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29节

任“总统”前后经历了４０年。而从退台后，蒋介石把向蒋经国让渡权力的问题提上议事日程算起，也有２０多年。蒋氏父子交接班的过程是漫长的，但也是有序的、平稳的过程，没有出现大的社会震动，更没有出现腥风血雨的内乱悲剧，而且，蒋经国把台湾那块小天地治理得还不错，成为亚洲的“四小龙”之一。其主要原因，在于蒋介石进行了周密的安排，这个安排是一个渐进的过程。“渐进性”的权力交接的好处，就在于使“接班人”在实践中逐步掌控权力，增长才干，积累威权。然而，其最大的弊端是，漫长的过程，也在很大程度上把一个人的智慧和精力的高峰期错过。正是因为这样一种按部就班的权力交接，使得蒋经国掌权时，已不是其精力的最佳时期，非但如此，他的身体极差，几年后，行动都不便了，被称作“轮椅执政”。 另外，蒋介石留下的“政治遗产”，对于蒋经国来说也是一个包袱。在号称“民国”许多年后，仍然搞“家天下”，父位子承，这对继任者而言有很大的负面性影响，这种非民主政治程序的权力交接留下了祸根。

由于种种因素的促进与制约，当蒋经国准备权力交接时，摒弃了以血缘为纽带的庸俗的权力交接班的模式，但却没有一套健全的民主机制与程序遵循，在很大程度上还是借鉴其父蒋介石凭直觉和个人的好恶选才用人的经验，使得李登辉这一类的伪君子、野心家有机可乘。蒋经国把国民党在台湾的政权交给了一个“台独”分子，这绝对不是蒋氏父子的心愿，然而，这又是一个不争的事实。

治篇第111节 治篇

治国兴国，是执政者的第一要务，凡想成就大业者，必倾尽全力而为之，古今中外概莫能外。问题在于依什么样的理念，采取什么样的方式而为之。自欧洲资产阶级革命胜利后，民主政治逐渐成为政治文明发展的大趋势。孙中山领导辛亥革命，开启了中国走向民主政治的历史进程，这是治国兴国的必由之路；这也是一个漫长、曲折的历史进程，需要一代又一代人的奋斗。 蒋介石是从专制走向民主政治的过渡性人物，他本应义无反顾地推进这一历史过程，不幸的是，他人为地中断了这—历史过程。他自诩为孙中山事业的继承人，却背叛了孙中山的三民主义，逆潮流而行，坚持独裁统治，在中国现代政治文明史上留下最黑暗的一页。 治国兴国涉及面很宽泛，在这里侧重从蒋介石坚持独裁统治，运用权术处理治权与民权、一党与多党、治国与治党三对关系及其矛盾的角度，探讨他执政的得与失、成与败，进而揭示蒋介石的政治权谋、权术的落后性、反动性及其失败的必然性。

治篇第112节 “训政”

“训政”这一政治理念，是孙中山提出的。“二次革命”失败后，他在组建中华革命党时，基于革命党蜕化变质，国家政权被北洋军阀篡夺的深刻教训，把建国划分为军政、训政、宪政三个时期。其出发点是，针对中国封建专制根深蒂固，没有民主传统的实际，循序渐进地推进民主。“训政”时期处在承上启下的地位。他认为“训政”是，“以文明法理，督率国民建设地方自治”。这是一种“权能分治”的治国理念，其目的是，培植民主土壤，通过教育与实际训练，增强民众的民主意识，提高政治参与的热情，为将来实行宪政奠定良好基础。 而蒋介石所讲的“训政”，完全曲解了孙中山的“训政”理念，阉割了它所蕴含的民主精神，实际上成了玩弄权术，愚弄民智、强奸民意、剥夺民权的代名词。 犹抱琵琶半遮面的“训政” 蒋介石自攫取国家最高权力之日起，就想用独裁取代孙中山的民主治国方略。然而，受多种因素的制约，他只得遮遮掩掩。于是，他以孙中山“训政”的理念为招牌，推行独裁统治。 事例： 蒋介石叛变革命，建立南京政权后，１９２８年１０月，国民党中央第用政权，在必要时，对人民之集会、结社、言论、出版等自由权在法律范围内加以限制。其实质是代民做主。

《训政纲领》把国民党法定为最高训政者，把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定为最高权力的决策机构，把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政治会议法定为治权的监督、指导机构，为蒋介石独裁提供法理依据。这个《纲领》完全背离了孙中山“训政”理念的民主治国的精神，使蒋介石的独裁统治合法化。１９２９年６月，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确定了一个时间表，训政时期为６年，最迟应到１９３５年完成。由于“训政”被异化为国民党一党专政、蒋介石独裁的托词，所以他们以种种借口将它一直延续下去，即使到了１９４７年宣布结束“训政”，开始实施“宪政”，那也是徒有其名，独裁依旧。 这样的“训政”不仅人民得不到什么实惠，就是国民党内部也因为政治利益分赃不匀，常常有人反对蒋介石的“训政”。最先是以汪精卫为首的改组派带头反对。他们认为《训政纲领》未经“国民会议”通过，不合“法统”，联络阎锡山、冯玉祥等，于１９３０年在北京开会，决定“召开国民大会，制定约法”。 在蒋、冯、阎中原大战结束后，１９３１年５月，由蒋介石一手包办召开“国民会议”

，通过了以《训政纲领》为基础起草的《中华民国训政时期约法》，《约法》分为总纲、人民之权利义务、训政纲领、国民生计、国民教育、中央与地方权限、政府之组织及附则等八章共八十九条。其内容与《训政纲领》大同小异。 在政治制度上，把国民党中央定为中华民国最高权力机构。在用语上比《训政纲领》更明确，规定“训政时期由中国国民党全国代表大会行使中央统治权”，在大会闭会期间，其职权由中国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行使。从而把国民党中央权力提高到至高无上的地位。在人民权利义务上，规定了若干“自由”和“权利”，但又说可以随时制定法律来加以限制，实际上，人民的民主权利被剥夺。在国计民生上，表面上规定了改善工农大众的生活及其劳动条件，实际上所列条款，给予官僚资本的扩张法定上的“保障”。在国家组织上，与《训政纲领》有所不同，规定“选举、罢免、创制、复决四种政权之行驶，由国民政府训导”，把原来的国民党训导换成了国民政府训导。这是很有味的一个改变，国民党中央由训导转换成被训导，即国民党中央由国民政府来训导。

依据《训政约法》修改了《中华民国国民政府组织法》，按照这个组织法选举产生新的政府时，由于会议被蒋介石操纵，只不过成了一个表决机器，选举蒋介石为国民政府主席。根据《训政约法》的规定，国民党中央由国民政府训导，亦即由蒋介石训导，五院院长及各部长的人选，都由国民政府主席提请、任免，五院分立改为五权由主席一人操纵。 《训政约法》以根本大法的形式，确立了国民党一党专政的国家制度，蒋介石依法组成以他自己为“党国”的“最高领袖”的独裁政府。 １９３６年，国民政府公布了《五五宪章》（即宪法草案）。《五五宪章》最大的特点是打出了“还政于民”的旗号，因此，较之前面两个法律文件有较大的改变，一是将政府首脑由主席改为总统，总统有政治、军事、财政、外交、司法等一切大权，并赋予所谓“紧急事变”、“重大变故”时，任意发布紧急命令的特权。二是删除了训政纲领一章，增补国民大会的内容。国民大会由选举产生，但是《国民政府组织法》双规定，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监察委员及候补委员为当然国民大会代表。这样，“国大”仍然是国民党的一个点缀。三是规定给予人民各种“民主和自由”，但在条文中用“但是”和“限制”语加以否定。

《五五宪章》在《训政约法》的基础上有所前进，在形式上规定了一些类似资产阶级民主政治的条文，取消了国民党“训政”的规定。然而，它并没有改变《训政约法》法定国民党一党专政的实质。所谓“还政于民”只是停留在官样文章上，并没有实质性的实施举措。因此，“还政于民”也只是一句空洞的口号。即使这样的一个根本大法也只是一纸空文，并未付诸实施，所谓“训政”时期仍在延续。 评析： 蒋介石自攫取国家最高权力后，从１９２８年１０月起，宣告“军政”时期结束，“训政”时期开始，其实，他所说的“训政”与孙中山的“训政”理念有着实质性的区别。孙中山认为“训政”是“以文明法理，督率国民建设地方自治”。这是一种“权能分治”的治国理念，其目的是，培植民主土壤，通过教育与实际训练，增强民众的民主意识，提高政治参与的热情，为将来实行宪政奠定良好基础。 而蒋介石所讲的“训政”，完全曲解了孙中山的“训政”理念，阉割了它所蕴含的民主精神，第一，背离了孙中山“训政”理念的民主治国的精神。尽管在权力配置与安排中，讲到政权在民，也规定了人民的四种权力，但是这些权力由国民党“训练国民逐渐推行”

，在国民大会召开以前，“由中国国民党全国代表大会代表国民大会领导国民行使政权”，“中国国民党全国代表大会闭会时，以政权付托中国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执行”，所谓“训政”实际上成了国民党一党专政，蒋介石一人独裁的托词。 第二，按孙中山的设想，“训政”时期是一个不太长的过渡阶段，应创造条件，让民众在实践中增强民主意识，提高参政能力，或是蒋介石搞的“训政”却是压制民主，无限的延长“训政”时期，到后来明确宣布实行“宪政”长达近２０年。 第三，缺乏逐步健全的法律为民主政治提供保障。从１９２８年至１９３６年曾围绕“训政”制定了《训政纲领》、《训政约法》、《五五宪章》三个法律文件，这些文件的内容前后有所不同，但其以党治国、愚弄人民的本质没有改变，它们以根本大法的形式确定与维护国民党一党专政，确定与维护蒋介石的独裁统治，人民应有的权利几乎全被剥夺；广大人民群众争取生存权和民主自由权的斗争此起彼伏，从未间断。由此看来，蒋介石想以所谓“训政”掩盖其独裁的伎俩并不很有效。

治篇第113节 严密的基层统治网

实行组织控制以驯化“顺民” 蒋介石为了维护自己的独裁统治，不仅在法统上剥夺了人民和民主的权利，而且通过建立严密的基层统治网，加强对民众的人身自由的控制，以把民众驯化成听从统治阶级摆布与宰割的“顺民”。 事例： 在全国基层普遍建立保甲制度，是典型的例证。 保甲组织，是县以下的基层行政机构。这作为一种地方统治制度，始于宋朝，此后历代相袭，成为统治阶级管理和控制人民的工具。清王朝推翻后，保甲制度曾经松弛下来。南京国民政府建立后，由于各地派系斗争、内战不断等原因，地方未能及时恢复与健全。一些省区曾自发地推行保甲制度，但五花八门。 红军以广大农村为革命根据地，建立了红色政权，这个政权由于得到人民群众的支持，在极其险恶的军事对峙下能生存与发展。蒋介石从中感到基层政权的重要作用。１９３１年，在对江西苏区发动第三次“围剿”时，为了配合军事上的“围剿”，他指示总司令部党政委员会的地方自卫处研究保甲制度，草拟了保甲法规，下令在江西省修水等４３个县试行。１９３２年６月，他在调动大军“围剿”

鄂豫皖苏区的时候，将在江西试行的保甲法规加以修订，于８月在鄂豫皖三省接近革命根据地的地区颁布《施行保甲训令》及《剿匪区内各县编查保甲户口条例》。从此，保甲制度被南京国民政府以法律形式，正式在湖北、河南、安徽３省推行，接着，又扩大到陕西、江苏、甘肃、宁夏等省。１９３４年，国民党中央政治会议作出决议，交国民政府行政院通信各省市推行，至１９３６年全国共有１３省及南京、北平两市实行这种制度。 按照保甲制度的规定，各县划分为若干区，限期编组保国甲。保甲的编组以户为单位，设户长；１０户为甲，设甲长；１０甲为保，设保长。其中保设保办公处，甲设甲办公处，一乡一镇中住户过多编组有两个以上的保，“设保长联合办公处”。担任保甲长的人员有严格的要求，必须忠于蒋介石集团，规定年龄未满２０岁、不是本地土著、有危害民国行为、曾参加过“赤匪”，虽然已经准予悔过尚在管事束期内以及被判刑、“褫夺公权，尚未复权”等人员，均不得担任保长。 保长的职责是，在区长指挥监督下，负责维持保内安宁和秩序，其任务包括，一是协助区长，监督甲长执行职务；二是教诫保内住民毋进行非法活动；三是协助军警搜捕“匪犯”；四是对所谓参加“反动”

或被协从的人员，进行悔过自新监视；四是分配督率保内应办防御工事的设备及建筑，等等。 甲长的职责是，在保长指挥监督下，负责维持甲内安宁与秩序，其任务包括，协助保长执行职务；清查户口，编制门牌，取具联保连坐；检查甲内出入人员；教诲甲内住民不要进行非法活动，等等。 同时，制定保甲规约，强令居民遵守。 保甲组依照所谓“管、教、养、卫”原则进行活动。“管”就是清查户口，包括清查家中有无枪支等，甚至连失踪或迁居异地死亡者也要登记在册；保甲内要盘查行踪，监视居民言行，遇有可疑人员，或留客寄宿，或外出施行及归来，以及出生死亡等情况，各户长应报告甲长，“联保连坐法”；“教”，就是进行所谓“党化”教育，灌输蒋介石国民党的反动说教欺骗麻痹人民群众，亦即奴化教育。“养”就是摊派各种苛捐杂税和保甲经费，以各种名目进行敲诈勒索，加重百姓负担。“卫”就是将甲内１８岁以上，４５岁以下的男子编成壮丁，平时接受军事政治训练，必要时组成武装民团，参加修筑工事，警戒守护，搜捕共产党员，镇压革命群众。 在抗日战争时期，国统区的保甲制度进一步强化。抗战进入相持阶段后，蒋介石推行“消极抗日，积极反共”

的方针，为了限制共产党的活动，于１９３９年１２月至１９４１年先后制订了《运用保甲组织防止异党活动办法》、《警察保甲及国民兵联系办法》、《各县组织防止异党活动办法》、《各县保甲编整法》等法规，使原有的保甲制度更加完备。 经过强化的保甲制度的基本特点，是使保组织更加“党化”、“特务化”、“警察化”和“军事化”。 第一，保甲制度“党化”。国民党制定的《防制异党活动办法》规定，地方政府机关应当选择国民党党员及思想纯正的青年担任保甲长。《运用保甲组织防止异党活动办法》则规定，在保甲内，应当尽量发展国民党组织，甲长应该以本党党员充任，没有入党的应设法介绍其入党；保甲长就职时，应向其上级机关及国民党举行“效忠”宣誓。 第二，保甲制度“特务化”。保甲制度的“联保联坐法”，使保甲长实际上扮演着“特务”的角色，在联保内设联保主任，这样一个基层组织，使民众完全被控制。在抗战时期，为了所谓地防止异党活动，在基层建立起特务网络。规定，在保甲组织中建立保甲通讯，指定乡村中所谓纯良知识分子担任调查异党活动的通讯工作。

还规定，中统特务组织在种地的情报网，或者特务人员，要与当地保甲长中的忠实于国民党统治的人建立密切联系，以形成特务网络。这些规定，使特务政治渗透到广大乡村。 第三，保甲制度“警察化”和“军队化”。国民党统治当局制订的各种相关法规，明确要求，每个保甲长都能够兼任政治警察。１９４０年１月制定的《警察保甲及国民兵联系办法》系统地规定了保甲与警察、国民兵密切合作的办法，要求国民兵与警察、保甲合作，负责辖区内治安及其防止共产党和其他激进分子的活动，当然还包括对敌伪间谍和汉奸的防范。警察机关对保甲及国民兵要协助负责“连保连坐切结之抽查及核行”，“壮丁免役、缓役之调查”、“壮丁编组受训”、“服工役”以及“壮丁逃避兵役之查禁防止”等等。 第四，在保甲组织内实行严密的政治、武力、教育“三位一体”的统治制度。《县各级组织纲要》规定，在保内设立保国民学校、保壮丁队，保长、保国民学校校长、保壮丁队长，由一人兼任，亦即三职保长一肩挑。保长的权力涉及方方面面，成为基层的小独裁者。而且甲内实行严格的“连坐法”，人必归户，户必归甲、甲必归保，保必归联保或乡（镇），“一人犯罪，九族皆诛”

，人民完全被禁锢在保甲组织网中，毫无民主自由的权力。在保甲内实行公民宣誓制度。宣誓对国民党及蒋介石效忠，原来的范围比较小，只是在中央及省级政权中工作的人员就职时，履行这种仪式。在抗战时期，这一形式作为一项制度推广到老百姓。１９４１年国民政府公布的《乡（镇）组织暂行条例》规定，公民有行使选举、罢免、创制、复决的权利，但在行使这些权利之前，必须到本乡（镇）公所举行宣誓，表达自己对国民党、蒋介石的忠心。宣誓后，经乡（镇）公所登记于公民宣誓名册，连同誓词，汇呈县政府备案。这种宣誓是一种“奴化”教育，要求老百姓效忠于国民党和蒋介石，甘当“顺民”。 评析： 保甲制度是蒋介石对民众实行严格的组织控制的重要的组织形式，是为巩固其独裁统治给人民群众套上的一副枷锁。保甲长的人选，形式上是保甲内互相推举，实际上在地方政府的支持下，当选的大多数是那些地方豪绅、地主富农或与当权者有关系的人。他们中有些人私设公堂、鱼肉百姓，盘剥勒索，无恶不作。劳苦群众痛恨不已。当时，湖南民间流传着这样的歌谣：“蒋介石大独裁，贪官污吏两边排，乡长拿着生死簿，保长拿着勾魂牌。”

还有的地方的老百姓诅咒说：“保甲、保甲，人人披锁又带枷，保长去拿锁，县长过拿把（指印柄）。”这是人民群众对蒋介石统治集团实行严密的组织控制，剥夺他们的人身自由和生存权利的控诉。

治篇第114节 发动精神大战争（1）

实行精神控制以驯化“顺民” 在加强组织上的控制的同时，蒋介石非常重视对人民群众进行精神上的麻醉与控制。在上个世纪３０年代初，蒋介石对共产党进行的“围剿”在两个战场进行，一个战场是对红军进行军事上的“围剿”，另一个战场是在文化战线对进步文化进行“围剿”。在对文化战线“围剿”过程中，除了残酷镇压左翼文化运动，迫害、摧残革命的和其他进步文化人士外，还加强在思想文化领域里的反对宣传蒋介石将这种思想攻势，称作“精神方面的大战争”。 事例： 蒋介石国民党当局搞的所谓“精神方面的大战争”包括主要有两大内容。 １．大力宣传反动思想，发动思想攻势。 一是贩卖法西斯主义的理论。早在１９３１年，蒋介石在“国民会议”开幕词中，大加赞扬法西斯主义。秉承他的旨意，陈立夫等人主编了《墨索里尼传》，他们在这本书中说：“我们需要一个和墨索里尼一样的人物来领导一切，实际上我们中国政治舞台上早已出现了像墨索里尼那样的人物了”。这实际上，暗示蒋介石就是这样的人物。

随后，被国民党控制的书刊越来越多地刊载这方面的反动理论文章，出版了什么《墨索里尼与希特勒言论集》、《法西斯之理论体系》、《法西斯与中国革命》等书籍，国民党官办的刊物《中央周刊》和《三民主义半月刊》等成了宣传法西斯主义的阵地。 二是宣传封建复古思想。蒋介石大讲明代王阳明的“知行合一”，“致良知”的心学。用“致良知”的“知”阐释孙中山的“知难行易”学说，其目的在于宣传他的法西斯反理性的行动主义，即所谓“行的哲学”或者称作“力行哲学”。他还从儒家著作《大学》、《中庸》中搬出了“诚”的观念和“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封建政治伦理，拼凑一套复古哲学。陈立夫进一步发挥蒋介石的复古思想，抛出了《唯生论》，反对马克思主义的唯物论和阶级斗争学说。他们不仅在口头上宣传复古思想，而且还在学校强制推行。１９３３年，国民党当局把四书五经编成教科书，先后在湖南、广东等省强迫中小学学生读经。 三是宣传所谓“中国本位文化建设”论。１９３５年，蒋介石提出“文化建设”

的口号，按照他的旨意，御用文人陶希圣、黄凌霜等人发表《中国本位文化建设宣言》，他们说，现在“一派主张模仿苏联，一派主张模仿德意，但其错误和模仿英美的人完全相同，都是轻视了中国空间、时间的特殊性”。他们以第三者的姿态，把中国封建专制主义与舶来品的法西斯主义结合起来，混合成所谓的“中国本位文化建设”的理论。对于中国的传统文化我们肯定要继承，问题是他们把传统文化尤其是传统文化中的糟粕封建专制主义与法西斯主义相结合，作为支撑蒋介石独裁统治的理论，这不是什么文化建设，而只能是对文化的破坏。 ２．倡导“新生活运动”。 在思想文化战线进行“精神方面的重大战争”的过程中，蒋介石还发动了一场“新生活运动”。蒋介石发动“新生活动运动”也是开始于江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