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节 北朝魏、齐、周的兴亡

魏 三八六年至五三四年

一 统一黄河流域以前的代国

东汉时期，匈奴衰落，鲜卑族逐渐兴起。自东汉至魏，鲜卑大人檀石槐、轲比能征服许多游牧部落，相继组成巨大的军事行政的联合体，西接乌孙国，东到辽河流域，东西一万二千里，南北七千余里，塞外匈奴旧地，全被鲜卑族占领。鲜卑连年侵扰幽（河北省北部）并（山西省）二州边境，成为汉魏北边新起的大敌。

鲜卑族长期停顿在原始社会阶段上，以畜牧射猎为业，生活简单朴野，刻木作符信，没有文字。檀石槐以后，开始行世袭制度，各部大人不再推选。轲比能得中原降人，造兵器甲盾，并学文字和兵法。檀石槐、轲比能两部，魏晋间隐没不显，继起的强部有宇文氏、慕容氏和拓跋氏。慕容拓跋两部在东晋时期，先后参与中原争夺战。慕容部接受汉文化，迅速进入封建社会，在辽河流域建立燕国，占领中原五六十年。拓跋部比匈奴、羯、慕容鲜卑、氏、羌都落后，对汉文化有缓慢的接受又有顽强的抵抗，尽量保持游牧部落的生活方式，凭借它的高度野蛮性——残酷的屠杀和贪婪的掳掠，终于战胜大小割据者，宋文帝元嘉年间，统一了黄河流域，结束了十六国混乱的局面。

据魏收的《魏书》所记，拓跋部的酋长毛，曾组成三十六个部落，其中包括九十九个氏族的部落联盟，毛被推选为大酋长。东汉击走北匈奴，拓跋部酋长诘汾正在这时候南迁，经历“九难八阻”，走出了高山深谷，率部众进入匈奴旧地游牧。诘汾立了这个大功，在部落间颇有威望。他的儿子力微，并吞强大的没鹿回部，其他部落大人都来归附，力微成为统率骑兵二十余万的大酋长。力微迁居盛乐城（山西大同市西北三百余里），祭天，表示自己拥有大权力。诸部大人来助祭，只有白部大人不来。力微杀白部大人，诸部畏服，拓跋部从此正式取得了统率权，力微也取得了大酋长世袭权。由于贵族平民两个阶级的初步形成，部落联盟也就进化为原始的国家。在这个原始国家里，原始公社的制度并无大改变，大酋长和四部大人共同管理诉讼事，没有去律和监狱，议定了就判决。没有文字，只在木片上刻花纹用以记大事，号令约束全凭言语。但大酋长既然世袭，表示财产私有制已在发展，不同于财产完全公有的原始社会，应该说是国家的开始。

二六一年，力微遣长子沙漠汗到魏都洛阳当质子，魏国给与金帛等赏赐，并允许互市。晋武帝时，沙漠汗归国，诸部大人在路上迎接。沙漠汗用弹弓射落飞鸟，诸部大人大惊，说他学得晋人的异法怪术，如果继位，一定要改革旧俗，对大人们不利。力微也怀疑沙漠汗晋化，允许诸部大人在路上杀死沙漠汗。拓跋部一开始就表现了拒绝高级文化、保持旧习俗的顽固态度，和慕容部走着不同的道路。

力微死后，属部离散，经过内乱十七年，二九五年，力微少子禄官继承大酋长位。这个继承权本来属于沙漠汗，禄官不敢违反长子继承的惯例，分国为三部，自己率一部在东，居濡源西（濡音nuān河北宣 化县西）；沙漠汗长子猗率一部在中，居参合陂北（山 西大同市西）；猗弟猗卢率一部在西，居盛乐。这时候正是西晋八工作乱，代郡失意士人卫操、卫雄、箕澹等十余人投奔拓跋部，猗用这些士人作将相，并多招避乱晋人来归附。猗出巡，有洛阳大商人携带金帛货物跟随着做买卖。繁峙（山西繁畤县）巨商莫含得猗卢器重，常参与军国大谋。猗猗卢得到汉人的帮助，国力愈益强盛。猗、禄官先后死去，三○八年，猗卢总统三部。西晋并州刺史刘琨和前赵对抗，主要是依靠猗卢的助力。三一○年，刘琨请晋朝封猗卢为代公，割陉岭以北地（山西代县西勾注山以北）给猗卢。三一四年，进封代王。猗卢得晋人辅助，已经是封建专制性质的国王，可是拓跋部还是“国俗宽简，民未知禁”。这就是说，拓跋本部和附属部的贵族及平民，自力微以来，仍保持原始社会的旧习惯，君与臣、官与民的关系，并无严格的法律和制度来区别尊卑主从。

猗卢做了国王，对各部大人不能行施绝对的权力，各部大人依惯例要同掌政权，也不能容忍国王一人专断。猗卢为提高国王的地位，用极残酷的刑罚压服部属。违犯了他的军令，全部落都被杀死。前后杀死上万人。拓跋本部和属部惊骇思乱。三一六年，猗卢子六脩违令，猗卢往讨，被六脩击败。猗卢逃匿民家，有妇人认识他，告诉六脩，猗卢被杀死。猗卢的战败和被杀，正反映着封建国王的权力和鲜卑旧俗间的对抗。

猗卢死后，国中大乱，新旧猜忌，互相残杀。所谓新旧，就是鲜卑人称旧人，归附的晋人及乌桓人称新人。新旧斗争主要是晋人与鲜卑人间的斗争，也就是封建势力与原始社会残余势力（各部大人）间的斗争。猗卢信任新人，引起旧人的憎恨，这时候旧人起来压迫新人，新人首领卫雄、箕澹率晋人及乌桓人三万家逃归刘琨，原始社会残余势力在代国又占优势。

代国经过多年内乱，三三八年，什翼犍即代王位。什翼犍在石勒都城襄国作质子十年，受汉文化影响，即位后，始设官职，分掌政务；始制法律，规定叛逆、杀人、奸盗等罪的刑罚；用汉族人燕凤为长史，许谦为郎中令。代国开始确立了国家的体制。国王的权力得到进一步的巩固，部大人的议政权比过去缩小了，但仍统治着自己的部落。三三九年，什翼犍召诸部大人议建都，连日不决。母王氏说，我们祖先，一向游牧为业，现在筑城定居，如果有敌兵来，往那里逃避。三四○年，什翼犍建都盛乐，在故城南筑盛乐新城。定居以后，农业也逐渐开始。三六七年，前燕兵经过盛乐附近，损毁穄（高粱）田，什翼犍怒，出兵击燕兵。当时在代国的非鲜卑人，统被称为乌桓，其中自然有汉族人。鲜卑人以畜牧为业，种穄田的人应是汉人和汉化的非汉族人。代国开始有农业，虽然在经济上并不占主要地位，但总是一个进步。

三七六年，前秦苻坚出大军击代国，什翼犍使白部、独孤部御秦军，都被秦军击败。又使南部大人刘库仁率骑兵十万御秦军，又大败。什翼犍率诸部逃漠北，遭当地高车等部攻击，不得游牧，闻秦军稍退，还归盛乐。不久，庶长子寔君杀什翼犍，并杀诸弟，部众溃散，国中大乱。秦军灭代国，分为河东河西两部。苻坚命刘库仁统率河东部，后来又兼统河西部。什翼犍长孙拓跋珪得到刘库仁的保护，待机恢复代国。

鲜卑拓跋部一向在北荒游牧，诘汾以前的酋长推寅和诘汾的父亲邻，都曾谋南迁，两人都被部众称为推寅，意思是钻研有智慧。南迁是拓跋部的共同愿望，诘汾南迁成功，威望和权力自然要增进；新牧地远比北荒肥美，生产力前进了，自然要推动部内贫富的变化。力微取得大酋长世袭权，开始形成了雏形的国家。这样的国家，奴隶制度应是它的发展道路，可是，它所接触到的却是封建制度的汉族社会。猗卢得汉族士人商人的辅助，又受晋朝的封爵，想做一个封建专制独掌大权的国王是很自然的。这对诸部大人所代表的原始社会残余势力不能不发生矛盾。什翼犍引用汉族燕凤许谦等人作辅佐，在盛乐附近出现农业，意味着代国是这样的一个国家，经济上主要依靠鲜卑人的畜牧业，其次才是乌桓人（主要是汉人）的农业；军事上主要依靠鲜卑诸部大人，政治指导上主要依靠汉族士人。三五○年，后赵国崩溃，什翼犍主张乘机进兵中原，争夺霸权，诸部大人反对出兵，什翼犍只好放弃自己的主张。进兵中原，是国王和政治指导者的想法，出战怕损失，是诸部大人的想法，这也反映国王和诸部大人间的矛盾，而诸部大人的势力是不弱的。沙漠汗的被杀，猗卢、什翼犍的兴起和死后的离乱，都是封建势力和原始社会残余势力间斗争的表现。什翼犍在位三十九年，有利于封建势力的发展和巩固。九年后拓跋珪又得复国，并且开始进行黄河流域的统一战，力量的主要来源就是这个封建势力。

二 强盛的魏国

三八六年，拓跋珪受诸部大人的推戴，即代王位。拓跋珪用张衮为长史，许谦为右司马，政治指导者仍属汉族士人。同年，拓跋珪改国号为魏，表示不再受晋朝的封号。拓跋珪的首要措施是务农息民，取得后燕（慕容垂）的援助，借以抵御内部诸部大人的不稳定性。这些过着游牧生活的部大人，叛服无常，不懂得在一个固定的国家内服从一个国王对自己有什么利益。三八七年，拓跋珪定出一条有效的办法，就是颁赐群臣将士各有差（每次战胜后，按战功分赏虏获物）。从此拓跋部成为坚强的好战集团。三八八年，魏攻库莫奚（奚是东胡种），大胜，获杂畜十余万头。三八九年，大破解如部，获男女杂畜十余万口，又大破高车（高车本名敕勒，也写作铁勒）诸部落。三九○年，大破高车袁纥（回纥）部，虏获生口马牛羊二十余万口。三九一年，大破拓跋部的世仇刘卫辰部（南匈奴的别支），获马三十余万匹，牛羊四百余万头。黄河以南（河套）各部落都来归附，魏占有河南广大牧地，国富兵强，准备进取中原。三九五年，在参合陂大破后燕太子慕容宝军，俘获文武将吏数千人，器甲资财无数。三九六年，拓跋珪率大军四十余万人攻后燕，夺得并州。又率大军出井陉（河北井陉县），与后燕军连年大战。三九七年，攻破后燕国都城中山（河北定县），大河以北诸州郡全为魏有。是年，拓跋珪建都乎城（山西大同市）。三九九年，改号称皇帝（魏道武帝）。南北朝对立的形势，基本上形成了。

魏道武帝有战必胜，迅速建立起封建大国，是由下列几个原因造成的。

在军事方面，主要是利用班赐群臣将士各有差的办法，使得诸部大人和鲜卑兵知道战争中掳掠的利益比游牧大得多，愿意跟随他力战，很少发生叛逃事。在班赐物中，自然包括奴隶。许谦从军攻刘卫辰部，有功，受赏得僮隶三十户（僮隶户也称隶户，是失去自由但有自己的家室的人，还不算是奴隶，这种人的来源主要是被俘的敌国民户）。大将长孙肥屡立战功，受赏得奴婢数百口，牲畜上千头。王建有功，受赏得奴婢数十口，杂畜数千头，又受赏得僮隶五千（千疑是十的误字）户。安同有功，受赏得妻妾及隶户三十，马二匹，羊五十口。张济有功，受赏得奴婢百口，马牛数百，羊二十余头。李先有功，受赏得奴婢三口，马牛羊五十头。依 据这些事例看来，受赏数量并不大，为什么能够激发好战心呢？崔浩谏阻魏太武帝攻宋的信里说，“在朝群臣及西北守将，从陛下征讨，西灭赫连（夏），北破蠕蠕（柔然），多获美女珍宝，马畜成群。南镇诸将，闻而生羡，亦欲南抄（攻宋），以取资财”。这里说得很清楚，好战的目的在于大肆掳掠，班赐只是承认掳掠为合法的一种形式。魏自四八四年（魏孝文帝太和八年）起，才制定傣禄，在这以前，文武百官以掳掠贪污为正当生活。

掳掠人口尤为武官致富的重要手段，最大的人口掳掠者就是魏皇帝。东晋安帝时（与魏道武帝同时），仇池公杨盛上表叙述魏国情形，说魏国妃妾都住瓦屋，有婢女千余人，织绫锦，酤酒，养猪羊，牧牛马，种菜蔬，贩卖谋利。魏皇帝利用婢女来养活妃妾，可以推想文武百官也是靠奴婢、隶户来养活。魏国由于军事上的巨大胜利，以皇帝为首的统治集团下至一部分鲜卑士兵，各占有多少不等的奴隶，有向奴隶制度发展的趋势，这对一个暴发的落后社会说来，走奴隶制度的道路，是很自然的。可是，它受到汉族封建制度社会的影响，不可能顺利地发展起来。虽然如此，这种趋势却一直保持到鲜卑统治最后崩溃（北周）的时候。

在政治制度方面，也由于军事上的巨大胜利，魏国占领了汉族居住的广大土地。要统治汉族，首先得接受封建制度。猗卢、什翼犍在汉族士人辅助下，封建制度已经在代国起着推进社会的作用。魏道武帝得并州，开始成立正规的政治机构，自刺史、太守（地方长官）、尚书郎（中央办事官）以下宫，一般都用文人（汉族士人）。他留心招纳，士大夫来军门求见，不论老少，一概引入谈话，尽量录用。三九九年，在平城立太学，置五经博士，增生员共三千人。命郡县大索书籍，送平城。四○一年，亲祭先圣周公先师孔子。魏国用大量汉族士人作文官，魏皇帝依靠这些汉族文官的支持，才建立起封建政治制度的统治机构。这个机构所统治的人，自然，主要是汉族劳动民众。三九七年，魏大军攻后燕国都中山，屡战不胜，军中大疫，兵士死去什之五六，诸将都想北归。魏道武帝说，有民就有国，我不怕没有民。意思是说，鲜卑人走了，我有汉官汉民也可以立国。诸将听了这些话，才不敢再说北归。这里说明魏皇帝的支持者，固然鲜卑族是主要的，但已经不是唯一的支持者，也说明军事上依靠鲜卑族，政治上却必须依靠汉族士大夫，否则，就无法在中原立足。

在经济方面，以旧都盛乐新都乎城为中心的魏国本土，农业的重要性愈益增进，鲜卑族的贵族也逐渐转化为地主，畜牧业渐转到次要地位。什翼犍时，代国已有穄田。拓跋珪即代王位，首先重视农业（“务农息民”）。三九五年，后燕慕容宝攻魏，收魏穄田百余万斛，说明魏国本上已有相当规模的农业。三九八年，灭后燕，徙后燕境内吏、民及徒何（鲜卑）等杂夷三十六万，百工伎巧十余万口到魏京，给内（魏本土）徙新民耕牛，计口授田。又徒后燕国太守、县令、豪强二千家到魏京，无疑也要给予田地。当时划平城周围为畿内，畿外分四方、四维，置八部帅各管一方一维。这种方、维帅是朝廷派遣的地方官，不同于原有的部大人。在方、维内居住的部落，被解散为普通民户，分地定居，不许自由迁徒，部落君长大人也被当作普通民户看待。四○四年，诸部子孙失业赐爵者二千余人，当是对这些部落君长大人的不满表示让步。方、维帅功课农耕，按农业 成绩定方、维帅的功过。四○○年，魏道武帝亲耕藉田，为百姓作表率。贵族和跋将死时，告诉诸弟说，漯水北土地瘠薄，你们可移居水南，耕种良田，广兴产业。农业比畜牧业利厚，足见贵族在有农业条件的土地上，兴农求利，不愿继续保持畜牧业。

耕田人里大多数是从中原迁来，计口授田的新民和分地定居的鲜卑人，他们耕种小块土地，每年给皇帝（最高地主）缴纳租赋；还有一部分是为贵族豪强种地的佃户和隶户。这些都是封建制度下的关系，因此魏国是封建制度的国家，虽然原始社会的残余和奴隶制度的趋向同时并存，但并不能阻止鲜卑社会的封建化。

魏道武帝建立起由鲜卑人汉人组成的大国以后，迫切地寻求稳定皇帝统治权的方案，任用大批汉官为魏国制定各种制度，提倡农业，解散游牧部落，都是这种方案的表现。这方面，他取得了成就。但在另一方面，汉族与鲜卑族间的矛盾，鲜卑贵族与魏皇帝间的矛盾，却迫使他陷于精神失常，直到发狂被杀，成为鲜卑社会急剧变化中的牺牲者。

张衮是魏道武帝的第一谋士，最得信任。张衮荐中原名士崔逞，崔逞即彼重用。魏道武帝攻中山，军中乏食，向群臣问计。崔逞说，桑椹可以补助食粮，古人说过，鸮鸟（鸣声恶劣的一种鸟）吃了桑椹，鸣声会变好。崔逞说这些话，可能是出于无意，也可能是讥刺鲜卑军的残暴。他听从崔逞的献计，令民缴桑椹当租，心里 却痛恨崔逞有意侮辱。又命张衮崔逞写信给东晋雍州刺史郄恢（郄音戏xì），指定要在信里侮辱东晋皇帝。张衮崔逞只称为贵主（指晋帝），他看了很不满意。不久，杀崔逞，贬张衮。后燕大官封懿来降，他询问燕国的事情，嫌封懿对答简单，认为士人看不起自己，不让封懿做官。魏道武帝出身游牧部落的大酋长，性情凶暴，习惯于杀人。三九五年，俘获慕容宝军四五万人，在参合破一起杀死。后来攻中山城，城中军民死力防守，魏军不支，几乎溃败。他使人到中山城下问守城人，你们为什么死守不降？守城人说，我们宁愿战死，不能象参合陂那样被杀。他得到这个教训，以后作战，不敢任意惨杀。四○二年，桓玄在东晋作乱，一批晋官要奔降魏国，魏道武帝听到这个消息，非常喜欢。等了好久，这批晋官分别逃到南燕和后秦去了。他很奇怪，派人去探问原因。

答复是，晋官原来是想投奔魏国的，半路上听到崔逞被杀事，临时改变主意，决计到燕秦去。魏道武帝深为懊悔，也算是得了个教训，此后对士人不得不宽容些。他要取得汉族士人的助力来统治汉族民众，可是汉族士人和民众，对鲜卑族的统治，总是存在着或隐或显的矛盾，他无法消除这个矛盾，而且还必须压抑自己所体现出来的游牧族的野蛮性，抑郁久了，会变成神经失常的人。

尤其紧张的是鲜卑贵族与魏皇帝间的矛盾。鲜卑族原始社会的残余势力，猗卢以来，虽然逐渐在削弱，但对皇帝集权仍是一个有力的阻碍。魏道武帝在政治、经济上的措施，是要解散部落势力，催促鲜卑社会加速封建化，在这样急剧变化中，皇帝与贵族间表现出特殊的紧张状态。四○六年，他下了一道诏书，说人们以为汉高帝起于布衣（平民）而有天下，这种想法是错误的。要知道汉高帝受天命做皇帝，决不是凭争夺得来。他劝臣下安分知足，才能“保荣禄于天年（善终），流余庆于后世（死后有子孙）”。接着又下一道诏书，劝臣下不要争夺名位权利。这都反映当时贵族争夺官爵甚至要夺取帝位，使得他惊慌失措，烦闷不安，或几天不吃饭，或通宵不入眠，自言自语，见神见鬼，觉得朝官和内侍，都怀有恶意。事实上鲜卑大臣穆崇、拓跋仪也确实想杀死他。他留心臣下言语行动，一有可疑，便亲手击杀。只有汉族大臣崔宏、崔洁父子不被猜疑，其余朝臣人人自危，不敢见他的面。四○九年，他被儿子拓跋绍杀死。《魏书》说魏道武帝是因为吃寒食散得的病，其实这只是一个不重要的原因，主要原因还在于无法解决上述两个矛盾特别是对鲜卑贵族的矛盾。

魏道武帝是有力地推动鲜卑社会前进的积极人物。他灭后燕国，建立强大的魏国，为结束十六国长期混乱、统一中国北部作了准备，在这一意义上，他对中国历史也是有贡献的。

四○九年，魏明元帝杀拓跋绍，即魏帝位。他采取拓跋部四部大人与大酋长共同管事的惯例，命长孙嵩、安同、崔宏等八大臣共听朝政，号称八公。又使燕凤、封懿等共议政事。鲜卑贵族和汉族士人都有人参与朝政，魏国紧张局面得以缓和。四一五年，魏国连年霜旱，殷内民多饥死。有些朝官建议迁都邺城。崔浩周澹二人反对迁都，说，山东人（指太行山以东的汉人）不知鲜卑人虚实，以为人畜欢多，称为“牛毛之众”（象牛毛那样多）。如果现在迁去，山东人看到鲜卑人数有限，一定要发生轻侮心。不如等待明春草生，取马牛乳和蔬菜充饥，挨到秋熟，难关就渡过了。魏明元帝赞成崔浩的意见，说，只有崔浩周澹二人合我的意，但怕挨不到来秋。最后决定挑选最穷困的国人（鲜卑人）到山东定、相、冀三州，令汉民每户出租米五十石来养活这批穷国人。从崔洁这些话里可以看出，首先是鲜卑统治者深怕汉族民众窥见底细，因为鲜卑人数比汉民少得多：其次是魏国本土农业已经远比畜牧业重要，并且有一批脱离畜牧业又不农耕的穷国人。这批人是鲜卑兵的主要来源。

明元帝时，北方柔然已成强敌，魏处于防御地位，无力大举进攻（四二三年，筑长城二千余里，保卫平城）；南方后秦姚兴，占有黄河以南诸州郡，国势正盛。四一七年，宋武帝灭后秦，取黄河以南州郡，魏守黄河北岸，无力渡河争夺土地。魏用兵机会大减，穷国人也就愈益增多，遇天灾就要饿死。四二二年，宋武帝死，魏明元帝立即大举渡河攻宋，崔浩极力谏阻，他坚决不听。显然，鲜卑统治者和穷国人上下一致的好战心，决不肯放弃攻宋的机会。和宋军经过多次苦战，四二三年，魏夺得司州（治洛阳）全部，兖州、豫州的大部分。魏在黄河以南取得许多州镇，确立了南北朝对立的形势。

四二三年，魏明元帝死，魏太武帝继位。鲜卑族到魏太武帝时期，武功达到最高峰，完成了黄河流域的统一战争。魏太武帝和魏道武帝一样，是魏国杰出的皇帝。

魏太武帝依靠崔浩的谋略和鲜卑人的慓悍，战无不胜。四二四年至四二五年，大举出击柔然，迫使它逃奔漠北，暂时不敢南侵。四二六年，出兵攻夏国，取长安城。四二七年，攻破夏都城统万。四二八年，俘获夏主赫连昌。四三一年，攻取夏最后都城平凉，夏国亡，魏取得关中。四三二年，出兵攻北燕国，围龙城，不克。四三六年，灭北燕国，魏取得辽河流域。四三九年，出 兵灭北凉国，魏取得凉州。自三○四年开始的十六国大乱，到这时候黄河流域才得到统一，劳动群众比割据时期多少安定了一些。

魏国在战胜中，俘获人畜财物不可数计，诸将受皇帝班赐，再加上私自掳掠，正如崔浩所说，“多获美女珍宝，马畜成群”，个个成了大富豪。早在四一三年，魏明元帝遣将击破越勤、倍泥部落，获马五万匹，牛二十万头，人二万余家。这些被俘的人，计口受田，不当作奴隶看待。可是战胜军归来时，班赐将士牛马奴婢各有差。这里所赐的奴婢，当是战争中在另一种情况下俘获的人，被贬为奴婢。《魏书》记俘获，有些称男女或新民，有些称生口，前者指民户或隶户，后者指奴婢，身分自有区别。将士私自俘获的人，应是属于生口类。魏太武帝时俘获的生口数量更大，不仅班赐给出战的将士，而且还班赐给留台文武（未出战的在朝文武官）生口缯帛马牛各有差。出战和未出战的文武官都分到生口，出战将士又有私有生口，再加上鲜卑兵受赐和私有的生口，魏国在魏太武帝时，奴隶制度的趋势，比魏明元帝时又大进一步，也就是说，魏国存在着大量的奴隶，从事生产来供养文武官和鲜卑兵。

魏太武帝统一北方后，连年出击柔然和西域诸国，获得多次胜利，最后自然要进攻南方，企图削弱宋国并掠夺更多的生口和财物。四四九年，魏太武帝出兵大破柔然，掳获人口和牲畜共一百余万。柔然大败后衰弱，再不敢大举来侵犯魏边塞。四五○年，魏太武帝亲率大军攻宋。这时候正是宋文帝在位，国力强盛。魏宋大战，魏军不能攻破宋国重要城镇，只能在城镇外大杀大掠，尽量破坏，使居民遭受极其惨重的损害。宋军民痛击魏军，魏军也死伤大半。四五一年，魏太武帝只得退兵回乎城。他用兵没有受过这样的挫败，大为国人所怨恨；鲜卑人从来没有遇到这样的死伤，此后害怕同南朝作战。四五二年，魏太武帝被宦官宗爱杀死。

鲜卑拓跋部人数本来不是很多。魏得黄河南北州郡后，更显得本部人太少。每有战争，驱迫汉人和非鲜卑人（所谓“杂夷”）临前敌，让鲜卑骑兵在阵后督战，不顾前面士兵的死伤，一味强迫前进，战败了，鲜卑骑兵便首先逃走。魏国用这样的方法来保存本部人，使得鲜卑人只发扬游牧族的残暴性，却消失了游牧族的悍战性，再加上不牧不耕，专事掳掠，多年来养成的堕落性，鲜卑拓跋部实际上已经衰弱了。经攻宋一战，它的衰弱现象暴露出来，从此，魏国由强盛转到衰弱的阶段上。

三 由衰至乱的魏国

魏太武帝的继位者魏文成帝在位时（四五二年至四六五年），是魏国衰弱时期的开始。这时候，对外战争基本上停止了，国内汉族劳动民众和鲜卑统治者间的矛盾便升到第一位。魏文成帝屡次下诏，斥责地方官侵害百姓，以营家业。又斥责地方官串通大商富贾，重利盘剥民财，共同分赃，规定官商犯赃十匹布以上，处死刑。又诏令平民（良家）因穷出卖子女为奴婢，得赎还子女。又禁止贵族和士族与百工伎巧卑姓通婚，理由是“贵族之门，多不率法（奉法），或贪利财贿，或因缘私好，在于苟合，无所选择”。所谓贪利财贿，就是贵族士族和大商富贾通婚，官商勾结来盘剥民众。他下了这些诏书，并不能减轻民众的痛苦。魏文成帝亲到河间郡鄚县（鄚音莫mò河北任丘县北）镇压攻取富户的贫民，十五岁以上男子全被惨杀，十五岁以下男子，当作生口班赐随从各官，这也并不能抑止民众的反抗。到魏孝文帝时，汉民的反抗，规模愈益扩大，有政治才能的魏孝文帝采取各种措施，暂时和缓了这个危机。

鲜卑拓跋部从来就是一个以掳掠为职业的落后集团。军事上靠掳掠来鼓动军心，政事上也同样靠掳掠（表现的一种形式是贪污）来使用百官。史称“魏百官不给禄，少能以廉白（清白）自立者”，确是当时的实在情形。地方官直接统治民众，经常的、普遍的、残酷的贪污行为，民众受害尤为深切。在拓跋部武力削弱的时候，民众反抗贪污政治的活动便广泛地开展起来。四七一年，魏孝文帝即位。就在这一年，青州人封辩自号齐王，聚众千余人起事。平陵（山东历城县东）人司马小君聚众起事。此后，民变连年发生，有的聚众至五千余家。至于攻取富户财物被称为劫盗的贫民，更是遍地蜂起。四七三年，魏国定出一条法令，就是：县令能平一县劫盗的，兼治两县，能平两县的兼治三县，三年升为郡守；郡守能平两郡至三郡的，三年升为州刺史。这自然是一种空想。四七七年，下一道诏书说，诸州刺史以下地方官，纵奸（豪强）纳贿，违法营私，闹得盗贼并起，攻掠愈甚，你们百官都替我想个办法。四八○年，出布帛一百万匹及伐齐所得俘虏班赐群臣。四八一年，攻齐，获得三万余口，以一万余口班赐群臣。

从敌国掳掠人口，分一部分给群臣，想阻止群臣的贪污，鲜卑统治者就是用这种暴行来处理政治问题的，当然丝毫也不能阻止贪污。四八三年，魏孝文帝下诏说，我很想知道百姓的疾苦，每有从州郡来的人，我问他们地方官苛虐的情况，他们都不肯说实话。本该斩首，现特从宽放他们回去，以后不得再欺骗。这种聊以解嘲的诏书，对贪污现象确实到了无法可施的地步，但是，民众反抗贪污政治的浪潮，迫使魏国不得不寻找可施行的办法。

四八四年，魏孝文帝才决心实行俸禄制。魏国旧制：户调：帛二匹（宽二尺二寸，长四十尺为一匹，六十尺为一端），絮二斤，丝一斤，谷二十石。许多州郡县不产丝帛，只产麻布，因此，又令每户出帛一匹二丈，存放州库，作为由宫府委托商人调换布帛的费用。这里就有一批商人在为官府调换布帛的形式下同享贪污的利益。魏孝文帝所定新制是，每户增调帛三匹（疑是原调二匹外新加一匹），谷二石九斗，作为百官的俸禄。产麻布各地即用麻布充税，不再换丝帛。另增调外帛二匹（一匹二丈，外再加二丈，凑足二匹），作为废除商人的费用。班禄以后，官得赃一匹，即处死刑。地方官刺史以下各官，犯赃发觉，被杀死四十余人。行均田制后，规定地方官得收公田租，刺史十五顷，太守十顷，县官六顷。地方官不愿意受禄，淮南王拓跋佗出面，请求恢复断（无）禄制。魏孝文帝坚决执行新制，严厉惩罚贪官，开国以来的贪污积弊，一时显得颇有变化。

史书都说魏孝文帝于四八五年，采取李安世的建议，实行均田制，又于四八六年，采取李冲的建议，立三长制。按李安世疏中说，“州郡之民，或因年俭（荒年）流移，弃卖田宅，漂居异乡，事涉数世，三长既立，始返旧墟（故乡）”。这里明说立三长在前，建议行均田在后。事实上也只有校正户籍以后，才有可能按户口奴婢牛具分配田地，如果按照立三长前的大户（三五十家成一户）分田，每户得田太少，无法进行耕种，因此，两事先后，当有错误，这里假定立三长在四八五年，行均田在四八六年。

魏孝文帝在三年内实行班俸禄、立三长、行均田三大改革，民众对鲜卑统治的反抗，多少有些趋于缓和。当然，反抗还是继续着。四八七年，魏孝文帝问高祐如何止盗。高祐说，要精选地方官，更要停止勋臣贵族作地方长官（州刺史、郡太守），足见改革的实效并不大。

魏国的本土，即平城周围的畿内，形势也很不稳定。鲜卑平民不畜牧不耕作，三分之二是游手浮食人。鲜卑贵族过着奢侈腐朽的生活。工商人家（魏道武帝灭后燕时迁来）积储大量财富，连一些奴仆也衣食精美。这样的现象，畿内特别显著地呈现着：农夫吃不到糟糠，织妇穿不上短衣，无力进行生产；另方面却是官库里谷帛充盈，商市上宝货满列。到街上看，很多是衣服华丽的人，到家里看，更多的是衣食匮乏的人。一遇荒年，就有许多人饿死。四八七年，大旱，魏孝文帝只好让大批贫民出境去求食。魏国本土鲜卑兵力已经衰弱，农民大都穷困不能生活，作为根据地的畿内，不再有控制山东的实力，如果山东诸州郡有大变，鲜卑统治的崩溃将很难避免。

鲜卑统治者利用汉族士人来统治汉民，汉族士人也利用鲜卑统治者来保持士族压迫汉民众的利益。但是，汉士族与鲜卑贵族之间，存在着很大的不平等，士族处在屈服地位，并不是甘心愿意的。崔浩的遭遇，可以表现士族与鲜卑贵族的关系。崔浩出身北方第一名门，是魏太武帝最信任的谋士。他力主恢复五等封建制，认为秦始皇废封建立郡县是弊政。道教主寇谦之也赞成他的主张。本来魏道武帝已定王公侯子（废伯男二爵）四等封爵，崔浩的父亲崔宏受封为白马公，他自己也曾封为武城子，后来又袭封白马公。显然崔浩的主张，不是要改四等为五等，而是要世家大姓的首领在本人势力所在地，按势力大小受五等爵号，也就是要魏皇帝承认世家大姓历代相传的割据势力为合法。这种议论反映汉族割据势力受鲜卑地方长官（州刺史郡太守很多是鲜卑贵族）的压制，要求象西周那样，诸侯各治自己的国，对王室只保持朝贡关系（崔浩力争用汉族士人数十人作郡守，也有反对鲜卑贵族的意义）。汉士族最讲究礼制，鲜卑族却非常落后。鲜卑拓跋部人头发打成辫子（称为索头），男女服装便于骑马，汉士族以衣冠自诩，当然看不惯游牧人的习俗。拓跋部人同姓通婚（四八四年才下诏禁止），更被看作野蛮。

其余不合汉族礼制的事自然还很多。魏太武帝令崔浩撰国史，崔浩把拓跋部丑事都直书不讳，《魏书·崔浩传》说他“尽述国事，备（详尽）而不典（不雅观）”，并且刻石立在大路边，让来往的人都看见。魏太武帝和鲜卑人大怒。四五○年，崔浩被囚，受尽侮辱后（崔浩排斥佛教，也是波报复的一个原因）才灭族。他的亲戚范阳卢氏、太原郭氏、河东柳氏也都灭族。崔浩智谋无双，善于估计利害，他做这个危险事，也反映出汉族和鲜卑族在文化上的尖锐矛盾。崔浩被惨杀，士族与鲜卑贵族间的不和却并未中止。鲜卑人自四五○年大战后，害怕同南朝作战，当时北方的柔然早已衰弱，南朝成为唯一的敌国，如果北方士族响应南朝的北伐，鲜卑统治将很难应付这个危局。四八九年，魏孝文帝向群臣访问安民的方法，李彪提出几条，其中一条是应在河表七州人中，选择高门，召来京城，同中州人（鲜卑贵族）平等待遇，给予官做。这样，可以调和新（新选七州高门）旧（鲜卑贵族），也可以阻止士人投向南朝。李彪所称河表七州，就是荆、兖、豫、洛、青、徐、齐七个与南朝接近的州。魏孝文帝很注意李彪的建议，此后行政着重在利用汉士族和调和汉士族与鲜卑贵族间的关系。

大河南北诸州郡是魏国的真实根基，居住在这个地面上的是汉士族和汉民众，鲜卑统治者依靠偏远的畿内和不多的鲜卑人想控制全国，事实上有极大的困难。四九三年，魏孝文帝自平城迁都洛阳，实行与汉族同化。魏孝文帝深慕汉文化，所以要变鲜卑俗为华风，但更重要的原因还在于适应政治上的需要。他想用同化的方法，保持拓跋氏的统治地位，因之排除阻碍，决计迁都。

魏孝文帝不敢提出迁都的主张，召集群臣，宣称要大举攻伐南朝。以任城王拓跋澄为首的文武百官纷纷反对。魏孝文帝发怒道，国家是我的国家，任城王想阻挠用兵么！拓跋澄反驳道，国家固然是你的国家，但是，我是国家的大臣，明知用兵有危险，怎能不说话！退朝后，魏孝文帝召拓跋澄到宫中谈真心话。魏孝文帝说，我们鲜卑人起自北方，徙居平城，这是用武的地点，不能作文治的中心（意思是说，现在武力已不可靠，必须用政治来维持国家）。我想以用兵为名，率领众人迁都中原，你意下如何？拓跋澄被提醒，改为全力拥护，赞助迁都大计。魏孝文帝出动二十万人（号称三十万）的大军，宣称南伐。到了洛阳，仍骑马上路，表示还要继续进军，群臣跪在马前，叩头哭求不要再前进。魏孝文帝说，你们既然不愿南伐，那末，就得听我的话，迁都到洛阳。群臣不愿迁都，但更不愿南伐，只好承认迁都。

魏太武帝灭夏国，在河西建立大牧场，养马二百余万匹，牛羊无数。魏孝文帝迁都洛阳，四九四年，就建立起河阳牧场（在河南汲县地），养军用马十万匹，每年从河西牧场选马到并州牧场，过些时又迁到河阳，使马匹习惯内地水土，不至死伤。四九五年，选鲜卑勇士十五万人组成宿卫军。同年，魏宫人和文武百官全部迁到洛阳。魏孝文帝准备了自卫的武力，同时着重进行鲜卑族的汉化和诸州士族门第的评定。按照“以贵袭贵，以贱袭贱”的规则，官职按门第高下来分配。低级地方官（县官）从低级士族中选取，让这些士人也有仕途。魏国经这次大改革，政治制度与南朝完全相同，汉士族满意了，魏国统治权也确实稳定下来了。鲜卑贵族和一般鲜卑人不甘心对汉士族作这样的让步，四九六年，魏太子元（本年，改拓跋为元）恂谋逃回乎城，许多高级贵族数次谋据平城自立一国，都遭到魏孝文帝的严厉镇压。此后，汉士族（包括南朝文武降臣）成为魏国的有力支持者。

魏迁都洛阳，与南朝邻近，更显得南朝对自己的威胁。四九七年，魏孝文帝亲率大军攻齐，想扩大疆域，无功退回。四九八年，魏孝文帝起大军攻齐，又无功退回。四九九年，齐将陈显达攻魏，魏孝文帝带病去抵御，陈显达败退，魏孝文帝也在归路上病死。这三次战争，说明魏国武力已经衰弱到和南朝相等的程度。

魏孝文帝死后，魏国进入内乱时期。

四九九年，魏宣武帝继位。他宠任奸佞，国政大坏。贵族豪门，竞尚奢侈，魏宣武帝下令严立限度，节制放荡，可是最放荡的就是他本人。他迷信佛教，养西域僧三千余人，择嵩山形胜处造闲居寺，备极壮丽。贵族仿效，佛教大行，洛阳城内造五百余寺，州郡共造寺庙一万三千余处。宠臣元晖作吏部尚书，定价卖官，大郡二千匹，次郡减半，下郡又减半，其余各官都按等级出售。佛寺的发达和官吏的贪污，说明民众遭受严重的剥削。四九九年，幽州人王惠定聚众起事，白称明法皇帝。此后，连年有人聚众起事。五一四年，幽州沙门刘僧绍聚众起事，自称净居国明法王。起事人揭出明法做号召，足见民众深感政治黑暗的痛苦。

五一五年，魏孝明帝继位。胡太后擅权，荒淫残虐，无恶不作。她相信佛法能减轻罪过，大兴寺塔，在宫侧造永宁寺，又在伊阙口（在河南洛阳）造石窟寺，土木工都极壮丽。永宁寺尤为宏伟，有高丈八尺的金像一躯，普通高度的金像十躯，玉像二躯。九层浮图（塔）高九十丈，上刹（相轮）又高十丈。夜静，塔上铃铎声可河北景县北魏墓出土网纹琉璃碗闻十里。僧房一千间，都用珠玉锦绣作装饰。自佛教传入中国，这样的塔庙，还是第一次出现。魏宣武帝初年，在龙门山凿一百尺高的佛龛（音堪kān）两个，魏孝明帝又凿一龛，前后凡二十四年，耗费八十万余工。其他营建寺塔，布施僧众，赏赐宠臣，所费不赀，却从不对贫民施些小惠。宗室权豪，也竞赛淫侈，穷极享乐。高阳王元雍有奴仆六千，使女五百，元雍吃一顿饭要费钱数万。河间王元琛与元雍比富，骏马十余匹用银槽喂养，招集王公宴饮，食器有水晶（玻璃）锺、玛瑙碗、赤玉壶，制作河北定县出土北魏石函中的波斯银市精巧，都不是中国产物。章武王元融看了懊恼，卧床三天不能起，其实元融财物并不比元琛少。魏君臣骄奢如此，不诗言，民众遭受的是什么灾难。

魏孝文帝为统治汉民众，对汉士族大让步，迁洛以后，内迁的鲜卑贵族同汉士族融合在一起，统治力加强了。但是，鲜卑族内迁部分和守边部分间却因此发生冲突。早在魏明元帝时，魏筑长城防柔然，自赤城（河北赤城县）西至五原（内蒙古自治区五原县）长二千余里。魏太武帝在长城要害处设武川、抚冥、怀朔、怀荒、柔玄、御夷六个重镇，保卫平城。六镇外，又有沃野（在内蒙古自治区鄂尔多斯右翼旗境）等镇。任镇将的都是朝廷亲贵，镇将部下各军官也都是鲜卑贵族，这些守边军官不仅受优厚的待遇，而且官职众多，升迁容易，例如沃野镇自镇将以下各官多至八百余人，至少有五分之二是冗官闲职。魏太武帝大破柔然以后，边镇战事稀少，守边官不再留意边内蒙古呼和浩特市出土的北魏“河内太守”铜虎符防，却专心发财致富。各官选部下精壮兵，迫使到边外掳掠，有时被柔然掳去当奴隶，有时掳得财物归来，全部彼各官夺去。老弱兵里面，如有人略会一些技艺，便被迫作手工，苦役百端。其余老弱兵或入深山伐木，或在田地上耕耘，或经营商业，一切利益全归各官所有。守边兵一部分是鲜卑平民，一部分是鲜卑化的各族人（包括汉人及其他非鲜卑人）。

他们应得的军食军衣都被各官扣去，穷得无法生存，往往在路上倒毙。守边官与守边兵之间，关系一向是恶劣的。魏孝文帝迁洛以后，内迁贵族仕途通达，排斥守边贵族，号为“府户”，当作仆役看待，一生不得上进。朝中权贵还刻剥各镇，少给衣食，各镇军官自然更残酷地刻剥守边兵。守边兵对守边军官切齿，守边军官对镇将和朝官（内迁贵族和汉士族）切齿。此外，随从魏孝文帝内迁的普通鲜卑人和宿卫军人，被看作寒人或武人。寒人永无入仕的希望，武人不列清流，不得任高官美职，这种人也对朝官切齿。为各方面所切齿的朝官，分成派别，争夺权位，又互相切齿。这样，鲜卑族内部的分裂，愈来愈深刻，到魏孝明帝时，鲜卑政权已经失去大多数鲜卑人的支持，并且为守边兵所仇视。

魏孝文帝死后，贪污政治又盛行。贵族士族求官的人太多，吏部尚书（掌选用人才）不敢选拔招怨。五一九年，魏国行停年格，只按求官人的年资依次序补官，不再论人才高下。又削减百官俸禄，补助皇室的浪费。这种措施，实际是正式恢复贪污政治。后来，索性按纳货多少出卖官职，只有贪污人才得做州郡长官，郡县小吏职也得出钱购买，自然，小吏也全是贪污人。民众穷困，人心浮动，本来汉民众和汉族以外的一切非鲜卑族民众，都是反对鲜卑统治的，到魏孝明帝则，民众推翻鲜卑统治的要求愈益迫切了。

魏朝廷专力防备民众的反抗和南朝梁兵的进攻，却没有注意边镇守兵的起事。五二三年，怀荒镇人（守边兵）杀镇将于景。接着沃野镇人破六韩（姓）拔陵（名）聚众起事，杀镇将，改元真王。破六韩拔陵开始发出反魏的号召，各镇人纷起响应，各地也纷纷聚众起事。五二四年，高平镇（甘肃固原县）人赫连恩等起事，推敕勒酋长胡琛为高平王。破六韩拔陵攻破武川、怀朔两镇。其余四镇也起事反魏。秦州（甘肃天水县）人莫折（姓）大提（名）起事，杀魏刺史，自称秦王。南秦州（甘肃成县）氏人张长命等起事，杀魏刺史，据城响应莫折大提。莫折大提攻破高平镇，杀魏镇将。莫折大提死，子莫折念生继位，自称天子，设立百官。凉州小军官于菩提等杀魏刺史据城起事。秀容（山西忻县）人乞伏（姓）莫于（名）聚众起事。南秀容牧子（地位类似奴隶的牧人）万于（姓）乞真（名）聚众起事。营州（治龙城）人就德兴聚众起事，自称燕王。夏州（治统万城）一带胡人起事，围统万城。关中一带蜀人（被迁徙到夫中的蜀人）起事，攻长安城。汾州（治蒲子城，山西隰县境）一带胡人起事。在这一年里，魏国北境西境东北境都发生战事，魏朝廷依靠汉士族的协助，控制黄河南北诸州郡，还可以出兵去抵御，互有胜败。总的趋势则是反魏势力在扩大，魏势力在削弱。

边地上的战事，一时未必就会推倒魏朝廷，只有到了内地也发生战事，在内外夹攻下，魏朝廷的崩溃，才无可避免。五二五年，柔然可汗阿那瓖（音规guī）攻沃野镇，破六韩拔陵军大败，部众二十万人投降魏朝。魏朝使降众到内地冀（治信都，河北冀县）定（治卢奴，河北定县）瀛（治乐成，河北献县）三州求食。柔玄镇人杜洛周起兵，据上谷（河北怀来县），改元真王，怀朔镇人高欢等人归附杜洛周。五二六年，沃野镇降人鲜于俯礼等起兵据左城（河北唐县境），攻定州城，又攻破燕州城（京京昌平）。鲜于脩礼死，葛荣代统部众。葛荣在博野县（河北博野县）境击杀魏大将元融，自称天子，立国号为齐。这时候战事的重心移到河北，魏控制力进一步削弱，汉民众也纷纷起兵反魏。五二七年，葛荣攻破信都城。五二八年，杜洛周攻破定州城和瀛州城。葛荣杀杜洛周，并统杜洛周部众。葛荣所部数十万人号称百万，占有冀、定、瀛、沧（治饶安，河北盐山县西南）、殷（治广阿，河北隆尧县）五州地。沃野镇和六镇的鲜卑人（包括鲜卑化的汉人）降魏后到三州以及随从杜洛周等大量内迁，数量是巨大的。他们是变兵，是寻求生存的流亡者，是根本不知生产为何事的破坏者。

他们毫无纪律，专事屠杀掳掠，葛荣攻破沧州城，居民被杀十之八九。他们横行河北诸州郡，象沧州城那样，破坏都是极其惨重。腐朽昏乱的魏朝廷，造成这个大祸殃，汉族民众又遭受一次大屠杀。

五二四年，秀容人乞伏莫于、万于乞真等聚众起事，都被秀容酋长尔朱荣镇压下去。尔朱荣拥有部落八千余家，马数万匹，散家财接纳豪强，侯景、贺拔（姓）岳、高欢等人先后来投靠，兵势强盛，养成了一个新起的势力。尔朱荣驻兵在晋阳（山西太原市），五二八年，魏孝明帝怨胡太后揽权，密令尔朱荣率兵来洛阳，胁迫胡太后。尔朱荣令高欢为前锋，行至上党（治壶关，山西壶关县），胡太后杀死魏孝明帝。尔朱荣立长乐王元子攸为魏帝（魏孝庄帝），举兵攻洛阳，杀胡太后，召魏百官二千余人齐集淘渚（在河南孟县），尔朱荣责百官骄侈成俗，贪虐酿乱，下令全部杀死，尔朱荣入洛阳，魏朝百官除了一些残余旧人，其余都由尔朱荣部属任职，元氏的魏朝实际上已经灭亡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