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33节

危机加重的形势下，蒋介石多管齐下，派出多路人马，国外、国内结合，以联合抗日的名义，主动与中共联系，这是有识之举。 经过国共双方共同努力，使国共两党中断了１０年之久的关系再次联系上了。两党开始了接触与非正式的谈判。然而，国共两党的代表未能达成合作的协议。其责任在蒋介石。 第一，指导思想的错误。

他的指导思想不是从民族和国家大局出发，而是以与中共接触为手段，改善同苏联的关系，寻求苏联对国民党统治的支持；从其统治集团的私利出发，想两手并用，武力不成，以安抚诱骗中共接受“收编”。 第二，缺乏平等的态度。谈判是一个协商，求得共识的过程，需要平等相待，可是蒋介石国民党当局以势压人，以中央政府自居，居高临下，名义上的合作，实则是搞“招安”、收编。 第三，缺乏灵活的策略，要中共领导的红军缩编到几千人，要求朱毛离开红军出国。这样的条件在中共代表拒绝时，没有做出任何退让，使谈判进入死胡同。 第四，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已开始成熟，对蒋介石的保持高度的警惕，其“招安”收编的把戏，是骗不了毛泽东等中共领导人的，他们理所当然地回绝，即使今天的后人也会认同。 不过联合抗日这已是大趋势，蒋某人的能耐再大，也不可抗拒。后来张扬发动“西安事变”，终于把蒋介石逼上了联共抗日的道路，也把他带入政治生涯的辉煌时期。

治篇第128节 水溶不了“钢”（1）

“容”字加三点，水溶不了“钢” 曹雪芹的《红楼梦》，在描写贾宝玉与林黛玉的爱情悲剧时，把林黛玉比做“水”，贾宝玉为了追求纯真的爱情，忘记了对功名利禄的追求，被林黛玉这个“水”溶化了。可这是艺术，现实生活到底是怎样一回事，我们无法考究。而在蒋介石处理国共关系中，却有一段“水”溶不了“钢”的真实的故事。 事例： “西安事变”和平解决后，国共两党的代表经过极其艰难的谈判，于１９３７年９月终于达成协议，正式形成了第二次国共合作。如前所述，即使两党合作了，蒋介石也没有放弃限制、削弱、消灭共产党的企图。 南京陷落前夕，国民党中央及其国民政府迁往武汉。适应这一变化，中共中央派出由王明、周恩来、博古等人组成的中共中央代表团，于１９３７年１２月抵达“陪都”武汉。他们一到武汉就同蒋介石直接会谈，周恩来就成立两党关系委员会、决定共同纲领、出版日报、改造军队等问题提出具体建议。蒋介石当即答复说：“所谈极好，照此做去，前途是见好转，我想的亦不过如此”。此次会谈，达成成立两党关系委员会的协议。蒋介石表示，今后两党关系，由陈立夫等与中共代表团共商一切。

此后，两党关系委员会举行第一次会议，决定由中共代表周恩来与国民党代表刘健群起草共同纲领。当周恩来在第二次会议上提出他起草的共同纲领时，国民党代表却坚持把它移到下次会议再议。共同纲领被无限期地搁置，两党关系委员会也就形同虚设。 为什么会有如此大的变化，是因为蒋介石在与王明等人会谈时，回答周恩来的一席感人之言，并非真话。他内心所盘算的是如何趁再度合作之机，削弱乃至消灭共产党的力量。他的真实意图是要“化多党为一党”，从组织上把共产党吸收到国民党里面去，加以溶化，而对国共合作的组织形式和共同纲领等主要问题无意解决。 不久，国民党在武汉通过官方报纸《扫荡报》等掀起了一场“一个领袖、一个主义、一个政党”的宣传运动，鼓吹“统一的团结方式，是用以大并小的方法，融化小的单位，合而为一”，“这个合并，根据１９２４年－１９２７年的教训，在实现以后，即不能在国民党内成立党团，在国民党外保存组织”。１９３８年２月，蒋介石会见周恩来时表示：对各派“唯愿溶成一体（其意可为一党）”他的简短讲话，已把国民党舆论实质点明了，那就是要“溶化”掉共产党。

周恩来当即回答说：“党不能取消，国共两党都不可能，只有从联合中找出路。” １９３８年３月，在国民党临时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召开前夕，中共中央致电国民党，再次建议两党协商发布一个共同纲领，建立一个各党共同参加的某种形式的民族解放联盟。 这本来是蒋介石口头答应了的事情，甚至说“我想的亦不过如此”，可是这时他却反而认为这是共产党的阴谋，企图要“大规模渗透本党（国民党）”。蒋介石接连两次发表谈话，表明对党派问题的态度，他说，与其用政治力量抵制其他党派或思想之存在，不如溶化其他党派于一个信仰上一个组织下，共为国家民族之前途而努力。说来说去，还是要从组织上把共产党“溶化”掉。 在这里值得说明的是，在酝酿第一次国共合作时，孙中山曾提出联俄容共的方针，后来，共产党总书记陈独秀，将孙中山以反帝反封建的纲领重新阐释“三民主义”时阐述的有关思想，概括为“联俄、联共、扶助农工”的三大政策，“容共”变成了“联共”，孙中山实际上是“联共”的意思。“容共”与“溶共”虽然只差“三点”，然而，其内涵却大相径庭。“容共”中的“容”字是“容纳”的意思，国民党组织容纳共产党员，但你要以个人的身份加入。

当孙中山要介绍李大钊加入国民党时，李大钊对孙中山说，我是第三国际的党员。孙中山回答说，那不要紧，你一面做国际党员，一面做国民党党员就是了。而蒋介石的“溶共”却是要共产党放弃“主义”，放弃自己的组织，以大吃小。 此时的王明，已由土地革命战争时期的“左”倾转到抗战时期的右倾，只讲团结，放弃斗争，并一味向蒋介石讨好，在党内外造成不良后果。王明的错误主张受到毛泽东等人的批评，周恩来在力所能及的条件下，予以了抵制，并同蒋介石“溶共”主张进行了针锋相对的斗争。由于受到中共中央和中共代表团中周恩来等人的抵制，蒋介石的阴谋未能得逞。蒋介石在同王明打交道中，发现王明没有多大本事，对王的一味讨好，也不太领情，毛泽东后来讲到此事说：王明胭脂口红送过去，蒋介石一个巴掌打回来。 中国共产党在政治上日渐成熟，蒋介石的“溶共”也只是说说而已，共产党并没有照办。周恩来后来在中共七大上作《论统一战线》的报告，谈到这一历史时说：“他们那时叫‘溶共政策’，好像要拿水把我们化了。国民党是水做的林黛玉，但是我们没有做贾宝玉，化不了。”

治篇第129节 水溶不了“钢”（2）

蒋介石在武汉抗战时期“溶共”阴谋未能实现，他并没有放弃，在抗日战争进入相持阶段后，在国民党五届五中全会上，对“溶共”政策作了系统的阐述。他在会上作了《唤醒党魂，发扬党德，巩固党基》的报告和《整顿党务之要点》的讲话，在报告和讲话中说：“对中共是要斗争的，不好怕它。”“我们对中共不好像十五、十六年那样，而应采取不打它，但也不迁就他，现在对它要严正———管束———教训———保育———现在要溶共———不是容共。它如能取消共产主义我们就容纳它。”会议通过的《整理党务》的决议和《限制异党活动办法》等文件，确定了“溶共、防共、限共、反共”方针，为执行此方针，专门设置了“防共委员会”。 此后，在国民党掀起的第一次反共高潮中，配合军事上对敌后抗日根据地的进攻，在政治上发动了强大的思想攻势，蒋介石网罗一批政客、反动文人，连篇累牍地发表反对共产主义、反对共产党的文章。反动文人叶青以研究三民主义为名，写了不少文章攻击共产党，他极力贬低共产主义不能同时解决民族、民权、民生三个问题。因此，他做出结论：“共产主义不合于中国的历史道路，失掉存在底根据”，共产主义“包含于三民主义之中，用不着共产主义了”

，“请共产主义离开中国吧。”国社党首领张君劢在蒋介石的授意下，于１９３８年１２月，发表了《致毛泽东先生一封公开信》，信中以“军队应属于国家”为由，要求共产党将八路军“完全托之蒋先生手中”；又以所谓“国家统一”为名，指责边区政府为“封建割据”，要求取消边区，还以共产党既信奉三民主义为借口，提出要共产党“置马克思主义暂搁一边”。张君劢公开信的实质也是要取消共产党。 蒋介石发动强大的政治攻势，一时间引起中共内部和统一战线内部在三民主义与共产主义关系问题的思想混乱。针对这种情况，中共领导人毛泽东、张闻天、周恩来、王稼祥等人纷纷发表文章，对蒋介石的御用文人的谬论予以批驳。毛泽东于１９３９年１０月至１９４０年１月先后撰写了《＜共产党人＞发刊词》、《中国革命和中国共产党》、《新民主主义论》等著作，提出了“新民主主义革命”的科学概念，并对中国革命性质、中国革命的发展阶段、新民主主义纲领、新民主主义与三民主义的联系与区别、新民主主义与共产主义思想的关系作了精辟阐述，对人们所疑虑的问题进行了科学的回答，系统地提出新民主主义理论。蒋介石发动的“溶共”政治攻势，再次破产。

评析： 在第二次国共合作实现后，蒋介石提出“溶共”的方针，企图借合作之机，瓦解共产党的组织，达到消灭共产党的目的。他的这一阴谋未能得逞，其原因主要是： 第一，抗日战争需要调动一切力量，联合起来一致抵抗日本帝国主义的侵略。中国共产党是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倡导者，是中国人民抗日的中间力量。蒋介石大敌当前，企图通过“溶化”的手段，削弱乃至于消灭共产党，违背了损害了国家和民族的根本利益，不得人心。 第二，中国共产党已经是一个成熟的政党。遵义会议的召开是开始成熟的标志，此后，以毛泽东为核心的党中央制定了正确的政治路线和统一战线的方针、原则与政策。尤其是新民主主义理论的系统提出，标志着中国共产党在理论上成熟了，毛泽东思想达到成熟。理论上的成熟是政治上成熟的前提。有了马克思主义与中国革命实际相结合的科学理论的指导，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已经能够纯熟而恰当地处理中国革命中遇到的种种问题，尤其是能够游刃有余地处理国共合作中的两党关系。既有原则的坚定性，又有策略的灵活性，又联合又斗争，蒋介石“溶共”

企图始终都不能得逞，蒋介石的权术已完全失效；同时，又把蒋介石拉住，不给他任何分裂国共合作、离开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口实。 抗日战争进入相持阶段后，虽然由于蒋介石顽固地坚持“消极抗日，积极反共”的方针，国共两党发生摩擦不断，但国共合作抗战的局面没有被打破，这使中国人民赢得抗战胜利有了最根本的保障。

治篇第130节 言和声中藏杀机（1）

瞒天过海，言和声中藏杀机 瞒天过海，是指用至阴的方法，达到至阳的目的。此术兵家常用，自孙膑为了逃脱庞涓的残害，施此计起，军事谋略屡试不爽，唐朝大将薛仁贵担心御驾亲征的唐太宗因大海阻隔而放弃东征，便瞒着他指挥大军渡海征辽，因皇帝被称做“天子”，所以叫做瞒天过海，成为历史典故。此计策属于中性，怀着不同的目的，产生的后果截然不同。 蒋介石在国共合作后，在处理两党关系时，经常使用类似此计的权术，用各种表达形式表现想“和”，实际暗藏杀机，以达到削弱乃至消灭共产党力量的目的。 事例： 蒋介石施用瞒天过海的计谋的表象种种，仅列几例。 例一：蒋介石保证“以后再亦无剿共的军事”，接踵而来的却是又一次反共高潮的准备。 １９４１年１月，蒋介石制造了震惊中外的“皖南事变”。１月４日，新四军军部及其所属部队九千多人，本着团结抗日，执行国民党最高军事当局的北上命令，从皖南云岭等地出发北移，６日，行至茂林时，突然遭到蒋介石密令埋伏的国民党军队八万多人的突然袭击。新四军被迫还击，终因寡不敌众，大部壮烈牺牲，军长叶挺被俘。事变发生后，国民党封锁消息，掩盖事实真相。

１月１７日，蒋介石公然宣布新四军为“叛军”，取消新四军番号。 共产党对蒋介石制造皖南事变的阴谋和暴行无比愤慨，进行了针锋相对的斗争。中共中央军事委员会发布重建新四军的命令。同时公布大量事实，揭露国民党破坏抗战的阴谋，并提出解决皖南事变的十二条办法。在重庆，周恩来向国民党当局提出严重抗议，并在《新华日报》上题词曰：“为江南死难者致哀！”“千古奇冤，江南一叶，同室操戈，相煎何急！”用千古绝唱表示对蒋介石暴行的控诉，对死难者的哀悼。各阶层的人士和海外侨胞对中共表示同情，对蒋介石的背信弃义、残害抗日将士的暴行纷纷表示谴责。 在国际上，苏、美、英等国对蒋介石的反共事件纷纷表示反对或不满。美国总统代表居里在访华时，会见了周恩来，表明对此事件的态度，并在会见蒋介石时，向他正式声明，在国共纠纷未解决前，美国无法大量援华，并批评国民党的对内政策。 仅仅半个月，不可一世的蒋介石顿时陷入空前孤立和被动的窘境。此时，正值参政会召开在即，中共的参政员是否出席会议，对于蒋介石的影响至关重要，因为美国总统代表表示，要观光国民参政会开幕，中共参政员出席必不可少。在各方面压力下，蒋介石力拉共产党出席参政会。

中共方面以提出惩办祸首、释放叶挺军长、交还皖南新四军全部枪支等十二条，作为中共部分参政员出席会议的基本条件。 由于中共态度坚决，蒋介石于３月６日被迫在参政会上表示：保证“今后再亦无剿共的军事”。与此同时，对中共及其新四军进行了诽谤与攻击，由于蒋介石的暴行很不得人心，极少人附和其反共陈词，参政会草草收场，第二次反共高潮退潮。 为了减缓国内外的压力，蒋介石做出友善的姿态。１９４２年８月，在重庆约见周恩来，说他将去西安，拟在那里约毛泽东会晤，并连说了两次，还要周恩来电告延安。周恩来分析蒋介石的态度，认为他目前尚没有解决国共问题的诚意，建议改派林彪去会见蒋介石，探明情况，然后再决定毛泽东是否去。 １２月，蒋介石在接见林彪时说：“中共是爱国的，是国家的人才。”他还表示，希望看到国共问题整个地迅速解决，不要零零碎碎，拖拖拉拉。表面看来，国共关系似乎有所好转，但事实上他仍无诚意解决任何具体问题，仍然采取“拖”的方针，并且正在酝酿发动新的反共高潮。 １９４３年７月，奉蒋介石的指令，胡宗南秘密调兵准备进攻延安。八路军驻西安办事处得知这一重大军事动向的情报后，立即电告毛泽东。

毛泽东迅速采取若干应对措施。朱德以第十八集团军总司令的名义致电蒋介石、何应钦等人，呼吁制止内战，维护抗战大局。根据毛泽东的指示，这一电报在送交蒋介石、何应钦的同时，送交英美苏等国大使馆，并分发给在重庆的中外记者，把蒋介石的阴谋公之于众。苏联、美国、英国等国的驻华大使向国民党政府施压，警告国民党不得发动内战。 周恩来抵达西安，紧急会见国民党各军政要员。《解放日报》发表毛泽东写的社论《质问国民党》，中共中央发表了一系列揭露蒋介石发动新的内战阴谋的文件。按照毛泽东的部署，中共以“宣传闪击”的方式戳穿了国民党的反共阴谋。 由于全国人民的反对，美、英、苏三国的压力和延安军民严阵以待，蒋介石被迫改变反共计划。７月１０日，命令胡宗南停止行动。胡宗南命令原拟进攻边区的部分军队撤退，蒋介石策动的第三次反共高潮还未形成便被挫败了。试想，如果中共不是及时掌握国民党军事行动的准确情报，如果不是毛泽东等人以高超的斗争艺术沉着应对，那后果是不堪设想的，可能对中国的整个抗日进程产生极大的消极影响。

治篇第131节 言和声中藏杀机（2）

例二：台上握手，台上踢脚。 １９４５年８月，在日本天皇宣布无条件投降的第二天，蒋介石于８月２０日，电邀毛泽东赴重庆谈判。此后，又接连向毛泽东发了两封邀请电，邀请毛泽东去重庆“共同商讨”“目前各种重要问题”。他做出如此急迫的姿态，有其如意盘算，如果毛泽东不来，可以说共产党拒绝和平谈判，把内战的责任推到共产党身上；如果来了，则可以用“和平谈判”来麻痹共产党，诱使中共交出军队和解放区，还可以争取时间，调兵遣将。 毛泽东从大局着想，为了争取和平建国，接受了邀请，于８月２８日，在美国驻华大使赫尔利的陪同下，率团乘坐美国飞机从延安飞抵重庆。 毛泽东等人到达重庆后，立即与蒋介石及其国民党的代表进行谈判。可是，此时的蒋介石对谈判毫无准备，他没有想到毛泽东会接受他的邀请，赴重庆与他谈判。 谈判在两个层次上进行，一个是两党最高领导人毛泽东和蒋介石直接交换意见，另一个是两党谈判代表周恩来、王若飞与张群、邵力子、张治中等人之间的谈判。在重庆期间毛泽东与蒋介石共会面达１１次，大多数在公开场合；个别是两人几次重要的会谈都是秘密的，有时没有任何其他人在场。

在毛泽东到达重庆的当天，蒋介石在他的林园官邸设宴，欢迎毛泽东、周恩来等人。这是自蒋介石叛变革命，事隔１８年后，毛蒋两人的再次见面。蒋介石在这天的日记中写道：“正午会谈对毛泽东应召来渝后之方针，决心诚挚待之。政治与军事应整个解决，但对政治之要求予以极度之宽容，而军事则严格之统一不稍迁就。”其实，蒋介石在政治问题上从来没有有过什么“极度之宽容”，无非仍是想作出一些开放民主的空头许诺；有一点倒是确实的，那就是他真正注意的“中心”，在于所谓“统一政令军令”，也就是要取消解放区和人民军队的存在。这是他的原则。 至于，如何具体进行谈判，没有怎么细想，国民党方面没有做准备，当周恩来向国民党方面提交对谈判的十一点意见。而国民党方面竟拿不出任何谈判方案。这表明他们对谈判缺乏诚意。 在毛泽东来重庆与他初次见面时，蒋介石说：“任何问题皆可以坦白提出，尽量发表意见”，但实际上，他既不打算承认中共的平等地位，也不打算以两党协商的方式解决问题。 谈判在军队整编、根据地政权等重大问题上存在严重分歧，争论激烈，谈判的局面是，谈谈停停，停停谈谈。

代表谈不拢了，两人最高领导人直接晤谈，有时赫尔利出来调停，说是调停，其实，他是压中共接受蒋介石的苛刻条件。前后，经历了四十三天，于１０月１０日，双方正式签署《政府与中共代表会谈纪要》，即双十协定。签字时，毛泽东在场。而蒋介石姗姗来迟，他穿军装，佩带特级上将领章，挂着佩剑，与毛泽东握手。 在毛泽东返延安前，蒋介石与毛泽东会见了几次，并作了两次长谈，蒋介石对毛泽东说，我们二人能合作，世界就好办。还说，国共两党，不可缺一，党都有缺点，都有专长，我们都是五六十岁的人了，十年之内总要搞个名堂，否则对不起人民。最后，蒋介石面带悲观的神气说，这次没有解决好。毛泽东回答说，很有收获，主要是方针，确定了和平建国的路线，我们拥护。 蒋介石这些话听起来很是有点感人。其实他在背地写的、讲的是另外的内容了。关于解放区问题，他一口咬定，政府决不能再有迁就。在他的日记中，照旧使用“共匪”之类的字眼以及一些恶毒的词句来称呼、咒骂中共，并“甚叹共产党之不可与同群也”，由此可见，蒋介石当时对毛泽东所说的一些话是非常虚伪的。而且在和谈期间，正在备战。 谈判一开始，蒋介石和何应钦就密令各战区印发１９３３年“围剿”

红军时编纂的《剿匪手册》。美国以接收的名义帮助蒋介石大规模地向华中、华北运兵。陈诚的部下当时扬言：“谈什么判，布置好了就动手。”为了迫使中共就范，他一方面装模作样地与毛泽东谈判，一方面却暗地调兵遣将，去进攻解放区。胡宗南、刘峙、阎锡山的部队都蠢蠢欲动。 谈判期间，双方的军队进行了上党战役。上党属于我晋冀鲁豫解放区，８月下旬，阎锡山部向上党地区进犯。从９月开始，经过四十多天的战斗，大体消灭了阎锡山的主力，遏制住了国民党军队对解放区的进攻。毛泽东听到上党大捷的消息后，高兴地说：“打得好！打得越大越胜利，我回去的希望就越大。” 评析： 第二次国共合作，没有共同纲领，也没有固定的组织形式，遇事谈判协商，是主要的政党调节机制。国共两党代表着不同的阶级，在抗日的共同目标之外，有着不同的利益目标追求，矛盾与纷争不可避免。应该通过公开、平等、真诚的谈判协商，求得解决或寻找解决的路径。 蒋介石在两党再次合作后，仍把共产党视为“异党”，欲将其置于死地。这种图谋背离抗日的潮流，不可公之于世，所以他常常施行“瞒天过海”术，置国家和民族根本利益不顾，制造了震惊中外的“皖南事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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