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27节

如天算。一个苦差，却给了蒋经国展示自己新风的良机。他的新风与“国军”的官风形成鲜明对比，江南在《蒋经国传》中对他的表现是这样说的：“没有架子，平易近人，和士兵在一起，同住宿，同起床，共同吃大锅饭，官兵一体，亲如家人。”这样的评语，给人感觉不是在说一个国民党的军官，倒好像是在说共产党的军官。不用说他全部做到，仅做七分，就足以令人刮目相看。 属下的风光可以为上司添光彩，然而，“功高震主”这也是政客们所忌讳的。于是，熊式辉改派蒋经国到江西赣南任行政专员，兼任赣州县长。地区专员，用我们现在的话说属“地厅级”，熊式辉送这么大的“人情”，也可以看出这位资深政客的“马屁”功老道。但是，专员这个位子，位高权不大。而且那个地方难出“政绩”，你“太子”

都搞不出什么名堂来，那老蒋就不要责怪我无能了。 据说，熊式辉对小蒋作此安排，还有一个目的，就是防范。担心蒋经国“赤色”复归，“率领保安团上庐山打游击”，那对于熊式辉来说可不是好玩的事情了，蒋介石不要他的脑袋搬家才怪了呢。 ２．推行“良心政治”，热闹有余，成事不足。 赣南专区管辖１１个县，曾经是中央红军所在地。自然条件差，红白对峙，战争不断，生产力受到严重影响。红军撤走后，返乡团复辟，土豪劣绅与军人相勾结，鱼肉百姓，下层社会的百姓苦不堪言。社会风气败坏，官员们贪污腐化，横征暴敛；黄、赌、毒在官吏的庇护下泛滥成灾。 蒋经国到任后，直逼赣州县的积弊，推行“良心政治”，采取措施，革新社会风气。一是禁赌、禁烟、禁娼，打击恶势力。打击矛头直指犯事的官吏及其亲属，严惩有严重劣迹的富户。用铁的手腕，打击恶势力。当时他提出“对赣南的浓厚的封建力量，毫不留情持极严格的手段”，这里所说的“封建力量”，包括流氓、地痞、土豪、劣绅。蒋经国认为这些人是“建设新赣南的敌人”，必须把他们打得落花流水。这一行动初见成效。

曹聚仁用夸张的词语评价说：“许多顽强的恶势力，到了他的面前，竟乃冰山立消，说来近乎奇迹。” 从人们深恶痛绝的恶势力下手，且有实际行动，比较得人心。于是乎，什么“蒋青天”之类的传闻不翼而飞。 二是践行新风，影响每况愈下的政风。他在形式上还保留了在苏联的工作作风。上任后，以身作则，不坐公家雇用的三轮车。短装草履，在黑巷、在农村巡视。遇到老百姓，就与他们在田间、商店拉起家常，天南地北，谈得投机，从中体察百姓疾苦。江南先生在《蒋经国传》中做了一个统计：从１９３９至１９４０年，一年跑了９００英里，绕赣南三次，顺口说得出专区有多少桥梁和水利工程。这与那些养尊处优的旧官僚相比，形成很大的反差。当然，他想以自己的行动去影响整个官僚层，那可能只是一厢情愿的事情，他们怎么会模仿你呢？ 三是推行四项革新举措。第一，加强教育建设。主要是建托儿所、幼稚园、小学。其想法是，进行智力开发，人力投资。第二，进行社会革新。主要是进行移风易俗。第三，实行“统治式”的经济政策。政府对各种日用品比如盐、米等统制起来，定量出售，企图抑制通货膨胀。第四，办干训班，训练干部。

他认为“干部应当是黑暗中的明灯，狂流中的砥柱，负有转变社会风气的责任”。因此，他注意抓干部的培训。在虎岗举办被称作赣南的“黄埔”干训班。大门口的木牌上写着“做官的莫进来，发财的请出去”的对联，用心表达办学的宗旨。

术篇第104节 儿子推“新政”（2）

这些活动，就他主观愿望而言，确实是真心想进行社会革新，他将这种社会改革定位为“良心政治”。但是，进行社会变革，是一项复杂的社会系统工程，需要互动，这些社会积弊的总根源是国民党统治的政治制度和经济基础。如果从根本解决起，势必动摇国民党的统治基础。在原有的制度上修修补补，这很难取得很大成效。实际情况是，尽管蒋经国的这些作为被中外媒体竞相报道，炒作、拔高，对政风民风的推动是相当有限的。只不过是热闹有余，成事不足。 ３．宣布“五年计划”，现代化市镇梦难圆。 蒋经国的新政，不仅在政治层面，而且还在经济建设上提出了近似于幻想的计划。他拟定了“五年建设纲要”，纲要规划在五年内把各县城建为现代化标准城市，并且将各县２８个旧市镇，改建为现代化的市镇。在其他主要经济指标方面也是开出了让人瞠目结舌的指标。这样庞大、浮夸的规划，是通过一个专区将他脑海中对未来中国的空想的表达。他在专区县长会议上说了一个未来中国的梦。

他说： “那时的赣州，一路所望到的都是花园树木，而且警察也没有了，路上都是机器来指挥交通，自卫队也没有了，因为大家都能安居乐业，没有土匪强盗，所以用不到自卫队了（全境只有穿白色服装的政治指导员）。赣南大礼堂，也移到南康去了……大礼堂之正中在转映纽约的电影和维也纳的音乐，几处电视的幕上，正在映出伦敦的足球赛。那时候，已成为电气化的世界。”这是一个宏伟的计划，五年内把极其落后的赣南变得如此的发达，不用说建成，就是设计图纸都难以完成。蒋经国不仅大胆地想像，而且要以火箭似的速度去实现，这太浪漫了。艺术创造需要浪漫，然而建设需要脚踏实地。 这是一个美丽的空想，它暴露出初出茅庐的蒋经国的从政弱点，急功近利，冲击有余，务实不足。他自己也承认，“很多事情‘缺乏详细计划’”。 蒋经国在赣南锻炼是很投入的。舆论界对他是褒扬的，他毕竟给国民党带来新鲜气息，人们对国民党的陈旧腐朽的政风十分厌烦。而国民党官场对这个“异军”进行了围攻，告状的、批判的，不乏其人。这也不奇怪，因为，一方面，蒋经国的从政之道与国民党政风格格不入。于是乎，在国民党营垒里，他被认为是“有共产党气质的国民党”

，把被他们的蒋委员长称作“共匪”的作风带到国民党里来，那还不如临大敌，群起而攻之？另一方面，蒋经国在赣南的新政，打击恶势力，触及到权贵们的利益。更为重要的是，国民党的地方政治本来就是官绅合治的权力结构。如果深入下去，朝这个弊端开刀，那将动摇国民党的根本。这也是令他们恐惧的结果。 评析： 蒋介石把蒋经国安排到江西代职，是其培养接班人的一个重要步骤。其成功之处在于，第一，高度信任，不因其历史上的不同“信仰”以及革命的行为，抱成见，刻意加以防范。因为江西赣南曾经是红色根据地，革命影响不会完全消失，如果蒋介石对蒋经国有怀疑的话，不会安排他到这样的地方去锻炼，更不会让他在那里呆那么长的时间，尤其是告状不断时，他却没有感到这种危险性。他对经过“洗脑术”驯化了的儿子已有十分的把握，到底是不是“有共产党气质的国民党”，他最清楚。 第二，不直接插手，而是托付给自己信任的政客去安排蒋经国锻炼的工作，一方面可以避嫌，另一方面，地方官接近于实际，可以做出比较恰当的安排，同时，也不至于引起儿子的特殊化的念头。 第三，静观其效，后台支持。

在蒋经国在江西代职锻炼期间，蒋介石没有对儿子如何行事作具体的指示与要求，放手让他去作为，当出现反对声时，仍予以支持。 第四，扬其所长。蒋经国在赣南的一套做法，有明显的苏联政风的痕迹，蒋介石不是要儿子收敛，而是让他去践行独特的政风；即使是急功近利，做表面文章，也不出面反对。这与蒋介石让蒋经国对江西去的指导思想有关，他就是要儿子去磨砺，轰轰烈烈地干一番事业，扩大影响。他需要有股子冲劲，让其显山露水，在政坛产生某种震撼。因此，对蒋经国的所谓“新政”是默认的。另一方面，他也觉得蒋经国锋芒太露，担心扰乱了政局。所以，他要制约。于是，在蒋经国在赣南锻炼五年后，于１９４３年，让他离开了赣南，另有重任。 蒋经国走了，他的一切改革计划，和他的去向一样，付之东流。对于蒋家父子来说，他们需要的不是“新政”的结果，而需要的是它的造势。蒋介石把儿子放在赣南磨砺，推出“新政”，用特殊的方式把儿子隆重推出，“他已经成功地建立起政治阶梯，他的名字成为青年偶像。”蒋介石这一着棋又成功了。赣南民众没有得到多少实惠，可他蒋家以极小的资本投入，获得大的官场利益。

术篇第105节 设台阶压担子（1）

设台阶压担子，绕过左右掣肘 蒋经国在赣南的表现，使得蒋介石心里更有底了。从上个世纪４０年代初开始，他已开始蓄意培植儿子，使其具有以后从自己手中接班的威权与能力。 可是，这件事做起来很不容易。因为，不仅要受到政敌的公开的反对与抑制，而且还要受到嫡系中的各个小派系明里暗里抵制与掣肘。为了达到培养儿子的目的，蒋介石设台阶、压重担，使其在国民党的体制内，能迅速成长。与此同时，对阻碍这一培养“太子”计划实施的嫡系中的小派系，采取绕道而行，以避免过多的内耗。 事例： 在蒋经国江西赣南锻炼期间，蒋介石就趁熊式辉委任蒋经国聘任赣南专员之机，安排他到重庆国民党中央干训班接受正规的培训。此举有双重目的，一是为蒋经国将来担当大任铺路搭桥，因为国民党官场用人，有一个定势，那就是在上一级干校接受正规培训，是提升的必要条件，即使是自己的儿子这一程序也不可少，否则就会遭到非议。二是巧妙地解决蒋经国的国民党党籍问题，在国民党中央干校培训，事实上已默认了他的国民党党籍。走了这一过场，其他实质性步骤就好办多了。

在蒋经国返江西任赣南专员之前，委任他为三青团中央委员兼任三青团江西支团临时干事会干事兼筹备主任，其任务是在江西建立三青团组织。这个官职虽然不大，但属于一项基础性的工作。无论是从蒋介石发迹、得势、得权、固权的轨迹看，还是从蒋经国自身的体验看，这项工作成效的大小事关今后能否顺利交接班的成败。因此，蒋经国认为，没有组织做后盾的行政官，比沙滩上的大厦还要脆弱。所以他十分乐意并下大力气做好这项奠基工程。 三青团的全称是三民主义青年团，始建于武汉抗战时期，１９３８年７月，成立于武昌，其班底是复兴社ＣＣ系组织的成员。蒋介石是名义上的“一把手”，实权由康泽掌握，也可以说，三青团曾是ＣＣ系的势力范围。把蒋经国安插进来，如同硬要从ＣＣ派手里把权夺走，他们当然要时刻保持高度警惕性，千方百计地让蒋介石的计划难以实施。而蒋经国则在蒋介石的支持下，不动声色，步步为营，稳扎稳打，就这样地与复兴社（ＣＣ系）争斗。 在蒋经国即将启程时，康泽就给他设了陷阱。把复兴社（ＣＣ系）的亲信安排到江西任职，名义上是协助，实际上是想架空小蒋。

这一帮人很鬼，经常到蒋经国那里请示汇报工作，看起来对小蒋一片忠心，实际上想把他堵在自己办公室里，不让其插手省三青团筹建工作。他们哪里知道，在政治斗争方面，蒋经国在苏联吃的盐比他们吃的饭还要多，这类小伎俩怎能瞒得过他的眼睛。其实，他早已察觉，然而，不动声色，表面看来是无为而治，但实际上，他使出了绝招，那就是有退有进，你不让我亲政，我本来就不打算事必躬亲，那些鸡毛蒜皮的日常事务就让你们争着去做吧，我去抓大事，积极培养干部，积蓄能助我担当大任的基本力量。 首先，他在赤朱岭开办起了“三青团江西支团部干部训练班”。对于这样的大事，他一手操办。从招生章程到教学计划的制订，从招收学员到组织培训，他大包大揽，不要他人代劳，话又说回来，你想要人帮手，也没有人，复兴社的那帮人正在那里等着看笑话，哪里会跑来替“太子”帮忙。 蒋经国虽然与他曾经追求的“信仰”决裂，然而，苏联的政风却已在他的身上潜移默化，在他的从政轨迹中似乎时刻可以看到这样的影子。办团训班，他要搞“政治挂帅”。亲自讲授“精神讲话”课程，这门课程类似于开学典礼报告，不过，他把“精神灌输”刻意地突出出来。倡导所谓的“赤朱岭精神”

，以及提出类似的政治口号，对一些青年人颇有吸引力。同时，他巧妙地建立起联络网络。独出心裁地成立“江西青干班毕业学生通讯处”，加强与学员的联系，通过师生情谊，进行感情投资，编织关系网。在此基础上，还开展夏令营活动，建立起三青团的外围组织，把更多的青年收罗起来，不断壮大小蒋嫡系队伍。 其次，通过合法途径，借助江西三青团组织组建嫡系。这是一个渐近式的排异聚嫡的过程。先是通过办赤朱岭团训班，抢占阵地。然后，依托这个阵地，逐步进行嫡系势力的扩张，排挤异己势力。在１９４１年４月，召开江西三青团支团会议时，康泽安插的人马在与小蒋较量中，纷纷落马，全被排挤出去了。又过了两年，到１９４３年，召开三青团江西支团代表大会时，代表已全是“青干班”为核心的太子嫡系了。 这项组织建设，对于蒋经国来说奠基之举。“青干班”不仅是他在与ＣＣ系争斗中取胜的依靠，更重要的是，他们是其后来担当大任、接班的得力干将。他们中的一些人跟随蒋经国到台湾，在蒋经国平稳接班过程中，发挥了重要作用。 蒋经国在江西的地厅级这一台阶上，表现出色，不仅推行“新政”

，在政坛产生轰动，提升了知名度，而且开始掌握自己在政坛立足和发展的组织力量。这一台阶的使命已经完成，蒋介石打算设更高一层的台阶，让其增长才干，施展才能，积累更大的政治资本。 起初，蒋介石准备安排蒋经国到新疆担任主席。当时的背景是，军阀盛世才长期依仗苏联的支持，割据新疆，与蒋介石对着干。苏联卫国战争开始后，无暇顾及新疆。蒋介石趁机，调集重兵到河西走廊，迫使盛世才臣服。为了进一步解决新疆问题，蒋介石要派一名封疆大臣坐镇，他认为蒋经国将是最合适的人选。 为此，蒋经国到西北进行了长时间的考察，做到心中有数，正准备启程赴任时，蒋介石改变了主意，不是因为他要用别人顶替“太子”，而是这一安排与他对地方军阀的统驭术相悖，他担心蒋经国去新疆，会引起盛世才的猜疑与对抗，因此，还是采用了安抚政策，多给了几顶官帽戴在他的头上，以达到以盛治疆的目的。就这样一变，雄心勃勃的准备走马上任的蒋经国，未能成行。他想在新疆“为人所不为，做出点惊天动地的事业”的大志泡汤了。 不过，此路不通，另辟他径。蒋介石改派他到三民主义青年团中央部门任职。１９４４年元月，蒋经国结束了赣南这一仕途第一站历程，开始驶进新的一站。

他风尘仆仆地到团中央干部学校教育长的岗位上就任。此行尽管意味着赣南“新政”人去政息，但是他带走了在这里积累的最宝贵的政治资本，即他造就的干部队伍。他们成为蒋经国占领新的阵地的得力干将。 按照蒋介石的设计，蒋经国在赣南任职，只是一个过场，调回中央，从训练干部着手，为儿子在政坛崛起作更大的政治投资，以获得更大的回报。 一般地讲，在国民党政坛角逐，权力的大小与阻力的大小是成正比的，即想获得更大的权力必将遇到更大的阻力，获得的权力越大所遇到的新的阻力就会与之俱增，这是必然的。

术篇第106节 设台阶压担子（2）

１９４４年５月，团中央干校开学。干校的校长由蒋介石兼任，它的前身是“中央青干班”，主任由康泽兼任，实际上，由他的心腹李维果主持日常工作。李维果这个人与主子康泽一样会揣摩蒋介石的心思。看到蒋介石有把自己安插到团中央的意向，便顺水推舟，提议由蒋经国来任要职。蒋介石顺势而作，立即任命。 蒋经国有办江西“青干班”的成功经验，虽然，在团中央干校任职是一个新环境，但就工作性质而言，完全可以说是驾轻就熟。他很快确立了中央干校的办学大政方针和教学体系。 在办学方针上，确立了办学目标和指导思想，他明确地提出：“干校是革命的学校”，“干校应该实施革命的教育，培养革命的干部”，自辛亥革命以来，“革命”二字一直是最时髦的词语，蒋介石尽管早已背叛革命，然而，“革命”二字使用的频率不减当年，何况蒋经国在红色革命之乡生活了十多年，“革命”二字业已成为习惯用语，此时所言“革命”的内涵，与他过去苦苦追求的信仰，为之奋斗的“革命”大相径庭。如果把他所说的上述目标用更简明的话语表述，那就是“培训一批高层的‘嫡系的嫡系”。关于干校的指导思想，提出：“中央干校的学生，必须以校长的意志为意志，以校长的行动为行动”。

“中央干校的学生必须以团作家，以校作家”。 围绕这样的培训目标和指导思想，他规定了教学重点，简称为“两高三能三大”，即，以高深的政治素质为中心，培养高层的领导才能，包含识大局、担大任、办大事等内涵；训练“三能”，即“能文”、“能武”、“能开汽车”。在这一岗位上刚刚理出头绪，准备大干一场时，蒋介石对蒋经国有新的召唤。 １９４４年，由于蒋介石继续奉行消极抗日、积极反共的方针，庞大的“国军”战斗力大伤，在日本侵略者发动的豫湘桂战役中，国民党军队溃不成军，南国国土大片丢失。为了挽回一点面子，蒋介石一方面作迁都西康的准备，另一方面搞战争总动员，发出“一寸山河一寸血，十万青年十万军”的号召。这只不过是虚张声势。但是他要趁机帮助蒋经国培植势力那倒是真的。 蒋介石下令成立“青年军政工人员训练班”，委派蒋经国为该班中将主任。他不仅让自己的儿子抓党团组织，还要他“抓枪杆子”。 政工班第一期毕业后，成立了“青年军总政治部”，由蒋经国任主任。军政部按照国民党军队序列，编为八个师，各师设立政治部，这些政工部门的大小头目为清一色的“干校”研究部学生，蒋介石组建的生力军“青年军”为自己的儿子所掌握。

抗战胜利后，蒋介石采纳ＣＣ系的建议，将中央干校与中央政校合并，成立“国立政治大学”，仍由蒋介石兼任校长。ＣＣ系的打算是想通过合并改掉小蒋的“中央干校”。１９４６年政治大学挂牌办校，小蒋的嫡系与ＣＣ系派争权夺利闹得不可开交。最终因寡不敌众，作为小弟弟的小蒋嫡系在这场权力角逐中没有占到多大便宜。 对于蒋介石而言，这两支队伍都是他的看家队伍。就亲情而言，那当然他的权力的天平肯定会向小蒋倾向。于是他搞了一个平衡，要求教育部签呈举荐蒋经国为“国立政治大学”（简称“政大”）教育长。 如果这一任命成为事实的话，小蒋将如同他的父亲一样逐步向身兼难以数清的职务迈进。此时，他已经身兼三职了，除“政大”外，还兼三青团中央团部第二处处长和国防部“预备干部处管训处”处长。 可是，如同前述，获取的权力大小与新增阻力的大小是成正比的。蒋经国仕途新的阻力接踵而来。这个阻力的后台可是一个重量级人物。在ＣＣ系头子陈立夫的导演下，“政大”演了一场“倒小蒋”的闹剧。全校师生集会抗议国民政府主席任命蒋经国为国立政治大学教育长。甚至有人喊出“反对儿子教育长”、“反对父子家校”、“蒋经国滾开吧”等口号。

学校师生举行罢课，还派人到教育部请愿，表示不撤销蒋经国教育长的任命，绝不复课。 这一下把事情闹大了。这可是名副其实的“反蒋行动”，小蒋嫡系亲信到现场观察，得出的结论是：“那种强烈的反蒋气氛，使人明显地看出，绝不是某些学生的一时冲动，敢向蒋氏父子开火，显然有人在幕后支撑。” 蒋介石发怒了，电召陈立夫，予以严厉训斥。陈立夫也不敢把这场闹剧闹大。他立即出面“灭火”，布置“欢迎蒋经国教育长莅任视事”，其他对蒋氏父子不恭的标语全部清除。并把此次风波嫁祸于“青年军”复员学生。 这件事使得蒋介石震惊，小蒋也愤怒至极。他郑重宣布，已经向教育部送出辞呈，决心不干那个教育长了。为了平息事态，老蒋只好强忍怒火，准允了小蒋辞职的要求。让蒋经国撤出这个阵地，让他到三青团中央，参与改团为党的工作。这一动议又因为ＣＣ系的掣肘又一次“流产”。此计不成，蒋介石再作变通，趁中央团部改组之机，把蒋经国安插到团中央，任常务干事兼第二处处长，主管组织训练。团中央书记长由陈诚兼任，其他两位副书记长也属于挂名，三青团的大权全在蒋经国掌握之中。

评析： 蒋介石培养蒋经国一步一步地实施，设台阶压担子，创造条件促进其成长。在江西锻炼的时候，安排蒋经国到重庆国民党中央干训班接受正规的培训，取得升迁的合法资格后，按程序行事，避免遭到非议；巧妙地解决蒋经国的国民党党籍问题，在国民党中央干校培训，事实上已默认了他的国民党党籍，一举多得；安排蒋经国抓“三青团”的教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