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部分“独立”之路的是非曲直（8）

这时的莫斯科还浸沉在粉碎“8·19”事件的喜悦之中，无暇顾及车臣的事情，更不清楚那里到底发生了什么。叶利钦在得知车臣的情况后只是发表了一封《告车臣人民书》。 他在这份文件中写道： “……我以俄罗斯领导人的名义呼吁你们克制，不要采取践踏高加索山民许多世纪以来文明传统的轻率行动和不可补救的行为…… 解决对共和国现政权的信任问题，有合法的宪法规定的方法…… 呼吁你们采取由各社会运动的代表与依法当选的共和国领导人进行文明谈判的手段。让人民的理智阻止骨肉相煎、让理性阻止有可能席卷高加索山脉、给居住在北高加索的家庭带来苦难的大火。” 对于莫斯科的劝说和警告，杜达耶夫分子置若罔闻。9月6日，他们指使一伙武装分子闯进一个会场，宣布车臣全国人民代表大会推翻并取代了车臣—印古什共和国最高苏维埃。一些试图反抗的与会者遭到毒打，格罗兹尼市苏维埃主席维塔利·库芩科在跳窗逃走的过程中牺牲，车臣最高苏维埃主席扎夫加耶夫被迫出逃。

在上述事件发生前后，莫斯科有几个重要人物正在车臣，他们是俄罗斯联邦法律法规及反犯罪问题委员会主席、俄罗斯联邦人民代表A·阿斯拉汉诺夫，俄罗斯联邦部长会议副主席N·格列别舍娃等。令人奇怪的是，这些莫斯科客人在了解了事情的真相后，仍然认为杜达耶夫是车臣“民主派”代表，是改革的动力。他们甚至同俄罗斯上层很多人的看法一样，将其称之为“大山里的叶利钦”。莫斯科客人得出这种结论并非偶然，因为就在十几天前发生“8·19”事件时，杜达耶夫等人一度成为叶利钦的支持者，拒绝执行“国家紧急状态委员会”的命令，与他们站在同一个立场的扬达尔比耶夫还为此被逮捕。 错误的判断影响了莫斯科的决策。于是，基于杜达耶夫确实是经过选举成为执委会主席这样一个事实，经俄罗斯议会领导人同意，莫斯科决定暂时成立一个由车臣—印古什最高苏维埃和车臣人民全国代表大会的一些代表共同组成的临时最高委员会，俄罗斯最高苏维埃承认该委员会是车臣合法的最高权力机构。 令人遗憾的是，这个临时权力机构根本没有对缓和车臣局势发挥作用。因为它的权力从成立之初就被车臣人民代表大会派出的成员所控制。

本来是合法的车臣—印古什最高苏维埃派出的代表在这里成了反对派，他们不仅没有与对方讨论问题的权利，弄不好还要遭到打骂。在这种情况下，这些代表大都主动退出了这个机构，使之成了由俄罗斯最高苏维埃批准的、由车臣人民代表大会一派控制、堂而皇之的国家权力机构。 1991年10月9日，焦哈尔·杜达耶夫利用他所控制的这个机构，提出并通过了车臣共和国脱离俄罗斯，实现独立的决定。 车臣独立决定的发表，导致这里发生了大规模骚乱，也引起了莫斯科的警觉。10月19日，叶利钦总统又向车臣发出了他的第二份呼吁。文件是直接发给杜达耶夫的，他在这份文件中说： 在政治谈判范围内采取的一切措施，没有恢复安定和国内的和睦关系，相反，局势变得越来越难以预料，而且会对共和国的现在和未来带来十分严重的后果。这种状况是无法容忍的。 为了保障公民的安全和维护车臣—印古什共和国的宪法制度，依据俄罗斯联邦宪法和法律授予的全权和我对各民族命运、人民生命所负有的责任，我要求车臣人民全国代表大会执委会领导人和支持他们的派别，停止违法行动，无条件地服从法律。

我要求在三天内： 1执行俄罗斯联邦最高苏维埃主席团1991年10月8日第1723—1号《关于车臣—印古什共和国政治局势的决定》和俄罗斯联邦最高苏维埃1991年10月10日第1733—1号《关于车臣—印古什共和国事态的决定》； 2从占领的国家机关和社会团体的楼房内撤出； 3将所有武器上缴共和国内务机关； 4解散非法组建的武装队伍； 5于1991年11月17日会同车臣—印古什共和国临时最高委员会，依据俄罗斯联邦现行法律，进行车臣—印古什共和国国家制度的全民投票。 我提醒，若不执行这些要求，为了使局势正常化，保障居民的安全和维护宪法制度，将采取俄罗斯联邦法律规定的一切措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