文拒不受命，也被召还。汤思退命令解散万弩营，停修海船，拆除张浚修筑的水陆防御工事。撤退海州、泗州守军，作割地求和的准备。

张浚被排挤出朝，在路上听说朝廷决定议和，继续上书反对，说：“尹穑奸邪，必误国事。”言人劝张浚不要再谈时事。张浚反驳说：“我久居重任，现在虽然去朝，仍盼望皇帝感悟。见到的事，怎能不说。”途经余干，病死。张浚死后，汤思退派魏杞（音企qǐ）去金朝议和。兵部侍郎胡铨上书反对，说“肉食鄙夫主张和议，一是胆子小，二是图苟安，三是想升官。”太学正王质也上书给孝宗，说：“陛下心志未定，听说金朝力弱，就要北伐。听说自己力量不足，就要盟守。听说金兵要来，又要割地议和。”还说：“汤思退不会为陛下作什么好事！”王质因而被罢免。汤思退将反对撤兵割地的抗战派官员二十余人逮捕入狱，又派人去金朝通消息，要敌军出动大兵来威胁议和。

金军得到情报。十月间，再发兵渡淮南侵。宋守军对这个突然袭击，全无戒备。金兵自清河口侵楚州。

知楚州魏胜统帅义军拒敌。水军都统制刘宝说：朝廷正在议和，不准出兵。十一月，金兵越境入侵，魏胜军在淮阴奋勇抗敌。弓矢用尽，倚土丘抗御。魏胜对士兵说：“我要死在这里。你们能脱走的，赶快回上报告皇帝。”魏胜战死。金兵攻下楚州，刘宝弃城逃跑。金兵又入侵濠州、滁州。宋都统制王彦逃走。金兵又攻占商州，扬言索要商、秦两州地。金兵再次入侵的消息传到朝廷，群情激愤，纷纷揭露汤思退。孝宗罢免汤恩退出朝，去永州居住。太学生张观等七十二人上书，说汤思退、王之望、尹穑奸邪误国，勾结敌人，请把三人斩首。汤恩退路过信州，听到消息，心惊胆战，优吓而死。王之望、尹穑被罢宫。

在敌军的威胁下，孝宗继续屈辱求和，派王忭（音变biàn）到金军，答应割让商、秦两州。十二月，原来停留在镇江的使臣魏杞渡过淮河，到金朝求和。宋朝原许割让四川外，又割去商、秦两州地。交换的条件只是南宋不再向金称臣，改称侄皇帝。原来的“岁贡”改称“岁币”，每年减少十万，仍交银绢各二十万。宿州战后，宋朝在完全有能力继续抗战的情况下，凭空割去大片土地，达成所谓“和议”。

此后的金朝，在各族人民不断反抗中，力图维护它的封建统治。宋、金两朝，约三十年，不再有大的战事。

（二）抗战派的备战活动和反道学的论争

宋、金休战的三十年间，南宋统治集团中抗战派与妥协派的斗争并没有停止，而是在继续展开。斗争集中表现为战与守的争论，并且深入到思想领域。这时，哲学家朱熹的道学学派逐渐形成。以陈亮为代表的思想家，展开了与道学的论争。

一、抗战派的备战和朱熹道学集团的形成

自一一六五年宋、金“和议”订立以后的十年间，是一个段落。在这个段落里，孝宗起用虞允文，为北上抗战作军事准备。抗战派和妥协派基本上处于相持状态。

抗战派的备战活动 “和议”订立后，孝宗并不甘于就此妥协，继续作收复失地的打算。孝宗独掌用人大权，亲自处理政事，对人说：“我每天都要游行全国一周（指处理各地文卷）。”每天早晨上朝，晚间又召大臣入宫议事。但这时朝廷上多是妥协派崇尚空谈的文臣。抗战将领，日见稀少。一一六七年，吴璘病死。抗金的老臣只还有虞允文一人。孝宗起用虞允文知枢密院事参预军务。一一六九年，又任为宰相。虞允文成为朝中抗战派的主要代表。

宋、金“和议”约定，宋向金称侄皇帝，不再称臣。但此后宋、金使臣往来受书，仍沿用君臣礼。孝宗很为懊恼。钦宗这时已在金朝死去。虞允文主张派遣使臣去金，以索取徽、钦陵寝地为名，要金朝归还洛阳、巩县地（北宋皇陵所在地），并要求改订受书礼。吏部员外郎张栻（音式shì）提出反对。吏部尚书陈良祐也说，现在想要的河南地，以前曾归版图，不久还是失掉。主张不如不要。这显然是典型的妥协言论。陈良祐被贬官出朝。

孝宗决定向金朝遣使。虞允文推荐李焘或范成大。李寿胆小怕死，说现在让我去，是丞相杀我了。一一七○年五月，范成大出使金朝，面见金世宗，拿出改礼索地的文书。金朝不敢杀范，回书拒绝，只说“事当审处”。在此以前，只是金朝索地，宋朝不断割地。范成大使金索地，虽然不可能成功，但显示宋朝敢于提出挑战。政治上的意义，还是积极的。

孝宗在各地修筑城防，作抗战的准备。一一六七年，殿前指挥使王琪到淮水上，视察两淮城壁，修筑扬州城。朝中妥协派官员又纷纷反对，说是怕敌人知道，引起怀疑。孝宗慨叹说：“这些儒生的议论，真是不达时务！不足恤！”此后几年间，陆续在庐州、和州、楚州和襄阳府，作防御的准备。虞允文又建策加强民间抗金武装，由官员统领教练，一旦发生战事，就可以分派守关。他估计兴元、洋州等处民间自动结集的抗金武装有七万人，已人兵籍的有两万三千人。金州、房州等地也约有三万人。两处人兵籍的军士共约五万多人、组织抗敌，是强大的力量。

一一七二年，孝宗以虞允文为少保、四川宣抚使，到四川整军备战。计划从四川出兵，与朝廷主力军配合，在河南会师。虞允文去后，孝宗要各州军轮番训练。各州因军官贪污，衣甲兵器都不齐备，能够领兵作战的将军也很缺少。孝宗曾对虞允文说：“我近来在桌几上写了一个‘将’字，反复考虑，找不到选将的办法。”虞允文到四川一年，选练兵士，增加口粮，添置马匹，很有成效。孝宗多次秘密下诏催促出兵，虞允文回答说：“军需还不齐备。”一一七四年二月，虞允文在四川病死。四年之后，孝宗到白石阅兵，见军士都是少壮，叹息说：“这都是虞允文的功效啊！”虞允文病死，孝宗自四川出兵的计划又落空了。

朱熹道学集团的形成 朱熹出身在徽州婺源的一个官吏家庭，父亲朱松做过县尉。一一四八年，朱熹十九岁中进士，做过泉州同安主簿。任满后，向程颐的再传弟子李侗（音同t6ng）学习程学。一一六二年六月孝宗初即位，起用张浚作出兵抗金的准备，要朝内外陈述政见。朱熹上书，建策三事，一是熟讲“圣学”即《大学》中的格物致知、正心诚意之学。二是停止议和及遣使索地，应先修内政，数年以后，国富兵强，看力量的强弱，再慢慢计划收复失地。三是朝廷任用贤能，以修政事。次年，宋军战败，汤恩退遣王之望出使金朝议和，抗战派群起反对。十一月，朱熹被孝宗召见，面奏三札。第一札说：“陛下遇事犹豫不决，就是由于不讲《大学》之道。”他建议孝宗博访真儒，讲明此道，以修身为本。第二札说：国家大计有三，战、守、和。他提出君父之仇，不共戴天。因此反对议和，而主张“合战、守之计以为一”。第三札，引据周宣王“内修政事，外攘夷狄之道”，说是“其本不在乎威强而在乎德业，其备不在乎边境而在乎朝廷，其具不在乎兵食而在乎纪纲”。讲到抗金作战，他说：“现在朝内外的议论，都说要整顿边防、充实仓库、训练士卒，臣以为这些都不值得考虑。应该考虑的就是修德业，正朝廷，立纪纲。”他说，这样，就会使金朝害怕，而宋朝的形势也就会自然强起来。

朱熹的三札，反对议和，要为君父报仇，但又反对备战，主张“攘外”必先“安内”，而又先要“修身”。朱熹见孝宗后，给友人写信说，他开始上奏时，孝宗听得很高兴，常向他问话，听到后来，就一言不发。孝宗不满朱熹的言论，要他留在临安国子监，作个武学博士，教学生兵马武艺。朱熹只好辞官不就。

此后的十年间，孝宗、虞允文积极备战。朱熹一意著书讲学，逐步形成了他的道学体系。这个号称集大成的体系，阐发二程“去人欲，存天理”的理论，以《大学》的格物致知、正心诚意为核心，以维护伦常为宗旨，继承、综合周敦颐、邵雍、张载、程颐、程颢等人的学说，又吸收佛教禅宗和道教的理论，使二程洛学带上了更多的哲学色彩①。

在孝宗、虞允文备战的年代，朱熹学派还不能在政治上取得地位。孝宗即位前，曾向史浩等学儒学，但在备战的实践中，越来越感到儒生的空谈无用。孝宗多次对大臣们说：“近时儒者多高谈，无实用”，“儒者不肯留意金谷（理财）”，儒生“不达时变”。朱熹得不到孝宗的赏识，不能济于高官的行列，但在社会上影响渐大，形成道学集团。

二、孝宗理财备战和陈亮等反道学的论争

一一七五年到一一八九年孝宗退位，是第二个段落。在这个段落里，统治阶级内部的状况是：孝宗用王淮理财备战，龚茂良、史浩、周必大等反战主和。朝廷上以宰相王淮为代表，社会上以思想家陈亮为代表，展开了对道学集团的论争。

虞允文死后，孝宗用叶衡为右相，龚茂良参知政事。次年九月，叶衡罢相。此后三年间，龚茂良以参知政事成为实际的宰相。孝宗对龚茂良说：“本朝家法，远过汉唐，惟独用兵不及。”怠在整军备战。但龚茂良却是朝中妥协派的代表。官员们一谈到边防利害，就要遭他讥笑谩骂。一一七七年六月，孝宗罢龚出朝。龚茂良见要罢相，赶忙上书建策恢复失地。孝宗大怒说：“你五年不谈恢复，为什么今天又说这个！”龚茂良罢相后，孝宗起用王淮参知政事。一一八一年又任命为宰相。

王淮在高宗绍兴末年作御史宫，曾建策“刑赏、黜陟（官员升降）”的大权应集中归于皇帝。大臣“各以成法来上”，如果“依违迁就”以违制论罪。孝宗即位后，王淮先后在福建、两浙作财政和司法官。符离战后，王淮被孝宗召见，建策“择将、备器（武器）、简兵、足食”，主张继续备战。龚茂良作相，王淮在枢密院主管军务。孝宗用王淮执政，对他说：“近来士大夫多以谈农事当孝宗乾道时改定官制表作羞耻。农事是国家的根本。士大夫好作高论而不务实，还说是羞耻。”“周公、孔子也未尝不理财。”又说：“士大夫还不愿意谈论恢复失地。家里有田百亩，其中五十亩被人占据，不是就要告状么！对自己家事明白，对国事就怕谈，这算什么！”孝宗制定理财备战的执政方针，王淮作相一直执行着这个方针。

孝宗模仿北宋初年的办法，把州县的积余钱物集中到朝廷，设置封桩库，逐年储备，作为备战的军需。一一七九年，封桩库只有现钱五百三十贯。到一一八三年增加到三千多万贯，加上地方桩积钱，共达四千七百余万贯。孝宗慨叹说：“《周礼》一书，理财居其半。后世儒者尚清谈，以理财为俗务，可谓不知本。”孝宗统治初期，曾经听从过某些对王安石变法的诋毁，这时已完全接受了王安石的论点（“一部《周礼》理财居其半”），再一次批驳了反理财的儒者。一一七六年二月，孝宗检阅两浙、福建的士兵，准备作战时调集。王淮执政，据说“守边统兵之官，各当其才”，“区处军务，率皆合宜”。大抵孝宗、王淮的所谓“理财”，只是把地方的财权更多地集中到朝廷，并没有从制度上作重大改革。所谓备战，也只是对军兵作一些整顿，并没有作北上抗战的打算。但孝宗以抗金备战为国策，却使朝内外抗战派大受鼓舞，纷纷上书，陈述收复失地的建策。抗战派与妥协派又展开了论争。

龚茂良执政时，曾推荐朱熹到朝廷作官，未能实现。一一七八年，史浩一度任右相，又推荐朱熹入朝，因遭反对，改命知南康军。次年，朱熹到任，就在庐山重建白鹿洞书院，作为他传播道学和收集门徒的活动据点。一一八○年，朱熹上书给孝宗，讲“正心术，立纪纲”，说“必人主之心术公平正大，无偏党反侧之私”，然后纪纲才能得立。又指责朝中官员，说“宰相台省师傅宾友谏诤之臣，皆失其职”，“财又安得而理？军政何自而修？土字何自而复？”孝宗大怒，要右相赵雄分析批驳。赵雄说：朱熹是个好名的儒生，皇帝越骂他，反而越抬高他。不如让他去作官，看他有什么本领。次年，朱熹在南康军任满，孝宗派朱熹到浙东路管理常平茶盐。

在王淮支持下，朝中官员纷纷上书谴责道学。一一八○年六月，秘书郎赵彦中上书，指斥洛学“饰怪惊愚。外假诚敬之名，内济虚伪之实。士风日蔽，人才日偷”。请求孝宗下诏，使人明了朝廷的好恶，以变士风。一一八二年，朱熹出官浙东后，吏部尚书郑丙上书，明确提出反对朱熹，说所谓道学者，“欺世盗名，不宜信用”。御吏陈贾面奏孝宗：“近世士大夫有所谓道学者”，“以正心诚意克己复礼为事”，“假其名以济其伪”。请孝宗“明诏中外，痛革此习”，“考察其人，摈斥勿用”。孝宗采纳陈贾的建策。朱熹由此罢官，继续在社会上讲学。

社会上坚持抗战和反对道学的代表，是思想家陈亮。永康人陈亮，早年读兵书，研究军事。一一六九年，陈亮向孝宗上《中兴五论札子》，分析当时形势，建议朝廷迁都建康，以重兵驻荆襄。一一七八年，又到朝廷上书，说孝宗“隐忍以至于今，又十有七年矣”。指责那些学“孔子之道”的学者阻止抗战，提倡“苟安”。他说：“南渡以来都还遵守祖宗旧法，没有多少改革。赵鼎等人不懂变通的道理。秦桧破坏抗战，忍耻事仇，死有余辜。”他再次建议迁都建康，守备荆襄，经过三几年，作战的形势可以建成。最后说，他这些年来“考古今沿革之变，以推极皇帝王霸之道。……始悟今世之儒士，自以为得正心诚意之学者，皆风痹不知痛痒之人也。举一世安于君父之仇而方低头拱手以谈性命（人性、天命），不知何者谓之性命乎？”“陛下励志复仇，…今乃驱委庸人，笼络小儒，以迁延大有为之岁月，臣不胜愤悱。”孝宗看了陈亮的奏书，大为震动，要把它张贴在朝堂，激励群臣，并打算破格任用。一些大臣因陈亮直言无讳，纷纷反对。陈亮待命十天，又接连两次上书，说“本朝以儒立国”，“今天下之士，熟烂委靡，诚可厌恶”。陈亮上书后，渡江而回。被揭露的儒生们却在伺机报复。陈亮在家，酒后论国事。一个儒生以“醉中戏为大言”的罪名，向刑部告发陈亮。陈亮遭受严刑毒打，体无完肤。大理寺要按“谋为不轨（造反）”治罪，送孝宗取旨。孝宗说“秀才醉后妄言，何罪之有？”把奏牍撕毁，扔到地上。陈亮被释放回家。

陈亮并没有被压服。此后几年间，陈亮继续在家著书讲学，传播自己的主张，和朱熹派道学论战。朱熹在白鹿洞书院讲学，以董仲舒的“正其谊（义）不谋其利，明其道不计其功”作为书院的条规，把“存天理，灭人欲”的理论应用来反对讲求“功利”、理财备战。陈亮针锋相对地提出“实事实功”的主张，说：“但有救时之志，除乱之功，则其所为虽不尽合义理，亦自不妨为一世英雄。”指责道学家“以徐行缓语为用，务为不可穷测”，故作高深，是借以掩盖他们无知和无能。陈亮又指责儒者的所谓“君道”，是“迂腐之论”；宣传“执赏罚以驱天下”的“霸者之术”。陈亮的学说在浙江产生了广泛的影响，进而传播到江西。朱熹对他的门生说：“陈同甫（陈亮字）学已行到江西。浙人信向已多，家家谈王霸”，“不说孔孟”，“可畏！可畏！”浙江一带，甚至东莱吕祖谦的学派，也有一些门徒，接受了陈亮的影响。朱熹惊呼：“今来伯恭（吕祖谦字）门人，亦有为同甫之说者，二家打成一片”，“全然不是孔孟规模，却做管（仲）商（鞅）见识，令人骇叹！”陈亮和朱熹的论争，被称为“王霸义利之辩”，陈亮之学兴起，抵制着朱熹道学的传播。

一一八四年三月，陈亮又被捕入狱。这一次是诬指他请乡人宴会，胡椒中可能有毒。但在狱两月余，狱吏百端搜寻，找不到丝毫罪状，只好又把他放出。陈亮刚一出狱，朱熹就给他写信，说：“老兄平时自处于法度之外，不乐闻儒生礼法之论。这次入狱的原因，我虽然不了解，大概平日所为也得罪了不少人吧！”朱熹接着劝陈亮说：“老兄高明刚决，不是不愿意改过的人。以我的想法，还是放弃义利王霸的学说，从事于‘惩忿窒欲，迁善改过’，完全以‘纯儒之道’来约束自 己。”陈亮回信声明说：亮“口说得，手做得，本非闭眉合眼，蒙瞳精神，以自附于道学者也”。又反驳“近世诸儒”所谓“三代以天理行，汉唐以人欲行”的言论，说：“诸儒自处者曰义、日玉，汉、唐做得成者曰利、曰霸。一头自如此说，一头自如彼做。说得虽甚好，做得也不恶。”在这封信里，陈亮还明确指责朱熹道学是“原心于秒忽，较礼于分寸，以积累为功，以涵养为正”。又申明陈学是在于“堂堂之阵，正正之旗，风雨云雷交发而并至，龙蛇虎豹变现而出没，推倒一世之智勇，开拓万古之心胸”。朱陈之间，学说根本不同，没有调和的余地。

陈亮在艰苦论争的日子里，得到了抗战派将领辛弃疾的支持。辛弃疾一一四○年出生在金朝统治下的济南。完颜亮南侵时，地主家庭出身的辛弃疾投入耿京领导的农民起义队伍，充当掌书记。耿京派辛弃疾来南宋联络抗金。农民军中的叛徒张安国杀耿京降金。辛弃疾返回后，奋勇擒捕张安国，一一六二年率部渡淮投附南宋。次年，被任命为江阴签判。宋、金宿州之战前后，辛弃疾两次上书，向孝宗、虞允文提出抗金的建策。一一七五年，辛弃疾任江西提刑，镇压赖文政领导的农民起义（见下节），充当了宋王朝的帮凶。但在统治集团内部的激烈斗争中，辛弃疾始终坚持抗战反金，遭到妥协派的打击。一一七八年，辛弃疾入朝任大理寺少卿。此后，历任湖南、江西安抚使，两浙西路提刑，被妥协派官员监察御史王蔺（音吝lìn）弹劾，一一八二年罢宫，退居信州上饶。辛弃疾在临安时，与陈亮相识。陈亮曾说：当今最有名望的人物，文的是朱熹，武的是辛弃疾，但“两人戛戛（音夹jiá）然若不相入”。孔子的学生樊迟请学稼，孔子骂他是小人。辛弃疾退居上饶，把新建的房舍取名“稼轩”，并用来作为自己的别号，以表示对儒学轻耕辛弃疾《稼轩长短句》元刊本书影稼的异议。

又作《赋稼轩》词说明此意，自比“小人请学樊须稼”，辛辣地讽刺孔丘“去卫灵公，遭桓司马，东西南北之人也。长沮桀溺耦而耕，丘何为是栖栖者。”友人奉和的词也说：“稼轩聊尔名斋，笑学请，樊迟心未开。”淳熙十五年（一一八八年）正月，陈亮到上饶访辛弃疾，留住十日，谈论时事。最后又同游鹅湖（山名。山麓有鹅湖寺），约朱熹在铅山县紫溪相会。朱熹到期不来。陈、辛却谈得极相合。陈亮走后，辛弃疾又作词寄去，慨叹“剩水残山无态度”，把陈亮比作诸葛亮，“看渊明风流酷似，卧龙诸葛”，寄予殷切的期望。陈亮得遇知己，也极兴奋，和同对宋、金分裂，无限感慨：“二十五弦多少恨，算世间那有平分月”，并说“只使君从来与我，话头多合”。陈亮、辛弃疾都坚持抗战反金，在政治上思想上确是完全一致了。罢官家居的辛弃疾兴奋非常，“夜半狂歌悲风起，听铮铮（音争zhēng）阵马檐间铁”。他仿佛已经率领兵马，走上战场，杀到塞外，又作壮词一首寄给陈亮：“醉里挑灯看剑，梦回吹角连营。八百里分麾下炙（音蔗zhè），五十弦翻塞外声。沙场秋点兵。”

陈亮、辛弃疾这样高涨的抗战情绪，并不只是他们两人的，而是反映了进步的社会力量的共同愿望，也是反映了广大群众的强烈要求。

但是，这时朝廷上反战主和的妥协、保守势力，却正在积极活动，向抗战派展开攻击。一一八七年，周必大任右相，留正参知政事。周、留都是朝廷上反战官员的代表。在周必大支持下，左补阙薛叔似等上书攻击王淮。一一八八年五月，王淮被排挤罢相，次年病死。周必大又向孝宗推荐朱熹。这年六月，朱熹到临安人奏。有人对他说：“你的正心诚意之论，皇帝最讨厌听，不要再讲了。”朱熹说：“我一辈子的学问，就是这四个字。不讲这个怎么行！”孝宗见朱熹，说：“十多年没见你，你也老了。应当给你个清要的官做，不要再去管州县。”孝宗任命朱熹作兵部郎官。几天之后，兵部侍郎林栗出来反对，说：“朱熹本无学术，只是偷窃程颐、张载的绪余，谓之道学，私自推尊。带领学生数十人，学作春秋战国时（儒者）的姿态，孔孟到处游荡的风气。现在只听他虚名，就叫他人奏。任命之后，几天不来，是心怀不满。朱熹既被任为兵部郎官，我就可以管他。请将朱熹停罢。”周必大、薛叔似等纷纷上疏说朱熹未到任，是因为这几天有脚病。太常博士叶适上书激烈地攻击林栗，说：“考栗劾熹之辞，……无一实者。至于其中‘谓之道学’一语，则无实最甚。”又说：往日王淮就是用这个办法“阴废正人”，林粟又袭用郑丙、陈贾之说，“以道学为大罪”，“良善受祸，何所不有！”侍御史胡晋臣也弹劾林栗“喜同恶异”，“无事而指学者为党”。林栗被罢宫，出知泉州。朱熹也免官出朝。

这年十一月，孝宗再召朱熹入见。朱熹辞不赴朝，写了长达万余言的奏书，再次申述“正心诚意”之论，说天下之事千变万化，无一不本于“人主之心”。陛下之心不正，所以“所用者皆庸缪巧之人”。朱熹向孝宗提出六项“急务”。一是“辅翼太子”，设置师傅宾客之官，把“古先圣王正心修身平治天下之要”向太子传告。二是“选任大臣”。他指责孝宗出于私心，不用“刚明公正之人”，朝廷大臣“至庸极陋”。三、四是“振萧纪纲”、“变化风俗”。朱熹提出：十多年来，以此二字（道学）“禁锢天下之贤人君子”，如同北宋时排诋“元祐学术”一样，这岂是“治世之事”！又说：外面传言，以伏节死义之士为无用。纲纪日坏，一旦有事，所用之人就会交臂降叛。五、六两项是“爱养民力”、“修明军政”，指责虞允文为相时取户部羡余作为备战的军费，说这些钱并没有能换来金人的首级，反而使经费更加缺乏。朱熹还说，孝宗任用的宰相都是徇私情，将帅都是走私人的门路，其实是“庸夫走卒”，要靠他们修明军政，岂不误事！

朱熹进而在奏书中说：现在士大夫之论和我不同的，都是似是而非。奋厉有为的人说“祖宗之积愤不可以不掳，中原之故疆不可以不复”，臣以为这都不对。现在区区东南还有不少事可虑，哪里还有什么“恢复”可图？真有志于恢复，不在于“抚剑抵掌”，而在于陛下“正心克己”。朱熹又说：陛下把“儒者之道”斥为“常谈死法”，而采取“管（仲）、商（鞅）功利之说”，希望富国强兵，或有近效。这个学说已经行了几年，近效也并未见到。他最后说：圣贤所传的道理，常谈之中自有妙理，死法之中自有活法。陛下考察四种学说（佛、老、管商、孔孟）的异同而加以辨明，就会了解我所说的都是古先圣贤之说，天经地义自然之理。

朱熹在这个奏书中，已明确提出反对出兵恢复。在他的私下谈话中，说得更加清楚。他说：“今朝廷之议，不是战，便是和。”“不知古人不战不和之间，也有个且硬相守底道理”，“说恢复底，都是乱说”。又说：“端人正士”以复仇为非，和议为是。“乘时喜功名、轻薄巧言之士，则欲复仇”。指责虞允文等“其实无能”，甚至认为“言规恢于绍兴之间者为正，言规恢于乾道以后者为邪”。朱熹这些言论，作为他的奏书的注脚，清楚地说明他一面主张忠君死节，反对投降，一面又主张不战不和，倡言主守，对主战者多加攻讦。

和朱熹相反，陈亮在一一八八年春，亲自到建康，察看地理形势，再次给朝廷上书，提出：“江南不必忧，和议不必守，虏人（指金朝）不足畏，书生之论不足凭。”请依孝宗“即位之初志”，“为经理建康之计，以震动天下”，和金朝决绝。朝廷上妥协、保守派官员大加嘲笑，说陈亮“狂怪”，不予理睬。

一一八七年十月，宋高宗当了二十多年太上皇以后病死。孝宗服丧。太子惇参预政事。一一八九年二月，孝宗退位作太上皇，传位给光宗。周必大、留正任左、右丞相，王蔺参知政事。

三、妥协派打击抗战派

光宗赵惇即位时已经四十多岁。即位前，名义上作过临安府尹，实际是长期生长深宫，不达世务。一一八八年参预政务时，他的老师尤袤（音茂mào）对他说：“大权所在，天下所争趋，非常可怕。愿殿下事无大小，都要取上旨而后行，付众议而后定。”光宗即位后，宫内被皇后（李后）所左右，朝政被反战主和的官员所操纵。

光宗即位后不久，御史刘光祖上书，系统地提出了尊奉道学的主张。他从北宋讲起，说“本朝士大夫，学术最为近古”，“不幸而坏于熙（熙宁）丰（元丰）之邪说，疏弃正士（指司马光等），招徕小人（指王安石等）”，“绍圣、元符之际，群凶得志，绝灭纲常”。孝宗朝反道学的论争是“因恶道学，力去朋党，因去朋党，乃罪忠谏。夫以忠谏为罪，其去绍圣几何？”刘光祖从道学立场出发，提出南宋和北宋之间思想论争的联系，他建议消除“道学之议”，“定是非，别邪正”，即坚决地尊奉道学。

朱熹在光宗即位的一年，写出了他的《大学》《中庸》章句（注解）。同年，被任命知漳州。朱熹到任后，把古代的丧葬、嫁娶的礼仪，教给当地子弟。又奏请在漳、泉、汀三州“正经界”（核实田亩），画图造帐。但他自己在漳州却无法实行，只好辞官。一一九四年，又知潭州。

光宗即位后不久，留正即支持谏官弹劾周必大罢相。次年，留正升任左相，独专相位。留正执政时，孝宗朝一些主战的重要人物，相继受到打击。一一九○年，陈亮再次被诬陷入狱。御史台的官员指使酷吏严讯，送大理寺治罪。一一九二年得友人援救，才被释放。陈贾在清江作地方宫，光宗即位，将入朝奏事。御史林大中劾奏陈贾曾随同王淮制造道学的罪名，“阴谋废弃正人（指朱熹等）”，倘许入奏，必再留朝，“好人”就都要辞去，不利于稳定国家。陈贾因此不能入朝。辛弃疾在一一九二年，曾任福建提刑，到临安见光宗，面奏荆襄上流是东南重地，应加强防御，作抗战的准备。一一九三年，辛弃疾回福建任安抚使、福州知州，在当地设“备安库”，丰年收购粮米，备军队需粮时出售，以为可以“有备无患”，积钱至五十万贯。辛弃疾又严格以法治下，“官吏惴栗”。亲自检覈长溪县狱囚，辨释五十余人，只留十余人。辛弃疾整顿吏治，理财备战，不到一年便遭到朝中谏官费艾等人的攻击，以“残酷贪饕（贪吃。饕音涛tāo）”的罪名被罢免，回上饶家居。

四川一带，一直由抗战派将领吴玠、吴璨等驻守。吴璨临死时，不谈家事，只留遗嘱，请朝廷不要放弃四川。一一九二年，留正利用宋朝防范大将专权的“祖宗旧法”，说“西边三将，只有吴氏世袭兵权，号为吴家军，不知有朝廷”，派户部侍郎丘崈（同崇）为四川安抚制置使。丘崈到四川后，一再上书攻击利州安抚使吴挺（吴璘子）。次年，吴挺死。丘崈不准挺子吴曦回四川奔丧，命知和州。又规定吴氏后人不得再领兵。抗战派在四川掌握的兵权，也被剥夺了。

光宗、李后与太上皇孝宗之间，日益不和。一一九一年，李后请立嘉王扩为皇太子，孝宗不许。此后，光宗长期不去朝见孝宗问安。朝臣多上书进谏，光宗很是厌听。一一九三年五月，考试进士。一个策问卷说，重要在于施行寿皇（孝宗）的政事机要，而不在于一月四朝。光宗把此卷定为进士第一（状元）。揭卷后，作者原来是陈亮。陈亮及第，被任为建康府判官。在赴任的途中，一天晚上突然死去。陈亮一生力主抗战，在即将可以有为的年月，却消逝了。

一一九四年六月，六十八岁的孝宗病死。孝宗死前，光宗不去探视，死后也不去尸前服丧。孝宗葬礼无法进行，朝中骚动。丞相留正、知枢密院事赵汝愚、参知政事陈騃（音ái）、尚书左选郎官叶适建议立太子。赵汝愚（宗室）和知门事韩侂胄（韩琦曾孙，宁宗韩后叔祖。侂音托tuō）请太皇太后（孝宗母）懿旨，光宗退位作太上皇，光宗子赵扩（宁宗）即皇帝位执丧礼。宁宗即位，以赵汝愚和韩侂胄为代表的两派官员，又展开了争论。

（三）宁宗、韩侂胄禁道学和北伐战争

赵汝愚是宋朝的皇族。孝宗朝中状元，曾任太子侍讲，为光宗讲授儒学。后来，出任福建军帅，镇压农民起义。他是朱熹道学的有力支持者。宁宗即位，赵汝愚任枢密使，又任右相，自称要学习司马光。赵汝愚执政的第一件事，就是荐用朱熹做焕章阁待制兼侍讲，为宁宗讲道学。朱熹在潭州得到诏命，当天就启程上路。到临安后，和赵汝愚结纳，协力排挤拥立宁宗的韩侂胄。朱熹多次向赵汝愚献策，对韩侂胄多给些钱“厚赏酬其劳”，而不要让他参预朝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