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31节

演中批评孔祥熙、宋子文的贪污行为，被宪兵扣留。１９４１年初，何应钦在最高国防会议上，诬蔑民主人士沈钧儒、邹韬奋等要在重庆暴动，邹韬奋被迫流亡香港。国民党还取消了第二届参政会主席团中的中共代表以及许多民主人士的参政员资格。在此期间，国民党还制造了震惊中外的“皖南事变”。这下子把中间派中的很多人士震醒了。 此后，由于国民党一党专政和蒋介石独裁，以及顽固推行“积极反共，消极抗日”

的方针，在国民党内、政府内、军队内，官员腐败成风；对人民巧取豪夺，民不聊生；豫、湘、桂战役大溃败，大片国土被日军占领。蒋介石和国民党的种种劣迹激起民众的无比愤怒。 １９４４年年初，沈钧儒、黄炎培、张澜等再次发动了民主宪政运动，争取实现民主政治，一个广泛的民主运动迅速开展起来。 为了把民主宪政运动推向新的阶段，９月，中国共产党参政员林伯渠在第三届国民参政会第三次大会上，正式提出了“立即结束一党统治的局面，由国民政府召集各党派、各抗日部队、各地方政府、各人民团体的代表，召开国事会议，组织各抗日党派联合政府。”联合政府主张的提出，为争取民主宪政的各党派提出了一个鲜明的近期目标，在“联合政府”的旗帜指引下，民主宪政运动进一步发展。 在全国民主宪政运动的压力下，蒋介石不得不频频许诺提前召开国民大会，企图抑制中共提出的“联合政府”的影响，将民主运动纳入国民党专制的法统内。１９４５年元旦，蒋介石在新年献词中声称，不待抗战结束，一俟军事形势稳定，立即召开国民大会。３月，又许诺国民大会将于１１月召开。

他的这种许诺，并不是民主人士所期望的建立民主政治的国民大会，正如周恩来当时所指出的：“这还是八年以前国民党包办选举的国民大会。他名义上要还政于民，实际上是要经过召开一党包办的国民大会，通过一党专制的宪法，来承认国民党专制的合法。”即使是这样的一个“国民大会”，蒋介石也只是开了一个空头支票，迟迟不召开。蒋介石的所谓促成宪政，“还政于民”，只不过是又一个骗人的鬼把戏。 接踵而来的又是对民主人士施行暴力。民主斗士李公朴、闻一多在群众集会中，被国民党的特务枪杀，倒在血泊里。 评析： 在实施“训政”之初，蒋介石就表示在“训政”结束后，实行宪政。然而，迟迟不结束“训政”，使人们企盼的“宪政”成为“水中月”。之所以不敢实行“宪政”，是因为担心打破国民党一党专政、蒋介石独裁的政治格局。当呼声强烈时，他作出促成“宪政”的许诺，而中间党派和民主人士掀起民主宪政运动，推动中国民主进程时，则加以压制、破坏，用暴力对付民主人士。 就这样，民众在蒋介石一个又一个许愿中，燃起“民主”的希望；又因蒋介石一次又一次的食言中，破灭“希望”。

然而，民主的潮流是任何人阻挡不了的，民众在挫折中觉醒，认识到“民主”不能靠蒋介石这个独裁者“恩赐”，他们将把争取民主的运动推向新的阶段。到了１９４７年４月，蒋介石主持召开由国民党一党包办的“国民大会”时，已经没有什么吸引力了。 在解放战争时期，国民党统治区的民主运动，注入了新的内容，“反内战、反饥饿、反迫害”的爱国民主运动，在全国一浪高过一浪，在国民党统治区形成以爱国学生运动为主体的反对蒋介石独裁统治的爱国民主统一战线，这是与人民解放军的战场第一条战线相呼应的第二条战线，蒋介石国民党反动派已陷入了人民的包围之中，其垮台是不可避免的了。

治篇第120节 搜刮民脂民膏（1）

置广大民众于水深火热之中 《训政约法》规定，在国计民生上，要改善劳工生活状况，施行劳动保险制度；提倡各种合作事业，发展农村经济，改善农民生活。这些规定根本没有很好地贯彻实施，实际上，官僚资本急剧膨胀，对工农劳苦大众和城市民众实行残酷盘剥，民族资本受到挤压与掠夺，经济危机不断加重，广大民众尤其是工人、农民生活在水深火热之中。 事例： １，官僚资本急剧膨胀，不断挤压民族资本的生存与发展空间。 蒋介石集团是大资产阶级的代表，利用自己掌握的政治资源和国家经济资源，逐步发展成由“蒋、宋、孔、陈”四大家族控制的官僚资本。官僚资本形成于上个世纪的３０年代，在抗战时期迅速膨胀。１９４３年以后，他们利用特权，控制国家主要经济命脉，攫取巨额黄金、外汇、物资、地产等，大发“国难”财。中国四大银行，即中央、中国、交通、农民四大银行等，被他们以国防最高委员会名义控制，成立了“四行联合办事总处”，由蒋介石任理事会主席，“总揽一切事务”，同时，设立贸易、工矿、农产调整委员会，控制中国的商业、工业和农业。

官僚资本与外国资本联合，控制了中国的资源和市场，民族工商业受到排挤，以纺织业为例，民族资本家经营的机器纺织工业备受摧残，工厂倒闭和开工不足的现象日益严重，至１９４４年，纱厂不能形成生产的纱锭数达１／３以上。 抗战胜利后，国民党在收复区进行了掠夺性的“接收”。蒋介石统治集团，派遣军队和大批官员到各地去接收，据不完全的统计，接收敌伪工厂２４１１个，价值达２０亿美元以上。接收日本侵占的的物质的价值约１０亿美元以上；接收敌伪物资的价值约６２００亿法币。这样大宗的资产，形式上是由日伪手中转移到国民党政府手里，实际上被四大家族官僚集团控制的各部门所占有。如日伪一切金融机构和这些机构从中国人民手里掠夺的金银财宝，全部被四大家族所控制的“四行二局”接收了。仅中央银行接收伪中央储备银行库存黄金５５．３４９２万两，白银７６３．９３３２万两。 官僚资本还凭借政治特权，将大量民有企业和资产指认为敌产，加以“接收”侵吞。有的企业即使发还给民族资本家，仍因其中有没收的敌产“官股”在企业中占相当的分量，民族资本实际为官僚资本所控制。由于官僚垄断资本的吞并和国民党政府的重税盘剥，“收复区”民族工商业大批破产。

如上海原有民营工厂３４１９家，倒闭了２５９７家，占原有的７５％。在日伪统治下长期惨淡经营而熬过来的民族资本主义工商业，经过国民党的“接收”，遭到如此严重的摧残，许多民族工商业者极为愤懑。抗战胜利后，民族资产阶级的希望变成失望。国民党渐渐失去民族资产阶级的支持。 ２，通货膨胀，民生凋敝，民不聊生，民怨沸腾。 在抗战时期由于国民党的伤民的经济政策和官僚资本的巧取豪夺，国民党统治区广大人民的水平不断下降。据国民党公布的统计数字，１９４４年产业工人的购买力下降到战前的４３％；依靠工资收入的工人、公务员、职员和大中小学教师，愈来愈难以维持最低生活水平。据调查，大学教授的工资只相当于战前的１２％。 抗战胜利后，国民党在接收过程中，以大大压低币值的伪币收换办法，对各阶层人民进行残酷的掠夺。１９４５年９月，国民政府财政部公布《伪中央储备银行钞票收换办法》，随后又公布《伪中国联合准备银行钞票收换办法，前者规定流通于华中和华南沦陷区的伪币中储券２００元兑换法币１元，后者规定流通于华北沦陷区的伪币联银券５元换法币１元，并规定限期、限量兑换。

按照当时这些地区与国民党统治区批发物价总额比较，这两种伪币的实际比值分别约为３５：１和０．５：１。据估计，仅通过这种掠夺式的货币兑换手段，国民党政府就从“收复区”人民手中攫取达２亿美元。 国民党政府为了维持巨额军事费用和行政费用，大量印发纸币，导致“通货膨胀循环不已”。面对这种严重的财政经济局面，蒋介石统治集团一方面对人民生活用品实行专卖制度。另一方面，用增加捐税、大量发行公债等手段，大规模地搜刮人民的脂膏。一些贪官污吏和官僚资本家，利用新“收复区”与大后方在商品、货币的比价上存在的巨大差额，凭借政治特权和掌握的大量法币的优势，加紧抢购和囤积物资，操纵市场，榨取民财。由于民族工商业的大量倒闭，城市失业工人日益增多。

治篇第121节 搜刮民脂民膏（2）

抗战胜利后，收复区的人民曾对国民党政府寄予很大的希望。然而，国民党的所作所为，使他们大失所望，人们说：“想中央，盼中央，中央来了更糟殃。”连蒋介石的后台老板美国统治集团也不得不承认：“国民党文武官员在自日本手中收复之地区中的举止，已使国民党迅速地在这些区域中，丧失了人民的支持和他们自己的声望。”一位国民党政府负责经济接收工作的要员也不得不向蒋介石当面进言：“像这样下去，我们虽已收复了国土，但我们将丧失人心！”，他认为这样的“接收”使政府“基础动摇，在一片胜利声中，早已埋下了一颗失败的定时炸弹。” 随着全面内战的进行，国民党统治区的经济濒于崩溃。首先是恶性通货膨胀，内战军费开支占到它的财政支出的８０％，财政赤字占支出的７０％。为了弥补巨额赤字，动员上海等地大量赶印纸币，仍不管用，以至要到美国、英国去印刷钞票，钞票过量发行，导致通货恶性膨胀，物价飞涨。１９４７年７月，美联社电讯发表一个材料，说明法币１００元可买的物品：１９３７年可以买两头牛，１９３８年为１头牛，１９４１年为１头猪，１９４３年为１只鸡，１９４５年为１条鱼，１９４６年为１只鸡蛋，１９４７年为１／３盒火柴了。

当时有人惊呼：“中国不亡于日本，如今却要亡于经济总崩溃。” 通货膨胀，物价飞涨，使广大劳动人民及一般市民、学生、中下层小资产阶级濒临饥饿的境地，许多被推向饥饿和死亡边缘的城市民众，不得不为生存和发展而进行斗争。工人罢工、学生罢课，摊贩游行请愿。１９４７年，全国参加罢工的人数达３２０万人，这些罢工涉及上海、天津、北平、武汉、广州等２０多个大中城市，参加斗争的包括铁路、交通、机器、邮务、纺织、化学、海关等５０多个行业和部门。 ３，官僚资本与封建剥削制度相结合，对农民的残酷剥削，使广大贫苦农民的生活饥寒交迫。 １９４１年，国民党政府开始将田赋改征实物，规定正附税额每元折征稻谷２斗。当时，为着供养几百万军队坚持抗战，征实是必要的。问题在于，国民党政府的官吏大肆贪污、勒索，正负税额折征稻谷猛增，造成农民对田赋征实的沉重负担。 到了抗战胜利后，农民的负担不仅没有减轻，反而进一步加重。仅征粮、征借和征购、地方公粮等项目，加给农民的实物负担超过战前（１９３８年）的４至５倍，有些地方甚至超过２０倍。

除苛捐杂税外，国民党各级政府官吏和军队还以各种方式对广大农民进行敲诈勒索，包括抓兵、拉夫等，强迫他们负担沉重的徭役。 中国共产党在解放区的农村所实行的政策与国民党有天壤之别。从１９４６年开始，在广大的解放区农村进行土地改革，消灭封建剥削制度，把地主的土地分给无地或少地的贫苦农民，获得广大农民的有力支持，翻身农民参军参战，用人力物力支前，使人民解放战争获得最可靠的人力和物力的源泉。 而蒋介石统治集团，在农村无所作为。蒋介石几乎不大抓农业，虽然搞了些计划，但都是空的，没有真正去做。尤其是没有进行土地改革。不仅不满足贫苦农民对土地的渴望，而且与封建地主阶级相结合，压榨农民，各种赋税、兵役、劳役都落在农民身上，不堪重负。农民为了生存，不得不进行反抗，抗征、抗捐、抗租的运动不断高涨，武装民兵遍及国民党统治区。 评析： 发展经济，解决国计民生问题，是“训政”必须解决的问题。蒋介石也有这方面的信誓旦旦的承诺。

然而，他所实施的是对民众进行掠夺的经济政策，官僚资本急剧膨胀，不断挤压民族资本的生存与发展空间，使民族资产阶级发展资本主义的期望一次次失望，几乎破灭；通货膨胀，通货膨胀，物价飞涨，使广大劳动人民及一般市民、学生、中下层小资产阶级濒临饥饿的境地；官僚资本与封建剥削制度相结合，对农民的残酷剥削，使广大贫苦农民的生活饥寒交迫。蒋介石、国民党置人民的生存权而不顾，搜刮民脂民膏，民生凋敝，民不聊生，民怨沸腾。即使在国民党内也有人指出，国民党已失去民心、 常言道，得民心者得天下，失民心者失天下。蒋介石叛变革命本身就不得人心。他本来想用所谓的“训政”来安抚民心，然而，由于他从大地主、大资产阶级的利益和维护国民党统治地位出发，假“训政”之名，行一党专政、独裁统治之实，玩弄权术，愚弄民智，强奸民意，剥夺民权，不顾民生，完全丧失了民心。一个得不到人民支持的政权，其覆灭只是迟早的事情。

治篇第122节 向共产党使屠刀（1）

民国初年，开竞选政治之先例，政党林立。不过，绝大多数政党只是昙花一现，保存下来有影响的政党只有中国国民党；后来相继成立了中国共产党和各民主党派。 国共两党第一次合作，开创具有现代政党意义的多党政治。而蒋介石的叛变使良性的多党政治进程断裂。此后，在中国政治舞台上，实际上有三个政党力量角逐，即：中国国民党、中国共产党、各民主党派。中国国民党代表帝国主义、封建势力和大资产阶级的利益，极力推行一党独裁；共产党长期处于被迫害地位，其阶级基础和社会基础，是无产阶级、农民阶级及其他劳动阶级；民主党派的阶级基础，主要是民族资产阶级和小资产阶级，也就是说，民主党派基旧洗碇屑涫屏Φ睦婧椭髡拧?/p> 蒋介石没有现代政党意识，把国民党之外的其他党派统所谓“朋党”的套路，利用国民党所垄断的政治资源，把权术与暴力相结合，使用各种手段，对被称为“异党”的党派进行限制、打压，甚至置于死地，以维护国民党一党专制和自己的独裁统治。 大革命失败后，共产党被“逼上梁山”，用武装斗争来反抗蒋介石国民党集团的屠杀政策，国共两党兵戎相见，长达十年之久。

此后，合作抗战八年，后又因蒋介石的内战政策导致再次分裂，演义成两党的生死大决战。分也罢，合也罢，蒋介石一天也没有放弃“限制”、“削弱”乃至彻底消灭共产党的政策。或用武力，或使权术，或者两者相济并用。他也曾屡屡得手，然而，暴力、权术最终全都失灵；共产党人也曾多次受骗上当，吃亏受挫，不过，他们在错误和挫折中成熟起来，革命的正义加上科学的真理，使他们聪明起来，蒋介石的一个又一个的阴谋被识破，一次又一次的反革命暴力被革命暴力所打垮。中国政坛上这两大政党，在这样的党争的环境中，力量对比此消彼长，直到蒋介石把自己在大陆的本钱全部输光，也没有中止这一过程。 中间势力起初是支持蒋介石的，以为他的那一套也可以实现他们建立真正的资产阶级共和国的目标。蒋介石的所作所为，使得他们一次又一次地失望，一些志士仁人组建了一个又一个的民主党派；就政治倾向而言，直至抗战前期，他们还是拥护蒋介石的。不过，残酷的现实使他们逐步觉醒，民主党派也被蒋介石“逼上梁山”，做出拥护共产党的历史性选择。统称做“异党”。其处理政党关系的理念与方式，基本上沿袭了封建社会君王处理 从“整理党务”

案到向共产党使屠刀 蒋介石是不同意孙中山联共主张的，不过，为了达到个人目的，还是顺从了孙中山的意志。伴随着权力增大，权欲急剧膨胀，视中国共产党为其攫取最高权力的主要障碍，寻机或制造事端，将加入国民党的共产党员清除出去，发动反革命叛变，向共产党使屠刀。 事例： １９２６年３月，蒋介石发动“中山舰事件”，要求共产党离开国民军第一军和黄埔军校。由于苏联顾问和共产党领导机关的退让，使其阴谋得逞，有２００多名共产党员被迫退出一军和黄埔军校。４月２０日，蒋介石专门设宴，礼送这些退出的共产党员。伤了人，赔个笑脸，其阴险狡诈至极。从此，一军和黄埔军校成了他的一统天下。 在夺取军权后，蒋介石又试图夺取党权。他以消除党内纠纷、改善国共两党关系为由，提议召开国民党二届二中全会。在会上以“整理党务案”，向共产党发难。他在会上有一个表白，说：“此次会议本为予所提议召集，但予之提议，系党员的资格，绝不是以军人、以有带兵的资格来干涉党政。”这实为“此地无银三百两”的表白。 二中全会的主要议程是讨论和通过“整理党务案”。这个提案是由蒋介石、谭延闿、孙科等九人联名提出的。 “整理党务案”

由四个议案组成。《整理党务第一决议案》否定了国共合作以来的成就，以此为借口，把旨在排斥、打击共产党的整理党务案，说成是“遵守总理之主张，不忍两党合作之美意至此失坠，革命势力之集中至此分裂”的措施。 《整理党务第二决议案》，是蒋介石个人单独提出来的，内容共有九条，对共产党有严格限制的主要有四条：一是凡他党党员加入本党者，各该党应将其加入本党党员之名册，交本党中央执行委员会主席保存；二是凡他党党员之加入本党者，在高级党部（中央党部、省党部、特别市党部）任执行委员时，其数额不得超过各该党部执行委员总数的三分之一；三是凡他党党员加入本党者，不得充任本党中央机关之部长；四是对于加入本党之他党党员，各该党所发之一切训令，应先交联席会议通过。这个决议案名为“消除疑虑，杜绝纠纷”，实则限制和打击共产党，为蒋介石排斥共产党，夺取国民党党权披上了合法外衣。 《整理党务第三决议案》的主要内容是增设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常务委员会主席，并规定其职责。《整理党务第四决议案》的中心内容，是要进行党员重新登记。 由四个议案组成的“整理党务案”

，是限制、打击共产党，为蒋介石进一步攫取党权而精心策划的阴谋，它用合法程序掩饰了非法行为。由于苏联顾问和中共领导机关的再次退让，这一阴谋未能被阻止。张国焘受陈独秀委派，前来指导二中全会的中共党团。在党团会上，围绕要不要接受整理党务案进行了激烈争论。讨论了七天，毫无结果。张国焘按照苏联顾问和陈独秀的旨意，用了非常不正当的办法要大家签字接受。这样，又做出了一次大让步。

治篇第123节 向共产党使屠刀（2）

国民党二中全会以后，根据整理党务案，国民党中央人事进行大幅度的调整，共产党员担任要职纷纷辞职，其职务多由国民党右派接替。组织部长由蒋介石接任（由秘书陈立夫代理）蒋介石兼任新设立的军人部部长。“蒋介石把张静江捧出来做中执委会的主席，实际上这人是陈果夫的傀儡。”由于蒋介石的狡诈，幼稚的共产党的领导人上当而妥协退让，使他的阴谋又一次得逞，夺取了国民党的党权，他利用这个权力进一步扩张自己的势力。 在北伐战争中，蒋介石的势力急剧扩张，自以为羽毛已经丰满，挑起迁都之争，其行为遭到反对与声讨。蒋介石面临着很大压力，他认为自己目前的困境是共产党的鼓动所致，于是决定“清党”，拿共产党开刀。在这样的背景下，他一手制造了骇人听闻的“四•一二”惨案。 这是一个恩将仇报的背叛革命的行为，因为他把枪口和屠刀对准用自己的鲜血从军阀手里夺取上海，并敲锣打鼓把他们迎进城的工人阶级；这是一个卑鄙下流的阴谋行动，因为他借助黑社会力量，并以欺骗的手法解除了工人纠察队的武装。 在蒋介石等人的精心策划下，上海黑社会势力头子，雇佣一批流氓、打手，冒充工人，袭击上海工人纠察队队部。

蒋介石指使自己的军队借口调停“工人内讧”，强迫纠察队缴械，并枪杀抵抗者。第二天，为了抗议蒋介石军队的暴行，上海工人举行总罢工，学生游行，蒋介石的军队对手无寸铁的群众进行大屠杀，大批的工人、学生被杀害，在上海的共产党的领导人被屠杀，宝山路血流成河。对于蒋介石的暴行，当时《申报》以《淞沪工人纠察队昨均被缴械》为题予以披露：“当东路军占领上海之际，全沪工人，均以武装响应，故对于总工会之纠察队，认为保护工人应有之设备，曾言如服从军事当局之节制，则纠察队之枪械，决不收缴。不意军事当局，以工人冲突名义，将纠察队全部缴械，所有纠察队之驻扎处所，俱由军队占领。”这篇简短客观的报道，概述了蒋介石的阴谋实施的过程，其阴险狡诈凶残的嘴脸跃然纸上。 蒋介石开了屠杀共产党和革命群众的先例，其他国民党新军阀纷纷效法，制造了一个又一个的惨案，武汉的汪精卫也作出“分共”的决定，宁汉联手“清党”，国共合作破裂。 蒋介石并不满足第一次“清党”对共产党的打击。他的目标是将共产党斩尽杀绝。于是，要进一步“清党”，所谓“清党”实际上是打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