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9节

马鬃山镇的街头，陪伴着我。我想到许多零星的往事片段，惟独没有涉及黑喇嘛和他的著名的要塞“碉堡山”。 《黑戈壁》七(1) 10月3日，8点早餐。餐后，我们前往几公里之外的碉堡山。我知道，以前怎样凭空想象，也想像不出目前我所见的景象。当然，在这之前我见过要塞的相片，而且不止一幅。最经典的，是哈士纶在1927年所摄的要塞废墟的主体建筑。另一幅则是1934年斯文·赫定的医生赫默尔所摄，刊布在《丝绸之路》书中。哈士纶的照片往往被说成是1928年所摄，可他路经此地的时间，是1927年11月16日。

这两幅照片都拍摄在黑喇嘛覆灭之后不太久，要塞还保持着基本面貌。同时，取景与角度相当一致。关于要塞的毁灭，一般都说到是为外蒙古派人来焚毁。可这两份照片使人对此怀有疑虑。一是外观看不出火的破坏力，另外，这个要塞是由石头与泥土建成，能够引起燃烧的东西相当有限。火，不会造成破坏性的损失。照片给人留下深刻印象的，是那个俯瞰要塞的敌楼（岗楼）；另外，是绵亘在山梁上的围墙。我们的车子停留在山群的东边。镇上的人先招呼我们看了遥遥相对的那一座山的“坑道”。这些建筑不是黑喇嘛的杰作，它是水泥的结构，据说是上世纪六七十年代“反修防修”时为防止“美帝苏修”“突然袭击”，建造的“三线工程”。这里离边境虽然有几百公里，但其间都是一马平川，能阻止一下苏联坦克的，就只有低矮的马鬃山了。我们进入了坑道，里面相当大。从山的另一面钻出来时，“碉堡山”就在面前了。从踏上黑戈壁开始，风就没有片刻停息。马鬃山像一幅巨大沙盘，风在精雕细琢地为盘上的建筑物作着修饰加工。我从要塞前面的山嘴，缓步走向中心建筑。可以看得出，这中心建筑就是哈士纶拍摄的那一组。明显的不同，是背后的那个高大的塔楼已经彻底塌毁，而且那显然是人为的。

由于围墙已经残缺不全，从平面上几乎判断不出原来的格局，但是，奥勃鲁切夫、哈士纶等人的描写太逼真了，你很容易产生走进梦境的感觉。特别是黑喇嘛坚固窄小的私室，我站在它的门口，仿佛那场“终结者”的谋杀就在眼前发生，我目睹了它的整个过程。这时，我几乎认定：那个黑喇嘛的助手、秘书、副官——札哈沁贝勒，就是巴勒丹道尔吉（或南兹德巴特尔）的内应。关于这场谋杀，我自己的版本已经构思完成，在其他版本的隐映中，它时而清晰，时而模糊。……刀枪不入的黑喇嘛喝了放了麻药的茶，药性发作，粗瓷茶碗打翻在地上。黑喇嘛硬挣扎着才没有栽倒，被两个彪形大汉扑上来死死挟持，动弹不得，一柄利刃刺中要害，他睁大眼睛死死瞪着最信任的亲随札哈沁贝勒。他张开嘴想说什么，可一股黑红色的血从胸腔内喷薄而出，刺客被喷了一脸。札哈沁贝勒躲在一个墙角，面如死灰……在单独为黑马建造的马厩，背好银鞍的乌骓马正前蹄刨地，引颈嘶鸣。一个马夫想上前解开缰绳，被乌骓马一蹄踢翻。被毒饵药死的猛犬，就在厨房门前随意掩埋。……当然，这是我的想象。我长长嘘了一口气。汗水打湿了我的内衣。站在当年的塔楼遗址上，我看到这个“碉堡山”

四面都是泛着白色碱花的洼地，当年想必是黑戈壁中的“湖沼”。“七道明水”，“巴音布鲁克”－“泉水丰饶”，“公婆泉”，这都是与水密切相关的地名。黑喇嘛的“水泊梁山”，比起玉麒麟卢俊义的“水泊梁山”离现实更近，也更容易理解。到了水落石出的那一天，“聚义庭”“忠义堂”以及“替天行道”的杏黄旗，都还原成为一片废墟，等待人们凭吊。我注意到，在山丘东南方有一片平滩，在黄褐色的底色上布满黑色的细碎砾石。它的色泽与整个山体有明显区别。我不由自主地走向那儿，实际上刚才我就是从这儿路过的。它正在那个水泥的“战备工程”坑道与“碉堡山”之间。我走得太匆忙，我急着要赶到“碉堡山”的主体建筑那儿，居然没有注意到就在我走过的地面上，布满大字。那是用青黑色的碎石在大地上“镌刻”出了“敦煌天杰”四个大字。“敦煌天杰”的含义是明确的。马鬃山、黑戈壁，原来本属于甘肃的“安西道”，敦煌也是。其实在清代很长的时期内，连巴里坤甚至乌鲁木齐都属于“安西道”。我马上联想到黑喇嘛的“标准像”上面的文字：“任籍甘肃安西。”显然，黑喇嘛死了许多年之后，还有人专门来探访过遗迹，并铭志示感。这一切必然是人的意志的体现。

那些组成文字的青黑色石头的大小基本一致，应该是特意捡拾或制作的，那片滩地的地面如同刚做了美容——面膜，与附近相比无疑细致平整得多，特别是，青黑色的砾石是一块块嵌入大地，不可动摇，几乎像从地里生长出来的一样，决不是随意摆放。在附近方圆数公里的范围中，大地上到处随意散布着青黑色的砾石，只有这一带反常，仿佛有人特意先清理了砾石，再重新组织了文字。我们必须走了。应我的请求镇上特意为我们组织了一个座谈会。专门邀请的老人们已经在马鬃山宾馆等着我们。而且，今天我们要赶到新疆的哈密。这是哈士纶走了30天的路途；这是斯文·赫定宁可让担架抬着，也要奔赴的目的地。 《黑戈壁》七(2) 返回镇上，在宾馆的前庭，几个了解情况的老人讲述了有关黑喇嘛的往事。当然，目前肃北马鬃山镇的居民中，没有见过黑喇嘛的，也没有经历过有关往事的人了。黑喇嘛在世时，拉铁摩尔、哈士纶穿越时，斯文·赫定两次路经时，马鬃山，甚至整个黑戈壁都没有定居的人，被视为“无人区”。除了黑喇嘛和他的部属。85岁的蒙古族老牧人达西，为我们作了介绍：八九十年前，黑喇嘛丹毕在明水占山为王，外蒙古每年都有人来朝拜他，将他尊为高于活佛的“加拉曾”

（坚赞），部属们都称他“诺颜”（王爷），“乎图克图”（能转世的人）。他的影响越来越大，因此外蒙派人来刺杀他。丹毕手下有500户死死追随他的牧民，他的队伍有300人，就在碉堡山建立了营寨。每年来朝拜他的外蒙古牧民相当多。一天来了四个人，拉着骆驼。说是其中一个的了传染病，不能到营寨里朝拜，就请丹毕离开了堡垒到路边前来为他看病——当时喇嘛都附带为人看病。在摸顶时，一个“病人”用力刺死了丹毕。刺死丹毕之后还割下了他的头颅，将他的残躯草草埋葬在营寨北边的红柳包之下。他们的援兵一把火焚烧了营寨，火熄了还拆了几天。过了不久，他们又来挖开了墓穴，但其中已经没有尸体了，怎么找也没有下落。他死后，他的部属一些跑到了阿拉善右旗，另一部分则跑到了南山，都没有回外蒙。成了零星的土匪在附近出没。达西讲述时，我和小邹（邹明华）匆匆记了要点。达西讲完，我问了几个相关的问题。我想找到两个马鬃山：肃北马鬃山与额济纳鬃山的联系。当然，我是指对黑喇嘛的评价。也许是时间过得太久了，停留在人们记忆中的，往往是不可推移的生死恩怨。座谈会后，娜镇长亲自送我们上路。离开马鬃山，越走越荒凉。

在穿越荒漠时，只偶尔遇见过零星车辙迹，但马鬃山始终伴随我们，给了我们遐想的高度。我只要求在一个地方停了车，其实不是为了方便，是因为在附近的地面上见到了羚羊的足迹。足迹走成一列，显然那是属于它们专有的小路。地势一直在抬升，我们的视野也一直在抬升。我认准明水（地图标出的明水）应该在我们的上方。这一路其实并没有什么真正的困难可言。什么也不缺，路出奇的平坦坚实。与新疆的沙漠戈壁之行相比，这简直是一次秋游。我一再想到斯文·赫定在《丝绸之路》中写的坎坷路途。与赫定相比，我们的问题不是出在车的车况与零件上，而是出在了人的精神状况上。我想到了另外一次探险，那时1992年的穿越和田河。费了那样大的周折带的饮用水，有的人就是要用来洗脚，只是因为他在家里每天习惯了。这本来都是不应该出的问题——你干什么来了呢？所以，问题在于组织者，明明不应该将“业余”与“专业”混在一起。混了，就必然出现是照顾业余，还是遵重专业的问题，叫你做两难选择。中午时分，到达了明水。远远看去，路边有个由生土夯筑的巨大的建筑遗迹。应该就是斯文·赫定在《丝绸之路》一书中写到的明水古城。其实，除了古城目前在明水还会见到什么，我一点也不知道。

原来计划在这儿吃午饭，因为据说这儿距离肃北马鬃山只有80公里，地图上标明，明水是一个居民点。至少应该有道班吧？可明水除了古城，还有一个边检所，此外没有居民，没有路边的小食宿站。原来计划在此午餐，只有作罢。在明水边检所办了手续。用了快一个小时，可却没有吃上饭。有人责备：为什么早餐时不在马鬃山镇要一些馍馍饼子。我的难处是，马鬃山的早餐，是镇上请客，娜镇长说什么也没有收饭钱。我怎么好意思白吃完再要路上带的干粮？我未曾把没有吃饭的地方当作问题，因为这在我来说是“家常便饭”——这毕竟野外考察呀。再说，其实每个车里都带着在额济纳买的食品，有巧克力，有饼干，有糖，还有水果。可不管怎么说，毕竟不是所有的人都有这个思想准备。我应该向团员们道对不起。必须承认，一到明水我的思路就没有停在吃饭上。我一直在思考观察明水的古城。这个古城，近年来从未见提及。1934年，斯文·赫定从这路经，作了短暂停留。在《丝绸之路》中，赫定说道：（在明水）贝格曼发现一座汉代古堡，里边是一个边长80英尺的正方形结构。外面有七八座20英尺高、底座直径为17英尺的烽火台，看上去很敦实。北面的建筑物由一道长49英尺的低矮防御墙保护。

南面是一条自然沟壑形成的壕沟。四周的地上可以找到汉代惯用的根据弓的不同尺寸而大小、形状不同的铜制箭头。我在附近看到了零星的箭头、陶片。粗浅地看，应是汉唐期间的。斯文·赫定说是汉城，显然是根据贝格曼的意见。这个贝格曼，绝对不能忽视。他是“居延汉简”的发现人，当年“居延汉简”与“敦煌文献”，被并列为“20世纪重大考古发现”。抗日战争前夕，北京（北平）即将为日本人占据，这批汉简（包括“华夏第一笔”）被运到美国，保存在美国国会图书馆。大陆解放后，美国将它还给了台湾。同时，他还是“小河”第一个科学发现人。他在中国西部发现了成吨的文物，从新旧石器到纸木文书，无所不有。发现“小河”后，他一直不顺利，二次大战期间瑞典是中立国，1942年，他死在瑞典。我曾说，他是个“一生只做了一件事”的人，那就是在中国西部作了八年考古探险，这是打一次战争的时间。1927年加入西北科学考察团时，他刚刚从大学毕业。24岁。他的毕业论文是关于研读中世纪的北欧海盗秘密铭文的。这个论文得到了老师的一致好评。可那些学问他是一点也没有用上。他的工作范围，是中国西北的荒漠。他只属于中国西部。

至今，在瑞典的百科全书一类的资料里，就找不见他的名字。几个月前我曾对瑞典驻华公使说过这个事，他半信半疑地马上就抱出来一本厚厚的大书，查了半天，摇摇头说：还真是这样。 《黑戈壁》七(3) 当然真是这样，因为我在10年前就查过了。我们在编译“西域探险考察大系”“探险与发现”等丛书时，专门收入了贝格曼的《新疆考古记》与《考古探险手记》。……我注意到，在明水，风似乎小多了。在黑戈壁，你几乎感觉不到风，因为你随时都在风的裹挟中。我突然想起，七八年前与一个年轻的妈妈在马莲井对我说，她曾在明水住过。她提到有个城堡，但她说是马仲英时期的。我一直以为黑喇嘛的要塞在明水，这是依据之一。这无疑是个古城，不是现代城池，至少有千年以上的历史。古城当年一定是坐北朝南，一条小河似有若无、时断时续地从城南流过。我看第一眼的直觉是，这条小河实际是一条护城河——运河，它流经的区域，如今像一个沼泽。与其他的护城河不同的，是它只负责防护城池的南方，北方应该是防守者的重点，却见不到河流的踪影。古城基本上可以看出轮廓，但它与许多同时期（两汉）、同用途的建筑并不相同。城墙厚得不成比例，几乎像一个高高的台基。

紧紧依着城墙，是几个十余公尺高的巨大土丘，应该就是斯文·赫定所说的烽火台。可烽火台干什么要离城墙如此之近呢？烽火台在西部见得多了，从汉至清可以说就没有一处是这样的格局。这涉及烽火台是为什么而建，所以，这个“破格”绝不是偶然的。在城的北面，有两道低矮的土墙，这应该就是所谓的“挡马”，可它离城墙确实是太接近了，起不到挡马的作用，而且两道之间近得就像是一个拐了两道湾儿的死胡同。它显然是为了阻挡骑兵而建。这个古城给我的直观感觉，是“过度防卫”。可是……可是在这西面濒临山脉、东面连接戈壁的兵家必争的要冲，在这西部的旷野，为谁、有什么必要作这样的防护措施？我仔细研究了《考古探险手记》中贝格曼画的“明水遗址平面图”，百思不得其解。实际在我之前贝格曼肯定也感到奇怪。但是他是训练有素的考古学家，他在中国西部作了长达8年的野外考古调查，他见过的比我多得多。贝格曼这样介绍自己的见闻：在额济纳河和哈密中间的明水，我绘制了遗址的平面图，并采集到以前从未见过的汉朝类型的青铜箭头。遗址看起来最终是由方形围墙围成，不太规则，边长约22米。

在它的外围，还有一个方形围墙，边长约55米，外围墙外部有五座烽燧，西、北各两座，东侧一座。城堡南面有个小深沟，北面是低矮的双层城墙，可能城墙当年曾把整个要塞围住。甘肃和新疆之间的界限离明水不远，大概这里在汉朝期间设有一个边卡。如果没有设卡，明水城一定被用做去新疆的路上的前卫要塞。问题不在于它是不是要塞——它当然是，而是我们不明白费那样大的力气、在这样一个地方建筑一座“皇城”式的要塞，有什么必要。反正明面上的理由我都想过了，没有一个真正站得住脚。实际可以与明水古城类比的，是黑戈壁上的那个“固若金汤”的黑喇嘛的“碉堡山”。两个军事建筑时隔两千年，一个在黑戈壁腹心地带，另一个在黑戈壁的西边。它们牵动我思索的一致之处，到底在哪儿呢？等待办手续时，有个在附近转悠的人要卖给我一些箭头，我用30元，买到一把箭头，他说都是在这个古城以及附近找到的。他还说，在那——边（他指着南边）发现过“万人坑”，尸骨净是缺胳膊断腿的。明水古城四边都是湿地，但南侧（我们停车的一侧）似乎原来是一道渠沟。这就是贝格曼提到的那条“河”。办好了边检手续。我们即将继续前行。下一站将是著名的星星峡。

有人（也许是赵丽雅，也许是王筱芸）指着明水西南的山脉对我说：“你看，那儿也有几个碉堡。”我仔细遥望西面的黑黢黢的山脉，随口说：“奥，那时30年代马仲英建的炮楼。”刚说完，我就知道说错了。那不是现代的遗迹，那无疑是古人的建筑。汽车启动了，我回望着匆匆踏察过的明水遗址，这时我相信了：刚刚注意到的前方山梁上的建筑（烽燧），与身后的明水古城属于同一组的、同一时期的建筑。它不可能属于马仲英。马仲英没有在这一带设立防线。我马上又联想到了马鬃山的“碉堡山”，想到碉堡山那几个向四外伸出的“触角”——建在山丘尽头的炮楼。难道“碉堡山”与明水古城，是同一建筑师的“杰作”？亦或它们用的是略经修改的同一个战略构思？再不，是使用了同一幅设计图纸？当然，那是一点可能也没有。“碉堡山”必定建造在1919年前后，可明水遗址无疑是汉代前期的，这是不争的事实。那么……从离开明水，就有了大致可以分辨的道路。我们总算走出了黑戈壁。可是我的思维却乱了路径。在我记忆中想不起来近年有谁、在什么地方提到过明水古城，可它就摆在明水的路边。我的记忆库存里第一个提到明水古城的，是斯文·赫定和沃尔克·贝格曼，最后一个也是。

但是，在拉铁摩尔1926年走出黑戈壁时，他说过：黑戈壁从来就是无人区，对商旅相当危险。目前出没的大多是亡命徒，来自内外蒙古各处。有逃避徭役的，有犯了王法的，有失去了牛马骆驼就失去了生计的……所以，黑戈壁历来就有土匪盘据的恶名。这地方虽然可以作为牧场，可不知为什么从来没有引起西北牧民的兴趣。这样，它就只能是“逋逃渊薮”。 《黑戈壁》七(4) 进一步，拉铁摩尔推断说，“我认为，汉代匈奴王廷住在巴里坤时期，或者这里是它的边境防守重点区域。”不约而同的是，斯文·赫定也从另外一个角度表述了大致相同的看法。此前我们引证过：在1934年路经时，斯文·赫定提到，使他多少感到意外的是：明水至今仍留有汉代皇室在西北抵御匈奴帝国的最远的警戒线遗迹。实际他们都是从汉与匈奴的攻防角度看待黑戈壁，明水则是黑戈壁的“西墙”或是“西门”。离开明水，我们车队不久就上了国道。道路基本沿着甘肃、新疆的界山向西南伸展。当年，欧文·拉铁摩尔、斯文·赫定和沃尔克·贝格曼，在抵达明水之后，都没有折向星星峡，而是直接穿过了西面的山岭，进入了哈密境内。我知道，我的军马场就在明水的西方不太远处。我与松树塘就隔着这道山。

而且这道山此刻看上去，简直是马鬃山的翻版。从明水直接进入新疆，这将是我下一次的目标。我们在一步步离开明水，可我仍然“停留”在明水古城。在这“无人区”黑戈壁的西方，究竟有什么理由需要提供如此严密地保护呢？什么人可以享受众星捧月般的拱卫？从《史记》《汉书》上找不到有明水古城存在的明确记载。一个厚得足以抵挡加农炮炮弹的城墙，由“五行出东方”似的五个（赫定说是七座）烽燧几乎是肩并肩地监视着附近的一举一动。它的北方显然是防御重点，想必敌人主要来自这个方向，而且主要是冲击力强的骑兵，但不管怎么说，以汉代的军事家能在距离主要城体如此切近的正面，设计出两道连坦克也难以冲过去的“挡马”，足以说明，这个古城是如此坚固，以致于在汉代与匈奴的冷兵器时期它不可能被来自外部的力量攻克。当然，这个坚固古城又是如此“脆弱”：它的陷落会引起连带的、难以承受的损失。它的非同寻常的坚固，显然与它的非同寻常的主人有关。那么，在汉与匈奴的战争中，谁配得上它呢？就说贝格曼画出来的那条“河”吧，它也让人不能理解。它显然是人工疏通成的，因为它的走向没有顺从地势。

而且，从明水的地势来讲，它流在一段没有落差的平地上，就象一段盲肠：没有源头（不是发源于山中），也没有归宿（不是汇聚于洼地）。因为它的存在，明水出现了一片“湿地”，但以明水的海拔高度，这个湿地几乎不可能自然形成。合理的推测，这是利用原有的山前水泉，用人工挖成的一条“护城河”。但作为护城河，它又是一个“装饰”。古城的西北防护严密，可东南完全交给了这条在大地上“画”出来的“河”。显然，明水这个城池是仿照汉代中原的某个著名的大城——也许就是长安或洛阳——结构的。它确实是黑戈壁与哈密之间规模最大、最隐秘的古迹。那么，我还得回到我的出发点：谁是这个城池的主人呢？我想不明白……与我的思绪相比，从明水到星星峡的路途太短了。日落时分，车队抵达了寂寞的星星峡。处于天山山口的星星峡原来一直是甘肃、新疆的分界，它的重要，与它的难于进出关系密切。从二三十年代伴随着交通现代化的到来，兰新公路与铁路先后通车，以汽车、火车的机动性，不再受到古代丝路行旅的“一百里内必有水草”的制约，并且将路线尽可能地取了直，星星峡就被“冷冻”在天山的峡谷之中。我一个人站在星星峡的路边。当年这里是西部最繁忙的交通咽喉，是西部的生死之地。

站在星星峡的街头就可以感受到塔里木的脉冲，可以接收大漠与绿洲的气息，可以拥抱河西丰厚的人文土壤，可以检点自己的精神库存。有的文献说，在历史上（特别是20世纪前期）的敏感时期，星星峡匆匆过客中每三个人就有一个是“谍报”，来自甘肃的、新疆的、宁夏的、内蒙古的、青海的，以致来自更远的地方的。区分他们的方法简单有效：看看谁是在盯着车辆、客店、牲畜，谁是专门盯着别的人，就可以了。在2003年10月3日，我站在路边的那一刻，空落落的街景让人以为是过了下班的时间，没有车辆、牲畜，也没有别的人。因为在明水没有吃上午饭，都饿了。在路边一个冷落的饭馆匆匆吃了一顿热饭，我们要继续赶路，因为在哈密定下的宾馆里，专门为我们准备的丰盛晚宴已经上了桌。饭后，我和李总与额济纳旗的向导分手了。他将自己去找回酒泉的便车，在酒泉住一晚上，再赶回额济纳与家人团聚。直到今天，一想起向导我还感到歉然。我知道在中途的小站，天涯孤旅有多寂寞，搭车有多不方便。我也知道在西部乘坐班车忌的是单个上路。在八九十年代，我利用公共汽车跑遍了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