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30节

三十周年纪念典礼时，仿效欧美大学举行重大典礼时赠送名流学者“荣誉学位”的办法，授予孙科、于右任、钱新之、江一平等四人“名誉法学博士”学位。

当时作者应邀赴沪，参加母校三十周年庆典。但见国民党京沪“要人”与文教界、工商界名流巨子，齐集江湾复旦，参加纪念大会。当时复旦操场上，鼓乐齐鸣，孙科与江一平等穿着“博士装”绕场一周，然后进入礼堂（于右任因事未到，电告李登辉祝贺母校三十周年纪念，并领谢“名誉学位”）。李登辉在主席台上致词，宣读贺电，授予孙科、江一平等“法学博士”证书。

次日沪宁各报发表复旦三十周年典礼授孙科等名誉“法学博士”新闻后，国民党文教部门的权贵朱家骅，即对“中央社”记者发表谈话，对李登辉此举表示不满，说私立大学尤不应乱赠“名誉学位”。接着，《时事新报》对李登辉此举，予以批评，说他“滥施国家名器”，讥讽为“复旦博士”。

蒋宋夫妇的“外宾”

蒋介石与宋美龄在上海结婚时，用基督教仪式，请牧师余日章证婚。李登辉因为与宋父宋耀如及余日章均为旧友，曾应邀观礼。蒋宋结婚后，以宋父早年和李系海外旧识，而把李作为老长辈看待；并以李办学悠久，颇有声望，为表示“敬老亲贤”，所以每次自宁到沪寓邀三五“社会耆老”叙会时，总请李也去一叙。宋美龄崇美亲美，满口美音的英语，而李也照样用英语会话，甚至同蒋介石谈话，也得由宋美龄为之翻译。蒋非但不以为怪，而且礼貌有加。宋美龄接待他活像接待一个外宾。李登辉每次回来时，对亲近者叙述与蒋宋夫妇茶叙情况，往往说“为了复旦，总算又去敷衍了一番！”后来蒋介石忙于反人民的内战，无暇再搞什么“敬老亲贤”；而李登辉主张和平，反对内战，也不再与蒋宋夫妇交往了。

拒聘朱家骅为校董李登辉对当时国民党头目多事敷衍，独对朱家骅十分讨厌。始终不聘他为校董。笔者（仲华）由复旦同学会按照校董会章程选任为校董之时，李曾谈及“朱家骅是地质学博士，为什么不好好从事研究，在为祖国建设上力谋发展，却喜欢做大官，争权夺利，还想来抓复旦校董会？大概他以为把私立大学当地盘，可一劳永逸吧？我们辛苦经营了三十年的学校，决不欢迎他这种人插手……”

一九四七年春，笔者（仲华）因事赴沪时，曾到华山路蕊村去看望李登辉老师。这时他已退休有年。师母和他的儿女都早已去世了。有一位跟他几十年的老校工徐福，在服侍他。徐福早就认识笔者，一见之下，就登楼去通报他：“朱仲华来看老校长。”他七五高龄，听觉已差，误听为“朱家骅”，立即严词拒绝，说朱家骅还来搞什么？叫徐福回报，“有病不见。”徐福高声向他说明“是绍兴人朱仲华，即老学生朱承洵，不是朱家骅！”他才下楼接见，并对笔者说：“刚才我听错了，以为那个讨厌的朱家骅又来找麻烦了。我说不见，哪晓得就是你老弟，哈哈……”我们相对大笑。

全心全意为教育李登辉先生自一九○七年在沪与教会学校“清心女学堂”毕业的汤佩琳结婚后，所生育的三男一女，先后死亡。至一九三一年汤夫人病故后，他孑然一身，晚景凄清。有些复旦师友常劝他续娶。他说，他寄托精神于宗教，专心事业于复旦，把学府当作家庭，以学生为儿女，也就是了。他生活俭朴，不置产业。文艺界著名剧作家顾仲彝在沪曾与李为贴邻，他在《李老校长给我的印象》中说：“他穿的衣服，大半还是二十年的旧东西，衬衫上满是补丁，裤子短得袜统露出一段，大衣袖光得发亮。他在家的小菜只有一荤两素，有时外加一碟花生米。每月节余的钱，捐给孤儿院等慈善事业了。他说养成了节俭的习惯，就可以无求于人了……七月三十日，他起病前，早上我还去谈话。拙编《大学近代英文选》的李先生序言，就在那天他签的字。……他同我谈到时局，对现状很不满（笔者按：当时国民党反动派已掀起内战，特务横行，乱抓乱杀）。不过他要求我不要向外发表，不然，人家会套上一个帽子给他。……他鼓励我终身为教育事业努力。还说戏剧电影也是教育，说他看过我编的《三千金》，教育意义很大……”李登辉的思想和生活作风，确实如此。他重视教育而鄙视财产；热爱祖国而厌恶官禄。

抗日战争胜利后，复旦实验中学主任教师汪云史陪一个大学部毕业的同学去请李写封信给校董于右任谋事。李不肯写，当面回复说：“你在当教师，不愿当了，想去做官；我可不愿保荐你！复旦学生当什么部长、大使、委员、厅长的已经不少了。我依旧教我的书，终身教书很满意！你功课很好，还是回去教书，为国家培植人才。”

---------------朱仲华：复旦校长李登辉事迹(6)---------------

他主持私立复旦大学四十年。最后一次对复旦师生的讲话是在一九四七年七月复旦举行抗战胜利后第一次毕业典礼上。那时复旦已改为“国立”，他也早已退职。复旦同学会在上海江湾母校建造了“登辉堂”，以志纪念。那一次毕业典礼即在当时新落成的“登辉堂”楼上举行。校长章益请老校长莅会讲话。据那时服务于上海出版界的复旦校友何德鹤在《现实》周刊上发表的文章《一代师表李腾飞》说：“他最后一次的公开演说是在今年七月五日复旦大学举行毕业典礼的时候，对同学说了这几句话：你们现在穿的Capandgown，中国名词叫做学士制服。你们穿过以后，应当是一个有学问道德的人了。更应当对国家有所贡献……Capandgown的来源，起于欧洲古代的传教士，是由传教士的服装改变而成的。以前欧洲的大学，起初只是研究神学的地方……一个传教士应当有服务的精神和牺牲的勇气……一个大学毕业生与传教士不同，但是，更加应当为社会服务，为人类牺牲……特别是在现在，我们还需要一致团结！全国人民团结起来，中国就有希望！……服务、牺牲、团结，是复旦的精神，更是你们的责任……”何德鹤这篇文章里还记述着：“李先生自奉俭约，不事资产……在他逝世的那一天，他的侄辈等打开他的保险箱一看，空无所有！”

李登辉一生培植出来的学生，数以万计，服务于各省各界的人才极多，仅就教育界而言，充任过大专校长的即有十三人之多，姓名如次：竺可桢、胡敦复、郭任远、罗家伦、何世桢、程天放、吴南轩、章益、黄季陆、黄华表、曹惠群、裴复恒、章渊若，其中极大多数是复旦毕业生，少数是肄业生，个别是清末李兼教中国公学时的学生。可是罗家伦、程天放、黄季陆等人都没有像李老师那样安于教育。

其中章益（安徽滁县人）复旦毕业后，由李登辉留任附中教员两年。一九二五年赴美留学时，向李请示告别。李问他：“欲习哪一科？”答以“政治”。李不以为然，鼓励他改习教育，并说将来学成回国，可为母校发展教育系，为国家多培植师资；推进教育事业，实为重要使命云云。章谨遵师命，赴美后专攻教育与心理。一九二七年回国时，李即邀为复旦教育系教师，并加以培养，由副教授而教授而教务长（一九二七年章曾与南京上海各大学教授孙本文等联合发表《提倡中国本位文化宣言》。当时上海文教界称为《十教授宣言》。《大公报》、《申报》、《时事新报》均有记载）。抗日战争时期，复旦内迁重庆，两年后改为“国立”。章益由教务长继任校长。李年迈退休，致函说：“得子继吾衣钵，吾无憾矣！”抗战胜利后，复旦迁回上海，章常趋李寓请示办理接收校产与复课等事宜。有时适有其他宾客在座，李就举当年鼓励他改习教育的往事，笑以语客，还叫他（章）也终身为祖国教育事业服务，当抱着牺牲的精神，不求利禄云云。章先后在复旦服务二十多年。解放后，党和政府关心他，照顾他，安排他继续高教工作，近在山东师范学院为专任教授，是民革成员。

临终前犹望祖国统一与和平抗日战争胜利以后，国民党反动派发动了反人民的内战。一九四六到一九四七年间，教育经费只占国家预算的百分之三点五，以致各大学师生，生活非常困难。到了一九四七年五月，上海米价已涨到法币三十万元一担，而大学生每月公费却只有法币五万元。每日菜金合法币七百五十元，只可买两条半油条。当时交大、复旦等学生，忍无可忍，展开了“反饥饿反内战”运动。复旦与交大两校教师即举行罢教，支援学生的斗争。章益等告知李登辉，李表示同情支持，说学生和教员都干得对！当时，李双目已有些模糊，听觉也很差，但仍很关心学生运动。

一九四七年七月三十日晚上，李突然在华山路寓所中风，经医疗后，卧病三月余。其友好及复旦师生颜惠庆、邵力子、陈望道、张志让和章益等多往探视。他一再询问国事，反对反动派发动的反人民内战，希望和平。即时笔者（于德）在上海北四川路中联公司主办文书工作，例假日前往探望。他住在一楼一底的旧式房子里，陈设简朴，病榻呻吟之间，还垂询“国家还能统一与和平吗？”七五老人，在衰病中还这样关怀国事，热望祖国的和平统一，令人感动不已。

他的病迭经医疗，延至十一月十九日下午突变肺炎，终于与世长辞了。二十一日在上海万国殡仪馆大殓时，笔者等前往致祭。复旦老校董颜惠庆、王宠惠、钱新之、邵力子等及上海各大学校长都去参加殓典。“立法院长”孙科，“上海市长”吴国桢，“市参议会议长”潘公展等也纷纷赶到殡仪馆瞻仰遗容，表示“敬悼”。陆续前往吊唁者达五千余人。殓典时颜惠庆讲话。他说，“李氏终身从事教育有三个原因，一是因为他是华侨，在国外深感华侨备受压迫的痛苦；二是百年前‘耶鲁大学’第一个中国毕业生容闳回国后建议李鸿章‘教育救国’，主张选派学生出国留学（中国第一批官费生一百二十名，就是由容闳率领出洋的）。李先生受他‘教育救国论’的影响很大，但主张在国内多办大学，不必大批地出洋留学。三是李回国时严复在青年会讲《天演论》，南洋公学及爱国学社也都在主张维新改革。他受了时代环境的影响，就决心终身办学了。”继由邵力子先生讲话，略说：“李先生爱国爱民，在清代主张赶办教育，提倡科学。当日本帝国主义侵略东北时，即主张团结牺牲，抗日救国，带头捐输整月的薪资支援东北义勇军。抗战胜利后，他老人家又主张和平，临终前还期望祖国和平统一，繁荣富强，这正是爱国家爱人民，时代精神的表现。李先生虽然离开了我们，但他的精神永不会离开我们的。”

---------------周鼎培：中山大学39年见闻(1)---------------

中山大学是一所具有光荣传统的大学，它诞生在大革命的时代，孙中山先生为建立革命教育的基础，创立国立广东大学，在革命上作为造就科学建设人才的根据。为纪念创校伟业，改名为国立中山大学，本人在校服务连续了三十九年，想把亲身经历和历年在日记、笔记所录作一系统的整理，使革命学府的史实具体地编写出来，以供学者的研究参考。

孙中山先生创办广东大学中山大学原名广东大学，系孙中山先生手创的，在一九二四年二月合并国立广东师范学校、广东公立法科大学、广东公立农业专门学校而成，分设文、理、法、农四个本科；文、理、法、农、工五个预科，暨附属师范和中学、小学，八月组成，九月开学，十一月十一日举行国立广东大学成立典礼，中山先生亲临致训。中山先生逝世后，为纪念创校宏规，于一九二六年七月改为国立中山大学。回溯合并几校的前身，也有悠久的史迹可述。

国立广东高等师范学校，溯源于光绪三十一年六月两广速成师范馆之创立，继办初级师范简易科，旋改为两广师范学堂，王舟瑶为监督。翌年改为两广优级师范学堂，建新舍于广东旧贡院，分设文学、史舆、数理化、博物四科，四年毕业。并附设体育专修科及小学。宣统二年七月，增设附属中学。翌年一月又增设附属初级师范。一九一二年二月，改为广东高等师范学校，嗣归国立，黄锡干为监督。七月唐萱继任校长。十二月金曾澄接任，翌年丁忧去任，廖道传继之。一九一五年增设图工体乐专修科，一九一七年成立童子军；一九二○年金曾澄复任校长，一九二一年附设国语传习所，并于文史、英语、数理化、博物四部外，增设社会科学部，以至一九二三年十一月金曾澄去任。十二月邹鲁任校长；一九二四年一月二日，孙中山先生在国立广东高等师范学校大礼堂举行改组的中国国民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就是国共合作的大革命时代。那时，孙中山先生由二月起，每周在高师大礼堂演讲新的革命的三民主义，并指示联俄、联共、扶植农工三大政策的重要，当时本人系高师四年级学生，承校命参加纪录，兼任“高师周刊”编辑，将演讲词在刊内连续登载。

中山先生认定革命教育的创办，是推进革命工作的基本，故命邹鲁将国立广东高等师范学校及广东公立法科大学，广东公立农业专门学校合并组成国立广东大学。延聘王星拱、傅斯年、邓植仪、何春帆、梁龙、程天固等为筹备委员。本人担任筹备委员会的纪录、文件整理及实施事宜。并将国立广东高等师范学校原曰各学部，改为国立广东大学的文、理两科。

广东公立法科大学，溯源于光绪三十一年广东课吏馆的创立，未几改为广东法政学堂。宣统元年建立新校舍，一九一二年改为广东公立法政专门学校，分设法律、政治、经济等科。陈融、吴英华、区大原、叶夏声、张乃坚、何澧文、金章、陈达材、黎庆恩等先后任校长。一九二三年八月改为法科大学，一九二四年二月归并国立广东大学为法科。　广东公立农业专门学校，溯源于宣统元年广东农林试验场的创立。翌年附设农业讲习所及林业讲习所，至一九一七年八月始改为广东公立农业专门学校，校长由试验场场长黄遵庚兼任，到一九二○年六月邓植仪接任校长、兼农场场长。一九二四年九月归并国立广东大学为农科。

广东公立医科大学，溯源于宣统元年公立医学校的创立，由达保罗、钟宰荃等医生所办，初设于广州市西关，旋迁南堤，一九一五年冬立案，改名为广东公立医科专门学校。一九二四年八月改称广东医科大学，一九二五年七月归并于国立广东大学为医科。

一九二五年初夏，国立广东大学为纪念孙中山先生创校伟业，准备报请改称为国立中山大学，未几成立中山大学筹备委员会。处在帝国主义奴化教育下的广东医科大学，以学生柯麟为首的二十多位共产主义青年团团员，团结全校同学，反对请求美国煤油大王津贴而断送国家教育权的右派校长李树芬及其后台孙科，签名要求广东革命政府收回广东医科大学并入国立广东大学的斗争；由于斗争力量强大，且事前与国民党左派取得紧密联系，终于取得胜利。　　在中山先生演讲三民主义后，时约夏季，由高师校方延请苏联党代表、中山先生的顾问鲍罗廷教授俄文，本人亦曾听课，为时虽短，但大家对以俄为师的意义更为深刻。　当时中山先生按照苏联的建军经验，在广州黄埔建立黄埔军官学校，一九二四年六月举行成立典礼，国立高等师范学校全体员生应邀参加，我听到孙中山先生说：一边是文学生，将来在革命上要作出科学建设的伟大贡献，建立新中国；一边是武学生，将来在革命上要英勇地彻底肃清军阀势力，建立强大的革命武装。并勉励全体同学，要深明革命主义，努力学习，为消灭反动势力和建设一个自由、独立、幸福的新中国而奋斗。言词恳切，至今犹历历在耳。　一九二五年九月，邹鲁北上。

十二月陈公博任代校长。一九二六年一月设夜学专修学院。二月，褚民谊任校长。七月，政府命组大学委员会，以顾孟余任主席，旋改为校长，复命戴传贤为校长，戴病由经亨颐代理。是年接收广东公立工业专门学校以为工业专门部。一九二六年十月戴氏来校又改为委员制，以戴传贤为委员长，顾孟余为副委员长，徐谦、丁维汾、朱家骅为委员。于十月十七日正式成立国立中山大学。为了整顿校风，停课一学期，教职员解职重任，学生一律考试甄别，裁撤专修学院。工业专门部和附属中学，拨归广东省教育厅办理。附属小学拨归广州市教育局办理。

---------------周鼎培：中山大学39年见闻(2)---------------

鲁迅和郭沫若在中大一九二五至一九二六年间，在北伐之前，革命的文化高潮在广东掀起，中山大学聘请郭沫若任中国文学系教授，兼文科学长，郭于一九二六年春间南来。而郁达夫、成仿吾、王独清、云常湄等有名学者先后到校任教。办了不少革命文艺刊物，如《学艺》期刊、《五一》特刊等，那时革命文艺气氛，对社会进步青年起了很大影响和鼓舞。

中山大学由于郭沫若的介绍，聘请周树人（鲁迅）为文科中国文学系教授兼教务处主任，在一九二七年一月十九日到校，住在校内大钟楼，把革命的文化高潮在广州重新燃起，得到当时广大的进步青年极度欢迎和仰慕，认为他是思想的权威、时代的先驱和文艺的革命者。毕磊和本人等，得校方同意，在中山大学发起欢迎会，鲁迅先生在会上曾说：我到这里所看见的广东，比起旧的社会，没有什么特别的情况，许多着手做的事还未着手，许多运动还未展开，特别感到文艺更是沉静得很。并说：我要问广州许多青年哪里去了？现在不是客气的时候了，有声的发声，有力的出力，现在可以动了，是活动的时候了。在文艺方面他说，他愿充当摇旗呐喊的角色，愿意从旁尽力协助。他认为开展文艺运动，不论对中国，对广东，对青年影响都是很大的。那时，本人在校是负责编辑和出版工作，由鲁迅指导，特征稿编刊《中山大学改革问题专号》以建立革命教育的基础。在鲁迅先生鼓舞下，中山大学员生对研究文学的热望甚为炽盛。那时，本人和林长卿等多人组织了一个南中国文学会，出版定期刊物，名为《南中国》，作为对抗当时反动派在文化领域上的斗争武器，并获得鲁迅的热烈支持和指导。

在三月十四日假座惠东楼太白厅开茶会，出席人数甚众，由鲁迅将研究文学经过、运动、研究方法及国内文坛近况，详为叙述，与会者得到很大的启发和兴奋。此会由于反动派的叛变，被迫无形解散了。　一九二七年四月十五日反革命政府发动“四·一五”政变，那时，中山大学学生毕磊等多人被捕，鲁迅挺身而出，召开各系主任紧急会议，鲁迅坚决要求尽力做好营救工作，惟多持消极态度，终无结果。继之毕磊牺牲的噩耗传来，就坚决辞去一切职务，他感觉“深深尝到抱着梦幻而来，一遇实际，便从梦境放逐了。我的生命存在，纵已节节败退，我实未尝死亡”。鲁迅在白云楼经过一个时期，还出外演讲过两次，一次是七月间去知用中学演讲，题目是《读书杂谈》。一次也是七月间，去广州夏期学术演讲会演讲，题目是《魏晋风度文章与药及酒之关系》。他终于在九月二十七日离开广州，于是广州文艺气氛，重入黑暗时代。

抗战前的国立中山大学一九二七年三月，举行中山大学开学典礼，学校已复课，并将秘书处改称为教务处和事务管理处，改并预科的各分科为甲、乙二部。同月，茂名稻作育种场成立；五月，医科生理学研究所成立；六月，医科细菌学、病理学、解剖学三研究所成立；同时，恢复校长制，以戴传贤为校长，朱家骅副之。七月，改称国立第一中山大学，将附属中学、附属小学收归校办。同月，文科语言、历史研究所及理科、心理学研究所成立；八月，文科教育学研究所成立。十二月，议定移校舍至石牌第二农场，以奠定宏远基石。—九二八年二月仍改称国立中山大学。四月，化学工业研究所成立；五月，西南政治分会续拨石牌官地六千余亩；六月，法科编译所成立；八月，附属中学男女分校，大学军事训练部成立；九月，订正组织规程及各学院学则，并改订各学系名称。将中国文学系改称为中国语言文学系；英国文学系改称为英国语言文学系；数学系改称为数学天文系；地理学系改称为矿物地质系；农艺学系改称为农学系；农艺化学系改称为农林化学系。校务会议改为评论会，决定重要校务。一九二九年二月，接收两广地质调查所；医科药物研究所亦同时落成。

三月，理科天文台成立；四月，大学规程第二次修正公布；六月，成立地理学系于理科；七月，成立医科第一医院赠医所；八月，医科解剖研究所落成；九月，组织大学董事会，以蒋中正、胡汉民、谭延■、宋子文、古应芬、孙科、陈铭枢、朱家骅、戴传贤九人为董事，以戴传贤为主任，共负大学建设发展的责任。一九三○年戴校长去任，朱家骅继之。一九三一年六月，朱家骅去任，许崇清继任校长，增设社会学系于文学院。增设土木工程与化学工程两学系于理学院，改称理工学院。废止预科设高中部，又以石牌为孙中山先生指定作本校新址，遂于是年八月开始建筑农学院，院舍渐次落成。

一九三二年二月，许崇清校长去任，邹鲁重任校长。十月，接管广东土壤调查所；十一月，接收广东通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