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12节

有把他留下来，唯一的原因是他嘴里边用来研磨食物的一颗臼齿是一颗闪闪发光的金牙。姨父咋看咋不顺眼，好像金牙里面可能隐藏着某种与革命、与无产阶级的阶级本质格格不入的东西。多年以后，姨父在广州偶然碰见了与这位教练一起为毛主席首次游长江做过水上保卫的游泳运动员。运动员向他提起那位教练和那一次难忘的经历就激动不已。姨父大受感动，这才想起那颗金牙的体积实在不能算大，且有可能是用其他金属制作的，或许只是来自一次医疗的需要。他感到自己错怪了金牙。

经过姨父严格筛选而调进来的人，加上从警卫处挑选的人，组成了毛主席的“水上禁卫军”。为应对水上可能发生的一切情况，“水上卫士”不仅要学会游水，还要学会跳水、潜水和水下救生。姨父回忆说，训练最紧张的时候，我们这帮人就集中在毛主席住的东湖甲所，住在服务人员的房子里，先在东湖游泳池学习基本动作，大米、馒头管饱，天天有肉吃。每天早上八点钟下水，十一点半钟上来吃午饭，下午两点半钟再下水，五点半钟上来吃晚饭。开始，游泳与酒肉兼而得之，大家的兴致很高。游了一段时间以后，他们就开始挠头了。武汉是全国闻名的“火炉”，气温能高达四十摄氏度以上，把饼子贴到墙上也差不多烫个半熟。东湖游泳池是露天的，人人只穿裤头、光着膀子，整天在水里泡着，太阳晒着，人晒得黑不溜秋还是小事，要命的是人人掉皮，掉了第一层皮，还要掉第二、第三层皮，看着很骇人。一掉皮，一出汗，蜇得疼痛难忍。大家开始叫苦，哎呀，没法睡觉啦！我说怎么啦？他们说睡觉只能趴着睡、撅着屁股睡，别的姿势都睡不成。我说怎么睡不成？他们说不敢翻身哪，膀子上、背上都掉了皮，疼得钻心！我说你们非得给我坚持住不可，必须泡在水里，泡久了，就适应了嘛。

在外边晒太阳倒是最难受的，还是给我跳到水里去，水里最舒服。不多天，都学会了游水。跳水有难度，有人出尽了洋相。比如曹志勤——后来当了王任重的秘书，一直干到全国政协办公厅秘书局局长。他当“水上卫士”的时候，是捏着鼻子、闭着眼睛、硬着头皮从跳台上往池子里跳水的。跳久了，才不捏鼻子、不闭眼睛了。他后来表现了良好的素质，胜任了高层的重要工作，不能说这跟高台跳水的历练没有关系。这帮人都学会了游水、跳水以后，我又说不行，还要学会潜水。他们都学会了潜水，说我低估了他们的本领。我说，你们吹牛皮！他们说，你不信，就去让我们试试嘛！我说，走，开车，把你们拉到武汉体育馆游泳池里去。到了游泳池旁边，我说，好，你们看着！我就把五分、一分的硬币丢到了五米深的池子里。我说，你们要把硬币一个一个地捡起来，你们一个一个地过关。哎嘿，第一个，一头扎下去，捡起来了;第二个，一头扎下去，也捡起来了。每个人都给我捡起来了。我说，嘿，你们还真行，不是吹的！后来，大家可以跳到东湖里到处游了。开始还有小木划子跟着他们，后来，就不要小木划子跟了。他们一下水，哪儿都可以去，游着游着就游到武汉大学去了。

他们吃了早饭下水，向正东偏南的磨山方向游过去，一去九华里，那里是荒郊野外，小划子可以划到岸边上去。这些老小伙子说说笑笑就游到磨山去了。爬到山坡上，坐下来休息一下，会抽烟的还要抽支烟。我到现在也弄不清楚他们是怎么把烟卷儿、火柴带过去的，当时还没有打火机。人人身上只有一个三角裤头，没有任何可以装东西的地方。但我几乎可以肯定，他们是把香烟、火柴装到猪尿泡里，缠得紧紧的，掖到三角裤上带过去的。你只要游好水，你尽管吸你的烟。好，他们早上出发，游到磨山抽支烟，再游回来吃中饭，往返十八华里，跟玩的一样。然后到长江里游水就非常自如了。果然不出姨父之所料，这支“水上禁卫军”后来派上了大用场，不仅多次在武汉陪毛主席下长江游水，用起来很顺手，还多次听从中央警卫局局长汪东兴的调遣，随同毛主席到庐山、九江、湘潭游水。直到“文化大革命”开始，毛主席在武汉最后一次游长江，负责水上保卫工作的还是这支队伍。姨父对“水卫”队员的要求是严格甚至是严厉的。毛主席每次游泳，都要有四条小划子下水，东西南北各一条，每条小划子上两个人。前边两条要离得远远的，不要影响毛主席游水的兴致，远远看去，像是飘荡在江面上的一叶扁舟。

后边的两条小划子要跟着毛主席，小划子上的“水卫”队员只能蹲着，不能站起来进入毛主席的视野，以免分散老人家游水的兴趣。姨父还特意说明，小划子的大小、式样，都严格按照电影《洪湖赤卫队》里的小划子的标准，看起来是蛮有诗意什么的。蹲在小划子上的“水卫”队员可就苦了。他们一蹲就是半天，人晒得红红的，头皮晒得生疼，总想陪着主席下水。我说，你老老实实给我呆在船上养精蓄锐，不到必要的时候你不能下水。你也下水，我也下水，把人都搞累了，遇到险情的时候我还能用谁？队员说，局长啊，实在晒得受不住啦！姨父说，同志们啊，你就咬着牙，受吧！ 1.先脱三层皮(2) 姨父为这支“水上卫队”所表现的忠诚、勇敢和吃苦耐劳的精神而感到无比的自豪，他多次挨个儿念叨“水上卫士”的名字:曹志勤、徐乃成、李富成、谢光才，等等。他说，这些人都是我从好多好多人当中精选出来的，现在还有好些人都在，都是在毛主席身边、在长江风浪里经过考验的。后来，不光那个跳水捏鼻子的曹志勤当了全国政协办公厅秘书局局长，划小划子的吴绪林当了武汉市纪律检查委员会的书记，划小划子的周汉楚当了湖北省公安厅警卫处处长，还有好几个人当了警卫处处长。

姨父又瞪了一下眼睛，说，我现在吆喝一声，他们还会来的。 2.毛主席江中遇险(1) 1959年夏初，毛主席又到武汉游了长江，接着，乘汽车去安徽省安庆视察，经鄂城、大冶，看了棉花，又到黄石看了钢厂。所视察项目都是事先没有安排的。钢厂的道路不好走，钢筋、杂物堆在路上，铁钉把毛主席一个卫士的皮鞋“咬”掉了一只。姨父也被什么东西绊了一下。他唯恐别的什么东西捣乱，就抢先几步，走在毛主席前头，把路上的钢管、铁皮搬到路边，把铁钉踢开。他的眼睛一直是瞪着的。在领袖身边，他总是不能排除紧张和惶恐。在此之前的1958年年底，在武昌召开了中共中央八届六中全会以后，姨父原本就有些特殊的地位再次得到了加强。中共湖北省委第一书记王任重与第二书记张平化一起，向谢滋群、朱汉雄宣布湖北省委决定，由已经提升为武汉市委政法委书记、仍兼任武汉市公安局局长的谢滋群牵头，由已经提升为武汉市公安局副局长、仍兼任警卫处处长的朱汉雄具体落实毛主席和中央领导同志来湖北期间的接待和安全保卫工作。谢滋群1929年参加革命，是井冈山时代的“兴国老表”。姨父十分尊敬他，认为能担任谢的负实际责任的副手是对自己的信任。他时刻感到担子的沉重。

姨父正是带着这种心情再次出现在毛主席身边的。这时，毛主席的专船已经换成了“江峡号”。“江峡号”船长穆家瑞的情况已经考察过了。他是重庆官场坝人，原来是玩竹篙子出身的船工，从小摆渡白木船。三峡航道里有了机器船以后，他又到机器船上给洋人做工，还学会了英文。解放后，他是全国劳动模范，不仅政治上可靠，专业技术也十分精湛，比如靠、离码头，不管是什么样的流速，不管是船头往上靠还是船屁股往上靠，不管是白天或是夜晚，他都能指挥船只安全、平稳地离、靠码头，不会发生碰撞。姨父感到这一点至关重要，因为毛主席入睡不易，如果他老人家刚刚入睡，轮船一靠岸就“嗵”地把人惊醒了，老人家是要发脾气的。因此，“江峡号”以后不仅成了毛主席多次下长江游水的专船，而且是毛主席由武汉上庐山、下安徽的专船。这次，姨父又调来了“江峡号”，并要“水上卫队”跟随“江峡号”行动，果然又派上了用场。毛主席在黄石刚刚上了“江峡号”，就下船游了长江。不料突降暴雨，雨点子很大，“噼噼啪啪”地打在江面上，打得脑袋疼。毛主席喜欢包括大自然在内的一切挑战，冒雨游江，兴致更高。眼看前边有山，山前有一个急转弯，水流更急，雨也更猛。

姨父心里揪紧了，却不敢打扰老人家游水的兴致，急向毛主席身边的护士长吴旭君建议——姨父说，小吴是敢在毛主席面前提不同意见的少数人之一，请她说服毛主席从江中上了船。毛主席还要去安徽省的安庆、合肥视察。离开武汉时，已经叫来了安徽省委书记曾希圣和安徽省公安厅厅长，还从北京接来了祖籍安徽、时任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的张治中。姨父随湖北省公安厅厅长张国武跟安徽的同志谈妥了，在湖北境内，船上、水上和岸上的警卫任务均由湖北负责。进入安徽境内，船上的警卫工作仍由湖北负责，其余警卫工作由安徽负责。姨父说，咱们笑话可以说，酒可以喝，任务上的分工要明明白白，一点也马虎不得。姨父还放心不下，特意问安徽的同志，毛主席到安徽境内游水怎么办？安徽的同志说，我们从体工队挑选了一批优秀的游泳运动员，已经准备好了。但是，姨父的直觉再次向他发出信号，似乎有一块沉甸甸的石头压在心上。他说不明白这是一块什么样的石头，那只是一团混沌、模糊的感觉。拂晓，“江峡号”到了安庆。安庆在长江北岸，沿江岸线很长，岸上的标志性建筑——一座宝塔，在晨曦中清晰可辨。船没有靠岸，在江心“顶水慢车”发动——顶着水流，慢车抵消了流速，稳稳地停泊在江面上。

毛主席正在睡觉。江面上一片寂静。这是繁忙之后的安适和喧闹之前的宁静。姨父还在掂量心中的石头，他感到毛主席睡的房间并不舒适，是一切旅客都可以买票住进去的二等舱;“江峡号”的稳定性也不是很好，船身有点摇摆。但是毛主席睡得很好。姨父和毛主席身边的工作人员都知道，此时此刻，只要毛主席能睡好，就没有别的更值得挂牵的事情了。毛主席睡了一个难得的好觉，天已大亮。毛主席吃了早饭，“江峡号”稳稳地驶向码头，却又一转身离开了码头，航行约一两公里，又停泊在与宝塔遥遥相对的江面上。原来毛主席又要游泳。按照与安徽省公安厅的约定，毛主席下船以后的保卫工作，就是安徽的事情了。中央警卫九局副局长汪敬先问安徽的同志，准备好了吗？安徽的同志说，准备好了。毛主席下水了，中央的随员也跟着毛主席游水去了，没有姨父的责任了。但他还守在“江峡号”的甲板上，心绪不定地望着江面。他望见两条木船划过来，一大群男、女游泳运动员像下饺子一样，从木船上“扑扑通通”跳下去，却来不及靠拢毛主席，长江水就毫不客气地把他们冲跑了，越漂离毛主席越远，渐渐看不到了，不知道把他们冲到哪里去了。姨父在船上干着急。除了当时还没有立项的“女子花样游泳”

以外，所有游泳运动员在水中接受的全部训练就是争速度，没有训练过怎样在水中控制速度、保持队形。安徽的同志挑选的又都是优秀的游泳运动员，越优秀越是游得快，都在江水中取得了平时达不到的高速度，一个个都争着“夺金牌”去了。 2.毛主席江中遇险(2) 更严重的情况是木船。木船靠拢过来了，是二三十吨重的大木船。船不划过来还不要紧，船一划过来，位置就在毛主席游水的上游，江水流得急，船在上边漂，毛主席在下边游。木船不是机帆船，难以驾驭。最危急的情况就在这时发生了，木船正失去控制地向毛主席贴近，眼看就会压下去。木船上的人都在情急中转舵划桨，想让木船转移，但木船很笨，水流又急，不能自如地转移。姨父大惊，中央警卫九局副局长汪敬先也连说糟糕。姨父向湖北省公安厅厅长张国武说，这样不行，我们要速作准备。张国武说，好好好！毛主席的随员带来了两匹布，必要时要把布匹撒下去，兜着毛主席。毛主席的随员王荫清已经把布匹抛下去，卫士们接住了，布匹却在水中卷来卷去地不听使唤。姨父又急向汪敬先和中央机要室主任叶子龙请战说，快让我们的卫队下水吧！他们说，快快快！在江水冲跑游泳运动员时，姨父已暗自命令“水卫”

队员们脱光衣服，只穿三角裤头，空披着大衣，蹲在各自的岗位上随时待命。他这时大声下了一声:“下！”大家就分别从大船和小划子上蹿入水中，在毛主席与木船之间立即形成了一道人墙，奋力把木船推开了。姨父说，那真是骇人心弦呀！毛主席浑然不知险情的发生，仍在中流击水，时而仰游、时而侧泳。姨父说，我的心是吊在嗓子眼儿上的，手心里捏着一把汗。惊险过后，毛主席仍浑然不知发生了什么事情。他登上“江峡号”船顶，与大家合影留念后，挥手告别，下船上岸了。“江峡号”要返回武汉了。起锚时的一声汽笛，像是姨父从心底舒出来的一声叹息。从此，“水上卫队”打破了省界，真正成了随时听从中央警卫局调遣的“水上禁卫军”。 3. 头皮都硬了(1) 对于姨父来说，1959年夏季是一个特别紧张、繁忙的季节。毛主席游水遇到险情以后，又到安徽等地视察，接着又来到武汉，准备上庐山召开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中央政治局委员和一部分中央委员，中央直属机关和国务院各部委负责人，军队高级干部和各省、市、自治区负责人，分别使用不同的交通工具，从天上、从陆地、从水路，云集武汉，准备随毛主席上庐山开会。

谁也不会料到，随后召开的庐山会议上会发生所谓彭德怀元帅“向党猖狂进攻”以及揭露、批判彭德怀“反党集团”的斗争。姨父记得，那时候的武汉热闹极了。毛主席、刘少奇的“专列”,民航局和空军的“专机”,铁道系统所有能够挂在班车上行驶的公务车，几乎全部集中到了武汉。武昌和汉口所有的高级宾馆都住满了来自中央和各个地方的党、政、军要员。但是，毛主席没有发话，谁也不知道什么时候上山。姨父说，毛主席他老人家有个特点，他要走啊，要停啊，要游水啊，要干别的什么事情啊，从来不事先通知，他想怎么办就怎么办。老人家的思路又来得快，我们必须跟得上，必须用尽全部心思随时服从老人家的一切意愿，竭尽全力地跟上老人家的行动。武汉一下子集中了那么多的头头哇，都在等着毛主席的一句话，说走就走。凡是毛主席来武汉，一定要在毛主席住地设立警卫值班室，一定要由谢滋群亲自坐镇，由朱汉雄昼夜值班，具体落实毛主席住地以及所经路线、所到现场的警卫、接待和联络工作，包括毛主席去跳舞要走哪条路，也要由朱汉雄同志决定。毛主席在东湖南山住下来时，姨父立即在靠近毛主席住室的地方设置了警卫值班室，他与谢滋群昼夜盯在这里。

他们感到欣慰的是，毛主席身体很好、心情也很好。他散散步、看看书，找这个、那个谈谈话，从容不迫、谈笑风生。他两个和毛主席身边的随员都没有看出老人家有立即上山的迹象。姨父却不敢怠慢，抓紧与长江航运局联系，除了“江峡号”从武汉到重庆的客船班次上抽出来以外，还要再抽出两条客船随时待命，随时作好送与会人员赴九江、上庐山的准备。那天一大早，姨父得知毛主席睡了一个好觉，估计有可能下长江游水，就早早通知“水上卫队”，作好游水的一切准备。谁知到了上午十点钟 ，毛主席突然发话:“马上上船！”姨父说，啊呀，我一听，头皮都硬了。“马上上船”的“马上”，是没有一点“提前量”的。上庐山参加会议的人分散在汉口、武昌的各个饭店里，有洪山饭店、德明饭店、璇宫饭店、胜利饭店、十六号国际饭店，等等。客人都是大头头哇，我们没有权力让他们整天呆在各自的房间里听候命令。他们有的在房间里聊天，有的去逛大街，有的上风景区游玩去了，到底在什么地方，谁也不知道。要通知各个饭店，马上把所有客人一个不落地从汉口、武昌的旮旮旯旯里找回来，马上送他们到长江航运局的码头上船。要通知长江航运局，船只、船员和码头工作人员要马上到位。

还有，武汉到处都是人哪，要马上通知公安局，让交通警察、治安警察马上上街，保证所有干道畅通无阻。马上、马上，一切都是“马上”。从首长住地到长江码头，警卫人员要按照预定警卫方案，马上就位上岗，保证沿途安全。还有，武汉到九江需要十几个小时，路上是不可以不吃饭的，而且一上船就要吃午饭，要通知厨师、服务员带炊具、餐具和鸡鸭鱼肉等吃的东西，马上装筐上船。还有西瓜，天气正热的时候，不能忘了西瓜。还有冰，要带冰上船。还有，把客人送到船上以后，你住哪个房间，他住哪个房间，都要马上分好，让大家一上船就能各得其所。哎呀，老人家一开口:“马上上船！”这可真的是全线紧张，一场大忙乱哪！姨父朱汉雄同志瞪圆了眼睛坐在警卫值班室一动不动。他身边有几个人各管一部电话。他用最简洁的语言依次向每个人发出指示，要他们分别向各个地方传达不同的指令。他特意带来了一位专管电话的女同志，名叫宋娟芳，上海人，是警卫处秘书科工作人员，外号“活电话”。她有一个特殊的能力就是能记住很多不为人知的电话号码，而且思维敏捷、口齿清楚、语速流畅，能够准确、快速地传达一切命令。在军事术语中需要“复诵”或“复述”

——即需要对方重复一遍的重要命令，都由宋娟芳传达完成。此刻，宋娟芳就坐在姨父的对面。姨父正接连不断地向她口述命令，比如，姨父说，宋娟芳，你给我打电话到什么地方，找什么人，告诉什么什么事情，叫对方“复诵”。姨父讲完了，她也跟着讲完了，听对方“复诵”无误，立即再打下一个电话。三四部电话同时打，在很短的时间里，“马上上船”的信息已经传达到各个相关位置。姨父打着电话的时候，能够远远看见毛主席静静地坐在客厅的沙发上。姨父知道，毛主席发话以后，能够这样静静坐着的耐心是十分有限的。毛主席身边的工作人员正在手忙脚乱地收拾文件，整理书籍，没有一个不紧张的。姨父的头皮还是硬着的，但他正陆续接到各个相关部门领导人到达岗位的电话。他看见，毛主席也一定能够看见，在毛主席居住的院子里也是全线紧张，那些当处长、当科长的，那些管理人员、汽车司机，那些服务人员、厨师和打下手的，都带上各自要带的东西，穿梭般进进出出。从车库里把汽车调出来，把圆滚滚的西瓜抱上去，把埋在冰块里的鸡鸭鱼肉抬上去。当然，还有“水上卫队”，不要忘了把毛主席下水用的梯子带上船。

3. 头皮都硬了(2) 姨父有理由为他和他的同事们的工作效率感到自豪。从毛主席发话上船，到大家上船以后开船，前后只有一个钟头。比较麻烦的是怎么把逛大街的、去风景区游玩的大头头们找回来。只要是看得到、问得到下落的，就开着汽车紧追;找不到的就问交通警察，那个时候的交通警察都具有超出常人的识别能力，没有让一个首长“漏网”。姨父说，这是对我们安全保卫和接待工作的一次大考验，是所有人员在很短的时间里检验自身素质的一次大表演。他又文绉绉地打着比方，这也好比是一个规模庞大的乐队，无比紧张、也无比和谐地完成了一个大部头的交响乐。我却从姨父的叙述中看到，毛主席沉静地坐在沙发上，在他的目光注视下，国家机器正在十分亢奋地运转着。接着又发生了一件令人精神紧张的事情。毛主席和党、政、军要员刚刚上了庐山，台湾、香港的新闻媒体当即披露，中共中央在庐山召开重要会议。这就怪了，台湾、香港的媒体怎么反应这么快，情报是从哪里泄露出去的，是地方上出的问题还是中央出的问题;是岸上还是船上的问题;是武汉还是庐山的问题;是敌人活动，还是内部泄密？总之，产生了一系列的猜疑。

经过紧张的排查，才终于查清，中央通知在西藏工作的中央委员张国华来庐山开会，是通过无线电话传过去的，传话过程中泄露了机密。那是一段时常出现意外、令人一惊一乍的岁月。庐山会议期间，毛主席也要游泳。姨父带着“水上卫队”，就住在王任重住地旁边的一个破房子里随时待命。姨父能够感到，庐山会议前期和后期的气氛发生了极大的变化。开始，气氛轻松活泼，你见我、我见你欢声不断，谈笑风生。庐山天气凉爽，登山后如入仙境。白天开会，晚上看江西京剧团、采茶剧团等艺术团体的演出，还要组织舞会，跳交际舞。后来，山上突然变得鸦雀无声，一下子紧张起来、沉闷下来了。当时，姨父还不知道会上发生了所谓“彭德怀向党猖狂进攻”和“粉碎彭德怀反党集团”的斗争，只是感到气氛压抑、怪异和沉闷。在山下随船待命的长江航运局副局长兼公安局长邓少云，正为姨父带来了长航的“江峡号”、“江华号”、“江顺号”三条客船而烦恼。这三条客船是武汉到上海、到重庆之间的大班船，临时从客运航班上取消了它们的班次，承担了运送庐山会议参加者的政治任务。送人上山后，还要抛锚在山下的九江岸边，等待会议的结束。

长江航线上客运任务繁重，三条船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