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13节

安排人，将通往豪华花园的路堵死。并把新的墙皮铲去，保持很普通的样子，争取在蒋介石面前留下简朴形象。为了创造气氛，阎锡山还密令村长在街道边挂上标语，写上“热烈欢迎蒋委员长”。 蒋介石来到河边村，在村边转了一下，直接来到阎府。

阎的父亲已经不能站立，但为了表示对蒋介石的尊重，阎锡山硬是让人将瘫痪在床上的父亲抬到大门口，以迎接蒋介石一行。蒋对其毕恭毕敬地向阎父行了三个鞠躬礼。阎父强行站立，双手一股劲地作揖。 评析： 从理论层面分析蒋介石人际交往中的“面子”术，有一定的合理性。一位社会学家从社会心理学的角度，对人生目标追求进行了研究，将纷繁复杂的目标追求归纳为三个层次，即：生存、刺激、“面子”，而“面子”处在人生追求的最高层次。此说虽然有些偏激，但也不无道理。就拿中国人来说，最讲究“面子”。“士可杀不可辱”的千古绝唱，陶渊明老先生“不为五斗米折腰”的美妙传说，则是这种心态的写照。在政界给人以“面子”，尤其是对曾经是敌手的人，以礼相待，可以得人心，至少可以缓和矛盾。从实践角度评价蒋介石的山西之行，他的“面子”功夫比较老道。首先，有明确的目的性，主要是为了拉拢阎锡山，在华北作为一个依靠。其次，他的高明之外就在于，投其所好，觉得单纯地给银子、给军火，不一定能达到目的，所以上演了这样一场大戏。第三，假戏真做，态度显示“诚恳”，尤其是专程到阎锡山的老家看望病重的父亲，效果最好。他的这一着的确成功了。

蒋虽然是在演戏，但做得逼真，放下架子，给足面子，而且把握尺度，不失大雅。

术篇第50节 小恩小惠，笼络人心

小恩小惠，说的是人们的施舍不大方，小家子气，难成大器。在官场则运用权术，大方和小气都可能得到回报，也可能都会颗粒无收。这里面的关键，看是否对路。一般来说，权术高手能因人因事而宜，看人打发。蒋介石善于施行此道。 事例： 蒋介石为了收买人心，常常以小恩小惠进行公关，对于比较贪财、恋权的，为了借助“偏师”，要钱给钱，要官给官，要地方给地盘，显得十分大方；而对于自恃清高者，则不然了，虽然你给她馈赠，但他会觉得比较小气。采取何种方法，孰重孰轻，看人做菜，投其所好。在这方面罗列一二。 一是感情投资。对于那些元老级别的人物，最怕的是后来者的冷落。蒋介石深明此理。表面上他对元老派毕恭毕敬，使他们从内心感到蒋介石是注重情义之人，从而死心塌地为维护蒋介石统治地位献策出力。 赵戴文是山西地方政坛的元老，比阎锡山年长，阎锡山可以说对赵戴文是言听计从，以师礼相待。不但阎锡山如此，当时晋军中的很多将领与赵秉文都能扯上师生关系。鉴于赵的特殊身份，蒋介石对赵尊重有加。第二次北伐胜利后，阎锡山委派赵到南京任监察院长，实际上是他的耳目，蒋介石以高姿态欢迎赵到南京任职，为了拉拢赵可以是说绞尽脑汁。

对赵戴文给予高规格的礼遇，凡是开会总是让他坐到前排，与另外一个国民党元老吴雅晖同坐，吴是蒋介石以老师相称的人物，将赵与吴并列相坐，自然也是对赵戴文表示以师礼相待。每当开会的时候，蒋介石总是要问一句，这个问题不知道赵老如何看？在上下台的时候，蒋介石怕赵戴文摔倒，还要亲自搀扶，直到赵到了平地才放手。蒋介石的尊重对其他人来说，也是一种表率，南京官场上上下下，无不对赵恭敬。对于蒋介石的“尊重”赵是十分清楚的，但人心都是肉长的，以“蒋委员长”之尊，对自己如此的关照，不感动那才怪哩！事实也的确如此，赵戴文渐渐改变了对蒋的看法。 中原大战前夕，蒋介石为了劝说阎锡山不要与冯玉祥合作，先后委派了两名大员前往太原去劝说，但都无功而返。蒋介石决定劳赵的驾，到山西去做工作。 蒋介石对赵如此器重，他也要知恩图报，立即前往太原。赵秉文与阎锡山一见面，便指责道：“听说你想造反，有这事吗？”阎锡山忙说：“你回来得正好，我们好好商量一下。”赵立即说道：“没有什么好商量的，委员长率军北伐已经成功，统一了中国，威信已经建立。他是政府，你们是他的下属，你要领头打他，这不是造反吗？”

此时，正好阎锡山的两个谋士贾景德和薛笃弼来找阎议事，赵拿着拐杖气势汹汹地对这两人说：“听说就是你们怂恿总司令造反，以后你们再这样说，我就用拐杖打你们的头。”他接着说：“委员长正在治理国家大事，全国人民都很厌战，希望过太平日子，你这样做，不怕天下苍生骂你吗？”听了赵的一番话，阎锡山开始犹豫起来，最后虽然还是反蒋，但已经推迟了日子，为蒋介石的调兵遣将留出了时间。 二是金钱收买。对于地方实力派，蒋介石注意金钱收买。蒋桂战争爆发后冯玉祥命令韩复榘趁火打劫，但蒋介石很快获胜，只好罢休。蒋介石获得胜利后，知道了韩的意图，但装作不知，电召韩到武汉与他见面。韩到武汉之后，蒋显得非常热情，使韩不安的心平静下来。 蒋介石专门宴请韩复榘夫妇，让宋美龄作陪。由于韩的夫人是唱戏的出身，在官场受人鄙视。蒋介石如此以上宾相待，使韩十分感动。临走时，蒋介石还说，你们在北伐中劳苦功高，特地送你１０万元现金，慰劳一下弟兄们。中原大战结束后，韩复榘率１０万人马投靠蒋介石。 三是虚虚实实，文雅为重。张治中是蒋介石的重要幕僚，也是国民党中操守比较好的一个人。

蒋介石知道他既不爱财，对地位也没有特殊的要求，为了让张忠于自己，蒋介石十分注意度。 张治中的生日除了家中人知道外，其他人都不知道，也就没有人送礼祝贺了。当张治中４０岁生日的那一天，他自己都忘记了，而蒋介石却委派他的侍卫官送来祝贺生日的一封亲笔信，内队条幅，是蒋介石亲自手书的“自强不息”四个大字，另外附６０００元支票一张，作为贺礼。张治中收到信件，自然非常感动。后来他坦陈自己与蒋介石的关系时说：“对那独夫异样忠诚。” 四是照相留存，笼络朋党。蒋介石是靠黄埔军校起家的，深知维系校长与学生之间的关系的重要，同时，还要保持校长的尊严。若送钱物，显得关系有失身份。他采取了既能让他与学生的纽带连接更紧，又不失身份，他经常与他们在会面时合影，赠送照片这种方式，给人“面子”，显示亲疏。这种习惯后来一直保持下来，即使成了最高统治者，也还是要这样做。比如，在抗日战争时期，蒋介石成立了中央训练团。每期结业，他都要接见受训人员，与大家合影，每人赠送一张蒋亲笔题字的照片。可别小看这张小小的照片，对于受此殊荣者来说，是政治资本，对于蒋介石来说，是维系嫡系的信物，或者说是“虎符”。

评析： 小恩小惠，被作贬义词用，意指小气。蒋介石在政坛以“小恩小惠”拉拢、收买人心，是一种公关术，其中虽有“诈”的成分，但运用得比较圆熟得体，一是区别对待，投其所好，不同的对象，不同的需求，给不同的礼物，既节约资源，又能达到他的目的。二是重在“情”字，礼物虽然不大，寓意深刻，态度显得真切，“感情”投资易与受礼者产生“情感”共鸣。三是虚虚实实，比较文雅，双方都觉得体面，得到“面子”。 蒋介石惯施小恩小惠，收到了一定效果。但他完全是以此笼络人心，为其培植死党对自己的忠心，巩固自己的独裁统治服务的。其从本质上作为反动政权的代表，勾心斗角、尔谑我诈是他的内部壮举争的更常用权谋。因而最后落得失败、众叛亲离，是其必然结局。

术篇第51节 武夫治国（1）

对最高当权者而言，国事万千，日理万机，但未必要事必躬亲。想成功者最主要的是做两件大事，一是出主意，二是用干部。蒋介石当权时在用人的问题上颇下工夫，煞费苦心，有一套独特的驭权用人术，其用人原则是，以我划线，跟我者用；保持距离，亲而防近；用人必疑，疏而不远；提防尾大，以“专”制权，等等。他正是依靠这一套驭权用人术，使其网罗的文臣武将们为蒋家王朝卖命。 武夫治国，离不开文臣辅佐 常言道马背上打天下，但不能马背上治天下，武夫治国，需要文人张胆。蒋介石深明此理。他深知，凭着枪杆子打下天下，但不能仅仅靠枪杆子巩固天下、治理天下。 事例： 蒋介石在夺取最高权位的过程中，就极力网络有作为的知识分子，建立起由自己掌握的国家政权。成为最高统治者后，他在提拔重用黄埔军校门生的同时，注意选用一批有才华的知识分子，这在一定程度上提高了蒋介石治国的能力。 蒋介石重用的知识分子不少，若加以归类，大体上有这样几种： 一是高级幕僚。这批人员专门为蒋介石写文告，处理日常事务，负责信息的整理和传达等，当然也包括出谋划策。在这一人群中，要数陈布雷、徐道邻等人最具有代表性。

陈布雷，原名训恩，字彦及，浙江慈溪人，１８９０年生于一个茶商人家。他早年想通过获取功名的途径走仕途之道，因其天资聪慧，熟读经书史籍，学习新学，乡试有名。一个偶然的机会使他步入报业。 １９１１年，他毕业于浙江高等学堂，同年途经上海，寄居在《天铎报》。当时因在《天铎报》任职的戴季陶结婚请假，请他代理。因展现出舞文弄墨的才华，所以被报社正式聘用为撰述记者。此时辛亥革命爆发，上海各报因惧怕清廷，多称起义军为“逆军”，但《天铎报》倾向起义军，以“革命军”相称。陈受命撰写社论，连日奋笔撰书，以“布雷”署名，鼓吹反清革命，张扬革命正气。“布雷”二字原是高等学堂的同学给他起的外号，因那时他面颊圆满，大家戏称他为“面包孩儿”，由英文的面包一词Ｂｒｅａｄ音译而成，而他的原名却日渐被人淡忘。他在报社奉职，曾向当时主掌《民立报》的著名革命党人宋教仁请教，自此两人有密切的交往。在《天铎报》工作的时间虽然不长，但这对陈布雷职业选择和基本政治倾向产生了重要的影响。 １９１２年南京临时政府成立后，孙中山发表第五篇《告友邦人士书》，初稿是英文，外交总长王宠惠自南京带到上海，苦于无人翻译，难以见报。

陈布雷看了这一文稿后，一挥而就。同年他回到自己的家乡在一个中学任教。回到慈溪正好赶上同盟会支部成立，他就加入了同盟会。１９２１年重返报界，在《商报》任职，撰文抨击北洋军阀，有人劝他不要过于激烈，以免招惹麻烦。他却回答道：“主笔不吃官司，不是好主笔”，文胆之气可见一斑。孙中山对《商报》给予很高的评价，虽有几家报纸都属党员办报，“可是为党宣传最得力的成绩，远不及“商报”，“商报”只是几个同志在那里苦撑，可称为忠实的党报”。 １９２６年，在“商报”休刊期间，他与潘公展一起前往南昌，目的是拜见蒋介石。他的此行，除政治选择因素外，还有受到蒋介石招揽名士的举动所感染。早在１９２６年春，在广州的邵力子，奉国民党中央之命前往上海，邀请上海报界名流聚会，阐明革命局势，期望报界为北伐造舆论。蒋介石特意委托邵力子将自己亲笔签名的照片转赠陈布雷，以示对陈的青睐。陈以记者的身份，前往江西南昌与蒋介石见面。二人见面如故，蒋介石每三四天必邀陈布雷晤谈，谈北伐，论人心，议政纲政策，颇有点“隆中对”的味道。 蒋介石对陈之所以如此热情，是因为他急切需要一位既有文才又比较温和谦恭的人做他的高级幕僚。

他虽然留心物色，苦于乏人。后来他对陈布雷有所耳闻，颇有好感，此次，陈布雷来到南昌见面交谈，认为陈担当此任最为合适，于是，极力挽留，并与陈果夫共同介绍陈布雷加入国民党。此时，陈虽然还是客人，蒋介石便已开始借用文胆了，他常常要陈布雷代他写文章，蒋介石《告黄埔同学书》，就出自于陈布雷的手笔。此文发表后引起极大的反响。但陈布雷无意做官，只愿意从旁边帮忙，他以回报社复命为由，离开南昌。 １９２８年１月，蒋介石邀请陈布雷返回南京，并有意让陈出任总部秘书长，但被拒绝。后来，蒋介石提出让陈自己选择职务，陈对蒋说：“余之初愿以新闻事业为终身职业，若不可得，愿为公之私人秘书，位不必高，禄不必厚，但求能有点滴为公之助，然机关要职，则非所盼也。”此后，陈虽然还是干了一段时间的记者，鉴于蒋介石苦苦要求，他还是被网罗到蒋介石的门下，始出任教育部次长，１９３２年３月，担任南昌行营设计委员会主任，正式成为蒋的幕僚，这一行当一起干到他离开人间。 他是个书呆子，为人也比较正直，也许蒋介石看中的就是这一点，所以只让其负责秘书工作，不让其担任实质性领导职务。

用其所长，避其所短，应其所愿，这正是蒋介石用人的娴熟之处，当然也包含着诡秘狡诈的一面。这期间，陈布雷为蒋介石起草了一系列重要文件。如《敌乎？友乎――中日关系的检讨》一文写出来后，为避免留下骂名，陈建议不要以蒋的名义发表，这自然将自己洗脱干净了，因为一旦署上蒋介石的名字，明眼人一看就知道此文到底是谁写的。这篇文章最后以徐道邻名义发表。

术篇第52节 武夫治国（2）

抗日战争全面爆发后，陈布雷替蒋介石写了《告全国同胞书――庐山谈话》，内有“如果战端一开，那就地无分南北，人无分老幼，无论何人皆有守土抗战之责任”的文字，表达了中国人反抗日本侵略的决心，在全国引起轰动。 陈布雷为人谨慎，也非常熟悉为臣之道，对蒋介石或同僚总是恭敬有加，讲话文雅，无“天子伴臣”那股子盛气凌人的傲气。并且，他不在圈中搞圈，常自称自己无党、无派、无系、无权、无势。他既无多大的权欲，又没有多大的财欲，与国民党内一些人贪得无厌、私欲难填，形成鲜明对比，在国民党内是为数不多的“清官”，蒋介石称其为古今一“完人”。但就是这样一个“完人”，无法支撑住将倾的大厦，悲愤交加。在国民党统治被人民革命推翻的前夕，服安眠药自杀。陈布雷追随蒋２０余年始终不二，以“扶助明君安邦治国”自励。他为国民党统治的日益艰危和种种腐败状态忧伤不已，只好仰天长叹，一死了之，成了蒋家王朝的殉葬品，这不仅仅是一个人的悲剧，而更大程度上反映了一个时代不觉悟的中国知识分子的悲剧。 二是专门人才。国民党统治稳定下来之后，也开始了国家“建设”。

但蒋介石手下大都是随追他在马背上打天下的人，要他们中的一些人下马，弃武从文，不仅大多数人没有这两刷子，即使有，他们也不愿放下枪杆拿笔杆，因为那时的中国，主要还是靠枪杆子说话，有枪即等于有权有势。当然，他们的确没有这样的条件，行伍出身的军人，在经济建设、外交、文化等等领域都是外行。为了弥补专门人才的不足，也为了装点门面，蒋介石选择了一批在学术上有造诣、科技上有贡献的人担任政府官职，这批人被戏称为“学者从政”。 １９３５年，蒋介石迫于日本侵略压力，逐渐改变了在退让妥协中求生存政策，外交上有了一些变化，在政治上注意广泛地吸收人才。这年１０月，蒋介石邀请翁文灏担任行政院秘书长，清华大学教授蒋廷黻、南开大学经济研究所所长何廉等人同时被邀请到国民政府任职，一时间不少学界知名人士步入政界。 在这批学者中，突出的是翁文灏，翁是浙江人，１９１２年，在比利时获得理学博士，成为我国地质学领域第一个博士学位获得者。当时比利时一家报纸报道：“最好的成绩被一个矮小的黄种人夺去了！” 翁文灏回国后，进入地质研究所，经过长期实地考察，颇有成就。“九•一八”

事变后，蒋介石指示当时的教育部常务次长钱昌照为他推荐一批人才。几天后，钱昌照给了他一份名单，其中就有翁文灏。 第二年夏天，翁文灏到庐山与蒋介石见面，指出：政府有天然保护整个领土的任务，日本帝国主义从东北到华北，亦必由华北进取长江，社会人心，都怕政府苟安一隅，不肯负责任，因此愈感恐慌。这是当前存亡所面临的问题，如果政府负起这个艰巨责任，必能取得全国拥护，增加新的力量。而且有了这种重大任务，那么经济建设等具体工作，得有确定目标，也可容易集中推动。至于政府任职，我并无专长，惟历年调查矿产，于主要富源，尚知梗概。蒋介石认真地听翁的进言，并赞同他的观点，当时就要翁入阁，但翁表示不愿意以学者身份协助政府工作。蒋介石用人，对于那些表示不愿意当官的越是重视。翁文灏越是推辞不愿意为官，蒋介石就越是要把官给他做。１９３５年１０月，翁担任行政院秘书长，１９４７年被蒋介石推荐其出任行政院长，在蒋介石的专家内阁中，翁文灏的职位最高。在蒋家王朝垮台前夕，他并没有追随蒋介石退台，而是走上了迎接新中国的光明道路。共产党既往不咎，对他是尊敬、重视的，他从反动营垒转向为新中国建设服务，英雄真正有了用武之地。

三是帮闲文人。蒋介石还把一些有社会声望的文人，收罗到自己名下，这些人没有具体的职务，他们以国民参政会成员或各种委员会委员的名义参政议事。他们多半被用来装饰门面，有时候还利用他们攻击政敌，尤其是攻击、谩骂共产党。叶青就是这类人物，许多反共文章出自于他的手，抗战时期，在蒋介石掀起第一次反共高潮时，他是撰写文章鼓吹“一个主义、一个政党、一个领袖”、攻击共产党的急先锋。 评析： 打天下少不了知识分子，坐天下更是需要知识分子鼎力相助。蒋介石深明此理，且在这方面花了不小的功夫。首先是广罗人才。既有通才，又有专才。二是唯才是举，用其所长。比如陈布雷专长舞文弄墨，且比较温和谦让，安排他做私人秘书最合适不过了；翁文灏有技术专长，把这样的人才引进到政坛安排为高官，可以一举多得。三是以“诚”相待。“士”者最讲究的是“面子”，蒋介石善于笼络人心，所以一时也赢得一些知识分子对他的感恩孝忠，被他所用的高级知识分子中有的确有“士为知己者死”的劲头。 但蒋介石独裁政权的反动本质决定他的用人的局限性。陈布雷之死，翁文灏之离去，在其腐朽，没落的政权下，再会用人的当权者，也只能落得“树倒蜈猢狲”的下场。

术篇第53节 道不同才高亦弃之

以我划线，道不同才高也要弃之 蒋介石举贤用才有一个基本准则，那就是以我为中心，与我同心同德且有才者重用，与我同道不同心者，一般也能任用，而有才，而与自己不同道，不怎么用，更不用说重用了。 事例： 在民国政党史上，人们一般认为中国青年党充当了蒋介石国民党政府的帮凶，是为蒋介石摇旗呐喊的走卒。其实，蒋介石以自己的独裁利益为尺度，在处理与中国青年党的关系中，践行着一条原则，这就是道同则谋，道不同则不相与谋。 中国青年党创建于１９２３年１２月。曾琦在法国巴黎成立这个党确定的方针是反共反俄。在这个党创立之初，就积极向国民党靠拢。１９２４年初，国民党在广州召开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决定了联俄联共扶助农工的三大政策，青年党开始走上了反对国民党的道。１９２７年蒋介石发动“四•一二”政变，进行“清党”，曾琦几次受到国民党军警特务的逮捕。 在“九•一八”事变后，蒋介石实行“攘外必先安内”的方针，无视民意，对日妥协退让，积极“围剿”共产党领导的革命武装，由于利益目标相近，青年党与蒋介石有着某些联系。

西安事变后，迫于全国抗日热潮的压力，也为了其国民党自身的利益，蒋介石决定联共抗日，经过长期谈判，最终达成第二次国共合作，共产党实际上成为一个合法的政党，这与青年党利害攸关。于是，青年党负责人曾琦、左舜生等人商量后，由曾琦前往庐山，拜见在那时的蒋介石。曾琦向蒋介石献计献策，要求蒋介石“假抗日，真防共”，也就是“主动的抗日，确保军政领导；加强防共，维持后方秩序”。蒋介石与曾琦两次会见，第一次会见时，听了曾的建议后表示：“很好，待细加研究了再谈。”在研究了曾琦的建议后，再次约见他交谈了很久。在此之后，蒋介石与青年党的负责人之一的左舜生签订了三党（加上国社党）联合“抗日”的换文。 １９４０年，投靠日本的汪精卫在南京成立伪政权，汪极力拉拢青年党成员，并以“官职”引诱少数青年党人参加其“部”内工作。为了发展青年党的势力，曾琦从重庆秘密绕道广东经香港、上海到南京拜见汪精卫，并在上海设立青年党办事处，亲自领导上海、南京部分青年党徒进行汉奸活动。日本投降后，青年党党员刘东岩受李璜、左舜生的派遣，到上海拉曾琦回四川，继续领导青年党的活动。

其实，蒋介石早就知道曾琦已参加了汪伪政权，在上海、南京从事汉奸活动，但是，为