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11节

他后果。所以，马仲英第二次进入新疆，一开始就如同进入无人之境，所向披靡。人心向背，是新疆稳定与否的压舱物。 《黑戈壁》九(2) 除了“苦水事件”，哈密在1932年发生的另一件大事，就是“七角井瘟疫”。在“苦水事件”前不久，1932年春季，哈密西北的要道驿站七角井发生了一场看似无来由的、找不到传染源的瘟疫。在马仲英第一次进入新疆时，他主要着眼点在天山以北。天山以南的交通反而比以前繁忙。一些商贩，为了避开战火，也宁可踏上“风戈壁”，而七角井正是“风戈壁”中的标志性驿站。

马仲英撤回河西，七角井由省军的杨正中部驻守。杨正中嗜杀成性，往往随便就将不顺从己意的商旅处死，然后胡乱埋在或扔在附近的沙丘中。在七角井的旅店前，有两颗电线杆子，一度成了杨正中悬挂首级的旗杆。这场传染性极强的瘟疫，正是因无辜死者得不到安葬而生，以致除附近的百姓与过往商旅，甚至驻军也受其害，不停地有士兵逃离这个阴霾不散的地方，同时将瘟疫扩散到其他的驿站绿洲。在一些村落，瘟疫几乎是灭绝性的。有一则目击报道说，在某小镇，生灵死绝，只有一个刚刚出生的婴儿，爬在已经死去的母亲胸前，寻找母乳。——这，就是马仲英第二次进入新疆之前的哈密。与在黑戈壁占山为王的黑喇嘛相比，哈密的省军在“苦水”“七角井”的作为，更象土匪。马仲英再次进入新疆的时机正在逐渐成熟。返回酒泉前后，马仲英在当地招贤纳士。河西走廊原来就“人才密集”，用不了多少时间，他的参谋部与政治处、秘书处，成了无所不包的庞然大物。其中有中共秘密党员，著名的中共脱党人士，有国民党的骨干，有日本间谍，有来历不明的土耳其军人（还不止一个）。最绝的是，这些人不管在别的什么地方碰面，一定会立时打得你死我活，可在“尕司令”的“智囊团”里，却始终相安无事。

比如，马仲英的“少校参谋”于华亭，谁见了也说是日本人，关于他是日本特务的“谣言”一时甚嚣尘上，可他自己并不在乎别人怎么说。他的绝活是译电，据说当时还没有发明出他破译不出来的密电码。据说（又是据说），马仲英几次绝地反败为胜，都是因为他成功译出了对方的军谋布署。土耳其军官凯末尔——“国民革命军新编36师中将顾问”——则更绝，谁也不知道他从何来，来干什么，甚至他到底是谁？可他在马仲英麾下颇为自适。他的房间从不请人进入，房里没有什么秘密武器、兵谋战略，只有一个河西籍的小脚女人，40多岁，整日端坐在炕上。他一句中国话不会说，她一句外国话听不懂，他们平时用什么语言交流呢？每当凯末尔“中将”高兴，他的庆祝方式就是：将小脚女人扛在肩头，在房间里、院子里“游行”。可他是真正的军事家，就是他教的马仲英把骑兵当作坦克使用。这招曾将苏联刚刚组建的机械化部队（“塔尔巴哈台军”）打得丢盔卸甲。参与马仲英核心机密的人当中，除了他的家族成员，还有甘肃现代史的名人，比如吴应祺、张雅韶，他们刚刚从苏联回国，曾是中共的骨干，不但投入马仲英幕下，成为他的谋主，甚至将马仲英兄弟也介绍加入了CY（共青团）。

另外，河西著名的脱党的原中共党员比如蔡雪村、葛霁云，另外还有甘肃哥老会辈份最高的堂主赵福臣……都在麾下为他效力。就凭这个，年仅20的马仲英就不能不令人刮目相待。1933年4月。马仲英第二次入疆。这次与上一次的最大不同，是有备而来。实际上从退回河西，马仲英一直用一只眼睛紧紧盯死新疆。——另一只眼睛他始终是盯着他的堂兄弟们（马步芳、马步青、马步康……）的。他显然认为，要想有大的发展，只有进入新疆，占据天山南北。河西、酒泉只是暂时栖身之地。第二次进入新疆，马仲英部队传唱着另一个“军歌”7：打了一仗又一仗仗仗不离机关枪三八式专用来打老乡在第二次进入新疆期间，马仲英打遍天山南北，连乌鲁木齐也几乎陷落于其手。他的对手仍然是苏联，但这次归化军（原白俄）已经不是个儿，与他死拼的是“新疆王”盛世才重金请来的苏联红军，只不过名字改为“塔尔巴哈台军”8。这支“塔尔巴哈台军”坚车利器，锐不可当。但个人装备比马仲英的部下还差。一则目击记说：在北疆的苏军（塔尔巴哈台军）哨兵，舍不得让靴子站在在雨雪泥泞中，就站在砖头上，砖头踩在烂泥中，用一截铁丝将靴子与砖头绑在一起。穿着这种“花盆底”，根本不能打仗。

可飞机与装甲车协同作战的威慑力，击穿了马仲英所部的心理墙壁。败退途中，他劫持了斯文·赫定的车队，同时他也想将这个国际知名的探险家扣作人质。最终不知是马仲英吸引了斯文·赫定，还是斯文·赫定感化了马仲英，反而互相萌生了敬重感。但，最终谁也想不到的是，1934年7月，马仲英在吴应祺、蔡雪村等陪同下，由喀什噶尔西北的伊尔克斯塘边境口岸，进入苏联境内。为了避难，也为了寻求支援。这如果不算是与虎谋皮，那也是将头探入虎口。从此，一去无回。马仲英在苏联到底出了什么事？一种说法是，在参加西班牙内战时英勇战死；一种说法是，在学习驾驶飞机时因飞机失事身亡；一种说法是，在斯大林“肃反”时期，死于冤狱……这就与黑喇嘛的遭际颇有几分类似了。使人奇怪的是，时至今日这几种说法不管哪种是真的，其实都用不着死不承认。除非是没有一种沾一点边。在斯大林的“肃反”中，还有什么级别的阴谋，什么档次的冤狱，说出来会叫人吃惊呢？ 《黑戈壁》九(3) 一开始，马仲英在苏联的活动还相当公开，其实是苏联方面有意为政治作宣传。他被安置在莫斯科郊外的别墅，苏联报刊不停报道他在工厂、集体农庄参观，他的随员陆续进入苏联军校、航校。

他也在学习俄文、日文等四种语言。苏联特意为马仲英派了一个顾问，叫梅斯诺夫。其他留在新疆的部属，还派专人赴苏联向他汇报。1935年冬，苏军为马仲英设立了参谋处。这也许与当时中国国内的形势有关。当年中国工农红军开始长征，西路军进入河西。人们传说，共产国际打算利用马仲英与盛世才联手，打通“国际通道”，将进入河西的工农红军接引到苏联。这计划可能是真的，但是也可以看出当时的政治家有多天真。就算是人们能成功地将猫与老鼠安排在同一个饭桌上就餐，也不可能让盛世才与马仲英同室而眠。从1936年以后，就再也没有丝毫关于马仲英情况的消息传出。实际上就连他的身边人也一个都没有了：全部从人间蒸发了。关于马仲英，最后的消息是：他的旧部马彦良1938年10月来到延安，面见毛主席时，毛主席曾对他说：“马仲英现在仍在苏联，你们以后可以见面。”9马仲英是步黑喇嘛，力图尽快填补地缘政治空间的第一人。可他也是在黑喇嘛之后，第一个永远离开内外蒙古、甘肃、新疆中间“三不管”的黑戈壁的“好汉”。马仲英在30年代初两次进入新疆，都与新疆哈密的强势人物尧乐博斯有关。

如果说马仲英的下落之谜，使人想起了黑喇嘛丹毕加参；那么尧乐博斯的身世，则颇有点像黑喇嘛的“简化字版”。据说（关于尧乐博斯身世，随时用得上“据说”两个字），尧乐博斯1889年出生在巴楚县（玛喇巴什）的维吾尔族乡村。父亲当地的“水官”。他是父亲在路上捡来的弃婴，并为他起了个名字“尧乐达巴斯”，意思是“路上捡来的孩子”，他长大成人之后，被顺口叫成“尧乐博斯”——老虎。在尧乐博斯5岁的时候，他的姐姐吉娜斯提汗被驻喀什喀尔的道台强娶为妻，为此，在病中的父母先后都去世了。那个道台“姐夫”因为处理塔什库尔干等地的划界事物时获罪，被撤职回到北京。吉娜斯提汗与尧乐博斯也随他前往北京。道台被朝廷追究责任法办，他们流落在北京街头，乞讨为生。哈密王沙木胡苏特去北京朝觐，他们姐弟就随哈密王返回了新疆，定居在哈密。他的姐姐最后改嫁给哈密王的亲戚伊布拉音伯克。尧乐博斯在哈密，一是懂汉语，二是熟悉内地情况。而当时的哈密，是通往内地的大门。这两点都用得上。尧乐博斯很快就得到了重用，并得到了在清末民初有举足轻重影响的哈密王沙木胡苏特（著名的“沙亲王”）的器重，步步高升。做到保安大队长，有了自己的庄园产业。

杨增新死后，新疆的动乱从哈密发端。这一系列的事件中，尧乐博斯却总是“如鱼得水”，日益接近了权力的核心。二三十年代之交的哈密，一直受到外蒙古势力牵制。其实从黑喇嘛死后，各方势力都急于尽快填补那个巨大的空间，但一时谁也没有能够取代黑喇嘛的位置。当时的农民领袖和加尼亚孜阿吉，就一再得到外蒙古的支援，仅一次，外蒙古就派专人运来了100支步枪，还有两吨铅（用来制作子弹）。这些枪械，都是几年前从黑戈壁“碉堡山”缴获的。为了防制为省军包围，和加尼亚孜阿吉曾将自己的主力移驻与外蒙古紧邻的地方恩岗。从那时起，这样一些民歌便流传在哈密民间10：沿着崎岖狭窄的山路，我们转移到恩岗。望着我们远去的身影，妻室儿女忧愁万分。来到恩岗已半载，只有篝火伴身旁。遥望远方的家乡，望穿双眼无所见。关于外蒙古涉入哈密事件，在当时并不是机密。以后才是。但就我们目前所知，其中有一个关键人物并不倾向外蒙古。他就是优游于各派力量之间的尧乐博斯。他不但在新疆省军、民国中央政府、草莽英雄和加尼亚孜阿吉、哈密王府之间从容往还，为各方接受，还是到酒泉请马仲英的谋主，两次都是。他亲自到过酒泉，当时刚刚移驻酒泉的马仲英使河西出现了一种“革命”

的新气象。这一点给尧乐博斯留下了深刻印象。不仅如此，在战火的间隙中，中国西北科学考察团与斯文·赫定1927－1928年，1934年，两次穿越黑戈壁进入新疆，在黑戈壁彼岸相迎的，都是尧乐博斯。所以，他既是巴楚弃婴——尧乐达巴斯，也是哈密虎王——尧乐博斯。在与外蒙古打交道时，最经典的一例是：尧乐博斯从邻近外蒙古的恩岗返回，当时哈加尼亚孜阿吉刚接收了外蒙古的军火，但据说其中的一部分被尧乐博斯私吞，就把尧乐博斯扣押在北山中的库塔利斯克地方，准备秘密处决。尧乐博斯的长子尼亚孜伯克得到消息，潜往库塔利斯克，杀死卫兵，救出尧乐博斯。这个故事延续到我在军马场放马的时期，这，以下我们还要具体作介绍。盛世才主政新疆时期，尧乐博斯曾久住“陪都”重庆，与国民党政府各方面有比较良好的关系。1946年，他回到哈密，出任哈密专区专员。1949年，新疆和平解放，他仍然留任哈密专员兼保安司令。1950年初，已经解放的伊吾县形势逆转，当地的上层人物一直在酝酿起事。 《黑戈壁》九(4) 1950年4月3日，那是一个星期五。哈密专员尧乐博斯向专区机关说，自己要去三堡乡的坎儿孜村视察。

到了坎儿孜村，他突然下令破坏了从哈密市开来的两辆小汽车，自当地劫获了马匹，带着老婆、儿子与部分随从，潜逃进入了巴里坤的北部山区，一去无回。“伊吾四十天”发生后，许多资料都说，那是尧乐博斯与乌斯满联手策划与指挥的。可这还有一定的疑问。因为，我们目前还没有见到关于这一点的具体内容；因为，可以推测以尧乐博斯这样的人组织这种活动当然顺理成章，可如果真是这样，必然会是里应外合，会作出更大的响动来，绝不可能如此“自生自灭”。也就是说，“伊吾四十天”似乎没有那样复杂的政治背景。随着“伊吾四十天”叛乱的平息，乌斯满经过黑戈壁逃亡到甘肃、青海间的阿克塞，尧乐博斯则带着家人、死党，通过青藏高原逃亡，1951年到台湾。在六七十年代，他曾是台湾名人，担任过“新疆省政府”“影子”机构的主席。他曾在台湾出版的《传记文学》杂志，发表过“回忆录”，在“回忆录”之中，他对自己前半生在哈密的作为，作了极为用心的辨解。“回忆录”想必经过高手润色，使辩解颇有几分说服力。评价他在历史上的作用，是以后的事。这里我们主要涉及的是他在当时复杂纷纭的环境之中如何通过风迎八方来达到自保的目的。提到尧乐博斯，我总会自然而然地想到黑喇嘛。

特别是，读了奥勃鲁切夫写的“黑喇嘛的身世”，我马上就会联想到尧乐博斯。姐姐嫁到（是被强娶到）北京，他将姐姐从北京带回新疆哈密。事实上不能排除他与黑喇嘛一样，通过有意散布关于自己身世的“神话”，来转移人们盯得过紧的目光。也许，奥勃鲁切夫笔下的“黑喇嘛”本来就是一个复合型的人物，他显然从另一个与黑戈壁关系密切的“枭雄”的身上截取了部分素材。黑喇嘛啸聚在黑戈壁时期，东边的额济纳土尔扈特王爷，西边的尧乐博斯，是他的对手和依持。他到底是个弃婴也好，是个混血儿也好，他确实给当时每一个穿越黑戈壁到达彼岸的旅人，留下了终生难以磨灭的印象：身材又高又胖，长髯垂胸，面无表情可城府极深；洞悉世情；极其仗义与无比圆滑并存一身。在内陆亚洲风云变幻的期间，深刻领会了“老将军”杨增新对中央政府“认庙不认神”的精髓。——这就是我们所“结识”的尧乐博斯。马仲英是年轻英俊的将军，尧乐博斯是城府极深、不苟言笑的政治家。与马仲英、尧乐博斯相比，那个“巴图鲁”乌斯满，在当时的作为以及言谈举止，最像黑戈壁的“领主”黑喇嘛－丹毕加参。晚了二三十年的黑喇嘛。解放前后，提到乌斯满（乌斯曼、忽斯曼），百分之七十是因为“北塔山事件”

，百分之三十是因为电影《沙漠剿匪记》。诗人闻捷的长诗《复仇的火焰》问世，一时风行草偃。乌斯满是反面人物的典型。乌斯满生年没有准确记载，一般认为生于1900年前后。全名叫“乌斯满·斯拉木”，出生于新疆阿尔泰专区的富蕴县，是哈萨克毛勒忽部落的头人。从1937年开始，他带着7个伙伴开始造反，反对当时的地方政府。因骁勇善战被称为“巴图鲁”——英雄、勇士。一开始，他与哈密的起事者和加尼亚孜阿吉一样，得到了外蒙古红色政权的赞赏与资助，后来又与外蒙古绝裂。实际上早在1931年8月，他就因私自越境被外蒙古扣押过几个月。当时，“三区革命”是西部的大难题。乌斯满则是“三区革命”的难题。“三区”，指的是新疆的三个专区——伊犁、塔城、阿尔泰。差不多等于多半个北疆。在这三个专区中，只有乌斯满不合拍，反对“革命”，支持国民党，成了腹心之患。1947年2月，在“三区革命”力量的反击下，乌斯满退守中蒙边界的中国一方的“拜塔克山”。“拜塔克山”，又被译为“拜山”“巴达克山”，“北塔山”是通行的译法。位于奇台以北的戈壁与山脉之间，是黑戈壁伸向西北的突出部。当时的北塔山有国民党骑兵第五军的一个连驻守，连长叫马希珍。

1947年6月2日，外蒙古边防军派两人来到北塔山的马希珍连部，提出最后通牒：说北塔山在蒙古国境内，要求一切中国的军人与百姓，在48小时（一说是24小时）之内从北塔山的工事撤离。马希珍拒绝了。1947年6月5日黎明时分，外蒙古一个营兵力在飞机与野战炮支援下，向国军马希珍部发动突然袭击。同时，也将乌斯满部落驻札游牧的大石头、乌龙布拉克两处草场划入战区。这两个地方都在北塔山的西端。蒙古军人显然原以为一举就可以占领北塔山的主峰阿里东鄂博，但在马希珍部与乌斯满部属的死命抵抗之下，没有达到目的，不得不从战区仓促撤出。从6月5日到6月27日，20多天里，在北塔山进行了大小20多次战斗。最终形成了对峙状态。这，就是在四五十年代之交内陆亚洲最著名的事件：“北塔山之战”。因为为蒙古军人提供空中支援的那5架（一说是4架）飞机，是苏联空军的战机，那时又是“二战”结束后，苏美重新划分地缘政治版图的关键时期，欧洲处在了冷战的“颠峰”。美国与其盟国关心北塔山事件，实属必然。 《黑戈壁》九(5) 事件之后，中国国民党政府外交部发言人在1947年6月9日发表谈话，说“北塔山在中国境内离中蒙边境两百英里”

；4月15日蒙古人民共和国外交部发表公告，说“北塔山在蒙古境内，据中蒙边境约十五公里”。仅这两个距离，外人看了会以为那是两件完全不搭界的事件。但人们心中的界限可是一点也不含糊：这是冷战双方的较量。甚至，我们可以作这样的引申：从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的政治格局来说，“北塔山事件”直接影响了1950年6月25日在朝鲜半岛的“三八线”发生的事端。所以，北塔山事件一经报道，立即引起举世关注，成为“二战”之后东西方最引人注目的争执点。数十个媒体（包括外国媒体）尽可能快地赶赴新疆，能得到采访北塔山的许可，必将受到瞩目。从1947年6月至9月，先后有美国国际新闻处、美联社、纽约《每日新闻》、《纽约先驱论坛报》、法新社等国外重要媒体的记者作实地采访。中国国内所有大一些的报刊都发有专稿。这场没来头的“抗战”，甚至被称为“西北的九一八”（中央社电稿中语）。当然，苏联一方也是连篇累牍，指桑骂槐。当时新疆警备总司令是胡宗南的爱将宋希濂。他成了红色一方抨击的主要对象。而乌斯满一直称宋希濂为“宋巴图鲁”（宋英雄），颇有惺惺相惜之意。60年代，宋希濂被特赦之后，写了一篇“文史资料”《北塔山事件的实况及经过》。

客观地说，这是迄今为止关于“北塔山事件”最权威的实况记录。关于外蒙古军队为什么会在苏联红军的空中支援之下，贸然攻入在中蒙边界中国一方的中国军队驻防地北塔山？宋希濂提供了几种解释，其中之一是：“三区革命”一方，欲借苏蒙之手，清除自己的死敌乌斯满。乌斯满原来的地盘在阿尔泰，现在阿尔泰是“三区”之一了，当然不容他在卧榻旁酣睡。乌斯满已经被逐出阿尔泰，但他一直是新疆省府对抗“三区革命”的点数最大的一张牌。换句话说，是苏、蒙想帮“三区革命”的领导人一把，帮过了界。不管怎么说，最不能令人置信的说法则是：国民党政府越界寻衅。那时国民党政府已经焦头烂额，自顾不暇，连中原富庶之区尚且一片“狗熊掰棒子”，刚刚分为“东九省”的重工业区“东三省”，让林彪的几大攻势打得丢盔卸甲，居然想到到塞外不毛之地与强邻苏联、蒙古抢一个连树都不长的小山头？要是沉心下来读了当时媒体的报道，你会以为“第三次世界大战”即将爆发。在高潮中，中国的主流媒体比如《大公报》《申报》等，已经拿“北塔山事件”与明清之际吴三桂借兵于满洲相比了。可这当然是推测之词。

但是，北塔山原来是无人过问、连地理学家也不一定听说过的荒野，突然成了时代热点，这个反差有多大？为这个小小的边界哨所会使两国打一仗？那时，可以说整个中、蒙之间的几千公里边界都没划定呢，退一步，除了外蒙古自己（顶多加上苏联），还没人承认外蒙古不是中国的地方。1946年1月，在苏联的劝诱下，民国政府曾承认外蒙古独立，可马上就反悔了。1949年以后，乌斯满是典型的“坏人”，当然还有那个美国人马克南。那时，中国与蒙古国都在以苏联为“老大哥”的“社会主义大家庭”里。满幸福的。也没有比乌斯满更合适的罪人了。原来，他的公众形象就糟糕得不得了。“北塔山事件”后，在危机感的“追逐”下，乌斯满和他的部落进一步向东南方移动，如同黑喇嘛离开外蒙古那样，只想寻找一个藏身的“黑戈壁”。实际北塔山就是他和他统辖的哈萨克人背离家园的第一站，巴里坤是第二站。几年后，乌斯满的部属沿中蒙边界之间的戈壁继续迁徙到巴里坤北山时，“伊吾四十天”启动。他和另一个正在逃亡之中的“过气”人物尧乐博斯，被认为是其幕后策划者。尧乐博斯轻装简从，有电台与境外联系，终于经过羌塘无人区，从中印边境出逃。

乌斯满到达了青海、甘肃、新疆的三不管地区、另一个“黑戈壁”。但是他最终于1951年2月被活捉。1951年4月押赴乌鲁木齐的乌斯满，在南门体育场经公审被枪决。关于乌斯满，由于已经是电影（《沙漠剿匪记》）、小人书（《北塔山风云》）的“主人公”，在五六十年代还编入了中学语文教材，人们并不陌生。关于乌斯满，在北塔山事件之后前往实地采访的原中央社记者吕器，十多年后——1964年6月，写了一篇回忆录《乌斯满和北塔山事件》。文中有乌斯满的“画像”：一九四七年，塞外一个稀有的深秋的阴天，我访他于塔克·博格达（按：即北塔山）营地，幸亏事先予闻此秘诀，一声“加克斯，巴图鲁”（按：“你好，英雄”之意）开了窍，没有拒绝我的访问。我知道在我之前不久，曾有过天外飞来的美国记者和南京军方记者访问过他，此次对我来访似乎并不感到别扭，使我吃惊的是他那粗壮的身坯，他的围腰至少有我的两个至两个半那么粗，浓眉大眼底下吊着洋葱头般的鼻子，满脸横肉，乌须满腮，说话时语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