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7节
造化了汤举的儿子荫袭入仕。他儿子何人，就是后来依附秦桧力主和议爬到宰相、被人骂为“奸邪误国”的汤思退。
据《挥麈录》称，从五代以来，为防止告身被人冒用，告身上不仅写明发证时此人的岁数，还兼说形貌，如云“长身品紫棠（肤色），有髭须，大眼，面有若干痕”，或云“短小无髭，眼小，面无斑痕”之类。因知办理领取告身手续，必须本人到场，否则经办人没法替你作身高相貌的速写。到宋神宗元丰改制，告身上“兼说形貌”的制度废除了。北宋灭亡后，衣冠南渡，很多人拿着别人的告身冒名顶替，向南宋新政府登记铨选，“承袭伪冒，不可稽考”，也有原先果真是官员的，因“乱后亡失告身者多”，反要想方设法恢复自己的身份，所以《老学庵笔记》说，“吏勋封考，笔头不倒”，意思是掌管告身、铨选的吏部趁机大发国难之财，因此《挥麈录》的作者王明清又感喟：“乃知旧制不为无意也。”
吏部经办告身过程中的漏洞和弊端有多少，一言难尽。举一个实例：唐代宪宗元和八年（813）四月乙酉日，中书传旨:调邕管经略使房启为桂管观察使，这是从州一级长官升为道一级长官。房启从邸报上得知这项任命，喜不自禁，忙要州邸（即邕州的驻京办事处）向吏部上下打点，尽快把新职务的告身办理出来，再通过驿传快递给他。从史料记载分析，大约到五月底或六月初，代表皇帝当面宣诏的太监才来到邕州。官场上不成文的规则，这种传递“喜讯”的差使，照例是要给“喜鹊”送礼的。房启怕太监要价过高，便把话说在前头：我在五天以前就得旨了。太监哄骗他拿出证据，他便把告身亮了出来，太监回去一汇报，宪宗大怒，下旨调查，官官相护的结果，吏部以主管郎官当替罪羊受处分，具体经办告身的令史打屁股（受杖责），房启降为太仆少卿，桂管观察使没做成，告身追缴作废，还要写检讨书。房启气不过，便在检讨中把送给宣诏太监十五个“南口”（指南方边远地区被贩卖的人口）作为礼物的事交代出来。宪宗看了这份检讨，怒气益升，查实后，太监处死，又发诏两广、福建和云贵各地，严禁人口贩卖赠送，房启亦罪加一等，贬为虔州长史，其实是管制起来，结果房启竟在该处郁郁而终。为抓紧办出告身，弄到“一场欢喜忽悲幸”的如此下场，听起来不值，但我想房启急于办告，肯定有缘故。总之，告身上牵涉的实际利益一定有很多，可以继续发掘。
民少官多的标志之一是告身泛滥，中唐时吏部一次性清退“急写告身官”竟达九十余名。晚清的告身已进化到可以当有价证券买卖转让
由兵部掌管的武官告身，变通处比吏部的文官告身更多一些。唐代安史之乱后，军阀割据，节度使们以奖励军功为由，手中都有一大把告身，方便随意委任属下。《唐会要》卷五七说：“自天宝以来，征伐多事，每年以军功授官十万数，皆有司写官告送本道。兵部因置写官告官六十员。”节度使是统管一方军政的大员，行政文职官员也由他们派任，所以吏部也添置了许多填写告身的人员，称“急书告身官”。后来藩镇权力益加扩张，“诸道多自写官告”，吏部添置的急书官无事，但“为诸曹役使”。到唐德宗贞元十一年（795）十月，宰相建议清退，“罢吏部司封、司勋写急书告身官九十一员”。拿这个数字同前述宋代官告院在和平时期的编制相对照，可谓骇人听闻了。
其实宋代以冗官出名，到后来告身之滥也不逊于唐代。战争期间，空名告身更是常例。南宋高宗绍兴三十一年（1161），金军南侵，先头部队从正阳渡淮水时，南宋的池州都统制李显忠“率心腹百余骑，转山取路”，打了个伏击，史称“率诸将邀截，获数人”，又称“〔李〕显忠军中有中侍大夫至小使臣官告付身仅二十道，是役也，书填悉尽”（《续资治通鉴》卷一三五）。就这么一场战果有限的伏击之役，竟发掉二十道告身，可见战争时空名告身的管理与使用情况，再想想得官者都在主将的“心腹百余骑”范围内，其实质也就凸现出来了。不过与一纸任命状相比，告身毕竟又珍贵得多。唐德宗时，军阀朱泚叛乱，大将军浑瑊受命平叛，《画墁录》作者说，他曾看见德宗给浑瑊的诏书:“今赐卿笔一管，空名补牒一千纸。有立功将士，可随大小书给，不必中复。”本文篇首述太尉高俅以军事首长的资任，当场便能为凌振办好升官的一应凭证，也是这个道理。胡三省注《资治通鉴》，有这么一句:“受敕牒以照验供职，苟得一时之禄利。”以此推论，告身带来的禄利就不是“一时”了。《梦溪笔谈》说北宋张咏出知益州时，为官场礼仪同一个部属怄气，部属“遂投牒乞致仕”，就是拿出任命书来要求退休，至于写明官阶职务、主要内容同敕牒大体一致的告身，他是懂得决不能轻易脱手之道理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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身份证书说官告（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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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样，国家对官员的处罚，也在告身与敕牒上体现出轻重之别，就地免职或撤职、革职，仅追缴敕牒而不涉及告身，这是轻的，如果连告身也要追缴，就是重的，比如《宋会要辑稿·职官》里有一例，“试秘书省校书郎冯正符追夺出身已来文字，递归本贯”，就是连敕牒带告身，全部退还，再递解回原籍，那就完了。唐宋时代官员犯罪，有“官当”之赎，就是用降低品级乃至取消官员资格来换取减免徒刑，这时候，告身又起抵罪作用。如《唐律疏议·名例》解释：五品以上的官员，一个官职可用官当抵徒刑三年，九品以上的官员，一个官职可用官当抵徒刑二年。假使有个五品官犯了该判两年徒刑罪，把告身拿出来当罪，就是抵罪后还有多余的官品，经过一年“听叙”（即“留官察看”），再换一个六品告身还给你；假如是拿五品告身抵当三年徒刑，就叫“用官尽者”，当完了，但仍可“三载听叙”，即察看三年，再“降先品二等”，就是还你一个七品告身；“若犯罪未至官当，不追告身”，等等，文繁不录。总之，犯同样罪行，有告身的比无告身的占便宜，告身高的比告身低的占便宜。一个人入仕后宦途顺利，家里会有不同品级的多道告身，需要时拿一个合适的告身去“官当”，必有瞻前顾后的许多技术性讲究，不处在那个时代，不精通当时的法律、政策和习俗、惯例，现代人是难以想象的。
明陆容《菽园杂记》卷十解释告身，道是“告身非诰敕，即今文凭类也”，因知告身在明代也叫文凭，《水浒传》用文凭叙述告身，是用当代名词概括古代史事。清阮葵生《茶余客话》中有一篇《告身文字》，述及康熙年间对告身文字撰拟和办理程序的改革，又可见这个名称一直延续到清代，而文凭的概念，倒又指吏部发给的限期到任的证书了。此外，清代还别有花钱买官的“捐纳”之途大开其门，银票上交国库，由户部发给证明已经是官员的证件，通称“官照”，上面也有姓名、年籍、祖宗三代和品级、候选职务一一载明。吴趼人《二十年目睹之怪现状》第五十回中，对这种官照的性质和功能，有一段精彩的描述——
母亲取出一封信，及一个大纸包，递给我看。是伯父的信，说的是托人代我捐了一个监生，又捐了一个候选通判，统共用了三千二百多两银子。再看那大纸包的是一张监照、一张候选通判的官照，上面还填上个五品衔。我道：“拿着三千多银子，买了两张皮纸，这才无谓了；又填了我的名字，我要他做甚么！”……母亲说：“那么这两张照竟是废的了？”我道：“看着罢，碰个机会，转卖了他。”母亲道：“转卖了，人家顶了你的名字也罢了，难道还认了你的祖宗三代么？”我道：“这不要紧，只要到部里花上几个钱，可以改的。”母亲道：“虽如此说，但是哪个要买，又哪个知道你有官出卖？”我道：“……那一班发官迷的，倘遇了我这个，他还求之不得呢！到了那时，只怕还可以多卖他几百银子。”姐姐从旁笑道：“兄弟近来竟入了生意行了，处处打算赚钱，还要拿着官来当货物卖呢。”
连告身官职也进化到了可以当有价证券买卖转让的程度，商品经济对纲常体制的侵蚀能力，实在令人惊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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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世才学说履历（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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个人履历是国家选拔“干部”的第一依据，其项目设置和填写经常让人哭笑不得
古代的官吏选拔考察及任免升迁等干部人事管理，统称“选举”，划进范围的对象都叫“选人”，意即有入仕资格而候选于吏部的人。凡选人报请“选举”，或参加相应的考试，都要填写一份类似今日之“干部履历表”的文书，作为个人档案。履历的叫法，因时而异，有“行状”、“家状”、“簿伐”、“出身”等种种名目，到宋代称“脚色”。《朝野类要》卷三：“脚色：初入仕，必具乡贯户头、三代名衔、家口年齿、出身履历；若注授转官，则又加举主、有无过犯。”就是假如已经是在职官员而听候调动工作或提升职务者，还要加填推荐人及入仕以来的奖惩记录等项目。“脚色”名称又为元、明沿袭，元杂剧《曲江池》中，就有“取他递的脚色来我看”的台词。近人黄遵宪诗云:“指问座上客，脚色能具详。”（《番客篇》）说明该称呼一直保留到晚清。
履历对于官员选拔任命的重要意义是不言而喻的，《后汉书·吕强传》云:“旧典选举……咨其行状，度其行能。”行状即当时的履历称谓，说明远从汉代起，国家选任干部的第一依据，就是从他的履历记载来衡度他的品性才能。唐初，陈章甫科举及第，用现代语言来说，就是具备了参加国家公务员考试的资格了。但不知哪道环节出了毛病，吏部没找到他的履历，所以公布“选人”名单时没有他的姓名，由此引出一场行政诉讼（《封氏闻见记》）。北宋时，副宰相吕惠卿的弟弟吕谅卿本无选人身份，却想出任监官。吕惠卿“不度法之可否，威使流内铨供脚色……即出敕以授”（《续通鉴长编》卷二六九）。说白点就是利用权势，强迫组织部门给他弟弟办理转干手续，使其因填写了正规的干部履历表而获得当官资格，旋即任命兑现。如果是现职官员任期已满，要调任升迁，或因替父母守丧期满要起复销假，听候组织部门重新分派工作，则如前文所述，还要在填表时附上推荐人的姓名、职务和荐语，以及过去的奖惩记录等。北宋名臣范仲淹的文集中，有一篇他写给宰相兼枢密使韩琦的私人信函，信里提到某故人的儿子已“得殿侍左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