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17节

于第一次北伐，第一交北伐是革命正义之师，所依靠的是以工农为基础的全国民众，是以武装为主体的革命群众运动。而第二次北伐是单纯的军事行动，其依靠力量是新军阀，第二次北伐胜利成为了新军阀的分赃闹剧。在旧中国，军阀为了扩张势力范围，最看中的是地盘。有地盘，就有兵、有枪、有钱、有粮、有财，也就有了政治地位，总之，地盘是其赖以割据的基础。

因此，北伐结束后，四大军事集团就围绕如何分赃，各自挖空心思，使出浑身的本领。 按照论功行赏，那冯玉祥为北伐出力最大，承担了主要的战斗，而且冯家军英勇顽强，战斗力强。在北伐前，他被北洋军阀赶到西北地区，西北地区素来土地贫瘠，人烟稀少，没有多少油水可捞。因此，十分想获得东部有油水的地区，最好是北平、天津。这两个地方，仅海关收入一项，就比甘肃一省还要多。按照冯玉祥的想法，他肯定将得到这两块地方，因为，二次北伐，他出的力最大，而且在蒋处境危难之时，挺身相助，有恩于蒋介石这小老弟，蒋介石这小老弟肯定会以李相报。 阎锡山也在打自己的算盘，山西军队在北伐中出关比较晚，刚出娘子关，重要战斗已经结束，阎锡山正在犯嘀咕，但也很想得到一块大肥肉。他虽然出力少，但其政治手段圆滑，诡计多端，是冯玉祥所不能及的。考虑蒋介石的军队都在南方，一时半刻不能编撰北方，所以他以为好地方只能是冯玉祥了。他明里暗里支持蒋介石，共同对付北冯玉祥。１９２８年５月，蒋介石到石家庄，与阎锡山会谈中，阎挑拨道：“请你翻开历史看看，哪个人没吃过他的亏？”蒋介石点头不语，阎锡山点到为止。

其实，蒋介石找阎锡山会谈，正是要他的这席话。此行的目的就是要离间阎冯联盟关系，从话音中听到阎冯并非铁板一块，有空子可钻。他决定巧施离间计，使冯阎联盟的裂痕扩大，为我所用。就目前的态势，将华北的任何地方让给谁都是不可接受的，但蒋介石也有自己的难处，他的军队刚刚扩大，除了嫡系部队，收编的军阀部队是一些杂牌军，部队很弱，还很难对付冯阎的军队。如果在华北占领的地方太多，势必会使自己的军队战线太长，造成冯阎的联合，这样使自己的处境困难。所以，华北暂时不能自己要了，要了，聚宝盆可能成为大包袱。但华北到底交谁代管呢？他决定把这个难题，变成施行离间计的一个载体。 他决定把冯玉祥想要得到的东西，偏不给冯，而是给阎。二次北伐，几个大军事集团势力空前扩张。面阎锡山军事集团的势力不大。从实力对比看，冯玉祥的部队最接近自己的力量，对自己构成的威胁最大。如果将比较富裕的山东、京、津交给冯玉祥，刺刀加上金钱，那后果对自己极为不利。所以，他要防冯一手。此外，若给阎锡山，那还可以使冯玉祥把对分赃不均的怨气朝向阎锡山，北方的冯阎联盟的裂缝可能会更大，这有利于分而制之。到底如何实施这一计策，蒋介石也颇费了番心思。

术篇第66节 巧离间，拉弱抑强（2）

６月，蒋介石到河南新乡与冯玉祥会面，对于河北和北京、天津地盘的分配，先不表明自己的态度，而是征求冯的意见。冯玉祥久居西北贫瘠地区，十分希望蒋介石论功行赏，将北京、天津给自己。但是他又很爱面子，不愿意把话说明白，怕给人以争权夺利的口实。而其内心也认为于情于理，不用自己张口，蒋介石都会把这两个地方给我。他自己把起初意图亮出来，而是表示一切听从中央的。好家伙，我蒋某人就是等这句话，这样，离间戏就好唱了。他于是来一个顺水推舟，立即说出，北京、天津让给阎锡山，并以公允的口吻说出了理由若干，你们地盘不小了，山西地盘不大，冯老兄发扬点风格吧。况且，京、津两地外交复杂，不易对付，“大哥情怀刚直，不适宜和外国人打交道，就交给閰锡山去应付吧。”冯玉祥当然很不乐意，但刚刚说过一切听中央的，话音未落就反悔，实在说不出口，只好继续装出无所谓的样子说：“只要军阀国贼铲除干净了，我就十分满足了，别的事情，怎么办都可以，还是请你酌定吧。”但嘴里是这样说，心里哪能平静，自古以来攻城得地都是“先入关者为王”。现在，蒋介石却让阎锡山这个后来者拿走了，冯军的将领无不大骂。冯不满归不满，无可奈何，蒋介石抑制了冯玉祥集团的势力。

人家是“天子”暂时惹不起。那总是要找一个发泄的对象。于是乎，把怨气朝阎锡山身上发了。这样在冯阎中间打下了一个楔子。本来蒋介石想静观冯阎之间干戈相向，他以中央名义，居中调停，坐收渔利。 哪知道，阎锡山太老到了，他自己知道无功受禄，冯玉祥有怨气就让他发吧，反正实惠已得，何必与冯闹翻呢？何况，冯的地盘与自己紧挨着，人多势众，如果真正打起来，蒋搞壁上观，那自己就惨了。因此，他也不管与蒋介石的默契，急忙派人冯玉祥联系，调节冯阎关系，试图拉拢冯一起反蒋，这正对冯玉祥的路了，他俩一拍即合，又在新的利益基础上，联合起来，导演了一场反蒋的“中原大战”。这是蒋介石万万没有想到的。 评析： 离间术，五花八门，若加以归类，大体可分为正道和反道，“正道”是主动设局，让对方堕入所设的陷阱，手段很多，或造谣中伤敌对方的重臣、良将、亲信，或以金钱、美女之类为诱饵，或派间谍打入对方内部，离间对方的君臣、上下关系。“反道”，也叫反间计，也可以说是将计就计，敌方对我方施离间计，我方借其计，达到我方的目的，包括提供假信息，把对方派来的奸细加以收买，为我所有。

在反间计方面，人们比较熟悉的，那就是东吴周瑜利用曹操派指蔡中兄弟二人诈降江东。周瑜明知这二人是奸细，于是趁此机会，将计就计。同黄盖一起演了一出“周瑜打黄盖”的苦肉计，黄盖选派人去向曹操请降，曹操不相信。此时正好收到了蔡氏兄弟的来信，报告黄盖所说的情况是真的，曹操才深信不疑。他万万没有想到，自己设计反中了小周郎反间计的圈套，遭火烧赤壁之祸，使自己铜雀台锁二乔的诗句，成了千古笑柄。 蒋介石在冯玉祥、阎锡山的联盟中间施离间计，属于“正道”，即主动设局。首先，冯阎联盟本身就是一种暂时联盟。他们之间潜伏着矛盾。蒋介石有机可乘，这是主动设离间计的前提条件。其次，诱计。蒋介石明知阎锡山对冯玉祥不满，自己不把问题挑明，在与阎锡山会晤时，引而不发，让阎锡山把冯阎之间的矛盾挑开，然后，以此为突破口，布设离间计。第三，设圈套、布陷阱。蒋介石本来就不愿把京、津地区给予冯玉祥，但自己不亲口说出来。他抓住冯玉祥爱面子的弱点，设圈套、布陷阱，即用加以引诱，让冯玉祥说出违心的话，接着顺势而作，使冯玉祥有苦难说，吃了一个哑巴亏。第四，助弱抑强，把好处给予弱的一方，这样既可以扩大矛盾，又少有风险。

分析蒋介石施离间计的过程，可以说是天衣无缝。 可是，蒋介石巧施离间计，不仅收效甚微，反而弄巧成拙。这正应了《红楼梦》中所云：“聪明反被聪明误”，虽然蒋介石没有丢掉身家性命，但也吓出一身冷汗。对于权谋家来说，权术有效，但权术也不是万能的。

术篇第67节 略施小计，一石三鸟（1）

一石三鸟，是说做一件事，取得三件事的回报。从权谋的角度讲，以一个计策达到多种目的，那是一种求之不得的事情。这是权谋家所追求的最高境界。蒋介石常常用此计策对待地方军阀。 事例： １９３４年，蒋介石消灭孙殿英军阀势力，所谋划的计策，就是力图收到这样的功效。 在民国历史上，被蒋介石打败的军阀中，孙殿英实力并不强，但是一块牛皮糖，很难肯。孙殿英，１８８９年出生于永城县，他的母亲客居在外婆家生下他。因家境贫寒，很早就混迹于江湖。在江湖闯荡过程中，学会了圆滑处世的社交哲学，也赌出了一套精湛的赌博技巧。孙殿英酷爱赌博，对各种赌博方法极为精通，有人夸张说，他的赌道已达到出神入化的地步。传说，孙殿英打麻将，一圈下来，依靠自己对牌纹路的记忆，他能够对牌桌上的牌认得差不多。对于掷色子，他更是有一套，经常练习，能够根据声音判断点数，最后他还能控制点数，想掷几点就是几点。发迹后，在他的办公桌边有一个专门的色子碗，公事之余，常常以投掷色子为乐。 孙殿英幼年家境贫困，长大后对金钱有特别的爱好，他每到一地，总是以捞钱为第一任务。但孙殿英捞钱而不积攒钱，他常对人说：“会捞钱，更要会撒钱。

会捞钱是二流学问，会撒钱才是一流学问。”他最崇拜蒋介石，他总结蒋介石一生“成就”说：“蒋介石一生做了两件大事，一是懂得如何将钱捞到手；二是知道如何将钱撒出去。”由于善于捞钱撒钱，孙殿英团结了一大帮有江湖义气的朋友，与各派军阀都玩得很转。 他早年加入土匪，后来成为绿林老大，被当时北洋军阀收编。１９２２年，孙殿英投靠张宗昌，在张宗昌手下担任军长。不久，国民革命军北伐，张宗昌败逃山东老家，将他这个杂牌军扔下不管。政客何成浚奉蒋介石之命，前来收编北洋军阀的部队，孙殿英投奔到冯玉祥的门下。因为孙殿英的部队是杂牌，跟冯玉祥的西北军又没有多大的历史联系，他的部队给养十分困难。为了捞钱，１９２８年，孙殿英竟然打起慈禧太后墓的主意。他以为慈禧太后会有很多陪葬品，派工兵营乘夜幕掩护，挖了慈禧的墓，制造了轰动一时的盗墓大案。他挖了墓后，很懂得撒钱，据说，他派亲信将慈禧口中含的夜明珠，送给了宋美龄，将一个翡翠西瓜送给了孔祥熙，让他们在上层给他说情。这一手果然奏效，等了一段时间之后，盗墓案件不了了之。

１９３０年，中原大战的时候，孙殿英起先犹豫不定，后来看见蒋介石只有４０万军队，而冯閰加起来有７０万之众，以为蒋介石会失败，就热心投奔了冯玉祥，冯玉祥封他为安徽省主席。蒋介石为了拉拢孙殿英，特地委派当时任河南省建设厅长的张钫到孙殿英处游说，带着手谕和４０万大洋巨款，给了孙殿英，结果，孙殿英脚踏两只船，一方面收下巨款，另一方面，拒绝投靠蒋介石，但为了留下后路，他将张钫礼送出境。孙殿英想耍弄蒋某人，那万万使不得，深为蒋介石所痛恨，蒋介石等待时机收拾他。 中原大战结束后，孙殿英部队被蒋介石改编。１９３３年，冯玉祥在察哈尔组织抗日同盟军，邀请孙殿英参加，当时孙殿英手下有人马３万来人，如果参加冯玉祥的同盟军，势必在北方出现比较强大的反蒋力量，这深为蒋介石所害怕。他要求何应钦尽快想办法阻止孙殿英参加。而孙殿英对此事也不太热心。他自己也盘算了利弊，自己认为不是冯的嫡系，如果参加同盟军，有可能被冯玉祥吃掉，而自己也得不到蒋介石的承认，所以，一直是在观望。这时，何应钦委派自己的秘书刘健群亲自到孙殿英部队内劝说孙，随之而来的是戴笠。戴笠也曾在江湖上闯荡过，两人见面谈得很投机。

在戴的劝说下，孙殿英表示遵从蒋介石，不参加同盟军，但要求蒋介石给他地盘，蒋介石答应给孙殿英察哈尔主席的位置。 等到蒋介石解决了抗日同盟军之后，孙殿英可利用的价值就不大了，察哈尔主席的承诺也忘了个一干二净。孙殿英内心相当不满。当时，孙殿英有兵有枪没有地盘，由于一直没有稳定的地盘，无论在什么地方都要像“客军”，受人白眼。在军阀当道的年代，如果没有地盘，那就困难重重。军心也就难以稳定。而依靠蒋介石，是绝对不会给这些杂牌军的军队军饷的。 １９３３年，蒋介石突然对孙殿英下发了一纸委任状，任命他为青海省屯垦督办。蒋介石之所以作这样的委任，并不是他对孙殿英承诺食言的一种补偿，而是采纳了何应钦的主意，决定以计策最终解决孙殿英部队。 当时，西北地区是由三马控制，马步芳控制青海，马鸿奎和马鸿宾控制甘肃、宁夏。这三省处于边缘地带，天高皇帝远，蒋介石鞭长莫及。三马对蒋介石不敢明抗，但阳奉阴违，他非常想消灭三马地方势力，但又不好直接出兵。这时，孙殿英找他要地盘，何应钦出主意，提出把孙殿英派往西北，以搅乱西北的政治局面。

何应钦在向蒋献策时，陈述了此计至少有三种好处：一是防止孙殿英与冯玉祥合作，削弱冯玉祥的势力；二是通过三马打孙殿英，使孙殿英这个非嫡系部队瓦解；三是通过孙殿英去攻击三马，即使三马消灭不了，也会给其造成重大的打击。 孙殿英得到蒋介石的任命后，十分高兴，以为这次有了归属了。尽管有人对他说蒋某人送的这份礼是不好收的，会冒很大风险，但孙殿英以一个赌徒的心理，就此一博了。

术篇第68节 略施小计，一石三鸟（2）

同年，孙殿英由驻地包头集中，９月向宁夏出发，１０月到达临河、乐平一带，摆出了进攻的队形，就在孙殿英准备大打出手的时候，蒋介石突然发出了一份电报，命令孙殿英必须停止前进，原地待命。 蒋介石再次出尔反尔，并不是什么健忘，而是进一步运筹他的计策。他料到，西北三马绝对不会允许外人来抢占他们的地盘，肯定要反击，同时对蒋介石也心存不满。蒋介石要稳住西北“三马”，为了安抚“三马”，他才命令孙殿殿英停止前进，给“三马”先吃一颗定心丸。而他也预料到孙殿英一定会拼命地要抢这块地盘，肯定不会老老实实地遵守他的命令，继续进攻“三马”，这样既能够使孙殿英和“三马”大战，又将自己置于局外。 果不其然，接到蒋介石的命令后，孙殿英明白了蒋介石的诡计，但事情已经如此，不打也是不行的。１９３４年１月，他下了攻击令。 而另一边，也被蒋介石调动起来，蒋介石命令马鸿奎堵截孙殿英，答应给予军费支持。由于孙殿英直接威胁三马地盘，即使蒋介石不下达这样的命令，他们也要与孙殿英鱼死网破，何况现在有了“尚方宝剑”，蒋又答允给钱，马鸿奎指挥军队攻击孙殿英。 同年２月，孙殿英攻击“三马”的进程十分不顺利，随即亲自组织人马攻击。

但仍然失败，３万人死伤很多，不得不转入防守。为了防止孙殿英部队兵败到处流窜，蒋介石命令閰锡山的王靖国部驻扎在临河，堵住孙的逃往山西的退路，这又给了閰锡山一个人情。同时命令胡宗南部到达中卫，准备一旦“三马”抵挡不住，他们就继续攻击。三路大军同时进攻，使孙殿英惊恐万状，他深知已经上了蒋介石的当，但悔之晚矣。这时蒋介石抢先公布孙殿英的罪状，停发了他的军饷，然后派人劝孙殿英投降。走投无路的孙，只好缴枪投降了，自己宣布下野，到山西隐居。 评析： 蒋介石施计，解决西北地方军阀问题，收到一石三鸟的功效。从此计谋设计、实施过程看，蒋介石考察得比较周全。用此计解决孙殿英顺带解决西北“三马”问题的计策是何应钦的献策。蒋介石能接纳部属的进言，实为难得。抓住了孙殿英的弱点，没有固定的地盘，没有支撑点，如同流寇；要地盘心切，会缺乏对“诈”术的防范。挑起地方军阀的争斗，坐山观虎斗，企盼从中渔利，此计用“缺德”二字贬损并不过分。但是，就蒋介石要实现的目标而言，只有这样，才有可能创造一石三鸟的机会，在“义”与“利”的选择上，蒋介石常常是以利为转移的。

在实施上，蒋介石作了多种防范，比如调动阎锡山部阻塞孙殿英的退路，给阎以利益；命令胡宗南集合重兵，形成强大的威慑力。 在解决孙殿英的过程中，蒋介石没有费一枪一弹，就把这个心腹之患除掉了。他略施小计，获得一石三鸟之奇效，在与地方军阀斗法中一次胜利了。然而，在蒋介石与何应钦们弹冠相庆时，不知是否想到此计的负面后果。此计也太损了！这里可以套用这位正人君子的精典话语回敬他：权术使他过狗一样的生活，道德何在、友谊何在？了解其内幕后，一些人对他的崇敬之情就会荡然无存。从这个角度讲，蒋介石所失去的远远超过所得到的了。 当然，孙殿英军阀势力的毁灭，是罪有应得。

术篇第69节 借助“偏师”，不惜重金（1）

军事上，把借用力量或者配合主力部队作战的部队称做“偏师”。“偏师”不可小视，往往是奇兵，出奇制胜。张学良的东北军，就是蒋介石借用的“偏师”。这支“偏师”在蒋冯阎中原大战中，发挥了决定性的作用。 事例： 如前所述，１９３０年的中原大战，是中国现代史上规模空前的一次军阀混战。战争以蒋介石的“中央军”为一方，北方的冯玉祥、阎锡山为另一方，从军事力量对比看，蒋介石的兵力只有４０万人，而冯阎的部队加在一起，有７０万之众，蒋明显地处于劣势。在两军对峙，蒋处不利的形势下，他要借用一支军事力量，使两军力量对比发生变化。这支力量就是东北易帜的张学良部。 当时张部有３０多万人，而且装备优良，远远胜过蒋介石的嫡系部队，更是冯阎地方军阀所不能相比的。而且，从历史恩怨来说，张作霖的东北军败退关外，一个很重要的原因，就是冯阎加入蒋介石的讨奉行列。对此历史恩怨，张少帅不会不耿耿于怀。蒋介石有可能利用这支力量作“偏师”。当时，冯阎也在极力争取张学良的支持。 阎锡山先后派一名亲信前往沈阳试探，接着又派说客张清、温寿泉等人为代表到沈阳，将冯阎所拟反蒋通电交给张学良，邀请张学良在上面签名，张学良未予以理睬。

冯玉祥也派了多名代表到沈阳游说张学良，以寻求他对冯阎反蒋联盟的支持。汪精卫则派郭泰琪与张学良见面。蒋介石派方本仁、何成浚打前站，接着，派李石曾、吴铁城、张群等政坛要员会见张学良。１９３０年７月，张学良在葫芦岛主持建港工程开工，各派势力都派人捧场，一时间，张学良身价倍增。这时的张学良也要来一个奇货可居，待价而沽了。 他对任何一方都不表态，观望一下再作决断。 对峙双方都认识到张学良的态度举足轻重，都在极力拉张入股，其手法是八仙过海，各显神通。在权术较量中，蒋介石技高一筹。 首先，未雨绸缪，早有投资；而冯阎是临时抱佛脚，且意见不统一。在中原大战爆发之前，蒋介石对东北的重要性有很深的认识。他的高级幕僚杨永泰就曾向蒋介石谏言，指出，张学良的东北军是决定性的力量，应该不惜一切代价争取。蒋介石采纳了这个建议，制订了进一步拉拢、收买张学良的策略，他定了一个原则，那就是：“要钱给钱，要官给官，要地盘给地盘，只要张拥护中央则什么都可以答应。”反观冯阎，虽然都认识到张的态度的重要性，但晚了蒋介石一步。

而且在对张的看法上，冯玉祥、阎锡山意见有很大分歧，冯玉祥甚至看不起张学良，认为他只是“胡匪的儿子”，只要以后在北京政府中给他几个部长位置就行了。冯阎在对付弱军的态度和看法上不一致，他们反映又迟缓，蒋介石抢先一步，掌握了争取张的主动权。 其次，双方所派的人物量级相差甚至，而且认真程度大不相同。蒋介石在派代表与张学良接触，是一些政坛老手，位高权重，在政坛颇有知名度。吴铁城、张群都是“中央大员”，“国民党元老”，即使何成浚、方本仁虽然是打前战的，蒋介石在人选上也作了周密的考虑。他们俩人跟东北军有很深的渊源，与张学良沟通起来，没有什么隔阂。而冯玉祥、阎锡山所派人员只不过是具体办事之人，对东北军内部派系、人际关系不熟悉，不知道从何处入手，说的一些话，要么是一些大话、空话、套话，隔靴搔痒；要么，细起来，如数流水账，让人听起来心烦。这不能不使张学良对冯阎的诚意有所怀疑。冯阎是政出两门，冯的门徒与阎的门徒许愿不一致，更是让对方犯嘀咕；反观蒋介石的所派要员口径一致，始终如一，破绽不多，这样，张学良的信任投向蒋介石了。 第三，蒋介石拉拢张学良是锲而不舍；而冯阎则做功不够。

可以这样说，蒋介石拉拢张学良是紧盯不放。张走到哪里，蒋介石的说客就跟到那里，张学良３０岁生日那天，蒋介石派李石曾这样的国民党元老为其祝寿。张学良到北戴河，张群也到北戴河，张到沈阳，这帮人跟到沈阳。蒋介石摆出一副非说服张学良绝不罢休的姿态来，张学良看到如此行为，有些心烦，可细想，人家是看得起“少帅”。相比之下，冯阎的代表懒赖散散，缺乏耐心和毅力。蒋介石还用钱打通张身边人的关键。吴铁城与张的部下打牌，几个月下来，输给东北军的牌钱有十几万，这样，在张学良那里敲边鼓的倒不少。

术篇第70节 借助“偏师”，不惜重金（2）

第四，蒋介石舍得下大本钱，且是一些干货；反观冯閰小手小脚，且是空头支票。蒋介石早就给张学良许过愿，只要张学良通电拥护蒋介石的中央政府，则张提出的任何条件都可以答应。蒋介石首先委任张学良为全国海陆空副总司令，在军内职务仅次于蒋某人。７月，又派人携带国民政府的几份委任状，任命于学忠为北平、天津卫戍区司令，王树常为河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